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領導者是不是一定必須是個好人？這是中國傳統儒家思想提倡「德治」的一個迷思。一個好的領導人跟我們一般社會所定義的「好人」其實往往不是一回事。

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殺了自己的親兄弟全家，還姦淫他們的夫人，逼迫父親把帝位讓給自己，但是他最後卻成為千古一帝，貞觀之治名震史冊，是帝王中的典範。明成祖朱棣同樣發動軍事叛變一路打到南京，使得自己的姪兒惠皇帝生死不明，滿朝文武被他殺掉了一大半，但他卻成就了大明王朝最輝煌的時期，當時明朝的政治與經濟力量幾乎佔了世界的一半。這兩個人絕對不是什麼「好人」，但卻成為中國歷史上屈指可數的輝煌帝王，文治武功超越後世，多數人民在他們的統治期間獲得了更好的生活，整個國家也拉到了一個新的層次。

很多皇帝做得一塌糊塗，可是檢討起來卻都不是「壞人」。明朝崇禎皇帝奮發向上，兩百多年的江山社稷最後卻毀在他手上。滿清道光皇帝節儉自持，結果內政外交一敗塗地，中國國際地位一落千丈。這兩個皇帝在私德上非常標準，都是「好人」，生活不鋪張浪費，天天都很想要做好事，基本上也不亂殺人，而結果可以說斷送了國家。

唐太宗李世民與明朝崇禎皇帝

或者可以說，古代中國大部分的帝王都不壞，殘暴好殺的不多，可是皇帝做得好的卻沒有幾個。歷史上是「好人」，也是「好皇帝」的，綜觀2000多年的歷史，大概也就是漢文帝、宋仁宗、明孝宗、清聖祖等寥寥可數的幾個而已。

很多藍色人，一聽到馬英九被批評，最喜歡幫他辯護的就是說，這個人不貪污、性情平和，所以是個「好人」。這就是上述迷思的典型，他是好人，或許在家裡也是個好兒子，結婚之後是個好老公、好爸爸，但是這又如何呢？中華民國幾乎斷送在他的手上，支持台獨的比例在他任上翻了三倍。他可以讓國軍為了一條狗拔掉幾個將軍，為了一個當一年兵胖了30公斤的人拔了參謀總長、國防部長，還廢除軍法。國會的多數優勢在他手上全部成為廢物，國家的法律被人踐踏蹂躪，他還是無動於衷，使中華民國名存實亡。最可怕的是，到今天他還嘻皮笑臉，不覺得自己有一點錯，請問這種「好人」對國家到底有什麼幫助？我們需要這種好人嗎？

這種「好人」實際上害人最多，因為掌握了權力卻全部不做對的事，只想到維持自己好人的形象，讓更多其他真正的好人活不下去，自私自利到沒有羞恥的地步。請問，要這種好人來當國家的領導人到底有什麼用？掌握了權力實際上是造就一場災難。這種好人是真正的禍國殃民，沒有任何一點點價值。

陳寅恪先生說，東方的古代文明到了宋代達到鼎盛。這不單單指的是物質文明，更大程度上是精神層次。

太祖趙匡胤創建北宋，相傳有三大遺訓：善待柴家子孫，不殺大臣及言事官，永不加農民稅賦。雖然太祖出身行伍，由這三樣遺訓就可以理解他對中國歷史的深刻洞察。善待柴家可以扭轉五代殺伐血腥的氣息，農民吃得飽就基本不會造反，尊敬與禮遇文臣，讓他們得到暢所欲言就可以使朝廷時時刻刻保持警醒。光是這三點就可以得知這位開國帝王的睿智，而他的子孫也大致上能夠奉行，很少例外。

南北宋相加起來共計300多年，沒有發生過一次全國性的農民叛變，柴家子孫直到最後時刻的厓山戰役都與趙家子孫一起奮戰殉國，除了一個岳飛之外，皇帝基本沒殺過大臣，即使賈似道這種誤國巨奸也只是被免職流放。300多年大致的和平安定使中國人口一舉突破1.2億，根據各種資料估算，光是半壁江山的南宋其GDP就佔了世界的45%左右。

這樣溫和愛民，並且在學術、經濟、教育、甚至和平處理邊疆關係等方面不遺餘力的朝代，並且實行世界最早的軍隊國家化政策與發行紙幣，到了近代卻被打上了積弱不振的黑暗印記。其實，北宋的貿易以及經濟優勢，基本上已經控制了契丹、西夏等國的財政，所以才能和平120年左右，南宋對女真的情況也類似。

近代中國的內憂外患，戰敗後簽訂不平等條約，使得宋朝不再得到肯定。反而古代被看得甚低，窮兵黷武的帝王，如漢武帝等，因此翻轉了歷史評價，變成民族英雄般地被歌頌。直到1930年代，才又有學者發現到宋代的偉大。在宋朝之後，蒙古人短暫統治全中國，實際上是文明的一次倒退，而趕走蒙古人的朱元璋才是真正的專制帝國，對士大夫血腥屠戮，滿清王朝有樣學樣，更之後的白色恐怖、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中國讀書人到今天也只能苟延殘喘罷了。宋代的開明在中國成了絕響。

克羅奇說：「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這由宋代地位百年來的消長，可以得到完美的詮釋。

黃花崗起義是中國同盟會辛亥年在廣州發起的一場起義，又稱「辛亥廣州起義」、「三二九廣州起義」、「黃花崗之役」。

民國前一年（宣統三年）3月29日，革命黨人黃興率領革命志士數百人進攻廣州總督府，點燃了由孫中山所領導的第十次國民革命。但是由於準備仍有疏漏，而且革命黨各支隊間的協調欠佳，所以這次的行動再度失敗。指揮行動的黃興負傷但倖免於難，然而卻有五十餘人戰死、二十餘人被捕後就義，共八十六人死難，後合葬於廣州市東北郊的黃花崗。史稱「黃花崗之役」、「辛亥廣州起義」或「三二九廣州起義」。

起義失敗後，七十二烈士屍骨由同盟會會員潘達微冒著暴露身份的危險收葬，改原地紅花崗為黃花崗，最初只是黃土一抔的墓地，甚為荒涼。1918年，滇軍師長方聲濤（烈士方聲洞之兄）募款修墓。1921年，紀功坊、墓亭相繼落成，又查七十二烈士之外，尚有十四名烈士死於黃花崗之役，共八十六人，姓名全部刻於《廣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記》石碑的背面。

回首望去，八十六位黃花崗烈士都非常年輕，其中絕大多數都是二十到三十來歲的青年。他們目睹了中國近代的屈辱，懷抱救國救民的理念，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胸懷，在風華正茂的年紀慷慨捐軀，改造社會。作為後人的我們，在展讀史頁之餘，不由得對他們深厚的民族情懷生出深切的敬意。

中山先生的革命與台灣頗有關聯。早在興中會成立的1894年的3年之後，孫中山就派人到台灣吸收會員，1905年同盟會成立之後，加入的人更多，包括蔣渭水、杜聰明、翁俊明等人，而在孫中山籌備惠州之役的時候，特別請台中霧峰林家的林祖密籌措費用。

三二九黃花崗之役，不但有台灣人捐錢，還有台灣人冒死參與，出錢的是板橋的林家，捐了3千日圓，幫助19位留日學生，從日本回到廣州，參加三二九之役，其中一位就是寫《與妻訣別書》的林覺民烈士。另外，包括苗栗人羅福星和台南人許贊元都參與起義。

在民國成立沒有多久，羅福星(下右圖)因為在台灣參加抗日行動，被日本人逮捕遭到處決，當時他寫了絕筆書：「不死於家，永為子孫紀念；死於台灣，永為台民紀念耳！」，把對家人之愛，轉化為對國家民族之愛，感人不已。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台灣和大陸的疫情相對輕微，而歐美則嚴重得多，其染疫死亡者已經超過百萬。不過，西方人好像不怕死，很多人不僅不願戴口罩、打疫苗，還上街示威抗議政府所規定的一些限制自由的抗疫措施。

歐美抗疫的失敗與相對貧窮的國家不同，後者醫療資源不足，疫苗不足，而且貧窮的人民不得不冒染疫風險在惡劣的環境工作；對比之下，歐美醫療資源充足，疫苗充足，工作環境相對優良，照理其抗疫應能至少做到跟台灣和大陸差不多，但實際卻不然，因此這樣的抗疫差異應該是文化因素和政治體制造成的，而文化因素尤其關鍵，因為政治體制也多取決於文化因素。

既然文化因素很影響抗疫能力，則其影響不僅是現在，也很可能包括長遠的過去，因為文化是長久形成的，不會短期突然改變。換言之，歐美現在的抗疫能力比不上中國，很可能表示，歐洲過去的抗疫能力一向比不上中國 (美國歷史短，無法談其過去)。

筆者研讀世界史時一直有個疑問：歐洲面積跟中國差不多 (歐洲面積1018萬平方公里，中國面積960萬 平方公里)，為何自古至今的大部份時間，歐洲人口都比中國少？北歐嚴寒不大適合人居，同樣地廣大的青藏高原也不適合人居，因此中國與歐洲的自然環境其實差異不大。而近代以前都不講究節育，東西方的人口自然增長為何頗有差距？這次疫情似乎提供了答案。歐洲的抗疫能力一向比不上中國，因此人口一向比中國少。古代的醫療水準比不上現代，因此瘟疫在古代對人類的衝擊和人口的減損超過現代。歐洲的抗疫能力不佳，造成其長期的人口增長低於中國。

瘟疫可能造成人口的大量減損和經濟的崩潰，曾經對人類形成重大的衝擊 (參見[1] [2])。歐洲歷史上有些種族和文化消失得無影無蹤，就是因為可怕的瘟疫。而中國文明能夠長期存續和歷久不衰，其優異的抗疫能力應是原因之一。現代醫療大幅進步，瘟疫或許不再像古代那樣可怕，但是這次疫情仍顯示，中國文化導致的抗疫優勢有其重要性。

歷史的發展是吊詭的，大約物極必反吧。中國文化導致優異的抗疫能力，使其人口一向多於歐洲。中國人口多，人力價格便宜，因此沒有動機以機械取代人力。這是工業革命未發生在中國的原因之一 (當然還有其他原因)，也間接造成中國近代的積弱。不過，這是中國文化的優點所導致的極罕見的不幸吧！

瘟疫長期對人類形成衝擊，中國文化比西方文化較能平衡個人與群體的重要性，因此有較強的抗疫能力，是中國的優勢。文化不易改變，因此即使抗疫失敗，歐美仍堅持其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而美國甚至把其抗疫失敗甩鍋給中國。歐美不會改變，但是對於歐美和中國之外的第三者，中國文化的吸引力將會增大，而西方文化的吸引力將會減小，應該是肯定的。

[1] Jared Diamond，《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時報出版，2019。

[2] William H. McNeill，《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天下文化，2020。

托克維爾說︰「國家最危險的時刻，不是來自「不改革」，而是來自開始改革。」這說明「改革」是極其凶險的事。不改革，一潭死水，生機消沈，所以不改革不行。但一旦開始改革，各路精靈全部釋出，妖魔與神佛齊飛，鬼怪與聖賢共舞，人馬雜沓眾聲喧嘩，一個小小的不慎或意外，都有可能造成全盤覆滅的結果。

李澤厚與劉再復寫了「告別革命」。不止他們倆，其實近數十年一個眾多學者的認識，就是激進的革命，正是毀滅革命理想的最主要原因。

中國經過一百多年的動蕩，走了不知多少彎路，現在總算走到了一個相對穩定而又前景可期的境地，這個時候，一個學者，一個歷史學者，余英時，還要倡言革命、鼓勵所有的革命行動，那只能說，不是笨，就是壞。

也許有人會問，西方的民主自由，也是從改革與革命中來，為什麼人家沒有覆滅？好，這個答案，也早有無數學者研究過了。簡單的說︰

第一、西方是「帝國主義」先行，帝國主義為西方國家累積了遠遠高於其他地方的豐厚資源，經得起「民主化」的內部消耗，說得淺白一點，就是經得起折騰。

第二、西方的民主化，前無古人，所以可以慢慢試錯，逐步修正，徐徐進步。沒有人逼他一步到位。

第三、正因為前無古人，加上帝國主義，已經造成了西方成為世界最富而又獨強的國家集團，所以其民主化與種種社會進步的改革，都是內部自發的，可以自主的進程；所有異見與競爭，都可因接受反饋信息而自然調節以達到某種平衡。沒有外部資源的輸入，沒有外國的橫加干擾。

以上三點極其重要。反觀所有的民主後進國︰

第一、帝國主義被否定了，他們不能再走掠奪他國資源的老路。要累積國內的資源，比起西方先行者，是極為困難的。更何況西方國家已搶佔了經濟資源的戰略高地。

第二、他們被西方已創造出來的「民主」意識形態所綁架，失去了自行摸索、試錯、自我發展嘗試的機會。要創造適合自己民族文化與社會生態的民主形態，極其艱難。

第三、他們的民主，受到已經民主化的富強國家的強力介入與干涉，所以不能產生內部平衡。即如一缸晃動的水，從外插入攪混且不斷注入新東西，則這缸水永遠澄靜不下來。

以上三點，就是在西方以外，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民主化成功而進入富強之林的原因。也許有人不服，會說︰日本、韓國，還有台灣，就是民主化成功的例子，國家依然發展的很好啊！對不起，日本、韓國，不是正常國家。他們國內都有美國駐軍，國防軍事等國家生命線可以說都操在美國人的手裡。至於台灣，維基解密都公佈了，如果你不知道美國是如何控制台灣政治的，那就去讀一下吧！而且，我們都生活在台灣，如果你認為台灣的民主化是成功的，那我只能說，你對台灣的要求實在太低了，你真的不愛台灣。

歷史過了就是過了，一些國家靠蓄養黑奴、廉價且不人道地壓榨外國勞工、剿滅土著民族、對外侵略殖民而起家，搖身一變成為人權的護衛者。好，這也是一種進步，既往可以不咎。但在今天，拜科技發達之賜，世界已走向互聯互通，全球一體的時代。種種的問題，顯示這個世界正在呼喚一個更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而某些國家，與此歷史潮流相違背，仍然想要壟斷資源，透過金融主導世界的資源分配，透過軍事實力控制全球的所謂「秩序」，而最終，卻只是想維護自己國度，或自己同膚色人種國家的霸權地位，你覺得這是合理的嗎？

如果是市井小民，不懂上述這些分析，僅著眼於表面，一味地羨慕西方國家的民主自由，蔑視自己國家的落後與愚昧，則我亦不想苛責。但身為一個歷史學者，居然連歷史進展的基本知識都沒有，完全無視於歷史發展與人類進步的艱辛歷程，只一味地大唱不切實際的高調，甚且是只知道將一切的過失歸罪於某個人或某個集團，以為打倒某人或推翻了某集團，就會天下太平，…而對其所在國家正在發生的罪惡則完全視而不見；則其見識，與郭文貴相去不遠。受到某些人士的肯定與歡迎，也就不足為怪了。

多年前，看過余英時為一本《一百年來的偉大發明》（書名記不清，大約類此）的翻譯書籍寫的序。他在序中讚美了這些偉大的發明，也不忘說到，這些對人類大有貢獻的發明，其中居然沒有一件是中國人的發明，中國人該深切反省云云。這是一個治中國思想史的學者該有的話嗎？你既然提到這一點，難道不該解釋一下中國人為何在近代國際舞台上缺少表現的原因嗎？就這麼一句不痛不癢的話，就算是他「勗勉國人」的表現？

余英時諸多崇外媚洋的噁心言論，大率類此。不痛不癢，作公平高尚的超脫之狀。

如果說，余英時史識史德就是如此，他怎麼就成為一個「國際知名」又備受兩岸三地學人崇敬的歷史學者？尤其還是一個思想史的學者？他的治學成績，能不受懷疑嗎？說實在，我雖也讀過一些他的書，但印象不深，一時之間也無暇翻出來再讀。照理說，我是沒有資格評論他的學問的。不過，我也願意提出一個「大膽的假設」，供各位有心人去追索。

余英時多次讚美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他認為這是一本可以出數十個博士論文的大書，值得一讀再讀。竊以為，他在治學上若有點成績，或應是順著錢賓四先生的某些洞見向前深入挖掘。至於一些他自己獨自的東西，如寫陳寅恪、胡適、《紅樓夢》等，聰明當然是有，但稱不上什麼偉大的學術貢獻。而他的獨到學術見解，如「反智論」之類的，則根本可議。另外則是一些考證上的工夫，或也是有貢獻的，但問題是，這與「思想史」關係不大。

論人情，他剛死，本不該痛批。但余英時確實有許多低劣惡質的言論，事關大是大非，不能不趁此機會講明要點，以免一些人假借他的大名欺世惑眾，而使社會大眾不明就裡，盲目崇拜，造成未能深思的年輕人走上歪路，再陷國家於動蕩。區區此心，尚祈讀者諸君諒察。

談一談蔣介石什麼時候開始決定將台灣作為最後的復興基地？

雖然蔣介石在抗戰前就說過未來台灣是必須要收復的領土。但總的來說蔣介石在抗戰期間的大部分時間並沒有關注台灣。一直到1943年的夏天，同盟國在歐洲已經轉入反攻作戰，美國總統羅斯福決定抬高中國的國際地位，邀請蔣委員長參加國際高峰會議，也就是後來的開羅會議，來決定戰後亞洲的政治格局。重慶國民政府才開始思考關於未來日本歸還侵佔中國領土的問題，台灣問題才就此上了檯面。

後來《開羅宣言》中決定台灣在戰後歸還給中華民國，這件事情老蔣興奮莫名，在日記中幾次都提到能夠收復領土與廢除不平等條約，是他這一生最榮幸的事情。他也親自下令在重慶國民政府設置台灣接受委員會，並且開始真正關注在大陸，尤其是在重慶活動的台灣人。…..在日本無條件投降之後，台灣就在福建綏靖公署的接收範圍之內，這就是我們所熟知的陳儀關於台灣的接受。

陳儀，是老蔣的心腹愛將。長期主政福建，在戰前他就關注台灣問題，也親自參加過1935年的台灣博覽會，最重要的是他與當時日本總督安藤大將是日本陸軍大學的校友。陳本身以廉潔能幹，並且提拔人才著稱。所以老蔣根本就認為台灣不會有太大的問題，交給這位老將他覺得很放心。但是因為種種原因最後竟然發生228事變這麼嚴重的事瑞，這是老蔣始料未及的。

戰後，國共內戰隨即爆發。1946年春天國民政府集結30萬大軍沿著中長鐵路南段向北發動攻擊。一開始勢如破竹攻佔了四平、長春。但隨即後繼無力，再加上美國的協調，第二次停戰令在1946年4月下達，國軍的攻勢就嘎然終止了。這一停，隨後戰局就逆轉，國府的大軍在東北陷入泥沼，日後的敗局也宣告底定。

但是值得關注的是老蔣在日記中第一次提到對未來的局勢不樂觀，必須要早日經營後方基地，也是在這個時候。1946年4月蔣介石就認為未來能夠有條件作為國民政府棲身之地的地區並不多，而他看好台灣。除了台灣海峽的天塹之外，他認為台灣內部基本上沒有有力的共產黨組織，再加上殖民時期所留下來良好的基礎建設，以及戶籍制度，這個島嶼是非常理想的一個選擇。也就是說老蔣在1946年春天，內戰看起來國民政府還略佔上風的時候，就已經感覺到大陸情勢不樂觀，而未來可能會往台灣撤退。

有兩個重要事件標誌著台灣的地位提升。首先1947年春天台灣島內的動盪，未嘗不是一個契機，除了撤換軍人出身的陳儀之外，開始派遣能幹的技術官僚吳國楨等人來主持新成立的省府，重新整理戶口與財政，推動土地改革，讓台灣的局勢更加走向穩定。1948年夏季，蔣介石另一位心腹大將陳誠被任命為台灣警備司令，台灣徹底納入國府中央的控制。

其次，1947年的7月在東北被撤換下馬的孫立人被提升為陸軍訓練部司令。他在勘查全國多個地區之後認為台灣的鳳山是最理想的訓練環境，除了擁有日本時代留下的營房以及各種基地設施之外，天氣大致晴朗，附近環境單純，所以很適合用來作為重新編練國府戰略預備隊的理想基地。隨後孫將軍率部來台，各項工作隨即展開，這使得台灣這一個邊陲島嶼成為中華民國軍事訓練中心。而這，奠定了未來數十萬國民政府大軍撤退來台的基礎。

台灣能夠有今天絕對不是偶然的，是許多天時地利人和交織而成。很可惜今天的台灣史教育對這些關鍵的事件，不是模糊帶過就是胡說八道。

有的時候翻一下史書，就會對今天的許多事情有一番新的角度。五代十國時期南方最大的國家是南唐，佔領了大部分的江南。因為北方長期的戰亂，使得這個國家一度是當時各國之中國力最強大的。

尤其是第二任君主李璟，也就是歷史上的南唐中主在位期間陸續消滅了今日湖南地區的楚國，福建地區的閩國，並且將國土逐漸擴張到淮河以北。這個國家在此期間經濟繁榮，人才輩出，大量北方的難民與知識分子南下避難。但是，這位君主跟他後來大名鼎鼎的兒子，後主李煜，都是喜歡文學、美女、飲酒作樂的太平皇帝，對於繼續將基業擴大，甚至進而統一天下，並沒有多少興趣，對現狀感到非常滿足，金陵城內20年間一片祥和。

當時北方的政權不斷轉換，完全無力南顧。到了李璟晚年，當時天下人甚至都認為多國分裂的狀況已經固定了下來，未來天下應該就是這幾個國家對峙下去。所以此時志得意滿的李璟，下令將在淮河北岸的軍隊逐步裁撤，甚至到後來連南岸的軍隊也迅速怠惰腐化，戰鬥力快速下滑。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個時候距離唐朝滅亡大約50年，經過各地勢力的連年戰亂，使得天下人認為大一統已經是過去式，而各國分裂對立將是常態。所以，當人心已經習慣這種狀態，那就表示未來追求統一的慾望及期盼逐漸消失。

這種心態的形成，的確有可能成為未來歷史的常態，中國歷史可以說在這段時間幾乎改寫！例如超過300多年都屬於中國領土的越南，就在五代十國期間脫離兩廣的南漢王國獨立，從此之後除了明朝大約不到30年短暫收回之外，就一直是獨立的國家到今日。

再舉一個今日的例子。我們今天以一個局外人的角度來看南北韓，也慢慢覺得朝鮮半島建立兩個國家已經是常態，各有各的發展程度與文化，是不是一定有統一的必要？雖然韓國官方的口徑依然在追求國家統一，但實際上這幾年的民調都已經顯示40歲以下的韓國人對於國家統一已經並不期待。

再回到五代十國。後來中國還是走向了大一統，很重要的原因是當時的北方出現了一位難得的英明君主，後周世宗柴榮。在他的努力下，不但將北方的亂局逐漸收拾，暫時擊退強大的契丹的威脅，讓北方的經濟逐漸恢復，並且整理政府的體制。他然後轉而南下，將長江以北的土地逐漸透過各種手段收回，當然主要就是對南唐不斷進行嚴厲的打擊，一連串的戰爭壓制了這個南方大國，奠定柴榮死後宋朝的統一基礎。

今天海峽兩岸的對峙已經超過70年。海峽兩岸的人民在最深層的心目中是不是還認為建立大一統的國家是必要的？這個在台灣已經答案非常明顯，大陸的年輕世代雖然很多依然認為國家必須要統一，但是有沒有急迫性？或者對這些年輕人來說，是不是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在一個長期經濟繁榮的社會當中，個人主義的昂揚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更不用說，在世界大多數的國家人民眼中，海峽兩岸分治對立，是不是已經成為一種常態，不需要再去做什麼改變？

天下的走向，關鍵是在人心。這一點很值得兩岸的領導人加以思考，尤其是北京。

改革開放不久的中國在1979年2月17日出兵進入越南北境，攻下20幾個城鎮，然後在3月16日迅速退兵。戰後中、越双方都聲稱勝利，到底誰贏？有人說，這場中越戰爭是中國投效美國的「投名狀」，即藉此表示對抗蘇聯的堅定立場 (越南是蘇聯盟國)，以換取美國大力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如此嗎？

維基百科的中越戰爭所公佈的双方傷亡數字，越南的傷亡高於中國。不過很多人不相信不接受，反而找出一些證據，證明中國的傷亡高於越南，因此結論是越南獲勝，中國不該打這一仗。真相到底如何？

中越戰爭雖然只打了一個月，卻相當激烈，双方都傷亡數萬人，但是確實的傷亡數字是軍事機密，是不會公開的，而且意義不那麼大，因為戰爭的勝負不取決於双方的傷亡數字，而取決於戰爭的結果是否實現發動戰爭的政治目標。中國發動中越戰爭的政治目標為何？

戰爭的政治目標可能不只一項，不過中國發動中越戰爭的主要政治目標顯然是支持柬埔寨對抗越南的侵略。1978年12月，越南在蘇聯的支持下進攻柬埔寨，軍隊很快推進並在1979年1月7日攻佔柬埔寨首都金邊，建立親越南的傀儡政權。中越戰爭始於1979年2月17日，與越南進占柬埔寨的時間那麼接近，當然不是巧合，中國與柬埔寨並無接壤，無法直接救援柬埔寨，只能以進軍越南北境，間接地支援柬埔寨對抗越南的侵略。

中國發動中越戰爭以支援柬埔寨對抗越南，是正常的地緣政治回應。越南接受蘇聯的支助，與中國對抗，若它輕易占據柬埔寨，勢力將更坐大，威脅中國的國家安全。中國發動中越戰爭以支援柬埔寨，雖然無法迫使越南軍隊立刻退出柬埔寨，卻使柬埔寨人一直反抗越南的統治。到1989年1月，越南軍隊終於不得不從柬埔寨全數撤軍，而柬埔寨恢復成為獨立國家。中國發動中越戰爭的地緣政治目標於是完全達成了。不僅如此，柬埔寨此後成為中國最堅定的盟國，在國際上幾乎永遠支持中國的提案及反對不利於中國的提案。

眾所皆知，美國與中國改善關係，是為了聯中制蘇。這大轉向的政策從1971-2年開始談，直到1978年12月15日兩國政府才宣布，美、中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正式外交關係。這時候越南正在入侵柬埔寨，而戰局尚未明朗，因此美、中不可能在此時決定發動中越戰爭。換言之，發動中越戰爭的決定是在中美建交之後。中美既已建交，美國支援中國改革開放以對抗蘇聯，符合美國利益，哪還需要什麼「投名狀」？

而且根據[1]，中國是獨自決定發動中越戰爭，在1979年1月底鄧小平訪美時告知美國，當時的總統卡特不大贊同(也未反對)這軍事行動，因為怕造成中國的侵略者形象，會影響國會通過後來的一些中美合作案。因此「投名狀」實在是無稽之談。

中國發動中越戰爭的目標是支持柬埔寨對抗越南的侵略，亦即制止蘇聯、越南同盟的勢力擴張。現在回顧，中國的軍事行動是成功的，扶植起柬埔寨成為中國堅定的盟友，能多少牽制越南對中國的不友善。中越戰爭被認為是中國投效美國的「投名狀」，則是無稽之談。

[1] 傅高義：鄧小平改變中國，天下遠見，2012。

看完《覺醒年代》共43集，每集會自動接下一集，受益良多，尤其是對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等幾位主角人物有了更多的認識，尤其補充了對陳獨秀、李大釗過去認知的不足。看完後去研究了這些人的生平，倍感悲痛。

《覺醒年代》：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1jWWSnBYMY&t=780s

陳獨秀熱愛國家，恃才獨行，注定了他不可能成為有權勢的政治領袖。他在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之間翻來覆去，一度又成了蘇聯共產裡的托洛斯基派，一度奉令加入國民黨，變化太多，樹敵太多，指責太多，一生坎坷起伏。最後他成為國民黨和共產黨雙方的共同敵人，1932年以「危害民國罪」判刑13年，囚禁在南京。1937年抗戰爆發後提前獲釋，不久貧病交加的陳獨秀在四川江津病逝，享年63歲。

（在習近平任內，陳獨秀已經平反，追認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物之一，功在國家。2013年，習近平說，陳獨秀大力宣傳並積極促進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創建了中國共產黨，使中國革命面貌為之一新。）

更悲痛的是陳獨秀的兩個優秀的兒子，陳延年、陳喬年，和父親一樣的熱愛國家，廿歲時雙雙以勤工儉學留學法國，都加入共產黨擔任重要職務，兩人都被國民黨逮捕殺害，得年只有29歲、26歲，怎不令人落淚？

李大釗如此勇敢、愛國、優秀、有學問、有領導力的社會運動領袖，北大圖書館主任，竟然不容於軍閥張作霖，以莫須有的罪名絞刑處死，得年僅僅36歲。

看到今年共產黨建黨100年帶給中國的強大盛世，百年前這些英勇共產黨人的犧牲奮鬥，不負他們堅持的信仰。

陳獨秀、李大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