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終究是無法湮滅的。時間到了，石頭也會說話。

1993年5月，就在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被整個社會有意無意地遺忘時，50年代政治受難人曾梅蘭（被判十二年徒刑)歷經數十年尋找，終於在台北六張犁公墓亂葬崗的竹叢下偶然發現當年被槍決卻無人收屍的二哥的墓塚，並由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會員共同投入，初步挖掘清理出201個當年被槍決卻無人認領的墓塚。該會隨即在立法委員林正杰與著名導演侯孝賢的外景隊積極協助支援下召開記者會，向社會大眾傳達三點基本立場：

一是希望社會大眾因此有機會些許體會50年代白色恐怖的政治。

二是強調這些犧牲者當年是曾經有血有肉，滿懷著新中國新社會的期望和信心的血性善良、不分籍貫與性別的同胞，但是，他們背負的歷史課題尚未總結，熱烈追求的社會正義、國家統一與人民幸福的理想更未實現。然而，驅使他們走上不歸路的嚴峻現實尚未改觀，侮蔑，迫害，剝奪他們寶貴生命的權力機器、支配體制，以及混淆是非，顛倒假真的支配者理論，仍然控制著社會。他們的悲願和牽念必定使其難以真正安息。

三是呼籲學者發揮學術良心與人民大眾切身關懷，共同支持，喚起執政者真誠反省，不要讓真實的歷史遭到淹沒；不要讓任何一種社會勢力出於自私的立場或策略的理由而扭曲真實，假造歷史，愚弄民意。

其後，該會又在立法院舉行反50年代白色恐怖公聽會，由會長林書揚代表，向有關單位提出反白色恐怖運動的五點要求：
1. 應及早開放並公布過去政治案件處理檔案。附帶死刑者下葬地點。
2. 對冤案、假案、錯案應予賠償。
3. 對法外迫害（如對刑滿者、不起訴者任意拘留、監禁）應予補償。
4. 應即停止對前受刑人及其家屬的特別管制和歧視性待遇。
5. 應暫停六張犁公墓的遷移計劃，並撥地建塔安靈。
同時主張此一運動以「廢除國家安全法」做為終極目標。

1993年起，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規定，每年在原馬場町刑場與六張犁公墓舉行春、秋兩季的追悼大會。與此同時，該會持續在省議會、立法院向省主席、行政院長、國防部長提出請願書，要求政府繼228事件處理辦法之後，應著手研究50年代政治案件的善後處理辦法。

1997年，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邀請日、韓、沖繩三地的反戰運動團體一百三十人來台北參加春祭。該會也支持參與了四地反帝、反霸權的人民和平運動團體先後在台北(1997)、韓國濟州島(1998)、沖繩那霸市(1999)、韓國光州市（2000，光州事件二十週年）共同主辦的「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國際論壇活動，編輯論文集，收錄各國各地區大約相同性質的白色恐怖政治的研究報告。

—《228與50年代白色恐怖的平反與復權》(5)

1987年反共戒嚴令解除。在此前後，伴隨著澎湃洶湧的政治、社會運動，台灣民眾才敢打破長達四十年的政治禁忌，針對228事件與50年代白色恐怖，展開重新尋回被湮滅的歷史記憶的運動。

二戰結束後中國新民主主義變革運動的繫獄倖存者也在林書揚等人串連推動下成立了最早的政治犯團體—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但是，因為長期的嚴密監控，多數成員幾乎都是「懲治叛亂條例」「檢肅匪諜條例」「戡亂時期總動員法」罪名下服刑的政治犯或其家族，潛在的警戒心理仍未全消，所以仍然在章程中十分慎重含蓄地以「共同認識」（而不敢用「行動綱領」的條目）泛泛地表示：「促進中國統一，台灣自治，實現民主自由」的政治信條。然而，面對國家安全法的反共基本國策、最大在野黨（民進黨）反中脫中的分離運動，以及朝野勢力共塑的反共民意結構等三大因素制約，該會的活動多以維繫會員聯絡和生活互助為目標。

1988年，李登輝在兩代強人長期主斷國事所造成的混亂殘局中登上執政黨主席和台北國府元首的職位。

1990年5月20日，李登輝就任「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並以「庸俗的政治實用主義的取捨原則」頒布特赦復權令，在衆多受害者之間，僅對具有「造勢效果」與「宣傳意義」的少數「美麗島事件」政治犯採取特赦；對其餘數十年來在惡法苛政下的上千犧牲者，則因其「無爲我用」或「弱勢無用」而棄之不顧。就其内容來看，這份特赦名單其實只是作為他與在野黨進行「政治交易」的一張「政治犯牌」而已。

5月30日，「跨黨派立委七人小組」在立法院第八會議室舉行一場名爲「特赦及減刑」的公聽會。一九五〇年代曾經在懲治叛亂條例的羅織下被判入獄，經歷過鐵窗歲月數年、十數年、數十年，而倖存於世的所謂叛亂犯出獄者，以互助會會長林書揚為代表，公開質疑此一特赦令。他們指稱，特赦復權令認為「二二八事變中民衆在槍林彈雨中的自衛行爲，或一九五O年代軍法大審時期的上萬蒙難者對國家統一和社會正義的深切企盼」，「屬於永無可赦的罪」；這種「心態不能不説是一種嚴重的階級歧視，甚至近乎法西斯的理念立場。」據此，他們向李登輝提出三條建議：
一、凡所有政治犯不分黨派或有無黨派一律特赦復權，包括工作權。
二、在動員戡亂時期未正式宣布終止以前，應先行凍結國安法第二條全條，不可僅廢除其中有關主張分裂國土之一段。
三、凡在軍法、司法審判中所造成的所有冤案錯案、假案，一律平反。

1991年，台灣當局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邏輯上不再視中共為國內叛亂團體，實質上卻是為了將大陸地區外部化、「敵國化」的法理準備。也就是說，它既是島內民主化進程的必然，更是「切斷兩岸過渡性和連結性的信號」。

1992年，李登輝為了拋棄歷史包袱，也為了拉攏在野黨，終於以「國家元首」身份正式向228受難家屬致歉，並成立中央跨部會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小組」與「二二八賠償辦法」，開始辦理補償等等事宜。然而，在國共內戰與國際冷戰的雙戰架構下產生的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卻沒有受到台灣社會官方與民間的相對重視，而遭受「階級歧視性」的差別待遇。

《228與50年代白色恐怖的平反與復權》(4)

50年代白色恐怖期間被羈押的政治犯審訊終結後，判處監禁而倖存下來者被送往軍人監獄囚禁。後來，因為人犯太多，收容不下，一部份又被送往民間稱作「火燒島」的綠島新生訓導處，接受「集中營」式的勞動和思想教育。針對政治犯中較有影響力者，監獄管理者仍然不時利用晚上在海邊進行體罰；在押房內則利用意志和品性較弱者為線民，控制囚人，使長期監禁的犯人無法安心坐牢。1960年代中期，這批綠島政治犯再被轉送台東「泰源感訓監獄」，食住條件雖有重大改善，但醫療、精神、文化生活條件仍很落後而不合理。

與此同時，臺灣本土又先後發生了幾件比較大型的反體制的所謂「叛亂」案件，而且性質開始複雜化。由於蔣政權長期實行反共恐怖、獨裁統治，以及土改所造成的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彈，再加上複雜的國際因素起了重大作用，除了涉共案件之外，「反蔣/反共/親美」的「台獨」政治案件的數量開始增多。

1971年，蔣政權「爲紀念中華民國開國六十年，予罪犯更新向善之機」而制定了「中華民國六十年罪犯減刑條例」。唯該減刑條例第二條、第一款中即明示：「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至第七條之罪」不適用。同年，主張「台獨」的政治犯的「泰源暴動」事件失敗後，關押在這裡的所有政治犯再被集體移送綠島一座新建密閉式監獄服刑。

1975年4月，蔣介石逝世。台灣當局「爲追念總統蔣公仁德愛民之遺志，予罪犯更新向善之機」而制定「中華民國六十四年罪犯減刑」條例。在監犯人的生活條件又略見改善。唯該條例第三條、第一款依然嚴峻地規定:「參加共產黨而犯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之罪」者，不予減刑。因此，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被判無期徒刑，已經囚禁了整整25年之久的30幾人被留了下來。

1979年冬天，在野人士要求民主改革或島民自決的群眾運動爆發「美麗島」事件。因此事件的衝擊，在1947年的「228」已經動搖的臺灣的民族認同，再次陷於歧路。

1983年，國民黨先後釋放了9名繫獄達30年以上的50年代政治受難者。

1984年1月又釋放了11個終身刑政治犯。同年12月17日，終於以「在監服刑表現良好，且有悛悔實據」爲由，將綠島監獄僅剩的，囚禁了34年又7個月的最後兩個50年代蒙難的終身刑政治犯—台南麻豆人氏林書揚與李金木，假釋出獄。

—228與50年代白色恐怖的平反與復權(3)

1946年戴笠去世，次年軍統（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改制為國防部保密局。保密局可說是國民黨豢養的鷹犬，不分善惡，專門咬人，白色恐怖是保密局一手炮製，多行不義，橫行霸道，嚴刑逼供，侵占人民財產。

保密局長毛人鳳要對保密局的惡劣作風，負最大責任。保密局就是鞏固民族救星蔣中正統治的鷹犬，搞了一個蔡孝乾案牽連甚廣，剩下的就是幫國民黨搞權力鬥爭，保密局許多案件都刻意圍繞著孫立人，藉著蘇聯間諜汪聲和、李朋案，株連黃玨與黃正姊妹，這兩人與孫立人關係密切。

保密局又搞段澐、李鴻兩案，段李兩人又都是孫立人部屬，段澐帶人投案自首匪諜，反被保密局攀誣包庇匪諜，段澐因孫立人所部關係，保密局想盡辦法編造案情，硬是要槍斃段澐，剪除孫立人勢力，段澐飽受刑求，目前公開的偵訊筆錄內容大都要打折扣。

李鴻曾在大陸被俘，保密局將其打成匪諜，關在牢裡，民族救星死後，政府減刑，李鴻重獲自由，但人生已被國民黨的政爭給毀了，保密局構陷無辜，毀了李鴻一生。

保密局從吳石開始，一直搞國民黨高級將領，弄死李友邦，後面就來了段澐與李鴻等案，另外一位朱致一，因為安排了一位保密局所稱的匪諜在87軍中校附員，差點被保密局搞掉，但朱致一後來軍旅生涯也再無發展機會。

許多軍人就是這樣被保密局酷刑逼供下，被迫牽扯許多無辜的人進來，所以經常可以發現保密局的偵訊筆錄，到了庭上，這些受迫害的人都要翻供，看案情大小，有的有用，有的沒用，段澐案法官就是一路要搞死段澐，其他都不管了。

保密局膽大妄為，專搞高級將領外，連立委都要弄，僅僅用幾個人的自白，咬住立委馬乘風曾在大陸遊說劉汝明投共，馬乘風看了一位師長，這位師長後來向共軍陣前起義，這筆帳要算到馬乘風頭上。但是憲法規定立委除非現行犯，是不能逮捕的，保密局與軍法局合作，曲解法令，硬是栽馬乘風一個連續犯的罪名，意思是說馬乘風在大陸找劉汝明勸降，到了台灣還是存有這種思想，這就叫現行還在想謀反的連續犯，要抓，馬乘風貴為立委也沒用，原本保密局要槍斃他，但國民黨當局還是要面子，槍斃立委，國際視聽太壞，判個重刑關起來就好。

國民黨保密局的迫害，只能用慘無人道形容，蔡孝乾案後，抓了很多本省人的所謂共黨組織，也就是七、八人，五、六人這樣的小團體，這些人很多都是懷抱理想而來，我的老同事陳志平的母親馮守娥，當年涉案只為爭取男女平等，這樣就被關起來了。

馮守娥所涉案件有14人被告，保密局抓來的這14人，有7位公教人員，4位農工大眾，當時的公教人員至少都是高中畢業，1950年代這算是高學歷了，那麼這些知識份子何以對國民黨統治有不同想法呢？國民黨可能幾十年來，都沒有認真反省過。

1954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後，蔣中正地位穩固了，毛人鳳把孫立人身旁的勢力都掃光了，大概就剩個賈幼慧，就朝孫立人動手，把監控許久的許多陸軍軍官都抓起來，這些與孫立人往來的軍官，供出了孫立人的許多不滿情緒，變成了孫立人謀反的證據，孫立人當時只是參軍長，沒有兵權，更無政治影響力，仍然被軟禁了下來。

果真孫立人謀反，蔣中正為何沒有槍斃，投鼠忌器，害怕美國的政治壓力，其實孫立人最多就是與張學良一樣，要讓蔣聽進去部屬的建言，不要被人蒙蔽。

保密局把孫立人搞下台後，用戴功為代號，監控孫立人一言一行，國民黨愛面子，不敢稱孫案，反用個莫名其妙的馮案為代號，怕外人知道孫立人被政治鬥爭的內幕。

保密局將孫立人搞掉後，作為忠犬的作用消失了，很快（1955年）改編為情報局，專搞大陸情報，不幹納粹蓋世太保的事情了。這時毛人鳳頓失權力，不久就死了。

今天（11.8）麗文到馬場町公園出席五〇年代政治受難人互助會舉辦的秋祭慰靈。馬場町公園在陳水扁市長任內動工、在馬英九市長任內完成，跨越了民進黨、國民黨執政時期，最後在九〇年代，才終於可以放下過去的恩怨情仇。

提起台灣解嚴前的悲情歷史，大家一定想到二二八，在二二八之後，隨之而來的就是清鄉運動和白色恐怖。包括二二八事件在內，真正的歷史背景不外乎當年的國共內戰，以及東西陣營對峙的大環境。台灣因此歷經了長年的戒嚴，直到九〇年代，我們終於可以讓血淚的歷史，從佈滿灰塵的暗河裡重見天日。這一段和解的過程，可說是篳路藍縷、舉步維艱，斷斷續續直到今天。

2005年麗文接受連戰主席的邀請加入國民黨，當年麗文辦的第一個活動，就是在二二八和平紀念日的前夕2月27日，在國民黨中央黨部一樓大廳舉辦紀念並宣誓進行和解融冰的重要活動。當天，親身參與二七部隊小隊長的陳明忠老先生，他在二二八事變之後，也因為白色恐怖坐了大半輩子的政治黑牢。

我親自邀請陳明忠老先生，告訴他國民黨的誠意和決心，陳老先生也在那一天將手中的和平之鑰親自交到連主席手中。他告訴連主席，「我今天來國民黨中央黨部，不是來討公道，而是希望同樣的苦難不要再發生在任何一個台灣人身上。」他不希望下一代為了自己的政治信仰，要如同他一樣用生命和青春作為代價，每天都活在恐懼之中。陳老先生也向連主席說，歷史悲劇的根源是國共內戰，結束兩岸敵對，是國民黨不能推卸的歷史責任。連主席也當場宣誓，派江副主席前往中國大陸，隨後便有了連主席的和平之旅。

陳老先生後來告訴我，他的老友們都對他不能諒解，因為和國民黨有著不共戴天之仇，但陳老先生卻告訴那些和他一樣坐穿黑牢的政治受難者朋友們說，坐牢「心甘情願，求仁得仁」，因為不是冤假錯案，而是有著不同的政治信仰，所以被國民黨抓，他沒​​有一句怨言。但是他希望未來的年輕人在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的過程當中，不需要再付出如此沉痛的代價，他更希望看到兩岸的和解與和平、不再自相殘殺。

馬英九主席上任之後，麗文擔任文傳會主委及發言人，馬主席也在中央黨部的大樓外面做了非常大的巨幅看板，紀念李友邦先生及張七郎先生等人。從連主席到馬主席，中國國民黨堅定的邁開真正的轉型正義，促進兩岸和解、還原歷史真相，為政治受難者平反的這一條我們必須走的路。

所以麗文剛就任中國國民黨主席，就收到主辦單位的邀請，我今天必須來參加秋祭。雖然在台灣現在的政治環境、媒體環境之下，毫不意外的，這兩天有人刻意誤導、扭曲了這場活動的莊嚴性。麗文也已強調，從一開始主辦單位給我的邀請函內容中，就沒有出現過「吳石」這兩個字，且在過去三十多年中，每一年的秋祭也從未以吳石等人為主要祭悼的對象。

麗文念台大法律系的時候，就參與學生運動，大家也知道，我曾經為了黃華的台獨案在台大校門口絕食抗議。當時施明德主席剛從牢裡放出來沒多久，就到台大校門口來看麗文，他沉默無語、兩行眼淚，默默的站了有十分鐘之久。然後他說，他坐了三十年的牢，就是不希望看到台灣的年輕人要為了自己的政治主張和信仰承擔任何的代價。

中華民國憲法賦予我們言論自由的權利，而麗文也一直是民主自由價值的信仰者。伏爾泰說「我雖不認同你的主張，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當年念台大的時候，麗文捍衛台灣人民主張台獨的自由，也曾經和施明德主席走上街頭要求廢除刑法100條。

麗文加入中國國民黨的第一件事，就是希望促成國共和解、為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者平反，因為我相信，政府是為了人民而存在，每個人都擁有做夢的權利、擁有追逐理想的自由，在台澎金馬的這片土地上，每一個人都不需要為自己的政治信仰付出青春和生命這般沉重的代價，這是台灣民主轉型之後，帶給所有人民最基本的權利。

在民主轉型之後超過三十年的今天，我們再次看到執政當局用國安的理由，任意把國民驅逐出境，只因為她是陸配；還將不同意識形態的國民視為「雜質」。威權的幽靈、箝制言論自由的幽靈，再次籠罩在台灣的上空。所以，今年史無前例的，我們看到不同政治光譜的公民團體、學者專家，共同發表聲明，捍衛台灣的自由、人權。因為這是台灣的底線，也是大家的最大公約數，更是在一個民主自由的體制下，不分統獨藍綠、所有人民都應該要享有的言論自由，也是作為一個「人」最起碼的尊嚴。

麗文受到啟發，今年也發起成立「黨外在野大聯盟」，在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來自四面八方不同政治光譜的意見領袖都願意聚在一起，相信大家內心的焦慮、以及對台灣的感情都是一樣的，所以面對當權者的重大的打壓，我們才能勇敢的再次站出來。

今年是孫中山國民黨總理孫文先生逝世的100週年。當年麗文選擇加入學生運動的時候，曾經問過自己，如果有一天被抓走了、要坐牢、要砍頭怎麼辦？我也曾經自問，有沒有辦法像當年國父當年帶領革命的那些青年，敢用自己的生命作為代價？還好麗文生在當代，從18歲開始參加學生運動，我們不用坐牢、不用被槍斃。所以，身為幸運的一代，我們更不能瞻前顧後、憂讒畏譏。即便在現在的台灣，要堅守事實真相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講真話都需要很大的勇氣。正因為如此，我們更要堅定的與真相和真理站在一起！

今天出席秋祭的各位，在場很多受難者家屬，有些像陳明忠老先生為自己的理念奮鬥，也有很多是冤假錯案，過去政府已經開始著手平反、賠償，但是我們必須牢記歷史帶給我們的教訓。今天的秋祭是超越一切的意識形態，我們為捍衛人的根本尊嚴，捍衛每個人思想的自由、說話的自由，追尋政治信仰的自由。

感謝每一位先賢先烈，曾經付出生命，用鮮血澆灌這片土地，才長出了民主的花朵。我們會繼續的保護、澆灌，讓民主自由的樹苗長成大樹，庇蔭一代又一代的人民。

最後，再一次的向所有白色恐怖受難者致敬，也向所有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家屬表達誠摯的慰問。希望未來台灣不會再有任何一個人為自己的政治信仰犧牲，也不會再有「政治受難者」出現，我們可以真正自由的擁抱所有的信仰。

查詢維基百科，「白色恐怖」與「綠色恐怖」都被收錄，但是差異很大，白色恐怖的解說洋洋灑灑一大篇，大致符合一般的認知；綠色恐怖的解說非常簡略，列出七種可能的涵義，卻只有最後一涵義「政治術語，指以民主進步黨為首的綠營在台灣的施政爭議…」與台灣的一般認知比較接近，但並不完備。本文比較綠色恐怖與白色恐怖的異同，藉以看清綠色恐怖有何恐怖？

綠色恐怖這個詞被提出，顯然是要類比白色恐怖，但是一般所謂的白色恐怖始於1949年臺灣發布《戒嚴令》，直到1991年廢除所有有關戒嚴的法令為止，長達42年，這期間臺灣的政治、軍事情勢變化非常大，要如何類比？

1968年以前，兩岸斷斷續續發生了不少戰役，包括海戰、空戰，以及規模相當大的1958年金門823砲戰（解放軍對金門的單打双不打砲擊甚至到1979年才完全結束），因此臺灣在1970年以前可說都處在戰時狀態，與此後至今的承平時期完全不同。綠色恐怖要類比白色恐怖，自然是類比1970-1991的承平時期白色恐怖（以下文中的白色恐怖都指這段時期）。

白色恐怖的主要意識形態是反共、反獨、反黨外，綠色恐怖的主要意識形態是反國民黨、反共、反中，雖然有些不同，但是都追求永遠執政，因此都打壓所有的政治異議者，包括在野黨。

要實現其意識形態，綠色恐怖與白色恐怖都盡力掌控司法和媒體，雖然手法不大相同。當年國民黨因為長期執政，自然能夠在司法界和媒體界安插大量的自己人。民進黨執政沒那麼久，卻刻意的掌控司法和媒體，包括蔡英文提名通過的大法官普遍明顯親綠，檢調系統本就由執政者掌控，綠營以執政預算向親綠媒體大量採購，並且無端關閉中天新聞電視台，使媒體再也不敢太批評綠營政府。

白色恐怖最受垢病而綠色恐怖所無的是：臺灣的全面戒嚴、軍法被用於非軍事案件、以及軍事機關（如警備總部）介入管理非軍事事務。如上述，臺灣在1970年以前可說處在戰時狀態，戒嚴、軍法、警備總部等都有其作用，但1970年以後，這些的功能都已大幅限縮，而且可被正常機制所取代，卻直到1991年才被廢棄。這些於是成為遲鈍的國民黨永遠可被攻擊的污點！

綠色恐怖最厲害而白色恐怖所無的是，民進黨以執政預算豢養了大量的側翼和網軍，不僅大力宣揚其意識形態，更隨時隨地揪出政治異議者（包括在野黨的突出者），加諸嚴厲的侮辱和覇凌。這些側翼和網軍中，青鳥和黑熊部隊是最知名的，但是其他還有很多（最近都冒出來推動大罷免），幾乎是無所不在，使大部份人都相當程度心生恐懼，而不大敢發出反對之聲。白色恐怖常被譴責沒有言論自由，綠色恐怖似乎更沒有言論自由！

1970後的白色恐怖時期，台灣社會大體上是愈來愈寬鬆，只有偶而發生反政府之類的事件時，社會上才有肅殺的氣氛。現在的綠色恐怖，號稱有自由民主，綠營的大量側翼和網軍卻無所不在的監控和聲討政治異議者，社會上的肅殺氣氛比白色恐怖猶有過之啊！（不論白色恐怖或綠色恐怖，受到打擊的當事人當然感覺非常肅殺恐怖。）

2013年，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建立了「無名英雄廣場」，紀念846位當年在台灣被國民黨政府以匪諜罪名處決的「隱蔽戰線烈士」。這846名中共烈士，與我們政府所公布的「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名單，有許多姓名相同（註1），這846名中共烈士的真實性是如何，對岸會不會造假？我們看下去～

對日抗戰期間，台灣反日人士在重慶成立「台灣革命同盟會」，由宋斐如、李友邦等人，先後擔任領導人，對台灣的戰後地位，與國民政府有不同的見解，希望由台灣人當家作主，建立一個高度自治的台灣省政府。

二二八期間，宋斐如進入行政長官公署工作，擔任教育處副處長，在老台共蘇新的邀請下，創辦了左傾報刊《人民導報》，宋斐如擔任社長，台共蘇新擔任總編輯，並接受中共在台最高領導人蔡孝乾的指導。《人民導報》因刊登國共和談敏感文章以及批評陳儀施政，引發當時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不滿，陳儀要求宋斐如辭去社長，宋婓如辭去社長之後，由王添灯接任。

二二八事變中，宋斐如與李友邦二人都沒有親自參與「二二八事變」，但李友邦領導的「三民主義青年團」，有許多成員參加了台中謝雪紅以及嘉義張志忠的武裝部隊。

結果，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宋婓如被不明人士，用黑布蒙上雙眼，押上黑色轎車，遭到特務殺害，但宋婓如沒參加共黨組織，沒有名列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

擔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的王添灯，被冠以「陰謀叛亂首要」，遭到特務逮捕後殺害， 但王添灯沒參加共黨組織，沒有名列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後，李友邦被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以通匪與幕後鼓動暴動罪名逮捕，並解送南京監禁3個月，經過其夫人嚴秀峰至南京向蔣經國辯解，李友邦才被釋放，返臺時在基隆港碼頭受到熱烈歡迎。

1952年，李友邦被以涉及朱諶之匪諜案之通匪罪名，遭中華民國政府處死，李友邦曾參加共黨組織（註2），故名列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

以上，我的推論是「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即使參加了左派活動而受難，只要沒有參加共黨組織，是不會列名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而列名者多是中共的烈士，這點爭議不大，大陸有官方資料，未來可以証實。

註1，丁窈窕、李媽兜、施水環、林日高、湯守仁，吳麗水，林瑞昌、高一生、陳顯富、陳智雄、高執德…（太多了，沒空查）。另外，大陸的中共烈士漏列二位重要人物，一位是中共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書記鍾浩東，《光明報》就是他發行的，另外一位是張志忠的妻子季澐，張志忠是中共台灣省委副書記兼武裝部長。

註2，李友邦，台北人，黃埔軍校二期，深得孫中山和廖仲愷器重。1927年，因蔣介石進行清黨，李友邦於杭州結交了許多左翼人士。1932年，被國民黨逮捕入獄，至西安事變第二次國共合作後才正式被釋放。

按人民日報出版社1994年版《中國共產黨浙江省組織史資料》透露，李友邦於1929年在杭州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曾任共青團杭州中心市委委員，並曾在杭州藝專秘密發展團員。

1938年夏，李友邦在浙江金華與中共黨員駱耕漠相遇，向駱耕漠暢談了他擬籌建「台灣義勇隊」的計劃，駱耕漠將此計劃向中共浙江省委作了彙報。中共浙江省統戰委員會書記張錫昌派中共黨員張畢來去金華，幫助李友邦籌建台灣義勇隊。

1939年3月，周恩來到浙江金華時，曾對台灣義勇隊作重要指示。台灣光復後，李友邦返台，與老台共謝雪紅聯絡，之後台灣地下黨領導人張志忠，向謝雪紅證實李友邦的政治背景。

大概因為選舉快到了，最近又有很多人出來回憶或者是聽說自己的親戚朋友當年遭受二二八或白色恐怖。

很奇妙的，這些人大多非常年輕甚至有些是八年級以後，不但他們的父母並沒有經歷過，甚至連他們的祖父母當時都只是小屁孩，結果今天他們自己卻能夠活靈活現，說的好像是身歷其境一樣。

記憶的確是可以製造的，而且在大腦中的強度甚至會跟自己親自經歷的差不多。這就是為什麼，柯文哲一說到比自己出生還早9年就去世的阿公，當年被國民黨抓去警察局審問的事情就會痛哭流涕；我們的天主教聖騎士陳建仁更棒，親自見證了在他出生前4年就已經發生過的二二八事件，而且還說得眉飛色舞、栩栩如生，表情非常自然，讓人無法懷疑其真實性。

這一點也不奇怪。當年納粹德國時期，一堆德國人都出來回憶自己遭受過猶太人的壓榨，要不然是破產，要不然是男人的老婆被猶太人給搶走，要不然是女人年輕的時候被逼到走投無路只好獻身給猶太人老闆。反正突然之間，所有的德國人都被猶太人給壓榨過，只要是猶太人就跟魔鬼一樣可恨，每個德國人似乎都有一段非常可怕的回憶，講起來也都是痛哭流涕。

但實際上，想要給猶太人壓榨，還不是每個人都有資格。你沒有相當的財富以及社會程度，還真是沒資格給猶太人壓榨！最後，就是歇斯底里地把猶太人送入毒氣室，只剩下一堆又一堆的白骨。

就好像1950到60年代的中國大陸也是類似如此。突然間憶苦思甜，好像所有人都當過佃農，每個人都被地主階級給壓榨過？沒有被壓榨過似乎就沒有資格說自己是新共和國的國民？結果，就是一團又一團血腥，連結十年浩劫的破壞。

上述當年德國與中國大陸的狀況，就跟戒嚴之後，尤其是最近這20年的台灣完全相同。好像只要親朋好友之中沒有經歷二二八事件就沒有資格當台灣人？前述的聖騎士更妙，自己的老爸明明是國民黨的走狗，幫忙國民黨在地方上喬事情，最後一路爬到縣長，全家都受到國民黨的照顧提拔，結果竟然可以在腦海中建構出一段感人肺腑的受迫害家族故事。您說，是不是很讓人感動？

這種荒謬的故事今天在台灣又上演，實在是讓人覺得非常難受。或許，這就是人類吧？啟蒙運動時期的理性主義認為，每個人類都該有一種理性與節制的靈魂，但事實證明這是錯誤的？

不說了，越說越悲哀。

促轉會盼中正紀念堂能轉型為「反省威權的歷史公園」，並建議計劃將蔣中正銅像移除。事實上，若無老蔣威權統治的 「白色恐怖」，台灣怎麼可能太平安寧，穩步發展，民生樂利？

戰爭未必就是刀槍火炮的熱戰，戰爭還有看不到、感覺不到的情報戰與思想戰。戰爭的勝負，國家的存亡，情報常常是決定性的因素。思想戰能從心理上瓦解對方的鬥志，甚至倒轉對方軍民的敵我意識，與情報戰同樣厲害可怕。共產黨主要就是靠著情報戰與思想戰，擊敗了蔣介石。因此，戰爭中清除蒐集情報的間諜與意圖煽動的內奸，是絕對必要的正當行為。

而且，就算是真如台獨所言，是靠美國協防台灣，使得共黨不能渡海犯台，但是當年的時空背景，共產主義席捲半個世界，無孔不入，勢不可擋。除了大陸的匪諜滲透顛覆之外，台灣在共產思潮的侵襲下，不會有土生的台灣「共匪」興風作浪？起而鬧武裝革命？

看看韓戰、越戰，以及世界各地共黨生靈塗炭的禍亂戰亂。若非蔣介石的白色恐怖擋住了共產瘟疫，赤禍之災台灣豈能倖免，台灣不會死人無數？況且白色恐怖與一般人民根本無關，人民絲毫不受影響。被殺被關的人都是與共黨的活動有關，死的幾乎全是大陸人，台灣人屈指可數。

正就是全靠著所謂的「白色恐怖」，使台灣成為共產病毒無法侵害的無菌室，使得台灣安定繁榮，經濟騰飛，台灣人戶戶笙歌樂太平。「白色恐怖」，恐怖個屁！

就算真如台獨所言，是靠美國協防台灣，使得共產黨不能渡海犯台，但是當年的時空背景，共產主義席捲半個世界，無孔不入，勢不可擋。除了大陸的匪諜滲透顛覆之外，台灣在共產思潮的侵襲下，不會有土生土長的台灣「共匪」興風作浪？起而鬧武裝革命？

看看韓戰、越戰，以及世界各地共黨肆虐的鬥爭迫害，生靈塗炭的禍亂戰亂。若非蔣介石的「白色恐怖」擋住了共產黨的「紅色恐怖」，台灣豈能倖免，台灣不會死人無數？

況且「白色恐怖」與一般人民根本無關，人民絲毫不受影響。被殺被關的人都是與共黨的活動有關，死的幾乎全是大陸人，台灣人屈指可數。

而且正就是由於所謂的「白色恐怖」，使台灣成為共產病毒無法侵害的無菌室，使得台灣安定繁榮，台灣人戶戶笙歌樂太平。

戰爭未必就是刀槍火炮的熱戰，戰爭還有看不到、感覺不到的諜報戰與思想戰。戰爭的勝負，國家的存亡，情報常常是決定性的因素。思想戰能從心理上瓦解對方的鬥志，甚至倒轉對方軍民的敵我意識，與諜報戰同樣厲害可怕，戰爭中清除間諜與內奸是絕對必要的正當行為。

評斷政治的是非，是不能脫離當時的時空條件的，以太平時期的自由、民主、人權的標準，而對戰時的蔣介石升級加罪，就如以現代的標準來評斷古代為民除害的打虎英雄，英雄就變成了虐殺保育動物的大壞蛋。因此，蔣介石的「白色恐怖」是絕對正當的，只有一個有無矯枉過正，亂世用重典的過當問題。

當然現在的時空條件也與當年不同，中共已經不以共產主義治國，也不向世界推廣共產主義革命，而且大陸又成為世界的脫貧典範，台灣和世界沒道理再宣傳什麼「紅色恐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