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這是自從一1978年中共為解決台灣、香港和澳門問題，完成中國的統一大業，所提出之和平戰略方針和基本國策。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依中共解釋，就是一個國家根據自己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在本國的部分地區實行不同於其他大部分地區（國家主體部分）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但這些地區的政府是這個統一主權國家的地方行政單位或地方性政府，不得行使國家主權。具體來說，就是統一在一個中國之下，(當時)大陸十一億人口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台灣、澳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中共當局曾說，這是在馬克斯主義理論寶庫中找不到，在中外歷史上也沒有這樣的先例，這是鄧小平「同志」創造性提出的一個全新的概念。

其實就筆者所知，近似「一國兩制」的概念及經驗，在以往的中國歷史上「古已有之」，只是有程度之差罷了。至於其可行性是否適用於今天，恐怕先得看看中共如何在1997年以後對待香港，1999年對待澳門，才能下斷語。在此之前，只要台灣稍安無噪，以逸待勞，對中共至多只需「姑妄聽之」，再觀後效。

我國歷史上最早的「一國兩制」先例，要以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在公元398年以後所實施的「一國（北魏）兩制（奴隸制度與封建制度）」為典型。鮮卑族的拓跋部落在東漢三國時代，仍只是一個小部落，直至拓跋珪建國北魏（又名後魏、元魏、拓跋魏），遷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兼併四國部落，國勢日益強盛，統一北方。

拓跋跬佔領中原後，敏銳地意識到，無論人口、文化，還是生產方式，鮮卑族都比不上漢族。因此他並沒有採取武力高壓政策，強迫漢族倒退地實施(北魏的)奴隸政策，卻容許中原地區繼續實施封建制度。就這樣，北魏實行了一個世紀的「一國兩制」政策，封建制的優越性、進步性，終於壓過奴隸制，迫使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進一步實行更澈底變革的漢化政策，北魏從而成為強盛、統一的封建制國家。

歷史上第二個實施「一國兩制」的是契丹族的遼朝，遼與北宋對峙時，國勢十分強大，宋朝不得不採和親納幣、俯首稱臣之政策，以維持兩國相安無事，迄今西方人稱中國除了CHINA（秦）外，就是CATHAY（契丹），可見其一斑。香港英資的國泰航空公司（英文CATHAY AIRLINES），直譯可稱「契丹（中國）航空公司」。

遼朝除了原領有之東北、內蒙外，還統治原為中原轄地的山西、河北，即所謂的「燕雲十六州」。由於轄區有大量漢族，以致其政治制度採「兩元政治制度」，即官制分北面官和南面官。北面官主番事，南面官治漢人。質言之，即以契丹人的制度來管理契丹部族，而以漢人的政治制度來統治漢人，包括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

至於最近的一個例子是1950年至1959年間的西藏，雖然這是一個失敗的「一國兩制」，中共也多絕口不提，其實先不論西藏問題之激化原因與責任歸屬，就中共解放大陸初期，的確對西藏是採取寬大、放任政策，這對身負社會主義優越性，拯救並解放世人（世界革命）的中共而言，實屬極大之自制及忍讓。

1950年中共建國，至1959年中共軍隊進入西藏實施社會主義改造，大約有十年左右，中共完全放任西藏保存農奴制、政教合一、喇嘛教信仰，以及地主剝削、壓迫、殘害農奴，若非演變至慘不忍睹，嚴重惡化，相信中共還有可能繼續尊重西藏特有的政治、社會、經濟、宗教、及文化制度，換言之，這十年是中共最早實施的「一國兩制」。中共提倡一國兩制，卻矢口不提西藏經驗，主要是害怕此一失敗經驗引發不好聯想及反宣傳。其實真正瞭解西藏現代歷史的人，應該不會未經深入瞭解即妄加批判，亂扣帽子才是。

據近日報載，有鑑於蘇聯解體後國際形勢對中共統一台灣的計劃愈來愈不利，以及台灣島內台獨聲勢日益囂張，以及對中共所提「一國兩制」統一方式的抗拒，中共官方權威人士透露，中共高層正醞釀推動更加務實靈活的對台政策，除了務實推動兩岸交流外，也主張在兩岸各自堅持的「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場中，尋求妥協，擴大共同點，擬出雙方均可接受的方案來打開統一僵局。

針對此一務實而不僵化的走向，吾人期望在堅持和平手段原則之下，海峽兩岸能共同坐到談判桌前，彼此殫精竭慮，互信互諒，為兩岸人民尋求一個能造福兩岸人民，並願意接受的可行模式，切忌以大吃小或夜郎自大，以致生民塗炭，禍延子孫，願海峽兩岸的領導人敞開胸懷，高瞻遠矚，展現高度之政治智慧，立千秋志業。

 

0. 前言

胡適27歲寫出《中國哲學史》，馮友蘭為其作序，文壇一時傳為佳話；馬乘風28歲撰就《中國經濟史》，馮友蘭、嵇文甫亦為其作序，學界為之側目 。馬乘風後來棄學從政，當選第一屆立法委員，不幸卻被誣陷，坐了長達21年的政治牢。結果學政兩空，令人浩歎，所幸以《中國經濟史》傳世，差可告慰。

《中國經濟史》一、二冊，1935年南京中國經濟研究會初版，翌年改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並列入大學叢書。其間曾絕版達40餘年，直到1980年12月始由台灣商務印書館重印再版第一冊(第二冊1981、第三冊1981、第四冊1984)，然而作者卻改為「馬持盈」，以致不少人誤解，以為另有其人。

1. 馬乘風生平小傳

馬乘風(1906-1992)，河南省宜陽縣人，幼年入私塾接受傳統教育，奠下雄厚的國學基礎，及長始入學堂，由小學，而中學、師範，1926年河南中州大學肄業。是時有感國事蜩螗，內憂外患，乃抱持救國救民之志，奔向武漢，以身許國並投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加入中國國民黨，卒在該校完成學業。1934年任職於南京鐵道部職工教育委員會，工作之暇，撰成《中國經濟史》一、二冊，約60萬言，時年28歲。

2. 28歲撰就《中國經濟史》

《中國經濟史》是學界第一部中國經濟史專著，對當時高等學校經濟史之教學與研究，頗具啟導作用，乃書為開山之作。著名的學者馮友蘭、嵇文甫特地為其作序，並大力推薦。

嵇文甫在序文中以欣慰的口氣大大的讚許說：「乘風的《中國經濟史》第一冊出版了！這一本二、三十萬言的煌煌巨著，預料在中國社會史論壇上要激起相當的波浪。而我個人對於此書尤其是格外的感到欣慰。……….我把這書加以翻覽，覺得它不僅是充滿著青年的熱情，戰鬥的勇氣，並且在材料方面，他也的確很費了些搜檢探討的功夫，以此繼續探討，理論和材料方面同時并進，對於中國社會史論壇上一定有很大的貢獻，這是我所期望的。」馮友蘭之序文亦有類似之讚美之辭。可惜在台再版時，兩篇序文雙雙遭到刪去。胡適27歲出版《中國哲學史》，馬乘風以28歲寫下《中國經濟史》，而且均獲一代大師馮友蘭寫序，一時傳為佳話，並都被喻為一代才子。

3. 棄學從政

《中國經濟史》出版後，馬乘風受北平中國大學之聘，擔任教授並兼北平市立商業專科學校校長，抗戰軍興，國民參政會成立，遂被遴選為1.2.3.4屆參政員。國民參政員固一時之俊彥精英也，馬乘風襄贊中樞，運籌大計，嶄露頭角，頗獲當局之倚重。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復被延攬為指導組組長。不久，又受領袖蔣中正之命，赴西安協助胡宗南將軍辦理文化出版事業。

馬乘風擔任國民參政員甚久，以敢言著稱，深受朝野政黨所敬畏，連中共都視為可敬的對手，尤以其劍及履及、窮追不捨的精神，令人欽服。因銜財政部長孔祥熙之命，主持河南、安徽專賣事業，一年之間，弊絕風清，國家收入倍增，屢獲層峰褒揚獎飾。

抗戰後期，情勢吃緊，蔣委員長號召青年從軍，馬先生受命主辦河南地區青年從軍任務，當時國民黨只保有西南一隅6、7縣份，而從軍之青年竟達8千人以上，雖為中樞號召力強，而馬先生之發動有力，深受同鄉青年之信任，亦為重要因素。

抗戰勝利後，百廢待舉，馬先生襄贊復員工作，不遺餘力，旋又膺選為河南省第十區之立法委員，方欲大展鴻圖，卻為時局所迫，1949年倉促隨政府來台。

4. 從立法院到火燒島

1952年2月2日(陰曆元月3日)夜十時，突被政府以「保匪諜趙守志(曾任國民黨河南省黨部委員，扺台後被以匪諜罪處死刑，旋遭槍決)入台，而知情不報」罪名判處死刑，蔣故總統介石卻壓下判決書，未交付執行，以致帶著死刑罪名入獄長達21年(1952-1972)，1972年10月30日竟獲釋出獄。馬乘風為少數現任立法委員遭到判刑入獄者，當時曾引起軒然大波。成舍我、陶百川、龔德柏……等人都曾仗義執言，極力營救。

5.「坐家」─坐在家中的作家

出獄後，王雲五先生(曾任行政院副院長，為當年國民參政會同僚)特予介紹至私立中國文化學院擔任經濟學教授，並已獲該校創辦人張其昀所發之聘書，不意數日後該聘書竟被追回，只好賦閒在家，從此生活陷入困頓。

政治犯出獄後極難覓得工作機會，馬先生只好耕讀持家，家計全靠妻子郭扶鸞女士在台灣銀行中低級職員之微薄收入(馬先生嘗自謔為「坐家」─坐在家中的作家)。未久，郭女士自台灣銀行退休，但以退休金為數既不多，而其利率又微不足道(年僅九厘，按公營事業退撫基金計算)，靠此微薄利息來維持家計，十分困難，迫不得已，只好將其妻在其入獄期間省吃儉用，以分期付款方式所購得之台北市外雙溪故宮博物院正前方一座二樓棲身透天厝售出，遠赴美國投靠兒子生活。

6. 赴美不久旋又返台卒病故

赴美僅歷一個月，即行返台，惟以其子在美平日工作忙碌、辛勞，賺錢不易，加上平日無人與之下棋，了無情趣，在美時常嘆曰:「身居美國，實不如在台坐牢」。返台後，又值國內房價飛漲，而無力再購屋，迫不得已，遂搬進內湖翠柏新村老人院(谷正綱所創辦)居住。居住該院除需先繳押金五十萬元外，每月還需繳管理費及伙食費數千元。該處山高雨多，相當潮濕，唯在夏季尚稱涼爽宜人。其中伙食大多不合其口味，尚需其妻親自下廚，以供其食。

馬先生居住山上，不幸連年生病，每年約有四、五次要住進中華、國泰或陽明等醫院，求醫診治。當其住院時，多由神經內科主任李堯怡為之細心診治，以維持生命。甚至進入彌留時，仍然耳聰目明，尚能以毛筆書寫遺囑，書畢，即於1992年元月22日溘然與世長辭，享年87歲。筆者在其康健時曾親耳聽其誓言比蔣經國長壽，果然在蔣去世後，馬先生健康狀況即每況愈下，終至不治，其常在不經意間，口中咒罵「那個老王八(指蔣經國當年構陷入獄)!」然而提起先總統蔣公，則從未有任何怨言。其對兩代蔣故總統恩怨絕對分明，毫無妥協。據悉與當年蔣經國因不滿其愛放言高論批評政府，利用特務濫加逮捕，而蔣介石念其舊情，特壓下死刑判決書未予執行，其對蔣介石不殺之恩始終心存感激，似尚有君臣之義，其愚忠之忱，自始至終溢於言表。

7. 畢生寫作不輟

馬乘風學識淵博，著作等身，於坐牢期間仍手不釋卷，寫作不輟，並且打得一手羽毛好球，出獄後陸續將獄中作品一一出版，除上述一書外，尚有《中國正統思想發展史概論 》《史記今註今譯 》《漢書今註今譯 》《詩經今註今譯》《中國歷代模範兒童故事集》《蔣總統與中華文化復興》…….等書。

8. 因緣際會結為忘年之交

筆者初與馬先生並不相識，亦不知其在台坐牢多年，1973年6月筆者曾在《中華雜誌》撰寫「閒話禁書」一文，竟誤將馬乘風《中國經濟史》歸類為陷匪作家作品，幸經地平線出版社的老闆杜育春先生指正，並告知馬先生近況(按二位俱屬河南同鄉)。乃不揣冒昧向其修書致意：

「先生大作《中國經濟史》一書，乃曠世之鉅著，堪稱開山之代表作，在學界頗受推崇，近時相關之作幾無出其右者，直可媲美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二書之於哲學史；鄭振鐸《中國文學史》(插圖本)、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之於文學史，有其特殊之學術地位。昔 先生之大作絕版久矣，平日難得一見，此間台灣商務印書館亦未曾重印，因此常有人把持該書，冒充權威，而書坊中抄襲自該書之作品者卻屢見不鮮。……愚意以為，若得先生首肯，將該書重印或修訂出版，將造惠學界不淺矣……」

9.《中國經濟史》再版始末

不久果然獲得先生邀訪晤面，雙方相談甚歡，大有相見恨晚之感。交談後始知彼自來台後，迄未再睹舊著。彼時筆者適巧自師大圖書館影印上述一書，遂送予馬老參考，還贈其李劍農《中國經濟史稿》一書。未久馬先生將其中第一、二冊稍作修訂，即交予台灣商務印書館在1980年12月出版台一版。至於三、四冊，則馬先生全憑記憶所及(原稿早已散佚)，以及近年來研究所得，重新來過，其記性之強，令人嘆為觀止。

《中國經濟史》第一冊，始自殷商，終於秦末，全書共分四編23章，據馬先生表示，本書初版時第一編為「各家批判」，首先批判郭沫若、侯外廬等以馬克思唯物史觀來劃分歷史階段的模式，曲解中國經濟史之謬誤；接著又批判顧頡剛、錢玄同等以無端猜疑之手筆，抹煞西周以前數千年之中國歷史事實。翌年上海商務再版時，王雲五以顧頡剛時任該館編輯委員，如此嚴厲批判，頗感為難，遂建議該編刪除，另由中國經濟研究會出版單行本，以致原本五編濃縮為四編。

第二冊，始自西漢，終於東漢，共分兩編16章，第一編談漢代經濟之史的發展，第二編純經濟過程之橫剖。作者在全書各編不同時期的論述中，擷取當時社會經濟史大論戰時期的積極成果，從社會生產分析開始，對各個時期社會經濟制度進行較詳細的闡述。比如，對各個時期的土地制度、賦稅和租稅問題、商品經濟和自然經濟、農業、手工業和商業，以及社會人口等問題都能有所論及。特別是作者在論述社會經濟問題時，還能比較注意到聯繫當時的社會政治制度、社會生活以及社會生產力發展狀況等問題，而且又能盡量地運用自己搜集到的一些資料來進行說明。在說明中又往往敢於發表自己的看法，和對當時的一些學術觀點，大膽地提出批判，這是本書的獨到之處。

第三冊，包括二編，分析從三國時代到兩晉南北朝時代四百年間中國政治經濟之動態，及其間經濟問題之各別研討，從第一、二冊初版至三、四冊出版，中間相隔四十六年，在沒有原稿可供參考之下，在一、二年內接連完稿，其毅力及記性之強，對一位70歲老人而言世所罕見。

第四冊，始自隋代，終於唐末，共分三編21章，第一編為唐朝政治經濟之綜括論述，第二編唐代政治經濟的觀察，第三編唐代諸經濟問題之個別探討。全書係作者本諸民生史觀之基本立場，對隋唐兩代財經問題作橫的、縱的觀察與分析，作者之堅定執著於孫中山之民生史觀，始終如一，一以貫之。

10. 結論

《中國經濟史》原來計劃出版五冊，在大陸時除已出之一、二冊外，已完成之稿件已寫至宋明，據馬先生於1976年3月6日給筆者函中表示

「….惜在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之後，余於北平老城中，隻身逃至天津，轉英輪至南京，生命已難帶出，而況稿子？抗戰勝利後，余本擬赴北平尋找書稿，以忙於工作，未能如願。今者商務印書館亦曾催余將此書繼續完成，又以雜事，不能專心從事，稍俟將目下文債清理後，余必埋頭寫成全書也。倘能得先生之助，余當歡喜之不暇也。」

《中國經濟史》由台灣商務印書館在台總共出版了四冊，在馬乘風去世後，留下已完成的第五冊手稿，馬夫人多次與台灣商務印書館交涉，希望完成馬乘風畢生之心願。可能是銷路欠佳，商務竟然對印行第五冊意興闌珊。致使第五冊之出版事宜迄今仍未定案，誠可嘆也。

 

 

 

 

 

 

史丹褔大學講座教授歷史學家Ian Morris在2010年出版《Why the West Rules for Now》(台灣中文譯本名為《西方憑什麼：五萬年人類大歷史，破解中國落後之謎》)。作者不僅企圖回答「李約瑟難題」(即為何科學和工業革命沒始於中國？)，他建立衡量社會發展狀況的指標，根據考古和歷史記錄，比較過去一萬五千年的東方和西方社會發展指標，發現東方和西方社會曾經互有領先，而造成領先的主要原因是地理因素，而非文化、宗教、政治、基因和偉人等其他原因。

Morris教授採用的社會發展指標包括：能量的取用、城市的規模、資訊的傳達/處理、戰爭力等四方面。這樣的社會發展指標看來合理也頗全面。

十八世紀科學和工業革命發生的背景是十五世紀後期開始的地理大發現。地理大發現使歐洲人可以殖民美洲新大陸，並且不需要經過中東和阿拉伯地區就能到達東方，大大擴展了歐洲人的發展空間。歐洲人既獲得相當大殖民和商貿利益，又因為遠洋航海的需要和對世界的了解，例如確證地球是圓的，而萌芽了近代科學，並且發現科學有極大的實用價值，例如遠洋航海需要天文學和數學，而觀察天文發現力學的原理。由於歐洲和美洲之間的繁茂經貿墊高人力成本，加以近代科學的萌芽，於是發明出許多機械以取代人力，造成輝煌的工業革命。

早於西方的地理大發現，明朝的鄭和在1405到1433年間曾率船隊七次下西洋，最遠到達非洲東岸，鄭和的船隊和航海技術勝過地理大發現時的西歐，為何鄭和或中國後繼的航海家沒有發現美洲新大陸，進而產生科學和工業革命(近年有人認為鄭和曾航抵美洲，但沒有充分證據)？ 這有兩個原因，首先，西歐跨越大西洋到美洲，約五千公里，而中國跨越太平洋到美洲，距離幾乎加倍，西歐佔盡地理優勢。其次，中國一向是陸路國家，航海貿易視為次要，因此鄭和之後，航海事業即中斷，而歐洲臨地中海，一向重視航海貿易，又有強烈動機尋訪新航路，去探訪當時領先的東方世界(哥倫布至死都以為他所到之處是印度)。

根據Morris教授的理論和數據，過去世界的發展主要取決於地理因素，中國因為開發出富裕的江南和連通南北的大運河，曾經領先西方一千兩百年，西方則因為地理大發現，而在十八世紀啟動科學和工業革命，幾乎主宰全世界。地理因素造成環境的改變，人類天生會適應不同環境，就環境的需要，去解決所面對的問題，使社會不斷進步，而不是文化、宗教、政治、基因、偉人和創新能力等因素決定過去的歷史。

為何科學和工業革命沒始於中國？本文和前文《為何科學和工業革命沒始於中國〈一〉》共指出三個可能原因。每個原因看來都有影響，哪個原因最關鍵？這是不太可能有解的。社會科學不像化學，一個化合物的成分比例可以精確檢測出來，社會結果的成因比重則是無法精確檢測的。

 

學術界一般公認，中國社會原來領先西方，直到十六世紀西歐開始科學革命，十八世紀開始工業革命，科技發展一飛衝天，於是很快把中國遠拋在後。原來領先的中國為何沒有開始科學和工業革命，反而讓原來落後的歐洲搶到先機？這是社會科學界著名的「李約瑟難題」。不少人都曾鑽研這個問題，提出可能的解答。筆者述而不作，願把所學所知分享讀者。

科學和工業革命與現代的資本主義是同時發生的。科學和工業革命是迂迴的生產方式，比傳統的生產方式回收慢、投資大，必須有較大而穩定的資金才可能成功，因此促成了現代的資本主義和金融體系。或者說，科學和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是互為因果的。

科學和工業革命發生於歐洲而非中國的一個原因在於歐洲與中國的政治制度不同。歐洲是封建諸侯體制，貴族一般都長期擁有自己的莊園、佃農等，並且習於經營商業貿易。換言之，歐洲貴族一般都擁有較大而穩定的資金，在科學和工業革命初起時，能夠大力投入科學和工商業的發展。

對比於歐洲，中國很早就實行中央集權、官僚治國，官僚不像貴族能世襲及經營商業，因此中國的官僚多不熟悉商業，更不像歐洲的貴族有較大而穩定的資金，能投入科學和工商業的發展。在中國，當科學和工業革命尚未顯示明顯效益時，只能倚靠民間的富人投入發展科學和工業，但是民間的富人數量有限又不穩定(所謂富不過三代)，他們推進科學和工業的力道當然比不上歐洲貴族。

科學和工業革命沒發生於中國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實行科舉選才與獨尊儒學。中國自漢朝「獨尊儒術」，儒家逐漸成為學術主流，而其他學問並非全無發展空間，但是到了隋、唐實行科舉選才，儒家幾乎成為唯一官學，而到了宋、明，原本相當開放的儒學更演變成頗壓抑人性的理學。中國的為學越來越狹窄，因此不可能發生科學和工業革命。對比於中國，歐洲長期受基督教信仰的束縛，其獨尊基督教神學就像中國獨尊儒學一樣。但是十四世紀開始的「文藝復興」和十六世紀開始的「宗教革命」讓歐洲逐漸脫離基督教的束縛，終於學術百花齊放，因而產生科學和工業革命。

歷史的演進發人深省，而制度的好壞時常是此一時、彼一時，不是永遠不變的。封建諸侯體制曾有助於歐洲發生科學和工業革命，但是卻是比中央集權、官僚治國落後的政治制度。環顧世界，所有現代化的國家都實行中央集權(即使是聯邦，中央有很大權力)、官僚治國，已經沒有現代化國家還實行封建諸侯體制了(貴族爵位都是虛銜)。以科舉選才擔任文官既公平又保證文官的水準，曾經是歷史上最好的制度，有助於中國社會領先西方，卻阻礙了中國發生科學和工業革命。儒家和基督教曾長期束縛中國和西方世界，但這不是儒家和基督教的錯，只要長保開放多元，儒家和基督教都是好東西。

石敬瑭是中國歷史上非常著名的「兒皇帝」，他尊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為父，並割讓燕雲十六州給契丹，使此後的幾百年中國在華北無險可守，長期受遼、金、蒙古等外族的侵凌。石敬瑭的漢奸形象太鮮明，一般歷史書裡幾乎不提他的其他作為，最近筆者讀姜狼所寫的《五代十國原來是這樣》，才知道石在內政上竟然算得上是一位明君。

成於北宋的《舊五代史》評石敬瑭：「晉祖潛躍之前沈毅而已。及其為君也，旰食宵衣，禮賢從諫，慕黃、老之教，樂清淨之風，以絁為衣，以麻為履，故能保其社稷，高朗令終。….以茲睿德，惠彼蒸民，雖未足以方駕前王，亦可謂仁慈恭儉之主也。」旰食宵衣是天不亮就穿起衣來，時間晚了才吃飯，形容為處理國事而辛勤地工作。高朗令終是高超美善，有好的結果。方駕是兩車並行，引伸為比肩、媲美的意思。以上的評價是很不錯的，好於多數的歷代皇帝。

石敬瑭的後晉面對的是唐朝末年以來的天下大亂、軍閥割據，當時國家非常殘破，很多青壯人力隱藏山谷，集結成為盜匪。石敬瑭的解決辦法是，曉諭盜匪在限期內回鄉恢復正常舊業，就不追究過去罪責，「如两月內不歸業者，復罪如初」。這樣很快解決了盜匪問題，也大幅度地恢復了農業生產。

石敬瑭執政七年，其經濟路線很類似西漢初年的黃、老無為之治，「提倡與民休息，不搞經濟刺激，核心的內在精神，其實就三個字－不折騰。」而不折騰的具體呈現是減輕稅負。唐末以來，軍閥長期混戰，作戰最需要錢，人民的稅負當然節節升高。石能夠減輕稅負，因為他在位期間少有戰爭，而且他相當簡樸，「以絁為衣，以麻為履」。

另一個石敬瑭的重要功績是他遷都汴梁(即開封)，此後直到北宋，汴梁一直是中原政權的國都。唐末之後，中國南方崛起，越來越富庶，使中原地區越來越仰賴貫通南北的漕運系統。而汴梁比唐朝的東都洛陽更接近漕運，更適合成為全國的中心。

石敬瑭死後，繼位者石重貴不願再做契丹的「兒皇帝」，不久被契丹所滅。石重貴與耶律德光爭戰三年，並不是無還手之力，甚至還打過幾次重要勝仗，顯示石敬瑭確實治國有成，中原的國力和軍力都有提升(對比當年石敬瑭引來契丹，幾個月就滅了後唐政權)。石重貴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很多官員、將領在重要關頭投降契丹。石敬瑭認耶律德光為主子，後晉的官員、將領自然樂於結交主子的主子，石重貴要對抗契丹，卻幾乎無法辨識哪些官員、將領忠於自己，哪些官員、將領忠於耶律德光，焉能不失敗？

頭號大漢奸石敬瑭竟然算得上是好皇帝，政治真有多面向啊！自己當漢奸，就無法避免自己的部屬當漢奸，不忠於自己，是給漢奸的報應吧！

小叫獸沒要說什麼啦！只是看到了一些歷史故事，感慨係之，與大家分享。下面為了方便，有些語句直接引用維基：
https://zh.wikipedia.org/…/%E6%B3%BE%E5%8E%9F%E5%85%B5%E5%8…

話說大唐德宗即位後，決心削除藩鎮割據。當時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死，其子李惟岳要求繼承他老子的節度使職位。德宗皇帝不答應，有點像是康熙皇帝要削三藩一樣。李惟岳於是聯合魏博、淄青、山南東道，四個節度使一同舉兵，是為四鎮之亂。

最初嘛！效忠朝廷的軍隊處於上風，四鎮節度使敗的敗，死的死，降的降。只餘魏博節度使還有實力。於是嘛！德宗皇帝勝券在握，可威風了，英明神武呀！對參與平亂的武將與節度使等，開始第一次小氣，不肯滿足其賞賜要求。於是這般人就轉而與叛軍結盟，還救援叛軍，反而圍困襄城。

德宗皇帝於是詔令涇原節度使等各道兵馬援救襄城。這個時候，德宗皇帝還不醒悟，又吝嗇了一次。十月，涇原兵五千抵長安。當時天寒地凍，士兵又累又餓，希望能得到朝廷的優厚賞賜，結果一無所得。

士兵到了滻水，德宗下詔京兆尹犒賞軍隊，結果只有粗飯且腐臭，士兵更是不滿，鼓譟譁變。我們聽聽那些士兵憤怒什麼？吶喊些什麼？

「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
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

於是叛軍擊鼓吶喊，進攻長安。德宗慌了，急令每人賞賜布帛二匹。叛軍益怒，箭殺中使，擁立前涇原節度使朱泚（朱滔兄）為帥，攻入長安。大肆掠奪皇宮府庫金銀。

德宗皇帝帶著皇室貴族，狼狽逃到奉天，身旁只有數名宦官護駕。在奉天又被圍困月餘，史稱奉天之難。

自此，唐朝皇室為諸鎮所輕。皇帝只有更加倚賴宦官，把宮廷神策軍都交給宦官，導致唐朝從此一蹶不振，內有宦官專權挾持皇帝，外有諸節度使各自擁兵。

有些人是要賣命的。你要小氣，就不要癡心妄想，以為假哭幾滴眼淚，說些漂亮話，到時候大家會賣命。譬如一週前（2018/4/28）打火兄弟死了五位。總統、內政部長等發表慰問，依例假哭之外，說要奉祀忠烈祠。然後不顧公務人員自提儲金遠高於勞保之類的議題，繼續要砍軍公教退休金，卻有八千億去蓋捷運，幫建商炒地皮。

不過話又說回來，國家垮了，政客也不在乎。政客更在乎他的小圈子裡，那些狂妄的思考。

 

我在美國的范德堡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讀的研究所。那是一所位於田納西州首府納希維爾的私立大學，這所大學在台灣的知名度不高，但是是一所不錯的學校。

范德堡是美國北方的一個大富豪，靠鐵路和航運發財。他在南北戰爭後捐了一百萬美元，在南方設立了這所大學，為的是弭平因為南北戰爭所造成的裂痕。

對於南北戰爭大家刻板的印象是林肯為了解放黑奴而向不肯配合的南方各州宣戰。從今天的道德價值判斷，北方毫無疑問地是仁義之師。但是還原當年的場景，並不是這麼簡單。黑奴是南方農業的重要生產工具，價格也很昂貴。我的一個南方同學告訴我，黑奴販子都是北方洋基佬。言外之意，就像是一個落後國家，花大錢向先進國家買了一座燃煤發電廠，但過了不久，先進國家高舉道德的大旗，宣稱燃煤會造成溫室效應，要求廢除燃煤發電廠。落後國家會甘之如飴地配合嗎？

擁奴和廢奴在當時的美國是個分岐很大的議題，最終的決定權由各州自定。後來明白主張廢奴的林肯在1860年的總統選舉獲勝，但是沒有一個南方擁奴的州支持他。南北的反差之大，就像是兩個不同的國家。所以林肯當選後，南方各州就打算脫離聯邦，另組國家。南北戰爭於是爆發。值得一提的是，林肯在就職演說中還向南方喊話，說他不會干涉南方各州的畜奴政策。所以南北戰爭的本質是為了維持統一，而不是解放黑奴。

美利堅原本是一個合眾國，由各州自願組成。對於南方各州來說，大家好聚好散。但是北方挾其工業與軍事上的優勢，發動了一場無比殘酷的統一戰爭。對於最終戰敗的南方，戰爭的傷痕是無法輕易弭平的。一直到百年後，還有人譜出了一首歌“The Night They Drove Old Dixie Down”來描述當年一個南方受戰火波及的百姓心聲。（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視頻下的留言 ，體會南方人的感受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_eK9ERNChI）

當我在美國讀書時，聽說美國南方的“陽光帶”（Sun Belt）的經濟正快速發展。我很好奇，為什麼這麼大一片的土地，有著最怡人的氣候，到現在才快速發展？而到今天，美國最貧窮的幾個州像是密西西比和阿拉巴馬州都還集中在南方？後來我看到一篇文章，才了解背後的原因。文章指出，歧視必定帶來反歧視。南方人對北佬（Yankee）的敵意扼止了北方工業家到南方投資建設的意願。

我不禁聯想到統一後台灣和大陸會是什麼樣的關係？美國北方的資本家不願意到不受歡迎的南方發展的心態可以理解。類似的情況在香港也上演過。有一陣子，香港是大陸人最愛造訪的地方之一。但是有些存有地域觀念的人對大陸訪客並不友善，甚至用「蝗蟲」這樣的字眼稱呼大陸游客。在「占中」活動中，這些人仇中的心態更是赤裸裸地表露出來。一些議員甚至以「支那」稱呼中國。因此大陸的人民對香港的整體印象也日趨負面。訪港的人數頓時銳減，對香港的經濟產生了不小的衝擊。

台灣的民情和香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香港曾被英國殖民，台灣曾被日本殖民。兩地都有一群地域主義者以這段歷史否定自己是中國人，並且用仇恨的言語做為分裂族群的工具。一些台灣人用「426」、「支那賤畜」稱呼大陸人。他們聽在耳中，心中不可能不有一番滋味。

大陸崛起是必然的事實。兩岸統一也是必然的事實。對於台灣的未來，我的預測很悲觀。台灣在中國未來的發展進程中，只能是一個邊緣的旁觀者，一如歷史上美國的南方。

發表日期：2018.3.28

關鍵詞：政治　時評　二二八

 

五、光復前後台灣的貨幣與經濟狀況

台灣光復之初，曾一度發生米糧危機，國民政府於1946年5月發行的舊台幣也隨之大幅貶值，造成社會恐慌，對貧苦人家的生計有如雪上加霜。之後台獨學者誣指當時台灣的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是受大陸金圓劵貶值的波及以及吏治敗壞所致。這種「由於受中國拖累，才引發經濟災難，使得台灣民眾受苦受難」所引起的普遍不滿，逼使台灣民眾起而反抗，經台北的「二二八事件」一點火，就引爆全台民變，這就是他們所謂的「官逼民反」。

然而台幣貶值引發的經濟災難，真的是受中國大陸通貨膨脹的拖累，或是因國民政府施政錯誤造成的惡果嗎？

二戰後，因戰爭造成社會與經濟系統的廣泛破壞，大多數國家都陷入嚴重的通貨膨脹和糧食危機。不僅英、法……等歐洲強國經濟一片慘澹，東歐國家貨幣貶值的幅度，更高達數萬倍至數十萬倍之鉅。台灣本即為稻米盛產地區，物價雖受通膨波及，所幸並未出現因此餓死人的記錄，較之前述國家算相對穩定的；同一時期的中國內地，因無糧果腹而餓死的人，所在多有。再看當時的台灣社會，雖然免不了因貨幣貶值，導致物價波動劇烈，而有短暫的糧食危機，但究其成因，恰與台獨集團所誣指、宣傳的相反！

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1937年的蘆溝橋事變，日本發動戰爭，全面侵略中國。這場侵華戰爭，不止耗盡了日本本國的財富，更搾乾殖民地台灣的一切資源。台民辛苦種植的米糧，遭日本強制收繳，自己只能吃蕃薯籤度日；此外戰爭期間，日本殖政府還強迫台民購買天文數字的國庫債券，台灣銀行資產被淘空。因此，日本人在台灣所發行的貨幣「台灣銀行券」，在戰爭結束之前早已嚴重貶值。

戰敗的日本，其殖民政府在撤離台灣之前，一面大肆印行台灣銀行券，一面解除戰爭期間採取的米糧管制措施。日殖政府濫印台灣銀行券，雖未必出於有深層計畫的惡意，只是為了解決給公職人員發放薪資與退休金，方便其返鄉等問題；況且日本既已戰敗，必須歸還殖民地，沒必要再實施米糧管制了。因此在日本離台前後，公權力幾乎是真空狀態，「貨幣浮濫」與「解除米糧管制」這兩項措施的後續效應，使得台灣出現通貨膨脹、米糧危機，社會秩序也益形惡化。

因此，我們可以確定——上述兩種台灣光復初期出現的通貨膨脹和米糧危機現象，根本不是台獨集團含血噴人所指控的「陳儀政府貪府」，或是「受大陸金融危機波及」！日本政府因戰爭需求竭澤而漁，淘空殖民地的台灣銀行，大量發行貨幣，並開放米糧管制措施，才是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經濟與社會失序的真正元兇！

1945年，二戰暨抗日戰爭勝利，國民政府於8月15日代表盟軍在中國戰區接受日本無條件投降，台灣重回祖國懷抱。同年10月，國民政府派員接收台灣。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禁止大陸的金融貨幣系統進入台灣，阻絕了台灣遭大陸經濟問題波及的可能性。1946年5月，國府發行舊台幣，為了不使台灣人吃虧，便以「一比一」兌換台銀券。然而，戰後的全球局勢，經濟殘破，百廢待興，國府因缺乏足夠的強勢貨幣（如美金）做支撐（註一），台銀券與舊台幣仍持續貶值。最後，舊台幣竟然貶值到24萬元兌換一美金的慘況。

在此前景黯淡的處境之下，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與國民政府聯手推出貨幣改革方案，國府特從中央銀行提撥了80萬兩黃金，做為新台幣發行的信用保證，使得新台幣幣值從一開始就十分穩定。 1949年6月，「新台幣」誕生了。當時，舊台幣兌換新台幣為4萬比一，是依據舊台幣對美元、新台幣對美元，這樣的三角兌換關係計算而來的。絕非台獨份子惡意潑糞所說的「欺負台灣人」、「吃台灣人夠夠」。

1949年年底，國府撤退來台徐圖中興，帶來更大量的黃金與各業菁英人才。

200萬來自大陸各省、與各行各業的軍民同胞，急速遷來台灣，在人口激增下，貨幣需求量也陡增。然而，有鑑於大陸淪陷前金圓券崩潰的慘痛教訓，國府對「新台幣」的發行印量極其謹慎；不但先成立「貨幣發行委員會」統籌規劃，甚且規定「每次發行新台幣，不得超過兩億」，而貨幣發行之前，須經貨幣委員會審議通過。決議定案之後，還要登報公告周知，以昭公信；同時，中央銀行也必須提撥等值的黃金放入專庫，做為發行貨幣的信用保證。

因此，「新台幣」的發行從誕生迄今，是世界上信用最佳、最穩定的貨幣之一。如今，凡我中華民國國民仍受惠「新台幣」的發行甚深！了解了這段歷史和國府決策過程，對於台獨人士惡意扭曲真相、含血噴人、擾亂國家社會的相關行徑，豈能不痛心疾首、悲憤莫名呢?!

從這裡，我們也可以一窺國府接收台灣之初，夾在二戰後全球經濟殘破與大陸本土的內戰當中，仍一意維護台灣的民生，是多麼不容易！在這個過程中，卻發生了「二二八」的憾事，如果一味聽信台獨所捏造的謊言、謠言，而不釐清事實的話，就無法從歷史中得到教訓，轉化為正面效應。還違背正義，撕裂族群，讓紛亂持續糾纏不去，永無寧日！

其次，我們也不能忽略「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後，美國在這當中所扮演的角色。打從1853年美國人用船堅砲利打開日本大門的那一天開始，他們就從未放棄控制臺灣的野心（註二）。因此，在台灣光復前後，美國人在國際間就扮演見縫插針的角色。例如後來著有《被出賣的台灣》一書的美國在臺人員Geogre Kerr(柯喬治/葛超智)等人，便是關鍵人物。詳細情形，因篇幅所限，本文暫不深談。

 

六、「二二八事件」的省思

「二二八事件」帶給我們很多省思。除了當時特殊時空環境，釀出了這個不幸之外，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與台灣從未間斷的野心，直到今天都值得我們警惕與思考，兩岸之間還要繼續讓帝國主義見縫插針、敲骨吸髓，做次殖民地而永無翻身之日嗎？

再來，重點要放在「二二八」期間冤案的探討。

民變擴及全台後，暴民攻擊對象不僅是一般外省人了，他們打砸燒毀機關、學校，並強佔各地要塞與軍火庫；其次，本地皇民化之仕紳菁英因民族認同為日本而非中國，眼見亂事擴大，非但未扮演應有的協調角色，反藉機要脅，企圖推翻國府統治。再加上台共謝雪紅在台中叛亂，欲赤化台灣，「民變」與「內戰」便攪和在一起，部隊上岸後，「平亂」與「清鄉剿共」也無法截然劃分了。

至此，國民政府對整個二二八事件，懲治對象除了殺人放火的暴徒之外，又包含了：

1.趁機要脅政府（甚至暗殺要員），不斷加碼喊價的皇民化台籍菁英；

2.含內地與台籍同胞在內，欲顛覆國民政府的共黨份子。

以上均指有確切證據者而言。然而，事態既已擴大，亂局中不免波及無辜；而上岸平亂的國軍，對台灣本地所知有限，要捉拿「暴民領袖」與「共黨份子」，便須倚賴情治人員及當地人密報，這就更進一步產生了冤枉錯殺的情形（註三）！

因此，「冤枉錯殺」可以說是處理二二八事件中，最極端、最不幸的狀況了！就以張七郎父子三人遭槍決慘案為例，來思考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二二八」這個歷史事件。

前面提到，張七郎先生是一位台籍知識菁英與民族主義者。基於民族的深重感情，他對國府的支持是無庸置疑的。二二八爆發時，張七郎貴為花蓮縣議會議長，其社會地位不可謂不高。晚近，學者依據相關資料指出「張七郎慘案係因政敵誣陷所致」。由於張七郎議長在議會剛正不阿，阻擋了不當利益，再加上民間聲望高，後勢看好因而招忌。父子倆就遭有心人羅織了「組織暗殺團」、「背叛國民黨與國民政府」、「與共黨有關，煽惑高山族暴亂」……等罪名，經國防部保密局台灣站站長林頂立送交情報，交由抵台鎮壓的廿一師獨立團第五連連長董志成執行秘密處決。

張七郎父子罹難後，張家家道中落，幸賴兩代孤寡堅苦卓絕、奮鬥不懈，終於苦盡甘來，打出一片天。然而，深重的冤屈，也讓張氏家族與國民政府自此結下不共戴天之仇。張七郎遺孀張詹金枝女士曾說：「張家子孫一定要想辦法出國，縱使做奴才、乞丐，也不要留在台灣當紳士，給國民黨軍隊殺……」

張七郎事件可算是千古奇冤，受難家屬有這樣的創傷與情結，乃屬人之常情。但不可否認，張七郎之冤，是以下狀況的總和——「時任花蓮縣議會議長的張七郎，與擔任鳳林初中校長的三兒張果仁，都因職務因素，阻擋他人不當利益，遭到嫉恨與報復」；加上「上岸國軍未查明真相，草率處置」。二者相加，鑄成了彌天大錯與遺憾！

1947年4月，張氏父子罹難時的台灣局勢，因之前發生了共黨叛亂，軍隊除了「平亂」外，又加入了「清鄉」剿共的行動；其次，張七郎的冤案，並非普遍狀況，而是極端之例。倘若將這樣極端冤案，無限推演為「中國軍隊專門屠殺百姓」、「中國政府殘暴不仁」，「到海外作乞丐也比留在台灣被國民黨殺好」…，顯然違反事實。這種邏輯如果能夠成立，對於二二八事變期間殺害許多外省人的暴民，是否也可以擴大解釋為「台灣人民都是兇暴殘酷」，進而得出「應予全數消滅」的結論？顯然不能！

然而很不幸地，台獨集團在「二二八」論述時，就是經常使用這種無限上綱的邏輯。無辜冤死的外省人，湮沒在荒煙蔓草中，不僅屍骨無存、無人紀念，更遑論親族可獲得任何賠償與道歉！但他們遭受的冤屈，與張七郎父子並沒有本質上差別，都是無辜喪命啊！

對張七郎家屬而言，因刻骨銘心的悲痛而有那樣的反應，不難理解，也很令人同情。但後世研究「二二八」的學者與文人，若刻意從這個角度來談問題，就令人質疑其居心叵測了！

其次，大家都知道戰爭的代價很大，而政權更迭所引發的社會失序與混亂，其實風險也不小。台灣從二戰導致的殘破，到光復後國府接受台灣，不但百廢待興，社會各個層面也出現前所未有的混亂。在這當中，發生了「二二八」這件蔓延全省的不幸事件。此事也給了我們一個省思：在兩岸問題上，積極有為的和平談判與兵臨城下的武統，哪一種選項造成的社會衝擊較小呢？

面對「整天叫囂台獨，揚言不惜一戰」與「動不動喊著要中共武統台灣」的兩種極端勢力，各位良知之士與務實之輩們，我們該如何抉擇？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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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二戰後，希臘通貨膨脹數萬倍，共產勢力蔓延希臘。為防止希臘遭到赤化，波及歐洲其他國家，美國派去專家營救希臘經濟，並緊急借貸三億美金給希臘，遂穩定了希臘貨幣。民國35～36年間，國府尚未發行金元券之前，央銀總裁張公權（嘉璈）先生，即建議國民政府領導人蔣介石，向美國借貸10億美元，專門做為穩定法幣發行之儲備貨幣。但當時因史迪威事件，中美關係惡化，未能獲得美方貸款。國府破於無奈，1948年發行金圓券最後雪崩，直接導致大陸江山易手！

註　二：請參考旅居維也納的國際政治評論專欄作家俞力工之《「一中」是個老問題、大問題 　各表則是可以輕易解決的小問題》一文

註　三：台籍作家吳濁流在遺作《台灣連翹》一書中，就揭露了背後隱藏的一段「台祕辛」。當時一些戰後從中國大陸歸來的台灣人（被稱為「半山」），不但沒有向台灣人告知中國的實際政治情況，反而為私利出賣本省人，向國民政府的情治單位，提供台籍菁英名單，藉此消滅對手，以求飛黃騰達。 

在《台灣連翹》 一書中，吳濁流直接點名了一些台灣政客，但由於這些人當時都還擔任政府要職，因此吳生前交待，等十年或二十年以後，方能將此書內容公佈，以免遭到報復。 

但當時還是有些「半山」極力營救台籍菁英。例如丘念台（丘逢甲之子） 積極向政府諫言，釋放政治思想犯。並透過公論報批評時政，倡導自由民主，當時雖受到迫害，卻始終不屈。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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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拙作〈「二二八事件」因何而起？謝雪紅為何趁亂起事？〉　2017.2.13

 

 

本系列其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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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然面對二二八　才是化解仇恨療傷止痛的正途（一）　2018.2.18
• 坦然面對二二八　才是化解仇恨療傷止痛的正途（二）　2018.2.19
• 坦然面對二二八　才是化解仇恨療傷止痛的正途（三）　2018.3.17

 

發表日期：2018.3.17

關鍵詞：政治　時評　二二八
 

三、「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代背景

光復後的台灣社會，確實存在一些問題，我們可從下列幾個面向來分析：

(一) 認同錯亂

抗日戰爭的勝利，固然讓全中國人歡欣鼓舞，但對台籍人士而言，除了深具漢文化認同與民族主義情懷的仕紳之外，其他台灣人的感受，就比較複雜了。

在接收初期，一般台灣人民對分離了50年的祖國之政權，或許因為陌生自然心存疑慮；而皇民、漢奸們呢，當然是以抗拒甚至敵視的態度來看待國民政府；至於那些為數不少、從小就被殖民政府灌輸「皇國」教育的台民同胞們，他們長大之後，甚至成為台籍日本兵，遠赴南洋為所效忠的天皇打仗。日本戰敗投降的消息傳來，對他們而言，宛如晴天霹靂。當「天皇御音」透過廣播宣布無條件投降時，這些台籍日本兵還如喪考妣般跪地痛哭。這種因殖民統治50年造成認同錯亂的一群人，是埋藏在「二二八民變」群眾中的地雷與炸彈，掀起暴亂、製造慘劇的首要份子。

(二) 社會階層架構的異常

日本殖民的50年間，台灣的中、小學及職技教育體系雖然普及，但其目的在提高勞動素質，予台籍人士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十分稀少。「台北帝大」是全台唯一一所大學，其中95%都是日本人，台人僅佔5%。此外，殖民政府禁止台人研讀政治、法律等科系，故台籍菁英所學，均以醫學、商業等領域的專業為主。

台灣地處大陸邊陲，清代的移民以底層社會勞苦群眾為骨幹，常民文化是主流。日據的50年間，台灣社會遭日本高壓統治，有意識地壓制台民精神文化，清洗漢文化的影響。因此之故，當時台灣的社會結構和「民心」，處於一種異常狀態——除了日本統治階層與皇民份子之外，絕大多數都是屈服於日人高壓統治的下層勞苦農工階層；在整個社會結構中，維繫中道價值與精神文明的知識份子與中產階級崩陷了。

(三) 「鱸鰻、狗鯊」與日本浪人

佔台灣人口多數的基層民眾，除了保留移民墾拓時期的草莽遺風之外，當中有一小部份人，又耳濡目染日本的浪人文化與習性，最終產生一撮結合中、日惡劣文化的壞份子。我童年時期，還經常從我母親口中聽到一個形容這類人士的生動名詞「鱸鰻、狗鯊」（註一）。

二戰戰敗之後，日本政府將一批原先在日本集中管束的約4000多位甲級流氓釋放，遣送回台。這些人與前述的「鱸鰻、狗鯊」、部分認同錯亂的台籍日本兵、滯台日本浪人，以及潛伏伺機而動的共產黨（註二），四者合流形成「二二八事件」禍亂全台暴民的主體結構。

倘若不是這幾類本具犯罪組織雛形的暴民趁亂起事，一樁偶發的民、警糾紛，何以能在極短的時間內，迅速佔領電台，向全省廣播鼓動暴亂，並率眾砸毀學校、醫院……等完全無辜的機關和人員？

(四) 日人長期教育台灣人民鄙視中國

在日本殖民者血腥高壓統治的50年當中，一方面塑造了台灣人民「畏懼嚴刑峻法」的屈從人格；另一方面，因日本人對中國人長期的詆毀與醜化，加上甫掙脫帝制桎梏、現代化較晚的國府公務員，其工作態度與效率，確實不如日本殖民統治官僚。

因此，兩相對照之下，遭洗腦的台灣人，面對光復後來台、不以威壓方式統治的內地公務員和警察，漸生藐視；許多皇民份子，更產生「復辟」之妄想。整體而言，他們認為中國人懦弱、怕死，不能打仗，故而相信，這場武力叛亂會成功的。

實際上，當時來台的國府公務員，是一批素質高、有理想性的菁英，對於受日本殖民50年的台灣同胞，滿是憐憫之情。而通過抗日戰爭血戰的淬煉，出生入死的國軍是不屈不撓、能戰敢戰的。這些都與日本殖民政府灌輸給台民的偏見和形象，有很大的差異。

以上，是光復初期台灣社會的真實狀況，也是國民政府要面對處理的種種難題。雙方存在的這些問題以及相互期待的落差，可說是「二二八事件」釀成毀滅性災難的溫床。

 

四、日產糾紛才是引爆全面性民變的關鍵因素

瞭解光復後台灣社會的現狀，大致可以體會二二八事件發生的背景因素。然而，如果沒有更大的內在動力，未必會發生這場大規模的不幸事件。因為影響人類行為的重大動力，除了價值信念之外，就是利益了。「二二八」固因查緝私煙過程執法不當，引發鬥毆騷亂，但要釀成延燒全台民變，龐大的日產利益糾紛與爭奪，才是重要的內在動力！

日本戰敗投降之後，台灣、澎湖歸還中華民國；所有北緯16度以北日本佔領區上的一切物資，盡由國民政府接收。因此，為了處理臺灣地區原屬日本政府或日本人的財產，國民政府成立了「日產接收委員會」。其處理原則如下：

1. 屬於日本政府的所有財產，一律規中華民國政府接收。

2. 屬於日本私人財產，一律公開標售。

公開標售之目的，第一是為了公平；第二在於「藉此收縮通貨，抵償物債以平抑物價，減輕一般人的負擔」（註三）。所謂的「日產標售」，是指被沒收的日產；對於原先台人財產中產權清楚者，並無影響。而標售的日產當中，凡公務員居住的房屋，由公署收買後，仍租與原住職員居住；多餘的，再移交市府出售或出租。

依據日產接收管理委員會的實施細則規定「原住戶可以優先購買日產，並享有百分之二十的優惠」，也就是說，得以用八折價格優先承購日人留下來的房產。倘若「原住戶無力購買必須遷出者，則可申請修繕補償」。由此看來，整個日產標售相關法令，可謂十足通情達理，並兼顧弱勢人民的處境。那麼，為什麼還會產生糾紛呢？

我們都知道，日本天皇向同盟國宣布無條件投降，是在1945年8月15日。原屬戰敗國日本在臺灣的一針一線、一磚一瓦，投降日之後都歸中華民國所有，應移交國民政府接收。因此，陳儀規定「1945年8月15日之前的買賣合約有效，8月15日之後的買賣無效」。而就在日本投降直到同年10月國民政府正式接收台灣這段期間，有長達兩個月的空窗期。許多原屬日本人的私有財產，就在這兩個月的空窗期，遭各地皇民份子與地痞無賴迅速強佔。強佔之後，他們再偽造買賣契約，企圖申請過戶，當然未獲國民政府核准。

其實，就算1945年8月15之前的買賣契約，很多也是偽造的。因為戰爭末期，盟軍轟炸四起，房屋毀在旦夕，此時逃命都來不及，誰還會進行房地產買賣？但無論如何，政府僅針對8月15日之後的契約不予核准。這些強佔日產並偽造文書的漢奸、無賴，遂與國民政府百般糾纏。直到「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前，這種抵制與抗拒仍持續進行中。

二二八民變的導火線，固然是因為大稻埕地區寡婦林江邁販賣私菸被沒收，雙方復因言語不通產生爭執和誤解，拉扯之中，員警傅學通以槍托打傷了林江邁。旁觀者群情激憤，在眾人鼓譟之下開始圍毆傅員，最後發展成暴亂。在這個過程當中，有幾個現象實在耐人尋味——

1.旁觀者何以能迅速聚集？在一陣鼓譟之後，暴民不僅開始動手圍毆、追打員警，尚且沿路盤查、打殺無辜的外省人，甚至強姦凌辱外省婦女同胞。他們更占領新公園，也就是今天所謂的「二二八公園」，攻下廣播電臺之後，開始對全台進行廣播「放送」，鼓動全省大規模暴亂。

2.暴民具有組織與動員能力，不但快速攻下各地警局與軍事要塞，還攻擊學校、醫院、臺電……等機構。如果說僅是仇恨外省人的話，很多學校根本連一個外省人也沒有，仍難逃遭暴民打砸、燒殺。何況，在暴民瘋狂砍殺外省人的過程中，就連嬰幼童都不放過。當時很多倖免於難的外省人，都是受到一般見義勇為的臺灣人之營救庇護。如果真的是「官逼民反」所造成，或是國府外省人真的未善待臺灣人，何以暴民之外的多數台灣人，在緊急危難關頭，多願意冒險伸出援手保護外省人？

因此，暴民集團根本就不能代表整個台灣人！

依據可靠的資料顯示：暴民成員當中，除了滯臺的日本浪人之外，還有國族認同錯亂的臺籍日本兵，以及原本就存在社會底層，遊手好閒或失業遊民等「鱸鰻、狗鯊」；再來，就是那些強佔日產的漢奸與無賴群體了。就是這群唯恐天下不亂的人，迅速聚集作亂，才形成遍及全省的民變。

二二八事件之後，國民政府的威信和顏面盡失。又因戰後臺灣社會受創過鉅，政府對於日產過戶的審查，更難堅持原先的合情合理原則，便「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隨意放水了。

經過了70多年，當年強佔日產的漢奸、無賴，無人追究；如今，國民政府反成了遭人誣賴的對象，遭有心人說成是「『接收大員』手腳不乾淨，強佔臺灣人的財產」！

事實上，二二八事變當時，根本沒有「接收大員」這款人物。整個「日產接收委員會」的事務官，固然是國民政府所派，但掌握實際權力的委員，都是臺籍仕紳與政要，若真有甚麼假公濟私的行為，也輪不到沒有實權的事務官吧？做賊的喊捉賊，以致最後捉賊的事務官和國民政府遭誣賴為賊，應該是整個日產糾紛與二二八事件當中，最令人氣結的事了！

看了這些事實，大家會覺得吃驚嗎？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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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在商業發達、經濟貿易活動熱絡、人口密集的城鎮社區環境當中，有從事正當且利潤豐厚行業的人家，有靠專業技藝和技術謀生的人家，有靠勞力吃人頭路、賺辛苦錢的本分人家，也有以賭場、妓女戶、嗎啡館……等不良行當營生的人家。在這塊資源豐沛的沃土上，當然也會有游手好閒、不務正業或無業遊民之輩藏身、寄生其間，伺機伏擊身邊過往者，或偷盜、勒索、打劫財物，或尋覓幸運的翻身機會，或純粹窮極無聊找刺激……等等。自然形成一個黑白混合、龍蛇雜處的複雜生態系統。

在我母親的娘家台北大龍峒社區，鄰里親族口中的「鱸鰻狗鯊」一語，就是專指寄生、藏身台北城鎮社區的那些不務正業、遊手好閒又心術不正者。這類人的習性與喜歡藏身的環境，簡直和「鱸鰻狗鯊」相同。

鱸鰻、狗鯊的習性和棲息地生態環境——

鱸鰻是一種生命力強大的動物，什麼環境都可以活得下去。鰻苗來自深海，一邊沿溪流上溯，一邊尋找砂泥河床深潭棲地獵食與生長。牠們生性隱密，幼鰻白天經常全身躲藏在溪底泥沙中，只露出頭部呼吸。成長後，則喜歡躲藏於石堆、洞窟、深潭之中，定點伏擊獵食魚類、蝦、蟹；到了夜晚出遊覓食，神出鬼沒的習性給人許多想像空間。鱸鰻的皮膚亦有輔助呼吸的功能，能夠離開水面短暫活動。

狗鯊體型雖小，仍屬兇猛肉食性魚類。肉少味道又差，是一種低級的食用魚，故台灣有「貪俗買狗鯊」的諺語。主要棲息在沿海礁、沙混合，且海藻叢生的海床，行動緩慢。有隱居的習性，常藏身礁石灘和岩縫中，以底棲無脊椎動物及小魚為食。性情兇猛，靠嗅覺找食物，會欺侮魚伴。狗鯊的生命力十分頑強，脫水2-3個小時都不會死亡。

註　二：參見拙作　2017.2.13〈「二二八事件」因何而起？謝雪紅為何趁亂起事？〉一文

註　三：陳儀於民國36年2月24日上午八時，在長官公署警備總司令部「國父紀念週會」中的講話。

 

 

本系列其他文章：

• 坦然面對二二八　才是化解仇恨療傷止痛的正途（一）　2018.2.18
• 坦然面對二二八　才是化解仇恨療傷止痛的正途（二）　2018.2.19
• 坦然面對二二八　才是化解仇恨療傷止痛的正途（四）　2018.3.28

發表日期：2018.2.19

關鍵詞：政治　時評　二二八

▲　因取締私煙引發衝突，從日本遣返之甲級流氓借端煽動暴亂，包圍臺灣省專賣局臺北分局，並焚毀其儲存物資。

二、 國府何以諱言二二八？

有關「二二八事件」，我有一連串問號埋藏內心多年——如果國民政府在「二二八事件」的處置上，並不像台獨集團抹黑的那樣不堪的話，何以它在我成長的過程當中，始終是一個禁忌話題？直到民進黨崛起的這30年間，「二二八」才逐漸掀開神秘而敏感的面紗，討論、質疑的音量漸次增大。如果國民黨沒幹甚麼見不得人的事的話，何以要遮遮掩掩、諱莫如深？

我曾將這個疑問，就教於專門研究「二二八」議題的民間史家武之璋老師。武老師指出「國府從未刻意隱瞞相關細節，所有史料都放在國史館中，供人查閱與研究」。不過他也說：「政府之所以不願多談，實因這是一起撕裂族群的不幸事件，有其敏感性。為了社會和諧，所以避諱主動談起。」

「事涉敏感」這個理由或許可算原因之一，但是經過有心人多年的炒作下來，早把國府治臺的形象徹底扭曲破壞，這個論點很難再說服一般人。因此，在爬梳「二二八」事發因素和過程時，我仍不斷思考這個問題，並歸納出另外幾點——

(一) 國府對「有為數不少的臺民同胞認同曾殖民統治台灣、侵略中國的日本」此一現象，感到顏面無光

對所有內地的中國人而言，抗日勝利是一件普天同慶的頭等大事，除了漢奸之外，沒有人會不開心。但對於受日本半世紀統治的台灣同胞來講，滋味比較複雜。

基層民眾苦於戰後現實生活物資的匱乏，處境艱難。「回歸祖國」到底好不好？很難說得清楚。「養家活口，解決溫飽的生存問題。」才是他們首要的考慮。只要國民政府能讓他們填飽肚子，把他們當人看，不像日本警察那樣暴虐無道，多數人也樂於接受「臺灣光復」。例如我伯公與外公們，就屬於這一類民眾；對於懷抱漢民族認同的臺籍仕紳，當然欣見台灣重回祖國懷抱；可是，那些受日本教育影響較深的皇民家庭、既得利益者，以及台籍日本兵而言，感受就完全不是那回事了。

那麼，相較於內地的萬眾歡騰迎光復的情景，臺灣社會竟然存在那麼一群為數還不在少的「前朝舊貴」，因為「光復」而陷入失落，既失落了過去，也失落於茫然的未來。一個發生在台北大稻埕因查緝私菸販賣而起的警民衝突偶發事件，經過「一群失落的圍觀者」之鼓譟和奔相走告，彷彿將這群人內心失落的幽靈召喚出來，他們渲染不安，抗拒「光復」，想走回過去，擁抱「前朝」和說日語的「同胞」。他們失去了「中日戰爭」的主戰場，卻在大稻埕製造、參與了這場民變，唱著不成曲調的片尾曲。這對浴血抗日終獲勝利，並光復了臺灣的國民政府而言，實感顏面無光，將之視為禁忌，不願主動提起，也是人之常情。

(二) 民變與內戰相混，更是有理說不清

爆發二二八事件時，臺灣地區最高領導是「行政長官公署」的長官陳儀。陳儀原有左傾思想，素來極其同情勞工大眾；又基於對台灣人民被日殖民50年的同情，以致誤判情勢，非但遲遲不動用武力平亂，還釋放了許多打、砸、燒、搶的現行犯，並准許百姓組織處理委員會，做為合法談判代表，由各級民代擔任處委會的當然代表。

▲ 　臺灣地區行政長官公署最高領導長官陳儀

陳儀這些善意懷柔之舉，當時卻遭長期處在日殖高壓統治下的臺民視為懦弱，同時也讓暴民誤以為「武力推翻政府」是會成功的。這些都是導致事態擴大蔓延的原因。到了「二二八」後期，陳儀眼看自己的善意換來亂局失控，最終也同亦必須出兵平亂、以軍法審判人犯了（註一）。

陳儀是二二八事變中的關鍵性人物。他的從政經歷中，即有著剛強獨斷的作風，也有任俠尚義的性情，是個毀譽參半的人物。這樣一位對臺民抱持同情與寬容的長官陳儀，最後的下場是在內地遭到槍決。他被槍決的因素，與「二二八」完全無關，而是在那個動盪的時代，因選擇投共，遭到舉發而遭制裁。

國共內戰中，陳儀因投共被槍決了。使得二二八事件，變得更加的有理說不清。為什麼呢？二戰結束後，中國大陸這場鋪天蓋地、死傷遍野的「內戰」，究竟因何而起，當時應該沒有幾個臺灣人搞得清楚。對絕大多數的臺灣人來講，如果陳儀是好的「長官」，他為什麼被槍斃？若槍斃陳儀是正確之舉，那就表示陳儀不好！

如此一來，70多年歲月當中，台獨集團對國府當時的處置所進行各種扭曲與醜化，便很難解釋與澄清了。「陳儀被槍斃」這件事，也是謊言可以無限膨脹的重要基礎之一。

事變中，臺共謝雪紅在台中趁亂起事，同樣也使得「台灣民變」與「國共內戰」攪和在一起；「平亂」與「清鄉」性質混淆，同樣也造成國府有理說不清的窘境。因此，大陸發生的國共內戰，可說是二二八事件難以言明的關鍵因素。

▲ 　站在毛身後左一的即為台共謝雪紅

(三) 冤枉與錯殺

既然事態擴大了，處理起來不但棘手，也更容易產生冤枉與錯殺。以醫師出身的國大代表、花蓮縣議會議長張七郎先生為例，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漢民族主義者。臺灣光復後，更寫信要求三個在偽滿州國行醫的兒子回台，一同參與國民政府、建設台灣。這樣一位民族情感濃厚的台籍客家仕紳，竟也在二二八事件中，與兩個兒子一起遭到槍決！有學者指出，張七郎係因被人挾怨誣陷而遭害。然而，那些陷害他的，就包含了臺籍人士 （註二）。

▲　花蓮縣議會議長張七郎（右一）一家

二二八事變時，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僅一年半，地方根基薄弱。混亂當中，不論是「平亂」還是「清鄉」，都得仰賴當地人密報。這時，臺籍的富貴菁英自然易因遭忌而被藉機誣陷了。

此外，二二八事件過程中，倘若有人因受牽連入獄，其家產也可能被地方豪強所侵奪，導致家道中落。今天，這些被奪家產者的後代，不會去追究誰誣陷了他的先人、誰強佔他的祖產？而是將這些老帳，一股腦都算在國民政府頭上。但反過來講，這群人今天若享有富裕的生活，絕不會感激國府保衛台海、興辦各級教育、提供公費留學，或者實施各項建設，讓大家有安定的環境可以經商致富、升學、任教、行醫…，從事各種生涯發展。他們會認為，這都是他們聰明、努力挣來的。

總之，錯殺了不該殺的人，也是讓國府啞巴吃黃蓮的關鍵因素之一。

儘管如此，二二八事件中，撇開罪證確鑿者不說，像張七郎這樣真正無辜遭害的人數畢竟有限，許多人實際上是受到「波及」而非「冤枉」。例如吳念真在其電影「多桑」中，就提到她父親因二二八期間為死難者燒紙錢，被中藥行老闆解雇。如此一件事，就可以讓吳大導演將他父親好賭成性的浪蕩一生合理化，透過電影創造悲歌，彷彿一切都是國民黨害的…。這種哭調仔，幾十年間無限流行，成了二二八論述之主調。

然而，這種「只看到人家對不起自己的一面，對於自己所獲得的一切福祉，不但視為理所當然，還倒打一耙、反咬一口；被暴民殺害、沒沒無聞死於荒煙蔓草之中的受難外省人，彷彿從未存在」的現象，就是二二八集體症候群。他們甚至從來沒想過，如果事變的原因，真是為了反抗政府「殘暴統治」的話，為什麼暴民要去砸毀學校跟醫院？許多學校，甚至連一個外省同學都沒有啊（註三）！

接下來，就要剖析二二八發生的時代背景與內外因素了。

(未完待續)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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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參閱武之璋《二二八的真相與謊言》(2017)　頁21-23　台北市：風雲時代。

註　二：2009年，中研院研究員許雪姬依據相關檔案指出：花蓮縣長張文成挾怨密報，經國防部保密局台灣站站長林頂立送交情報，交由抵台鎮壓的廿一師獨立團第五連連長董至成執行秘密處決。其中，張文成是來自福建的官派縣長，而林頂立則是台籍人士。

註　三：參閱武之璋《二二八的真相與謊言》(2017)　頁4　台北市：風雲時代。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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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拙作《 多 桑 》　丁念慈　201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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