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香港發生反送中運動，嚴重動蕩了大半年，導致中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20年中通過《香港國安法》。這法律實施已滿5年，使香港回歸安定，讓人逐漸淡忘2019年的動蕩。但是總有人聲稱，中共制定這法律是沒有誠信，違背了「一國两制」的承諾。這指控有理嗎？

先看「一國两制」是什麽。
一國兩制（One country, two systems）全稱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中國外交部駐港公署稱，「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內涵是：
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它們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所以「一國两制」的前提是一個國家、一個中國，香港是中國的領土，香港人是中國的國民。換言之，香港人的身份改變了，1997年以前香港人不是中國的正式國民，而1997年以後香港人都是中國的正式國民。

《香港國安法》第一條：
為堅定不移並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維護國家安全，防範、制止和懲治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和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犯罪，保持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繁榮和穩定，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的合法權益…。

幾乎每個國家都有國安法（中國早已有國安法），用以防範、制止和懲治其國民進行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與《香港國安法》是大同小異。以前香港人不是中國的國民，中國的國安法管不到香港人，1997後，香港人都是中國的國民，但香港是特別行政區，中國的國安法仍管不到香港人，因此制訂《香港國安法》是理所當然的。這法律只是有關大陸和香港的安全和安定，完全不改變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因此並不構成中共在香港違背「一國两制」的承諾。

其實《香港國安法》的實施是相當寬鬆的，並不輕易入人於罪。譬如：周保松教授在其著作（[1]）中提倡自由主義及抨擊中共政權，並曾參與一些香港爭取民主的群衆抗爭運動（參見《中美意識形態對抗，香港是台灣的殷鑑》）。筆者上網查詢，周教授不受影響，仍在香港中文大學正常任教，顯示《香港國安法》的執行相當寬大節制，香港仍很自由。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美國不再能把香港作為反共反中的前進基地，於是把香港視為中國內地，而取消了一些過去對香港的優待。這對香港經濟有些不利，但並不改變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有些人可以不喜歡「一國两制」，但是說中共在香港違背「一國两制」，其實是說不通的。

[1] 周保松 《左翼自由主義：公平社會的理念》春山出版，2024。

極大部份國家的國民如果因為不滿內政而反抗遊行，偶而會舉著國旗，表示愛國及對政府不滿。如果因為受到外國的侵略而反抗遊行，一定舉著外國的國旗踐踏焚燒，以示洩憤；常見於穆斯林國家踐踏焚燒美國的國旗。

如果有國家或地方的人民，因為不滿內政而反抗遊行，卻舉著外國的國旗，搖旗吶喊，表示對外國國旗的尊敬，向外國喊救。這就是可恥的人民、可恥的地方，極為少見；這種無恥的現象卻發生在香港、臺灣、韓國。

香港的反送中運動，香港人舉著英國、美國的國旗求救，英國、美國這樣的盎薩國家，視香港人如殖民地的豬狗，當時在幕後發錢煽動香港人縱火打砸的美國特工早已經逃之夭夭，沒有人會理會留下待國法審判的豬狗。

這次非法宣佈戒嚴的韓國總統尹錫悅，罪證確䥣，正在等候審判，支持尹錫悅的右派韓國人卻舉著美國國旗，為尹錫悅喊冤，韓國人不相信自己的憲法法院，卻要求殖民主子美國人出來拯救尹錫悅。

更出包的是臺灣有個不倫不類的，支持臺獨的黑熊學院，他號稱有自己組成的軍隊，偶而還會出來排演，同時舉著美國和日本的國旗，表示甘為美國、日本的殖民爪牙奴隸。

對於發生在香港的因「反修例」而引起的黑暴運動，我一直有些疑惑。如此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其起因究竟為何？中共在香港到底做了什麼缺德的事，何以激起如此多的香港人群起反抗？

自2014香港雨傘運動到2019的反修例風波，雖然這一路的新聞我都很關注，但一直有所疑惑。為了進一步了解這些反抗者的想法與心態，經友人推薦，我閱讀了香港反抗運動的領導人之一，陳健民教授所寫的書《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希望解開我的疑問。

讀後，我有兩點感想。

一

在九七之後，香港的民主與自由並無倒退，甚至還在向前。（因為之前港英時期，根本沒有民主。）但是，香港的知識分子如陳健民之流，對中共極不信任，所以芝麻小事都可以無限上綱擴大化，經由想像的加工，告訴大家「這樣下去不得了，會毀了我們的生活」。以此激起大眾的恐慌。至於是不是真的會「這樣下去」？早被人忽略了；沒有任何理性的探討，而被大眾認定為「一定會」，甚至被當作是事實來反抗。

這像極了台灣「反服貿」的太陽花運動，參加的人連什麼是「服貿協定」都搞不清楚，立刻就加入了激情的反抗。一個莫須有的賣台集團被泡製出來，馬英九立刻成為十惡不赦的獨裁者、賣台者，支持度下降到史無前例的個位數；群情激憤，人人得而誅之。當時在立法院周邊，反馬的口號極其慷慨悲壯，諸如「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島嶼天光，黎明前的黑暗」、「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等等，各種醜化馬英九的漫畫、標語、口號、歌曲、演講…，充斥在立法院四周，那裡早擠滿了激情的年輕人，安營紮寨，持久反抗；空氣中都充滿了熱血與激情，感染著每一個在場的人，大家都有一股「我們正在寫歷史」的豪情與激動。

如果問，為什麼這麼多人反對馬英九？馬英九做了什麼對不起台灣人的事？事實上一件也沒有。但因為台灣潛在的「不信任外省人做總統」的氣氛，只要有一個火苗，很容易被點燃。馬英九一點都不懂，他之所以能上位，是因為陳水扁的貪腐，而非對他本人的擁戴。換言之，民眾因為無奈與對陳水扁的氣憤，才選了馬英九，但在底子裡，是對這個外省人極其不放心的，所以一有風吹草動，有心人捕風捉影，立刻可以野火燎原。

香港的情況也差不多，關鍵在於對中共的不信任。對香港知識界來說，港英政府才是文明的、可以溝通的自己人。而中共在他們眼中，則是落後野蠻又霸道不講理的蠢笨獨裁者。這正如「外省人」在台灣知識分子眼中，是以為水龍頭裝到牆上自然就會有水出來的大老粗，而日本人才是真正有文化、有教養的進步族群。

中共在香港沒有做一件令香港自由倒退的事，唯一一件有點形似的，就是拘捕專出反中書籍的香港銅鑼灣書店負責人桂敏海。但桂敏海本為中國籍（非香港人），且是在中國大陸被捕的，並非在香港被捕。（而他之所以敢於回到大陸，可能是因為自恃取得了瑞典籍。）這件事，嚴格說，並沒有破壞一國兩制。而除此事勉強可算是沾上一點點邊之外，你真的再找不到中共破壞香港自由的證據。

同樣，陳健民在書中，對中共或香港政府的種種指控，都是因為他自身參與了所謂的香港民主運動，才受到香港政府的「惡劣對待」。如果他不搞這些民主運動（與港英時期一樣過生活），則不會受到這些「法」的「迫害」。那麼，在港英時期，你為什麼不爭取民主呢？這點就比台灣的民主運動更加不如了。

香港沒有民主或不夠民主，所以有民主運動。這與台灣戒嚴時期十分相似。然而，對香港來說，港英時代你不爭民主，現在中共來了，「五十年不變」，生活方式與規章制度基本與港英時代無異，你為什麼要爭民主？這就真不好說了。民主人士基本上都一句話帶過，比如「眼看香港政府管治邁向極權」（朱耀明的推薦序），坦白說，這都是自由心證的話，沒有堅實的事實基礎。當然，另一個理由，那就是「民主是世界的潮流」，所以不必分什麼港英或中共，反正要民主，這個旗號總是正確的，無可非議的。但是，如果只是這樣，那也只是如陳健民這樣的醉心於民主制度的人有興趣，一般人，如果生活與之前沒有什麼變化，又為什麼要跟從響應而形成浩大的聲勢呢？這就不得不說回前文提到的「自己人」問題。如台灣的太陽花，非自己人，則蛛絲馬跡都可以被有心人誇大，三人成虎、眾口鑠金，從而引起群眾的驚疑不安。

所以，對於像陳健民這樣的少數領袖而言，他們關心的也許真的是「民主」，但能引起群眾跟隨的，則是「自己人」效應。只要是自己人，而且可以連繫上高等的文明，則主不主奴不奴，其實不甚要緊。換言之，即便是奴，只要在上等人家，一樣可以鮮衣怒馬，食有魚出有車，一樣光鮮體面。但一旦要改換到下等人家，則顏面盡失，就非要起來革命不可了。

從這一點，我們可以明白，要作「主」，所謂「主人翁」的心態，其實是非常困難的。並不是有了投票權就作了主。其實，投票民主很可以只是個空架子，徒有形式；真正的政治運作，還是要看主子的臉色，跟隨真正有權有勢的人（國家）打轉。（以台灣為例，真是再明顯不過。）真正要作「主」，要有獨立自主的氣概，那是要有一點人格底氣，是要有一點真正的理想與志向的；不是光有投票權就辦得到。能自我主作，小到個人，大到國家，都要有真正的精神價值以實之，不為勢劫不為利誘，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具有獨立不撓之大丈夫的氣概，庶幾可以當之。這絕非幾個乖巧漂亮的口號，走上街頭的慷慨激昂，或是東施效顰搞一些「制度」來湊個門面，就可以換來「作主」的尊嚴與擔當。

正是因為沒有這種真正要求「作主」的氣概，所以所謂的民主運動，在有組織的力量面前，一觸即潰。中共不過是搞了個國安法，未見其殺人祭旗，不過抓幾個人判幾年刑，香港轟轟烈烈、浩浩蕩蕩、勢若不可擋的所謂「民主運動」，立刻就土崩瓦解煙消雲散了；就連「轉入地下」都未見其影，不過就剩一些人在那兒揉鼻搓眼哭哭啼啼不甘不願地忸怩作態了。

想想孫中山的革命，共產黨的興起，那是多少人用鮮血與頭顱換來的。能用性命相搏，不管主義真不真，你都不敢說其中沒一股真精神。相反的，那從頭到尾不過想換個門庭作高等人的，（本來想寫「高等奴才」，算了，未免太傷人。）無不在真正的力量面前一戳即破，一切想像中的美好或是恐懼，本就無根，此時也都現出原形，都化作了夢幻泡影。

我想，陳健民與他的同道們，大概是沒有什麼「為生民命立命」的「作主」之精神。他們所追求的，大約是民主自由人權一類；他們所嚮往的，大約是「世界公民」之類的格調。他們不能理解，中華民族復興在人類文明史上將會產生如何的重大意義，也不在意中國強盛能為第三世界國家與全球正義與和平帶來什麼樣的正面刺激與貢獻。他們不理解，也志不在此。這就是他們的局限。

更為要緊的是，他們不理解民主自由人權只是架起一個平台，其本身並不代表重要的價值。當然，這個平台本身，在人類歷史上還是有進步意義的，但其意義是消極性的、架構性的、保障性的（屬易經中的「陰」性），而非積極性的、創造性的，方向性的（屬易經中的「陽」性）。換言之，這個平台本身雖有一定的進步性質，是在一定的物質條件之下方能建立起來的產物，但遠遠不是人類文明價值之全部，更不是唯一能創造文明價值的平台。等而下之者，則是想藉此平台獲得更好的保障，以便謀求私利，得到更大的方便，而成為「為非作歹」更好的掩護。所以，過度誇大民主自由人權云云的所謂「價值」，執一廢百，結果是一葉障目，對社會的均衡發展與文明的進步，恐怕都會造成一定的危害。

或許在陳教授本身，對民主自由人權的嚮往是真誠的；但能在香港造成這麼大的動靜，靠的則是一般民眾之「自己人」、「（西方）文明人」情結的發作，折射成對中共的恐懼與對中國的鄙視。民主自由人權的倒退云云，說到底，不過是陳教授等人提供給一般民眾的一個神聖而合理的藉口而已。

二

陳教授自述，其對民主自由社會的嚮往，主要是受到如韋伯、卡爾·波普爾等偉大思想家的啟發。誠然，這些偉大的西方思想者，對社會演變及其合理性與否，都有深刻的觀察與分析。對極權的批判與民主社會的肯定，其學說都有顛撲不破之處。但對於傳統社會該如何轉型為現代民主自由社會，相對而言，就缺乏足夠的路徑分析。西方進入民主社會，多經由暴力革命；但唯一肯定暴力革命之合理性與必要性的，剛好是陳教授所不喜歡的馬克思。

提不出轉型的合理路徑，也不深入探討轉型的艱難何在，而只將一切歸咎給當權者或舊勢力，則是學者的懶惰與失職。革命家也許可以這樣做，但學者不能深思，恐是太過依賴既有的理論而缺乏自己的深入觀察與思考。

更重要的是，即便是既有的關於民主社會的美好學說（如陳教授喜歡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也沒有一個提到「外來勢力」的問題。因為西方民主社會的建立，基本上是「前無古人」的，並沒有一個先行者或強權可以作為「外來勢力」來進行指導與干涉。所以，社會的本身，其內部可以創造理論，逐步嘗試，緩緩前行；一切改革與變化，都是社會內部各種力量自行互動且相互較量並感受其結果而產生的進退與妥協。如果有「外來勢力」，則一切都變樣了。因為外來勢力並不受到社會變化的影響。換言之，「外來勢力」是社會變化、進步的「干擾項」，而非「參與項」；它是獨立於這個社會之外的，不必接受社會變化的反饋。故不論其居心為何，結果一定是干擾、破壞社會本身之協調、妥協與自我進化的能力，使社會變遷的「化學反應」永遠達不到該有的平衡。

西方社會在現代化的進展過程中，沒有「外來勢力」的現象，所以他們的種種政治社會的學說，自然也不會涉及到「外來勢力」的問題。如今我們的學者，拿西方的經典照本宣科，卻不知時移勢異，完全沒有意識到「外來勢力」是後進民主國家最嚴重問題，也是後進國家民主化不能成功的重大原因。不但不知，甚至有意忽略，甘為「外部勢力」所用，以致自身社會永遠找不到一個合適的折衷平衡點。最後除了造就自己「悲壯」的美名之外，對全社會一無好處。從一四年的雨傘運動到一九年的反修例暴亂，香港有好多次機會可以達到「各退一步」的妥協，但最終都被錯過。如果不是「外來勢力」讓某些人有恃無恐，會是這樣的發展嗎？一部國安法就能戳破「強硬」的假象，那麼請問，當初憑何強勢？豈不是全靠外部勢力撐腰嗎？外部勢力使這些運動領袖對自己實力造成誤判，其結果就是完成了西方英美等國的願望—搞爛香港，制裁港府，並藉此削弱中國。而對於香港本身，乃至這些運動領袖本身，都是一點好處也沒有。

像陳教授這樣的學者，我不懷疑他的人品，（我的朋友說他是好人，我相信我的朋友。）但恕我不客氣的說，他真是學藝不精。生搬硬套，不查時變，觀察力十分膚淺，更缺乏深入思考批判的能力。這樣的學者，雖然用功，但只勉強適合在書齋裡作學問，傳承推廣一些既有的理論或許還可以，講學則可能誤人子弟了，更不要說社會運動，更是自誤誤人，貽害蒼生。而令我更難過的是，像陳教授這樣的社會學科學者，正不知還有多少。冥頑不靈，食古不化，好心也辦壞事，更不要說那些本就居心叵測者。學術一差，人才自壞；百多年來的崇洋媚外，學術不能獨立，士人精神低下，裝模作樣，邯鄲學步，其惡果，總是要後人承擔的。為之奈何！

中國在1949年建國之初，雖然國力不逮，經濟脆弱，卻有大國的硬度，1950年抗美援朝，把美國及聯合國軍打退到38度線。1962年中印戰爭全勝，維護了中印邊疆五十年的穩定。1969年中蘇珍寶島之戰，珍宝岛回歸中国领土。1979年懲越戰爭，終止了两国的边境冲突，以及越南擴張的野心。顯示了大國的硬度，換來外力不敢輕侮的安全環境。但是在中國經濟飛躍發展，國力強大之後，卻喪失了大國該有的硬度，處處顧全觀瞻，擔心經濟，害怕風險，不敢即時解決面臨的問題，以致問題拖延，益發複雜，後來處理更加困難，代價更高。試就近幾年受矚目事件或情勢的發展為例，提出觀察、隱憂和建言。

仁愛礁

1999年菲律賓海軍“馬德雷山”號登陸艦以技術故障為由，擱淺在仁愛礁，並派出士兵輪班進駐艦上，意圖坐實控制仁愛礁。事件發生後， 中國當即要求菲律賓拖走該艦，菲方多年耍賴拒絕，迄今已廿四年沒有處理，仁愛礁遂變成棘手的問題。

2016年美國唆使菲律賓提出南海仲裁案，結果公佈，美國在同一天派遣兩隊航母前往南海，聲援菲律賓的勝利。中國拒絕承認仲裁案，也派出十艘以上的軍艦與美軍對峙。同時備妥轟6K，東風導彈，不惜一戰。這是南海史上最大規模的軍事對峙。結果美軍不敢決戰，黯然撤兵，美方指揮官哈里斯上將（Harris）隨後去職。可惜中國缺少大國的硬度，不敢趁勢處理擱淺的「馬德雷山」艦，一擧奪回仁愛礁。

如今事隔七年，情勢更加複雜，美菲加強軍事勾結，歐盟主席訪問菲律賓，鼓勵其挑釁中國。今年以來在仁愛礁已發生五次衝突，最近並派出雷根號航母艦隊在南海虛張聲勢。東南亞領導人峰會將於九月初在雅加達舉行，中國為了順利通過「南海行為準則」，極為克制，不便這時在仁愛礁發生衝突。希望中國在峰會之後，無論「南海行為準則」是否通過，可以迅速處理擱淺的「馬德雷山」艦，收回仁愛礁，教訓菲律賓。以今天南海的局勢，中國事先有足夠的軍事準備，中美即使發生摩擦，美國非但無法得勝，恐怕披在身上的這張老虎皮都被中國扯下來，從此樹立在東南亞的軍威。中國並不是非要「南海行為準則」不可，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可保未來南海的安定。

卑路支解放軍

盤據巴基斯坦北部被巴基斯坦、英國、歐盟、美國和中國等國認定為恐怖組織的卑路支解放軍，在印度的操弄下，破壞中巴一帶一路的計劃。從2016年以來多次襲擊了中國使領館官員，孔子學院教師，核電廠中國工程師，瓜達爾港的中國工作人員等等，華人屢有傷亡。中國次次向巴基斯坦抗議交涉，要求加強保護。但是巴基斯坦的軍警能力有限，不能提供完善的保護。

中國可以正式向上海合作組織提出派兵反恐的要求，由中巴兩國共同組成維和部隊，進駐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徹底剿滅卑路支解放軍恐怖組織，才能維護中國管理的瓜達爾港，中巴經濟合作帶的道路油管，以及在巴基斯坦參與一帶一路計劃的工作人員的安全。

柬埔寨雲壤港

雲壤軍港升級改造工程在中國援助下現已接近完工。美國隨即指控雲壤軍港將成為中國的海外基地，並指控中國五年內將再設八處海外基地，包括斯里蘭卡、喀麥隆、巴基斯坦。中國極力否認。

中國若是需要在海外建立軍事據點，是中國和當地國商議決定，對美國的指控可以不予理會，更無需否認。中國海軍力量一日千里，為了維護中國最重要的貿易通道，馬六甲海峽的安全暢通，中國將來在柬埔寨雲壤港，緬甸的皎漂港，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都有可能建立海軍據點，形成海上的珍珠鏈，對抗印太聯盟的威脅。以今天中國海軍的力量，開建海外軍事據點，無人能擋，也無懼人擋。

琉球地位

由於日本叫囂「台灣有事日本有事」干涉中國內政。雖然日本並無琉球主權，但是日本已經長久把琉球群島視為其領土，並且不顧琉球人民的反對，供美國構建強大的軍事基地。於是中國也開始抬出「琉球有事中國有事」的概念，制衡日本，可圈可點。

今年三月，中國駐日大使吳江浩會晤了日本沖繩縣副知事照屋義實。七月沖繩縣知事玉城丹尼率領貿易協會80人訪華， 與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商務部部長王文濤等舉行會談，展開了中國政府直接接觸琉球官員的外交活動。但是中國的姿態過於謙和，以目前美國日本對中國窮兇極惡的打壓制裁，中國可以明確的揭開二戰迄今，美國託管琉球，私下授予日本行政管轄權，拖延了70年，琉球地位仍處於瞹眛狀態的黑幕。中國可以擴大事態，提交聯合國討論琉球的前途，並且理直氣壯的支援琉球獨立運動，擺脫美國日本的無理霸佔。

台灣統一

尤其在事關中國統一領土完整的台灣問題上，美國雖不斷重申一個中國政策，但對外鼓舞台獨、么喝盎薩國家一齊煽動兩岸危機、企圖將台灣問題國際化，以增加中國統一的困難度，國會不斷提出友台議案，明目張膽，盛氣凌人。一中政策及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基礎，早已掏空，失去意義。

遇到台美對大陸有挑釁動作，中國就在台灣周邊擧行軍事演習，以愈來愈逼近台灣本島作為威脅。但是演習威脅次數多了卻不見有實質行動，台灣早已處變不驚，認為中國只敢軍演，不敢動真格，更瞧不起中國，惠台的貿易協議ECFA被辱為糖衣毒藥，挑釁中國愈烈。 拖延愈久，夜長夢多，使得台美勾結愈緊，國際化愈明顯，甚至北約，日本，韓國，澳洲，印度都任意插嘴台灣問題，耗損中國大量政經、軍事、外交資源，將來處理台灣問題更加棘手。中國考慮到軍事風險，美國介入，經濟制裁，國際觀瞻….千百個因素，還考慮統一後治理台灣的麻煩，遲遲不願動手武統台灣。如此徒有實力卻不敢冒一絲風險，國家統一基本上遙遙無期。當軍事上具有絕對優勢，經濟上足夠強壯，國際觀瞻只是虛擬，中國可以甘冒風險，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處理台灣，統一國家，打開有利的戰略地緣。

香港經驗

就外部势力公然介入香港，鼓動反中港民的諸多暴亂來看，從2013年的佔中事件開始，經過雨傘運動等一次次的動亂，到2019年反送中暴亂達到高潮。由於中國疑慮過多，遲遲不敢平亂，使香港社會蒙受慘重損失。最終在於2020年6月30日公佈執行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國家安全法，嚴懲反中反華的恐怖份子，迫使大批美國特工逃之夭夭，沒收了香港牌，香港社會立即恢復平靜。中國如果有大國硬度，無懼英美势力，及早出手，香港社會無需接受長達七年的暴亂損失。

悠關國際關係、國家安全和國土完整的重大決策和行動，像任何其他決策一樣。沒有萬無一失，毫無風險的。中國已經是世界強國，在個別事件的處理上也要充滿自信、敢冒風險，堅定有為，維護國家安全。

香港反送中運動自2019年3月開始，到2020年6月30日，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港區國安法》之後才逐漸平息，期間很多香港人走上街頭反共抗爭，造成不少衝突。這當然是影響深遠而值得研究的重大事件。

《我城存歿》（[1]）集結了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張燦輝在反送中運動期間和之後所發表的許多支持運動、批評大陸的文章，可算是該運動的一些指導思想。張教授在 [1] 中很少提出自己的論述，而大多引述前人的反共、反極權言論。譬如：

勞思光（1927-2012）《歷史的懲罰》
喬治．歐威爾（1903-1950）《一九八四》
漢娜·鄂蘭（1906-1975）《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獨裁統治下的個人責任》
史賓諾沙（1632-1677）《神學政治論》
潘霍華（1906-1945）《十年之後》
孟德斯鳩（1689-1755）《論法的精神》
沙特（1905-1980）《沈默的共和國》
凱爾納（1885-1970）《我的反抗》
薩依德（1935-2003）《關於流亡的思考》

這些都是名著，但是都發表於中國大陸崛起以前，這些名家不曾看到中國本世紀的驚人發展，其過去的立論就足以批判現在中國的發展嗎？實在令人存疑。

批判極權主義的論述起初大多針對納粹、法西斯主義，然後擴及蘇聯社會主義。這是大致無誤的，雖然法西斯主義與蘇聯共產主義實現極權的方式很不同。

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前與當年的蘇聯社會主義是頗為相似的，所有產業幾乎都國有化，實行嚴明的計畫經濟，各產業各企業都按照國家的目標生產和分配，而人民的工作也多由國家決定和安排。因為一切的活動都按照國家的計畫而行，而國家大幅介入人民的生活，當時的中國幾乎達到極權的程度。

上述的名家的名作對中國大陸的批判大多是基於他們當年所認知的中國與蘇聯的相似性，然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已經與當年的蘇聯完全不同。現在的中國大陸大約是國有和私有企業各占一半，實行與台灣和歐美類似的自由市場經濟，政府雖然每五年會制定五年規畫，只規畫經濟發展的大方向，絕不會管到各產業各企業的生產目標，而人民的就業則任由人力市場的自由撮合。這樣國家很少介入企業的運作和人民的生活，是現在中國與當年蘇聯的明顯不同，批評者何能把中國的發展與蘇聯混為一談，並把蘇聯的極權加諸現在的中國？

大部份的反共理論都是針對當年的蘇聯社會主義，批評其大幅介入企業運作和人民生活的國家極權性。反送中運動之前的香港和台灣都是反共者的避難地，都承繼了這些反共理論。然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已經與當年的蘇聯完全不同，使這些反共理論都不再適用而失效了。港、台兩地的反共者別再揮舞這些失效的反共理論自欺欺人了，應該多關注造成大陸崛起的許多中共優點。

[1]  張燦輝 《我城存歿：強權之下思索自由》左岸文化 ，2022。

香港回歸25年，新特首上任，習也到了香港發表講話。回看過去幾年，香港人，香港知識分子，忙了老半天，是在幹嘛？他們當時是怎麼想的？能想到今天嗎？

2019反修例，香港黑暴上街，反抗行動到了高峰。幕後支持或精神支持的這些高端港人港知，他們在期望什麼？他們明知港府不可能去改變體制，所以，合理的推測是，他們期望解放軍入港鎮壓，但他們也很明白，解放軍不敢也不可能大規模關殺，最多是六四的規模，那港知們是經受得起的，多數的港高港知生命財產都不會受影響，但中共國際地位大壞，西方會全面干預；在西方的高壓與制裁之下，中共可能會放寬對港高港知的某些要求，如直選之類的。

這個訴求現實嗎？如要實現，關鍵在逼解放軍入港。要軍隊出動，一定要癱瘓港府；要癱瘓港府，就要衝破警察這一關，佔領行政機關。但這，始終做不到。退而求其次，癱瘓不了政府，就癱瘓掉社會。這就是我們在兩年多前看到的情景。但「社會」太大，備多力分，要全面癱瘓社會，並不比佔領港府容易多少。

假設港府被佔領，政府真的癱了，成了無政府狀態，中央若仍不介入，那「港高港知」就可名正言順地「順應輿情」出來搞個「維持會」之類的臨時政府，實質接管香港，再與中央談判。但很難想像中共會接受這個情況，所以，中央一定會介入。但中央要介入，就很難不動武。一動武，那怕只死一個人，只要武裝軍人一上街，那場面出現，效果有了，西方在全世界的宣傳就可以鋪開，一如六四坦克，全球焦點，制裁等等，逼中共讓步。如此，中共不但很難穩定局面，而且自己都要被拖入渾水，惹一身腥不說，而且是引火上身，腹背受敵。這對中共，顯然是個敗局。而香港可以有臨時政府之類，就算仍屬中國，不獨立，但可以要到更多所謂「民主」一類的東西。

港知的設想，建立在中共不敢真的大開殺戒、大搞暴力鎮壓這一點之上。這個假設，看來沒錯。但他們為什麼沒成功呢？主要是衝不破港警這一關。為何衝不破？因為動員起來的人不夠多。（如果像90年代的東歐，怎麼可能衝不破？）如果從媒體看，那聲勢真是浩大，但這基本上都是媒體上的叫喚，真正的港民，如《讓子彈飛》裡的群眾一般，都在等待，「誰贏幫誰」，並不下場。

參與的人不夠多，敢打敢衝的不夠多，衝不破港警的防線，啦啦隊再多也沒有用，這是根本的原因。群眾革命能不能成功，最關鍵的就在這裡。

結局就不用說了。港知想拿的拿不到，原有的倒是失去不少。「君子懷刑，小人懷惠」，一群懷惠的小人，不敢犧牲，只想收割，叫別人去衝，別人是傻子？傻子當然有，可惜沒有你想像的那麼多。

凡事總要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像港知這樣膚淺幼稚，不知天高地厚，只有一廂情願，能有今天的下場算不錯了，而且靠得還是中共的理性。這些殘餘的港知們，就不要得了便宜還賣乖了。

香港崛起的傲慢

香港以英國殖民地的地位，半世紀以來，成為中國內憂外患的避風港，中國沿海被美國封鎖的唯一窗口，因此成為大英帝國海外殖民地的東方明珠。相對富裕的香港人因此習慣性的傲視全球華人，大陸人去香港的被視為男盜女娼，台灣人去香港常常受氣，海外華人去香港最好講英語才免於受到歧視。

1990年以後中國漸漸崛起，不再內憂外患，香港漸漸失去了東方明珠的光環，但是香港人的習慣難改。1997年，崛起的中國推倒了大英帝國，收復了香港。即使中國謙卑的推出一國兩制，承諾50年不改變香港人的制度，仍然造成百萬香港人的移民逃難潮，逃往Anglo-Saxon的國家，不屑於中國的謙卑善意。結果香港回歸後繁榮如故，大部份逃難的香港人又回到香港謀生。

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後，沿海港口貿易繁盛，香港已經不是中國唯一的吞吐港，曾經發生經濟蕭條的現象，中國立即開放到香港的購物旅遊，維持香港的經濟繁榮。沒想到香港人開始嫌惡太多大陸人擁擠購物破壞了香港人的日常生活，甚至在街頭打罵羞辱大陸遊客，傲慢無比，結果大陸人對香港興趣盡失。

香港的反中謀獨

2018年香港人陳同佳在台灣殺害同行的香港女友潘曉穎後逃回香港，因為香港和世界主要國家都有引渡條約，唯獨歧視性的排除大陸、台灣、澳門，使港、台雙方都不能審判逍遙法外的凶手陳同佳，所以港、台開始協商，建立引渡條約。 沒想到一個小小善意的引渡條約的議案在2019年引起香港百萬人的「反送中」示威遊行，也就是說香港人認為，香港任何人在大陸犯罪後，只要逃到香港，就能逍遙法外，大陸無權過問。海內外的華人莫不瞠目結舌，無法理解。

後來香港人的暴亂不滿足於「反送中」，在英國、美國、台灣提供的財力、媒體支持，以及城市暴動的訓練下，2019年大半年，香港陷入瘋狂的反智、反中、反華，破壞城市捷運、國際機場的暴亂，百萬香港人日以繼夜的舉著米字旗、星條旗叫囂回歸殖民地，甚至歡迎美軍登陸香港，協助香港獨立，脫離中國。當時中國極盡忍讓，希望香港政府自行解決暴亂。沒想到中國忍讓的結果，鼓舞了黎智英、黃之鋒、陳方安生、李柱詺，這些反中領袖公然的接觸白宮，接觸英、美在港的情治特工，接受透過匯豐銀行的英、美金援，造成目無法紀，長期的動盪局面，影響了國家的安定，使我們海內外華人對香港人最後的好感盡失。

終於逼使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2020年6月30日公佈了香港特别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簡稱香港國安法，成為香港基本法23條的組成部份，2020年7月1日即刻生效。這時英國、美國驚恐萬分，狠話甩盡，要制裁中國、制裁香港。實際上美國的領事館數百特工逃之夭夭，六幢宿舍大樓撤空求售，香港警方有了香港國安法的依據，對用利器刺傷警員者，對使用炸藥的國際恐怖分子，決不寬容，執行國安的力道大增。

香港的執行國安法

8月10日，香港警方有十足證據取得法官簽署令，出動200多名警察，搜索了蘋果日報及壹傳媒總部，逮捕了黎智英、两個兒子、社長張劍虹，及壹傳媒4名高層。引起預料中的香港立法會22名民主派議員、香港記者協會、香港外國記者會、香港電台工會、壹傳媒工會、前港督彭定康、國際人權組織國際特赦香港分會、國際特赦組織，有的抗議，有的關切。尤其台灣方面有朱立倫及侯友宜出來聲援黎智英的言論自由，有趙少康出來指責香港警方逮捕黎智英的两個兒子是株連九族。

香港國安法是不溯既往的，但是如果今後違反香港國安法的人，他過去的犯法記錄是可以追溯既往的。所以8月12日黎智英的5000萬港幣資產被凍結，依法以50萬港幣交保，其他被逮捕的10人也全部交保，維持了香港高度的法治傳統，以及香港國安法不溯既往的精神。但是從今以後，黎智英這夥漢奸膽敢再犯，就絕不寬容了。展現了香港國安法既往不究，殺雞儆猴的威懾。頓時台灣大聲譴責拘捕行動的名嘴政客，無地自容。

反中反華的香港人雖然不敢再上街鬧事，卻並不甘心，他們希望今年9月5日的香港立法會選舉70席中，可以贏得36席獲得勝利多數，繼續杯葛香港事務。但是沒想到香港政府在香港國安法的立法精神下做了兩件事：

1. 根據參選人過去曾經參與反中港獨暴亂的記錄，取消了民主派之中12位參選人的參選資格。
2. 根據香港疫情二度爆發的危險，香港立法會選舉延後至2021年9月5日舉行。一年之後選情必有改變。

香港政府和反中港獨暴亂的香港人之間的矛盾將會是長期的鬥爭，有了香港國安法的基石，香港警方只需要低調的依法執行任務，就能嚇阻英、美的外國勢力，嚇阻挾洋自重的洋奴漢奸，總之，將來叛亂的行為不容在香港囂張。

英美的色厲內荏

全世界各國都有國安法，唯獨香港國安法卻受到美國、英國五眼聯盟的叫囂制裁，及歐盟的虛假關切，這都顯示了帝國主義對中國教訓指罵的積習一時難改。其實我們要關切的是口水叫囂不算，以中國今天整體的國力，五眼聯盟及歐盟這些老牌帝國主義還能拿出什麼力量的制裁。

美國首先宣佈取消香港的特殊經貿地位，香港的獨立關稅區是WTO所認定，不是美國有權取消的，美國最多是片面的不承認香港的特殊經貿地位的國家。香港是對全球貿易的，沒有製造業，商品貿易美國佔香港進口的4.9％，出口的8.6％，幾乎微不足道，而美國對香港貿易順差則高達334億美元。香港獨立關稅區這件事已經向WTO控告美國違規。

美國接著無關痛癢的制裁了包括林鄭月娥在內的11位香港政府的官員，林鄭月娥立即叫回了在哈佛大學留學的兒子林約希，說是以防美國的司法迫害，讓美國難堪。另一位官員匯了$100美元到美國，請求凍結他在美國的$100財產，以恥笑美國。中國政府也制裁了11位美國的反華國會議員及基金會的官員。

同時五眼聯盟及歐盟國家紛紛急著終止了與香港之間的引渡條約，因為香港國安法對於違反國安法的犯人，無論身在國內國外，香港警方都會依法起訴，通緝到案。所以終止與香港之間的引渡條約，就是害怕將來香港警方通緝引渡國安法犯人的要求，拒絕遣返逃亡的暴亂份子。譬如香港警方已經向國際刑警組織發出通緝四名逃亡英國的暴徒逃犯，以及逃回美國的情報特工，黎智英的策劃幫手，美國人Mark Simon。

香港是目前70％的外資進入中國的金融窗口，美國國會把《香港自治法案》再加辣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試圖藉此金融制裁香港。但是香港152家持牌銀行的其中9家，18家限制牌照銀行的其中5家均為美資機構。投鼠忌器，這大大限制了美國制裁香港金融的選項，而且香港的銀行金融力量，以英國、歐盟、日本佔多，美國不到20％。再說全球前十大金融中心排名依次為：紐約、倫敦、東京、上海、新加坡、香港、北京、舊金山、日內瓦、洛杉磯。上海第四，已經擠下香港第六，人民幣能夠在國際上自由匯兌是香港最大的優勢，將來人民幣逐漸開放自由匯兌，上海很可能躍居全球第一第二，所以香港是目前70％的外資進入中國的金融窗口的優勢，也會逐漸式微。

現在香港的美國花旗銀行和英國渣打銀行迅速配合美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採取了小雞行動，拒絕為被制裁的11位香港政府官員提供一般的銀行服務，非常可笑。香港政府已經警告所有在香港營業的銀行，不得對香港人有歧視性的差別待遇，否則必要時考慮吊銷執照。

英國宣佈了持有英國海外公民護照(BNO 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的86萬香港人可以免簽進入英國居留，從原來的6個月延長到12個月，請問這算什麼優惠？而且鼓勵在1997年7月以前出生的香港人（理論上是英國殖民期間出生的人），現在可以申請BNO英國海外公民護照，估計有300萬香港人夠格申請。英國的GDP 2020年上半年比2019年同期衰退60％，失業率估計攀升到9.5％，這樣自身難保的國家能接納300萬香港人嗎？這分明是不負責任，希望300萬香港人帶錢去英國居住消費的夢囈。即使對英國的夢囈，中國宣佈中國不承認BNO英國海外公民護照是一般的正式護照，也不承認是旅行證件，更不准在香港申請發行。

歐盟國家並不想跟隨美國起舞，但迫於壓力，除了口頭譴責關切，也宣佈禁止對香港輸出軍用警用物資，據說這類貨品歐盟每年輸出到香港的只有可笑的5萬美元。8月14日，日本表示希望加入五眼聯盟，東方的倭寇忽然想加入Anglo-Saxon民族組成的五眼聯盟，從大日本帝國淪為競爭充當美國的小弟，讓人唏噓感慨。

香港的未來前途

香港是目前70％的外資進入中國的金融窗口的地位，隨著上海的金融規模已經擠下香港，再隨著人民幣逐漸開放自由匯兌，上海即將成為更大的中國金融窗口，香港的前途將經由港珠澳大橋的聯繫，形成世界四大海灣經濟區之一的港珠澳灣區的重鎮。其他三個海灣經濟區是紐約、舊金山、東京海灣經濟區。

美國不但取消了香港的特殊經貿地位，香港出口美國的商品通通標上「中國生產 Made in China」，香港在美國人的眼裡只剩下一座地理城市，而600萬人口的城市在中國只是普通城市。未來的香港不再明珠，香港人瞧不起大陸人、台灣人的時代已經過去，香港將成為港珠澳灣區的銀行金融重鎮，和中國榮辱與共。香港人扛著米字旗、星條旗叫囂反中反華的醜惡畫面將成為歷史的不堪泡沫。

在香港國安法的保障下，未來香港政府不再擔憂燒打破壞，叫囂港獨的社會暴亂，可以集中施政於基礎愛國教育、貧富差距、外籍法官、房價過高、警察治安、交通暢通…..的諸多問題，給國際金融銀行、國際自由貿易、香港的影藝事業以及各種產業，一個和諧安定的商業環境。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股市恒生指數不斷上揚，已經證明和諧安定是香港最需要的。英國、美國色厲內荏的缺乏實力的制裁，看出未來的世界已經不是五眼聯盟Anglo-Saxon一個民族的世界。

一月十一日有一堆香港民眾拿著「米字旗」到香港的英國領事館示威哭鬧。
領事館稍早前承認當日報警，要求警方保護，防止可能的犯罪暴力行為。
警方在英國駐港領事館外拘捕多名示威者。
這是怎麼回事？

原來是香港「反中」民眾感覺，怎麼英國不理會也不支持他們了？
香港反中民眾週末還在奉命鬧事，你英國怎麼就不理會也不支持我們了？
香港反中民眾真是無知無識啊！
他們不懂鳥盡弓藏，兔盡狗烹的道理。
他們不懂蘇格蘭、北愛爾蘭、威爾斯都在鬧獨立分家，你們爺爺自身難保，只剩下倫敦彈丸之地了。
他們不懂歐盟也不要你們爺爺了，「米字旗」不值一毛錢了，扛著頂啥用啊。

經歷了近半年的反送中動盪之後，香港剛完成了區議會選舉(共452個民選議席)，如預期地傾向反中的泛民主派獲得大勝，而親中的建制派輸掉了大部份的議員席位。區議會議員大致類似台灣的縣市議員，是地方的民意代表，一般管不到香港的中央政治事務。然而選舉香港特首的選舉委員會(共1200人)包含區議會選出的議員代表(共117人)，因此區議會也有相當的中央影響力。

香港動盪的根源，其實不是反送中條例，而是大陸與西方政治制度的衝突。香港的特區選舉制度採取了許多大陸的選舉制度，而多數香港人要求實行完整的西方選舉制度。我們台灣人很了解西方的選舉制度，在此簡單說明大陸選舉制度的差異。

大陸的選舉制度強調功能別的選舉，即各行各業都有代表，而沒有面對一般大眾的普選。以各級人大代表(類似台灣的立委和縣市議員)為例，各行各業事先分配了代表的人數，然後勞工界選出勞工代表，教育界選出教育界代表等等。因為沒有普選，各級領導人由各級人大代表選舉產生，是間接選舉。

功能別的選舉與普選，何者較佳？理論上，功能別的選舉較佳，其優點包括弱勢群眾，如低階勞工，也能有代表；各行各業的選民比較了解各自領域的候選人，較能選出優秀的當選人；選民比較了解候選人，候選人因此不需要花大錢做宣傳，而選舉比較不會被金錢左右。然而實務上，功能別的選舉未必較佳，因為一個選舉被切割成幾十個不同行業類別的選舉，會增加執行的困難度，較難做到全都公平公正公開。

或許關鍵不在制度優劣？多數人是膚淺的，根本不管制度優劣，就喜歡直接選舉各級領導人，超過間接選舉。

西方列強和多數國家都實行選舉民主制度，多數香港人於是堅決要求實行西方的選舉民主。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實行獨特的「中國模式」政治制度，四十年來，其各方面的進步優於所有的民主國家，大陸因此堅持其中國模式。陸、港的不同政治制度偏好，是它們之間難解的結。

香港目前的選舉制度結合了功能別的選舉和不區別功能的選舉，例如區議會選舉不區別行業功能，而立法會選舉包含一些功能別的議席。香港人期望完全捨棄功能別的選舉，而實行全面普選，大陸以其中國模式的成功經驗，大概是不可能接受的。香港人是否要繼續暴力抗爭，是自己的選擇，自己要承擔大部份的後果(大陸承擔小部份的後果)。

政治的難處在於嘗試的成本很高，而且選擇了這一條路，就只能接受其後果，而無法知道選擇另一條路的後果會如何，因此永遠可以爭辯。我們台灣人只是旁觀者，請香港人自求多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