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從幾個關鍵問題思考：

1. 中國當時有4億多人口，年均糧食總產量已達到3000億斤，在沒有工業化生產糧食與化肥增加產能的基礎上，已經達到人類歷史的奇蹟，工業生產對當時歐洲最大的誘因是能夠補足歐洲不斷相互征戰後，導致勞動力不足的問題，但中國不僅沒有勞動力不足的憂患，相反地中國有過剩勞動人口的隱憂，所以工業技術對中國來說是毒藥，不是解藥，這問題明朝就存在了，不光是清朝。

2. 中國不是一個對外擴張的文化，即便清朝與元朝呈現出向外擴張的企圖心，但相比於元朝，清朝的對外擴張僅止於將可能的外部勢力，以天然的地理優勢屏蔽在外，而不是元朝無限制地拓展領土範圍，所以在中國人口嚴重過剩，但政治上又沒有拓展領土企圖的前提下，無法擴大內需市場，貿然引進工業技術，提高中國工業生產，特別是在紡織業與相關可以由手工業替代的輕工業上，工業取代輕工業，會造成1億的非農就業人口立即出現失業的危機，這樣的行為無疑是將太平天國的問題，提前在嘉慶年間發生，工業革命不是為清朝解決勞動力的問題，而是提前發生滅國的危機。

3. 當時中國純粹以手工業所生產出來的茶葉、紡織、瓷器與各種奢侈品，可以高價賣給歐洲人以穩定白銀輸入，倘若接受西方的工業生產，將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拱手讓給西方工業技術，並在採購工業技術的時候，造成大量白銀外流，造成經濟崩潰，那麼即便清政府可以壓制提前發生的太平天國，也會因為穩定經濟的白銀大量損失，造成各地擁兵自重，民國的軍閥割據也會提前在道光年間就出現。

如果能好好思考這幾個經濟問題，就不會單純以滿清皇帝故步自封，昧於世事變化，保守顢頇譴責大清政府，因為大清與廿世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大的差異在於，十八、九世紀的歐洲，正在全世界掠奪累積資本，成為高消費市場，大清即便只有農業與手工業，在經濟的佔有率依然是世界第一，生產總值依然超越整個歐洲。直到中國經歷民國的軍閥混戰，抗日時期的戰火將中國經濟徹底搞到崩潰，中國才有可能因為落後的工業生產條件，以勞力密集的方式生產商品，以低廉的人工換取外匯，才能解決清代外部外銷市場不夠大，無法承擔中國工業生產後的銷售問題，讓中國有了從手工業進入輕工業轉向重工業的發展歷程。

我花了幾天的時間看完了《康熙的紅票》，不禁再次感慨滿清對中華文化發展進程的扭曲程度之大。這本書指出了滿清的基本政治生態結構：主奴關係。奴才是主人的財產，與主人有著休戚與共的關係，後來滿清掌握了中國政權，依然用這一套關係來治國。

「大臣」這種人，是漢人的文明中創造出來的，那是「外人」，只有奴才是自己人。滿清的統治者利用奴才掌握從上而下的信息和權力，走官方正常渠道做不到的事，那就讓奴才去做。傳教士在康熙朝很受寵，做了很多事，教給康熙很多的西洋知識，這根本不是什麼中西文化交流，而是康熙把他們視作自己的奴才，這些奴才提供的知識有趣且有用，所以就一直用。傳教士也很為這個奴才身份而自豪，因為這意味著他們是皇帝的私產，有很多的特權，傳教方便。而後來即位的雍正，是個佛教徒，不需要這麼一批天主教的奴才，所以就把這些傳教士趕走了。

以奴才治國，是文明的巨大倒退。在西方文化中心的視角中，說中國是注重集體，忽略個體，這是一個批評的視角。但是這所謂的注重集體，是中國人辛辛苦苦總結出來的適合當時時代的最優方案。比如嫡長子繼承制，王國維說過：古代的人不是不知道立賢比立長好，但是嫡長子繼承制是能保障權力穩定傳遞的最優解。

讓「個體」隱藏於「集體」之後，目的是讓個體的意志不會影響整體的運轉，這也包括對皇帝的限制，中原文明自古以來都要求天子或皇帝要懂得克制「己私」，不能把自己的個人喜好凌駕於「公」之上。皇帝與大臣只是分工不同，各有各的道要遵守，皇帝尤其要做好表率作用，帶頭踐行公共的法則，否則就得不到臣民的尊重。臣子要遵循的是「道」，而不是遵從皇帝這個人，所謂的君子從道不從君，圍著帝王私人喜好轉的是佞臣，是要被人唾棄的。

明代的嘉靖皇帝搞出來大禮議的事件，最終的結果就是把個人私情置於普遍的禮法之上，做出了很壞的示範。但是他的孫子萬曆想要立自己喜歡的皇子當太子時，跟大臣鬥了一二十年，終究還是沒能如願。這就說明這些禮法、規範是有效的，是能對權力起到規範作用的。

而滿清的文化落後，就在於他們沒有接受文明的洗禮。滿清貴族普遍文化水平極低，連漢語都不太懂。康熙是在打敗了鰲拜之後，主動要求學習漢文化的。滿清貴族一開始就把家奴當作私產，後來取得了政權又把這種模式擴大化，搞出各種進階版，以至於整個天下都是他家的私產，通過私權掌控國家，正規的國家機構不同意的事，皇帝就繞過公權讓自己的奴才們去做。「私」的地位高於「公」，在這種結構下，即便出了那麼一兩個英明的君主又能怎樣呢？康熙學那麼一點西方的先進知識，那也是他個人的事，他死了以後，這些東西說結束也就結束了，他無法系統化、制度化地吸收這些文明為國家所用。

滿清在文化上全方位地落後，就是因為他們靠著個人的蠻力統治國家。不喜歡的書，直接燒了，把文字改了。不服從的人，直接殺了。不懂中原文明的禮法，搞出來17個皇帝在太廟萬世不祧的笑話。把精美的華夏衣冠用暴力摧毀，他們自己倒是也知道漢服好看，偷偷在宮裡穿……

總之，在制度上如何規定「私」與「公」的前後次序，是一個社會文明的指標。把國家社會的運轉完全按照個人化的喜好來做，即便你有所謂的「勤政」美德，也不過是從污泥裡面找形狀優美的泥巴，沒什麼意義。

沈逸與「吃瓜蒙主」的爭論，看似史學之辯，實則折射出中國自近代以來兩套敘事的底層張力──「1644」與「1840」之爭。
一邊是文明型帝國的長時段中國，一邊是民族國家的現代中國；兩者交疊，塑造了我們今日理解歷史、理解自我的方式。

然而，這場史學爭議不僅在大陸內部引爆討論，更在台灣島內激起不同政治力量的再詮釋。
台獨勢力長期以來利用「元清非中國論」「滿洲殖民論」「中華非一論」等歪曲史觀，為其「天然獨」敘事提供虛假的合法性；這次網路風波，再度揭示台獨論述依賴的，就是對中國歷史連續性的系統性切割。
因此，這場討論的真正意義，遠超過網路口水──
它關係到兩岸共同的歷史定位，乃至中華民族的未來方向。

<1644：文明型中國的縱深>
1644 的清帝國，並非台獨人士宣稱的「外族殖民」。
這是一個以漢文化治理為核心、吸納滿蒙藏回諸族的複合型帝國：
漢文化成為主要政治語言
科舉與儒學仍是正統
帝國疆域大幅拓展至新疆西域、青藏高原、黑龍江流域
多民族在政治、軍事、宗教上保持一定自治
清帝國以「天下」精神維繫秩序，而非以族群支配論治國
也就是說，清朝是「以漢文明為主體的多民族中國」的制度化成果。
這與台獨勢力想像的「外族統治」完全不同。

<1840：民族國家中國的覺醒>
1840 之後，中國被迫從「文明型帝國」走向「民族型國家」。
這是生存的轉折，也是現代中國的起點：
主權、疆界、國民、現代化、工業力量成為國家的生死線
清末民初的改革、辛亥革命、北伐、抗戰，均圍繞民族國家建構
新中國成立後，更以民族復興為其核心目標
在這個意義上，1840 所象徵的，是另一個中國的誕生：現代國家中國。

兩種靈魂的辯證，是中國力量的來源
文明型的「1644 中國」具備深厚文化凝聚力；
民族型的「1840 中國」具備現代國家動員力。
中國之所以能在百年屈辱後重新崛起，正因這兩種力量在激烈衝撞後，逐步融合成「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現代國家。
若割裂1644和1840，中國如何自處於21世紀東亞地緣政治的現實中？

這正是台獨勢力所無法理解、甚至刻意迴避的。
台獨主張的敘事，從未能真正回答：
清朝也是中國，何以主張台灣歷史不屬於中國？
若否定多民族帝國，何以解釋中國歷史上長期的文化吸納能力？
中國已走向「民族型國家」，融合成「中華民族」，台獨憑什麼構造台灣的「新民族」？
台獨對歷史的切割，不僅邏輯矛盾，更使台灣社會失去理解中國的能力。

結論：歷史連續性，是兩岸共同的未來
無論是沈逸所代表的學界立場，或是大陸社會主流認同，都指向同一事實：
中國是一個在文明與民族之間並行演化的共同體。

字數約八千多字，是我跟KIMI的對話記錄，挺好玩的（太長了，在此省略）。討論的主題是關於慈禧太后是否挪用「海軍鉅款」的利息修繕頤和園的事情。

討論過後我才知道，原來將慈禧釘在恥辱柱的原始材料，僅是三則斷簡殘篇的紀錄，完全沒有任何的完整明細，甚至連完整地檔案記錄都沒有，就是三段殘缺破碎的隻字片語。而現在這麼多言詞激昂，大罵慈禧禍國殃民的歷史博主們，我只能說，你們這群狗東西，連基本的求證都做不到，質疑的精神都沒有，活著還不如去死。

另外，從這一點也可以約略得知，當初大肆宣傳滿清有多腐敗、滿清有多顢頇的革命黨文宣，真實性到底有多少？我簡單說吧，所謂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在現在的揚州市轄下，乃至揚州與泰州之間，都沒有任何當初屠城的亂葬崗或者萬人坑。

《揚州十日記》，是曾任史可法的幕僚王秀楚所著，其中明確指出在揚州市掃垢山上處理了幾十萬罹難者，然而不要說疑似屠殺後處理屍體的遺址，那地方就連一般民間的墳墓都沒有幾個，因為那裡風水極差，所以才被稱做「掃垢山」。如果這裡都沒有任何屠城的罹難者遺跡，那麼這場大屠殺的可信度有多少？同樣的「嘉定三屠」也是一樣。

（掃垢山是江蘇省揚州市歷史地名，原名騷狗山，因清順治二年（1645年）史可法抗清戰役後，清軍遺屍叢葬引發野狗聚集而得名，康熙年間因避諱改稱掃垢山。其地處揚州二道河區域，系疏浚護城河積土堆積形成的人工山體，現對應華懋購物中心與萬象匯商業區範圍。）

這些歷史論述，都僅使用有限的孤證，而且都是間接證據，沒有任何的直接證據，也不考慮邏輯的合理性。如同我與KIMI討論的內容一樣，慈禧本身的內帑可用度資金或許高達2億兩白銀，如果260萬兩白銀的8％年息都有20多萬兩，那麼2億兩白銀的年息有多少？1600萬兩。慈禧是一個帝國的太后，不是一個暴發戶的老闆娘，他每年有1600萬兩白銀的利息收入，還要去貪汙20萬兩白銀的軍費利息？慈禧腦子有問題啊？不管大清帝國的體面了嗎？這種話術顯然都是要欺騙一般庶民百姓的說法，因為只有庶民百姓才會覺得20萬兩白銀好多錢啊！

滿清貴族都是混蛋！可只要稍微去探討裡面的心理與邏輯問題，就不難發現，現在對於清朝的許多所謂「定論」都是一種主觀臆測，甚至是謊言。

清朝統治台灣1683到1895，總共212年，可是在賴蛇的演講當中，竟然只剩下8年。不知道這8年怎麼算？

如果是台灣建省開始，那也是1885-1895整整10年，8年到底從哪來？清朝是目前為止在歷史上統治台灣時間最久的時代，台灣歷史如果只有400年，清朝就佔了超過一半。這212年當中，不但人口穩定增加，行政區不斷劃分，1863年之後也跟中國大陸一起開港通商，在台北、高雄都有洋人的租界、教堂、學校，滿清政府也在台灣推動若干現代化措施，包括港口、鐵路、兵工廠、郵政、學校，有若干甚至比大陸的發展時間還要早。

1895年日本人登陸，歷史上的乙未戰爭展開。根據進入台北城的日本隨軍記者的報導，稱當時的大稻埕「平坦堅固的石板路，兩邊是寬敞明亮的商店，裡面擺滿來自世界各國的貨物。」，「百姓的穿著飲食與生活水準，都明顯高過北支（支那，即指中國）。」這表示滿清政府在台灣所投入的各種現代化措施已經收到效果，老百姓的生活也比大陸內地要好，所以台灣是當時中國最現代化的省份。這些都有非常清楚的資料記載，難道就可以這樣公開胡說八道嗎？

你不相信嗎？或者賴蛇與青鳥不相信。後藤新平你們總相信吧，他在著作當中稱劉銘傳「台灣現代化之父」。這一點日本人深信不疑，結果這些綠色台灣人竟然刻意迴避，或者裝死不提。

不知道賴蛇這種離譜的稿子是誰寫的？不但沒有什麼中心思想，還有濃濃的法西斯風格，連不同意見的個人與團體當作雜質打掉的鬼話都說的出來，更別提上面筆者所說的各種歷史年代與時間上的荒謬錯誤。這種稿子竟然可以拿給總統府來使用，這種政府的程度我們也就可想而知了。

悲哀，只能說悲哀，多少年前大前研一所警告的「低智商社會」就在我們面前活生生上演。

改革，永遠是最危險的事。所以革命成功的案例很多，但是改革成功的古今中外寥寥無幾。

當年的巴勒維國王在伊朗就是一個例子：取消伊斯蘭學校，女人不必蒙臉、可以上學、可以離婚、可以繼承遺產、並且準備一夫一妻，大量派遣留學生到歐美，並且鼓勵國外的技術人員用優惠的待遇在伊朗定居。他，幾乎可以說是中東地區西化的模範生，本身還娶了一個英國名模當老婆。

他的失敗到今天都還是眾說紛紜。但在筆者看來根本原因只有一個：改革得罪了所有的既得利益者，又滿足不了自由派。大量的什葉派信徒沒有辦法接受上述的社會與法律改革，尤其是教士階級。而受西方教育的自由派，卻又嫌他的改革不夠，因為沒有完全開放言論自由，也沒有允許合法的在野黨，更不願意全面實行民主議會政治，而只有允許部分的選舉。結果，是所有人好像都在改革當中吃了虧，沒有任何核心力量支持的國王，瞬間成了孤立無援的光桿。

詳細過程各位自己去谷歌或者百度。簡單說，最後保守的基本教義派竟然跟主張西化的自由派聯手把這位國王給推翻了。過去很支持巴勒維的美國也只是袖手旁觀，因為竟然開始擔心伊朗強大以後會成為以色列在中東的競爭對手，而且幻想未來新的伊朗政府可以更滿足美國的利益。

這個不斷推動改革的國王與政府，就這樣突然間垮台了。然後呢？然後就是基本教義派掌握政權，很短暫的擺出一副想合作的模樣，不久就痛下殺手，把那些天真浪漫的自由派不是宰光，就是全部趕走。這場革命的結果，是讓一個老神棍當了領袖，過去所有的開明改革全部化為烏有，甚至還變本加厲，整個國家大倒退。

這個狀況真的很像1900到1911之間的滿清政府。過去的特權八旗子弟不能接受把政權開放給議會，國內的立憲派卻非常急切的希望趕快開國會、立憲法，海外的改革派希望趕快回來參與政治，北洋軍人虎視眈眈，而革命黨則幸災樂禍，最後預備立憲卻讓所有的人都不滿意，然後爆發革命，立憲派竟然跟革命黨合作。然後，就沒有然後了，因為北洋軍閥崛起，中國內部就是一團誰也講不清楚的混戰，對人民來說等同無窮無盡的災難。

這兩個都是改革失敗的例子，因為改革想要滿足所有的人非常困難。所以，我們就可以了解鄧小平當初的改革開放的困難度，也可以理解為什麼他要用許多利益去滿足那些紅色家庭、軍人、以及他們的後代。但是，妥協往往就意味著改革不能徹底。

伊朗與中國近代的改革成敗，其實都告訴我們：政治權利是寡佔的，人類永遠會為了眼前的利益不顧一切。

上週在中壢老人大學的課堂上，有同學忽然提說，請老師談談和珅，還有和珅的抄家清單。

我在廣州中山大學追隨陳春聲教授讀博士，陳教授是華南學派的主要領導人又是明清史專家。華南學派以文獻爬梳，輔以人類學的田野調查進行研究，所以我在廣州中山大學主要是以明清史為學習的重點。

我在中山大學的一場演講聽過講者PPT秀出和珅抄家清單。內容琳瑯滿目到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事後，我便去查找和珅的相關資料。所以本週二上課，我就花了一點時間談和珅這個人。

我們對和珅是大貪官的印象大概來自於民間流傳的「和珅跌倒，嘉慶吃飽」這句話。對和珅八面玲瓏、善於逢迎、巧言令色的形象可能來自於清宮劇。

和珅在乾隆27年（1772）以三等侍衛入宮，因受乾隆賞識，一路爬升，在乾隆朝後半期可說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臣。可是他卻在嘉慶4年（1799）被嘉慶帝下令抄家並被賜死。

因為抄家，抄出的財產多到令人驚嚇，被賜死後，民間就有了「和珅跌倒，嘉慶吃飽」這句話，而民間也都認為和珅是因太貪了才被嘉慶賜死的。

其實，嘉慶給了和珅20條理由，前12條主要是獨斷朝政、營建私黨、舉止僭越，13、14條是說他居所和墳塋修得過於奢侈和逾越制度，後6條才是與他的貪斂有關。可見，和珅主要不是貪汙丟命的。

可是我們要問，和珅貼身跟著乾隆數十年，乾隆為何沒有認為和珅犯了只當4年皇帝的嘉慶所說的20條死罪呢？

乾隆因為要顯示他尊重他的祖父康熙皇帝，很早便公開宣布只當皇帝60年到85歲止，因此乾隆60年便禪位給嘉慶，但乾隆對國政卻事事干涉，當然許多意見還是參考和珅的建議。嘉慶當皇帝時已經37歲了，可不是幼年的兒皇帝。想想看，現在年輕人，你每天嘮叨他，他會如何反應，何況嘉慶是37歲的皇帝，皇帝是一國之君，卻還被事事干涉，心裡會作何想？

嘉慶4年，乾隆一死，嘉慶隨即把和珅打入大牢，抄家賜死前後只費十天功夫。可見嘉慶早就看不慣和珅的把權，乾隆一死，和珅靠山也就崩潰了，所以乾隆被認為是和珅被抄家賜死的主因。

延伸聯想：有位傳說叫「鄭百億」的因為靠山走了，而某人認為百億是他眼前最大的石頭，所以靠山一下台便用貪汙罪起訴；有人接受商人性招待，法官說事隔四個月，沒有對價關係，判無罪。所以說，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有關係。關愛的眼神最重要。

歷史課本一般只講述鴉片戰爭和林則徐在虎門銷毀鴉片，而幾乎不提鴉片在清朝約270年間的整個狀況。筆者讀了史景遷所著的《中國縱橫》（[1]）書中的〈鴉片〉一文，才比較了解這段有關鴉片的歷史。

鴉片起初是隨著菸草從南洋傳入中國。明朝晚期的16世紀末，菸草傳入中國，並且很快相當普及，人們不僅抽菸，也在很多地方種植菸草。鴉片大約在清朝初年傳入中國，作為抽菸時菸草裡的添加物。中國最早提到鴉片的文字記錄有1723年的黃叔璥和1724年的藍鼎元（書中提到的明代學者張汝霖實為清代人，晚於黃、藍二人），兩人都是造訪台灣的官員（當時台灣已歸屬清朝），記述台灣的民情狀況時提到鴉片，因此台灣有可能是鴉片進入中國最早的入口。

上述混在菸草裡的鴉片含嗎啡量很低，到1760年代之後，逐漸被含嗎啡量較高的純鴉片所取代，吸食純鴉片有強烈快感而致癮性也高，很快愈趨普偏。很多地方於是大量種植鴉片，但是國内產製的鴉片其質量或產生的快感一般比不上進口貨，因此國產鴉片的價格遠低於進口貨，一般賣給經濟條件較差者，而富裕者則消費進口的鴉片。有多少人吸食鴉片？不同的人估計差很多，較合理的估計，19世紀末約10%的中國人吸食鴉片，國產和進口的鴉片量都非常大，幾乎不受鴉片戰爭的影響。

鴉片雖然不利於吸食者的健康，由於其普偏性和強烈的需求，鴉片頗有經濟效益。「鴉片於中國經濟的三大領域起了重要作用，至少就19世紀後50年來說是如此：充當金錢的代替品（比金屬貨幣輕，便於攜帶）、助地方官員完成上級規定的收繳稅額、幫忙籌措自強計畫（洋務運動）所需資金。」

早在1729年就出現了第一份禁鴉片令，當時僅懲罰經銷商，而非吸食者。此後清政府又頒布多次禁令，譬如懲罰吸食鴉片的官吏、軍人等，但是不懲罰一般吸食者。這些禁令全都效果不彰，其原因在於當時人心空虛、經濟停滯，而鴉片提供了難得的快感和經濟利益。

文章最後一段：「1906至1915年禁煙運動的成就不凡，點出新興中國民族主義的力量和社會目標意識的重振，一如1915至1945年吸食鴉片之風再度大興，點出民族主義和目標意識早早就受挫。中國共產黨禁煙運動的成功，再度點出這一周期的存在。於是，這些事件似乎表明，在掃除鴉片煙害上，心理因素比生理因素還重要。」民國時期吸食鴉片之風再度大興，有些民國派似乎把民國時期想像得太好了！

[1] Jonathan D. Spence（史景遷）《中國縱橫：漢學巨擘史景遷的歷史與文化探索》時報出版 ，2023。（Chinese Roundabout: Essays in History and Culture, 1993）

勸爾莫罵義和團，
團民大勇義滔天。
家國民族危亡時，
噴盡腔血洗荒原！

自古忠勇多草莽，
從來脊樑起民間。
權貴斯文出逃時，
愚氓挺身千千萬。

百年辛酸俱往矣，
公知媚洋似從前。
且看京城紀念碑，
英雄何分愚與賢！

列強鷹視狼嚎急，
驚我義和義勇男！
前恥不忘後事師，
團結國民齊向前。

中華文明和為先，
美酒獵槍在身邊。
和交武衛準備好，
不勝不休糾糾男！

附：

島內，不分藍綠，似乎皆罵義和團，將其與文革群眾一併罵。
或許，其罵，從准海戰場百十萬輛運糧手推車、從千里長江渡江艄公船就開始在罵了。
其脫離大眾，發動不了民眾，眼紅、心妒、膽寒，罵罵也罷了。

大陸類公知罵什麼？
凡是毛、共肯定的，罵就是了；
凡是美霸不喜的，罵就是了。
只要有狗糧，罵就是了！

沒有中國味了，自然罵為中國犧牲者！？
只是這罵，罵不倒天安門廣場紀念碑，嚇不退前仆後繼獻國者！
中華民族獨立，中華文明復興，在各種小丑罵中前進、無可阻擋！

德川幕府時代，日本太窮了，日本百姓比清朝百姓更窮，即使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女人也在南洋賣得到處都是。

當時清朝民眾的物質生活遠超日本，中日貿易使清朝單方面從日本取得巨額貴金屬，擺脫了經濟蕭條，得以改善漢人生活，穩定社會。

清朝前葉，銅錢緊缺，因為沒有那麼多制錢的銅材。而日本銅不僅產量多、成色好，且價格低賤。但因為日本窮困，沒有清朝民眾的消費能力，所以豐厚的礦藏在國內不能發揮多少經濟作用，上好的銅料賣不起價，每100斤銅在日本國內市場價92文銀錢，而賣給清商才104文，考慮到從礦場到長崎港的高昂運力，幾乎是虧本的。即使後來銅產量下降，銅價大漲後，日本商界害怕失去清朝這個市場，只將出口價定到112文。對比清朝的價格，同樣一兩白銀，在清朝市場上只能換到4、5斤銅，而在日本卻能換8到9斤，這樣的利潤空間足以令清商們趨之若鶩。

日本的存在從經濟角度實現了清朝利益的最大化，不光解決銅材緊缺、通貨不足的困難，還解決了產能過剩，就業不足的問題。因為明末清初戰亂，江浙地區一直氣像蕭條，國家內需不足，元氣不復。康熙23年（1684年）康熙南巡，想一睹江南的繁榮富庶，結果頗為失望：「朕向聞江南財賦之地，今觀市鎮通衢，似覺充盈，鄉村之饒、人情（皆）不及北方。」

15年後，康熙第三次南巡，來到浙江，又發現浙江百姓困苦，「生計大不如前」。而清朝對日本的經濟優勢，通過對日貿易，對江浙工商業的重新繁榮拉動極大。南潯、烏鎮的絲織業，安亭、魏塘鎮的棉紡業，江西景德鎮的瓷業，特別是福建、台灣糖業的異軍突起，它們的興盛都與日本製造業落後，不得不需求清貨關係密切。江西樟樹鎮直到今天都是著名的藥材集市，當年的發跡亦與中日關聯度甚高。

根據日本長崎交易所的資料統計，僅僅順治5年到康熙47年（1648－1708年）這60年間，日本外流黃金239萬餘兩、白銀3742萬餘兩（貫），其中3分之2以上流入清朝。而黃銅外流更是天文數字，據學者任鴻章統計，從1684年到1851年，就有3.3億斤日本銅流入中國。甚至還有人統計出11.1億斤的（1663－1797見木宮彥泰《中日文化交流史》）清朝賺得盆滿缽滿，而每年所支付的，不過是幾千到兩萬斤生絲，二三百萬斤糖，和各類手工業產品，以低價貨換回高價的貴貨。正如《東倭考》說的那樣，「大抵內地價一，至倭可易得五；及回貨，則又以一得二」。

雖說日本拒絕與清廷官方往來，但清廷皇帝們也樂得悶聲發大財，誰也不多事。日本畢竟只是島國，如此讓清朝三倍、五倍的獲利，時間長了也不堪重負，貴金屬產量不斷暴跌，搞得日本國內發生通貨恐慌。

著名政治家新井白石就覺得日本吃虧太大，在他看來，以不可再生之貴金屬，換取中國生產過剩之消費品，只能令日本越來越窮，「今後不出百年，我國財用盡竭，其事不待智者自明。雖云每年各國有所生產，譬之於人，五穀之類猶如毛髮，似無停止之時，五金之類則似骨骼，不復重生。五穀地尚有肥瘠，年尚有豐歉。五金則產地不多，開採常不得。以我有用之材，易彼無用之物，非我國萬世長策。」（新井白石《折焚柴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