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統治的「重奠基」須知 十三之二 明治文化的基礎 | 郭譽孚

第一次世界大戰,通稱「歐戰」,它的主要戰場在歐洲;那是先進的帝國如英法美與後起的德奧土帝國之間的衝突,也就是今天所謂修昔底斯陷阱的問題;由於歐洲列強在各大洲都有殖民地,因而,在歐戰期間殖民地的宗主國之間的對抗也發展到我們東亞來。

其中,東亞唯一的強國日本,由於過去英日同盟的關係,不只是此時對德國宣戰,並且在列強交戰而無暇東來的時機中,展開了對於列強在東亞市場的蠶食──雖然其商品比不上先進國家的商品精細,但是足以取代其地位;在歐戰期間可說完全佔有了廣大的東亞市場;因而,日本的國富得到了快速膨脹的機會。

但是,儘管日俄戰爭的勝利使得日本國際地位快速提升,終究工業基礎欠穩固;歐戰結束後,列強再度東來時,日本立刻就遭遇到無情的打擊;在歐戰景氣中過度擴張的生產力,失去了市場,立刻就造成了生產過剩的慘狀。例如,前面曾提及的,藉台灣樟腦特許而發跡的鈴木商店,往後幾乎可說是「一蹶不振」就是其顯例。

在上述的情況下,我島上跟上歐戰景氣的買辦與地主階級,當然多少會分得一些甜頭,但是在宰制體制已經相當完備之後,我先民的生活水準在當局深入的敲剝壓榨下,是很少能改善的。

本研究重視殖民者本身的歷史文化對於其殖民統治的影響;現在我們試著透過四個明治文化的典範性人物,來建構我們對於那個時代的認知。

其一、錯誤的福澤大師與「隈板內閣」

如何認知當時統治者的實際,我們在此試以當年帝國的指導者的水準來考察;福澤諭吉關於我島的想像與其認知,是其一;當年他對於日本本身政黨政治的發展之認知,是其二;以下,試述之。

一、錯誤認知的福澤大師

讓我們回顧,他們當年所希望能「將台灣當地人中特別頑強不逞之多數居民逐一驅逐出去」,意圖在短期間就能夠「使台灣的人口組成能有重大的改變」[1];在其時,福澤公開衊視地視我台先民的反抗「只是交接之際,暫時的運動,只要以兵力便能壓服,毫不足介意。」[2],認為「應以此次騷動為好機會,以兵力進行無容赦之掃蕩,枯其葉,絕其根,殲滅一切醜類,土地等物盡皆沒收,舉全島為官有地。」[3],並提及「台灣一地便可容納三、五百萬的日本內地移住人口」[4];這就是當時的先進國家日本的學術大師。

此外,可能值得指出的,是他確實為明治時期進行了不少啟蒙的工作,但是在他的文明論中,何以竟然沒有論及當年西方先進文明國家所無的日本特例──前引著名人類學家所指出的「幕府對農民請願的判決……他們的英雄被宣判死刑,人們聚集到執刑現場,看著那些農民領袖被投入油鍋、砍首、或釘上木架,但群眾在這時候並不起而反抗。……他們也許會在事後為死者建立祠堂,奉之為殉道……」[5]──這位在其論述中高標「上帝並不在人上造人,也不在人下造人」的大師,其實,他的所謂「啟蒙」,其實並不具有我們在世界文化史上所見的,那種高度尊重理性的,不惜以其摧毀舊世界中不合乎理性的一切,並且相信那一定就是進步;相對的,在福澤確實沒有那種不惜衝撞其歷史文化傳統的氣魄,只是啟動了它們理念狹隘的,由認命「主君至上」而更推動了日本國家主義的發展。

二、1898年,僅有四個月生命的板垣內閣

該年6月20日,御前會議中,藩閥文官伊藤首相,過去批政黨是「放火者、強盜、自由黨」[6]的他,此時認為「超然內閣已無法維持」[7],意欲與政黨妥協,甚至表示願意把政權交給野黨;被以軍部為背景的山縣強烈攻擊,斷言政黨足以破壞國體,「內閣建基於政黨之上,既背憲法精神又違國體,若不得已時,縱然暫時停止憲法,亦不失為一非常的對策。」[8]。在對手強力攻擊下,伊藤上表辭首相職,獲准;但是無人敢於接任;只好如伊藤所薦舉,請當時由自由與進步兩黨變化而來的憲政黨的大隈與板垣兩人出來組閣。1898年6月30日,新內閣成立;福澤大師在他主持的「時事新報」上特為文讚稱──「民黨之奪取薩長三十年之政府,猶如奪取德川三百年之天下。[9]」──然而,真是那樣嗎。

然而,隈板兩人雖然分執改進黨與自由黨的首腦之位,對於新成立的憲政黨,他們怎會有運作聯合政府的能力?由兩人的歷史看,雖然都擁有明治元勳的地位,但分屬於土佐與佐賀兩藩;同時,如前述,兩人所屬的兩黨早在1884年前後,就曾經過分別受到三井與三菱收買而彼此攻擊,發生嚴重分歧。尤其,由於大隈與三菱財閥結合,資金充足,雖伊藤也不能敵;板垣則因自由黨下激進派的憤激行動失敗而大大損傷;直到1898年6月,兩黨才為了應付當局動輒解散議會而剛合併為「憲政黨」;如今民黨人馬只是由於藩閥對立嚴重而獲得天皇大命,這個日本最初的政黨內閣,怎麼可能立刻做得出什麼名堂?

果然,首先遭遇的是兩方人馬爭奪閣員位子;大隈取得首相,兼外相;板垣責任負責治安的內相,但是雙方內部分配並不能平。結果這個內閣,只持續了四個月。相對於前述福澤大師在他的喉舌「時事新報」上所稱的「民黨之奪取薩長三十年之政府」,真是多麼缺乏洞察力的洞見啊。

其二、桂太郎與天皇絕對主義

桂太郎就是我島第二任總督,據說志大才高,是當年長州藩閥中的佼佼者[10];因而,早在藩閥當局青睞栽培的計畫中。也因此,雖曾經被任命為台灣總督,但是任期四個月中,實際來台不過十天,就辭官返京了;但是卻以當年曾經為台灣指出南進的發展方向而著名。果然,他後來不僅曾經出任陸相,並且還曾經三度出任首相,是當年所有來台出任總督的要人中,唯一高升到首揆的人物。不過,三度出任首相期間〈1901~1913〉,他卻也是在日本引起大批判,產生民間護憲運動,而不能不下台的統治者。

該護憲運動的根由,起於1900年,當時,桂陸相奉山縣首相之命,在陸海軍官制的附表中,加入了「陸海軍大臣,限於陸海軍之現役上中將出任之。」[11]之規定;這是把原來所規定的,由「武官」中選任,更加限縮了範圍;換言之,原本武官有現役、後備役、預備役三種;此「現役」所排擠出的將官中,頗不乏有識見、反藩閥的將軍,而該規定比原來的,大大限縮了可選擇的範圍。既保護了他們所屬的長州派閥,同時,也嚴重地限縮了軍部所反對的整個國家政黨政治原本應有的發展空間──可能更不幸的,是軍部從此認為原制已經是很合理的設計,極少有省思原體制之不合理者。

根據這個規定,雖然天皇是至高無上的,但天皇簡直沒有真正選擇的機會。「永不犯錯」、「至高無上」的天皇絕對主義,成了軍方用以致敬,卻也藉以掌握政府權力儀式的傀儡[12]。更加上另在參謀本部,還有「帷幄上奏」可以無視首相、不理內閣的權利。

雖然此時他的內閣,被稱為「小山縣內閣」或「二流內閣」;但他頗善於運用這個傀儡,且簡直使用了一切的手段[13],因而,儘管是他第一次組閣,卻得以成為當年有內閣以來,最長命的內閣,但到其第三次內閣卻由於他的作為被認為是「奏請皇帝的詔敕,把責任放在皇帝陛下的身上,這是無上的罪惡」[14],以至於他那任內閣是日本政治史上最短命的內閣[15]──僅有53天。

這是日本傳統文化土壤,在明治時代所生出的毒草,雖不久後在第一次護憲運動中民黨似曾經成功地將它拔除了[16],但是,來自日本傳統文化土壤的特性仍在,桂內閣後雖消失,但後續的軍人已難以適切地反省自持;因而,直到昭和末期,在殖民者本國是如此荒誕惡質的體制,如此地指向他們自身毀滅的未來;而我先民作為被殖民者,如何能夠期許竟然另有一個正常的未來?

其三、自由民權運動中的西園寺與原敬

日本近代史的明治時期,有民權與國權運動之分別;國權運動是國家主義的,與傳統國學關係密切;民權運動,如前述,日本傳統強調「忠於主君」,故民間雖受生活所逼,但是抗爭理念多指向西方;西園寺是此時擁有公卿背景的民權運動者;原敬則是平民出身的民權運動者。都是日本近代史上的著名要人。

他們都是,1900年,伊藤博文意圖抵制政黨政治,而創立政友會時的入會者。政友會的存在讓桂太郎的藩閥內閣深感壓力;1903年,政友會總裁伊藤被桂設計離開該會,以降低該會對政局的影響;西園寺原為樞密院長,山縣請天皇拜伊藤為樞密院長,西園寺乃換位成為政友會總裁,其對於政局影響較弱;但到1904年,因桂大言,「對政見相同的政黨,願意合作,對於忘卻國家公益,復藉多數以壓迫政府者,雖連續解散議會,亦在所不辭。」[17],如前述,他使盡了一切手段應付野黨,仍造成了政黨強力反彈,雖然幸此時日俄關係緊張;人民同仇敵愾,使得議會也無意追究;此一桂內閣乃成為二戰前成立內閣制後最長命的內閣;但是日俄戰爭時物價飛漲,內閣問題頗多,加上戰後和約問題,與議院重提前述的內閣蔑視議會問題,桂內閣不能不下台;但桂辭職時所舉薦的西園寺獲得組閣[18],據稱由於該新閣是通過山縣與伊藤來決定閣員的,所以該會內部並不知情;因而,該內閣多為藩閥與官僚人選。

一、關於西園寺公望

1906年1月,西園寺接任[19]。其人雖有留法自由主義的背景[20],比起其前任對於社會主義毫不容情,他是寬容些;但除了他對於國是的態度只是想把當局原來學自德國的國家主義,轉為學習英國的君主立憲外,在根本態度上,仍在1900年的「治安警察法」的宰制下,社會運動難有發展;此外,在當年南滿州問題上,他雖曾親自巡視南滿,主張依和約撤兵,但軍方並不買帳;因而,在1908年,他終因拒絕陸軍增師問題而辭職時,也只能舉薦桂;桂回任第二次組閣,自兼藏相。西園寺第一任缺乏表現。

第二次西園寺內閣在1911年8月成立此內閣時,他較有政黨的風格;他對於中國革命採取不干涉的態度;受山縣元老派堅決反對;此時,又因日俄戰後財政問題嚴重[21];他領導政友會在眾院擁有過半席次,決定整理財政,請日本銀行山本達雄為藏相;在緊縮政策下,增師案仍不獲通過[22];1912年底,因陸相「帷幄上奏」辭職,西園寺內閣垮台;當局又請桂第三次組閣;此帷幄上奏與桂回任事件,被社會輿論視為又一「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作為,民間反應極強烈,被稱為「大正政變」;終至輿論反對聲浪高漲,數萬人包圍國會,政府動員了三千名警官與三隊騎馬憲兵來壓制群眾,群眾憤怒產生流血事件,騷動波及京都、大阪、廣島、神戶、兵庫等地;其間,親桂的名記者德富蘇峰所經營的「國民新聞社」與其他親桂的媒體,如,大和新聞、都新聞、讀賣新聞等,也受到了攻擊;這樣的情況,到1913年2月,桂雖戀棧,終不能下台[23];這就是其操作下的最短內閣。此期間,由於前後國政大事長期多請教元老會議,因而,有稱為「元老政治」者,由此桂總督處理實務之情況;西園寺在其中浮沉,也可見當時政局發展之一斑。

二、關於原敬

原敬是西園寺內閣中較具政黨色彩的要角,他擔任內相;出身於擁幕敗北的南部藩,備受明治政府的冷遇,深懷不平之念;其本習法,後由傾向於自由民權運動的新聞界而轉入外務省任官,再轉農商省;最後,辭官轉入政界,屬政友會,最最後,竟然能夠以「平民首相」知名,成為日本政黨政治的第一號人物。然而,在本期中,他的腳色很值得玩味的。

在1895年的「台灣事務局」時代,他曾以外務省次官身分,出席該局會議;參酌德法經驗,為統治台灣問題提案,主張台灣總督雖獲相當職權,但在我島制度「應儘量與內地相近,終至與內地沒有區別」[24];1900年,長州藩閥伊藤博文組織政友會時,與西園寺公望、尾崎行雄等一起加入該黨;當1905年西園寺內閣上台,原敬出任內相時,它雖對於社會主義採取了比較開放的態度,這造成了,1906年2月,日本社會黨成立;但是他在1905年與伊藤博文的交談卻為我們顯示了它明顯的侷限性──「政界今日之情況,有進步黨、政友會和藩閥,政、進兩黨不能各以其獨力維持內閣。就藩閥而言,今後亦不能將其他兩種勢力置於度外而獨當政事。然此三分子中若合其二分,則天下事為之甚易。故若採取政友會和現當局合作執政,於國家前途將大有貢獻。」[25]──他並不想整合政黨來對抗惡質的藩閥,卻顯然只是想與被斥為專權的藩閥合作,也就是並非有自身高明的政見,只是想向藩閥分一杯羹,或能有助於政局平順發展而已。

因此,在1913年2月,桂內閣後,海相山本權兵衛組閣時,政友會的原敬助山本說服反對派,使得自身得以出任其內相;可說該會立刻由野黨成為政府友黨;即他使得山本內閣在眾議院擁有絕對多數的政友會的支持,而有長期執政的可能──但是,最後只在護憲運動那關於在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專任制上,僅恢復了原來的限制;並沒有深入地考慮是否應該學習英國軍事首長由文官擔任的體制問題。

然而,由於山本內閣也拉攏了桂太郎與後藤新平的「立憲同志會」,使得該會真正領導護憲運動的要角,如尾崎行雄等26人,在他出任內相時,憤而退黨[26],至於稍後,在1904年初,他努力捧場的海軍更發生了令各方憤怒撻伐的西門子賄賂事件[27];因此,3月,他努力捧場的山本內閣就垮台了──那麼,原敬前述的積極說服反對黨,真的是特具洞見「福國利民」的嗎?

明治天皇死於1911年;在日本史上,那起於1868年的「明治維新」,就是以他的名字標記的;在日本近代史中,他是不可以輕蔑的天皇典範;然而,如前述,其實,他只是藩閥所需要的儀式之對象,藉此而在它們高度階級性的社會中,乃能取得威權的地位。相對的,由福澤到原敬,雖然各人都有不錯的名聲,但都不過只是上述明治儀式文化的陪臣而已吧。


[1] 「台灣近代史研究」,頁122。

[2] 「台灣近代史研究」,頁81。

[3] 「台灣近代史研究」,頁90。

[4] 「台灣近代史研究」,頁85。

[5] 「菊花與劍」,潘乃德博士著,黃道琳譯,桂冠,頁59~60。

[6] 「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中央文物,頁133。

[7] 「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中央文物,頁132。

[8] 同前註。

[9] 「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中央文物,頁134。

[10] 桂太郎在少校時代,創設參謀本部。

[11] 1891年以前,原本的規定中,明確稱「陸軍大臣以將官充任之」,但在其編制表中,並有「大臣將官」、「次官將官」的文字記載;自1875年以來,一直沒有變更;到1891年,修正法令時,才把這些資格名稱,刪去。本段主要參考「日本軍閥興亡史」,中,伊藤正德著,尹友三譯,國防部作戰參謀次長室印,聯合作戰研究委員會出版,頁31~35。

[12] 可能更過分的,是桂在1912年底第三次組閣時,擔任內大臣兼天皇侍衛長,其出任首相,更是很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勢。加上稍前有陸相堅決請辭,逼內閣垮台的情事,難怪引起政黨以至於人民普遍反抗的護憲運動。

[13]據稱當時是「桂內閣到處撒布金錢,為收買議員而狂奔,收買失敗就休會,解散議會,以至於對選舉進行干涉。」。〈引自「日本近代政治史」〈三〉,桂冠,頁338。〉

[14] 戰前日本政黨史,頁190。這是當年日本參議員尾崎行雄的講話。

[15] 該任內閣,只得五十三天的壽命。

[16] 在山本內閣,木越安綱陸相時期〈1913~1914〉,在護憲運動的強烈抗議下,關於軍部大臣的任用範圍,回復不限於現役,即擴大及於後備役將官亦可以任用。

[17] 他這樣的狂言,所使用的方式,據稱是「桂內閣到處撒布金錢,為收買議員而狂奔,收買失敗就休會,解散議會,以至於對選舉進行干涉。」。〈引自「日本近代政治史」〈三〉,桂冠,頁338。〉

[18] 「戰前日本政黨史」,中央文物,頁181~182。

[19] 據稱桂請西園寺接任,其前因是1903年,伊藤被山縣與桂逼著離開政友會,以降低政友會對政局的影響力;其手法就是根據天皇絕對主義,天皇任命很難推辭,山縣請天皇派伊藤回任樞密院長,而已原樞密院長西園寺就替代伊藤為政友會總裁;西園寺雖本屬於政友會,但哪裡有伊藤的威望,況且伊藤的威望,也已不如前,自然難以發揮制衡力;要到1904年野黨才逐漸發揮批判戰力;但桂內閣竟悍然以解散眾議院對抗;但其時由於日俄關係緊張,人民熱切支持戰爭,因而,政黨乃由批判轉而自動避免與政府衝突,桂乃得到喘息;同時,桂也曾表示戰後將下台;因此,在1906年的此時,乃有桂請西園寺接位之事。此外,據稱另乃因西園寺曾答應繼承其政策,且簽訂和約時,西園寺曾為其辯護。也因此,組閣時,西園寺竟並未與政友會幹部討論,而直接求助於伊藤與山縣。閣員人選多承兩人意旨。純粹黨員入閣者,只有內相原敬與司法相松田政久;其他皆藩閥與帝國黨及官僚中人。〈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頁161~179〉

[20] 在巴黎留學時,他充分吸收自由主義思想,歸國後首先創辦「東洋自由新聞」,堂堂正正向舊思想挑戰;他出身公卿,品德高尚,同樣為自由主義奮鬥,從來沒有像其他政黨人士的粗暴;故深得人望。

[21] 據稱,1905年,由於日俄戰爭是藉內債與外債的支持而進行的,在該年底,國債已累計達到22億日圓;每年利息達二億元;戰後經營又續借外債,至1910年,其國債達25.85億日圓。

[22] 西園寺這次組閣,是日本內閣第一次有財界與資本家入閣者,欲根據緊縮方針整頓;因此使得桂所留下來的陸軍增設兩師團的計畫落空,陸相上原勇作因而根據帷幄上奏,直接向天皇提出辭呈;而元老山縣拒絕提出繼任人選,內閣只能垮台。此在日本史中被稱為「大正政變」。是政黨對軍閥的挑戰。經各元老會議十一次,決定由山縣系的桂太郎接任。海相拒絕留任,桂是奏請天皇留任齋藤;這種過度地運用詔敕,各方紛紛發言批判;後人稱此時為「第一次護憲運動」。

[23] 「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中央文物供應社,頁193;「日本近代史」,陳水逢著,中華學術院日本研究所,頁118~123。

[24] 參見「「外國顧問W. Kirkwood的台灣殖民地統治政策構想」,吳密察著,收入「日據時期台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4。

[25] 「日本近代政治史」〈四〉,頁38~39。

[26] 「戰前日本政黨史」,頁194。

[27] 1914年1月,當議會審議預算案時,帝國海軍首腦與德國西門子電器機械公司及英國的維克爾公司等互相勾結收賄的腐敗內幕,被暴露了。加上對於當時稅制的不滿,以及肅正軍部要求與打倒藩閥官僚專制的要求,民眾的怒火更高漲了;政府不得不把吳鎮守府司令長官松本和中將、海軍省機關局長藤井光武郎少將以及三井物產公司的重要幹部岩原謙三、山本條太郎、飯田義一等加以收監,當時的報導,幾乎是海軍全體都是強盜及詐欺集團;以致海軍軍人羞於穿制服外出。國民激憤不可抑止,先後召開了「彈劾內閣大演講會」「憲政擁護大會」「海軍廓清大演講會」,最後以「國民大會」包圍國會,聲援在野黨;政府出動軍隊鎮壓,與民眾大起衝突,最後因警察刃傷記者並逮捕民眾三百人,在野黨提出「人權蹂躪問責案」「內閣彈劾上奏案」等;最終山本內閣於3月24日,以其「預算不成立」為由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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