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東芝在1985年11月推出了9英寸液晶單色顯示屏的T1100 Dynabook筆記型電腦，這T1100 Dynabook是世界首台廣泛銷售於市場的筆記型電腦。

在筆記型電腦之前，可𢹂帶外出使用的電腦，稱𢹂帶型電腦（Portable computer)，尺寸比筆記型電腦大一點，可在膝上使用的電腦，稱膝上型電腦（laptop computer）。在台灣第一家膝上型電腦的生產廠商是郭家電子，老闆郭滄隆是光華商場名人，我們彼此認識。

台灣第一家生產筆記型電腦的廠商是永吉電腦，我就是這家的老闆，可說是台灣筆記型電腦發展史上的最大苦主，故事繼續說下去。

1985年，東芝T1100 Dynabook的功能包含可充電電池、LCD 螢幕、3.5吋軟碟和IBM相容性等。

約1989年我們著手開發的筆電，已經隔了一代，3.5 吋硬碟機已經問市，我們筆電的功能包括3.5吋硬碟機，SHARP的LCD螢幕，Oki的鍵盤，我們的3.5吋硬碟採外接式，所以尺寸較小，比A4紙略大一點，是當時尺寸最小的筆電，也是筆電史上，第一台不內含軟碟的筆記型電腦。

我們會開發筆電，有二個原因，第一，我們當時是台灣工業電腦CPU卡的主要廠商，台灣四層電路板雙面SMD，我們也是領先廠商，所以把電腦系統的PCB縮小，本來就是我們的工作。第二，我們筆電在充電方面的功能，取得台灣及德國的專利。

當時筆電，在電池充電以及電池能量的顯示並不完善，有改進的空間，所以我們設計一套電池充電以及電池能量顯示的系統，我們在電池組之中設置了一顆微處理器，以及電池溫度感應器、電池電壓感應器，我們在筆電內也設置了一顆微處理器，兩個處理處器可以互相溝通。當時的電池是鎳鎘電池，我們的充電方式是隨著電池溫度充電，電池溫度低，系統執行快充，電池溫度高，系統執行慢充，整個充電過程電池電壓會上升，當電池電壓不再上升，開始下降時，我們的系統會停止充電。另外我們系統會計算電池內有多少電力，並顯示在筆電上，但每隔一段時間要把電池內的電，全部使用完，這樣我們重新計算電池內的電力才能準確。

當時我們專利到手，包括宏碁電腦在內，台灣沒有廠商開發筆電，於是我們組織一個四人研發團隊，電機博士、碩士、學士各一人，加上我。

1990年，就是因為「當時台灣沒有人開發筆電」，於是工研院籌組了一個「筆記型電腦聯盟」，結果工研院招來47家廠商參加，工研院提供相同的筆電機殼，相同的筆電主機板。47家付百萬加盟的廠商，其中量產慢的廠商就立刻降價求售。幾十家外觀相同功能相同的筆電，又都在台北電腦展展出並殺價。以下是工研院的文獻記載：
「整個聯盟展現的迅速動作和浩大聲勢，確實令美、日、歐等國廠商矚目。」

這場台灣筆電的瘋狂殺價，當然影響日本筆電的出口，於是日本通產省禁止「LCD螢幕」出售給台灣廠商。

這下慘了，我們昂貴的筆電機殼已開發成功，打様也成功了，試產用300台OkI鍵盤買了，試產很貴的3.5吋硬碟機，買了100多個，3.5吋軟碟機好買，也買了一些，結果SHARP的LCD螢幕怎麼買，都買不到，我們只能停產，賠掉幾戶房子，回去幹老本行。

以下是天下雜誌的文獻記載：
「去年由工研院、電工器材公會與四十七家廠商籌組的筆記型電腦聯盟，原本被視為台灣產業聯手挑戰高科技的象徵。然而一年過去，聲勢浩大的結盟行動卻形同解體，聯盟瞬間的起與落，暴露台灣產業界那些問題？
有如慶典中的高空煙火，象徵台灣產業挑戰高科技的第一代筆記型電腦共同開發聯盟，瞬間沖起，火花迸放，卻又迅速消逝。」

後記：
後來，既有的生意忙，沒空理「電池充電」這一塊，專利中的以下部份：
「鎳鎘電池，我們的充電方式是隨著電池溫度充電，電池溫度低，系統執行快充，電池溫度高，系統執行慢充，整個充電過程電池電壓會上升，當電池電壓不再上升，開始下降時，我們的系統會停止充電。」
被原單晶片代工廠私下拿去用，賣到台灣市佔率有七成，賺了幾戶房子。
之後一次酒敍，代工廠寫單晶片韌體的工程師阿超告訴我：
我們公司用你的充電程式流程圖，都沒改過，一次成功。

劉德音說華為要超越台積電「根本不可能」。這是一種將現狀當成永恆的大腦病症，人類很容易犯下這個認知上的毛病，以為眼下的一切都是恆定的，可以持續到遙遠的未來。

Intel大概也曾將台積電當成不必放在眼裡的吳下阿蒙，90年代初期，Intel是晶圓製造霸主，剛成立的台積電還在到處找訂單。去問當時Intel的CEO說，台灣的代工廠台積電積極發展晶圓代工，Intel怎麼看？當時的CEO大概也會說，要超越Intel，根本不可能。

問題在於，Intel當時若這麼以為還有些道理，因為台積電的本事也就如此，只會專注地做一件事情，而且規模還小得可憐。但華為是什麼？在英文裡要稱呼Huawei，前面得加上tech behemoth的修飾語，即科技巨頭，才不致太不相襯。

可能behemoth都不足以描述華為，這字是在聖經約伯記中出現的，主要是指稱一種巨獸，但聖經中還有一個字是利維坦，即livyatan或leviathan，它是遠古的一種巨鯨或巨鱷，或海怪，它的力量更勝於behemoth。

利維坦有負面的意涵，故我不想用這個字套在華為頭上，但華為也不適合用這個字，因為它恐比利維坦更為強大得多。它在全球單一霸主美國窮一國之力，再聯合盟友共同打壓下，竟只用了三年就重回顛峰，這是何等令人讚嘆？

這種力量劉德音竟然像一個盲劍客一般，完全看不到，此種見識真是令人掉下眼珠子！怕是連牙齒都得掉光。

台積電若沒有ASML的極紫外光刻機（EUV光刻機），能生產出幾奈米的晶片？而華為卻必須在沒有EUV光刻機的情況下生存下來，並立志自己造出EUV光刻機。先不要談他們的領域有巨大差異，就說台積電有沒有遭遇過極限施壓，被一種生死存亡等級的絞殺的經驗？答案是，完全沒有。

光憑這一點，台積電就已經比華為要矮上好幾截，更不必說華為是通訊領域的先鋒與王者，並且同時在萬物互聯的作業系統、智能駕駛、晶片設計等多個領域都是領先者。

劉德音這一回答，不但洩露其見識淺薄，更讓人看出其器小哉！提前離開台積電，也是合適的歸宿。

從事視覺藝術的工作者具有不同的目的來創造他們的作品。有些藝術家想要呈現自然景物（海邊、河邊、鄉野風光、靜物的組合），有些人的興趣在社會景物（火車站、咖啡館、舞者的練習場），有些人想要呈現更複雜的人與人的互動關係（例如，Norman Rockwell），還有些人想要呈現非現實世界的景況（例如夢境）。然而，他們所面臨的挑戰都相同，那就是，如何選擇物件的特徵（feature）以及它們之間的組合來建構自己的作品，讓欣賞者能夠看到他們想要呈現的物件、場景，甚至體會到他們想要傳達的某種情感（如果這也是他們的目的）。

事實上，這些藝術家想要做的事正是我們的記憶系統所要做的事：儲存哪些特徵以及它們的組合，以便在將來看到類似的物件或場景時，我們可以馬上認出它們來；不僅可以辨認某些物件的身份，還可以理解它們與其他物件之間的關係（或互動），甚至可以產生某種情緒的反應（例如懷舊之情）。另一方面，藝術欣賞者也使用自己的記憶系統來觀賞藝術作品。為什麼？因為，記憶系統本來就有encoding與retrieval兩個功能。藝術家從事的是前者，而欣賞者所從事的是後者。

這麼一來，藝術家在創造自己的作品時就有了一個很好的憑藉。他們可以讓自己同時扮演兩個角色，創作人以及欣賞者。他們一方面創作，一方面用欣賞者的角度來判斷：自己所創造的東西是否在欣賞者那邊得到他們所要製造的效果（看到他們所要呈現的，得到他們所要表達的意義、情感等等）。這是為什麼藝術家會不斷回顧自己的作品（短期或長期）。從回顧裡，他們可以看到很多可以改進甚至重組自己作品的地方。

上述的工作不僅發生在視覺藝術上，也發生在文學、戲劇、電影的創作上。事實上，也發生在科學的研究上。

後言

一、科學家最常扮演雙重角色的時機是當他們開始撰寫論文時。這時候，他們會從評審者（referees）的角度來審視自己的論述是否合理，證據是否充分等等，就像他們擔任評審者的時候（會對別人的論文）所做的事。

二、很多人不曉得，電影導演扮演雙重角色的時機是在edit自己影片的時候。據說，好的導演一定會在剪輯人員的幫忙下親自做影片的editing。這才是他們創造藝術作品的時機。之前的拍攝工作只是在幫助他收集必要的零組件而已。

三、也許對某些人來說，創造力來自一個突如其來的偉大靈感。但這種充滿了奇幻以及wishful thinking的想法早已經被經驗所否定。已經有大量的證據顯示，創造力來自遠超乎常人所願意付出的嘗試與錯誤。這也是很多被公認有天分的人常常表達的看法。然而，這裡還留下一些問題：人怎麼去嘗試，怎麼看到錯誤，又如何修正錯誤？我在這裡提出的解答是，創造者經常以雙重角色的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而這兩個角色都是從記憶系統裡汲取它們所需要的東西。這個方式很清楚地表現在藝術的創造上。我認為，它也表現在各種型態的創造上。

我時常看到手機評測博主批評華為、榮耀還在使用短焦指紋解鎖，特別是在旗艦機上，每次都說「都一萬多塊一支，還不給用光學指紋」。於是我特別找了相關的訊息去瞭解一下這兩種指紋辨識系統差別在哪兒？得到的結論就是，短焦指紋比較安全，光學指紋干擾少用起來比較順手。這我就能理解為什麼華為、榮耀還在使用短焦指紋而不用光學了，就是因為安全性。

短焦指紋和長焦指紋的區別

這兩家公司特別強調安全性，華為、榮耀的高端手機使用群體多半是以社會人士，特別是政府部門、事業單位、國營企業的領導，或者私人企業高管為主。
一、這些人群不在意這一點點不便。
二、這些人更重視安全性。

同樣是高端旗艦手機，米、O、V的用戶群多半是家境比較好的學生，或者是小資、個體商家的老闆，他們常做的事情就是購物、遊戲、看影片，安全性的需求比較小，即便被騙了損失的只是個人，影響層面比較單純。可是華為、榮耀的用戶影響的範圍就非常大。

例如我看到的學校領導都是使用華為的高端旗艦，別的不用說，就單單以考試為例，他們有的要負責國家考試的相關作業，比如考場的座位安排。如果有駭客能力比較強的學生或學校職員，要藉機侵入他們的手機蒐集相關文件，那麼相比之下，米、O、V的安全性是不是就比較差一點？更不要說手機後台的問題，這部分榮耀就不如華為，畢竟榮耀用的是高通的芯片。如果從這個角度思考這問題，那麼公務體系，或與公務體系常往來的私人企業，是不是用華為會比米、O、V更安全？

這麼一想，就知道這些博主思考格局還是太狹隘了一些。當然他們可以說，我們是基於普通消費者的角度思考，就普通群眾來說，這樣的手機價格太貴了。回到消費行為上來說，都說是高端旗艦，高端體現在哪裡？每一個商品都有市場區間，高端不僅價格比較貴，更重要的是這類產品鎖定的客群是哪些人，這才是高端真正的意義。

我有一位學長是台灣百年唐裝老店的少東，在跟他聊天的時候才知道，原來高端服飾的用料跟他們家的用料沒有太大的差別，有些布料可能都是同一家紡織廠的產品，並且做工來說，我這位學長家的包包的編織工法，還有細膩程度也不亞於這些奢侈品品牌，或者所謂的大牌，這點我真的比較過，NIKE、THE NORTH FACE等廠牌的縫線跟他們家包包的縫線相比，我學長的產品比較紮實。那麼為什麼我學長的產品最貴5、6千塊台幣，而這些品牌動輒上萬、數十萬？因為品牌效應。高端市場做工只是基本，但因為不同的原因，在做工上考量的不是單純的先進，更重要的是客群的基本需求。

華為主打的是安全，這是他們的客群需求。同樣是旗艦機，米、O、V在個人訊息安全保護上不需要要求這麼多，所以堆料和使用體驗就是他們的首選，他們的高端客群的定位不是真正的「高端」人群，而是手上有點閒錢可以提升生活品質的小資而已。但華為的定位是真正高層的商務或公務人士，使用體驗上稍微差一點沒有關係，但安全性一定是首選。這才是高端旗艦機真正需要的。

反過來說，蘋果對於多數西方國家的商務或公務人士來說也是一樣，他們不擔心被他們的政府後台監控，他們在做的事情，都跟他們的高層有默契，被監控就監控唄。但對我們來說就不可以，因為我們兩國現在正在打仗，被監控就是大問題，所以才需要華為這種產品。

最後，許多博主也在酸華為目前的PURA 70 ULTRA在很多地方不如這兒、不如那兒，然後說華為的旗艦很拉垮。我就納悶了？美國對華為的禁令解除了嗎？還沒有，當然華為還比不上現有的國產或三星、蘋果的旗艦機，因為各項自主產品雖然能造，但還沒做到超越。可光是能造這一部份，就足夠讓華為手機賣到這個價錢，因為這是一個里程碑的進步。當初剛禁華為的時候，大家都說華為沒有十年造不出芯片，可現在才幾年，別忘了中間還有一個三年疫情，華為不僅沒有停下腳步還超前進度。這一點難道不值這個價位嗎？

三星當初沒有起來的時候，我買過他們的手機。那水準真的是，我用不到半年就換成華碩的，當然我非常悔恨這個決定。重點是三星一開始也很爛，也很貴，也是被大家酸到爆。可現在呢？在國內買不到，但不影響在世界的銷量（即便我還是覺得很不好用）。很多事情真的必須要更宏觀的思考，才會知道背後的意義。

這些人孕育了台灣理工科的人才與師資，造就了今天的台積電。

1973年，剛從台大電機研究所畢業的林百里與溫世仁，接受時任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頒發的第一屆「青年獎章」，表揚他們設計出台灣第一部電腦。

1999年，新股王廣達電腦公司的董事長林百里，回台大母校演講，這是第一次公開演講，講的是他在台大的求學經歷與創業經驗，台大電機系畢業後，他考上台大電機系研究所碩士班，當時電腦的硬體技術非常少，他決定選修這個領域並參與製作迷你電腦，他慎重的提到他的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張煋對他影響很大。

這位張煋教授何許人也？他1917年生，浙江紹興人，1940年，畢業於國立浙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同年，入空軍無綫電修理廠任技術員。1943年，任空軍雷達測向台台長。1944年，任空軍通信學校教官。抗戰勝利後，赴英國皇家空軍無線電研究所進修雷達工程。1952年，受訓於美軍空軍電子工程中心。回台灣後，任空軍通信學校電子訓練中心主任。1953年，任空軍總司令部電子處處長。1959年，任空軍指揮參謀大學研究發展系主任，並擔任海軍專科學院、陸軍理工學院、私立大同工學院、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研究所等兼任教授。1963年退役，應聘為國立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專任教授。1967年，任美國布魯克林工藝大學客座教授一年，並進修電子計算機工程。嗣後在台大任教。

民國40~50年台灣各大學缺乏電機、電子教職人才，所以空軍應國家需要適時釋出人才，張煋教授就是其中之一，當時台大、成大、交大、清大許多理工科的教授大多來自空軍，故有「四大皆空」之說，這些教授培養了台灣理工科的人才，這些人才包括林百里、溫世仁、曹興城，同時也造就了台灣電子業及半導體業的基礎。

類似張煋，出自中央航空機械學校或空軍通信學校的大學教授，他們是大學畢業去報考的稱高級班，高級班每期都有淸華大學的畢業生報考，尤其是清華1944屆航空工程系的畢業生，幾乎全班投效空軍。我搜尋到30位，簡介如下：

林致平：機校高級班執教、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國立中興大學首任校長並創立台灣第一個應用數學系、中央研究院數學所所長、美國維吉尼亞理工學院暨州立大學、佛羅里達理工大學數學教授。

劉浩春：機校高級班執教、空軍通信器材修理廠廠長、空軍通信電子學校教育處長、國立成功大學教授、國立交通大學校長、中華民國教育部全國大學聯合招生考試主任委員。

李登梅：機校高級班1期、空軍供應司令部副司令、空軍機械學校第十任少將校長、國立成功大學教授、國立清華大學教授、華光工程公司總經理、臺灣航勤公司總經理。

呂鳳章：機校高級班1期、以交換學生身份至德國留學，畢業於阿亨工業大學，獲得德國國家特許工程師。回國後，任教於清華大學、西北工學院、西南聯合大學，曾任華夏塑膠公司董事長，華隆紡織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董事長。

朱越生：機校高級班1期、航空領域專家、國立成功大學教授機械工程系系主任、1957年為成功大學創辦機械研究所，1965年，在成功大學工學院創辦工程科學系。

盛健：機校高級班1期、美國辛辛納提大學航空系教授、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特約講座教授。

李永炤：機校高級班2期27年班、我國航空工業的先驅、空軍航空工業發展中心（漢翔航空公司前身）中將主任、任內完成了介壽號、中興號教練機、UH-1H直昇機、中運機、F-5E戰鬥機等飛機的製造生產、也奠定了IDF戰機自製的堅實基礎。

朱芳秀：機校高級班2期27年班、新埔工專教授工業工程科主任、中華民國教育部部聘機械工程名詞審查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田長模：機校高級班3期27年班、國防部軍事工程局少將副局長、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館長、國立成功大學教授工商管理系主任。

張璐：機校高級班4期28年班、中華民國空軍少將、國立成功大學教授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主任。

孫方鐸：機校高級班4期28年班、國立台灣大學教授、國立清華大學創辦應用數學研究所首任所長及專任教授。

趙浡霖：機校高級班4期28年班、中原大學教授機械工程學系首任系主任、台北工專教授工業工程科主任。

葉上芃：機校高級班4期28年班、國立中興大學教授機械工程學系系主任。

蕭汝淮：機校高級班4期28年班、中華民國經濟部中國生產力中心顧問，銘傳大學商業設計科首任科主任。

李家騵：機校高級班9期32年班、空軍航空工業發展中心少將副主任兼介壽一廠（飛機製造廠）廠長、國立台灣大學土木研究所教授、中正理工學院首任航空系系主任、逢甲大學教授機械工程研究所首任所長。

郭鏡冰：機校高級班33年班、於空軍航空研究院電子組任內時發明「飛行生性向測量儀」，民國四十二年被選為國軍克難英雄並蒙蔣總統召見，國立中興大學教授、在校講授普通物理、理論力學、近代物理、熱力學等課程。

沈在崧：機校高級班畢業，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計算機與網路中心首任系主任。

蔡振鵬：機校高級班畢業，淡江大學教授航空系系主任。

果芸：機校正科班7期、台灣資訊產業界大老，中華民國陸軍二級上將、空軍後勤管制中心主任、國防管理學校在台創校校長、駐美國軍事採購團團長、中華民國經濟部資策會執行長、總統府戰略顧問、神通電腦董事長，對臺灣資訊科技擁有重大貢獻。

李文寶：通校正科班9期38年班、美國電機、哲學雙博士學位，中華民國國防部通信電子資訊局中將局長，榮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丹：通校高級班執教、空軍電台台長、國立成功大學文理學院院長、台北工專校長、國立交通大學教授電子研究所奠基人之一（排位第一）、逢甲大學機電系創始人系主任，中華民國教育部常務次長。

張去疑：清華大學電機系畢業，通校電子組組長，曾赴英國、美國研習電子科學。歷任臺灣成功大學、交通大學工學院、清華大學教授20餘年，曾任交通大學研究所主任及教務長12年。先後兩次應聘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客座教授。1975年任“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李順救：通校高級班2期34年班、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教授電子工程系首任系主任，兼任初創電機系系主任。

魏天柱：通校高級班2期34年班、國立交通大學教授。

孫邦治：通校高級班2期34年班、新埔工專教授電子系主任。

李育浩：通校高級班6期36年班、國立清華大學教授、中華民國核能學會理事長，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核能研究所副所長。

包白水：通校高級班9期39年班、國立交通大學教授。

張繼炎：通校高級班9期39年班、國立成功大學教授。

唐明道：通校正科班6期36年班、台灣著名原子科學家、國立清華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核子工程系設立「唐明道獎學金」，以表彰他的功績，激勵青年攀登科學高峰。

楊正民：通校正科班10期39年班、教授、生物電子工程專家，曾在美國波士頓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紐約洛克菲勒大學任職客座教授。

另外：被譽為「台灣的科技教父」的李國鼎，中央大學物理系畢業，赴英國劍橋大學習物理，放棄博士學位返國投效空軍參加抗戰，民國二十七年任航空委員會防空學校照測總隊少校機械員及修理所所長。

以上31位並不包括空軍官校，空軍官校最有名的應該是華錫鈞將軍，介紹如下：

華錫鈞將軍，1925年生，空軍幼校第一期、空軍官校第二十六期畢業，美國普渡大學航空工程碩士、博士，哈佛大學高級管理班畢業。曾獲頒國軍寶鼎及雲麾等勛獎章二十三座、美國空軍飛行優異十字章、中國工程師學會工程獎章、普渡大學傑出校友、名列科技名人錄及世界名人錄。1948年至1964年任空軍飛行軍官，肩負台海兩岸第一線空防重任；後為黑貓中隊隊員，曾數度駕駛U-2戰機深入中國大陸，執行高空偵察任務。

【台南訊】民國101年7月9日，出身空軍幼校第一期、空軍官校第二十六期畢業、曾數度駕駛U-2戰機深入中國大陸執行高空偵察任務，並深度參與台灣軍用航空自製發展歷程，被譽稱為「IDF之父」的前總統府戰略顧問華錫鈞將軍，雖已從熱愛的職場退下來旅居美國，仍心繫國內航空工業的發展，6日透過前漢翔公司董事長邢有光的幫忙，把他畢生大部分積蓄新臺幣1500萬元捐贈給成大作為航空工業發展基金，義行可風。
今年87歲的華錫鈞將軍與成大的淵源，最早開始於民國59年，那時成大仍為「臺灣省立成功大學」，羅雲平博士為校長。在當時機械系系主任李克讓教授的邀請下，華將軍於59學年度在機械系研究所二年級碩士班開始授課，上學期開授「高速流動理論」之課程，下學期開授「磁性流體」之課程，教學認真，讓師生印象深刻。

這些為台灣這塊土地耕地的農夫，幾乎都過世了，為感念他們對台灣的奉獻，我撰寫此文，希望大家分享出去，做為感謝。

中國的煤炭儲量雖然是世界第五，卻只有美國的一半；石油儲量是世界第十三；天然氣儲量第十五。與相對於14億的人口大國，世界的製造工廠，能源需求為全球能源消費之26.5%的情況相比，中國是能源貧乏的國家。因此，必須要有高瞻遠矚的能源規劃戰略和落實執行的實踐能力，才能繼續在強國之道上邁進。

煤炭是中國目前能源消費的主力，佔56.0%；天然氣、水力、核能、風力、太陽能佔能源消費的25.5%；其他的能源佔18.5%。煤炭能源污染大氣，效率低下，所以降低對煤炭依賴是能源戰略的目標。中國貧油貧氣，仰賴進口，但國際運輸油氣通道，霍爾木茲海峽(Hormoz)以及馬六甲海峽（Melaka）局勢詭譎，所以降低對油氣的依賴也是能源戰略的目標。清潔能源包括水力、風力、太陽能、核能等都是中國能夠開拓的能源，它們都以發電為終級，所以全面電力化更是能源戰略的目標。

目前中國電力來源之分佈狀況

2023年中國的電力大部分來自化石燃料，佔63.67%(煤電60.48%，天然氣2.99%)。來自清潔能源總共佔了36.33%（水電13.66%，風電10.61，太陽能發電5.76%，核電4.48%，其他1.82%）。世界主要大國的電力分佈狀況則如下：
法國的電力，化石燃料6.34%，清潔能源93.66%。
德國的電力，化石燃料36.23%，清潔能源51.70%。
美國的電力，化石燃料61%，清潔能源37%。
俄國的電力，化石燃料63%，清潔能源37%。
日本的電力，化石燃料66%，清潔能源32.14%。

相比之下，顯示中國的電力來源結構與俄美相近，都是以化石能源為主，但不同的是他們都是化石能源最豐富的國家，而中國是貧煤貧油貧氣的國家，中國必須積極發展清潔能源，擺脫對化石能源的依賴。

中國新裝發電機組的發展趨向

2022年新裝的發電機組，使用清潔能源的佔48% （水電16.1%，太陽能發電15.3%，風電14.3%，核電2.2%，其他0.1%），使用化石燃料的佔52% (煤電43.8% ，天然氣4.5%，其他3.7%) 。2023年新裝的發電機組，使用清潔能源的佔50% ，首次等同來自化石燃料。估計到2024年，新裝的發電機組使用清潔能源的將超過化石燃料，並且以年增 7.8%的速度迅速升高，這是可喜的趨勢。

中國清潔能源產業技術引領世界

清潔能源產業不但在中國快速發展，其技術及發電設備也領先世界。太陽能設備壟斷了全球市場的90%；風力設備佔據了40%；水力發電的築壩技術、水輪發電機製造技術都領先世界；核能發電在 2021年後，世界核電專利申請量，前三名的國家分別為中國、美國、日本。中國清潔能源發電量，水力、風能以及太陽能都遙遙領先世界，超過第二名國家幾乎三倍，僅核電次於美國、法國，居世界第三。

中國清潔能源發電的前景

太陽能及陸上海上風能，中國裝置面積廣大，技術先進，前景光明。

中國的水力發電資源的蘊藏量佔全球的30%，居世界第一位。 蘊藏量估計約6.7萬億瓩，已開發的電力為3.8萬億瓩，僅佔57%，前景大有可為。以四川的雅礱江為例，其最高海拔3830公尺，有足夠的水位開發22座水壩發電站，目前僅建成了四處，尚有80%的蘊藏量一萬億瓩等待開發。

目前中國核能發電總量5,700萬瓩，是世界第三的核電大國。 中國已經成功製造了華龍一號110萬瓩機組、國和一號150萬瓩機組、玲瓏一號30萬瓩機組，適應大小不同的需求。新近研製的釷基熔鹽堆核能10萬瓩第四代，已在甘肅成功運轉，可擴充到100萬瓩。中國江南造船公司已正式接單打造釷基熔鹽堆核動力，全球最大2.4萬個貨櫃的貨櫃船。

儲存電力技術創新

風力及太陽能發電，最大的障礙是受晝夜及天氣的影響，發電不穩定，無法配合電力的負載，所以儲存電力的技術成為各國研發的項目。目前最常用的是兩個水庫技術，利用輕負載時段，用剩餘的電力將下端水庫的水抽送到上端水庫，儲存位能。在高負載時段兩個水庫加入發電，稱為儲水電池，但這需要水庫水源。中國最近在江蘇建成了第一個不需要水源的重力電池，建造一座長110公尺、寬120公尺、高148公尺的長方體高塔，內含一個重達百噸的立方固體在高塔中升降。輕負載時段，用剩餘的電力推動起重機，將百噸的立方固體緩緩升起，儲存位能。在高負載時段，百噸的立方固體緩緩下降，釋放位能，推動發電機，可發電2.5萬瓩。中國首開先例成功之後，或能改變全球能源格局。其他的高壓空氣電池、固態電池、汽車電池也在蓬勃發展。

電動汽車是巨大儲存電力

2023年中國行駛的電動車數量已攀升至1,460萬輛，佔全球 2,770萬輛電動車的 53% 。1,460萬輛的汽車電池容量，以平均60Ah計算，以平均充滿50%估計，儲藏的電力是525萬瓩，等同5條核能發電機組，大約兩座核電廠的發電能力。若是中國在2040年達成完全淘汰燃油汽車，所有汽車實現電動化。 中國的3億輛汽車可以儲電10,800萬瓩，大約40座核電廠的發電能力。這是龐大的儲存電力，中國全力推廣電動車的國家能源戰略勢在必行。

電力輸送技術

由於國土遼闊，尤其是清潔能源的發電廠多在西部南部，而工業民生用電集中在東部及沿海地區，中國是電力輸送最遠程的國家。中國已經發展出超高壓110萬伏特的輸電線路，世界其他國家最高只到達50萬伏特。中國也發展出長距離超過7,000公里的直流電輸電線路。中國的電力輸送的線耗只有4.69%，電力輸送技術絕對領先全球。

國家電網智能管理

中國的國家電網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公用事業，在2021年財富(Fortune)世界500強排名第2。自從2008年中國雪災大停電以後，國家電網有限公司研發了先進的高壓輸電線自動除冰技術，運用高效率的智慧管理技術，連接世界最龐大的供電用電系統，穩定了國家電力的調配。

中國電力境外工程承包合約金額穩定成長，2022年簽訂工程191個，合約金額327.71億美元。截至2022年底，累積境外承包工程涉及58個國家及地區，為菲律賓、巴西、葡萄牙、澳洲等國家建造其國家電網，海外業務承包合約總金額3759.71億美元。

中國能源前景

由於全球氣候變化日益嚴峻，各國努力尋求再生的、清潔的、綠色的能源，全面電力化，希望減少對化石能源的依賴。這將引發人類從化石能源轉向清潔能源的第四次工業革命，而中國超越歐美西方的先進能源科技及製造 ，正在引領第四次工業革命。根據美國高盛(Goldman Sachs)2023年的估計，中國風能和太陽能電力發展迅速，加上水電及核電，可望在2060年實現能源自給自足。中國的能源前途似錦。

科學革命，我覺得有一件事不可忽略，那就是望遠鏡的發明。

西方雖有研究知識的大學，但主要目的是培養神職人員，在受到以神學和希臘學術為主的經院哲學的支配和影響下，是承續托勒密的天文學與亞里士多德的物理觀念來理解宇宙和世界。

西方當時的知識份子理所當然地安於基督教聖經的神話，無人越雷池半步。即使到了文藝復興的時期，科學也並不受重視，不像藝術和文學一樣有輝煌進展，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自然界的現象難測難識，難解難窮，而且即使解釋了，又無法證實，不知然否。因此一般人都不願枉費心思對自然界多加深究，全世界的人如此，西歐人當然也如此。

當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論〉提出時，即使對天文學和數學有高深研究的人都難以接受，至多認為只是理論上說得通的「假說」而已。一般人均視〈太陽中心論〉為荒誕無稽的說法，教廷根本不在意，是被教廷准予發表的。1615年紅衣主教貝拉明發表聲明，稱哥白尼學說不成立，除非「有物理證據證明太陽不是圍繞地球，而是地球圍繞著太陽運行」。

而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論〉並非甚麼新鮮的發現，早在紀元前三百年古希臘的阿利斯塔克斯（Aristarchus, 315-230 BC）即已提出過。在14世紀，阿拉伯也有位科學家沙蒂爾（al-Shatir, 1304–1375）透過長期觀測的天文數據，也主張〈太陽中心論〉，否定了托勒密以地球為中心的天體論。

有一篇故事生動地記述了伽利略這樣說：「哥白尼是靠假設，布魯諾是靠計算，而我們有了這望遠鏡，可以直接觀察，也可以讓那些不相信事實的人來觀察。要知道，亞里士多德、托勒密當初並沒有望遠鏡啊，可是現在我有了，我有了！看他們還有什麼話可說！」

有了望遠鏡，眼見為憑，西方對數學、天文學一竅不通的普通人，都能夠毫不懷疑地接受匪夷所思的〈太陽中心論〉。西方人這才發現他們思想和生活在虛無的聖經神話中，這對西方人心靈就如受霹靂雷擊般的震撼。(上帝並未被打倒，僅是重創了宗教，宗教一度衰微，後來又逐漸復甦。)

這使人們聯想：宇宙的萬事萬物都是可能依循著某種固定的原理在變化、在活動。有人甚至斷言，拉·梅特里（Julien de La Mettrie）在其1747年《人是機器》一書中：「人的身體，甚至人的思想，都只不過是複雜精密的機械構造和作用而已」。

於是〈太陽中心論〉「照亮了籠罩在假設與猜想的黑暗中的科學」，產生了牽一髮動全身的蝴蝶效應，激起了研究科學重新解釋自然界的普遍興趣和強烈熱潮。

在這樣一個天迴地轉的啟示下，自此以後西歐人對科學的興趣無比升高，人們從相信「上帝萬能」轉成相信「科學萬能」，以科學觀點解釋事態成了風氣。

於是，在此時期人們盡量發揮想像空間，從各種方式、各種理論，對宇宙和自然現象尋求答案。而新發現又鼓舞了探研科學的更高熱誠，新技術又提高了更好的研究方式和實驗方法，如此一來，西方科學焉不突破和躍進？焉不出現大量科學奇才？

此時期西方研究科學的興趣和熱誠不但空前，也是絕後。再加上歐西各國之間的鐵血競爭，大家力爭上游，致力發展科學之熱潮有如熊熊烈焰，古希臘研究科學的盛況只等於是星星之火。即使現代，由於自然界的未知領域大致已被探索明白，現代人對科學的興趣和熱誠，也是遠遠遜於那個時代的。

總歸起來，使得西方科學發生突變，自火花而大放光明，迅猛地飛躍入現代科學，窺破天機的望遠鏡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