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戰前後，東亞地區的秩序觀，
是我們的媒體與教科書上，從來不討論的當代史要點。

大戰中日本虛偽的大東亞共榮圈的秩序在戰火中消失了，
但是大戰後，大美帝國的新殖民秩序，取代了日本的地位，
那就是戰後日本成為美國的殖民地，
透過《美日安保條約》的安保條款，
至今美國還在日本有八十幾個軍事基地，
在1970年代初，美國大力把日本扶植起來，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成為大美帝國之下的最高階殖民地。。。亞洲四小龍以下，再分別排開。

這時代，「自力更生」的中國人發動了震動世界的文化大革命，
世界上的青年省思「造反有理」，掀起各先進國家的學潮。

1980年代，日本經濟發展可能威脅大美帝國，這個殖民地太不乖了，
《廣場協議》震盪之下，日本失去了尊嚴，充分顯示了其真實的被殖民地位。

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中國人由「造反有理」的深入檢討中，認定了「改革開放」的必要，
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視為工具而充分利用之。

在深入檢討中，發現了資本主義的大宗師亞當斯密被掩藏與忽視的名作──《道德情操論》，其中強調同情心的重要。。。
該書1979年開始中譯，六年後完稿；經過內部發行，1990年代正式對外發行；至今至少有不同譯本二十多種；估計印行應該達百萬本；2016年，中國文聯出版社印行青少年版專書，將亞當斯密的兩大經典，《國富論》與《道德情操論》二書與該出版社的世界文學讀物並列。。。

此外，據稱溫家寶先生不僅曾經五次公開向外界推薦該書；並且在2013年還曾經在訪歐期間，攜帶此書而推薦之。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改革開放」，是否由此書之發行可以讓我們想見其一斑？

這才是真實的大戰前後的東亞史實。。。

早上跟一位朋友聊著抗戰。他問「老王，老蔣先生在抗戰時期有沒有差點被日本人幹掉？」說真的，他出過好幾次危險，但是最危險的一次說是被日本人幹掉也可以，但其實是差點死於自己人之手。

1938年10月25日，武漢會戰到了尾聲，國軍開始組織撤退。當時，老蔣在最後的軍事會議上表示自己與夫人將會是最後一個離開武漢。當天六點，他的Ju52起飛，還有4架戰鬥機護航，目標重慶。

結果，起飛半個多小時，領航員告訴老蔣：飛機的導航系統故障，無線電也壞了。老蔣就告訴他：你只要方向正確就可以了，反正重慶也不遠，到時候再找一下機場。沒有想到，領航員又告訴他：更壞的消息是起飛的時候忘記加油，現在飛機快沒汽油了。

沒辦法，那時候立刻回頭飛回武漢。就在老蔣的飛機抵達武漢機場上空的時候，看到下面的國軍正在跑道上埋置炸藥，也就是老蔣如果再晚回來10分鐘，他的飛機就不用降落了。

加好油，起飛，不到4個小時，日軍就攻佔武漢機場。也就是說，這中間只要稍微有一點點差錯，他老人家要不然就自殺，要不然就是被日本人活捉。

怎麼樣？夠刺激吧。這就是戰爭，簡單但是殘酷，間不容髮，一瞬間就決定生死。不僅老蔣，他的兩個兒子，親生的那一個被送到贛南敵後，收養的那一個放在潼關前線，而他自己跟老婆則是屢屢驚魂。這一家人，隨時都準備為國犧牲，他們自己應該很清楚。

在互聯網這麼多年，筆者永遠都在告訴所有台灣的同胞們：戰爭一點都不好玩，戰爭不是開玩笑的，把你推向戰爭的人絕對不會是對你有任何一點感情。

過去對鄭和下西洋中止的原因，多半歸咎於皇權為鞏固統治、不思進取，使中國錯失海上發展的歷史機遇。這段論述有很明顯的東方專制主義偏見，認為中國歷史上長期以來有一個專制的大政府，扼殺了各方面的發展，致使其落後於西方。但以上面提到的鄭和下西洋為例，這樣的說法忽略了很多因素。

第一個因素，是明中葉韃靼人的進攻，使明朝朝廷必須投入大量人力和資源在長城防禦。以近代以前農業國家的條件，要同時兼顧陸上防禦和海上的大規模發展有一定的難度，使明朝朝廷不得不暫停船隊航行。
第二個因素，是鄭和下西洋屬於朝貢貿易，對各國厚往薄來、入超過多、虧損連連。
第三個因素，則是建造和修理船隻的木材不夠了。

為什麼木材會不夠呢？中國砍伐木材的歷史很早，隨著人口和經濟活動規模的擴大，本國木材逐漸不敷使用。煉鐵、冬季取暖、興建建築物等等都需要大量木材，對山地丘陵的濫墾濫伐，剩下能用於船隻的木材相當有限。歐洲海權國家則因人口較少，溫帶海洋性氣候木材豐富，加上殖民美洲獲得大量的森林資源，才得以突破環境制約，是展開航海活動的其中一個條件。中國沒有像歐洲海權國家那樣掠奪殖民地資源，自然受到種種環境制約，在工業革命後被西方列強超越。

森林資源短缺、濫墾濫伐造成的水土流失問題，到晚清民初人口過剩時特別嚴重，水旱災頻仍，農村經常有大饑荒。國民政府有嘗試人工造林和農村救濟，但成效相當有限。直到改革開放以後，隨著三北（即西北、華北、東北）防護林等工程的啟動，中國森林面積才有顯著的回升。根據NASA衛星資料，在2000–2020年間，中國森林面積增加幅度為世界第一。

隨著其他燃料和能源的開發，中國不再依賴對木材的大量砍伐，不過仍然面臨其他的環境問題。中共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的其中一個特徵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這是一個任重道遠的目標，需要中國政府和社會一同努力，建設青山綠水的家園。

依據舊約記載，撒旦主動去找夏娃，並誘使夏娃吃了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夏娃也使亞當吃了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從此兩人眼睛亮了有了羞恥心，自此中東地區的人們有了上帝與撒旦兩位導師。以此神話故事為基礎的宗教傳播到了歐洲，教徒們總在碰上問題時，尋求導師的幫助，或禱告或尋求神的啟示，只是不知道聖訓到底是來自上帝還是撒旦或者只是牧者的意思，上帝與撒旦持續他倆的鬥爭，直至今日仍然未休。

早於耶穌約六百年的尼泊爾迦毗羅衛國釋迦族悉達多太子，他對於人生的迷惑更多且更深刻，他尋求解惑的方式是去除慾望與靜思(禪定)，沒有導師指示而自覺開悟的悉達多太子，成道後被尊稱為釋迦摩尼佛。

在中國商被周取代，周公制禮作樂，他的目的之一是要去除商代時的凡事問天、求鬼神、占卜、祈禱，而導致的種種媚於奧的鬼神文化，周公奮鬥的目標幾經波折，大約與悉達多太子同時代的孔丘繼承周公之使命，孔子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表達孔子對封建殘餘也不容忍的態度，在先聖後賢的努力下，宗教對中國人的影響相較於其他宗教文化區域要小。慈悲為懷的佛教能在中國流傳，就是補上了這個宗教空缺，佛教不會排斥其她宗教的傳播，也不會干涉各個地區傳統風俗，更不會發起聖戰，在文化底蘊深厚的中國，佛教只是起著宗教文化方面的補充作用，而一神教在歐洲則是取代原有的宗教文化，起著主導作用並且以教領政導致黑暗歐洲，直至文藝復興時代。

商代的祭祀求神在周公、孔子等聖賢的努力下，基本上從神州大地消失，自求多福人定勝天的思想才是中國人思想的主流，精衛填海、夸父追日、愚公移山等故事絕對令歐美人詫異與不解，歐、美兩大洲普遍信仰一神教，原罪思想牢不可破，世界就分為禱告尋求聖恩的一神教文化與自求多福人定勝天的東方文化，兩種主要文化在衝激。

蒸汽機的發明是人類第一次開啟魔盒，在此之前人類過的最好的生活，就是中國人的自然生活，中國人利用各種自然條件，發現各種自然現象與規律，並充分利用之，例如二十四節氣指導人類工作與生活的步驟，絲綢、瓷器皆是自然條件下，加上中國人的智慧生產出來的，即使是火藥原料也是取之自然，蒙古人善戰，但是火器才是蒙古人攻堅時戰無不勝的利器，對於火藥中國人認為用之戰爭有失天和，所以中國人冀望的是焰火爆竹的喜慶聲，而不是戰場的硝煙味，宋朝一代始終不以發展火器來增強軍事力量就是明證。到了近現代美歐的咄咄逼人，中國要生存也只有跟著造原子彈、運載火箭、衛星、航母，憑中國人的才智，這一切都不是問題，且多有反超之處，如登陸月球背面。

人類第一次開啟魔盒是生產力大爆發的工業革命，屬於突破自然條件限制的逆天行為，工業國製造生產能力大突破下，展開了更瘋狂的殖民掠奪、消滅異族行為，彼此爭奪更大利益，導致兩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原子彈爆炸結束戰爭，至此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到底是上帝還是撒旦在領導那些教徒。

尋呼機爆炸是以色列人第二次開啟魔盒，以色列向黎巴嫩發動電子產品爆炸數波攻擊，第一波是台灣金阿波羅公司生產的尋呼機(BBCall)爆炸，證據顯示尋呼機內的炸藥是在生產時即安裝進機器內，利用民生用品為武器發動攻擊是突破人類道德底線，是歷史上首次將民生用品作為戰爭武器，不分戰士與平民的集體殺戮。台灣竟然參與行動，這算是某些政客說的「台灣是世界的台灣」嗎？闖下大禍的台灣，目前還是一副無事的樣子。以色列人開啟魔盒，其影響在短期內是看不到了，但肯定很強。

2024年9月25日中國大陸從海南島，用裝載運輸車向北美州方向發射了一枚洲際彈道導彈，並事先向途經國家發出通知，成功發射之後世界鴉雀無聲，除了台灣無人譴責，美國還讚譽中國的事先通知。向美州方向發射導彈，明眼人都知道是衝著誰去，用裝載運輸車發射表示機動性強，發射前敵方無法偵知，事先通知美國，就是不怕美國蒐集各種試射導彈數據，非官方消息，美國發射六枚攔截導彈皆失敗，事實上兩強暗地較勁頗多，美方多半落於下風，不然利劍2024A/B演習，怎麼看不到美方動靜？

五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都在近期試射了洲際彈道導彈，只有法國宣稱成功，但是沒有公開其詳細過程，俄羅斯最慘，發射時在發射井內就炸了。

大家都知道中國試射給誰看，又因為中國大陸很早就聲明，不會向無核國家發起核彈攻擊，又聲稱中國在各種衝突中，不會尋求以武力解決爭執，所以中國試射州際彈道導彈成功，並沒有激起世界各國不安，反而讓某些狼子野心的國家安分了，俄烏戰爭不至於發展成集團對抗，以阿衝突也不至於擴散。中國的強大，與中國的態度，早已在世界諸多事務中發生很大的影響。不信有造物主的中國人，總是能在亂局衝突中，發揮穩定世界大局的力量。

雖然我以前讀過一些馬克思的生平和馬克思主義的介紹，但是總覺得不夠全面，中研院陳宜中的近作《馬克思》（[1]）恰能補充我的不足。雖然也介紹馬克思的經歷，這不是一本人物傳記，而是一部思想傳記，詳述馬克思一生的思想轉變，完全根據他的著作（包括未發表的筆記）認識他的思想，並釐清後人的解讀和添加。

[1] 是講述政治思想的大書（800頁），寫得很好，內容筆者幾乎都贊同，但要在此提出一不同意的意見。作者認為中國、蘇聯實行共產黨「一黨專政」，違背馬克思的思想。這甚至是作者研究馬克思思想的動機：要清楚界定馬克思思想，以否定中、蘇政治是馬克思思想的（部份）實踐。

馬克思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無產階級專政」（「專政」是統治及行使緊急權力的意思），是進入無階級的共產社會之前的過渡階段，卻沒有解釋「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內容。作者不贊成「無產階級專政」被中、蘇解釋為共產黨「一黨專政」，卻沒提出其他的解釋。

私有財產制已有幾千年，逐漸演進出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後資本家不僅能掌控經濟權力，幾乎也能掌控國家的政治權力，即使以選舉民主的形式。馬克思不僅指出資本主義的不少缺點（是他的重要學術貢獻），還要以共產制，即生產工具和土地共有制，完全取代私有財產制。

馬克思當然知道，要以共產制取代幾千年來的私有財產制有多困難，會遭遇資本家多強烈的抵制和反抗，他因此提出進入共產社會之前需要有「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和過渡階段。無論制度如何，國家政權其實永遠掌控於少數人，共產黨「一黨專政」才能有全面革命的強制力，因此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看來就是共產黨「一黨專政」。

書中提及無政府主義的巴枯寧曾批評，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專政可能濫權，馬克思的回應只是，消滅私有財產和階級後就不再有「無產階級專政」，而迴避了革命專政可能濫權的問題。這也隱約指向「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共產黨「一黨專政」。

作者主張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共產黨「一黨專政」，筆者相信是因為他先入為主的反對共產黨「一黨專政」，並且自以為在迴護馬克思所致。其實作者不必如此，因為共產黨「一黨專政」自有其優點。

現在資本家幾乎能夠以高科技監控所有人民的生活（參見《監控資本主義：簡介和感想》）。在選舉民主國家，資本家幾乎也能通過選舉掌控政治權力；共產黨「一黨專政」卻能避免資本家掌控政治權力，是對資本家的制衡（中共已經承認資本家對經濟的貢獻，不再主張消滅資產階級，並從革命政黨轉為執政黨），使得權力分配比較平衡，因此可能優於選舉民主制度。（共產黨「一黨專政」當然也有缺點，沒有政治制度是完美的。）

[1] 陳宜中《馬克思：從共和主義到共產主義》聯經出版，2024。

今年國慶晚會領銜主唱國歌的藍玉璋老先生，古寧頭戰役後被編入保密局（後改為情報局）第二期，曾參與寮國反共游擊隊，也曾營救刺殺劉少奇失敗被寮共扣押的情報局人員。

他領導的「符堅第五大隊」，一度對寮共勢力構成挑戰，在中共協助寮共圍剿之下，「符堅第五大隊」損失慘重，符堅部隊也改組為光武部隊繼續抵抗。隨著形勢變化，光武部隊在1975年解散，藍玉璋老先生也結束情報局寮國站站長工作回到台灣。這是一個反共愛國的故事，不過置於更大的世界史背景下，我們能看到更宏觀的歷史意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歐洲殖民主義的衰落，東南亞要何去何從成為一大課題。美國亟欲取代歐洲和日本勢力退出的權力真空，蘇聯和毛澤東的中共也欲輸出革命，剷除資本主義勢力，解放東南亞。

中南半島作為鄰近華南的戰略要地，國共衝突也擴及於此。中共認為，東南亞如同中國必須以新民主主義革命剷除三座大山，走上社會主義現代化。蔣中正國民黨則從仁愛出發，認為東南亞和中國尚未達到歐美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沒有階級鬥爭的條件，主張階級和諧以發展生產力。蔣中正的論述也和1960年代起美國的現代化理論合流，認為馬克思主義革命是背離美國現代化的錯誤道路，反攻大陸和東南亞的反共行動是為了糾正此一錯誤。我們看到的中南半島反共游擊隊歷史，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

當年交戰的游擊隊員雙方，或許不一定明瞭上述理論，然而他們都成為大歷史的一部份。在當時的大環境下，紅色革命有其理想，然而前途混沌未明。越共在民意支持下，推翻腐敗的南越政權實現統一，而柬共卻以波爾布特統治下的悲劇收場。參加寮國反共游擊隊的前輩，是帶著這樣的憂心反共的；不過後來的寮國，並未陷入像柬埔寨的失控局面，他們的反共游擊活動最終也結束了。

今天的東南亞，要做的是清算殖民主義的歷史遺產，撫平冷戰左右和族群衝突的傷痕，在和解共生的前提下參與亞洲的整合發展。同樣經歷反殖民主義和冷戰歷史的中華民國，也應思考如何面對歷史遺產，讓兩岸和亞洲攜手前行，開創未來。

（圖為國防部情報局）

百年前，中國很孱弱、很黑暗、很屈辱。於是，需革命、要造反。
但，
革命不是目的，造反只能是社會的非常形態。
革命與造反，其一切理由、憑據、與目的都只能是共和、是建設、是法制、是安定，否則即為喪心病狂。
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但不是唯一。歷史進步的長程動因、動力在改革、在科學、在理性、在社會生產所有因素的綜合。
幾十年來。人們對“革命”似乎嚴重誤讀。幾乎將其作為100％正確、神聖不可褻瀆、侵犯的東東。

其實，
革命很無奈，不到萬不得已，不能言革命；
革命很痛快，但革命者轉瞬異化，即成被革命；
革命不能阻止革命，革命醞釀更烈的革命；
革命應是長程社會態勢的突變，革命不是社會的常態；
將革命時時掛在嘴上，只革別人，不革自己，不過是把革命當成自己出頭的捷徑。

其實，
最大的悲劇是四九年前革命者與革命者的撕拼；
最大的失誤是四九年後勝利的革命者未能及時轉身為建設者、改革者、漸進者、守法者、護法者、穩定者；
最大的危險是時至今日人們仍然將革命當成完全正面、神聖、不可褻瀆的語彙與隨時可辦、輕鬆愜意的化裝舞會。

其實，
人類社會普遍、永遠存在矛盾、鬥爭，執政者（黨）基本或首要的職責應當是減少、化解矛盾，使其不至於引爆革命；
執政者把“革命”念念不忘，是革命物件與革命者錯了位元；
執政者以“革命”對付不同的政治面，是執法者壞法、憲政守護者毀憲。

其實，
革命者被革命，這會是歷史的大悲劇！
革命者終結“革命”，這才是歷史的辯證法！
從鬥爭、革命黨昇華為建設、共和黨，或許是中國共產黨人從八一南昌起義、八一一致抗日宣言、新中國成立宣告、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決策之後的再一次漂亮而更偉大的提升。

其實，
共和，是歷史前進的方向盤、是規避社會顛覆的刹車噐；
共和主義應當堂而皇之成為共和國最具廣泛性的旗幟與最精髓的指導思想。
共和，或正由近百年人民革命成功的快愉與失誤的痛苦凝結與證明。

最近這幾年很多人主張所謂的內亞史觀，刻意將亞洲內部的遊牧民族加以美化，好像他們是新文明的創造者，還促進歐亞大陸各民族之間的交往，開啟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新篇章。一定程度上，筆者也不完全否定這個說法，但這恐怕是避重就輕，或者基本上就是一種太主觀的看法。

不必長篇大論，您可以自己去查一查當年蒙古第三次西征，統帥旭烈兀在經過慘烈的戰役之後，攻下巴格達，是將這個一千零一夜的繁華城市怎麼處理。其中，皇家圖書館內部典藏從古代西亞到希臘時期的各種珍貴圖書20多萬冊，在歐洲大部分已經失傳，蒙古人是怎麼處理這一座圖書館的。而整個巴格達，又面臨怎樣的浩劫。

而當年突厥人進入印度半島，佔領了玄奘法師所留學的納蘭陀寺。這裡面可以說是古代印度文化的聚集地，玄奘法師在這裡翻譯了數百部古代印度的典籍，並且抄寫帶回了100多部。而這一座寺院圖書館典藏40多萬部圖書，可說是古代印度文化之大成，突厥人又是怎麼處理的，裡面那一些學問僧以及學者又被怎麼處理。我們今天為什麼對古代印度文化知道的這麼模糊？甚至於很多部分都已經失傳。

上述兩個例子，是不是人類文化莫大的損失？筆者很反感，那一種只為了某些意識形態服務的歷史學。歷史不是不能翻案，但是必須有客觀的史料基礎，以及正確的治史態度，否則這種視而不見的情況，只會讓歷史陷入虛無主義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