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美」應該擴大到「疑西」 | 管長榕

郭先生提出「疑美論」(參見《疑美論之關於中國式社會主義與冷戰》),筆者以為「疑美」應該追本溯源擴大到「疑西」。我們五四以來全盤西化的心態,源於屈辱、自卑、崇洋、媚洋,一直走到今天的不疑,都是自我拋棄了「慎思明辨」所釀成的結果。我們是拱手讓出了話語權,才有文中朱雲漢之嘆。

西方啟蒙時代,強者們為了掙脫教會君權神授的思想桎梏,才開創「人類生而自由平等」的天賦人權說以為對抗。因為民智未開,只得以天制天,以愚易愚,實則天賦人權不存在,是強者洗腦弱者的口號,使弱者因此淪入悲慘的敗部,也只能逆來順受。工業革命初期,在契約自由原則下的工人處境,尤其童工、女工,今天看來,強凌弱一目了然,自由之為惡如此。

馬克思即使沒能替資本主義敲出喪鐘,至少敲響了警鐘。所以資本主義不得不自我調整,才有最高工時、最低工資、工作環境、童工限制、工傷保險、工會組織等等措施,讓早先的契約自由原則變得面目全非。在平等愈趨成熟的社會,自由將愈趨嚴謹。我們早該擺脫西方的思想殖民,以慎思明辨拆解自由平等的口號。不幸的是,雷根以來的新自由主義卻走在回頭路上,明顯加劇了美國社會的不平等。1980全美前1%的高所得者,平均年收入是50%的後段班平均數的41倍。到了2010,已經變成138倍。

美西方文明的兩大支柱是優勝劣敗的進化論,以及自由平等的個人主義。各人追求自己最大利益,就是文明進步的動力。其結果就是合理化的弱肉強食。惻隱之心屬於道德層面,不是法律規定。法律本是道德的最底線,但在美西方標榜法治的社會裡,合法就是最高道德了,奢求惻隱之心於個人主義社會中,不切實際。惻隱之心抵觸了個人主義利益最大化原則,以及進化論優勝劣敗原則,所以在美西方社會中普遍不存在。也許對於幼小是個例外,那比較符合利益最大化原則。

東方集體主義不會合理化弱肉強食,所以孫文學說否定天賦人權說,他認為自由平等是後天爭來的。先天有強弱,並不平等,也不自由。他因此提倡服務的人生觀,主張強者應服務弱者,以解消或多或少的天生不平等與不自由。但是此種人生觀必須出於強者的主張,弱者無法決定強者。而世上如孫氏般的強者極少有這樣的人生觀。由此我們漸漸意識到,社會需要一個「決定服務弱者的強者」,並且必須強大到足以推動他的決定。

在集體主義下,弱者受到照顧而未被淘汰,違反了物競天擇的進化論,也違反了利益最大化原則。理論上,集體主義要被個人主義淘汰。實際上,中國模式的發展好過美西方模式,差別在於強者之為公抑或為私,其服務對象是少數的菁英強者,還是不分強弱的集體。個人主義演化的結果很難為公,這是美西方內建的阿基里斯腱之一。東方集體主義的專制若是為私,為害甚於美西方的個人主義,但其為公的機率大於美西方,其結果就是中國人兩千年來嚮往的開明專制。有一個決定服務弱者的強者,並且強大到足以推動他的決定。

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不是零和關係,再怎麼中央集權也不能沒有地方分權,所以只能說偏中央集權多一點,還是偏地方分權多一點。在孫文學說中屬於均權制度的範疇,並非一陳不變,要看經濟、教育、民情、環境等諸多因素而調整。中央集權(寡頭專制)與地方分權(民主自治)並無制度上好壞之分,都要看為謀小眾之私,或是為謀全民之福。當今世界以民主之名而謀小眾之私者不少於專制治下,專制是被美西方污名化了,特別是當其成效優於美西方的民主時。

美西方要普世化自己的價值觀,重點在於成為世界的領航者,亦即維持單極化霸權。此心不息,麥卡錫主義不死,他必須高舉反共的大旗,指向不同的價值觀,即使無共可反。你說改革開放,他說人民公社、集體農場;你說全民脫貧,他說錯誤革命、生靈塗炭;你說上億人出國觀光,他說百萬人逃亡潮;你說北斗長征,他說土法煉鋼;你說無共可反,他立馬背出共產黨宣言。你要理他嗎?

帝制早已走入歷史,他還揮舞著尚方寶劍;蝶蛹早已羽化飛舞於林間,他還數落著毛毛蟲的醜陋與恐怖。我們曾經批評共產主義的教條,現在全力維護那些教條的正是麥卡錫主義。沒有那些教條,麥卡錫主義就壽終正寢了。然而看看龐佩奧與布林肯先後訪越邀組小北約,他反的是什麼共?

當年越戰,有個親美的代理人南越政府,結果以兩百萬越南人命結束戰爭。今日歐戰,有個依美的代理人烏克蘭,已死數十萬東斯拉夫人,尚未止戰。明日台海之戰,有個跪美的代理人台灣政府,將死兩岸多少中國人?20萬具棺材就從基隆排到鵝鑾鼻了。我的問題還是回歸到殖民思想,為什麼美國人憑著自由民主的空洞口號,就能驅使別人中了邪似的自己人打殺自己人?我們還要全盤西化,不考慮慎思明辨嗎?

疫情暴露歐美弱點但窮國更苦 | 郭譽申

新冠病毒疫情始於2019年底,兩三個月後逐漸擴散到世界各地,使歐美先進國家都成了重災區。大家於是只能寄希望於疫苗,現在疫苗已問世使用半年多,全球疫情卻沒有消解的跡象。即使歐美壟斷大部份疫苗而有較高疫苗覆蓋率,其疫情雖曾走緩,但近來又反轉向上了。歐美既富裕又擁有領先的醫療/疫苗技術,然而面對這次疫情卻是一籌莫展,乏善可陳。歐美的先進到哪裡去了?

疫苗對於抗疫雖然重要,卻不是全部。病毒已經一再出現變種,使疫苗的防護率降低,因此戴口罩、避免群聚活動、保持社交距離等措施仍然重要。而且有疫苗不表示人人都願意注射疫苗;要迅速地普遍注射疫苗,需要政府有執行力和人民的充分配合。歐美除了擁有疫苗,在其他方面幾乎都不及格,部份民眾甚至走上街頭示威抗議政府的抗疫措施限制了人民自由。

歐美抗疫的失敗顯然可歸因於歐美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選舉民主的政治制度。首先,習慣自由的歐美人士大多把戴口罩當作一種難受的束縛而無法接受。其次,政府雖然呼籲民眾避免群聚活動、保持社交距離,奉行個人主義的歐美民眾多半自有決定、自尋樂趣,不太會管政府的呼籲。其三,疫情當前,政黨和政治人物還在互相算計政治的得失,造成彼此爭功諉過、預算卡關或浪費、以民粹而非科學來抗疫、地方與中央抗疫政策的不一致等等。這些都使抗疫難以成功。

不僅歐美抗疫失敗,世界上大部份地方的抗疫都是失敗的。這至少部份歸因於歐美已經把個人/自由主義和選舉民主制度,作為普世價值,推廣到大部份的國家,使這些國家複製了上述歐美的抗疫弱點。一些相對貧窮的民主國家,如印度、東南亞國家、拉丁美洲國家等等,是這次疫情最可憐的苦主,醫療系統崩潰,經濟重挫蕭條,政治動盪不安,而人民染疫死亡者不計其數。

歐美也不是一無是處。疫情雖導致歐美百萬人喪命,卻未動搖其選舉民主政治制度;疫情僅導致部份國家的政黨輪替和小規模示威抗議。不過,這多半因為歐美富裕,發出很多救濟金、紓困金所致,相對貧窮的國家少有這樣的餘裕,因此就很可憐了。

在嚴峻疫情籠罩全球之下,中國大陸幾乎是唯一抗疫成功的國家,凸顯了歐美抗疫的失敗。歐美抗疫失敗可歸因於其個人/自由主義和選舉民主制度的弱點,顯示自由、民主算不上什麼普世價值。自由、民主是好東西但不夠好,加上一些大陸的集體主義、社會主義、舉國體制予以平衡,才能成為更好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而相對貧窮的國家尤其需要這些東西。

社群主義能拯救西方民主? | 郭譽申

西方民主的主流思想是自由主義,自由主義非常強調個人,包含了個人主義。社群主義也提倡民主,卻是與個人/自由主義對立的政治哲學。社群主義起於上世紀的80年代,雖曾在學術界頗受重視,但並未撼動自由主義的主流地位。近年西方民主遭遇許多挫折,研究者於是各自尋求拯救之道,而重新強調社群主義是提出的解方之一。社群主義能拯救西方民主嗎?

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又稱為共同體主義,強調個人與群體之間的聯繫。這種信念來源於認為,人的自我、社會認同、人格等概念都是由社群建構的,與個人主義認為人是獨立個體的觀點有很大的分歧。在此社群可以小到一個家庭,不過社群主義經常在更廣大的視角下看待社群,社群是擁有共同的利益、歷史文化、居住地理區域的人群間的互動。

R. Rajan去年出版《The Third Pillar》(中譯:第三支柱,遠見天下文化),主張「社區」應該成為民主時代「國家」、「市場」兩大支柱之外的第三支柱。社區是「一群居住在相同區域、同屬一個政治共同體的人(人數可多可少),通常有著共同的文化和歷史遺產」。現代國家,如美國,一般有較強的國家和市場機制,但是社區功能則偏弱,作者呼籲下放權力到社區,優化社區的功能和品質。

假使社群主義只是概念,它不可能動搖個人/自由主義的壟斷地位,因為後者已深入人心,而且投人心之所好。R. Rajan所主張的可說是社區主義,社區主義把社群主義落實到居住的社區,是社群主義的實踐和具體化 (雖然他在書中幾乎未提及社群主義),使社群主義較有可能有具體貢獻,而超越個人/自由主義。

以美國為例,其眾多社區的好壞差距極大,部份社區(如一些黑人社區)破敗不堪、毫無競爭力,幾乎淪為罪惡的淵藪。因此破敗的社區需要整治,是無庸置疑的。由於在個人/自由主義框架下的國家一般並無充裕經費投入社區,也由於社區主義的精神在於社區自治,社區主義並不期待國家負擔社區治理所需的大部份資源,而希望社區成員能盡量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這是太理想化而不切實際了,有能力的社區成員若不滿意其社區,多半會選擇移居到其他較好的社區,而不會選擇出錢、出力改善居住的社區,因為前者比後者容易得多 (這正是書中所述很多社區每況愈下的原因之一)。

理論上社群/社區主義能矯正個人/自由主義太強調個人的缺失,然而實際上個人/自由主義已經深入歐美人心,社群/社區主義並不容易搶下一席之地。從過去歷史看,為了實現資本主義的工業化,國家和市場的力量普遍有所增強,而社區的力量則被削弱,例如居住在公寓裡的鄰居時常僅是點頭之交而已。這看來是頗難逆轉的自然趨勢,也確實削弱民主所需的社區自治,因此/社區主義並不容易實現,也就難以拯救西方民主制度。

中國大陸的政經制度其實比歐美更符合某些社群主義的精神,(部份差異在於)大陸不避諱以國家力量介入社區,因此能優化社區治理。歐美民主國家總想節制國家的力量,又想要優化社區治理,可就難了;而國家若介入社區,恐怕又有政黨在社區內爭權互鬥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