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與二二八，性質完全不同，但有一點很相像，就是自發生後，長期以來成為官方言論封鎖的對象，成為禁忌話題。

很多人都以為，你不讓人講，不就是因為你理虧嗎？你做的事見不得人，所以不敢公開在陽光下。因此振振有辭，認為誰不讓講，就肯定是誰心理有鬼，誰對不起人民。

這樣一種簡單的邏輯，乍聽之下，好像也言之成理，所以也確實有點煽動性。

但事實當然不是如此簡單。以二二八來說，經過這麼多年的大肆炒作，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明白了，兩蔣時期成為禁忌，不是因為兩蔣心虛，而是因為不願意撕開傷口，造成民眾的對立。有人以為︰「你早點公布真相，充分放開言論自由，真相自然大白，這樣才真正有助於弭平傷痕，族群和諧。」然而台灣自解嚴以來至今36年了，請問這個論點經得起事實的考驗嗎？二二八年年討論，年年研究，今天「真相」大白了嗎？不仍然是各信各的「真相」嗎？是弭平傷痕？還是加深對立？只要不是傻子都看得明白。那麼，年年炒作，年年大吵大鬧要「真相」，是誰得利？還不一目了然嗎？（倒也不是某個政黨一定得利，而是不要臉的人總是得利。）

有了這樣的經驗教訓，那麼兩蔣封鎖有關二二八的討論，以今天的後見之明來看，也不能不說是政治上的老油條了。（如果你不願意用「高瞻遠矚」 這個詞的話。）

從禁忌到開放，對照台灣的二二八經驗，大陸處理六四，其明智與否，大家自然會有所判斷。

「公開」當然是一種理想，但所謂「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理想與現實之間，總是有差距。其差距何在？就在於「理想」之中，我們所想像的每一個人都是理性的。但在現實之中就不是這樣了。人的良知理性雖然並不會被狗吃掉，但人實在太會「裝」。為了利益（財富與別人的認同、同情），人聰明得很，各種「裝」，就足以讓「理性」疲於奔命，最後什麼事都做不了；纏鬥到底，只能與爾偕亡。值得嗎？「理性」的能量（人的才氣與力量），明明可以用來做正面的建設，現在卻要與各種「非理性」的狡猾去纏鬥，無休無止。如此，則百業荒廢；不如此，則群小囂囂；怎麼看都是「雙輸」之局。但小人不怕「雙輸」，而君子能忍之乎？輕重大小之間，不能不做權衡。

然而，所謂的「禁忌」，就該永遠禁忌下去嗎？這顯然也不合理。那如何才對？要之還在於每個人「理性」力量的提升。此理性，不止於慎思明辨客觀科學的外向型理性（也就是所謂的「認知理性」），還有明心見性自我明澈的內向型理性（即所謂的「實踐理性」或「道德理性」）。二者兼美，才有完整的人生之理性與幸福；若只偏於一方，則不免有各式各樣的問題。尤其今天完全忽略後者，則人生無方向，不知止、不知中庸權衡為何物，人心不足蛇吞象，一切的聰明與智巧，都填不滿內心無窮無盡的黑洞。（尤其表現於色慾、吸毒、放蕩、炫富、權力、各種爭逐、怪誕、狂熱宗教迷信…）愈是如此，則大家愈是感覺到「人性」越來越不可信，於是各種禁忌、壓制必然也相對增多。

說到底，原來「禁忌」是在為人之理性成長爭取時間。如果人長不大或是長偏了，則禁忌之開放必是一場災難；不開放，則「壓制」也只是鋼絲上的平衡，能維持多久不可預期。那麼，關鍵豈不在於每個人自身的品質？豈不在於每個人自己的理性程度？豈不在於社會對此問題的警覺？而今社會卻仍在「民主」的大旗下一路狂奔，掩飾其實質上在不斷地媚俗，不斷地增加每個人內心自以為是的狂傲與非理性；這豈是人類文明真正該追求的方向？以「民主」、「自由」掩蓋社會的反智與非理性風氣，藉此瘋狂奪利，則最終不但摧毀民主、自由，還可能將人類得來不易的文明成果帶向毀滅。目睹今日世界之顛狂，真令人捏一把冷汗。

台獨意識的根源並不是反蔣，也不是反共，而是反中。由於日本的皇民化，使得從小受日本的教育長大的李登輝那一代人以做日本人為榮。

光復以後的台灣史，就是皇民餘孽的興風作浪史，「二二八」就是反中，台獨也是反中。台獨根本否定中國是祖國，李登輝主政後，就開始複製皇民教育，教導後代人唾棄中國，崇拜敬愛日本，現在又多加上美國。

汙名化、惡魔化國民黨、共產黨，台獨的反中主張才有正當性、合理性，也才能獲得台灣人的支持。為了推升台獨意識，藉由反蔣反共而反中是必要的思想指導和思想戰術。

台獨除了以殘暴的中國政治文化、低劣的中國民族性格汙名化、惡魔化國民黨和共產黨之外，就是以自由民主人權攻擊蔣介石和現在中共的威權統治。

中共不要以為讓利惠台展示善意，台獨就會心向統一。打個比方，台獨是潘金蓮，在台獨眼裡中國是武大郎，美、日是西門慶，武大郎再如何討好潘金蓮都不管用的。

中共也不要以為台獨的起源是反蔣反國民黨，以為自己與台獨站在反蔣的同一陣線，台獨就會心向中共。中共不明白在台獨眼裡，中共和蔣介石都是同樣貨色，都是反自由民主人權的威權統治，中共反蔣罵蔣，其實等於反自己罵自己。

大陸要想遏制台獨，和平統一台灣，最有效的捷徑，不是武力的威嚇，也不是讓利的惠台，而是思想的文攻，瓦解台獨意識。

要進行文攻對付台獨，中共就該丟棄過去蔣毛鬥爭時相罵無好言的政治話術，給蔣介石應有的地位。承認過去對「二二八」的判斷有誤，「二二八」並非反蔣愛國的正義革命，而是反中愛日本的皇民暴亂。

肯定蔣介石對台灣的威權統治使台灣太平安寧，經濟繁榮民生樂利。這樣也就是肯定了中共自己一黨專政，何況中共的威權統治是民主集中制，遠比蔣介石更加優越，合理有效。

鄧、習兩人使得中國崛起的成功已經使毛澤東相形見絀，也蓋過了北伐統一、領導抗戰的蔣介石。共產黨因鄧小平和習近平已經獲得全民擁戴，萬眾歸心，統治根基穩如磐石。現在中共實在應該具有信心客觀評價蔣介石，承認蔣介石在台灣的功績，絲毫無損中共的威望和統治。

肯定蔣介石的威權統治，這也就是消除了台獨反蔣的根據，也必然有助於提高自己正在實行威權主義的中共在台灣的聲望，削減了台獨反中的的宣傳效力。也是扶持了國民黨，不爭氣的國民黨執政，至少能使台灣脫出台獨魔掌的牢牢控制，有利中共統一台灣。

中共讓利惠台使台灣經濟穩定更加有利於台獨政權，武力恫嚇使台獨輕易操作反中牌，反蔣罵蔣使台獨打擊國民黨更加順手。中共要想統一台灣，採取的方式卻把效果推向反面，扶持台獨而不自知。

《悲情城市》修復重映，但已換了人間。

昨夜第一次看了。當年上映時我何以未看？很長時間裡我都忘了原因。如今找出來了，原因是：我在服役中。那年甚至因為發生天安門運動及「風波」，整個部隊一度提升到三級戰備。

現在看，由於政治禁忌早已打破，觀者恐覺毫不稀奇。但若察看當年上映時空，解嚴不過兩年多，國民黨仍黨政軍特一把抓，即可想見它打破了許多政治與言論的尺度與界限。

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一切公開探討，都是蔣經國已然故去之後。而悲情城市算是衝破藩籬的先驅與前鋒。

然而片中仍可看出許多當年圍獵、拘捕異議者的荒誕，以及它所透露的時代悲劇性。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隔閡，其實是台灣這座島嶼被冷戰撕裂的特殊情境下的產物。

二二八事變是二戰戰後的世界格局分配、與國共內戰的一個支系與細流；由於冷戰爆發，而國民黨在內戰中頻仍失利，台灣的物資與經濟亦成供輸內戰的支援系統，導致了官民的矛盾與仇恨，並在仇恨上憑藉一樁查緝私煙的社會性案件，迅即擴大為全島的「叛亂」。

這一當時國民政府所謂的民變中，共產黨扮演了一定份量的角色。蔣介石派軍隊抵台所要清剿的，其實就是以共產黨支持的左翼民兵為主要對象，特別是在埔里頑抗的二七部隊。

侯孝賢在這部片中所透露的，就是上映當年仍然不能暢所欲言的左翼思潮，對白中不經意流露的馬克思主義、國民黨及其附庸的腐化，諸多異議者對於所謂的「祖國」的嚮往，尤其是女主角寬美的哥哥寬榮所要向民眾啟蒙的思想，其實都是紅色的。

但這部片因此也必不受如今已在朝上的民進黨的待見。因為他們早已解構了真實的歷史，用自己的片面意識形態，重建了一個以外省人屠殺本省人為核心要旨的版本。甚至連李登輝時期的行政院二二八官方報告，都要稱當時死亡達兩萬人之譜；但最終請領國家補償金的人數，累數十年之久，都不到千人，即可見出此一人數之荒謬。

侯孝賢以其獨特的鏡頭運用，為那個時代框定了一種懷舊的氛圍，縱使那一氛圍畢竟是肅殺的，但畫面裡的人物，彷彿是真地回到了當時，卻又恍然是對於當時情境的不確定的描摹，因為資料、敘事者的闕如與依然高壓的空氣，這一整條故事線都是充滿了類意識流的追憶色調。

但最終給人留下的，就是一種悲愴感。不僅被捕殺的受難者與家庭，又或是倉皇地抓捕人民的統治者，都在這一封閉的島嶼上被時代所窒息，並最終以相互的仇殺，作為它們無端的出口。

那是因為…中華民國政府在接收日本勸業銀行後－－日本「勸業銀行」是在1897年（日明治三十年）所成立的日本本土銀行，而「勸業」兩字，日文就是「提倡實業，獎勵產業」之意。1923年（日大正十二年）正式在臺灣臺北開設第一家分店，以提供農業開墾、灌溉、水利開發之長期融資為主要業務，是當時唯一辦理不動產及拓殖金融的銀行。最初在臺之業務均委由臺灣銀行代辦，隨著業務拓展，1933年（日昭和八年）和1937年（日昭和十二年）分別在臺北及臺南興建大型銀行廳舍。

臺灣光復後，陳儀即將勸業銀行位於臺灣的5個分行改組成為──「臺灣土地銀行（Land Bank of Taiwan，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改組後的臺灣土地銀行仍然與日據時期的勸業銀行一樣，繼續肩負調整農業金融之責，扮演全國農、漁會信用部業務的上層銀行，不同的是，土地銀行為政府機構，肩負更為重要的責任。

臺灣光復之初，百廢待舉，要解決戰爭時期所累積的問題，只能靠時間一步一步慢慢來，在現實世界是沒有仙女棒和神燈精靈的！

從歷史事實來看，臺灣光復之初，不管是米還是糖，幾乎都面臨了產量不足，或是無法生產的困境，再加上大戰之後，必然面臨的貨幣貶值與復員（如臺籍日本兵退伍、難民返鄉）重建壓力……

●所謂的糖輸出…

臺灣光復之初，原來日據時期留下來的42所製糖工廠，其中有34所遭盟軍轟炸受損，僅存8所未受損害。當時擔任臺灣行政長官的陳儀，為了實現「工廠不停工」的承諾，兩年間幾乎讓所有製糖工廠恢復生產。1946年臺糖工廠復工後，陳儀給中央十萬噸糖，在當時發揮了保護臺灣經濟穩定的作用。因為陳儀擔心法幣會影響臺灣穩定，因此才給了十萬噸糖做為四行(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來臺人員與物資的補償…

參見 糖業文化的建構刻不容緩

●所謂米輸出…

臺灣在光復之初，會缺米真正的原因是因為在受戰爭末期，臺灣遭到盟軍密集轟炸、日本大量徵兵入伍、海運遭到盟軍封鎖……結果造成──肥料不足、人工缺乏、水利設施遭破壞……最後導致耕地荒廢所致，再加上1945年第1期插秧期間，臺灣北部發生寒害，南部出現旱災，第二期作又遭遇颱風，致使1945年全臺稻米生產僅剩63.8萬公頓，不及1938年總生產量140萬公頓的一半，減產約54％。

台灣藍營的人大都是不分年齡的把所有台灣人歸為一體，把熱烈歡慶光復的情境都看成是愛國同胞，是以認為必然是先有民怨的累積，才有二二八的爆發。鼎鼎大名的二二八研究學者王曉波就認為二二八純粹是官逼民反，更別提對二二八毫無研究的一大票國民黨頭面人物了，馬英九就是突出的典型代表。

在是非與正義的思想力量上落了下風，國民黨就跟著台獨的節奏宣稱要「永遠與二二八受難者家屬站在一起」，追悼、反省、道歉、紀念…，失去民心也失去自己的黨魂。面對有目標、有動力、齊心協力的民進黨，就像國共內戰之時士氣渙散的國民黨，重蹈了在大陸離心離德、土崩瓦解的覆轍。

中共則一直封閉僵化在國共相爭時期反蔣的二二八宣傳八股，把事變中極少數的反蔣愛國的左翼人士視為代表整個二二八的屬性。事實上左翼份子為數不多，勢單力孤，除了起了搧風點火的作用之外，在二二八是完全被邊緣化，毫無作為可言。

加上蔣介石是殘暴腐敗的政權，已經是大陸人根深蒂固的成見，而且對不了解日本殖民台灣史的大陸人看來，崇日反華的皇民心理太過逾越常情常理，超乎一般人的經驗之外，難以想像。官逼民反就成了發生二二八與台獨的唯一合理解釋。

時至今日，台獨的皇民嘴臉暴露無遺，中共竟然還是完全看不出或是不提二二八的皇民漢奸本質。最有代表性的是2017年新華社發表的文章，對二二八的定義是：「反對專制統治、要求民主自治」，「台灣同胞光榮的愛國愛鄉傳統」，「就是官逼民反」，「是台灣同胞的愛國正義行動」，最可笑的是這句「所蘊含的，是台灣同胞熾熱的愛國主義情懷」。

今年2022年台盟主席蘇輝在二二八座談會上，依然宣稱二二八是：「台灣人民反抗當年國民黨專制統治的愛國民主運動」。

台獨利用「官逼民反」「中國人迫害台灣人」的二二八悲情，並且惡魔化中國，建立台獨意識的正義性、合理性，來凝聚台灣人民支持台獨的向心力。中共美化二二八是「全國同胞反抗專制腐敗政權的愛國民主運動中不可磨滅的一頁」，根本是表錯情的丑表功。

二二八就是皇民復辟的叛國運動，中共、國民黨以「官逼民反的起義抗暴」紀念二二八，就是讚美台奸、歌頌漢奸！等於承認台獨意識的正義性、合理性。國、共絲毫不自覺這是在一面反台獨，一面卻為台獨加油打氣，成了助長台獨意識的幫兇。

對二二八進行了客觀理性的深度研究的旅日學者戴國煇（1931-2001），在他與葉芸芸合著的《愛憎2·28》書中，雖然指出：「青少年們，由於接受戰時體制下的軍國主義教育，中國人意識已逐漸被磨滅，在無意識中被培養成日本的積極爪牙。…有人暗裡跟著日本人認其(自己)為敗戰而一起涕泣。」

可是戴先生認為二二八的原因與皇民化無關，而是：「國府接收人員的素質低落則是讓台灣人幻想破滅」，「純粹而質樸的愛國心被蹂躪」，「台民的忿怒敵視是因為“天真(INNOCENCE)的戀母情結”受到挫折後的反彈」，二二八是：「INNOCENCE的激情演出了鬧劇式的悲劇－民族病變」。

二二八之時戴國煇先生16歲，是個中學生，雖受皇民教育長大，但是自己的中華意識並未被磨滅。他因此將心比心，認為「在日本的皇民化、同化政策統治下，台籍人士已存有認同危機，在光復後亟思回歸認同中國。」

然而，光復後不少青少年既然對日本戰敗是極為憂傷難過，甚至涕泣，他們怎麼可能同時還會有「純粹而質樸的愛國心」、「亟思回歸認同中國」的「戀母情結」？而且，光復後台灣人都深恐被帶上漢奸的帽子，誰敢不表態愛國？即使在二二八時，皇民的主張就是叛國，誰敢公然提出來作為訴求號召群眾？因此光復之後以及二二八事件中沒有皇民主張的言論，這並不能斷言皇民化的影響力就自動消失了。

皇民化的意義就是認賊作父、沒有脊樑骨，這實在非常刺傷台灣人的情感和神經，或許戴國煇因此欲語還休，全書僅有一句「他們(某些人)從來受著皇民化的教育以致數典忘祖，…」，點到為止，語帶保留。而把重點放在批判台獨的皇民情結，呼籲台獨「應該建立自己民族的主體性思考，不該讓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價值觀，乃至於皇民化的價值體系繼續存在。」

另有一位經歷過二二八，著名的二二八的研究者葉明勳先生（1913-2009），光復時為〈中央通訊社〉臺灣特派員的身份，隨同第一批接收人員到台灣，為人正直不阿，滿懷言論自由的理想，日後是台灣報界舉足輕重的人物。也是1992年公布，略有增刪後1994年出版的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的主筆之一。

葉明勳著有《不容青史盡成灰》一書，敘述他在二二八的見聞，1988年在聯合報發表了〈不容青史盡成灰 ─ 二二八事件親歷的感受〉，總結了二二八的前因後果。然而根據其子葉文心的記述，對二二八發生的原因一直是他終生縈繞腦際的問題，覺得難以確切斷定。

葉明勳先生的看法是：「二二八風暴，以實質來說，不同於對異族的反抗，只是對現實的不滿和失望的一種宣洩而已」「抑且，群衆行動，從來都是缺乏理性的，也是盲目的」。並且認為「本待將心託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實為當時民心的寫照」。

顯然他在光復那天，身歷其境所體驗到的台灣同胞如癡如醉，熱血沸騰歡迎光復的狂熱情景，永生烙印在他的靈魂深處，主宰了他探究二二八的思維。「官與民之間溝通乏善，缺乏相互的同情與理解」，是他所能想到的結論，他終其一生都未提及皇民化與二二八有無關聯，僅是指出「一些甘爲日人作鷹犬之流，也夾雜在內，叫囂搗亂，自逞其能。…」

像戴國煇與葉明勳對皇民化抱持著體諒的心態，到現在即使是研究二二八的藍營學者也不乏其人。甚至有人認為皇民化的說法是出於狹隘的政治立場，或是偏激的仇恨情緒，極不可取。

這種對皇民化的體諒心態，令人聯想到老蔣諱言忌談二二八的可能原因：一則不忍挖許多台灣人的皇民化瘡疤，避免使台灣人在顏面上難堪。二則避免對二二八不知情的大量撤退來台外省人，對台灣人產生不信任甚至敵視，徒然增添二二八的創傷和仇恨。以免破壞全台團結一心，害了他反共抗俄、光復大陸的神聖使命。

二二八突然爆發後，跟風介入想要爭取領導權的份子形色多方，加上國共戰亂的背景，事態的發展呈現著複雜交織的情況，二二八發生的原因就有如動盪的光影，扭曲變形難以辨識。

老蔣為了全台反共一條心，台灣與大陸相殘的二二八成了言論禁忌，在戒嚴統治的四十年這段史實是一片空白。於是長期的二二八言論禁忌，使得大眾的腦海充斥著以訛傳訛的謠言流語，預設了一般人對二二八想像和解讀，而且隨著時日的隔閡愈久，傳言愈是被廣受相信。

或許老蔣認為事實的真相都在史料和檔案裡，一清二楚，要了解真相查閱即可。然而李登輝加上陳水扁兩人主政總共二十年，二二八的史料和檔案都掌控在台獨手裡。戒嚴四十年加上李登輝開始炒作二二八的醞釀期，上了年紀的當事人、見證人幾乎已經凋零殆盡。於是，此後只要誰掌握了話語權，誰就掌握了真相。

舉例來說，1991年李登輝所指示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成員藍綠都有的研究小組要取閱官方檔案，都發生遭到阻撓的事。後來這份報告1992年正式公布後並未公開出版，即使在大學的圖書館也不是很容易找到。市面上那本掛上「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是1994年由綠營的〈時報公司〉出版的，對行政院原版的研究報告有不少增刪之處，摻入了台獨的觀點和說法。(參見《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被刪改陷害蔣介石)

以後解讀和論述二二八的台獨宣傳大隊，更是處心積慮「依台灣人的觀點與角度」竄改史實，宣稱國民黨的檔案文獻完全不可信，只採用控訴國民黨的民間傳言和口述紀錄。連二七部隊突擊隊長陳明忠、領導攻打嘉義機場的陳正雄，他們現身說法指出台獨對二二八的死亡人數太誇張，台獨反過來罵他們是造謠，責問他們是不是台灣人？

台獨否認「皇民化」，說二二八是官逼民反，可是響應的僅是台籍日軍和青年學生，並非全民皆反。人的思想不會遺傳，完全是後天的環境和教育所形成的，何況皇民化是日本積極在推動。李登輝那一代人的皇民化是自然而必然的事，難逃的宿命，他們的國家認同已經與老一代人截然相反。

楊亮功對二二八的監察院報告，就明確指出「台省同胞年在五十歲以上者，不乏國家觀念濃厚之人士，然中年以下之同胞，在此五十年中，一切文化教育，均受日人之麻醉，…。」林獻堂也說：「實由過去日本亡國化政策，…，對此輩青年宜從教育上糾正其錯誤心理。」

可是台獨不把年青人分別開來，不分年齡層次拼裝歷史，指控國民黨以皇民化汙名化「台灣人」。也就是說，台獨以先人抗日的碧血，和老一代人光復的熱淚把青年的皇民化塗抹洗刷掉，聲稱「所有台灣人」熱切盼望祖國卻對祖國失望，是一脈傳承下來的「抗暴自主的意識」。

由於共產黨成功地宣傳蔣政權是貪腐的「源頭和大本營」，以及後來蔣介石丟掉大陸，因此國民黨背上了貪腐的形象跳到黃河洗不清。使得大家普遍地相信二二八是官逼民反，以及在各種誇大死亡人數的傳言影響下，台獨竄改加工的那一套二二八很容易被人相信。

歷史是一門專業知識，並不是政治人物的強項，一般來講，這方面的知識他們是與平常人無異的。因此對於有爭議的歷史事件，政治人物與平常人一樣，都是僅從表面現象做出直覺判斷，很容易接受流行的觀點。換句話說，別看政治的領導階層位居人上，在歷史方面也是很容易被誤導的，二二八就是如此。

馬英九顯然沒搞清楚「台灣人」與「台灣青年」兩者皇民化的不同，對皇民暴亂的說法充耳不聞，就只相信官逼民反，堅決主張「死亡人數不是重點」，大義凜然地說「重點是政府對人權的侵害」。於是馬英九真相混淆、是非迷向，成了年年對二二八道歉賠罪的唐·吉訶德，還自認是「當仁不讓」勇往直前。對他的荒唐馬迷依舊熱情不減，可見為數眾多的藍營也都認為是官逼民反。

因此國民黨會陷入思想危機，喪失中心思想，黨國信念被台獨一推就倒的原因，主要就是除了對二二八的史實無知，另外還有對蔣介石以後的白色恐怖的必要性認知不足，導致了價值觀的錯亂。也就對台獨所宣傳的二二八與白色恐怖辯解無方，抗衡無力，束手就擒，會隨著二二八是「歷史傷口」的旋律在舞動，拿香跟拜了。

甚至於自我綠化，國民黨叫作「理解民眾思維」，說這是「符合主流民意、擁抱主流民意」，亦步亦趨跟拜以求苟存。明明台獨欲置國民黨於死地而後甘，情勢有如虎狼屯於門前，今年二二八馬、江猶在高談「將心比心、療傷止痛」、「和解共生」。

日本對台灣的皇民化何以會這麼成功？這要從【脫亞入歐】的發起人福澤諭吉的思想說起。福澤說「中國的儒家教旨號稱仁義禮智，只不過是徹頭徹尾的虛飾外表的東西。實際上豈止是沒有真理和原則的知識和見識，宛如一個連道德都到了毫無廉恥的地步，卻還傲然不知自省的人」。福澤從中國的負面現象以偏概全，對中國的人種、文化、思想作出全然惡質的評價，最後得出「凡是有支那色彩的東西都應該摒棄」的結論和主張。

日本【脫亞入歐】的輝煌成就，很容易就成了【脫華入日】的皇民化榜樣。福澤諭吉這個蔑視中國、賤辱中國的觀點，不但成了李登輝這一代台灣青年接受皇民化的心理依據，而且光復後依舊深植於心中牢牢根固。與同一代的中國人對中國的衰亂落後引以為恥，因而奮發圖強追求民族復興的心態不同，李登輝、蔡潔生(蔡英文的老爸)這一代的多數台灣人，對中國的衰亂落後也引以為恥，然而卻是鄙夷唾棄，決心一意切斷與中國的民族關聯。二二八開始發生時，就有台灣人在電台廣播煽動反華：「自人類的歷史，割去支那，於人類毫無損失」。

對台灣人皇民化這個事實不相信的人，舉出的理由就是指出台灣割讓給日本之時，台灣人前仆後繼英勇抗日，各地都有可歌可泣的壯烈事蹟。然而如果我們細細深入觀察史實，台灣經過日本五十年統治，台灣人在民族認同上，實在是呈現著複雜矛盾的多面性。

從最初林少貓、姜紹祖、余清芳、簡大獅…等等台灣先人以鮮血和頭顱寫下的抗日史詩，到民族認同上徬徨無主，《亞細亞孤兒》裡的胡太明心態，再到宣揚皇民煉成的小說《道》，正說明了經歷日本五十年統治之後，台灣人的老中青三代在民族認同上，有著三種迥然不同的層次。

台灣的光復，正是台灣老年人歡慶回歸故國，和中年人心靈徬徨的大解放，這兩代人心中的歡喜慶悅可以想見，光復時到處所見的感人場面，就是他們由衷的內心反映。而青年人就未必盡然了，有的竟然為日本的戰敗而飲泣，當時的青年幾乎全都是充滿了對日本戰敗的憂傷。

在光復之時的台灣青少年，是在日本統治完全穩固之後成長的一代，並未親身體驗日本統治初期殘酷的一面，心靈和意識都是單方面受日本教育的灌輸和洗腦下長大。二戰前期日本在各地戰場節節勝利，兵鋒所至，所向無敵，國威如日中天，自然使得這些青少年慕效憧憬的少艾心靈感到仰慕和嚮往，而陶醉在大日本帝國雄霸天下的美夢中，熱衷於「皇民煉成」。他們競相崇拜日本，醉心於皇民化的言行和表現，記載在當時的文冊書報上彰彰明甚。台灣的光復使得這些青年在國家民族的角色上，遽然在一夕之間倒轉過來，請問他們如何能夠適應過來？

吳濁流說「日本五十年的皇民化，在光復那天就吹走了」，這話對一半，其實這只合對中年以上的台灣人而言，吳濁流並沒有看出年輕一代的國家認同已經與他不同。光復初期皇民化其實是在台灣青少年人心中，頗為廣泛地蟄伏在心中，國民黨和大陸人的表現一令他們失望不滿，就立即生出厭惡國民黨、憎厭中國人的心理反射。

比起「斯德哥爾摩症」的心理轉變，皇民化猶有過之，是傳說中人類小孩被狼群餵養長大的【狼孩】的真實例子，當時青年就是日本的皇民教育所教導出來的認狼為父，反噬同類的狼崽。在祖國大陸飽受日本侵占蹂躪之時，他們還積極響應日本的「膺懲暴支」「替天征討不義之徒」。日本在中國與東南亞耀武揚威，台籍日軍是感到意氣風發，與有榮焉。每當日本在中國的戰事取得勝利，台灣的學生是要敲鑼打鼓，遊行慶祝的。

「台獨史觀」的開山祖師爺、台獨運動的元老史明，親身經歷過二二八的「革命起義」之後，就覺察出他自己這一代與他父祖輩的台灣人，在國家民族的認同上有著截然分明的差距。史明發現台灣人對二二八「大革命」之所以沒有群起響應，僅是年輕一代的台灣人在「起義」，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年長的台灣人心中依舊抱著殘存的中國情結，以至於未能振作起來與年輕人共同「打阿山」，使得青年人勢單力孤，致使二二八悲慘失敗。於是史明痛責老一輩的人內心的中國情結，說他們「死硬地拘泥著已成歷史木乃伊的血統關係，曲意畫成中國為祖國的幻想，並認為自已是中國人」。

「二二八」一開始就濫打濫殺大陸人遍及婦孺，連不會講日語的泉、漳閩南人都照打照殺，暴亂的情況完全如同族群仇殺。這會與燒自己祖宗牌位、拜日本神社、改自己姓氏、唾棄中國、認同日本的皇民教育無關？二二八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皇民暴亂，並非所有青年都被徹底地皇民化，但是皇民青年還是為數眾多而廣泛。

陳儀放任言論自由到了百無禁忌的程度，任由報紙雜誌攻擊政府，甚至自己的祖國，等於對當時青年的皇民心態繼續加熱升溫。於是他們反華的心理和情緒更加是一點即燃，在電台的號召下四方響應，在無軍警的治安下星火燎原、遍地開花，給人聲勢浩大全民皆反的錯覺。

作亂青年是以皇民化為動力的自走砲，與官逼民反毫無因果關係也無連動關聯，想要領導他們的處委會結果領導不成，想要指揮他們的共產黨後來指揮不動，最後都被他們倒過來騎在頭上。國軍來了他們寡不敵眾，一哄而散，被捕的人不少是「競相表態降服、競相檢舉同志」以求自保，倒霉的是處委會和共產黨做了替罪羊。

二二八若是官逼民反，何以當時毫無民怨爆發的徵兆？陳儀還放心地讓老蔣調走駐軍？認清光復後台灣老中青三代人有著差異甚至相反的國家認同，就是看透二二八的解析鑰匙。統而言之，所謂的二二八以及其後發展出來的台獨，貫穿全局的就是皇民運動，光復以後台灣的歷史風雲就是皇民遺孽的興風作浪史。

現在已不斷有人提出統獨問題的癥結是「過去所留下的殖民化與對它的反殖民化」，大陸人根本不明白台獨有皇民化的背景，台獨不是僅僅政治上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而是在民族上、文化上都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台獨在學校的教育、傳媒的輿論都不遺餘力鼓吹台灣人在民族、文化都是與中國不同的國家和群體，竄改史實盡力切割和唾棄與中國在民族、文化上的所有關聯。

和台獨談統一，如大陸的吳子規教授強調「統一對中華民族復興的重要意義」，寄望於「在中華文化的根」，或是像〈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章念馳主張「建立一個兩岸都可接受的一個中國新概念」，都是狀況外的癡人說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