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很多紀錄都稱「通國陸軍速成學校（原「北洋陸軍速成學堂」）」為「保定軍校」之前身，但劉鳳翰教授在他所寫的：《蔣中正學習陸軍經過》一文中則指出，這是遭到毛思誠（1873～1940，蔣中正的早期啟蒙老師和機要秘書）誤導所致。
因為──「毛思誠在民國15年（1926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書中，談到『通國陸軍速成學校』，即『保定軍官學堂』是也。以至於後人多以此為本，跟著錯記下去，也就是說──『陸軍速成學堂』為『保定軍校的前身』的說法是不正確的。
兩校除皆在保定（府）外，並無任何實質關係。最主要的原因是──當時直隸總督駐保定，使得許多現代新式軍事學堂都設在保定，比如──北洋行營將弁學堂、 練官營、參謀學堂、測繪學堂、北洋新軍速成學堂、北洋陸軍師範學堂、軍械學堂、經理學堂、軍官學堂（即陸軍大學前身）……等。
保定軍校的設立是在民國成立之後，北洋政府陸軍部為了培養陸軍基層軍官，在1912年6月，決定將前清陸軍兵官學堂改為陸軍軍官學校，1912年7月3日，陸軍部將校址移至保定原陸軍速成學堂內，這就是後來的保定陸軍軍官學校。
「越」，一般人會想到現在的越南或者春秋戰國時代的越國及越王勾踐的歷史。其實「越」的涵義不僅如此，在不同時代不同文本下，代表不同的地域。古代中國（夏、商、周三代）始於華北，「越」代表中國之外、鄰近中國的南方地區，較晚融入中國。[1] 探討「越」或南方地區融入古代中國的歷史，強調「越」的自我認知與族群認同。
越王勾踐在公元前470年攻滅吳國之後，越國曾經非常強大，但是到公元前333年被楚國所滅。亡國後，很多越國的王公貴族南逃，有些就在南方建立地方勢力或政權。南方的很多族群都與過去的越國有關，於是被稱為「百越」。短暫的秦朝（公元前221年－前207年）經過一番苦戰，大致征服了「百越」，設立閩中、南海、桂林、象郡等四郡。
秦末，很多北方人向南方遷徙，部份「百越」趁機建國，包括南越、閩越、東海（又名東甌）。南越的建立者趙佗是北方人、原秦朝的官吏。閩越、東海的建立者騶無諸、騶搖都是當地的越人。到了強盛的漢朝，這些國都有類似的態度，對漢帝稱臣、稱王，但在自己國內稱帝，如同獨立的國家，幾乎不受漢朝約束。這是作者所指出，越人仍有不同於中國人的自我認知與族群認同。
南越、閩越、東海就像獨立的國家彼此長期爭鬥，有時還引來漢朝的軍事力量，直到公元前111－前110年全都為漢武帝所滅。南越滅亡前，剛即位的趙興和樛太后計畫向漢朝投降，卻被丞相呂嘉所弒，並號召越人抵抗漢軍但失敗。這些越地併入中國後仍不平靜，東漢初年，公元40至43年間，發生歷時4年的「徵氏姐妹之亂」。呂嘉和徵氏姐妹的對抗漢朝，都呈現越人的自我認知與族群認同。
古代中國吸引越人逐漸漢化，主要憑藉文化吸引力和血緣傳說。中國古籍一向主張，中國居於世界中央，承繼夏、商、周的先進文明，優於周圍異族的文明，假使異族能夠接受中國文化，就能融入中國，共享中國的先進文明。這是文化的吸引力。《史記》裡記述越王勾踐是夏禹的苗裔，把越人視為華夏的一分支，雖然是不可考的血緣傳說，也有促進越人漢化的功效。
越人的漢化過程不是沒有阻礙，但是考慮到南方地區的廣大多樣，古代中國的向南方開拓發展對比於世界其他地方可謂非常順利，這是由於充分運用了文化吸引力和血緣傳說。令人驚嘆的是這些都發生在2000多年前，成為古代中國獨特的融合劑，促使各族群融合成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漢族。中國的族群融合有益於減少族群間的衝突爭鬥。
[1] Erica Brindley《古代中國與越：中國南方邊境的自我認知與族群認同》八旗文化，2022。（Ancient China and the Yue: Perceptions and Identities on the Southern Frontier, c. 400 BCE–50 CE, 2015）
【在紀錄上，中華民國駐印軍（遠征軍）的新38師與新22師，曾分別在1942年（民國31年）6月14日與1943年（民國32年）6月14日，各派一個排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在印度新德里參加聯合國國旗日日閱兵典禮（遊行）。當時挑選參與閱兵儀式的條件是──身高在170公分以上，年輕體健，能說簡單英語更好。
為什麼會在6月14日舉行閱兵典禮呢？第一，雖然美國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1949年8月3日，才正式由美國國會以《63 Stat.492號》聯合議案，將6月14日正式制定為國旗日（Flag Day），但其實早在1916年的5月30日，就已經由美國第28任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宣告每年的6月14日是官方的國旗日，到2014年，這節日已經由美國總統歐巴馬簽署擴大為「國旗日和全國國旗週」（Flag Day and National Flag Week，2014）；第二，1942年1月1日，有26個國家政府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共同簽訂《聯合國共同宣言（Declaration by United Nations）》，而在羅斯福總（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即小羅斯福）的強力主導下，將美國國旗日6月14日訂為聯合國日，並發文（希望）各國要同步慶祝，因此才有了以上兩次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的閱兵典禮（遊行）。只是羅斯福總統因病在1945年4月12日過世，聯合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1948年才正式宣布設立，為了紀念《聯合國憲章（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生效三周年，聯合國日因此由原來的6月14日改為10月24日。
第一次參與美國國旗日與聯合國日閱兵儀式的是由新38師王東籬少校擔任領隊，馮皓如上尉擔任閱兵排排長，共52位官兵參加。
1943年6月14日的聯合國日，擔任閱兵排長的則是時任新22師第65團團長、身高190公分以上的李定。李將軍隨政府來臺後曾任第十軍軍長兼馬祖防衛司令部第二任司令官（58.08.12～60.07.16）與政委會主委。（註）照片為第一次參與美國國旗日與聯合國日的新38師官兵】
【1942年（民國31年）6月14日，中國遠征軍（駐印軍）派出新編第38師一個排的官兵，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參加在印度新德里舉辦的盟軍國旗日閱兵典禮2！由於當時僅為一般慶祝遊行典禮，因此沒有後來宣稱的各國閱兵隊伍之比賽排名等活動與紀錄】
【中華民國國史館內收藏的──美國將國旗日6月14日訂為聯合國日之檔案公文，簽署發布者為當時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先生】
（註）：參見──《抗戰時期滇印緬作戰（一）～參戰官兵訪問紀錄（上）》（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印），p276～277、230～231。
1947年1月8日在東北的張麻子溝戰役中，第113團遭東北民主聯軍一縱伏擊，最後導致第113團全軍覆沒，團長王東籬陣亡。
李定將軍，本名定一，湖南永興（郴州市）人。1914年（民國3年）9月5日生，先後畢業於陸軍官校步科11期、美駐印高級戰術班2期、陸軍參大3期、實踐學社聯戰班及高級兵學研究班等軍事學府。他於抗戰期間，因勇猛善戰，被盟軍譽為「森林戰楷模」、「陣中之虎」。根據《國軍外島地區戒嚴與戰地政務紀實》記載，李將軍曾任第十軍軍長兼馬祖防衛司令部第二任司令官（58.08.12～60.07.16）與政委會主委。
美國一向吹噓宣傳它的建國神話，《國父的真相》（[1]）算是比較持平的一本書，然而仍然難免為開國元勳們開脫其蓄奴和贊同奴隸制的行為，並且幾乎忽略滅絕印地安原住民的歷史。
列舉了8位開國元勳，[1] 的主要特色是綜合出開國元勳們的共通特性。開國元勳們都是深受啟蒙運動和啟蒙思想影響的「紳士（gentleman）」，紳士都有學養、有品味、有道德，並且不需要受雇於人辛苦的工作，就能有足夠的收入。當時的人一般認為，紳士不需要為生計煩惱，才能全心全意、不偏不倚的投入政治活動。而紳士也認為自己有義務和權利領導眾人，建構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國。
開國元勳們都是不需要受雇於人辛苦工作就能有足夠收入的紳士，因此他們大多是蓄奴的莊園主，由奴隸替他們工作以產生收入。這在當時被視為理所當然。
「美國政治人物在知識品質上的下降，以及理念和權力的截然劃分，正是我們必須為民主付出的代價。」「在這樣一個進步、有神恩庇佑、有無數互相孤立但彼此平等的個體的民主世界中，就不再需要革命世代那種在政治和知識上的領導者。這些平凡無名的個體，就如同華盛頓所稱的『掃把』，取代了傑出的政治領袖。」
即使奉行種族主義，美國的開國元勳們的確都很無私、優秀。然而作者指出：「在…民主世界中，就不再需要革命世代那種在政治和知識上的領導者。美國政治人物在知識品質上的下降，…正是我們必須為民主付出的代價。」選舉民主讓無私、優秀的人才多半無法出頭，那選舉民主有什麼好？似乎還不如中國大陸的尚賢制！（參見《比較中國的尚賢制與選舉民主》）
深受啟蒙思想影響的開國元勳都有學養、有品味、有道德，然而卻是心口不一，內心裡有種族主義，面對外在世界卻可以高唱「人皆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賦予他們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啟蒙思想家心口不一，才發展出現代的人權思想，這真有些滑稽！中國的知識分子講究誠意、正心，無法接受心口不一，是否因此遲遲沒有發展出現代人權思想？
美國現在意識形態的嚴重分裂（參見《美國有多分裂？》）與其長期灌輸的建國神話有些關聯。共和黨/保守派仍堅信完美的建國神話，而民主黨/自由派接受美國建國的不完美，並提出補救措施，卻被共和黨/保守派斥為不愛國。美國當初吹噓宣傳它的建國神話，絕沒想到多年後會結出這意識形態嚴重分裂的惡果。
[1] Gordon S. Wood《國父的真相：建立美國政治典範的元勳，還原他們神壇下的真實面貌》八旗文化，2022。（Revolutionary Characters: What Made the Founders Different, 2006）
總督府在專賣法公布之後（1922年總督府以律令第3號公布《臺灣酒類專賣令》，嚴禁私自釀造販售，臺灣成為日本唯一實施酒類專賣的地區），總督府的第一步工作，先強迫小規模的私人造酒工業歇業，並收買具有相當規模的民營造酒設備。第二步工作，則是嚴禁民間釀酒。
由於專賣局的自製酒的產量一直是「供不應求」，再加上每個人的喜好不同，故在實行專賣制度之後，每年仍有大量酒類進口。其中進口最多的是啤酒（約占總輸入量的70％），其次為日本清酒（約佔輸入總數的20％），其餘為紹興酒及洋酒…但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由於當局的禁令，中國酒及洋酒的輸入，已告絕跡。
被日本歷史學家家永三郎讚譽為「日本人的良心」的矢內原忠雄在他所寫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中指出：「總督府禁止民間的酒類製造，封閉過去散在全島的200個釀酒廠，而於專賣局的15工廠集中生產……總之，酒專賣制度乃使一般酒類製造業及販賣集中獨佔於國家資本，而同時對於日本人資本家大企業的酒精及啤酒，則認作例外。這一制度的特徵，顯然是在保護資本家的企業，使由國家資本及日本人資本的臺灣酒類生產獨佔資本主義化」現在，我們重複地說一句；關於酒精與啤酒的專賣，雖然後來辦法已有變遷（1933年啤酒只許自由生產與輸出，不許自由販賣；1938年酒精亦已列入專賣，但仍許私人生產與輸出），但其「保護資本家的企業，使由國家資本及日本人資本的臺灣酒類生產獨佔主義化」，却依然如故。
【被日本歷史學家家永三郎讚譽為「日本人的良心」的矢內原忠雄】
◆當年被臺灣總督府以妨害統治為由列為禁書──矢內原忠雄（1893～1961）所寫、在1929年10月出版（矢內先生是在1927年來臺灣實地考察）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對於1922年組督府實施臺灣的酒類專賣，曾有一節「富有意義」的記載；雖然在此書出版以後，專賣的範圍，已有所改變，但仍具參考價值
「…總督府禁止民間的酒類製造，封閉過去散在全島的200個釀酒場（廠），而於專賣局的15工場集中生產；又，酒類的自由販賣亦在禁止之列，而由總督府的指定商人所獨占。酒精與含有酒精飲料的販賣，一概收歸總督府的掌握。例如清酒、米酒等日用酒類的販賣，不用說了，就是過去以藥酒名義在藥店販賣的藥用葡萄酒、病院（醫院）所用醫藥用的酒精與家庭所用吸入用的酒精、洋漆、celluleid（賽璐珞，即合成樹脂）、香水等製造用的酒精，甚而至於汽車燃料用的酒精，都非經總督府之手不可。不過，這樣廣泛的酒類生產及販賣的專賣獨佔，却公認有二大例外。一是製糖會社酒精工場的酒精製造及島外販賣，二是啤酒的製造與販賣。1926年末，民營酒精工場為製糖會社所屬10工場及其他2工場，每日的製造能力凡533石（明治時期一石為180.39公升／中華民國的1石為100公升），而專賣局2工場的製造能力則為70石；同年度的總生產額146,000石，其中專賣局的生產僅為936石。即酒精主要是屬製糖會社的副業生產。又，同年度酒精出口額136,000石、價額608萬圓，其為重要出口品，則大略可與樟腦相匹敵；即其生產額的大部份是供出口用的。在專賣制度上，拿酒精製造及島外販賣除外，據說理由因『這在島内的消費極少，而其製造原以向島外出口為主要目的』。不 過，如就主要以向島外出口為目的的商品來說，則樟腦的情形也是一樣。拿酒精歸在專賣以外，實際上的原因，恐怕是在尊重製糖會社酒精工場的主張。其次，啤酒的生產額，1925年度為6,000石、51萬元，全部為高砂麥酒株式會社（1919年月設立，資本金200萬）所製造，啤酒的製造與販賣，所以算作專賣制度的例外，據說是因為這一事業草創不久，尚在試驗時代的緣故；而其結果，是使高砂賣酒株式會社繼續存在。總之，酒專賣制度乃使一般酒類製造業及販賣集中獨佔於國家資本，而同時對於日本人資本家大企業的酒精及啤酒，則認作例外。這一制度的特徵，顯然是在保護資本家的企業，使由國家資本及日本人資本的臺灣酒類生產獨佔資本主義化」。
現在，我們重複地說一句；關於酒精與啤酒的專賣，雖然後來辦法已有變遷（1933年啤酒只許自由生產與輸出，不許自由販賣；1938年酒精亦已列入專賣，但仍許私人生產與輸出），但其「保護資本家的企業，使由國家資本及日本人資本的臺灣酒類生產獨占主義化」，却依然如故。
參見──周憲文：《臺灣經濟史》（臺灣開明書店），p617～621。
高砂麥酒株式會社，位於臺灣臺北市上埤頭（即今日臺北市八德路二段與建國北路交叉口一帶），創立於1919年（大正八年），其在1920年年（大正九年）4月落成的啤酒廠是臺灣第一座、也是日據時期唯一的啤酒製造廠。日本無條件投降後，高砂麥酒被臺灣省專賣局（1947年臺灣省政府成立後，改組為臺灣省菸酒公賣局）接收，廠房幾經更名，於1975年改為建國啤酒廠，因其仍保有日據時期的部分建築等原因而被指定為古蹟。
高砂麥酒會社是由日本芳釀株式會社社長安部幸之助號召成立，1919年1月13日於橫濱召開創立大會，同年4月在臺北設立工廠，1920年（大正九年）4月完工後開始生產…1922年（大正十一年）7月1日，臺灣實施酒類專賣，今後各酒類的製造與販售均由專賣局負責（酒精不在專賣範圍內），但啤酒在「酒類專賣令」裡規定「暫時除外」。之後總督府雖然數次想要將其納為己有，但因業者（為日本人）的抗議而停止實施…1933年（昭和八年）5月1日臺灣總督府以律令表示開始要將啤酒納入專賣，並於該年7月1日正式實施。但與其他酒類不同的是，專賣局採用「收購專賣」方式，讓高砂麥酒繼續生產啤酒，再統一由專賣局購買銷售…1943年（昭和十八年），高砂麥酒成立緬甸分部，除生產啤酒外也生產清酒與醬油，稍後也開始產硝…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該公司為臺灣省專賣局接收改為臺北啤酒公司，廠房幾經更名後在1975年改為建國啤酒廠，近年改稱臺北啤酒工場。
參見──中文《維基百科》之【高砂麥酒株式會社】（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AB%98%E7%A0%82%E9%BA%A5%E9%85%92）。
崇禎皇帝，朱由檢。出身在帝王之家，難道就是榮華富貴的人生勝利組嗎？剛好相反。如果我們仔細檢視這位皇帝，就會發現從出生開始、到他的性格、到當上皇帝的種種作為、到最後的結局下場，可以說是不折不扣的悲劇。
四歲母親去世，只好交由其他的宮女與妃子來撫養。當時明朝的後宮，因為歷經了光宗朝的紅丸案，導致氣氛非常的緊張。所以在他眼裡所看到的都是殘酷的宮廷鬥爭，讓這個孩子從小就感受到那緊張、虛假、充滿爾虞我詐、隨時置人於死地的環境。雖然撫養他的幾個女人都還算照顧他，但是這已經讓他的性格變成容易不安、多疑、充滿對人的不信任。
他的哥哥天啟皇帝。當時明朝的狀況已經非常惡劣，財政崩潰，東北戰況吃緊，各地爆發農民造反，可以說內憂外患。天啟愛做木工，幾乎將朝廷大政全部交給魏忠賢，魏重用的黨羽就是我們所說的閹黨。平心而論，魏忠賢用非常殘酷的手段打擊東林黨，實際上並不是他個人的意思，而是秉承了皇帝的意志，執行皇帝的命令。惡劣的君臣關係，以及朝廷內部激烈的黨爭，更使得明朝的政治雪上加霜。崇禎的嫂嫂，張皇后，一向非常討厭魏忠賢，雙方進行好幾年激烈的鬥爭。張皇后曾經一度懷孕，竟然都被魏忠賢逼迫墮胎，就可知這位司禮太監已經囂張到什麼地步，甚至從外面找了一群懷孕的女人，宣稱是天啟的種，等到皇帝死了就準備繼承大位。
他的哥哥23歲就駕崩了。因為快死之前，張皇后力主皇位必須要給已經年長的崇禎，當時是信王，他被召入宮內，在門外坐著等他哥哥叫他進去，但是身邊布滿著魏忠賢的眼線，那種緊張可想而知。太監端飯給他吃，他一口都不敢吃，只敢吃身上帶著老婆，就是後來的周皇后，幫他準備的一小袋燒餅，喝水壺裡自己帶來的水。
他哥哥斷氣，這個17歲的年輕人終於即位，不到一個月就殺掉魏忠賢，清算他的黨羽，東林人士敗部復活。全國上下對崇禎抱有莫大的希望。「唐太宗不過爾爾，朕當為堯舜之君！」這個年輕人曾經有這麼大的抱負，他相信自己一定能超越李世民，達到堯舜的聖賢境界，必可以挽回已經奄奄一息的大明王朝。他日夜勤勞，全心全力處理國內外軍國大政。有一次他跟周皇后去探望小時候照顧過他的老太妃，他竟然在皇后與老人家聊天的時候在一旁打瞌睡。為什麼？他老婆說他為了處理軍國大事，已經整整五天沒有闔眼。
這麼勤勞的皇帝，最後竟然亡國？ 但是他對人的懷疑、不信任、關鍵大事的優柔寡斷、錯失時機，並且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導致在憤怒之下做出錯誤的決策，都使得他的這種勤勞，反而對國家造成非常大的傷害。他不願意下結論，永遠要大臣們猜他的意思，一旦發生錯誤，往往就將責任推到大臣身上。在位17年，換了52個首輔，最長的不到一年，最短的只有十幾天，而且其中還不乏被他親手處死的。明明知道國家不可能兩面作戰，必須在東北與國內戰場之間選擇一個暫時妥協，可是他想要這樣做卻不下結論，把所有責任推給奉他的命令去與滿州和談的人。他想要在戰場上取得勝利，卻又懷疑那些在最前線為他拼命的將軍。結果，造成和不能和，戰不能戰，兩面都輸，而且是一敗塗地。
被他下令千刀萬剮的袁崇煥、等於被他活活逼死的孫傳庭、被他下令逮捕亂棍打死的楊嗣昌、不願意當主和的罪人而奮戰致死的盧象昇、想要救國卻被冷凍到死的孫承宗、等於被他活活逼到戰敗被俘投降的洪承疇…太多太多都是能幹而且忠誠的文武大臣，本來局面不會太壞，卻因為他的勤勞又不負責任，最後搞到無可救藥。最後兩年整個朝廷上幾乎沒有人說話，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個皇帝不喜歡負責任，幫他賣命的都沒有好下場，那誰不是過一天算一天？崇禎生氣，在桌子上用手指沾上茶水寫著「文臣皆可殺！」他已經恨到想把自己的大臣全部殺光，因為這些人不願意對他負責任。
局面壞掉了，打不過了，那至少趕快逃走吧？當年東晉、南宋不是有現成的案例嗎？結果他不願意面對可能會失敗的結局，採用的方法就是什麼也不做。他自己不逃走，也不送一個王子到陪都南京作不時之需。最後的結果就是李自成攻破北京，他跟六個孩子全部一網打盡。當年宋徽宗還有一個兒子康王逃到了南方，最後在江南立足150年。安祿山攻下長安，唐玄宗起碼還讓太子到甘肅即位，後來唐朝起死回生。這些例子都在眼前，他卻什麼都沒做。
北京被攻下的前夕，他賢慧的太太周皇后穿好皇后的官服準備自殺。最後一句話是告訴他「皇上，你就是不聽臣妾的，都忘記我們在南京還有一個家。」這個女人真倒楣，美麗賢慧，但跟了這種皇帝，最後卻落得服毒自殺的下場。而崇禎也只能殺掉自己幾個小孩之後，逃走無門，爬到後面的煤山自我了斷了。
17歲即位，在位17年，死的時候還不到34。他的悲劇一大部分是他自己的性格所造成的，他的勤勞反而加速了他的悲劇。所以這一場悲劇，有大環境的因素，但根本上還是悲劇性格的人自己要負責任。
青年軍當年編成之初有9個師的番號，從201師開始至209師，會這麼編制是因為延續國軍第一個現代化裝甲師－第200師開始…
第一期青年軍編成後，除少數人被分配到遠征軍外，大部分青年軍都沒有真正上過戰場，因為當時距離日本投降只有幾個月了…青年軍解散復員，很多大學生就回學校繼續學業。據說，中共前主席江澤民就來自第208師，在服役時，還傳說，交大肄業的江主席在軍中因為發展共產組織，差一點被槍斃，但因為營長惜才而逃過一劫…
在日本投降之初，原本計畫運送208與209師來臺擔任接收任務，因為這兩支部隊中有一些台籍青年從軍，為此青年軍還開設了閩南語與日語課程…但後來任務取消。
後來參與國共戰爭的青年軍，都屬於第二期招兵營隊，其中最具知名度的就是參與東北戰役的207師，還有後來重編參與古寧頭戰役的201師，但一同來臺灣、編制算完整的還有曾短暫擴編為87軍的208師，他們是在1949年才運來臺灣，沒有參與過「二二八事變」…
208師原本駐地在北平，後來奉命與來自臺灣的青年軍205師換防，之後移駐天津、塘沽，之間曾擴編番號為87軍，下轄三個師，是四野入關後正面對擊的第一支國軍部隊，因為在北平的25萬國軍還未開槍就已經被傅作義將軍帶隊投共了…
很多人認為青年軍的戰力不強，但一支新軍能抵抗士氣高昂、剛完成解放東北全境的解放軍，我認為真的很不容易…87軍後來被船運撤至浙東，主要擔任蔣中正下野後的外圍衛戍部隊，之後參加過登步島等戰役，來臺後番號再度降編為208師，之後又拆分一部分為陸戰隊，其它則改編為陸軍第9與第10師…
青年軍208師是我父親服役的部隊，我一定要為208師在歷史上記上一筆！
那是因為…中華民國政府在接收日本勸業銀行後－－日本「勸業銀行」是在1897年（日明治三十年）所成立的日本本土銀行，而「勸業」兩字，日文就是「提倡實業，獎勵產業」之意。1923年（日大正十二年）正式在臺灣臺北開設第一家分店，以提供農業開墾、灌溉、水利開發之長期融資為主要業務，是當時唯一辦理不動產及拓殖金融的銀行。最初在臺之業務均委由臺灣銀行代辦，隨著業務拓展，1933年（日昭和八年）和1937年（日昭和十二年）分別在臺北及臺南興建大型銀行廳舍。
臺灣光復後，陳儀即將勸業銀行位於臺灣的5個分行改組成為──「臺灣土地銀行（Land Bank of Taiwan，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改組後的臺灣土地銀行仍然與日據時期的勸業銀行一樣，繼續肩負調整農業金融之責，扮演全國農、漁會信用部業務的上層銀行，不同的是，土地銀行為政府機構，肩負更為重要的責任。
臺灣光復之初，百廢待舉，要解決戰爭時期所累積的問題，只能靠時間一步一步慢慢來，在現實世界是沒有仙女棒和神燈精靈的！
從歷史事實來看，臺灣光復之初，不管是米還是糖，幾乎都面臨了產量不足，或是無法生產的困境，再加上大戰之後，必然面臨的貨幣貶值與復員（如臺籍日本兵退伍、難民返鄉）重建壓力……
●所謂的糖輸出…
臺灣光復之初，原來日據時期留下來的42所製糖工廠，其中有34所遭盟軍轟炸受損，僅存8所未受損害。當時擔任臺灣行政長官的陳儀，為了實現「工廠不停工」的承諾，兩年間幾乎讓所有製糖工廠恢復生產。1946年臺糖工廠復工後，陳儀給中央十萬噸糖，在當時發揮了保護臺灣經濟穩定的作用。因為陳儀擔心法幣會影響臺灣穩定，因此才給了十萬噸糖做為四行(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來臺人員與物資的補償…
參見 糖業文化的建構刻不容緩
●所謂米輸出…
臺灣在光復之初，會缺米真正的原因是因為在受戰爭末期，臺灣遭到盟軍密集轟炸、日本大量徵兵入伍、海運遭到盟軍封鎖……結果造成──肥料不足、人工缺乏、水利設施遭破壞……最後導致耕地荒廢所致，再加上1945年第1期插秧期間，臺灣北部發生寒害，南部出現旱災，第二期作又遭遇颱風，致使1945年全臺稻米生產僅剩63.8萬公頓，不及1938年總生產量140萬公頓的一半，減產約54％。
同治中興當年，正是日本明治維新初期；由於英法兩次聯軍中，美國公使蒲安臣對於清廷的處境表示同情，且確實居華洋衝突中，在公正的處置上，有相當不錯的表現；而清廷有意與西方列強建立平等而合理的關係，就在蒲氏任滿之年，邀請其出任清廷的巡迴大使，同時，奉旨的另有兩位華人使臣，有監督之作用。
1868年7月28日，該使團與美國國務卿訂立了《蒲安臣條約》（又稱《中美天津條約續約》），以西方國際法的形式確立了兩國的對等地位。根據其中規定，兩國人民都可以到對方的政府公立學校求學，從此開始了清廷推動第一批官派留學生的基礎─由學童開始的。此時正是明治維新初年，中國正式開始了西化的步伐…
清廷接受西化，容閎建議派學生赴美
當時與外國訂有遊學條約者，只有前述同治七年蒲安臣、志剛與孫家穀等使美所訂之中美續約，即由政府選派學生赴美；其辦法根據曾國藩、李鴻章所奏准，由容閎擬定該計畫。
第一次，由曾、李二人合奏選派幼童赴美辦理章程十二條…其中請准中國將派員每年選送兒童三十名，至彼國書院肄業。言明其束脩膏火，一切均中國自備，並請俟學識明通，量才拔入軍政、船政兩院肄習。致赴院規條，悉照美國向章辦理…。計畫中，於上海、寧波、福建、廣東等處挑選聰慧少年十三、四歲至二十歲為止，曾經讀中國書數年，其親屬情願送往西國肄業者…每年以三十名為率，四年計一百二十名，駐洋肄業十五年後，每年回華三十名，聽候派用。
實際選派學童出國留學，時在1872年，挑選不分滿漢，年12歲至16歲，在滬設局，查考中學西學分別教導，將來出洋後，雖肄習西學仍兼講中學…1872年第一批出國，該計畫正式展開。
第一次學童出國，生活起居都需適應，期間我學生所受文化衝擊甚大；例如，入學後，學生都拒絕行跪拜禮，就是其一例；指導官員，迭有報告回國，對於學童是否能維持原本的傳統心態，頗有疑慮。
美國的誠信與清廷的決斷
至1881年，我少年之學習達到相當水準，清廷決定派若干少年進入美國官方的軍事學校時，竟發生美方不准我學生進入軍事學校求學之事，使得清廷認為美方失其誠信，居心叵測。同時，1874年發生的牡丹社事件中，明顯地美國前領事李仙得為日軍之顧問，深涉於該侵華的台灣事件中，雖然美方指其所為非官方之意思，但確實讓清廷起疑。兩事件相加，出乎原計畫之外，難怪朝中無人敢於承擔。因而，當年，該計畫原定的十五年未滿，計畫尚無明白成效而告中止。少年留學美國，其中後來知名於世者，有唐紹儀、詹天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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