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部高雄二二八悲劇核心之二,高雄第一中學畢業生柯旗化與余仁德的故事|郭譽孚

前面,我們探究了當時民軍領袖與要塞司令之間的問題,已作相當完整的論述;

現在,我們要考察,高雄二二八悲劇中,另有一個可以參考的,是當年皇民青年的言論與行動問題。。其史實概要如下:

柯先生是一位教師,也是長期暢銷的「新英文法」之出版者。在日據末期曾在高雄第一中學受日本教育,「二二八」時就讀台北師院〈今天台灣師範大學〉的英語科,動亂中未涉案,但是在後來的白色恐怖中,自稱先後兩次受入獄之冤,由於親身經驗與牢獄中聽來的種種黑暗,出獄後成為強烈的台獨論者。熱心參加各種活動。

本研究前段以近史所「口述歷史」的「柯旗化先生訪問紀錄」,與柯氏生前以日文出版,病中由友人中譯,在病逝後出版的回憶錄「台灣監獄島」中的相關部份比較。

一、由「柯旗化先生訪問紀錄」到 「台灣監獄島」

壹、動亂中的經驗

「可能偶而有人由山下向山上挑釁地開一兩槍,而龜山上的海軍部隊就日夜不停地向山下開槍掃射。」〈該書,頁237〉
抵達家門後,日夜都可聽到從附近龜山陣地朝下面田野射擊的槍聲。可能是膽怯的中國兵為擺脫恐懼感,不斷地盲目射擊。」〈台灣監獄島,頁77〉

上段原本口述歷史為1991年訪問,至1992年回憶錄出版,究竟何者為先,則還不能確定;後者沒有了可能引起海軍部隊自衛動作的挑釁射擊,卻增加了強烈嘲諷的「可能是膽怯的中國兵為擺脫恐懼感,不斷地盲目射擊。」,何必如此扭曲對手?何以不虛心檢討「挑釁射擊」之不智?是皇民化教育中一貫輕蔑中國,以致於讓受過良好教育的作者出現如此虛浮的現象?還是由於當年他的個人某些遭遇,使他不能不出現如此的思考?還是其中譯出版時才出現這樣的問題,我們都不能確定,但是我們看到今天流傳坊間的回憶錄是明顯地煽情的。指向流行的某種意識形態。

貳、究竟雄中被包圍了幾天?

「至於當時外省人都被集中在雄中旁邊的倉庫內……因為當時的民眾看到外省人就打,……這也算是對外省人的集中保護。」〈口述,頁238,下10行〉
同時,雄中也被包圍了好幾天,學生丟出手榴彈才迫使中國兵不敢靠近,……」〈口述,頁238,下4行〉
如上兩段所示,動亂開始,當時的民眾看到外省人就打,一般言,自三月三日起,至七日止,三日晚警察局長逃往要塞司令部,行政院版的「二二八研究報告」中稱,四日全高雄除左營壽山鳳山軍械庫及整編21師某營駐地外,國軍不見蹤跡;五日,要塞始砲擊市體育場示威,至六日下午二時要塞兵下山,七日晨,要塞兵到高雄第一中學,其中已空無一人,何來「雄中被包圍了好幾天」?
顯然,史實是最多被包圍兩天吧,為何要強調「好幾天」?這是什麼意識下的產物?

參、友人余仁德之死

余仁德先生,是在高雄中學高柯二屆的學長、就讀於台大法律系,柯氏在岡山站內曾把學生證交給柯先生,請代辦註冊;其後,就與他分手永別了。他懷念學長是人情之常,但是,我們看他的記述:
〈一〉刑場
根據一位當時剛好正牽著牛去吃草而路經現場的小女孩目擊說,行刑當時天還沒有亮〈透早〉,而那時余仁德可能先被子彈打中胸部,並沒有倒下……」〈口述,頁240,下9行〉
「現場附近剛好有一位放牛的鄰居女孩目擊槍殺場面,急忙趕回家通知余仁德兄的家人。據說他胸膛挨了槍,卻沒有馬上倒下……」〈台灣監獄島,柯旗化著,頁78〉
比較兩版本,「透早」的能見度,原說「可能」,其中包含「可能沒看見」在內,在後出的「台灣監獄島」一書中,把傳神的臺語「透早」兩字拿掉,改成了高度肯定,卻不需負責的「據說」兩字;何必如此更動?這是什麼意識在作祟?

〈二〉死因

當時岡山正在舉行里民大會,他也去參加了,由於當時的大學生很少,所以別人就請他上台演講,仁德兄就是因為在台上批評政府而被抓。」〈口述,頁240,下10行;高雄市二二八人物訪問紀錄,〉
小鎮地方沒有幾位大學生,他被群眾推舉站在台上抨擊軍隊和政府。就因為這件事,不久他就被國民黨軍逮捕。」〈台灣監獄島,柯旗化著,頁78〉

只是因為在二月底 寒流來襲那天 你挺身抗議……就這樣你便一去不復返……」〈新詩──母親的悲願〉〈高雄市二二八人物訪問紀錄,下冊,頁267〉

另聽說雄中學長余仁德〈岡山人〉在二二八時領隊要攻左營。」〈高雄市二二八人物訪問紀錄,下冊,郭拔山先生訪問紀錄,頁60〉

郭拔山是省籍耆宿郭國基之子,所說與柯氏所記不同;另外,依據安全局檔案,在余仁德罪名欄內所記是「策動青年暴動,參加攻打高雄壽山,事變後被捕槍決」 ;由被動的悲情抗議與英勇的行動差距太大,究竟何者為真實?

柯氏名作是根據其自身的「悲情」印象入詩,詩名為「母親的悲願」,頗為引人同情,甚至有人代為譜曲,傳唱其悲情於各場合;如果史實是郭拔山所稱,他當時是死於「領隊要攻左營」,或「攻打壽山」,不是死於「便這樣的」一次講演,是否余先生的故事就會比較讓人冷靜與理性,而不會那麼悲情了?為什麼要這樣呀?

肆、在「口述歷史」的圖版說明上:

這是純就中研院「口述歷史」的兩個版本的比較。
柯氏的照片說明,原在「口述歷史」中,是「柯旗化先生,雄中畢業,耳聞不少二二八事件時雄中同學動態。」〈該書,頁237〉
對照「高雄市二二八人物訪問紀錄」的照片說明:
二二八後不到四年柯旗化即嚐到白色恐怖的滋味,1952年被逮捕,前後在獄中十七年。」〈頁262〉

原來「口述歷史」,「照片」的說明,其中有「耳聞」兩字,表現其對同學之關心,但對相關實況,並不曾肯定;下段的說明,刪除了這重要的「耳聞」兩字,卻改為強調作者的沉痛生平;在號稱要追求真相的訪問紀錄中,這也何必如此呢?

不過,最讓人遺憾的,應該是在2007年印行,由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彙編的「二二八口述歷史補遺」中,我們讀另一種應該更為真實的余仁德的故事──那是據長榮中學四年級時成為志願學徒兵的陳淇澤先生回憶,在二二八事件中,就讀台大的他曾被捕,與岡山同鄉余仁德同關一處,據指出,余當時被軍事法官詢問的情況是──

他是高雄中學的學生,曾經跟日本人一起念書學習過,所以是充滿日本精神的秀才,背過整本英日字典,瞧不起中國人,被軍事檢察官訊問時很不合作,還罵檢察官,很不禮貌。檢察官問了他20多分鐘,然後檢察官把鉛筆丟在地上。接著換我被叫去了。感到事情重大的我就很客氣地回答他的問題,態度也很溫和,不到兩分鐘,就誠懇地對我說你可以回家了。……」〈「陳淇澤先生訪談紀錄」,收入「二二八口述歷史補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彙編,2007.12,頁106。〉

總之,如果史實真是如此地,原來還不只是那一次演講,還有這樣的最後情境。。。

柯旗化先生,其沉痛生平,我們確實已可以體會其某種仇恨;但是,看到2007年公開的這段當年的資料之後,再回頭看以上兩資料的明顯出入,讓我們對於他所提供的資料真不能不出現懷疑──對於沒有資料可以比對的一般讀者言,是否可能有太過煽情的問題?
然而,僅僅是曾受皇民化教育就足以讓一個有良好資質青年如此偏執地衊華,讓有律師素養的公眾知識份子那樣嘲弄要塞司令嗎?那麼皇民化教育是怎樣的一種教育?

我是深深慨歎的。。。也因此我有強烈意圖理解日殖時期教育的真相。。。

發表迴響

在下方填入你的資料或按右方圖示以社群網站登入:

WordPress.com 標誌

您的留言將使用 WordPress.com 帳號。 登出 /  變更 )

Google photo

您的留言將使用 Google 帳號。 登出 /  變更 )

Twitter picture

您的留言將使用 Twitter 帳號。 登出 /  變更 )

Facebook照片

您的留言將使用 Facebook 帳號。 登出 /  變更 )

連結到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