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有很多盟國，都尊美國為老大。日本是美國的盟國之一，看來與其他盟國類似，但是《非正常國家》（[1]）告訴我們，日本與其他盟國不同，自二戰後就是缺失主權的國家，幾乎被美國完全掌控。

二戰的結果是日本被美國占領，到1951年9月，大部份同盟國成員在舊金山與日本簽訂和平條約（舊金山和約），1952年4月和約正式生效，照理日本就此恢復國家的主權。然而由於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做了另外的安排，制訂法規讓日本全力支援美國打韓戰，日本因此未能充份恢復國家主權。

1947年生效的日本憲法（第九條）明言放棄交戰權，並將不維持具有戰爭力量的軍隊。然而1950年10月制定的美日舊安保條約卻加上但書：
關於這些軍隊的兵力、種類、編制、裝備等各方面，如有美國政府的建議和同意，且建軍計劃完全遵照美國政府的決定，則不在此限。
當美軍司令部判斷有戰爭的威脅時，所有的日本部隊要接受美國政府任命的總司令指揮。
日本建軍的情況下，不得在日本國外進行戰鬥行為，除非在前項的總司令指揮之下。

美日舊安保條約違反日本憲法，又喪權辱國，對國民說不過去，於是在1960年修改簽訂美日新安保條約，然而卻是換湯不換藥：
美日舊安保條約 = 美日新安保條約+密約
不僅美日安保條約如此，美日間締結的很多軍事協議都如此：
不利的老舊協議 = 表面工夫完善的新協議+密約
作者的多年研究就是發掘這些密約。

日本喪權辱國的協議還涵蓋：
日本的空域全在美軍的支配下
美軍在日本全境享有治外法權
美國有權在日本國內和周邊布署美軍。

美軍一直有一遙控日本政府的裝置，美日聯合委員會，每個月開兩次祕密會議，向日本政府傳達指令，及協商双方之間的重要事務。這個祕密會議的地位，超越日本的國會和憲法。

日本是二戰的戰敗國，被美國占領和操控一段時間，是理所當然的。然而二戰已過去79年之久，日本又很富裕，卻仍被美國完全掌控，缺失國家主權，是不可思議的。只能說，日本人大多是軟骨頭的奴才（作者是少數的例外），只要日子過得好，不在乎國家是否有充份的主權。

在美國卵翼下，日本經濟曾經如日中天，然而到1980年代後期，美國為了自己的利益，逼迫日元大幅升值，並對日本的半導體產業趕盡殺絕。日本習慣於受到美國掌控，完全無法抗拒，導致日本失落30年（參見《日本失落三十年－美日同盟如何互相對待》）。這是日本長期缺失國家主權，受到美國控制造成的惡果。

 [1] 矢部宏治 《非正常國家：透視美國對日本的支配結構》遠足文化，2019。（知ってはいけない 隠された日本支配の構造，2017）

我小時候住在台中市中區，曾是日本人聚居之處。
記得鄰居小孩在巷子裡玩耍，都夾雜著簡單的日本話，
教我三年的男導師打我們時也都是順口罵出日語「八格壓路」。

那時日本電影盛行，台中市許多兩層樓電影院都可以擠上千人，甚至大螢幕舞台上和走道都是觀眾。
印象深刻的日本電影明星和電影至今仍在腦海，栩栩如生。
小時曾在成功路「豐中戲院」看日片「明治天皇與日俄戰爭」，
片中音樂響起，我身旁的大人觀眾居然都起立了，我仰頭藉著影片的光一看，居然有幾個還在拭淚 (那時看電影片頭時照例會唱咱們的國歌，觀眾也都會起立)。
後來才知道那時影片中正在奏日本國歌。

鄰居有我母親教過的學生，他家是「第X大旅社」，我們也算玩伴，我四十九歲由美返台，就是跟他打聽台灣的鮮奶該買哪種品牌。
有回跟其他小時玩伴/鄰居一起閒聊（都講台灣話），才知道他母親是日本人，但看得出他不想讓我知道。
就像小六時，隔壁班龐祥麟邀我們到他法院宿舍的家吃院中大芒果樹的土芒果，我發現他的母親跟我的母親相似處是胖胖的，口音也是北方標準國語，但總覺得有相當差異，後來(聽父親說)才知道山東籍的資深演員龐祥麟有個日本母親。
曾有些名氣的高雄角頭楊雙伍母親也是日本人，以前常上電視的綠營名嘴楊憲宏母親也是。
馬政府時的總統府祕書長，當過台中縣長的廖了以，有三分之二日本血統。

另外更引人遐思的是，老蔣總統為了反攻大陸/抗共，暗自引介日本前皇軍將領在台襄助/訓練國軍，號稱「白團」。
回想我在台中「車籠埔」受的三個月二等兵訓練，居然跟我曾看過的日本電影「二等兵」如出一轍。
難怪許多外省子弟除了考大學外都進軍校當軍官，至少進專修班，也不願當二等兵。

日本人統治台灣五十年，被遣返軍民號稱六十萬，佔當時台人的十分之一，比起光復後到民國38年間，由大陸來台的上百萬所謂外省軍民人數還少了許多。
但五十年間，來台的日人，尤以日本政府鼓勵移民來台的民間人士，在台延續兩三代的家庭不在少數。

戰敗後遭國府計畫性集體遣返時，因對攜帶物和金錢有所限制，等於是他們在台經營的有形/無形資產，一夕間化為烏有，而回到日本面對的卻是滿目瘡痍跟台灣市容差異甚大的家鄉，甚至許多人並無家可歸。
此期間許多台人因為接收/受日產發了財，甚至吃三代還綽綽有餘。
台中整條繼光街的店舖，當時都是日人的商店，即使賤賣錢也帶不走，只能順水人情給了家中台籍傭人/工人或親友。

此外，女嫁台人，改名換姓，隱藏留下的例子不少。
光復初期有些日據時期技術官僚及其家屬被政府留下，也是事實。
在那時外省人/國軍及眷屬反日的氛圍下，他們噤若寒蟬，不敢暴露自己的身分/血統。

有些人，我是指外省人，尤其是藍營軍眷二代，容易誇大日本後裔留台數目，對任何有悖藍營或親日的言行都會被冠以「倭寇」、「倭奴」，「日本餘孽」的謾罵惡名，但是每次選舉，明顯支持綠營的票數不少，但藍營在許多縣市也超過綠營。這種跡象顯示，將綠的/獨的台人歸類為日人後裔或有日本血統，是不合比例及邏輯錯誤的，因為綠/獨中，外省第二代並不少，而藍統/親中人士，像我這樣，父母都受過日本教育，家族中還有日本長輩的，包括廖秘書長等藍營大咖，也不少，一味的將他們都列入仇恨名單，是自我限縮，值得憂慮的。

藍營中的前台北市女副市長李永萍，本來跟陳文茜是綠營的兩大女將，她就是受不了綠營本土派在公開場合對外省人的謾罵/排斥才由綠轉藍的。

關於在台所謂「日本餘孽」的數字被無限的誇大當作選輸的藉口，曾號稱是范仲淹後人的新竹范光棣博士曾有說明，我贊成/同意他的說法(大意)：日據時代的戶籍，為了徵稅/配量和徵伕/徵兵是很完善的，左鄰右舍誰家有日本關係/日本因素，瞞得了人嗎？

除國府官方登記有案留下的技術/軍事人員及眷屬外，即使少數漏網之魚，也早就與台灣人嫁娶改名換姓了，而且異常低調，退一萬步，就算有日本血統，經過這七十幾年，也早就被閩南/客家/平埔族群和高山原住民及百萬外省軍民同化/稀釋得無影無蹤了。所以動輒把對「去中」/親日的恨，歸咎於在台日人的後代，不但是罵錯對象，便宜了那些真正該罵的人，而且還讓該罵的人竊笑不止。

註：引起「人數」誤會的主因是，戶籍更名的紀錄，二戰後期台民「皇民化改」漢姓/漢名的風氣不低，呵呵！戰後「大日本帝國」滅亡了，只要將姓/名字改回來，搖身一變，就是戰勝國國民了！而且還是本來閩/客/原住民的血統。

日本不是表面上的整齊清潔，生活安順
日本的退休老人許多是無以為生
有的退休後打零工，打到遲遲行走的七八十歲
有的故意犯下商店行竊的輕罪入獄，換得免費食宿
有的在郊野處搭建蓬屋居住，成為流浪族
被稱為「下流老人」，指經濟上的下端貧困

不過比起美國的街頭流浪漢，帳蓬族
1）他們隱藏在郊野，不在城市大街上
2）他們談吐彬彬有禮，沒有美國流浪漢的粗暴危險
3）他們的帳篷比較寬敞，勉強像個貧民戶

看起來中國真是比較安康的國家

去了趟日本，走走停停，沒有跟團，感覺很輕鬆，異國的氛圍，會有著不同的思維，就我個人的觀察，淺談一下，日本的一些面相。

日本這個民族，感覺上，表面應對有節，彼此客客氣氣，微笑著招呼，表現的含蓄而溫柔。而在內心深處，卻又呈現著傲慢和不屑，也許正嘲弄著打招呼的你，他們的禮貌感覺只是個形式，做作又執著，久了就不會感動。

日本人，由於氣候的變化無常，地形的崎嶇貧瘠，生活的掙扎奮進，天生的傷感不安，對生命短暫的無奈，像櫻花的綻放，在最美的刻時凋零，是他們的嚮往。我們從他們的文學中，可以感受到對死亡與美的歌詠與追求。

然而日本人卻又好鬥而自大，桀驁又叛逆，我們從他們的歷史中，戰國大名間的征戰，豐臣的侵略朝鮮，軍閥的發動二戰，可以看出其窮兵黷武，狼子野心的另一面。

這種矛盾的雙重性格和強烈的壓抑，對命運的無常和不安，註定了悲劇的旋律吧。

日本人多禮，這是公認的事實，然而過度就成了矯情，法國漫畫家皮爾畫的日本風情，就有這樣的情境。兩個日本人道別，互相90度的彎腰鞠躬，走了幾步，又回頭彎腰，再來個90度的鞠躬，如此走走停停，最後最誇張，竟然，互相用望遠鏡遙望，然後再90度彎腰鞠躬…這是外國人眼中的日本人，如此的多禮，令人莞爾。

日本多禮的延伸，就形成他們的特殊的曖昧文化，過份的替對方想，不直接的表達或拒絕，不會說「不」只說「沒有很好…」聽他們說話不能單從字語中來了解意思，必須觀察他們的表情和眼神，才能判斷真正的意向，與日本人交朋友真的很累。

據說，在自殺率最高的日本，就是看透了生命，選擇結束人生，也要選搭星期五的最後一班夜車，去赴死亡，為了怕影響白天的正常上班。如此替人設想的日本民族，可謂將「多禮」發揮到了極致。

當然，日本這個民族也有很多的優點，值得我們學習，像對文化古蹟的保存，無論城市鄉村，乾淨整潔，日本人的守法，也是令我們感佩。而無論在捷運或餐廳，處處可見拿著書本，安靜閱讀的人們，耐心排隊守秩序的人龍，更是令人感動的景象。

日本的茶道花道，都細緻而有法度，有其風格和傳統，但總覺得過度的注重細節，過程太繁文縟節，而忽略了飲茶、賞花的本義了。

中國人講中庸，無論喝茶賞花，皆師法於自然，寓禮於生活，注重本質而不講虛飾，還是中國的自在從容、雍容大度的好，我是這麼的認為。

說真的，要觀察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其實並不容易，我也只是以管窺天，以蠡測海，膚淺的說說自己的一些看法，貽笑方家勿怪，就當做茶餘飯後，博君一笑吧！

美國總統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昨天在白宮舉行高峰會，聲明強化美日軍事同盟應對中國的挑戰，並關心台海的和平穩定。日本跟定美國對抗中國，頗符合日本媒體人和作家野島剛出版的《中國的執念》([1])一書的內容。

書中大肆批評習近平主政下的中國大陸對台灣和香港的態度和作法，並且主張日、台、港，和整個亞洲，都應該同聲一氣，跟隨美國對抗中國。中文書名裡用了「執念」一詞，筆者認為應該回敬給作者和日本，適合表達他們對兩岸三地的偏執態度。

全書的主旨為，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後獲得日本和世界的青睞，持續發展進步，但是從大約2014年開始，中共對台灣和香港愈來愈獨斷及使用國家暴力，使得大陸和台、港的心靈距離愈來愈遠，而中國不再受日本的歡迎。

中共對台、港的政策取決於彼此的互動，作者全歸咎於中共，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假使不是蔡英文不接受「九二共識」，並且「去中國化」、「倚美謀獨」，大陸何須軍艦軍機不時環繞台灣警告台獨？假使不是香港人搞出類似「顏色革命」的「雨傘運動」、「反送中運動」，尤其後者用上很多街頭暴力，大陸怎會制定《香港國安法》用上國家暴力？

台、港和大陸的心靈距離本來就很遠，不必歸咎於大陸政策，因為台、港的最近一次大量移民大多因為逃避中共而來，而每個地方的教育和媒體都有封閉性，因此意識形態是不易改變的，反共一直是台、港的主流。現在香港正重建其教育和媒體環境，二十年後將能與大陸心靈融合。至於兩岸的融合，還難以開始啊！

日本人大多變得不再喜歡中國，中共對台、港的政策只是次要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國逐漸強大讓日本人感受壓力，以及在中美競爭之下，日本人相信其主子美國對中國的抹黑。

對於台灣，作者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曾統治過台灣，卻避而不提，二戰後日本把台灣交還給繼承清朝的中華民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被聯合國認定，繼承中華民國的中國政府，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張擁有台灣的主權，是有根據的。

對於香港，書中說「香港就歷史學的角度來看，遠遠稱不上是（中國）『自古以來的領土』」，理由是「香港開始被認知為香港，是在1842年因鴉片戰爭割讓給英國之後的事情。」確實香港在割讓給英國之前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地方，但即使沒有名字也不影響它是廣東的一部份，屬於中國已經上千年。

作者的說法與台獨、港獨類似，卻聲稱：「本書不是鼓吹台灣獨立或香港獨立」，是自欺欺人，還是欲蓋彌彰？

美日峰會和野島剛的書呈現日本跟隨美國對抗中國的執念。1980年代後期，美國在盟邦日本背後插刀，一舉搞垮當時如日中天的日本經濟，讓日本失落三十年（參見《日本失落三十年－美日同盟如何互相對待》）。日本不記取教訓，仍要做美國的走狗對抗中國，準備作砲灰嗎？這樣的國家看不出有何前途可言。

[1] 野島剛《中國的執念：日本資深媒體人野島剛解讀習近平強權體制下的台灣及香港》今周刊，2023。（新中国論：台湾．香港と習近平体制，2022）

台獨把中華文化完全等同於專制和權威，慶幸台灣在日本現代化的統治和教育下，清除了陳腐的中國封建遺毒。

其實日本自己國內教育的核心精神是〈教育敕語〉，充斥著所謂「克忠克孝、仁愛信義、皇權一系、遵憲守法、恭儉律己」的「皇國之道」，強調「絕對服從的品行」，等於就是青出於藍、紅得發紫的中國封建思想的鞏固版。

日本規定台灣要與日本一樣，把「御真影」（天皇夫婦的玉照）與〈敕語〉共同擺放在學校的「奉安殿或奉安室」。師生早晚要向「御真影」與〈敕語〉行最敬禮，背誦「我們為大日本帝國之臣民，誠心感謝」之類的語錄。

在國定紀念日的儀式中須指派專人（通常是校長）先把〈教育敕語〉與「御真影」高舉過頭表示尊敬，接著必須以捧讀方式宣讀一遍。

即便在戰爭末期台灣受到空襲時，學校首先必須要保護「御真影」、〈教育敕語〉與其他天皇詔敕的謄本，其次才是學生們的安全，即使是小學孩童。

1898年後藤新平任台灣的民政長官，是總督兒玉源太郎倚重的得力助手，對他言聽計從。後藤新平就主張：「對新附民（台灣人）漫然輸入文明，養成動輒議論權利義務之風，會招致不測之弊害。」

日本對台灣人的教育，在表面上是要同化台灣人，但實質上並不想使台灣人成為日本人。而是從兒童開始，透過所謂「修身課」的講授和灌輸，貫徹〈教育敕語〉的旨意和目的，使台灣人成為勤勉服從，「敬拜天皇，義勇奉公」的附庸民。

台獨卻五體投地歌功頌德，感恩日本帶給台灣進步的現代思想。其實台灣所接受的思想只是現代生活上的規矩，僅是表面形式，為了便於日本順利進行殖民統治而已。毫無半點反傳統、反封建，自由民主的現代內涵。

比之中國古代的尊君思想，日本人把天皇當神拜的封建程度可說是強烈到了極點。難怪在「修身課」的奴化洗腦下，會產生認日本為祖宗，在二二八的反華暴亂唯恐後人的許多青年學生和台籍日兵。

總之，台獨為了媚日反華，曲解真相變造歷史不遺餘力，顛倒是非、拜鬼為神，連日本酷烈至毒的封建思想都能美化為現代文明。

德川幕府時代，日本太窮了，日本百姓比清朝百姓更窮，即使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女人也在南洋賣得到處都是。

當時清朝民眾的物質生活遠超日本，中日貿易使清朝單方面從日本取得巨額貴金屬，擺脫了經濟蕭條，得以改善漢人生活，穩定社會。

清朝前葉，銅錢緊缺，因為沒有那麼多制錢的銅材。而日本銅不僅產量多、成色好，且價格低賤。但因為日本窮困，沒有清朝民眾的消費能力，所以豐厚的礦藏在國內不能發揮多少經濟作用，上好的銅料賣不起價，每100斤銅在日本國內市場價92文銀錢，而賣給清商才104文，考慮到從礦場到長崎港的高昂運力，幾乎是虧本的。即使後來銅產量下降，銅價大漲後，日本商界害怕失去清朝這個市場，只將出口價定到112文。對比清朝的價格，同樣一兩白銀，在清朝市場上只能換到4、5斤銅，而在日本卻能換8到9斤，這樣的利潤空間足以令清商們趨之若鶩。

日本的存在從經濟角度實現了清朝利益的最大化，不光解決銅材緊缺、通貨不足的困難，還解決了產能過剩，就業不足的問題。因為明末清初戰亂，江浙地區一直氣像蕭條，國家內需不足，元氣不復。康熙23年（1684年）康熙南巡，想一睹江南的繁榮富庶，結果頗為失望：「朕向聞江南財賦之地，今觀市鎮通衢，似覺充盈，鄉村之饒、人情（皆）不及北方。」

15年後，康熙第三次南巡，來到浙江，又發現浙江百姓困苦，「生計大不如前」。而清朝對日本的經濟優勢，通過對日貿易，對江浙工商業的重新繁榮拉動極大。南潯、烏鎮的絲織業，安亭、魏塘鎮的棉紡業，江西景德鎮的瓷業，特別是福建、台灣糖業的異軍突起，它們的興盛都與日本製造業落後，不得不需求清貨關係密切。江西樟樹鎮直到今天都是著名的藥材集市，當年的發跡亦與中日關聯度甚高。

根據日本長崎交易所的資料統計，僅僅順治5年到康熙47年（1648－1708年）這60年間，日本外流黃金239萬餘兩、白銀3742萬餘兩（貫），其中3分之2以上流入清朝。而黃銅外流更是天文數字，據學者任鴻章統計，從1684年到1851年，就有3.3億斤日本銅流入中國。甚至還有人統計出11.1億斤的（1663－1797見木宮彥泰《中日文化交流史》）清朝賺得盆滿缽滿，而每年所支付的，不過是幾千到兩萬斤生絲，二三百萬斤糖，和各類手工業產品，以低價貨換回高價的貴貨。正如《東倭考》說的那樣，「大抵內地價一，至倭可易得五；及回貨，則又以一得二」。

雖說日本拒絕與清廷官方往來，但清廷皇帝們也樂得悶聲發大財，誰也不多事。日本畢竟只是島國，如此讓清朝三倍、五倍的獲利，時間長了也不堪重負，貴金屬產量不斷暴跌，搞得日本國內發生通貨恐慌。

著名政治家新井白石就覺得日本吃虧太大，在他看來，以不可再生之貴金屬，換取中國生產過剩之消費品，只能令日本越來越窮，「今後不出百年，我國財用盡竭，其事不待智者自明。雖云每年各國有所生產，譬之於人，五穀之類猶如毛髮，似無停止之時，五金之類則似骨骼，不復重生。五穀地尚有肥瘠，年尚有豐歉。五金則產地不多，開採常不得。以我有用之材，易彼無用之物，非我國萬世長策。」（新井白石《折焚柴記》）

石川縣的縣廳所在地是金澤市。
八田與一是金澤人，
在台灣做了什麼？怎樣的傷天害理。。。可能得到這樣的報應。。。？

日本人相信怨靈，如貴族平將門之冤，學問之神菅原道貞之冤
台灣人當年在嘉南大圳建設上的怨靈有多少。。。
八田與一啊，這個金澤人。。。與其所出身的，那廣大無知的金澤的、石川縣的人們，如果這大大地震是報應，真是太可憐了。。。

當年，八田在我們島上為了充分宰制我先民
先後在桃園台地與嘉南平原
就是當年曾經發生北埔革命事件與焦吧哖革命事件的兩地區
選定砂質不適合大圳建設的兩地區，開設大圳

建築期間強制運作，土地無償徵收，沒有作物補償，更強制收取五年水租，完工後，日警透過保甲連坐法強制我農民負責所有圳道每天的清淤工作，因而形成「大圳咬人」與「大圳吃人」的慘事。。。也就是我們至今仍然流傳於社會的，那條讓農民深沉哀傷的「透早就出門…為著顧三頓」的『農村曲』。。。

當年報章上曾留下無數的悲慘報導──在「台灣新民報」之新聞頗多，例如，
「組合只懂收水租 那裡管到田無水」〈1930/9/6〉
「善化六分寮業主 抗納嘉南大圳水租」〈1930/9/20〉
「為對抗嘉南大圳 將組織地主會」〈1930/9/27〉
「善化六分寮業主 抗納嘉南大圳水租」〈1930/9/20〉
「嘉南大圳水租的繳納成績依然不好」〈1931/2/28〉
「嘉南大圳處置不平，關係地主提出訴願」〈1931/4/11〉
「憤理事者亂暴，大圳議員組懇親會，嘉南大圳前途黯淡」〈1931/6/13〉
……等等。

至今還留下了我島農村地主所怨訴的──
『開工之前，我們就先被徵收五年水租，做為建設烏山頭堰堤的經費，水還沒看到就先繳錢。直到……大圳完工，又得在各地挖小圳，水租仍一直徵收，到那時魚塭送日本人都不夠繳租了。大圳啟用之後，日本……下令凡魚塭地都填起來種稻，本來我家的地都是魚塭地，多少都還有收成，一改成種稻，以前沒有經驗……就歉收，延續好幾年都如此。就這樣又要繳水租，漁塭填成稻田也要花錢請工人……家道逐漸中落。』可參見於「侯吉定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五，中研院近史所，頁385~386。

偉大的大圳完工之後，宣傳很偉大；然而，完工的次年，我島上的平均死亡年齡卻下降到日殖五十年來的最低點21.5歲；既使後來1939年號稱產業進步，我島平均死亡年齡也只有22.7歲；距離1908年的平均死亡年齡27.2歲，低落近4.5歲。。。那是多少人被冤死，我島增加多少冤靈的結果。。。？

我們深刻同情石川縣的無辜死者們，受難者們；建議東京與金澤的當事者，深刻檢討當年那樣讓我島民成為冤靈的政策，鄭重向我悲慘的先民致歉。。。

您的朋友，關心中日友誼，同情日本冤靈的公民教師譽孚敬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