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村到底是什麼？
沒待過的人，不會懂。

我進了初中之後，課業繁重，每天都要應付考試，讀不完的書，父親有先見之明，大約小學五六年級時，把分配給我家的廚房，利用後面還有些空地，往外推出去，加蓋起來，今日叫違建，當年叫生存。

廚房變大了，多出來的空間，就擺我的書桌，加上一個檯燈。廚房的柱子當然是木頭，夜裡溫習功課，無聊之際，聽到柱子有蛀蟲啃咬木頭的聲音，我拿起湯匙，用手摸著柱子，蛀蟲咬過的地方，就會鬆鬆軟軟，挖下去，挖出了許多粉塵一般的木屑，挖呀挖呀，終於看到那隻白色的蛀蟲，摳出來，輾死，柱子上就出現了一道不規則的溝，從此晚上不再有蛀蟲聲。

什麼叫浴室，沒有這種設施，就是把廚房旁邊再隔一個空間出來，放個水缸儲水，有年過年，還有隻大老鼠掉進水缸淹死，結果整缸水都要倒掉清洗。

這個隔出來的空間，父親花了些錢舖了磚，放個澡盆，不是浴缸，裝不起浴缸，洗澡就是電爐燒熱水，再把熱水倒進澡盆裏面洗澡。房子外面本來就有陰溝，用管子接出去，汙水流到陰溝，那個年代沒有家庭汙水處理的觀念，是窮，是資源不足，不是大家不愛惜環境。

現在政府很浪費，小學就要裝冷氣，阿兵哥寢室也要裝冷氣。從小到大，家裡都沒有冷氣，搬到中和也沒有，媽媽怕我太熱，不能專心念書，高三時，想裝冷氣，我第一個反對，沒必要為了考大學花那麼多錢裝冷氣，我去圖書館吹就可以了，待在家裡又沒有女生可以看，對吧。我當兵時，家裡才裝了冷氣，那已經是1989年了。

眷村其實是一群吃不太飽，也不太會餓死的一群人，靠著孤臣孽子的心情，想著有一天能夠離開這裡，能夠立足於社會，不被人輕視。

早期眷村的孩子多能吃苦，我那個村子有留美，有醫生，兩個少將，我念到碩士，也算是有個交代了。念及人初中部時，有同學笑眷村是貧民窟，這同學是國民黨權貴之後，姑隱其名，我沒有跟他起爭執，只是笑笑。這同學與許多國民黨權貴之後一樣，沒本事考上北聯，連吊車尾的復興高中也考不上，更不用說大學了，但他很快就移民到美國去了。

眷村其實早已經不存在了，在我父親那一代凋零之後，眷村就已經沒有了，不是房子沒有了，是心沒有了，是情沒有了，是人沒有了，是國沒有了。

現在人談眷村文化，其實只是拿來賺錢的噱頭。

看到那些標榜眷村文化的商業活動，非常的虛假，我就噁心，真正的眷村哪來的磚牆與紅門，軍眷沒有多餘的錢蓋磚牆，這些都是外行人虛構出來，拿著後來改修過的假眷村當成商業噱頭。

早年飛駝、貿商、台貿，各家各戶前面，哪有磚牆，就是個小空地，各家各戶種點花草區隔，或者就是像我家這樣用籬笆，飛駝二村甚至是在一片沼澤當中，村外有圍牆，把水圍住，就是這樣惡劣的環境，卻產生了許多經世濟民的人才。

這是我襁褓之際的照片，畫面右邊是我家，正後方是李媽媽家，李媽媽抱著我，這個村子第一個誕生的男孩，左邊是一位網路名人的媽媽老家，當時尚無北新路，北新路拓寬時，把最左邊的房子給拆了。

你有看到這裡有磚牆嗎？有紅門嗎？都是竹籬笆，因為磚很貴的，竹籬笆便宜，颱風來了，有時候會吹倒，就要重新拉起來，有時甚至要重做一個新的籬笆。

過去大家說竹籬笆外的春天，竹籬笆才是眷村的真實，磚牆就是假。

我們的眷舍，甚至不是磚造，是竹片外面抹著灰泥，你去紀州庵參觀時，他們展示過去老房子就是這樣蓋的，竹片編成網狀，外面抹上灰泥。

寧夏夜市規劃辦理｢科目三」舞蹈比賽，結果備受網民批評，說這種在大陸抖音平台爆紅的舞蹈低俗、難看，更有人上綱上線，認為有認知作戰之嫌，名之以｢舞統台灣」；寧夏夜市主辦單位趕忙解釋說，其原意是想透過音樂、舞蹈、美食，以健康、有趣方式吸引年輕人目光，並拉近與年輕人距離；既然網民有意見，就虛心接受批評，但仍維持續辦原意。

｢科目三」？
有點趕不上流行的劉杯杯趕緊上網爬文，花了好一些時間才搞清楚｢科目三」是怎麼回事；就是個舞蹈，跳起來需要大幅度扭腰擺臀，左右手臂斜劈搖花之外，腳踝還要左右扭，看起來有點危險。

在劉杯杯看來，這跟以前流行過的江南Style｢騎馬舞」、｢剉冰舞」、｢黑桃A」、｢愛你」、｢小雞恰恰舞」、｢碰碰舞」等沒甚麼兩樣，感覺就是火上一陣子之後，就會無疾而終的東西。

｢舞統台灣」？
太沉重，也太沒信心。
一直以來，都是台灣的流行文化對大陸產生影響；早從1980年代的「只愛小鄧，不愛老鄧」的鄧麗君歌聲風靡大陸開始，像是F4、《流星花園》、羅大佑、蔡琴，一直到最近的周杰倫、五月天等戲劇、歌曲在大陸流行，幾十年來都沒能｢戲統大陸」、｢歌統大陸」，現在就這麼一個不太具有美感的舞蹈就能｢舞統台灣」？

真要｢舞統台灣」，幾年前流行的《小蘋果》的歌曲跟舞蹈的機會可能還要大一些；畢竟，當時台灣許多幼稚園跟國小的小朋友都在跳，也沒能跳出一批年輕的統派出來。

說是如此，台灣民眾對所謂的｢舞統台灣」說法，倒也沒多少人理會，是個馬照跑、舞照跳的態勢。

像是，就在這幾天，就有購物平台公司動員員工150人到台北車站大跳｢科目三」，還要舉辦「科目三」舞蹈創意大賽。

中部有個警察分局為了要配合警政署宣導的「防搶、肅竊、打詐」三大主題，也動員員警練習｢科目三」，說是會在農曆過年前推出。

甚至還有高雄民眾跳｢科目三」跳得太開心，樂極生悲，跳到骨折的。

反而是大陸有許多民眾對於｢科目三」很感冒。

知名連鎖餐飲「海底撈」因為提供店員在桌邊跳｢科目三」的服務，引起其他客人嫌吵，進而爆發肢體衝突。

另據傳安徽、遼寧、廣東、河南等地衛視都要在他們春晚節目中推出｢科目三」的表演；這還引起民眾間的不小爭議，有人覺得｢科目三」太俗太土，不宜上春晚，也有抱怨｢科目三」根本魔性洗腦，造成審美疲勞，還有人宣稱要砸電視的。

平心而論，人一旦開心了，｢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說到底，｢科目三」不過就是個舞蹈，拿來說意識形態，談雅俗，論美感都過了。

突然想到，辦公室明天尾牙，各組都要提供節目；在不骨折的前提下，劉杯杯也許可以來一段？

菲律賓總統小馬可仕祝賀「台灣總統」當選，引起大陸激烈反應，措詞嚴厲，要菲律賓總統多讀書，不要玩火，還召見菲駐中大使表示不滿；在各國祝賀多僅由議會代表、外交部官員行之的當下，菲國最高領導親自祝賀的動作不小；不過，正當外界猜測其政治動機為何的時候，菲外交部隨即恍若無事般地，低眉順眼的發布聲明表示，遵循一個中國政策。

想到前任總統杜特蒂在上任之初，立即親中遠美，不管不顧美菲之間曾有殖民宗主國關係，也一直維持良好邦交，是所謂的傳統盟友，說翻臉就翻臉，中間連個過渡期都沒有。

親疏、順逆，黑臉、白臉之間的轉換，說變就變，如行雲流水，毫無滯礙；很有趣的民族性。

劉杯杯有許多菲籍學生，在菲律賓跑國際教育也有些年了；一直很喜歡菲律賓人的性格，樂天、知命、熱誠、幽默，隨時隨地都笑嘻嘻地；不過，對於菲律賓人隨時能在兩個極端間轉換的民族性，一直不能理解。

舉例而言，菲律賓因為社會治安問題，所以經常看到荷槍實彈的保全人員負責門禁，看似戒備森嚴滴水不漏；可是，對進出公共場所的行人、遊客、市民的檢查卻又鬆弛到不行；說是檢查，安檢人員的檢查棒卻往往畫符似的虛晃一招，根本沒看，就像哈利波特的魔杖一點，也就過了。
看似嚴謹，實則輕忽。

劉杯杯有一年在菲律賓拜訪高中，早早的就看到學生、校警恭候門口，一口一個Sir，一口一個Ma’am的叫，熱情到不行，笑嘻嘻的迎賓，幫掛貝殼項鍊，很是令人受寵若驚；可是進去之後的接待又是冷淡到不行，連杯水都沒有；等到談得略有眉目時，椰子汁就端出來了，還送一罐椰子油。
看似客氣，實則現實。

也曾經在搭計程車時講好了回旅館的價錢是200披索，途中經過收費道路，司機開口要加收45披索，態度堅決；劉杯杯嚴詞拒絕說，你開收費道路又沒先說；正當劉杯杯積極備戰，要面對衝突時，司機卻笑嘻嘻的就此作罷，不再堅持；抵達旅館時，劉杯杯還是把過路費補給他了，順帶老師上身叨唸兩句，不可出爾反爾。
看似堅持，實則妥協。

還有次要從旅館checkout，劉杯杯排在一位日本老太太後面，等了好一陣子；不料，旁邊突然殺出一位菲媽插隊，而櫃檯菲哥竟然也無視排隊人群先服務她，氣得劉杯杯大聲抗議；結果，菲媽轉頭若無其事的說，菲律賓就是這樣子；而就在劉杯杯臉紅脖子粗蓄勢待發時，菲媽又一轉頭，滿臉歉意的說，我事先沒看到你在排隊，真是抱歉，情緒轉換之快令人嘆為觀止，害劉杯杯差點憋出內傷。
看似粗暴，實則溫馴。

有人說，菲律賓天災多，貧富差距大，歷史上備受強權欺凌，所以從小就必須學會逆來順受，甚至以樂觀的心情，幽默的態度面對這所有一切；也因此個性上就出現可以隨時心隨境轉的彈性態度。
也許是吧！

香港導演王家衛執導的電視劇《繁花》在大陸紅火。由於一直以來就無追劇之嗜癖，此番照例仍未逐之。但一些片段總是看過的，總覺王家衛對上海，永遠懷著花樣年華那樣的視角，太過織錦、太過繁複、太過幽深、亦太過迷朦。

90年代的上海我算是某種意義上在場的，或說是造訪過吧！1994或95，某夜在上海的一角，三五好友找了一個店，喝孔府宴酒、吃大閘蟹，以及一些別的菜，竟喝得醉了，回飯店路上禁不住出租車的顛簸，搖下車窗往外吐了，一些穢物弄汙了車子，司機用上海話在那罵咧！

當時上海還有很濃的社會主義氛圍，仍然有群出群沒的腳踏車，集體呼嘯過這已不再艷麗的城市街角，人們身上還披著藍色中山裝似的厚襖子。

但它變得很快，到了90年代末，南僑集團的陳飛龍在汾陽路白崇禧故宅開了巴伐利亞式啤酒餐廳寶萊納，那個相對奢靡、有著小資情調的上海，才從人們的記憶復返人間。重新成為真實，但那也是新的上海了。

1998年柯林頓對中國進行國是訪問，就在上海提出了「三不」，三個月後辜振甫也到上海重晤汪道涵，唐樹備說剛剛兩岸已進行了政治對話；顯然，上海仍然是一個政治氣息濃厚的都會，固然和平飯店已開始展露民國時期的租界風華，而新天地也啟動了改造，讓建築師賦予新的時代元素！

那時上海的新的支柱與精神象徵，就該是陸家嘴泥地上蓋起來的東方明珠電視塔，彷彿成了上海再次追逐西方的起跑線！

但我應該找不著王家衛用鏡頭勾勒出來的那個具有文學蒙太奇的上海。那時的上海對未來是困惑的，雖早已脫離了文革，但反封建、反帝與反階級貴族的信條是不能更動的，鄧小平雖然已經告訴大家，必須警惕左，但左的思維依舊無所不在。

那麼，花團錦簇似的《繁花》，就當成一個人們意識中的上海，在真實的上海度過的90年代裡，作為或艱難或迷惘的生活中的一絲安慰！

根據 H. G. Wells 在《世界史綱》中所說：歷史學家慣於以極為崇敬的態度來看待英雄事跡。例如，尤利烏斯·凱撒的形像被塑造得好似人類歷史上一顆光彩奪目、至關重要的巨星。然而只要經過冷靜的思考便會發現，這樣的神化是不成立的。

偉人形像的神化主要有兩個成因，其一是包攬不屬於自己的功勞，其二是距離導致的神秘感。

包攬功勞是政治家的慣用手段。例如，拿破崙曾在馬倫哥戰役中犯下錯誤，被敵軍的突襲打得瀕臨潰敗，最終憑藉德塞的及時援救和克勒曼的出色指揮才僥幸取勝，但在戰報中卻謊稱勝利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類似的謊言充斥著拿破崙的整個政治生涯。

例如，所有人都知道拿破崙和他的赫赫戰功，但少有人能記住被拿破崙授予“帝國元帥”頭銜的26名將軍，是他們幫助拿破崙贏得了無數場戰鬥的勝利；人們知道拿破崙頒布了意義重大的《民法典》，卻少有人知道真正主持制定法典的人是康巴塞雷斯，並且在拿破崙上台之前法典就已經基本起草完成。

事實上，個人的才智極為有限，任何偉大的事業都是眾人合作的結果。但人們的合作需要一位領袖，最初他只是比周圍人稍強一些，只是在時代的背景下，資源和權力不斷向他集中，再加上好運眷顧，他才得以不斷聚攏人才，擴大成果，最終成就一番偉業。

然而人們在敘述時必須選擇一個簡潔的主語，於是這位領袖順理成章地被當作一切行動的實施者。人們因此忽視了那些隱藏在他身後的人，誤認為他擁有超人的能力，導致其形像被錯誤地放大和神化。

有一個問題存在我的心裡很久，卻一直找不到答案。

我們年輕的時候，如果在作文裡寫重複的語句，即使不是完全相同的文字，也會被老師指出累贅。可能因為有人這麼提醒，我們學會不要老講同樣的話，以免讓人感到不耐煩，因而失去了溝通的力道。

然而我最近經常聽到人們重複相同的話語，卻發現說話的人樂此不疲。一個是政治或意識形態的話語，似乎講話的人永遠覺得自己是第一次這麼講，或者聽話的人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話。第二是年紀大的朋友，他們似乎也有同樣的傾向。為什麼如此？

我的猜想是，這兩種人都失去（或減弱）了從別人的角度來反觀自己的能力。可能因為如此，他們無法看到自己在重複相同的話語，因此不會警覺自己這麼做其實很容易惹人不耐。為什麼人們會在某些場合（例如，辯論），或者在某個年齡以後，逐漸失去這種能力，也就是，從別人的角度來反觀自己？這是我感興趣的一個問題。

一個有用的線索來自喝醉酒的人。我注意到，即使睿智的知識份子（例如，中研院的院士）在酒酣耳熱的時候也會不斷重複同樣的話語。我確定如此，因為在事發的第二天，這位院士告訴我，他不記得昨晚是怎麼回家的。這顯示了，他在醉酒時重複同樣的話，因為這些話不會像平常一樣進入他的記憶系統。

因此，我在這裡對上面的問題提出一個可能的解答。那就是，當人的工作記憶（working memory）功能減弱的時候，他比較容易失去反觀自己的能力。這在老年人的身上是明顯的。老年人的工作記憶不如年輕人，這是為什麼他們在話剛出口的時候常發現自己講不出某個相關的專有名詞，或者某個地名或人名，而這些名詞在他們年輕時卻能夠順暢地從腦子裡滑出來。

然而，為什麼爭辯政治話題的時候，人們也常常失去了反觀自己的能力？我的猜想是，他們不是無法從別人的觀點來看自己，而是無法從他們所不認同的人來反觀自己。哈哈哈，如果你不相信這一點，那麼以後請花一點時間來觀察那些在脫口秀裡表現得慷慨激昂的名嘴──我剛剛才關掉這樣的一個節目，並且回到電腦前來寫這篇短文。

後言：

精明的讀者也許已經看出，我在這篇短文裡留下了一個很大的破綻。我主張，持強烈政治或意識形態立場的人往往沒有能力或意願從別人的觀點來看自己的論點。可是，這跟工作記憶有什麼關係？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值得另外寫一篇（更長的）文章。我在這裡只提出一個說明。

任何一種爭辯，像司法案件的攻防，或科學理論的爭議，經常面臨一個難題：同一個事件或實驗結果往往有兩種以上的解釋，而不同的解釋可能導致全然不同的結論。因此，為了能夠進一步釐清這些爭議，論者必須面對不同觀點所帶來不同的解釋，並且展開對話性的論述；必要時還要尋找新的證據或新的實驗結果來解決相反觀點的衝突。在這過程中，工作記憶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而那些持強烈政治立場的人常常固執於同一個觀點，而不願意去面對不同的觀點，來展視爭議中的事件或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