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數約八千多字，是我跟KIMI的對話記錄，挺好玩的（太長了，在此省略）。討論的主題是關於慈禧太后是否挪用「海軍鉅款」的利息修繕頤和園的事情。

討論過後我才知道，原來將慈禧釘在恥辱柱的原始材料，僅是三則斷簡殘篇的紀錄，完全沒有任何的完整明細，甚至連完整地檔案記錄都沒有，就是三段殘缺破碎的隻字片語。而現在這麼多言詞激昂，大罵慈禧禍國殃民的歷史博主們，我只能說，你們這群狗東西，連基本的求證都做不到，質疑的精神都沒有，活著還不如去死。

另外，從這一點也可以約略得知，當初大肆宣傳滿清有多腐敗、滿清有多顢頇的革命黨文宣，真實性到底有多少？我簡單說吧，所謂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在現在的揚州市轄下，乃至揚州與泰州之間，都沒有任何當初屠城的亂葬崗或者萬人坑。

《揚州十日記》，是曾任史可法的幕僚王秀楚所著，其中明確指出在揚州市掃垢山上處理了幾十萬罹難者，然而不要說疑似屠殺後處理屍體的遺址，那地方就連一般民間的墳墓都沒有幾個，因為那裡風水極差，所以才被稱做「掃垢山」。如果這裡都沒有任何屠城的罹難者遺跡，那麼這場大屠殺的可信度有多少？同樣的「嘉定三屠」也是一樣。

（掃垢山是江蘇省揚州市歷史地名，原名騷狗山，因清順治二年（1645年）史可法抗清戰役後，清軍遺屍叢葬引發野狗聚集而得名，康熙年間因避諱改稱掃垢山。其地處揚州二道河區域，系疏浚護城河積土堆積形成的人工山體，現對應華懋購物中心與萬象匯商業區範圍。）

這些歷史論述，都僅使用有限的孤證，而且都是間接證據，沒有任何的直接證據，也不考慮邏輯的合理性。如同我與KIMI討論的內容一樣，慈禧本身的內帑可用度資金或許高達2億兩白銀，如果260萬兩白銀的8％年息都有20多萬兩，那麼2億兩白銀的年息有多少？1600萬兩。慈禧是一個帝國的太后，不是一個暴發戶的老闆娘，他每年有1600萬兩白銀的利息收入，還要去貪汙20萬兩白銀的軍費利息？慈禧腦子有問題啊？不管大清帝國的體面了嗎？這種話術顯然都是要欺騙一般庶民百姓的說法，因為只有庶民百姓才會覺得20萬兩白銀好多錢啊！

滿清貴族都是混蛋！可只要稍微去探討裡面的心理與邏輯問題，就不難發現，現在對於清朝的許多所謂「定論」都是一種主觀臆測，甚至是謊言。

清朝統治台灣1683到1895，總共212年，可是在賴蛇的演講當中，竟然只剩下8年。不知道這8年怎麼算？

如果是台灣建省開始，那也是1885-1895整整10年，8年到底從哪來？清朝是目前為止在歷史上統治台灣時間最久的時代，台灣歷史如果只有400年，清朝就佔了超過一半。這212年當中，不但人口穩定增加，行政區不斷劃分，1863年之後也跟中國大陸一起開港通商，在台北、高雄都有洋人的租界、教堂、學校，滿清政府也在台灣推動若干現代化措施，包括港口、鐵路、兵工廠、郵政、學校，有若干甚至比大陸的發展時間還要早。

1895年日本人登陸，歷史上的乙未戰爭展開。根據進入台北城的日本隨軍記者的報導，稱當時的大稻埕「平坦堅固的石板路，兩邊是寬敞明亮的商店，裡面擺滿來自世界各國的貨物。」，「百姓的穿著飲食與生活水準，都明顯高過北支（支那，即指中國）。」這表示滿清政府在台灣所投入的各種現代化措施已經收到效果，老百姓的生活也比大陸內地要好，所以台灣是當時中國最現代化的省份。這些都有非常清楚的資料記載，難道就可以這樣公開胡說八道嗎？

你不相信嗎？或者賴蛇與青鳥不相信。後藤新平你們總相信吧，他在著作當中稱劉銘傳「台灣現代化之父」。這一點日本人深信不疑，結果這些綠色台灣人竟然刻意迴避，或者裝死不提。

不知道賴蛇這種離譜的稿子是誰寫的？不但沒有什麼中心思想，還有濃濃的法西斯風格，連不同意見的個人與團體當作雜質打掉的鬼話都說的出來，更別提上面筆者所說的各種歷史年代與時間上的荒謬錯誤。這種稿子竟然可以拿給總統府來使用，這種政府的程度我們也就可想而知了。

悲哀，只能說悲哀，多少年前大前研一所警告的「低智商社會」就在我們面前活生生上演。

改革，永遠是最危險的事。所以革命成功的案例很多，但是改革成功的古今中外寥寥無幾。

當年的巴勒維國王在伊朗就是一個例子：取消伊斯蘭學校，女人不必蒙臉、可以上學、可以離婚、可以繼承遺產、並且準備一夫一妻，大量派遣留學生到歐美，並且鼓勵國外的技術人員用優惠的待遇在伊朗定居。他，幾乎可以說是中東地區西化的模範生，本身還娶了一個英國名模當老婆。

他的失敗到今天都還是眾說紛紜。但在筆者看來根本原因只有一個：改革得罪了所有的既得利益者，又滿足不了自由派。大量的什葉派信徒沒有辦法接受上述的社會與法律改革，尤其是教士階級。而受西方教育的自由派，卻又嫌他的改革不夠，因為沒有完全開放言論自由，也沒有允許合法的在野黨，更不願意全面實行民主議會政治，而只有允許部分的選舉。結果，是所有人好像都在改革當中吃了虧，沒有任何核心力量支持的國王，瞬間成了孤立無援的光桿。

詳細過程各位自己去谷歌或者百度。簡單說，最後保守的基本教義派竟然跟主張西化的自由派聯手把這位國王給推翻了。過去很支持巴勒維的美國也只是袖手旁觀，因為竟然開始擔心伊朗強大以後會成為以色列在中東的競爭對手，而且幻想未來新的伊朗政府可以更滿足美國的利益。

這個不斷推動改革的國王與政府，就這樣突然間垮台了。然後呢？然後就是基本教義派掌握政權，很短暫的擺出一副想合作的模樣，不久就痛下殺手，把那些天真浪漫的自由派不是宰光，就是全部趕走。這場革命的結果，是讓一個老神棍當了領袖，過去所有的開明改革全部化為烏有，甚至還變本加厲，整個國家大倒退。

這個狀況真的很像1900到1911之間的滿清政府。過去的特權八旗子弟不能接受把政權開放給議會，國內的立憲派卻非常急切的希望趕快開國會、立憲法，海外的改革派希望趕快回來參與政治，北洋軍人虎視眈眈，而革命黨則幸災樂禍，最後預備立憲卻讓所有的人都不滿意，然後爆發革命，立憲派竟然跟革命黨合作。然後，就沒有然後了，因為北洋軍閥崛起，中國內部就是一團誰也講不清楚的混戰，對人民來說等同無窮無盡的災難。

這兩個都是改革失敗的例子，因為改革想要滿足所有的人非常困難。所以，我們就可以了解鄧小平當初的改革開放的困難度，也可以理解為什麼他要用許多利益去滿足那些紅色家庭、軍人、以及他們的後代。但是，妥協往往就意味著改革不能徹底。

伊朗與中國近代的改革成敗，其實都告訴我們：政治權利是寡佔的，人類永遠會為了眼前的利益不顧一切。

上週在中壢老人大學的課堂上，有同學忽然提說，請老師談談和珅，還有和珅的抄家清單。

我在廣州中山大學追隨陳春聲教授讀博士，陳教授是華南學派的主要領導人又是明清史專家。華南學派以文獻爬梳，輔以人類學的田野調查進行研究，所以我在廣州中山大學主要是以明清史為學習的重點。

我在中山大學的一場演講聽過講者PPT秀出和珅抄家清單。內容琳瑯滿目到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事後，我便去查找和珅的相關資料。所以本週二上課，我就花了一點時間談和珅這個人。

我們對和珅是大貪官的印象大概來自於民間流傳的「和珅跌倒，嘉慶吃飽」這句話。對和珅八面玲瓏、善於逢迎、巧言令色的形象可能來自於清宮劇。

和珅在乾隆27年（1772）以三等侍衛入宮，因受乾隆賞識，一路爬升，在乾隆朝後半期可說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臣。可是他卻在嘉慶4年（1799）被嘉慶帝下令抄家並被賜死。

因為抄家，抄出的財產多到令人驚嚇，被賜死後，民間就有了「和珅跌倒，嘉慶吃飽」這句話，而民間也都認為和珅是因太貪了才被嘉慶賜死的。

其實，嘉慶給了和珅20條理由，前12條主要是獨斷朝政、營建私黨、舉止僭越，13、14條是說他居所和墳塋修得過於奢侈和逾越制度，後6條才是與他的貪斂有關。可見，和珅主要不是貪汙丟命的。

可是我們要問，和珅貼身跟著乾隆數十年，乾隆為何沒有認為和珅犯了只當4年皇帝的嘉慶所說的20條死罪呢？

乾隆因為要顯示他尊重他的祖父康熙皇帝，很早便公開宣布只當皇帝60年到85歲止，因此乾隆60年便禪位給嘉慶，但乾隆對國政卻事事干涉，當然許多意見還是參考和珅的建議。嘉慶當皇帝時已經37歲了，可不是幼年的兒皇帝。想想看，現在年輕人，你每天嘮叨他，他會如何反應，何況嘉慶是37歲的皇帝，皇帝是一國之君，卻還被事事干涉，心裡會作何想？

嘉慶4年，乾隆一死，嘉慶隨即把和珅打入大牢，抄家賜死前後只費十天功夫。可見嘉慶早就看不慣和珅的把權，乾隆一死，和珅靠山也就崩潰了，所以乾隆被認為是和珅被抄家賜死的主因。

延伸聯想：有位傳說叫「鄭百億」的因為靠山走了，而某人認為百億是他眼前最大的石頭，所以靠山一下台便用貪汙罪起訴；有人接受商人性招待，法官說事隔四個月，沒有對價關係，判無罪。所以說，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有關係。關愛的眼神最重要。

歷史課本一般只講述鴉片戰爭和林則徐在虎門銷毀鴉片，而幾乎不提鴉片在清朝約270年間的整個狀況。筆者讀了史景遷所著的《中國縱橫》（[1]）書中的〈鴉片〉一文，才比較了解這段有關鴉片的歷史。

鴉片起初是隨著菸草從南洋傳入中國。明朝晚期的16世紀末，菸草傳入中國，並且很快相當普及，人們不僅抽菸，也在很多地方種植菸草。鴉片大約在清朝初年傳入中國，作為抽菸時菸草裡的添加物。中國最早提到鴉片的文字記錄有1723年的黃叔璥和1724年的藍鼎元（書中提到的明代學者張汝霖實為清代人，晚於黃、藍二人），兩人都是造訪台灣的官員（當時台灣已歸屬清朝），記述台灣的民情狀況時提到鴉片，因此台灣有可能是鴉片進入中國最早的入口。

上述混在菸草裡的鴉片含嗎啡量很低，到1760年代之後，逐漸被含嗎啡量較高的純鴉片所取代，吸食純鴉片有強烈快感而致癮性也高，很快愈趨普偏。很多地方於是大量種植鴉片，但是國内產製的鴉片其質量或產生的快感一般比不上進口貨，因此國產鴉片的價格遠低於進口貨，一般賣給經濟條件較差者，而富裕者則消費進口的鴉片。有多少人吸食鴉片？不同的人估計差很多，較合理的估計，19世紀末約10%的中國人吸食鴉片，國產和進口的鴉片量都非常大，幾乎不受鴉片戰爭的影響。

鴉片雖然不利於吸食者的健康，由於其普偏性和強烈的需求，鴉片頗有經濟效益。「鴉片於中國經濟的三大領域起了重要作用，至少就19世紀後50年來說是如此：充當金錢的代替品（比金屬貨幣輕，便於攜帶）、助地方官員完成上級規定的收繳稅額、幫忙籌措自強計畫（洋務運動）所需資金。」

早在1729年就出現了第一份禁鴉片令，當時僅懲罰經銷商，而非吸食者。此後清政府又頒布多次禁令，譬如懲罰吸食鴉片的官吏、軍人等，但是不懲罰一般吸食者。這些禁令全都效果不彰，其原因在於當時人心空虛、經濟停滯，而鴉片提供了難得的快感和經濟利益。

文章最後一段：「1906至1915年禁煙運動的成就不凡，點出新興中國民族主義的力量和社會目標意識的重振，一如1915至1945年吸食鴉片之風再度大興，點出民族主義和目標意識早早就受挫。中國共產黨禁煙運動的成功，再度點出這一周期的存在。於是，這些事件似乎表明，在掃除鴉片煙害上，心理因素比生理因素還重要。」民國時期吸食鴉片之風再度大興，有些民國派似乎把民國時期想像得太好了！

[1] Jonathan D. Spence（史景遷）《中國縱橫：漢學巨擘史景遷的歷史與文化探索》時報出版 ，2023。（Chinese Roundabout: Essays in History and Culture, 1993）

勸爾莫罵義和團，
團民大勇義滔天。
家國民族危亡時，
噴盡腔血洗荒原！

自古忠勇多草莽，
從來脊樑起民間。
權貴斯文出逃時，
愚氓挺身千千萬。

百年辛酸俱往矣，
公知媚洋似從前。
且看京城紀念碑，
英雄何分愚與賢！

列強鷹視狼嚎急，
驚我義和義勇男！
前恥不忘後事師，
團結國民齊向前。

中華文明和為先，
美酒獵槍在身邊。
和交武衛準備好，
不勝不休糾糾男！

附：

島內，不分藍綠，似乎皆罵義和團，將其與文革群眾一併罵。
或許，其罵，從准海戰場百十萬輛運糧手推車、從千里長江渡江艄公船就開始在罵了。
其脫離大眾，發動不了民眾，眼紅、心妒、膽寒，罵罵也罷了。

大陸類公知罵什麼？
凡是毛、共肯定的，罵就是了；
凡是美霸不喜的，罵就是了。
只要有狗糧，罵就是了！

沒有中國味了，自然罵為中國犧牲者！？
只是這罵，罵不倒天安門廣場紀念碑，嚇不退前仆後繼獻國者！
中華民族獨立，中華文明復興，在各種小丑罵中前進、無可阻擋！

德川幕府時代，日本太窮了，日本百姓比清朝百姓更窮，即使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女人也在南洋賣得到處都是。

當時清朝民眾的物質生活遠超日本，中日貿易使清朝單方面從日本取得巨額貴金屬，擺脫了經濟蕭條，得以改善漢人生活，穩定社會。

清朝前葉，銅錢緊缺，因為沒有那麼多制錢的銅材。而日本銅不僅產量多、成色好，且價格低賤。但因為日本窮困，沒有清朝民眾的消費能力，所以豐厚的礦藏在國內不能發揮多少經濟作用，上好的銅料賣不起價，每100斤銅在日本國內市場價92文銀錢，而賣給清商才104文，考慮到從礦場到長崎港的高昂運力，幾乎是虧本的。即使後來銅產量下降，銅價大漲後，日本商界害怕失去清朝這個市場，只將出口價定到112文。對比清朝的價格，同樣一兩白銀，在清朝市場上只能換到4、5斤銅，而在日本卻能換8到9斤，這樣的利潤空間足以令清商們趨之若鶩。

日本的存在從經濟角度實現了清朝利益的最大化，不光解決銅材緊缺、通貨不足的困難，還解決了產能過剩，就業不足的問題。因為明末清初戰亂，江浙地區一直氣像蕭條，國家內需不足，元氣不復。康熙23年（1684年）康熙南巡，想一睹江南的繁榮富庶，結果頗為失望：「朕向聞江南財賦之地，今觀市鎮通衢，似覺充盈，鄉村之饒、人情（皆）不及北方。」

15年後，康熙第三次南巡，來到浙江，又發現浙江百姓困苦，「生計大不如前」。而清朝對日本的經濟優勢，通過對日貿易，對江浙工商業的重新繁榮拉動極大。南潯、烏鎮的絲織業，安亭、魏塘鎮的棉紡業，江西景德鎮的瓷業，特別是福建、台灣糖業的異軍突起，它們的興盛都與日本製造業落後，不得不需求清貨關係密切。江西樟樹鎮直到今天都是著名的藥材集市，當年的發跡亦與中日關聯度甚高。

根據日本長崎交易所的資料統計，僅僅順治5年到康熙47年（1648－1708年）這60年間，日本外流黃金239萬餘兩、白銀3742萬餘兩（貫），其中3分之2以上流入清朝。而黃銅外流更是天文數字，據學者任鴻章統計，從1684年到1851年，就有3.3億斤日本銅流入中國。甚至還有人統計出11.1億斤的（1663－1797見木宮彥泰《中日文化交流史》）清朝賺得盆滿缽滿，而每年所支付的，不過是幾千到兩萬斤生絲，二三百萬斤糖，和各類手工業產品，以低價貨換回高價的貴貨。正如《東倭考》說的那樣，「大抵內地價一，至倭可易得五；及回貨，則又以一得二」。

雖說日本拒絕與清廷官方往來，但清廷皇帝們也樂得悶聲發大財，誰也不多事。日本畢竟只是島國，如此讓清朝三倍、五倍的獲利，時間長了也不堪重負，貴金屬產量不斷暴跌，搞得日本國內發生通貨恐慌。

著名政治家新井白石就覺得日本吃虧太大，在他看來，以不可再生之貴金屬，換取中國生產過剩之消費品，只能令日本越來越窮，「今後不出百年，我國財用盡竭，其事不待智者自明。雖云每年各國有所生產，譬之於人，五穀之類猶如毛髮，似無停止之時，五金之類則似骨骼，不復重生。五穀地尚有肥瘠，年尚有豐歉。五金則產地不多，開採常不得。以我有用之材，易彼無用之物，非我國萬世長策。」（新井白石《折焚柴記》）

同治中興當年，正是日本明治維新初期；由於英法兩次聯軍中，美國公使蒲安臣對於清廷的處境表示同情，且確實居華洋衝突中，在公正的處置上，有相當不錯的表現；而清廷有意與西方列強建立平等而合理的關係，就在蒲氏任滿之年，邀請其出任清廷的巡迴大使，同時，奉旨的另有兩位華人使臣，有監督之作用。

1868年7月28日，該使團與美國國務卿訂立了《蒲安臣條約》（又稱《中美天津條約續約》），以西方國際法的形式確立了兩國的對等地位。根據其中規定，兩國人民都可以到對方的政府公立學校求學，從此開始了清廷推動第一批官派留學生的基礎─由學童開始的。此時正是明治維新初年，中國正式開始了西化的步伐…

清廷接受西化，容閎建議派學生赴美

當時與外國訂有遊學條約者，只有前述同治七年蒲安臣、志剛與孫家穀等使美所訂之中美續約，即由政府選派學生赴美；其辦法根據曾國藩、李鴻章所奏准，由容閎擬定該計畫。

第一次，由曾、李二人合奏選派幼童赴美辦理章程十二條…其中請准中國將派員每年選送兒童三十名，至彼國書院肄業。言明其束脩膏火，一切均中國自備，並請俟學識明通，量才拔入軍政、船政兩院肄習。致赴院規條，悉照美國向章辦理…。計畫中，於上海、寧波、福建、廣東等處挑選聰慧少年十三、四歲至二十歲為止，曾經讀中國書數年，其親屬情願送往西國肄業者…每年以三十名為率，四年計一百二十名，駐洋肄業十五年後，每年回華三十名，聽候派用。

實際選派學童出國留學，時在1872年，挑選不分滿漢，年12歲至16歲，在滬設局，查考中學西學分別教導，將來出洋後，雖肄習西學仍兼講中學…1872年第一批出國，該計畫正式展開。

第一次學童出國，生活起居都需適應，期間我學生所受文化衝擊甚大；例如，入學後，學生都拒絕行跪拜禮，就是其一例；指導官員，迭有報告回國，對於學童是否能維持原本的傳統心態，頗有疑慮。

美國的誠信與清廷的決斷

至1881年，我少年之學習達到相當水準，清廷決定派若干少年進入美國官方的軍事學校時，竟發生美方不准我學生進入軍事學校求學之事，使得清廷認為美方失其誠信，居心叵測。同時，1874年發生的牡丹社事件中，明顯地美國前領事李仙得為日軍之顧問，深涉於該侵華的台灣事件中，雖然美方指其所為非官方之意思，但確實讓清廷起疑。兩事件相加，出乎原計畫之外，難怪朝中無人敢於承擔。因而，當年，該計畫原定的十五年未滿，計畫尚無明白成效而告中止。少年留學美國，其中後來知名於世者，有唐紹儀、詹天佑等。

滿清王朝，在台灣的統治算是殖民統治嗎？很多人對這問題的認識都是似是而非的。

筆者只說兩點。清朝統治台灣211年，台灣總共出了26個進士，大多數都有在北京為官的經驗，有一些品佚還不低，其他到福建考取舉人的更是不勝枚舉，也就是說台灣人跟內地所有省份的人是一樣的，有資格參加帝國的公職考試及擔任官職，沒有任何差別。

其二，台灣的行政制度，基本上與內地完全相同，台灣府下轄各縣，除了後山地區有所謂的特別州作為一種臨時過度的單位之外，其餘基本上都一樣。後來，行政區隨著人口的增加不斷重新劃分，也與內地的制度基本一致。待1885建省之後，台灣的行政區內地化已經全部完成。

日本統治台灣，在台灣執行的是軍事統治體制，與日本內地完全不同。日本人擁有考試以及選舉的權利，台灣人基本沒有，學校教育體制與內容更是完全不同。台灣人在日本帝國下的地位，甚至於不如朝鮮人，更遠遠不如中國東北人。這，才是真正的殖民統治。

這麼簡單的道理，居然很多台灣人故意視而不見，在那裡胡扯什麼，滿清統治時期是殖民統治。

1901年到1911年的這10年，是中國的一個大改革的10年，也是滿清終結的最後10年。

這段期間，滿清政府為了改革中國的政治體制，建立一個符合世界潮流以及現代國家所要求的立憲法治政府，花了大量的功夫，結合傳統地方士紳與各口岸的新興民族資產階級，也就是後來我們所說的立憲派，一起推動所謂的君主立憲制度的建立。當時滿清新一代的掌權權貴，包括攝政王載灃以及他的幾個弟弟們，大多有到國外考察甚至於留學的經驗，都以開明的面目出現，而且直言不反對改革。也確確實實為了政治體制的改革，做了不少事情。

所以這10年在當時西方及日本輿論的眼中總是認為中國的改革已經是箭在弦上。當時中國國內也不存在像過去一樣的反改革力量，最多只是對改革的速度以及哪些專案必須優先，有不一樣的意見而已。梁啟超甚至都認為從此之後將不再需要革命，中國可以和平過渡。這股氛圍也的確讓當時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黨非常恐慌，認為革命將從此失去了市場。

但是，為什麼最後這個改革還是以失敗告終？這實際上是一個非常重要，但是卻又沒有很明顯答案的問題。如果要說滿清政府失去民心，這個說法也有待商榷，因為最起碼當時的立憲派並不支持革命，還是願意跟滿清政府合作，一起改革。滿清政府仍然有相當大的社會基礎，不能說完全失去民心。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滿清政府畢竟沒有處理好與袁世凱的北洋軍事集團的關係，在武昌起義之後，讓革命黨成功運作，滿足了袁世凱的政治欲望，也突然埋葬了滿清政權。

四川保路運動這樣一個偶發事件，滿清政府處理手段非常拙劣，竟然就因此將整個帝國引爆。這不只是一個王朝結束，中國也宣告失去了一次和平改革的機會，未來幾十年就將在革命與內戰中度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