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讀過的歷史書介紹商朝和西周都很簡略，商、周的交替似乎只是統治者的變更而已。讀了李碩博士的《翦商》（[1]）一書才知道，商、周的交替實現了中國文明了不起的躍進。

李碩在《翦商》書中，通過對各種出土墓葬、甲骨文的研究，對比分析古書中的記載，重新構建了夏、商、周的歷史，尤其著重商、周的宗教和文化差異，以及商、周交替的過程。

商人（建立商朝的族群）相當崇尚暴力，在他們的眼裡，世界是冷酷的，充滿暴力、殺戮、掠奪和不安全。他們沒有明確的善惡觀念，自然認為他們篤信的鬼神也沒有善惡觀念（鬼主要指祖先）。商人認為鬼神會隨時、隨意給任何人降下災禍，也可說任何災禍背後都有鬼神在操縱，因此他們極力想要獲得鬼神的恩寵，而一直向鬼神奉獻大量的祭品。祭品包括各種牲畜和活人，活人祭品主要來自他族的俘虜，但也包括犯錯的本族人甚至貴族。牲畜和活人祭品在祭祀完後一般會被吃掉。

除了人祭，還有人奠基和人殉：
人奠基：把人夯築在建築物的地基內，奉獻給土地之神，以獲得神對建築物的護佑。
人殉：把人作為殉葬品埋在主人的墓穴內。

那個時代的人普遍迷信鬼神，因此周武王攻滅商紂王後也進行了大規模的祭祀，包含很多人祭。不過武王不到兩年就過世了，由年幼的兒子繼位，此後武王的弟弟周公旦輔政/主政多年，完全扭轉了當時的宗教和文化。

商人最崇拜的神是「帝」，也有人性，卻是任性而難以捉摸的，到商朝末期，「帝」和商王的身份甚至是重疊的。周公以「天」取代「帝」，「天」無形無像，無言無行，並無擬人化的個性；「帝」會通過商王（如占卜）發佈命令處理世間之事，「天命」卻是抽象的，王者應當愛民、德治和勤勉，就能得到「天命」的青睞而長保其國，如果王者殘暴對待庶民，「天命」就會轉移到更有德的候選君王身上，從而改朝換代。周公強調「天命」和道德，自然要禁絕人祭、人奠基和人殉（人殉無法禁絕，繼續存在很久），他銷毀了這方面的大部份文字記錄，以免死灰復燃（也使後人不通過考古的發現無法知道商人的人祭歷史）。

周武王繼位僅四年就攻滅商紂王，因此周人的翦商大業其實主要成於武王的父親文王。周族由文王的祖父率領遷居到周原（今陝西省渭河平原西部），成為忠於商朝的一個小諸侯。然而文王的父親和長子都死於商王之手，大約是他決心滅商的主要原因。諸侯和貴族有類似文王的遭遇者不少，使得武力強大的商朝衆叛親離而終於滅亡。

周公終結了商朝的暴力文化和人祭宗教，而以道德和「天」取代之。這無疑是中國文明的一次大躍進，使中國有了民本思想，並且比世界其他地方更早脫離神權時代。周公思想也是儒家文化的源頭。

[1] 李碩《翦商：殷周之變與華夏新生》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

一般歷史書上說，夏朝是中國的第一個朝代。然而夏朝時應該還沒有文字（即使有文字也很簡陋，不足以記錄複雜的事蹟），因此有關夏朝的事蹟，都是當時口傳，而在幾百年甚至千年後寫出來的，難免包含一些不合情理的傳說，並且缺少證據，有些人於是懷疑夏朝是否存在。

李碩博士在其《翦商》（[1]）一書中，通過對各種出土墓葬、甲骨文的研究，對比分析古書中的記載，重新構建了夏、商、周的歷史。書中主張，河南洛陽市以東20公里，伊河和洛河沉積形成的小平原上發現的「二里頭遺址」就是夏朝的都城，並提出不少證據。本文摘述這些證據。

二里頭遺址距今3900-3500年，恰好在商朝之前，它的占地面積、宮殿規格以及手工業的發達程度都超過以往和同期的任何遺址。

周武王滅商後，想要在洛水邊建一新城，武王說，那裡是夏朝的故地：「自洛汭延於伊汭，居陽無固，其有夏之居。」（《逸周書/度邑解》）後來周朝在這裡營建了洛邑（洛陽）。

《史記/夏本紀》中出現兩次，大禹在治水期間讓他的助手「益」給民眾散發稻種：「令益予衆庶稻，可種卑濕」…「與益予眾庶稻鮮食」。這相當特殊，因為華北的主食一般以旱作的粟（小米）為主。對二里頭遺址的土樣採用「浮選法」得到的樣本顯示，二里頭遺址的主食正是水稻（根據重量占比）。

很多古書把大禹治水的工程描繪得非常浩大，脫離當時的現實，令人無法置信。作者主張，大禹治水的工作是排乾和改造濕地，符合當時的工程能力。二里頭位於伊河和洛河沉積形成的小平原上，原來很可能是濕地（那個時代的華北比現代濕熱），經過大禹領導的排乾和改造工程才適於人居。

在二里頭遺址發現了青銅器的鑄造廠，在以往和同期的任何遺址都不曾發現青銅器鑄造廠，因此二里頭遺址可說是中國最早能夠鑄造青銅器的地方，並且當時這項技術是不外流的（直到了商朝，青銅器鑄造廠才在多地出現）。當時青銅器非常珍貴，促進二里頭遺址的繁榮，而且青銅武器的戰力強過過去的各種武器，都有助於當地形成早期的國家。

《尚書》：「成湯放桀於南巢。」商湯滅夏後，把末代夏王桀驅趕到南巢。古代注釋：南巢在安徽的巢湖之濱。1972年起，巢湖西岸的安徽肥西縣多次出土二里頭風格的青銅器和陶器，測其年代，屬於二里頭遺址後期。這颇符合《尚書》的記載，二里頭的一些夏人曾移居/殖民到巢湖之濱，夏朝滅亡時，夏王桀逃到那裡。

有這麼多的證據，夏朝的存在應無庸置疑，這樣中國的王朝歷史有將近4000年。這比說中國有5000年歷史有意義，5000年歷史要從何時起算？有何證據？

[1] 李碩《翦商：殷周之變與華夏新生》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

1942年4月21日，時任紅十字會總會秘書長兼救護總隊長林可勝將軍與史迪威見面後，奉指示離開彬烏倫（舊譯為：眉繆、梅苗／Maymyo）西行……但因為曼德勒、密支那先後遭日軍佔領，在無路可歸的情況下，林可勝將軍毅然決定轉入野人山，先去印度再回國。但野人山山路崎嶇，寸步難行，一天走不了 8、9 里，在山中經過26天，最後還帶出遠征軍傷兵400餘人脫險。之後林可勝將軍也特別請美軍空投5大箱治療瘧疾的金雞納霜給還受困於野人山的杜聿明部。

抗戰勝利後，林可勝為軍醫署長，於1947年在上海江灣合併德日制的軍醫學校、後再與英美制的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改組為國防醫學院，並擔任首任院長。同時也籌建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所。

【軍醫學校合併、改制後之首任任國防醫學院院長～林可勝將軍】

參見──何邦立：《重返滇西戰場祭國殤》（傳記文學／2023.10／737），p105～106。

【第一次遠征軍戰役時後送傷患的擔架隊】

1942年6月中旬，已撤退至印度的中國遠征軍新38師孫立人師長來拜訪早一步撤到印度、時任中國遠征軍軍醫監衛生總視察林可勝將軍，畢業於維吉尼亞軍校的孫立人將軍用英文向林可勝將軍（林將軍在新加坡長大並留學英國，因此中文並不流利）表示：這次國外參戰是失策的，上了美國人的當。英國軍隊退出香港，放棄新加坡；仰光失守後，軍心煥散，毫無鬥志，我的部隊常被要去支援，等到擊退日軍，派人聯繫時，發現英軍早已撤向印度無影無蹤了。

參見──《林可勝追思論文錄（1897～1969）之【林可勝滇緬歷險記】》（梁序穆暨許織雲基金會印行），p395～396。

一個領袖的胸襟，在他事業輝煌的時候，我們往往看不出來，而是要看他在受挫的時候如何自處。在歷史上可以看到不少例子。

劉邦，絕對是個流氓，可是這個流氓很受到愛戴，這絕不是偶然。他統一天下，志得意滿，開始覺得自己所向無敵。面對匈奴的威脅他親自率領10萬大軍對其作戰。他的隨軍參謀婁敬直接告訴他這一仗必敗，因為現在漢朝打不過匈奴。結果老劉很生氣，把婁敬關押起來，並且揚言凱歌之後就把這個人殺掉。結果，劉邦果然在白登山被殺得大敗，如果不是陳平想出美人計，恐怕這位漢朝開國皇帝，不是被匈奴單于活捉到北海，就是已經掛了。

但是劉邦脫險回來之後，他沒有惱羞成怒，反而立刻釋放了婁敬，封他為侯爵。並且不久之後採納他的意見，開始進行對匈奴的和親政策，為中國往後爭取了將近60年的和平。文景之治的基礎，其實是在這個時候奠定的。劉邦很偉大，因為他沒有把自己的面子擺在第一位，而是把國家的利益以及百姓的安危放在第一。

另一個有類似經歷的，是曹操。曹操在消滅袁家，統一了北方之後，就很急切想要一次就將南方的劉表、劉備、孫權三大勢力全部消滅，從此一勞永逸，這就是赤壁之戰的背景。在開戰之前，手下的謀臣諌議大夫賈詡勸他要三思。他認為周瑜與諸葛亮要的就是跟曹操來一次梭哈，因為他們的軍力太薄弱，所以沒有辦法長期作戰，只能在這一次孤注一擲。

曹操卻是剛好相反，荊州投降之後又多了8萬部隊以及水軍。所以這時候第一線能用來作戰的部隊已經超過40萬。賈詡認為完全不必給南方梭哈的機會，應該曹操親自率領主力20多萬坐鎭在襄陽，作為戰略預備隊。而派曹仁率至少5萬部隊進入南郡，然後試圖拿下南荊州；夏侯兄弟帶5萬進入漢中，準備解決西涼或者伺機南下四川。張遼、李典、樂進等人率領另外一軍進入合肥，擺出立即威脅建康的姿態。如此可以把兵力做最有效地運用，又可以迫使孫、劉東西兩線疲於奔命，一旦出現失誤，整個防線就會瓦解。就算不是如此，但久而久之，孫、劉之間一定會出現矛盾。如果照他這樣操作，不出5年應該可以解決南方，統一天下。

這個是非常有戰略觀的部署！但是，這個時候已經無法再等待的曹操，只希望用一次決戰將中國底定。所以，這次南征他沒有帶賈詡。結果大家都知道，曹操想要統一天下的希望就到此結束。

曹操跟劉邦一樣，不但沒有將所有的失敗怪到賈詡，反而回去之後將他升為侍中，等於今天的院長等級。這也是曹操向天下人宣告：這一次的戰敗，所有的責任都在我身上！這是非常廣闊的心胸。在這之後，賈詡也臨門一腳讓曹丕可以順利登基，穩定了北方的政局，成為非常重要的一位大臣。

比起在官渡決戰之前，就把反對決戰的田豐關起來的袁紹，戰敗之後，第一個想做的事情就是把田豐給殺掉，誰是英雄？誰是狗熊？答案已經清清楚楚。

領袖不是不會犯錯，但是發現犯錯就要認錯，那沒什麼了不起。重點是認錯之後趕緊修補，可以讓大局走向穩定，最後得利的不也是領袖自己？我們想通了這一點，我們對很多事情就可以有更清晰的視野。

所謂的「和制漢語」完全是台獨日奴編造的謠言。

1607年徐光啟和利瑪竇合譯的《幾何原本》，首先釐定了“幾何”這個科學名稱，並創制了諸如“點”、“線”、“直線”、“平面”、“曲線”、“對角線”、“並行線”（平行線）、“直角”、“鈍角”、“三角”、“面積”、“體積”、“相似”、“外似”等等新詞彙，引進了西方科學的新概念；《幾何原本》也列入在康熙帝的《古今圖書集成》中。

1613年利瑪竇和李之藻合譯的《同文算指》，也創制了如“平方”、“立方”、“開方”、“乘方”、“通分”、“約分”等等新詞。

1602年利瑪竇為李之藻印製的《坤輿萬國全圖》撰寫的總論和各部分說明，釐定了“地球”、“南北二極”、“北極圈”、“南極圈”、“五大洲”、“赤道”、“經線”、“緯線”等等一批地理術語。

利瑪竇和李之藻合著的《渾蓋通憲圖說》中出現了“天體”、“赤道”、“子午規”、“地平規”、“天地儀”、“地球儀”等天文地理術語。

1627年葡萄牙人傅訊際和李之藻合譯的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名理探》就出現了“明確”、“解釋”、“剖析”、“推論”等詞。

意大利傳教士艾儒略於1623年譯著的《西學凡》和《職方外紀》二書，已經創制了諸如“原罪”、“采取”、“處置”、“救世主”、“造物主”、“公法”、“文科”、“理科”、“法科”、“法學”、“地球”、“大西洋”、“熱帶”等詞彙。

在中國人士李善蘭、徐壽、華蘅芳等人的配合下，西方人士馬禮遜、丁韙良、傅雅蘭等譯著了諸如《萬國公法》、《佐治芻言》、《微積溯源》、《三角數理》、《電學》、《聲學》、《光學》、《以太說》、《地學淺釋》、《化學鑒原》、《公法總論》、《幾何原本》後九章等等西方書籍文獻。

美國傳教士丁韙良譯著，於1864年刊行的《萬國公法》，就釐定了遺產、慣行、關涉、管制、限定、權利、交戰、固辭、國權、遵守、臣民、專管、宣戰、大局、追求、通知、特派、法院、民主、友誼、維持、異邦、會議、管轄、議定、權威、權利、公法、國政、國法、國民、戰時、戰爭、法院、盟約等新詞，並傳入日本，被日本視為國際公法範本。

之後日本於1866年出版的《畢灑林氏萬國公法》和1868年出版的《泰西國法論》採用中國《萬國公法》相同的法律詞彙術語達250餘例。

傅雅蘭等譯著，並由江南製造局翻譯館於1885年出版的《佐治芻言》，創制新詞涉及面頗廣，如數學、動物學、植物學、天文學等學科名稱至今仍被沿用，創作了“執照”、“國債”、“銀行”、“資本”、“價值”、“物價”、“公司”、“股份”、“工資”、“巡捕”、“空氣”、“機器”、“鐵路”、“汽車”、“紡織機器”、“煤氣”、“自來水”、“自來水公司”、“自來火”等等詞語。

《佐治芻言》也首次提出了“動產”、“不動產”的概念，稱“動產”為“能移動之產業”，“不動產”為“能傳授之產業”，並多次採用了“資本”這個詞，提出了“資本”的概念：「所謂資本者，不弟錢財已也，凡值錢之物，如舟車、房屋、鐵路及寶石之類，皆可謂之資本。」可當時“資本”一詞並未被國人採用，嚴復、梁啟超等均採用“母財”，後來才被傳到日本的所謂日源漢字“資本”所取代。

《微積溯源》中釐定了變數、函數、微分、積分、系數、極大值、極小值等術語。《電學》釐定了電極、電線、電鐘、摩擦生電等。這些書籍都傳到日本，其中的漢語新詞也隨之直接被借用到日語中去了。

1843年英國人在上海創建的墨海書館，中外人士合作譯著刊行了《大美聯邦志略》（1851年）、《博物新編》（1855年）、《續幾何原本》（1857年）、《植物學》（1858年）、《代微積拾級》（1859年）、《代數學》（1859年）、《全體新論》等書籍，釐定了圓錐、曲線、軸線、代數、微分、積分、系數、橢圓、級數、常數、變數、植物學等等一批術語，並傳往日本，為日本人所採用。

1844年美國人在澳門開設的花華聖經書房，1845年遷往寧波，1860年遷至上海，改名美華書館，印刷出版了幾十種自然科學書籍，如《萬國藥方》、《格物質學》、《代形合參》、《八線備旨》、《心算啟蒙》、《五大洲圖說》、《地理略說》等。1877年在上海成立的益智書會，為當時諸多大學堂編譯教科書，如《圓錐曲線》、《金石略辨》、《天文揭要》、《光學揭要》、《西學樂法啟蒙》、《中西四大致》、《治心免病法》、《化學衛生論》、《熱學圖說》、《植物學》、《代數備旨》等。

1822年出版的由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編纂的《華英字典》（共三部分六卷），已經將“使徒”、“鉛筆”、“消化”、“交換”、“審判”、“法律”、“水準”、“醫學”、“自然的”、“必要”、“新聞”、“風琴”、“演習”、“半徑線”、“精神”、“單位”、“行為”等詞彙與英語進行了對譯。

之後，1844年美國傳教士衛三畏編纂的《英華韻府歷階》將“文法”、“新聞紙”（到現在日本的報紙還稱為“新聞紙”）、“金剛石”、“內閣”、“領事”、“碼”等等詞彙的漢英對譯。

1848年英國傳教士麥都思編纂的《英漢字典》將“直徑”、“本質”、“知識”、“機器”、“幹事”、“物質”、“平面”、“白金”、“偶然”、“教養”、“交際”、“天主”、“默示”、“同情”、“小說”等等詞彙的漢英對譯。

1869年間出版的由德國傳教士羅存德編纂的《英華字典》將“園藝”、“侵犯”、“蛋白質”、“陽極”、“映像”、“副官”、“銀行”、“麥酒”、“公報”、“想像”、“碳酸”、“陰極”、“克服”、“保險”、“白旗”、“自由”、“文學”、“元帥”、“原罪”、“受難”、“原理”、“特權”、“宣傳”、“右翼”、“法則”、“記號”、“隨員”、“寒帶”、“熱帶”、“噸”、“戀愛”、“讀者”等等詞匯的漢英對譯。

1872年美國傳教士盧公明編纂《華英萃林韻府》將“電報”、“電池”、“光線”、“分子”、“民主之國”、“地質論”、“物理”、“光學”、“理論”、“動力”、“國會”、“會議”、“納稅”、“函數”、“微分學”、“代數曲線”、“沿海”、“羅盤”、“閃電”、“午線”、“拋物線”等等詞彙的漢英對譯。這些辭典都東傳日本，被日本各種英和、和英辭典的編纂所借鑒，為日本學習西方的思想、科技，創造新詞彙，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除此之外，中國人還自己開辦翻譯機構，如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海軍衙門、稅務總司、京師大學堂編譯館、上海的南洋公學、湖北官書局、北洋官書局等。據統計，僅江南製造局及翻譯館從1855年（咸豐三年）到1911年（宣統三年）近60年間，共有468部西方科學著作被譯成中文出版。其中總論及雜著44部，天文氣像12部，數學164部，理化98部，博物92部，地理58部；所譯之書內容廣泛，包括算學測量、汽機、化學、地質地理、天文、航海、博物、醫、工藝、造船及水陸兵法等共180種。今天常用的很多科學名詞，都是江南製造局及翻譯館最初定下來的。

日本目白大學陳力衛教授也證實：「當時日本外務省官員柳原前光曾將江南製造局所譯的書籍十數種購回日本，用作教科書和同類學科書籍翻譯時的參考。」「據調查僅19世紀出版的漢譯西書就有155種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過加注釋、加日文翻譯解釋等程序後，其中的‘漢語’詞便也隨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語裡去了。」

事實證明許多所謂的“日語外來詞”，都是“出口轉內銷”的“中國產品”。即使沒有日寇的日語外來詞，中國人照樣可以翻譯西方科學文獻，中國人照樣可以進行正常交流，照樣可以做實驗報告、博士論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盟軍中國戰區總參謀長、美軍中緬印戰區總司令、美國援華租借物資監督等職的史迪威將軍。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美國駐華部隊主要為海軍與海軍陸戰隊，陸軍的人數並不多，因此與海軍部相比，陸軍部對於中國的認知具有一定的時空侷限性，即偏重於北洋時期的華北地區。後來在陸軍部擔任高階軍官的馬歇爾、史迪威、馬格魯等人，基本均於北洋時期在北京使館服役或在華北學習過語言，他們對中國軍隊的觀察及由此產生的負面印象也主要源於這一時期。

然而，此時美國陸軍部面對的卻是崛起於中國南方的國民黨政權，國民政府軍隊的基本情況與作戰能力如何，陸軍部的高級軍官們並沒有很直接的認識，而需要做進一步考察。在此之前，他們只能參照自己以往的負面經驗做出判斷。（註七）這也為後來的「史迪威事件」埋下伏筆。

不同於陸軍對中國事務的無知與冷漠，受到曾擔任美國亞洲艦隊（the US Asiatic Fleet）司令的海軍上將哈里•亞納爾（Harry Ervin Yarnell，1875～1959，擔任艦隊司令時的階級為少將）的影響，美國海軍不但公開支持國民政府，時任海軍部長的弗蘭克•諾克斯（William Franklin Knox，1874～1944）與海軍駐華武官的詹姆斯‧馬歇爾‧麥克休（James Marshall McHugh，1899～1966，美國海軍官校1922年班）則費盡心思與蔣中正建立密切聯繫。（註八）而這也是美國海軍率先派人到中國與戴笠所轄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或軍統）」合作成立「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Sino-American Special Technic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簡稱：中美合作所）」的原因之一。

曾任美國亞洲艦隊司令時的哈里•亞納爾（Harry Ervin Yarnell，1875～1959）將軍。早在1932年2月，在一次名為「陸海軍聯合演習4（Army／Navy Grand Joint Exercise 4）」的實兵演習中，擔任攻擊方的亞納爾以無線電靜默的方式，親率兩艘航空母艦──萊克辛頓號（CV-2,USS Lexington）、薩拉托加號（CV-3,USS Saratoga）和與3艘驅逐艦前往珍珠港，亞納爾希望透過演習來證明夏威夷當時的防禦措施是無法抵擋來自空中的攻擊。

在暴風雨的掩護下，2月7日（星期日）清晨，從亞納爾率領航空母艦上先後起飛了152架艦載機，負責第一波攻擊的是──波音F-4B，雖然這只是一架慢速的雙翼戰鬥機，但裝載在戰機上的機槍可以對設置於港口的營區和停在地面的飛機發動掃射攻擊。第二波攻擊則由洛克希德•馬丁BM-1俯衝轟炸機接手，這些轟炸機以麵粉袋製作的假炸彈向停泊於港口內的戰艦進行模擬投彈攻擊，它們成功「摧毀」了停泊於港口的戰艦和各式船隻。

整個演習過程就像10年後日本人偷襲珍珠港那樣。攻擊機隊先癱瘓了幾座位於港口附近的機場，隨後則是轉而攻擊停泊於港口內的戰艦與船舶。在遭到攻擊的過程中沒有任何一架屬於防禦方的戰鬥機能夠成功起飛來攻擊敵人。最後海軍的兵棋推演裁判宣布這次攻擊完全成功，有了這個演習經驗，讓一直關注日本情勢的亞納爾因此警告美國政府，要小心日本人利用這種方式來攻擊夏威夷。

當年《紐約時報》詳實報導了這次演習的過程與結果，文中指出即使經過24小時，夏威夷守軍仍無法正確找到攻擊艦隊所在的正確位置。美國情報部門雖然知道日本人詳細記錄與報導了這次演習的整個過程。但諷刺的是，美國海軍卻投票否決了對海軍戰術的重新評估。裁判的報告中甚至沒有提到亞納爾在這次演習中所獲得的成功經驗。相反，他們在檢討報中寫道：「在面對強大的防禦航空力量的情況下，是否可以對歐胡島（Oahu，又譯為瓦胡島，或被稱為「聚集之島」，是夏威夷群島中面積第三大的島嶼，但卻是長個夏威夷群島中最繁榮、人口最多的島嶼）發動空襲，而不使攻擊（敵方）航空母艦遭受物質損失和隨之而來的攻擊機群巨大損失的危險，這是值得懷疑的。」總之，珍珠港的防務並沒有因為這次的實兵演習而有所提升，結果在1941年，讓日本人能以相同的方式成功偷襲珍珠港。1942年2月，美國亞洲艦隊在菲律賓群島遭到日本重創，之後殘餘艦隻被併入西南太平洋的艦隊中，1943年3月美國將西南太平洋的艦隊改編為第七艦隊（United States Seventh Fleet）。（註九）

附註：

（註七）參見──曹嘉涵：《抗戰時期中美租借援助關係》（東方出版中心），p115～116。

（註八）與陸軍相比，美國海軍被認為更支持中國、對日本更強硬。這主要歸功於1936～1939年負責指揮美國亞洲艦隊（the US Asiatic Fleet）的海軍少將哈里•亞納爾（Henry Yamell，1875～1959）。1937年8月，亞納爾在上海指揮亞洲艦隊的旗艦奧古斯塔號，此時中日衝突正逐漸升級為在上海及其周邊地區的全面戰爭。亞納爾命令海軍陸戰隊士兵和其他軍官幫助中國難民躲避侵路者，同時保護美國公民和財產。他對這場危機的應急處理與美國國務院形成了鮮明對比。為了避免與日本軍隊發生任何衝突，因國務院官員要求包括軍事人員在內的所有美國人立刻撤離中國。

1937年9月22日，哈里•亞納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間接批評了國務院。他捍衛美國公民在中國從商或就業的權利。他認為，即使美國人受到警告，要求他們離開中國後，美國海軍也有責任幫助他們繼續在中國生活並維持生計。他暗示，美國人繼續留中國，就是在對抗日本侵略者。亞納爾的這些話深深激怒了羅斯福，後者向海軍作戰部長、海軍上將威廉・李海（William Leahy，1875～1959）說，亞納爾在高談闊論前並沒有和國務院商量過。李海為此道歉，並承諾不會再讓這種情況發生。

1939年11月從海軍退役後，哈里•亞納爾繼續批評美國政府對日本的軟弱回應。1940年1月，他擔任「美國不參與日本侵略委員會」（the American Committee for Nonparticipation in Japanese Aggression）名譽副主席，這一委員會旨在敦促美國政府停止向日本出口軍火。亞納爾在美國巡迴演講，呼籲美國進一步反抗獨裁者，並更大規模地派遣美國海軍艦隊保護美國人的權利和利益。與亞納爾相反，陸軍高級軍官很少發表公開聲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雄、陸軍中士艾文•約克（Alvin York，1887～1964）可能是陸軍中唯一一位敦促美國向日本宣戰的人。

參見──尤金妮•巴肯（張潔譯）：《少數給中國的飛機：飛虎隊的誕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p36～37、139。

（註七）參見──曹嘉涵：《抗戰時期中美租借援助關係》（東方出版中心），p115～116。

（註八）與陸軍相比，美國海軍被認為更支持中國、對日本更強硬。這主要歸功於1936～1939年負責指揮美國亞洲艦隊（the US Asiatic Fleet）的海軍少將哈里•亞納爾（Henry Yamell，1875～1959）。1937年8月，亞納爾在上海指揮亞洲艦隊的旗艦奧古斯塔號，此時中日衝突正逐漸升級為在上海及其周邊地區的全面戰爭。亞納爾命令海軍陸戰隊士兵和其他軍官幫助中國難民躲避侵路者，同時保護美國公民和財產。他對這場危機的應急處理與美國國務院形成了鮮明對比。為了避免與日本軍隊發生任何衝突，因國務院官員要求包括軍事人員在內的所有美國人立刻撤離中國。

1937年9月22日，哈里•亞納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間接批評了國務院。他捍衛美國公民在中國從商或就業的權利。他認為，即使美國人受到警告，要求他們離開中國後，美國海軍也有責任幫助他們繼續在中國生活並維持生計。他暗示，美國人繼續留中國，就是在對抗日本侵略者。亞納爾的這些話深深激怒了羅斯福，後者向海軍作戰部長、海軍上將威廉・李海（William Leahy，1875～1959）說，亞納爾在高談闊論前並沒有和國務院商量過。李海為此道歉，並承諾不會再讓這種情況發生。

1939年11月從海軍退役後，哈里•亞納爾繼續批評美國政府對日本的軟弱回應。1940年1月，他擔任「美國不參與日本侵略委員會」（the American Committee for Nonparticipation in Japanese Aggression）名譽副主席，這一委員會旨在敦促美國政府停止向日本出口軍火。亞納爾在美國巡迴演講，呼籲美國進一步反抗獨裁者，並更大規模地派遣美國海軍艦隊保護美國人的權利和利益。與亞納爾相反，陸軍高級軍官很少發表公開聲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雄、陸軍中士艾文•約克（Alvin York，1887～1964）可能是陸軍中唯一一位敦促美國向日本宣戰的人。

參見──尤金妮•巴肯（張潔譯）：《少數給中國的飛機：飛虎隊的誕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p36～37、139。

（註九）參見──英文《維基百科》之【Harry E. Yarnell】（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rry_E._Yarnell）。

在中文維基百科上有關1948年8月福州戰役相關數字，有以下的記載：

而大陸著名軍事研究者徐焰將軍在［金門之戰］這本書中，對於福州戰役只有短短的幾行介紹，主要說法是，當時國軍負責指揮的是時任福州綏靖公署主任的朱紹良將軍（後追贈上將），因局勢混亂，使得解放軍只用很短的時間就攻佔福州，傷亡不算，單單俘虜國軍就高達30,000餘人，解放軍傷亡尚不足500人……

要特別注意的是，在參加福州戰役的國軍當中，還有一支來自臺灣的援軍，即青年軍第201師第603團，這支由呼之周將軍率領的第603團與一個砲兵營（總兵力應有2,000餘人），在抵達福州沒有多久就因為戰局不利而潰散，之後殘部在呼之周將軍的帶領下先搭船返回金門，後再回臺灣休整，沒有參加後來的廈金戰役（含古寧頭戰役）……

不過在當時由603團相關人員接受軍聞媒體的訪問時，卻有一個完全不同於上述紀錄的記載，那就是單單603團就消滅解放軍萬餘人……孫立人將軍秘書沈克勤在之後有關孫立人將軍的傳記中，這個消滅解放軍的數字被下修為8,000餘……而且這些解放軍個個都是因為被603團官兵擊中頭胸腹等要害而亡［原文為：葉飛檢視後發現共軍被擊殺的位置皆在頭胸腹三處，對國軍部隊射擊準確大感吃驚，由此可見孫立人新軍訓練精實度……］，這代表孫立人將軍練兵嚴謹，讓青年軍個個都有狙擊手的功夫……嗯……？！

●青年軍第201師是在民國37年（1948年）7月至台灣鳳山接受孫立人將軍整訓，民國 38 年（1949年）2月奉命調往金門，守金門瓊林、古寧頭一帶，10月參與「古寧頭戰役」，在鳳山接受整訓時間約6～7個月。

請參考……

想為孫立人將軍平反兵變冤案，還原事實是最好的方法，而不是創造歷史

中國的崛起與工業化被英美及其扶持的日寇給打斷了，甲午戰爭之前，中國由於洋務運動，開始出現中興的局面，同時沙俄臨近中國，在調兵遣將、運送物質等等各方面都優越於其它列強，所以沙俄在中國的勢力是很大的。

英美兩國由於想擺脫弱勢地位，以遏制沙皇俄國一家獨大和中國中興的局面，於是選中了日本大加扶植和培養，以作為其在東方的勢力代理。英美的做法就是：兩國出錢、出武器、出顧問培植日本，日本則是出人力。

日寇維新能夠成功，國際金融資本所起的作用是無比巨大的，日寇明治維新時，一窮二白，國家發展基本依靠舉債，但西方財團憑什麼借錢給一個沒有資源、沒有工業、沒有償債安全保障的農業國家呢？背後的目的是什麼？真正合理的解釋只有是把它當作槍使，借助它來掠奪中國這樣有資源有歷史財富積累的國家，這樣的間接漁利比自己直接動武要高明得多。日寇從明治維新開始就是列強掠奪中國的一顆棋子，而日本侍奉大國的本事也很高，如當年派出遣唐使一樣，馬上與英國打得火熱，大量的“遣英使”被派到英國學習。

明治政府成立之初，伊藤博文任大藏省少輔，第一件事就是力排眾議，向英商借款100萬鎊（時值白銀約400～500萬兩），修築東京至橫濱間的鐵路。到甲午時期日本借款約5000萬兩白銀，而整個北洋艦隊的軍艦造價才2000萬兩。對於借入的巨額資本，維新之初的小國窮國日本，是沒有償還擔保的，而且日本的借債主要投入在軍事建設上，非常顯然的，投入的這些巨額資本只有通過戰爭才有收回的可能。而日本要發動戰爭，戰場會選在哪？正因為有了列強和金融資本的扶持，才可能有甲午戰爭國的日本海軍。

中國至甲午戰爭前，清朝政府共借外債45筆，折合庫平銀4626萬餘兩。這些外債戰前已基本還清，從1980年代中期算起，清政府每年支付外債的本息，一般都占財政總支出的3-6%，占海關稅收的12-20%。中國是基本沒有外債不依靠國際金融資本生存的，而清朝政府本身財政緊張，戰前李鴻章要求撥付300萬兩的戰爭經費，實際到位只有18萬兩，相比之下甲午戰爭中，日本募集的公債達11,680萬日元，而各國認購的公債就達到966萬又4900英鎊。（日元與庫平銀比價為1.4：1。日本大藏大臣官房財政經濟調查課編：戰時財政經濟參考資料第一輯，《日清日露兩戰役及世界大戰に於け■我か戰時財政》。）

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獲勝，關鍵就是國際金融資本的支持，這樣的巨款借給日本，等於就是國際金融資本已經完全押寶日本勝利，如果日本失敗，這些借款和債券就將全部變成垃圾債券甚至廢紙。國際資本的操作實際上決定了世界列強的態度和中日戰爭的結局，也決定了此後半個世紀中日兩國迥然不同的發展態勢。

整個甲午戰爭期間，日本共耗費約8千萬兩白銀，軍費預算高達2億5千萬日元，折銀1億6千萬兩左右，雖然當時日本引進了現代財政金融制度，政府收入已經和30倍的清政府一樣多，但赤字仍然很大，只能向西方貸款和兜售國家債券。（據統計，1893年日本預算收入為8804萬日元，實際財政收入是11377萬日元，相當於7585萬兩白銀。（1兩白銀約1.5日元）同樣是1893年，清朝財政收入為8867萬兩白銀！也就是說，日本實際財政收入只比清朝少了1282萬兩。）此時，誰有錢誰就能贏得戰爭。

整個戰爭期間，日本政府主要是以發行國債來籌措軍費。1894年8月，發行第一批國債3000萬日元。1894年11月，再次發行5000萬。但向民間推銷效果很差，最高時每月759萬日元，最少時每月只有17.5萬日元。而戰場上每月軍費開支都在1000萬日元以上。也就是說，戰爭期間，日本政府每月都在虧損，投入產出比是負的。對此，日本政府只能一方面動用國庫財政資金，一方面積極動用日本銀行向國外推銷債券。當這些本沒有任何擔保的債券進入歐洲後，本以為會無人問津，結果卻出人意料，債券受到歐洲銀行團的踴躍申購。這8000萬日本國債中，光是英國銀行就認購了一半左右，不光如此英國還準備向日本提供2億日元的低息貸款，雖然後來因戰爭已成定局被日本拒絕，但大英帝國準備為日本募集大概一億日元的軍費確是不爭的事實。

可同時，清政府通過赫德向英格蘭銀行借款600萬英鎊都不可得，這是為什麼？因為在戰爭開始前幾十年，崛起中的沙皇俄國，就已經和歐洲列強矛盾重重。1853年的克里米亞戰爭中，英、法聯合鄂圖曼，共同向沙俄宣戰。戰爭雖然打贏了，但英法本身卻是慘勝，西歐各國一直心懷怨恨。因此英法列強迫切希望能在亞洲懲罰俄國，他們相中了中國和日本，但列強十分清楚作為東亞最大的原料供應地和商品傾銷地，一旦中國崛起，那簡直比俄國還恐怖，於是沒有任何危害的“蒼蠅肉”日本就成了首選…對此日本也是心領神會，當《日英航海通商條約》即將到期之際，為取得英國支持，日本不顧國內要求修改不平等條約的要求，在新約簽訂時繼續對英國做出巨大讓步，保留了大量不平等內容。日本的妥協自然換取了英國的好感，1894年7月16日，新的《日英新通商航海條約》在倫敦簽訂時，英國外相金伯理勛爵對日本駐英公使青木周藏說：“這個條約的性質，對日本來說比打敗清國的大軍還遠為有利”。於是條約簽訂9天後日本海軍偷襲清軍運兵船，甲午戰爭爆發。

對此，英國立即宣布中立，但是維多利亞女王卻在《倫敦公報》上顛倒是非，將日本的不宣而戰稱為“中日乃緣事失和”，可笑李鴻章還雇佣英國船希望日本有所收斂。不僅如此，英國政府還扣押了清政府剛剛購買的“飛霆號”魚雷船，不讓其回國參戰。但另一方面卻公然允許英國商船為日本運輸軍火，發生在甲午戰爭期間的“巴山輪”事件，就是南洋水師查獲的替日本走私軍火的英國輪船。在證據確鑿的情況下，歐格納卻阻撓中國對這艘貨船的調查，最後居然還強迫清政府賠償”巴山輪”4000英鎊，因為清政府的調查和扣留延誤了該船的運輸期限。為日本運輸軍火的同時，英國還允許日本訂造了兩艘12,000噸鐵甲艦，這種赤裸裸的拉偏架連海關司的赫德都看不下去了，他立即致電倫敦，指出英國為日本建造這兩艘巨艦，“是為與中國爭奪遠東海上霸權”。雖然，這幾艘戰艦同樣無法參加正在進行的甲午戰爭，但是英國人在宣布中立之後對中日兩國的差別對待可見一斑。

甲午戰爭後，英國的狼子野心，自然引起了其他列強的警覺，特別是極為關心遠東局勢的沙俄，深知英國在歐洲扶植德國以後又要在東邊扶植日本，為此沙俄聯合法、德兩國強迫日本放棄遼東半島。俄國甚至調動遠東艦隊進行威脅才迫使日本放棄。這個恥辱也堅定了日本投向英國的決心，因此戰後，日本將大部分清朝賠款重新投入英國購買軍艦準備與沙俄交手。

到日俄戰前，日本聯合艦隊的主力艦包括 6艘戰列艦和8艘裝甲巡洋艦，其中6艘戰列艦均為英國建造；而8艘裝甲巡洋艦中有4艘是英國建造。此外德造八雲號，法造吾妻號，意造春日號、日進號裝甲巡洋艦配備的也都是英國火炮。可即便如此，打敗俄國也有困難，俄國不比清朝，預計軍費開支高達15億日元，這是甲午戰爭的七倍。而當時日本年預算才四千萬日元，相當於動用未來四十年的收入。即便算上甲午戰爭中國給的賠償，但單憑它自己也仍然無法負擔戰爭開銷。

這時，資本的力量又出手了。日俄戰爭期間，英國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美國的希夫家族、德國的沃伯格家族，連續4次向日本貸款超過10億日元。而與此同時，資本流向俄國的渠道反而被切斷。這明擺著就是：資本已決定讓俄國戰敗。當然，除了剛才說的西歐和俄國在克里米亞戰爭前後的矛盾。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俄國長期以來奉行的排猶政策，這引起了猶太世界的不滿。比如剛才說的羅斯柴爾德、希夫和沃伯格家族，他們都是猶太人。

為徹底給日本安心，1902年1月30日，英國日本正式在倫敦簽訂《英日同盟》。其主要內容為：1.共同應對俄國擴張，倘使雙方在中國和朝鮮的利益受到別國侵略或因內部騷亂造成損失時，任何一方均可采取必要的措施；2.締結國的一方如與他國發生戰爭時，另一方嚴守中立；如締約國一方與兩個以上國家作戰時，另一方應給與軍事援助，媾和時也須與同盟國協商；3.日本承認英國的中國利益，英國也承認日本在中國和朝鮮的利益；接下來就沒懸念了，日俄戰爭期間，英國不僅拒絕開放蘇伊士運河，還拒絕俄國波羅的海艦隊在沿途港口加煤，導致其大敗；說白了，甲午戰爭也好，日俄戰爭也罷，從原則上講只不過是日本打的兩場代理戰爭而已，其背後的真正操縱者即是美、英兩國。當然，這兩場戰爭也是符合日本利益的，正符合了日本植根大陸、擺脫島國地域局限的戰略設想。

眾多歷史學家在研究甲午戰爭時，不知出於何種原因對北洋水師和甲午戰爭的失敗扯東道西，卻避而不談最關鍵的美英幫凶。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在回顧這段歷史時說道：“美利堅和不列顛尼亞是新日本的教父教母。在不到兩代的時間內，除掉悠久的過去外就沒有什麼背景的日本人民，從武士的雙手劍進步到鐵甲艦、來福線大炮、魚雷和馬克沁式機關槍；並且在工業方面發生了類似的革命。日本在英國和美國的指導下從中古到現代的過渡，是迅速而激烈的。中國被超過，而且被擊敗了。世人在1905年看到帝俄不但在海上敗北，而且被運到大陸上去的在滿洲打了幾次大勝仗的卓越的日本軍隊所擊敗，都感到驚愕。日本這時就置身於大強國之列了。日本人看到人們對他們尊敬，自己也覺得驚異。當我們拿我們的古代藝術與文化的美麗產品送給你們的時候，你們輕視我們，嘲笑我們；但是自從我們建立了有精良武器的頭等的海軍和陸軍以來，我們就被當作是一個高度文明的國家了。”

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中，美英兩國不但給日本提供了大量的軍事貸款，武器、軍艦和戰略物資，同時還派出了大量的軍事顧問和戰地觀察團。甲午戰爭期間，美英兩國不但向日本派出了大批的軍事顧問，還利用各種渠道收集清朝艦隊及中國軍事情報以供日本作戰使用，甚至英國派出7艘戰艦組成所謂的“戰地觀摩團”在兩軍艦隊旁邊“觀戰”，其意圖，一方面給日軍提供中方艦隊情報，一方面萬一日本艦隊失利好即刻實施援手。

眾所周知，甲午戰爭戰敗後，中國向日本賠償白銀兩億三千萬兩。但是很多人所不知道的是，這兩億兩三千萬白銀中的一大半由日本償還了美英兩國的戰爭貸款。依據簡體中文版的《簡明日本通史》248頁，甲午戰爭賠款的84.7%被用作軍費，5.5%被用作皇室費用，2.8%作為教育基金，2.8%作為災害准備金。當時整個日本的30萬軍隊及海軍艦隊，基本就是美英兩國貸款武裝起來的。可見在這次戰爭中美英在日本身上是下了大賭注滴，也是得了大便宜滴，所以日本想打敗這次戰爭都不可能，美英不干啊！

甲午戰爭後不足10年即發生的日俄戰爭，從表面看是沙俄與日寇在中國東北利益的爭奪，而實質上是美英兩國戰略構想的實施。也就是說，是美英兩國試圖削弱沙皇俄國勢力的戰略成功。日俄戰爭中，日寇不但得到了英美的大量軍火裝備和貸款，還得到了美英的戰略戰術的援助，其軍事顧問都配置到了日軍的大隊（相當於營級單位）。並且，美英兩國還組成了數個“戰地觀察團”或者“觀摩團”。可見，日俄戰爭也是美英日三國共同上陣對付沙俄，沙俄焉有不敗之理？

所以，北洋水師也好，沙俄陸海軍也好，實質上是在與美英日三國作戰，更確切的說日寇只不過是美英兩國的代理者而已。各位諸君可能會想，美英兩國驅趕了北極熊，卻養肥了日本狼，是不是得不償失呢？一個強大的日寇是不是也會成為美英兩國在華利益的威脅呢？事實上，老奸巨猾的美英兩國已經看透了日寇的致命弱點，彈丸小國，資源匱乏，即便武裝到牙齒，只要離開了他們的支持就會一敗塗地。所以，這是他們不足為慮的。日本也只有綁架在美英的戰車上才能有所發展和崛起，否則也只有死路一條。這個規律已經被二戰、《廣場協議》所證實，無論從政治、軍事，亦或是經濟上，日本永遠都不可能成為一個獨立國家。

美英為何要扶植日本而不扶植中國呢？美英扶植清朝趕走列強豈不獨享在華利益？如果美英要扶植中國，其他列強能同意嗎？俄德法西奧必然會聯合起來予以干涉。著名的三國干涉還遼，就是俄德法三國聯合起來，逼迫日本還回遼東的一個實例。再說，一個偌大中國一旦扶植起來，能否駕馭得住都是問題，西方以前還一直欺負中國，他們不擔心中國強大後對他們報復？以中國的潛力，是可以成為超級大國的，中國當時雖然比英美列強弱但在世界上也算是列強，但是上千年來遠遠領先世界的物質積累，中國還是世界第一的富國和國土前三、人口第一的大國，隨時具備崛起的實力和物質基礎。對於西方而言，中國不僅是一份太大的蛋糕，還是一個巨大的威脅，世界第一的財富（財力），數量充裕的人口（人力），如果再加上工業革命的技術（軍力），最關鍵的是，中國的價值觀與西方太不一樣，一旦中國崛起，結果將是什麼？想想就知道，一個強大的中國，不符合英美的利益，更不符合整個西方的利益，如果各位是列強，你會怎麼想？所以說，他們之所以不扶植中國，而扶植日本是由當時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