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盟軍中國戰區總參謀長、美軍中緬印戰區總司令、美國援華租借物資監督等職的史迪威將軍。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美國駐華部隊主要為海軍與海軍陸戰隊，陸軍的人數並不多，因此與海軍部相比，陸軍部對於中國的認知具有一定的時空侷限性，即偏重於北洋時期的華北地區。後來在陸軍部擔任高階軍官的馬歇爾、史迪威、馬格魯等人，基本均於北洋時期在北京使館服役或在華北學習過語言，他們對中國軍隊的觀察及由此產生的負面印象也主要源於這一時期。

然而，此時美國陸軍部面對的卻是崛起於中國南方的國民黨政權，國民政府軍隊的基本情況與作戰能力如何，陸軍部的高級軍官們並沒有很直接的認識，而需要做進一步考察。在此之前，他們只能參照自己以往的負面經驗做出判斷。（註七）這也為後來的「史迪威事件」埋下伏筆。

不同於陸軍對中國事務的無知與冷漠，受到曾擔任美國亞洲艦隊（the US Asiatic Fleet）司令的海軍上將哈里•亞納爾（Harry Ervin Yarnell，1875～1959，擔任艦隊司令時的階級為少將）的影響，美國海軍不但公開支持國民政府，時任海軍部長的弗蘭克•諾克斯（William Franklin Knox，1874～1944）與海軍駐華武官的詹姆斯‧馬歇爾‧麥克休（James Marshall McHugh，1899～1966，美國海軍官校1922年班）則費盡心思與蔣中正建立密切聯繫。（註八）而這也是美國海軍率先派人到中國與戴笠所轄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或軍統）」合作成立「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Sino-American Special Technic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簡稱：中美合作所）」的原因之一。

曾任美國亞洲艦隊司令時的哈里•亞納爾（Harry Ervin Yarnell，1875～1959）將軍。早在1932年2月，在一次名為「陸海軍聯合演習4（Army／Navy Grand Joint Exercise 4）」的實兵演習中，擔任攻擊方的亞納爾以無線電靜默的方式，親率兩艘航空母艦──萊克辛頓號（CV-2,USS Lexington）、薩拉托加號（CV-3,USS Saratoga）和與3艘驅逐艦前往珍珠港，亞納爾希望透過演習來證明夏威夷當時的防禦措施是無法抵擋來自空中的攻擊。

在暴風雨的掩護下，2月7日（星期日）清晨，從亞納爾率領航空母艦上先後起飛了152架艦載機，負責第一波攻擊的是──波音F-4B，雖然這只是一架慢速的雙翼戰鬥機，但裝載在戰機上的機槍可以對設置於港口的營區和停在地面的飛機發動掃射攻擊。第二波攻擊則由洛克希德•馬丁BM-1俯衝轟炸機接手，這些轟炸機以麵粉袋製作的假炸彈向停泊於港口內的戰艦進行模擬投彈攻擊，它們成功「摧毀」了停泊於港口的戰艦和各式船隻。

整個演習過程就像10年後日本人偷襲珍珠港那樣。攻擊機隊先癱瘓了幾座位於港口附近的機場，隨後則是轉而攻擊停泊於港口內的戰艦與船舶。在遭到攻擊的過程中沒有任何一架屬於防禦方的戰鬥機能夠成功起飛來攻擊敵人。最後海軍的兵棋推演裁判宣布這次攻擊完全成功，有了這個演習經驗，讓一直關注日本情勢的亞納爾因此警告美國政府，要小心日本人利用這種方式來攻擊夏威夷。

當年《紐約時報》詳實報導了這次演習的過程與結果，文中指出即使經過24小時，夏威夷守軍仍無法正確找到攻擊艦隊所在的正確位置。美國情報部門雖然知道日本人詳細記錄與報導了這次演習的整個過程。但諷刺的是，美國海軍卻投票否決了對海軍戰術的重新評估。裁判的報告中甚至沒有提到亞納爾在這次演習中所獲得的成功經驗。相反，他們在檢討報中寫道：「在面對強大的防禦航空力量的情況下，是否可以對歐胡島（Oahu，又譯為瓦胡島，或被稱為「聚集之島」，是夏威夷群島中面積第三大的島嶼，但卻是長個夏威夷群島中最繁榮、人口最多的島嶼）發動空襲，而不使攻擊（敵方）航空母艦遭受物質損失和隨之而來的攻擊機群巨大損失的危險，這是值得懷疑的。」總之，珍珠港的防務並沒有因為這次的實兵演習而有所提升，結果在1941年，讓日本人能以相同的方式成功偷襲珍珠港。1942年2月，美國亞洲艦隊在菲律賓群島遭到日本重創，之後殘餘艦隻被併入西南太平洋的艦隊中，1943年3月美國將西南太平洋的艦隊改編為第七艦隊（United States Seventh Fleet）。（註九）

附註：

（註七）參見──曹嘉涵：《抗戰時期中美租借援助關係》（東方出版中心），p115～116。

（註八）與陸軍相比，美國海軍被認為更支持中國、對日本更強硬。這主要歸功於1936～1939年負責指揮美國亞洲艦隊（the US Asiatic Fleet）的海軍少將哈里•亞納爾（Henry Yamell，1875～1959）。1937年8月，亞納爾在上海指揮亞洲艦隊的旗艦奧古斯塔號，此時中日衝突正逐漸升級為在上海及其周邊地區的全面戰爭。亞納爾命令海軍陸戰隊士兵和其他軍官幫助中國難民躲避侵路者，同時保護美國公民和財產。他對這場危機的應急處理與美國國務院形成了鮮明對比。為了避免與日本軍隊發生任何衝突，因國務院官員要求包括軍事人員在內的所有美國人立刻撤離中國。

1937年9月22日，哈里•亞納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間接批評了國務院。他捍衛美國公民在中國從商或就業的權利。他認為，即使美國人受到警告，要求他們離開中國後，美國海軍也有責任幫助他們繼續在中國生活並維持生計。他暗示，美國人繼續留中國，就是在對抗日本侵略者。亞納爾的這些話深深激怒了羅斯福，後者向海軍作戰部長、海軍上將威廉・李海（William Leahy，1875～1959）說，亞納爾在高談闊論前並沒有和國務院商量過。李海為此道歉，並承諾不會再讓這種情況發生。

1939年11月從海軍退役後，哈里•亞納爾繼續批評美國政府對日本的軟弱回應。1940年1月，他擔任「美國不參與日本侵略委員會」（the American Committee for Nonparticipation in Japanese Aggression）名譽副主席，這一委員會旨在敦促美國政府停止向日本出口軍火。亞納爾在美國巡迴演講，呼籲美國進一步反抗獨裁者，並更大規模地派遣美國海軍艦隊保護美國人的權利和利益。與亞納爾相反，陸軍高級軍官很少發表公開聲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雄、陸軍中士艾文•約克（Alvin York，1887～1964）可能是陸軍中唯一一位敦促美國向日本宣戰的人。

參見──尤金妮•巴肯（張潔譯）：《少數給中國的飛機：飛虎隊的誕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p36～37、139。

（註七）參見──曹嘉涵：《抗戰時期中美租借援助關係》（東方出版中心），p115～116。

（註八）與陸軍相比，美國海軍被認為更支持中國、對日本更強硬。這主要歸功於1936～1939年負責指揮美國亞洲艦隊（the US Asiatic Fleet）的海軍少將哈里•亞納爾（Henry Yamell，1875～1959）。1937年8月，亞納爾在上海指揮亞洲艦隊的旗艦奧古斯塔號，此時中日衝突正逐漸升級為在上海及其周邊地區的全面戰爭。亞納爾命令海軍陸戰隊士兵和其他軍官幫助中國難民躲避侵路者，同時保護美國公民和財產。他對這場危機的應急處理與美國國務院形成了鮮明對比。為了避免與日本軍隊發生任何衝突，因國務院官員要求包括軍事人員在內的所有美國人立刻撤離中國。

1937年9月22日，哈里•亞納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間接批評了國務院。他捍衛美國公民在中國從商或就業的權利。他認為，即使美國人受到警告，要求他們離開中國後，美國海軍也有責任幫助他們繼續在中國生活並維持生計。他暗示，美國人繼續留中國，就是在對抗日本侵略者。亞納爾的這些話深深激怒了羅斯福，後者向海軍作戰部長、海軍上將威廉・李海（William Leahy，1875～1959）說，亞納爾在高談闊論前並沒有和國務院商量過。李海為此道歉，並承諾不會再讓這種情況發生。

1939年11月從海軍退役後，哈里•亞納爾繼續批評美國政府對日本的軟弱回應。1940年1月，他擔任「美國不參與日本侵略委員會」（the American Committee for Nonparticipation in Japanese Aggression）名譽副主席，這一委員會旨在敦促美國政府停止向日本出口軍火。亞納爾在美國巡迴演講，呼籲美國進一步反抗獨裁者，並更大規模地派遣美國海軍艦隊保護美國人的權利和利益。與亞納爾相反，陸軍高級軍官很少發表公開聲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雄、陸軍中士艾文•約克（Alvin York，1887～1964）可能是陸軍中唯一一位敦促美國向日本宣戰的人。

參見──尤金妮•巴肯（張潔譯）：《少數給中國的飛機：飛虎隊的誕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p36～37、139。

（註九）參見──英文《維基百科》之【Harry E. Yarnell】（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rry_E._Yarnell）。

在中文維基百科上有關1948年8月福州戰役相關數字，有以下的記載：

而大陸著名軍事研究者徐焰將軍在［金門之戰］這本書中，對於福州戰役只有短短的幾行介紹，主要說法是，當時國軍負責指揮的是時任福州綏靖公署主任的朱紹良將軍（後追贈上將），因局勢混亂，使得解放軍只用很短的時間就攻佔福州，傷亡不算，單單俘虜國軍就高達30,000餘人，解放軍傷亡尚不足500人……

要特別注意的是，在參加福州戰役的國軍當中，還有一支來自臺灣的援軍，即青年軍第201師第603團，這支由呼之周將軍率領的第603團與一個砲兵營（總兵力應有2,000餘人），在抵達福州沒有多久就因為戰局不利而潰散，之後殘部在呼之周將軍的帶領下先搭船返回金門，後再回臺灣休整，沒有參加後來的廈金戰役（含古寧頭戰役）……

不過在當時由603團相關人員接受軍聞媒體的訪問時，卻有一個完全不同於上述紀錄的記載，那就是單單603團就消滅解放軍萬餘人……孫立人將軍秘書沈克勤在之後有關孫立人將軍的傳記中，這個消滅解放軍的數字被下修為8,000餘……而且這些解放軍個個都是因為被603團官兵擊中頭胸腹等要害而亡［原文為：葉飛檢視後發現共軍被擊殺的位置皆在頭胸腹三處，對國軍部隊射擊準確大感吃驚，由此可見孫立人新軍訓練精實度……］，這代表孫立人將軍練兵嚴謹，讓青年軍個個都有狙擊手的功夫……嗯……？！

●青年軍第201師是在民國37年（1948年）7月至台灣鳳山接受孫立人將軍整訓，民國 38 年（1949年）2月奉命調往金門，守金門瓊林、古寧頭一帶，10月參與「古寧頭戰役」，在鳳山接受整訓時間約6～7個月。

請參考……

想為孫立人將軍平反兵變冤案，還原事實是最好的方法，而不是創造歷史

「稅警總團」的全名是：「財政部緝私處稅務警察總團」。根據初創時期擔任第三團團長張遠南將軍（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中華學生隊第二十期工兵科畢業）之子──張子勤於《中外雜誌／第七十九卷第五期／2006年5月號》中所寫的專文《崢嶸歲月話稅警》中的介紹，「稅警總團」成立的緣由是因為民國初期中國鹽匪猖獗，導致每年鹽稅損失慘重，由於當時鹽稅大部分必須作為償還「庚子賠償」之用，因此時任財政部長的宋子文與當時美國財政部長史汀生商量，建議美國將部分賠款留給中國，之後利用這筆錢成立一支專為查緝私梟與看守鹽場的稅警武力，如此不但可以保證稅款的徵收順利，自然會加速中國還款的速度。

後經史汀生同意後，由美國先行出資，成立了稅警總團，由於最初之任務為護鹽，因此在許多國外的文獻中，稅警總團也被稱為──鹽師。而稅警總團的一切人事、建制、指揮、薪餉皆不屬軍委會，而隸屬於財政部，由宋子文總其成。稅警總團是在1930年在上海由財政部所屬鹽務緝私營、緝私大隊仿照美國財稅武裝組織改編而成，整個稅警總團是依照當時陸軍編制而成立的，下轄三個團，初期兵力約13,000人，由財政部鹽務局稅警官佐教練所（上海）所長姚觀順將軍（畢業於諾維奇大學，也翻譯成－－那威治陸軍大學、威爾猛軍校）協助建立並兼任顧問。西點軍校畢業的溫應星將軍（Ying-Hsing Wen，1887～1968，西點軍校1909年畢業，同一期的中國學生還有陳挺甲，這兩人是中國最早的西點軍校畢業生，溫應星將軍為前聯勤總司令溫哈熊將軍之父）擔任中將總團長，溫將軍在1951年以中將官階退伍後赴美定居，1968年過世後，校方特准其葬於西點軍校校園內。西點軍校為紀念溫將軍，特設「溫應星將軍紀念獎」（Lt. General Ying Hsing Wen Award），頒發給成績優異的外語系畢業生。首屆獎項由當年24歲應屆中文系畢業生Miriam Bottrell於2010年獲得；副團長王賡將軍（1895～1942，其前妻陸小曼有民國四大美女之稱號），1918年畢業於西點軍校，畢業時為全班第二名（全級137名學生）。第一團團長為──畢業於維吉尼亞軍校的趙君邁將軍，日後孫立人將軍就是由趙將軍之推薦才得以進入稅警總團（之前在中央黨務學校【後來的政治大學】擔任第一期學生中隊隊長和教官）；第二團團長為──畢業於保定軍校的古鼎華將軍；第三團團長──畢業於日本陸軍士校的張遠南將軍（宋子文妻弟）。（外籍）總顧問為曾經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擔任德軍山地師師長的史坦里少將（有些翻譯寫為：史坦因或施坦因），另有德國與美國籍顧問各四人（也有記錄指出──這八名顧問均為德國人），其中的德籍顧問均由國府第三任德國軍事總顧問──佛采爾將軍安排而來。1932年增加一個團的編制－－第四團，由時任稅警總團第二支隊上校司令孫立人兼任團長。另外中校參謀何世禮（畢業於英國烏烈芝皇家軍事學院、勒希爾砲兵學校及法國方丁布魯砲兵專門學校）、山砲營長賈幼慧（美國史丹佛砲兵學院）、迫砲營長周雁賓（維吉尼亞軍校畢業）、工兵營長王之（威爾猛軍校／即維奇大學（Norwich University之ROTC班次1928年班、西點軍校1932年班）等，但整體而言，進入稅警總團服務的軍官仍然是以保定軍校、各地講武學堂及黃埔軍校出身為多。

史坦里專精小部隊戰術，亦即以伍長（士官長）為主的15～20人的小部隊（小組），配有自動步槍、輕重機槍、82公釐迫擊砲、短距離的無線通訊設備（無線通訊設備是在一戰末期才逐漸發展成功）等，一但佔據有利地形後，各小組就可以獨立作戰，還可以相互火力支援，即使面對連、營等大部隊之敵，仍足以應付。

「稅警總團」之後陸續增加了四、五、六等三個團，若再加上總團部直轄特務營、高炮營、炮兵營、通訊營等七個營。全盛時期總兵力有三萬餘人，也是國內第一個擁有英製──維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超輕型戰車的部隊。

【維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超輕型戰車－－圖片摘自維基百科】

由於直屬財政部，因此「稅警總團」的待遇比一般部隊要高很多，以1930年的薪餉為例，編階中將的總團長月薪大洋400元，少將月薪大洋320元，上校月薪大洋240元（也有紀錄為180元），中校月薪大洋170元，少校月薪大洋135元，上尉月薪大洋80元，中尉月薪大洋60元，少尉月薪大洋42元，准尉月薪大洋32元，上士月薪大洋20元，中士月薪大洋16元，下士月薪大洋14元，上等兵月薪大洋12元，一等兵月薪大洋11元，士兵伙食津貼每月4.5元，士官長的加給每月20元。總團長每月特支費高達10,000元（大洋）、團長則為2,000元、營長1,000元。同時期，一桌上好的酒席約需花費大洋20元、白米100斤約5元（1斤約0.5公斤）、一般幫傭月薪約大洋7～10元，因此「稅警總團」的薪資是相當優渥的。

王賡在1931年時接任稅警總團第二任總團長。「一二八事變」爆發後，稅警團被暫編為第88師獨立旅，王賡任旅長。據1932年3月1日上海市政府向南京外交部報告的電文是「旅長王賡於感（27）日因事路經黃浦路，為日方海軍士兵追捕，該旅長避入禮查飯店後，為工部巡捕幫同扭送捕房，由捕頭交與日方帶去自由處置……」。傳說當時王賡隨身帶有國軍戰線配置圖和許多機密文件，這些自然被日軍沒收，因此王賡在脫險後，國民政府就以洩漏軍機為由將其逮捕入獄，史稱「王賡事件」（Ken Wang Incident）。雖然事情真偽尚未釐清，但當時輿論對「王賡獻地圖」之說已到了群情鼎沸，「國人皆曰可殺」的程度。整起事件一直到1935年才獲得正式平反，之後王賡奉命擔任國民政府兵工署昆明辦事處長處長。1937年王賡在香港再婚，之後生一子一女。子名王興安，1949年後留滯大陸不知所蹤，女名王盛宏，後隨姑姑來臺，1963年畢業於台大護理系。

王賡於1942年被派為軍事代表團團員赴美，由熊式輝任團長，同行的還有徐培根等人。但不幸的是在赴美途中路經開羅，王賡的腎疾復發，只好滯留在開羅治療，一個多月後病情惡化，病逝於開羅皇家醫院，時年46歲。盟軍將其安葬在開羅的英軍公墓裡。此時子女尚幼，就由胞妹王淑敏及妹夫游彌堅接回並撫養成人（王淑敏在1931年嫁與游彌堅為繼室，游彌堅後來任臺北市市長）。

有關「一二八事變」時，王賡誤入日軍憲兵區遭到逮捕與洩漏軍事機密要圖一事，據當時擔任王賡重要幕僚的莫雄（1891～1980）的說法，根本沒有這回事，而莫雄在王賡出事後，便立即奉命接任稅警總團長一職。

◆稅警總團建成時下轄5個團，加總團直屬部隊，總兵力相當於6個團。團的編制相當龐大，每班有士兵14人，每班配備輕機槍1挺，6個班編成1個排，3個排編成1連，每連共計252人，相當於當時中央軍甲級正規軍兩個連。1個營轄4個連，另配82公釐迫擊砲兩門。每團統轄3個營，另配特種兵連7個連，每1個團戰鬥兵員共5,000餘人。總團部直轄特務營、高砲營、砲兵營、通訊營等7個營。整個總團擁有兵力3萬餘人。孫立人將軍是在1932年加入稅警總團。同年10月，孫立人調任稅警總團新組建的第4分團團長駐清東。民國26年八一三淞滬戰役時，稅警總團與第25師合編為第八軍，由黃杰任軍長。第一支隊和第二支隊分別於10月1日和2日，先後到達上海，隨即投入戰場，不過卻是被分割使用。稅警總團主要參加薀藻浜與蘇州河戰鬥，日軍登陸金山衛後，又承擔了掩護國軍撤退的任務。淞滬戰役後，稅警團的元氣大傷，餘部被編為第40師。

之後宋子文要求傷癒的孫立人設法招回失散的官兵。之後宋子文將「稅警總團」改名為：「財政部鹽務總局緝私總隊」，任務改成查緝走私之部隊，如此可以避免遭到其他部隊給瓜分、併吞。最初練兵地點是借用湖南長沙嶽麓山的清華大學農學院，之後再因日軍進逼，財政部再將教練所遷至貴州都勻。之後部分部隊改編成遠征軍新三十八師，參加征緬戰役。在貴州都勻期間，原有的德籍顧問已經奉納粹政府之命返回德國，只有史坦因上尉仍堅持留在中國擔任顧問，負責教導射擊和實地戰鬥教練。部分未編入遠征軍的緝私署官兵約14,000餘人，由財政部於1941年7月改編為場警，歸鹽務機關管轄指揮，專責緝私、保產、護稅、警衛等，迄1945年緝私署裁撤，原場警更名「鹽警」，目前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三總隊即由「鹽警」撤來臺灣之後改編而成。

參見──

（Ⅰ）張子勤：《崢嶸歲月話稅警》（中外雜誌／第七十九卷第五期／2006年5月號）。

（Ⅱ）陳降任：《美軍校畢業首位華裔～守護國父忠貞不渝～華僑將軍姚觀順際遇坎坷埋骨異域》（中外雜誌／2007年10月號）。

（Ⅲ）中文《維基百科》之【孫立人】（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AB%E7%AB%8B%E4%BA%BA）。

（Ⅳ）維基《中文百科》之【王賡】（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8%B3%A1）。

（Ⅴ）王之：《王之回憶錄（王淡如將軍）》（雄峰出版社） 。

李喜明上將在2017—2019年擔任參謀總長，提出及推進「整體防衛構想」的戰略思想，並在卸任後擴充、完備其構想，而出版《臺灣的勝算》（[1]）一書，詳盡闡明其防衛台灣、抵抗中共的構想。

臺灣的軍事預算不到對岸的5%（參見《前參謀總長李喜明的忠告》），這資源有限的現實使傳統的建軍和作戰思維無法達成防衛台灣、抵抗中共的目標。具體而言，當中共發起統一戰爭時，必定以飛彈、無人機等遠距離攻擊武器先破壞臺灣的機場，將讓傳統的戰機無法起飛；我方的大型戰艦在性能和數量上都遠遜對岸，因此很難存活；至於傳統的坦克，多半無法適應臺灣的都市化環境（譬如很多道路承受不了坦克的重壓）。李上將因此提出「整體防衛構想」。

整體防衛構想包含：
一、重新定義「勝戰」為：使敵人奪臺任務失敗。
二、拋棄傳統殲滅戰，採用創新/不對稱作戰。不對稱戰力是一大堆機動、分散、精準、致命、容易存活的小東西。
三、拋棄「控制」思維，採取「拒止」概念。不追求「制空」「制海」，但防止敵人「制空」「制海」。
四、攻擊敵人執行任務的能力。
五、形塑有利的戰場條件。
六、結合地理環境優勢，善用民間資源。
七、建立具有可信度的國土防衛機制，成立正規軍之外、類似游擊隊的「國土防衛部隊」。

整體防衛構想的作戰構想/步驟：
一、戰力防護/保存
二、濱海決勝
三、灘岸殲敵
四、縱深防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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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軍事力量和資源遠比不上中國大陸，假使以傳統的建軍和作戰思維與大陸決戰必定慘敗，因此李上將提出「整體防衛構想」以取代傳統的軍事思維。這確是卓越的創新戰略思想，其他的戰略專家雖然也提過不對稱的作戰思維，但是不如整體防衛構想完整具體。

李上將自2017年擔任參謀總長時提出整體防衛構想，曾頗受蔡總統肯定。「不過在2021年3月，國防部發布的《四年期國防總檢討》以及同年11月的《國防報告書》中，『整體防衛構想』的名詞已不再出現。」可說是人亡政息，李前總長去職後，整體防衛構想就幾乎被束之高閣了。

兩岸的軍事力量和資源差距巨大，面對解放軍的優勢火力，不對稱作戰主張國軍部隊需要機動、分散。這雖言之成理，但增加指揮官掌控部隊的難度。臺灣人的國家認同分歧，國軍的士氣和軍紀不盡理想，部隊在機動、分散狀態是否仍能受到指揮官的充分掌控而完成軍事任務，令人置疑。

當濱海決勝、灘岸殲敵都不成功，國土防衛部隊將被用於縱深防禦。這是筆者特別不能認同的。國土防衛部隊是隱藏在民間的民兵或游擊隊，將造成軍民的混淆，當解放軍無法分辨軍或民時，難免對平民開火，會造成無辜平民的傷亡。此外，臺灣空間狹小，卻有約10%的人贊成統一，支持解放軍，因此國土防衛部隊是難以隱藏而必定失敗的。

畢業於空軍官校第24期、有韓國國父之稱的金九先生（1876～1949）次子、前韓國空軍參謀長（等同國軍之空軍總司令）、曾任駐中華民國大使的金信先生（1922～2016）在他的回憶錄《翱翔在祖國的天空》中透露，八二三砲戰的起因，竟是蔣中正貼身幕僚的太太到香港遊玩時無意中透露訊息給潛伏當地的共諜，進而導致中共強烈轟炸金門，想要利用砲擊來炸死蔣中正。

金信在《翱翔在祖國的天空》書中指出，中華民國撤退來臺之後，兩岸之間是屬於極度緊張的敵對關係，中共派出的間諜幾乎是全面監控臺灣。當時中共發現，臺灣官夫人經常到香港遊玩與購物，這就成為共諜竊取情報的目標，有次蔣中正重要的貼身幕僚太太到香港玩，無意中透露：「老公要到金門出差」；依照這個訊息，中共獲得情報，蔣中正將在8月23日到達金門，因此採取瘋狂砲轟方式，想要轟死蔣中正，不幸中大幸的是，蔣中正一到金門臨時有急事，就馬上搭飛機離開金門回到臺北總統府，僥倖逃過一劫……這類的洩密事情還包括了蔣緯國將軍的元配石靜宜女士，因此觸怒了蔣中正，最後遭到「賜死」的命運！

但當時擔任金門防衛司令部參辦室少校作戰連絡官的傅克毅將軍（畢業於陸軍官校第21期）所口述的《金門八二三砲戰五十週年憶往～傅克毅訪談錄》一文中則有完全不一樣的說法，傅克毅將軍說──蔣中正總統是在民國47年8月20日蒞臨金門。總統偕蔣經國副秘書長先赴馬祖，再乘陽字號軍艦於清晨抵達金門，一行人先赴駐紮於烈嶼（即小金門）的第9師視察，返回金門後再至古寧頭等地視察，晚18時召集團長以上幹部會餐，會餐完畢，蔣總統便立即搭乘陽字號至馬公後駛返回臺北。傅將軍所說的時間、過程與金信的敘述完全不一樣。

另外從美國已解密的第二次臺海危機資料顯示．砲戰開始的兩週內（8.23～9.5日），中共一共發射了127,973發砲彈，而國軍總反擊量僅27,381發，最糟糕的是其中有4天居然一發都未反擊。而在砲戰進行當中，許多潛伏在國軍中的共諜則利用各種通訊方法向中共報告目標，甚至以機槍曳光彈射擊指示方位，導致國軍死傷慘重。

【民國47年，國防部長俞大維至金門視察，由張國英將軍陪侍，右一為時任作戰聯絡官的傅克毅少校。】

前參謀總長李喜明上將對於防衛台灣提出不少忠告（參見《前參謀總長李喜明的忠告》），令人關切有感，不論贊同與否。

「統一的意願不見得與制度有絕對的關係，即使中國在一夜之間變成與西方國家制度完全一致的民主國家，也不盡然代表臺灣願意與之統一。」

「不盡然」講得太客氣了，根本就是「絕不」。這是人人心知肚明、心照不宣的事，即使大陸改回國號中華民國，國旗青天白日，國歌三民主義，從中央到地方都採用台式民主直選，台灣仍然不統。

原因很簡單，台灣在小圈圈裡的優勢，放到大圈圈裡毫無機會，最終就是一省，省長是沒有可能出國有紅氈禮炮，還有F16伴飛的。這就是從李登輝以來強烈灌輸「外來政權」「本土」「在地」等狹隘地域觀念的原因。簡單講就是占山為王，跟中國史不絕書的地方割據一模一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所以清朝時官員不得在家鄉任官，各地官派都是外來政權，只有告老才得還鄉。所以清室既屋，制度崩解，各地軍閥割據，都是在地崛起。要到國家統一，還得人頭落地。

「習根本不在乎臺灣由誰執政，也沒耐心一直維持現狀，等待和平統一，他有自己的路要走。他不想把統一臺灣的問題留給下一代…」

我們留給下一代的已經是一屁股債了，還要留一卡車地雷嗎？不要學李登輝，讓下一代替我們作的孽買單。是統是獨，嬰兒潮世代就該解決。

「中國將在某一天具備抗衡美國的能力，主因來自於中共黨政軍專政體制、經濟快速增長以及強烈的民族性，這使得中國具備成為霸權的一切條件。」

不一定要快速增長，慢慢增長也可以。中國人口是美國4倍，目前人均GDP僅及美國1/6餘，等到及於美國一半時，國家量體即是美國兩倍。但成為強國之餘，中國不會稱霸，中國文化歷史貶抑霸權，中國人不會以稱霸為榮。

臺灣「軍人的價值不受人民肯定，軍人這項職業將失去榮譽感，軍人也將成為公僕中最低階的職業，他們不被尊重也不被了解，因此會進一步發生一連串的惡性循環。」

帝制時期不論，民初以降，軍人的價值從來就不受人民肯定，因為軍隊不是保家衛國，而是爭奪地盤。只有在抗戰那一段，軍人才受到景仰。今天台灣的軍隊明顯沒有國家化，仍是政府化。軍人不是捍衛國家，而是捍衛政權。不是為人民而戰，而是為政客而戰。國防部應正名為府防部。明明是中國人(ROChina)，卻與中國(PRChina)為敵，槍口對內，如何有榮譽感？人們長期受到政客洗腦，已經過了拐點，積重難返了。一路走來，李喜明不能無辜，郝柏村亦不能無愧。

「不管中國反艦彈道飛彈是否有能力精準地攻擊航母，不可否認的是，這種威脅論調確已在美國製造了某些威懾效果。」

全世界都樂見中美大戰，最好像俄羅斯一樣，中美兩大強國也被戰爭拖垮，世界就沒有強權了。

「美國政治領袖決策時會盡力避免與中共發生直接軍事衝突，因為這意謂两個核武大國可能爆發全面戰爭，後果難以想象。」

中美大戰不會引發世界大戰，因為誰都不會選邊站。戰爭可能升級到核武，沒人想參一腳，讓自己面臨核吻。只要置身事外，管你強國打不打核戰，跟我不相干。

「2007年中共軍事支出比例已超過國軍10倍，2021年更高達22.5倍。」

大陸人口是台灣60倍以上，即使軍事支出高於台灣22.5倍，人均預算也只有台灣的37%，更不到美國的9%。

「以現正進行的F-16型戰機升級及籌建專案來看，兩個專案僅僅在儎臺的投資就接近4000億元，要形成實質戰力尚需足夠的精準彈葯……又將耗資1000餘億元。」此外，「國軍每年必須支出400餘億元去維持戰機的最低妥善率。」

所有的軍購，最低最低都有15%的佣金，貪腐的、仰人鼻息的、愛當冤大頭的，更不止此數。富貴險中求，沒事就賺到。

李喜明上將在2017—2019年擔任參謀總長，提出及推進「整體防衛構想」的戰略思想，並在卸任後擴充、完備其構想，而出版《臺灣的勝算》（[1]）一書，詳盡闡明其防衛台灣、抵抗中共的構想。李上將無疑是有軍事實務經驗的戰略專家，本文從其書中摘錄一些他對台灣的忠告：（筆者將另為文介紹及評論「整體防衛構想」）

「統一的意願不見得與制度有絕對的關係，即使中國在一夜之間變成與西方國家制度完全一致的民主國家，也不盡然代表臺灣願意與之統一。」

「習根本不在乎臺灣由誰執政，也沒耐心一直維持現狀，等待和平統一，他有自己的路要走。他不想把統一臺灣的問題留給下一代…」

「中國將在某一天具備抗衡美國的能力，主因來自於中共黨政軍專政體制、經濟快速增長以及強烈的民族性，這使得中國具備成為霸權的一切條件。」

臺灣「模糊不清的軍事戰略，無法具體指導這些後續的建軍備戰重要作業，徒然浪費國防資源，也難以滿足戰爭所需。」

臺灣「軍人的價值不受人民肯定，軍人這項職業將失去榮譽感，軍人也將成為公僕中最低階的職業，他們不被尊重也不被了解，因此會進一步發生一連串的惡性循環。」

「不管中國反艦彈道飛彈是否有能力精準地攻擊航母，不可否認的是，這種威脅論調確已在美國製造了某些威懾效果。」

「美國政治領袖決策時會盡力避免與中共發生直接軍事衝突，因為這意謂两個核武大國可能爆發全面戰爭，後果難以想象。」

「2007年中共軍事支出比例已超過國軍10倍，2021年更高達22.5倍。」

「以現正進行的F-16型戰機升級及籌建專案來看，兩個專案僅僅在儎臺的投資就接近4000億元，要形成實質戰力尚需足夠的精準彈葯…又將耗資1000餘億元。」此外，「國軍每年必須支出400餘億元去維持戰機的最低妥善率。」

「依據蘭德公司的研究，解放軍只要69至200枚短程彈道飛彈，就可暫時癱瘓臺灣大部份空軍基地，讓臺灣的戰機無法起飛。臺灣超過一半的國防預算投注於空軍，如果戰機在戰時無法起飛作戰，這是極為可怕的軍事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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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喜明上將可說是誠實的軍人，不諱言臺灣國防的弱點。兩岸的軍事力量和資源差距巨大，軍人的價值郤不受臺灣人民肯定，如何能期待軍人為保衛台灣而犧牲？

臺灣花費大量特別預算於升級和購置F-16戰機，然而當中共發起統一戰爭時，必定以飛彈、無人機等遠距離攻擊武器先破壞臺灣的機場跑道，讓這些F-16戰機無法起飛。升級和購置F-16戰機的大量經費都是民脂民膏，竟無助於保衛台灣，令人欲哭無淚！臺灣這樣浪費有限的國防經費，如何能抵抗大陸的武統？

[1] 李喜明《臺灣的勝算：以小制大的不對稱戰略，全臺灣人都應了解的整體防衛構想》聯經出版，2022

國家未必有一個大戰略，而即使有，通常不會明白公開它。崛起的中國已經對美國的霸權造成威脅，美國自然要深入研究中國，提問：中國是否有大戰略？若有，其大戰略是什麼？如何隨時間演變？《長期博弈》（[1]）是作者Dr. Rush Doshi長期研究這些問題的綜合報告。Dr. Doshi曾經擔任美國政府的中國政策顧問。

中國當然不會明白公開它的大戰略，即使有。作者研究中國的大戰略的方法是蒐集並研讀大量中共發出的文本，公開的或機密的。這些文本依權威性高低被分為五級，最權威的「第一級是高層領導人有關制定重要議題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談話，特別是在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外事工作會議、駐外使節工作會議等內政或外交場合中的演說。」

根據文本解讀，書中判定中國有大戰略，其大戰略經過三次轉折，而每次的轉折都因出現重大的國內外事件，導致中共高層改變其對世界局勢的研判，因此改變其大戰略。

1970-80年代美國實行「聯中制蘇」，中美關係非常友好，中國對美國幾乎不設防。然而1989天安門事件、1990-1991第一次波灣戰爭和1991蘇聯解體的三連發事件改變了中共高層對美國的認知，認為美國企圖對中國「和平演變」，因此改變了中國的大戰略。中國實行鄧小平的「韜光養晦」，並對美國實行「削弱」戰略，削弱美國對中國的影響力和阻力，因此得以進入WTO，並獲得美國的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也翻譯為永久的最惠國待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從美國開始爆發，使中共高層認為「國際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世界多極化前景更加明朗」，暗指美國實力減弱，因此其大戰略轉變為「積極有所作為」，及建立亞洲區域霸權。在此大戰略下，推出「一帶一路」倡議，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主導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亞信會議），並大幅加強海軍建設，如開始建造航空母艦。

2016英國脫歐和2017川普成為美國總統，使中共高層認為這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暗指美國已明顯衰落，因此其大戰略轉變為「全球擴張」，並宣傳要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作法包括：在政治上爭取全球領導地位，在經濟上搶占「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制高點，在軍事上在全球各地設置海外基地，打造真正世界級的軍隊。

[1] 全書共640頁，含注釋115頁，引用很多中共資料，顯示作者研究的深入和廣闊。作者認為中國意圖取代美國，先追求成為亞洲霸權，然後企圖成為全球霸權。這部份中共資料中並未清楚言明，而屬於作者的綜合研判。作者的研判看來大致正確。

很多人認為是習近平改變了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政策，[1] 告訴我們其實不然，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後，胡錦濤主導的中國就開始「積極有所作為」，並企圖建立亞洲區域霸權。因此激發美國抗中的民粹主義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中美的全面激烈競爭於是不可免。

[1] Rush Doshi《長期博弈：中國削弱美國、建立全球霸權的大戰略》八旗文化，2022。（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2021）

為什麼艾爾段要選擇連續從背後捅俄羅斯，過去不是一直傳言他跟普丁的私交很好？先是宣布土耳其海軍將在黑海護航烏克蘭的糧食運輸，又宣佈將庫存的火炮送到烏克蘭，然後緊接著又說亞述營的幾個指揮官將被送回烏克蘭，現在又不再反對瑞典加入北約。這裡的每一招，對俄羅斯可說都是重傷。

其實，如果我們不用一般人的想法，而是站在國家的立場的話，就不會覺得太奇怪，這種例子歷史上比比皆是。當年晉文公重耳答應，如果秦國幫助他回國登基，將割讓15座城市作為報酬，結果重耳順利登基立馬就反悔；另外一個幫助過他的大國楚，晉文公也答應過以後絕不為敵，結果回去打的第一場仗就是針對楚。柬埔寨的洪森是越南一手扶植起來的，結果後來基本上親中反越。當年海珊是西方國家所支持的，才會成為中東第一軍事強國，但是後來一樣還是跟美國翻臉。所以，國際政治本來就是這麼現實。

土耳其跟印度，在這次的烏克蘭戰爭當中可說翻雲覆雨，得到了最大的利益。土耳其如果這次徹底服從美國與北約，有可能在未來有機會加入歐盟。這個對土耳其來說，是多年夢寐以求的願望。而且如果俄羅斯戰敗，烏克蘭將得到安全，也有可能加入北約，土耳其北方500年來的隱患，可以說到此徹底結束。所以怎麼算，對土耳其都是有利的。美國不是已經答應要出售最新型的F16給土耳其，這是立刻可以得到的好處。

土耳其徹底倒向西方，對俄羅斯來講是一個很大的警惕。也就是說，在他的周圍幾乎全是敵人，或者是不友善的國家人，地緣戰略更加不利。思考如何早日結束戰爭，應該是俄羅斯目前要加緊進行的事情。越往後面拖，可能會變數更多更不利。

若土耳其的北方壓力解除，勢必有可能又把注意力轉向中亞，而這一點很值得中國未來多加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