殖民統治的「重奠基」須知 十三之五 ──理番政策〈由樺山總督至兒玉總督〉| 郭譽孚

本書開篇以來,我們還沒有關切到原民的部分;這是由於日人來台之後的政策,原先就偏重在對於我島最多數的居民的鎮壓和宰制上;那一方面的鎮壓和宰制一旦開始論述,沒有到達一個適當的段落,難以停止的緣故──如今,我們對於漢族的處境已概要地描述到一個段落,現也要來關心原本似乎不太受到侵略者「關切」的──即指「殺戮與攘逐」──他們稍後在歷史中,是受到統治者怎樣的「關切」?以下,就是殖民者最初的形象與其在時局中的發展。

  • 樺山總督的訓示

我們前面提到樺山總督是一位「台灣通」,那是他在牡丹社事件前曾經來台做情報偵察;而由他當時曾親自冒險進入蕃地,並與蕃人交際,其實,他也可說是當時的「蕃地通」。他在1895年8月25日發出了關於理番政策的第一號「關於接待生番的訓示」,其中顯示他無知於原民的馘首信仰,或也為醜詆我漢族先民而強調「生蕃……一令其心懷惡感,則日後無法挽回,觀夫二百年來,敵視支那人而敢為反抗,可謂確切之例證;果欲開拓本島,必須先令生蕃馴服,……倘使生蕃視日本人如同支那人,則本島拓殖大業,勢必大受阻礙,故本總督欲以綏撫為主。」[1],因而,日本學者皆稱此期理番政策為所謂「綏撫政策」。

在該訓示中,讓我們很容易地發現樺山理番政策起始的特殊之處──很早,他們就注意到應該如何分化他們在我島上的對手了[2]

關於往後的理番政策,由於總督府的決策還一直以壓制漢族為主,因而沒有餘力對付原民;我們可以把其作為依時序先後而分為三期,即由桂到乃木的撫墾署制、攘逐殺戮後的剿撫與圍堵時期,來分別認知。

  • 桂總督到乃木總督,撫墾署的綏撫政策

簡言之,就是把原民居住的地區劃為特別行政區;與漢人的普通行政區分開;由撫墾署來治理蕃民蕃地。外表看來,主要沿襲清代撫墾局體制──該局中,總辦一名,委員一名,幕友在總局四名,屬二名;司事四名;通事二至十餘名;另有防遏蕃害、保護墾民的局勇四至八名與醫生與其他雜員之設置[3]

此時,總督府的撫墾署內分置主事八人,為各撫墾署之長;技手22人,受署長指揮,經理署務;通譯生11人。與前清頗有對應[4]

其實,兩者間的差異頗大,除了清時的局勇、醫生與那些雜員,此時該署都未設置外,該署的職能較前清的局,卻更擴大包含了前清樟腦腦務局的監管職能;也由於樟腦貿易在當年的重要性[5],因而,才會出現總督曾提議每署設巡查20名,但因經費不足,未獲允許的情況──原來前清末期腦務為私營,腦務局僅負責海關收稅之類;此時,腦務轉為公營,由該署負責,故管理與取締的人力需要比前清局勇大大地增加了。這是兩者明白的差異。

但深入的對比,殖民者的撫墾署下,沒有設醫生,自稱各署員可兼任簡單醫療,以省經費;其實可反映了殖民當局雖曾提出「以赤誠守信義,撫育無誤法,史歸順番民服從,絕非難事也」[6]與所謂的「不論中國民族或番民,同被日本文化,極力多數移住我內地良民,使其彼此相接近,漸次移風易俗為上策。」[7]之說,但以其神裔自大的民族性言,其確實具有根本「不把我原民當人看」的強烈歧視觀點,自然無為我原民設醫生之必要。因而,過去學者雖說「樺山總督對清代的撫墾局有相當良好的評價」[8],可能應該也要提及兩制間存在著這類歧異,才能幫助我們深刻理解這段史實吧。

樺山總督時,開啟此制度,所謂「綏撫」,其實只是避免原漢聯合;後桂總督短暫在位,難有變動;至乃木總督就任後,如我們前面所見,他雖受命要「一視同仁」,但仍繼續進行殺戮;義軍不敵,多有逃入內山者;據稱由於擔心「原漢聯合反抗」,因此更強化了上述「撫育授產」的綏撫政策。所以,該制度少有改動。

然而,這樣的所謂「撫育」,並不能阻止「番害」的發生;所謂「番害」,可以1896年12月,乃木總督時,發生在花蓮新城的「新城事件」為例[9];由於日軍不僅破壞原民芋田,並且先後兩次姦淫當地番婦,引起太魯閣番突襲守備隊新城分遣隊監視哨,共殺死官兵13人;當局不僅不自省認錯,直接於1897年1月10日起接連發動現代化軍隊、軍艦「葛城」,及動員南勢阿美壯丁征討,但因太魯閣人頑強抵抗,且瘧疾流行,只能在5月停止撤軍。該次征討失敗。據日人稱,太魯閣番的反抗與漢人通事李阿隆的指使密切相關,正可說是他們所歸罪的「漢番聯合反抗」的一種形式[10]

1897年,全年各地都有番害;當局曾經討伐新竹大坪、上坪、內灣等地;次年初,則發生討伐太魯閣的情況。

根據日人官方紀錄,由於總督府全力對漢族鎮壓,因而,在理番問題上,甚至於採取儘量迴避與番人交涉的方針;以至於在1897年1月,總督甚至曾下令,「欲行起訴番人之犯罪案件時,檢察官長應先請示台灣總督」[11],也因此所謂「政策」,實僅有若干設施;如前述的「官設隘勇」即是,另外,則「探勘番地」[12]與資料蒐集的「調查研究」以及番人的簡易教育,如禮儀、沐浴而已[13]

那是總督府內殖產部與內務部的衝突;前者重視樟腦業的採收,倘若無法與原民妥協,將威脅我島對外貿易,影響財稅收入;後者則由於番害嚴重,影響地方治安;希望採取強烈的鎮壓手段而一勞永逸;但更重要的是當時島內還有從事樟腦業的外商,他們的生命財產必須保護──再發生引起國際問題、國會關注的雲林事件〈即,雲林大屠殺〉是他們真正擔心的。

正是因此,儘管前述1897年5月,總督府發布「地方官官制」,總督已把民政局權力收回[14],撫墾署不再直屬於民政局,而降級隸屬於各縣廳,被學界認為就是當時理番政策由綏撫轉向積極管理的發展,但是乃木在1897年12月還以總督內訓,強調了在理番政策上不變,仍採取綏撫政策[15]

  • 攘逐殺戮漢族後,兒玉的「威撫兼用」

上述情況,到1898年6月,兒玉總督就任後,才大改變[16]。就在該月,兒玉總督在殖產會議上預告了往後不再「綏撫」的新方針──

「平地各種事業,今已漸告就緒,需移步武進行番界之拓殖工作,而棲息番界之番,人頑蠢難馭,野性等於禽獸,若饗之以酒食,加以撫慰誘導,則長年之間,當見其相當進化,然而現下急需經營以新領土,絕不許以如此遲緩之手段,正宜致力掃除前途之障礙。」[17]

那是他一面積極施壓反抗的漢族義軍,並推出招降政策,一面利用前清樟腦業者擁有對抗番害的自衛武裝,即隘勇制度;我們由,1900年,總督府追加預算,增加了防番費24,000多元;同時,秘密訓令開始在台北縣與台中縣設立官辦隘勇,注重素質[18];顯然,對於隘勇在「防番」與「防止漢番聯合」上的成績,可以接受;尤其,此後,官辦隘勇的情況日增,可見當局應該是頗為滿意的。這顯示了綏撫的政策逐漸的改變──但仍努力維持番人與日警少交涉的原則。

同時,他逐漸展開了一連串剿番的殺戮行動;例如,1898年八月就討伐了新竹方面泰雅族;1900年八月,討伐了大嵙崁的泰雅族;1902年,討伐新竹南庄的賽夏族、苗栗的馬那邦社、恆春的排灣族;1903年,討伐了阿猴的拉巴爾番;1905年,討伐了台中的南勢番……當時的情況,日本官書自述稱,「由於當時的討伐效果少,因而番害自然多。」[19],顯然其效果是不滿意的。

此一理番政策的變化也顯示在其該年新頒的「地方官官制」的改變上,原本的撫墾署與警察署完全被廢除;只在縣廳之下的辦務署中設置負責「番人番地」的第三課,全由警察負責其業務[20]

是在上述兒玉的指示下,1902年,乃有了總督府參事官持地六三郎那著名的、強調「在日本帝國主權的眼中,只見番地而不見番人。番地問題,必須從經濟上的觀點好好地解決」[21]的關於番政問題的意見書,與1903年那簡明的三條「理番政策大綱」之提出;從此這種與前清絕不相同的「不把番人當人」的觀點,成為當局理番政策的主軸。

因此,1902年,出現了對於番界警察的任用特例,即免除其考試──把原民「不當人」,則其行為自不受法律的規範;例如,對番人不是用普通刑法,其處置僅重視有效的威壓;當然,其最有效的威壓物是近代化武器,例如,山砲、臼砲等,就在1903年開始設置於樞要番地;1904年,則在各要地埋下地雷;另在番害最嚴重的地方設置了高壓電的鐵絲網。至1905年,則開始在各地普遍地使用這些近代威懾科技[22]

日本學者在此時強調「威撫兼用」,因為持地提出的理番政策大綱中,把番地分為南、北兩區,對北番主剿,對南番主撫;好像真的只是區別對待,既忽略了那是一種分化;也忽略了他們共同地不被統治者視為人類的待遇。因而,往後沒幾年才會在當時被當局視為模範番社的新竹上大坪地方竟發生了日據五十年期間抗日殺戮日人次多的「北埔事件」──要到二次大戰需要原民們成為砲灰時,才取得了日本人的戶籍,即得到了日本人的身分,而能成為日本兵源〈詳後〉。

這也就是後來被日本學者尊為「番界調查第一人」,最後竟死於非命的森丑之助,所批判的──「從第一代到第三代總督,皆設置撫墾署致力撫番,到了兒玉、後藤搭檔的時代……過去對待蕃人的設施幾乎消失殆盡,將優秀人才,林學士、農學士等轉調他地,改由警察出身的無經驗者前往就任,番人問題因而叢生。」[23]之開始。

  • 日俄戰爭時期的圍堵政策

 在前述的「不把番人當人」的政策下,征伐原民的軍事行動,收效不佳;而東京當局對於維持台灣統治的花費,深感沉重;巨大財政壓力下,總督府可開發的資源,除了加強剝削平地的地租外,最主要的財源就是各種專賣,其中以樟腦專賣的利益最高;但維持樟腦產量必須逐漸深入番地;這時平地統治已漸安定,1903年起,殖民當局透過警察本署連續三年舉辦三次全台與番務有關者統一意見的「番務會議」,該會中不僅完成了前述以近代科技防番的隘勇線,並以該隘勇線的推進與連結來封鎖與鎮壓我原民的設計,並且,對於警察在番務上的使命,確認其概要如下──

「防番以外,更應負起積極推動殖產事業……隘勇線的推進,…。從最有利益的地方開始著手,至於山腳村庄地區的安全則有保甲人民自行負責;…採取『撲滅之策』,凡是妨害事業的發展者,格殺勿論,至於撫育政策因為緩不濟急,不得再行採用。」[24]

這種使用隘勇線的推進來代替軍警發動的武力攻擊,其戰力自然不及軍方行動;但是警方掌握的隘勇線通常比軍方對於兇番有更多的理解,更能以孤立的方式,其決然的「格殺勿論」,因縮小打擊面,僅對於出草殺人的兇番嚴懲,對於其他番社則施以交易與授產給予方便而進行懷柔的安撫,這樣以分化的方式瓦解敵番、殺戮敵番的作為,在日本傳統文化中,與我們前面論及的大和武尊透過交友殺敵故事的犯行頗為近似,不另贅述。

不過,可以顯示本其統治方針的,除了隘勇線的推進,鎮壓與封鎖了我原民的生存空間外,在1903年,發生在中部山區,日本官方紀錄中的所謂「南北番大鬥爭」[25],是一個可以充分顯示當局理番政策簡直已是無所不用其極的一個重大的例子。

那是日方利用南番布農族的干卓番,向北番霧社番提出願意埋石和解兩番往日的仇恨,要在兩番交界之處,飲酒講和;其實秘密埋伏干卓番,趁著霧社番當晚酒醉之際,進行屠殺;該屠殺計畫順利成功,一次霧社番被殺死一百多人;該事件後,南北番的互信關係完全斷絕。霧社番過去龐大的實力難以恢復──前述當局重要的「理番政策大綱」的第一條,關於將南北番分而治之的提示,才獲得確實建立;而北番的翹楚霧社番,在該年底,其頭目自動下山,向日方請求准許鐵器的供應,並表示願意充任隘勇;從此直到1930年只能成為殖民當局口中,全島的「模範番社」。


[1] 「日據下之台政」,一,省文獻會,頁256~257。根據「理番誌稿」,第一篇,頁2,當時稱呼為「支那人」,故改用之。同在此書的該頁中,民政長官水野遵也醜詆我先民稱「夫蕃民常事殺戮,以襲擊中國人為能事,實因中國官民以譎詐欺騙蕃民所致。」。

[2] 分化對手的情況,在今日,我們還可看到一些隱晦的紀錄,例如,「1895年,日本與東台灣接觸,聯合台東卑南族,阿美族、組成義勇隊,攻陷抗日民眾。」,可見於「台灣原住民與土地關係之研究─花蓮、台東部分」,委託單位,行政院原委會,研究單位:中國地理學會,1999年印製。頁100。這並不奇怪;日本神話中有須佐之男斬殺九頭大蛇的故事,是每個小孩都熟悉的故事。

[3] 此外,撫墾局還有「番婆、教讀、教耕、剃頭匠」等雜員,是此時撫墾署所無的;由於此時新制初起,功能不可能完備,因而,此部分不做比較。〈番婆是女性原民嫁出內山者,負責招待內山原民外出的食宿〉

[4]清時的「總辦」,似等於日殖下的民政局長;委員等於主事,多為營官;幕友等於技手;主事補等於司事;通譯生等於通事。更加上局、署之間一字之差,於是就有殖民者沿襲前清之說。當時總共11署,任命8名主事後,其餘3名由他職者代理;並且因蕃地的蕃人多擁有刀槍武裝,屬危險地區,故其署長大多由軍人出任;與前清的委員多為營官相近。

[5] 清代腦務局統計,每月收入的灶稅和釐金,共計五萬五千餘元;一年總計達六十六萬兩千餘元;當年由淡水港輸出的商品中,樟腦的出口額僅次於茶葉。而樟腦產於山區,番人問題處理不慎,可以引起出草;在1891年10月至1892年八月,香港市場沒有台灣樟腦的交易紀錄,據稱就是發生生番糾紛的結果。

[6] 「理番誌稿」,第一篇,頁10。

[7] 「日本據台初期重要檔案」,省文獻會,頁143。

[8] 「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藤井治津枝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頁16。

[9] 此一太魯閣番事件,在當年的地位應該十分重要,既顯示了當年日軍的軍紀不佳的實況,也聯繫到1907年太魯閣的威里社事件,到1914年,日軍動員兩萬人征伐的太魯閣戰役;對於往後總督府的理番政策應有重大的影響──採用隘勇線制度,可減少日番接觸;可惜在藤井女士不只是在上述的學術著作中,竟然全無提及;在後來簡直作為官書,藤井教授於2001年出版的「台灣原住民史政策篇」中,也未提及該重要事件。

[10] 「花蓮地區日治時期慰靈碑遺跡初探」,潘繼道著,台灣文獻第61卷第一期。file:///C:/Users/User/Desktop/401061114_%E8%8A%B1%E8%93%AE%E5%9C%B0%E5%8D%80%E6%97%A5%E6%B2%BB%E6%99%82%E6%9C%9F%E6%85%B0%E9%9D%88%E7%A2%91%E9%81%BA%E8%B7%A1%E5%88%9D%E6%8E%A2.pdf

[11] 「日據下的之台政」,一,省文獻會,頁341。

[12]例如,以測量言,由陸軍測量隊隨著各地守備隊的軍事活動而展開,在1896年二月已經完成平地部分的測量;然後,就開始著手進行番地與周遭各島的測量。番地與島嶼的測量都有探險隊的性質,其中最大規模的是1897年三月,紅頭嶼的探險隊共有103人,還邀請了美國記者大衛生;其他另有六次,都是奉派踏勘鐵路交通線的測量,是較小規模的,成員在1~20名之間;其中深堀大尉所帶領的一隊15人,由埔里經霧社,入中央山脈往花蓮港途中,全數失蹤;經查是在奇萊溪上游被太魯閣番殺害。就是一例。

[13] 日據下之台政,一,省文獻會,頁298~301。

[14] 民政局之下,原來有八部一署;即,總務、內務、殖產、財務、法務、學務、通信等八部,一署即撫墾署;與民政局對應的是軍務局。1897年,乃木的改革是縮編,民政局下僅剩外事、縣治、警保、衛生、法務、學務、殖產、通信等八課。在縮編之下,軍務局消失,改以海軍幕僚與陸軍幕僚,直接隸屬於總督。另,財務部獨立為財務局,直屬於總督,民政局長失去了財務權,其實力更是大大削弱。

[15]這應該是乃木總督晚期一面想收回民政局的大權,一面在動盪的百忙中,仍意圖大力理番的型態──他並未退縮,相反的他計畫推出前述「奠立警察政治」的前身時,做為他設計的「三段警備制」中的一環,即被視為可能利用熟番而取消撫墾署的「護鄉兵」。然而,該設計的展開並不順利,乃木就辭職了。有意者可參考「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藤井治津枝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頁55~59。

[16] 此一改變,我們前面已提及,總督府恢復民政獨大、且較水野時代更為有力的體制,其長官為民政長官,民政部轄下十六課;總督府新制中,海陸軍幕僚不能參加與軍部無關的會議;其後有一千多名官吏去職。

[17] 「日據下之台政」,一,省文獻會,頁341。在一般抄襲日人著作時,很容易忽略這個重要的指示,僅強調總督府參事官持地的說法,並說其作為受到美國的影響,個人認為總督的指示應該是參事官研擬發展的大方向,並且合於日本神裔自大,輕賤弱者生命的傳統,所以,在此提出此指示。例如,在藤井教授的名著「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中,就沒有提及。

[18] 除了重視體格與能力外,其素行也在遴選之考慮內,然後給予武裝配備;可能最重要的是要避免有抗日份子混入其中。往後,民辦的稱為隘丁,官辦的稱為隘勇。

[19] 「台灣治績志」,井出季和太著,南天影本,頁320。

[20]該辦務署由警察主導,設在平地,依實際需要再向番地或山腳地區設置辦務支署或警察官派出所。據稱如此每年可樽節20萬元經費。

[21] 「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藤井志津枝著,國立師大歷史研究所專刊,頁126。

[22]同前書,頁144~145。1906年,地雷埋設擴大到南投、斗六、蕃薯寮、台東四廳。

[23] 很遺憾的,我島學界,對於此觀點似乎完全無視;「日治台灣生活史」,大正篇,頁417。

[24] 「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藤井志津枝著,國立師大歷史研究所專刊,頁153。

[25] 同前書,頁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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