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明王朝的古蜀文明 | 郭譽申

戰國七雄,秦國能夠蕩滅其他六國統一天下的第一步是商軮變法,第二步是奪取巴蜀。巴蜀主要是天府之國的四川盆地,由於地形封閉,過去與外界的交流較少,因此古蜀文明與春秋戰國的主流周朝文明頗有差異,而史書裡的記載也較少較簡略。近年的考古進展([1])讓我們認識古蜀文明的獨特。

西元前316年,秦惠文王,實行商軮變法的秦孝公的兒子,派遣張儀和司馬錯南下滅巴蜀諸國。當時巴蜀地區最強大的是蜀國開明王朝,據說至此共傳國12世。秦雖滅蜀國,仍任用開明王朝的一些舊族,因此古蜀文明繼續保存了相當長時間。

喪葬方式是一文化特徵,古蜀文明有獨特的「船棺」,死者躺在整棵楠木鑿成、形如小船的棺材裡,安置在蒲江岸邊(現在屬於成都市蒲江縣);曾經,每逢雨季來時,船棺會被淹沒於水中。船棺是依水而居的古代先民,將生活的概念加於死亡的事實,死者的身體和魂魄被小舟一様的棺材載到另一個世界。楠木的價值不菲,有資格躺在楠木船棺裡的應非尋常人。

船棺

考古調查在蒲江發現過幾十口秦漢至唐宋的鹽井,證實了《華陽國志·蜀志》中的記載。鹽在古代是價值很高的物資,蒲江產出的鹽不僅供應巴蜀,還外運至雲、貴、青、藏等地區。盛產鹽使蒲江人富裕,足以負擔價值不菲的楠木船棺,大概也使秦人願意善待開明王朝的舊族。

商朝中後期和西周時期的中原地區已經偶有煉鐵,不過一直到秦朝和西漢時期,中國的大量武器仍以青銅為主。蜀地的考古發現很多青銅兵器,青銅矛和矛杆的出土堪稱重大發現。青銅矛上陰刻兩個秦篆「成都」,表明它的產地;顯示戰國時期的成都是青銅的重要產地,而「成都」之名至少有两千多年了。矛杆是木製的,一般容易腐朽,這裡出土了完整的矛杆,長182公分,很難得。

蜀地考古還發現了一個陪葬的玻璃珠子,被稱為「蜻蜓眼」。中國的玻璃製造技術約始於春秋戰國時期,但不論從技術或形制上,並未發展出如陶瓷文化那樣精緻與燦爛的玻璃文化。這蜻蜓眼被斷定是舶來品,來自西亞,證實早於漢武帝派遣張騫打通西域通道之前,東西方文化的交流便已存在了。

蜻蜓眼

[1] 黃大路《中國考古大現場:是歷史、是科學,還會碰上尋寶盜墓。15個大現場、400張圖片,多少正史認為和傳說以為,因此更正。》大是文化 ,2023。

長城萬里今猶在,苦苓大師少讀書 | 楊秉儒

苦大師不是言之鑿鑿的說秦代修築的長城早就沒了?那我們現在還能看到的秦長城是什麼?我們的眼睛業障都很重?所以到底是誰沒讀書?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為抵禦北方遊牧民族騎兵南侵,在秦、燕、趙三國所築長城基礎上,歷時九年,築成一條西起隴西郡臨洮(今甘肅岷縣境內)東至遼東(今遼寧省的東部和南部及吉林省的東南部地區)長達萬里的城防,故史稱「萬里長城」。秦代長城以石築見稱,以夯土為基底,外側砌石或砌磚的方式修建,雄偉壯觀,漢代沿用,到目前為止,已於吉林、包頭等地發現11處秦漢長城遺址,從發現的11處秦漢長城遺址分佈來看,基本是一道完整防禦線,依着通化境內河谷分佈,但這些只是秦漢長城的一部分,再往東端還可能存在秦漢長城遺址。

而固陽「秦長城遺址」位於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固陽縣,地處陰山山脈,始建於公元前214年,為抵禦北方匈奴而建,大多採用石塊或土石結構依山勢地形混和築成,一般石砌長城遺跡保存尚好,現存外壁高度在4公尺以上,基寬4公尺,頂寬2公尺左右,土築城垣多數毀壞無存,土石混築的城牆,由於多年風雨的侵蝕,已基本成路基狀,高1米,寬4米左右,其中保存最好的一段長約7公里。

不只是秦漢長城仍由在,其實,連更早之前的「秦昭襄王長城」至今也仍屹立不搖。「秦昭襄王長城」築於秦昭襄王25年(西元前272年),是戰國時期秦昭襄王滅義渠戎以後所築的,是我國史上最古老的長城地段之一,全長約235公里。渭源境內(今甘肅省定西市渭源縣)的「秦昭襄王長城遺址」西起臨洮東三十里舖的殺王墳,從東峪溝長城坡,上陽山進入渭源縣境內,經地兒坡、樊家灣、文昌宮、秦王寺、石堡子、陳家窪、方家梁、城壕、高咀山、馬家山、下鹽灘、陽山等四個鄉鎮十四個村盤垣三十七公里,從野狐灣進入陝西縣境。

另外,「千里修書只為牆,讓他三尺有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這段詩句典故出自清代康熙朝大學士張英所寫。張英就是雍正朝名臣張廷玉的父親,有次他家鄰居吳家因為想修新房擴地佔巷路,結果與張家人起了地界爭執,兩家爭論不休甚至告官!後來張家人受不了寫信給在朝廷當官的張英告狀,張英因此寫下此答覆給家人,結果鄰居吳家看見信深受感動,也讓出三尺,就這樣成為六尺巷,這段巷子至今在安徽桐城仍可見,已經成為古蹟。

我是這樣覺得啦!不懂秦長城跟六尺巷的典故跟苦大師的滿人血統無關,只是單純的有沒有讀書,以及有沒有把書讀通而已。

帝制中國的興衰關鍵 | 郭譽申

中國無疑是東亞的主要大國,但是並不一直保持興盛。簡單直覺的觀察是興衰循環,王朝初起時興盛,然後逐漸趨向衰落,而終至滅亡,此時另一新王朝興起,開始又一興衰循環。哈佛大學王裕華教授摒棄這直覺的興衰循環觀,出版《興衰:菁英網絡演變與帝制中國》([1]),提出他基於大量歷史數據的中國興衰理論。

書中主要探討自唐朝到清朝,即唐、宋、元、明、清五朝的歷史;不考慮唐朝以前,因為唐朝以前的相關數據不充足。王教授著重在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尤其國家菁英之間的關係網絡,以及國家菁英與廣大社會之間的關係網絡。

唐朝的菁英形成「星形網絡」(下圖(a)),每位中央菁英不但可直接連結每個位於不同地理區域的社會團體,亦可相互連結,因此菁英之間有內部凝聚力,並且具有地理區域分散的社會關係。唐朝的菁英會形成「星形網絡」,因為世家大族,可稱為貴族,長期大幅度壟斷中央和地方政治,並且彼此通婚,增加網絡連結(安史之亂是因新興貴族不容於傳統貴族)。

自宋朝到清朝鴉片戰爭以前,國家菁英形成「領結形網絡」(下圖(b)),每位中央菁英都與一組位於特定地理區域的社會團體有所連結,但與其他地區的社會團體均無連結;同時,這些中央菁英彼此亦無連結,因此菁英具有地理區域集中的社會關係,而菁英之間有內部分歧。科舉制度始於隋唐,從宋朝開始成為晉用官員的主要途徑。科舉的競爭非常激烈,世家大族沒有多大優勢而逐漸瓦解,成為經營家族利益的地方仕紳。中央菁英多是來自不同地方的仕紳,因此形成領結形網絡。

清朝在鴉片戰爭後形成「環形網絡」(下圖(c)),中央菁英與所有社會團體皆無連結,彼此亦無連結,因此菁英與社會團體是分裂脫節的,而菁英之間有內部分歧。清朝在鴉片戰爭後幾乎面臨財政崩潰,軍餉總是晚發,只好勉強同意讓地方菁英成立私有民兵,來維護地方治安。隨後的太平天國之亂更讓地方軍事化及強化了自治權,因此形成環形網絡。

環形網絡的國家顯然趨向崩潰解體,就不提了。星形網絡的國家,統治者與貴族的利益相當一致,能夠掌控各地社會,並傾向共同追求寡頭政治下的富國強兵;然而統治者與貴族的地位大致平等,統治者是眾望所歸,而無絕對的統治權(唐朝後期的皇帝不少被廢甚至被殺)。領結形網絡的國家,統治者有絕對的統治權,卻無力掌控各地社會,與地方仕紳形成夥伴關係,不像星形網絡國家那麼強大,卻能夠維持長治久安。

本書的結語有:「國力衰微是一個社會問題,無法以官僚主義的方案來解決。」「現代中國的國家建設改變了社會的基本構造,並為國家的經濟現代化鋪平了道路。」

 [1] 王裕華 《興衰:菁英網絡演變與帝制中國》日出出版,2023。(The Rise and Fall of Imperial China: The Social Origins of State Development, 2022)

由灰陶大象說中國大象簡史 | 丁紹傑

這灰陶大象說明了什麼?

這灰陶大象是我收藏的,全稱是「唐代黄冶窑灰陶加彩大象」,黃冶窯位於中國河南省鞏義市,是燒造唐代三彩陶的重要窯場。河南省簡稱「豫」,《說文解字》:「豫,象之大者。」,由此可知「豫」是亞洲象之中比較大的品種,曾活躍在中國的河南省。

春秋戰國時期,大象己從黃河流域絕跡,江淮流域的楚、吳、越等幾個國家仍盛產大象。他們不但把象牙當成珍貴的土產,還像商代人一樣訓練大象作戰。春秋末期,吳、楚爭雄,楚軍就曾使用戰象來恐嚇吳軍。

漢代以後,大象在江淮地區的數量開始急劇縮水,在南北朝時期,史籍中不時出現有關野生大象侵入人類居住區域破壞房屋的記載。

到了宋代,五嶺以北有關大象的記載還是史不絕書,有野生大象平時藏匿在樹林裡,靠偷吃農民的莊稼為生。南宋時期,野生大象雖然退出了江淮,但在嶺南以北的福建,其種群仍屬繁盛。

隨著人、象之間的生存矛盾,目前中國的野生大象只分布在雲貴、嶺南等偏南方的山野中。

德川幕府時代的中日貿易 | 鄭憲誠

德川幕府時代,日本太窮了,日本百姓比清朝百姓更窮,即使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女人也在南洋賣得到處都是。

當時清朝民眾的物質生活遠超日本,中日貿易使清朝單方面從日本取得巨額貴金屬,擺脫了經濟蕭條,得以改善漢人生活,穩定社會。

清朝前葉,銅錢緊缺,因為沒有那麼多制錢的銅材。而日本銅不僅產量多、成色好,且價格低賤。但因為日本窮困,沒有清朝民眾的消費能力,所以豐厚的礦藏在國內不能發揮多少經濟作用,上好的銅料賣不起價,每100斤銅在日本國內市場價92文銀錢,而賣給清商才104文,考慮到從礦場到長崎港的高昂運力,幾乎是虧本的。即使後來銅產量下降,銅價大漲後,日本商界害怕失去清朝這個市場,只將出口價定到112文。對比清朝的價格,同樣一兩白銀,在清朝市場上只能換到4、5斤銅,而在日本卻能換8到9斤,這樣的利潤空間足以令清商們趨之若鶩。

日本的存在從經濟角度實現了清朝利益的最大化,不光解決銅材緊缺、通貨不足的困難,還解決了產能過剩,就業不足的問題。因為明末清初戰亂,江浙地區一直氣像蕭條,國家內需不足,元氣不復。康熙23年(1684年)康熙南巡,想一睹江南的繁榮富庶,結果頗為失望:「朕向聞江南財賦之地,今觀市鎮通衢,似覺充盈,鄉村之饒、人情(皆)不及北方。」

15年後,康熙第三次南巡,來到浙江,又發現浙江百姓困苦,「生計大不如前」。而清朝對日本的經濟優勢,通過對日貿易,對江浙工商業的重新繁榮拉動極大。南潯、烏鎮的絲織業,安亭、魏塘鎮的棉紡業,江西景德鎮的瓷業,特別是福建、台灣糖業的異軍突起,它們的興盛都與日本製造業落後,不得不需求清貨關係密切。江西樟樹鎮直到今天都是著名的藥材集市,當年的發跡亦與中日關聯度甚高。

根據日本長崎交易所的資料統計,僅僅順治5年到康熙47年(1648-1708年)這60年間,日本外流黃金239萬餘兩、白銀3742萬餘兩(貫),其中3分之2以上流入清朝。而黃銅外流更是天文數字,據學者任鴻章統計,從1684年到1851年,就有3.3億斤日本銅流入中國。甚至還有人統計出11.1億斤的(1663-1797見木宮彥泰《中日文化交流史》)清朝賺得盆滿缽滿,而每年所支付的,不過是幾千到兩萬斤生絲,二三百萬斤糖,和各類手工業產品,以低價貨換回高價的貴貨。正如《東倭考》說的那樣,「大抵內地價一,至倭可易得五;及回貨,則又以一得二」。

雖說日本拒絕與清廷官方往來,但清廷皇帝們也樂得悶聲發大財,誰也不多事。日本畢竟只是島國,如此讓清朝三倍、五倍的獲利,時間長了也不堪重負,貴金屬產量不斷暴跌,搞得日本國內發生通貨恐慌。

著名政治家新井白石就覺得日本吃虧太大,在他看來,以不可再生之貴金屬,換取中國生產過剩之消費品,只能令日本越來越窮,「今後不出百年,我國財用盡竭,其事不待智者自明。雖云每年各國有所生產,譬之於人,五穀之類猶如毛髮,似無停止之時,五金之類則似骨骼,不復重生。五穀地尚有肥瘠,年尚有豐歉。五金則產地不多,開採常不得。以我有用之材,易彼無用之物,非我國萬世長策。」(新井白石《折焚柴記》)

黃埔女學生歷史簡說與謝冰瑩的故事 | 賈忠偉

前言:在中文《維基百科》之【謝冰瑩】詞條中~指謝冰瑩曾經參加過民國15年8月北伐戰役中的汀泗橋戰役,其實是錯誤的,因為就讀於黃埔軍校第六期女生隊的謝冰瑩,當時尚未入學,因此根本不可能穿上軍服參加北伐戰役。實際上,當時正處於國民黨的「寧漢分裂」時期,在蔣中正於上海發動清黨行動後,很多國民黨右派也宣布響應,其中鄂軍的許克祥先發動了「馬日事變」…之後是夏斗寅與楊森聯手出兵攻擊被共產黨把持的武漢政府,而謝冰瑩所謂的北伐實際上是依親共的武漢政府之命來討伐這些反共的國民黨右派,也就是說──謝冰瑩派參加的是──共產黨的那一方……

在中斷幾十年後,從民國83年(1994年/第六十七期)開始,陸軍軍官學校重新恢復招收女性學生。

陸軍軍官學校招收女性學生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朔至民國16年(1927年)2月,由親共的鄧演達(1895~1931)所主持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為黃埔軍校政治科)內、在第六期的學生中召訓過一批約200多名女學生,但在同年4月12日,蔣中正在上海發動清黨行動──史稱:「四․一二事件」或「東南清黨」(中國共產黨則稱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到7月15日,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也通動了「分共」的決議,但直到共產黨在南昌發動──「八一暴動(南昌暴動)」後,汪精衛才開始下令封閉武漢的工會、農會,還提出「寧可枉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號,到處瘋狂捕殺共產黨員。原本分裂的國民黨(寧漢分裂)意外因「清共」再度合而為一(「寧漢合流」),但校務早已被共產黨把持的武漢分校則因此被關閉,女生隊自然也跟著解散。

著名的《從軍日記》、《女兵自傳(一個女兵的自傳)》…等書的作者謝冰瑩(1906~2000,原名謝鳴崗),就是在民國16年(1927年)1月考進武漢分校第六期女生隊。跟隨蔣中正清黨的腳步,同年5月,原駐守湖北宜昌的夏斗寅(1885~1951)聯合四川的楊森(1884~1977)派軍進攻親共的武漢政府。由於當時武漢的主力部隊都已開拔至河南,與張作霖的奉系軍隊作戰去了,僅剩衛戍武昌的葉挺(1896~1946)一個師的兵力(第24師)。武漢政府除命令葉挺出擊外,並決定把武漢分校學生編成中央獨立師來對抗夏斗寅與楊森的聯軍。當時謝冰瑩與期上女同學被編為政治連,分為救護隊與宣傳隊,隨部隊出征,行軍經過咸寧、嘉魚、浦圻、新堤等地(以上城市均位於湖北省),到返校為止,共34天(1927.05.18~06.20),她的暢銷小說《從軍日記》就是在那段時間內完成的,並連載於武漢的《中央日報》副刊上,後來由林語堂譯成英文發表於《中央日報》英文版副刊。(註8)

武漢分校關閉後,謝冰瑩曾入上海藝大(民國17年/1928年1月宣告停辦)、北平大學女子師範學院(1931年7月併入國立北平師範大學)讀書。從北平大學女子師範學院畢業後,謝冰瑩以售書的稿酬作學資分別在民國20年(1931年)與民國24年(1935年),曾兩度赴日,入「日本法政大學」與「東京早稻田大學」讀書,但均因為參與反對日本侵華與溥儀訪日等抗日活動,而被日本警察逮捕入獄,受盡各種酷刑,最後遭日本警察驅逐出境,但最令謝冰瑩心痛的是,日本警察還沒收了她的日記、手稿與許多珍貴照片。

另根據大陸長期致力於近現代中國軍事史暨人物傳記資料收集整理的陳予歡和陳重陽指出,黃埔軍校在大陸招收的23期學生中,畢業的女學生總數約為800餘人。除了上述武漢分校外,其他還有:抗日戰爭爆發後的民國27年(1938年),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第15期第2總隊特科大隊招收了191名女生隊學員;民國28年(1939年)秋,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三分校第16期108名女生隊學員(為「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戰幹團」改編而成);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成都校本部分兩批於民國27年(1938年)2月、3月間考入第15期女生隊共200多名學員;民國28年(1939年)初,在江西吉安入伍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16期女生隊學員,隨第三分校輾轉遷移到後方正式開學,男女合校共3,000人,其中女生300多人,經過短期培訓後於同年冬畢業;民國29年(1940年)初,招收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九分校第18期第2總隊女生隊學員,共60餘人,獨立編成進行軍事與政治訓練,2月在江蘇東台縣入學,女生隊隊長由張祖年(第三分校第16期畢業)擔任,同年畢業時還剩有24人。

【第九分校第18期第2總隊女生隊24名畢業學員名冊】

民國37年(1948年)由晨光出版社出版的《女兵自傳》,後被譯成英、法、德、日等10多種文字,是謝冰瑩一生的代表作。謝冰瑩一生有過三段婚姻,最後一任丈夫為賈伊箴,兩人在民國29年(1940年)結婚。賈伊箴畢業於燕京大學(Yenching University,1949年後遭中共廢校,校系併入其它大學,校園則改為北京大學校園)化學系,曾到英國留學,回國後就在燕京大學任教。民國37年(1948年),謝冰瑩應聘至臺灣師範學院(師範大學前身)擔任中文系任教,同時負責教授「新文藝習作」。賈伊箴則擔任化學教授,同一時間也擔任剛剛在花蓮復校的「兵工工程學院」化學教授。據統計,謝冰瑩一生出版的小說、散文、遊記、書信等著作達80餘種、近400部、2,000多萬字。代表作《女兵自傳》出版達19版之多,後被譯成英、法、德、日等10多種文字。民國89年(2000年)1月5日,謝冰瑩因病在美國三藩市逝世。她畢生文學創作數量之多,影響之大,令世人矚目和敬佩。她是中國最多產、最有成就的女兵作家,在現代中國文壇享有盛名。(同註8)

民國26年(1937年)由上海光明書局出版的《從軍日記》。謝冰瑩晚年曾經說過:「三十歲以前不左是傻瓜,三十歲以後再左是呆瓜。」也就是說,30歲以前的謝冰瑩確實在政治理念和文學創作上具有明顯的左翼傾向……翻開《從軍日記》,革命、壓迫、階級、封建、地主、資本主義、奴隸、農民、推翻 等字眼處處可見,充滿濃厚左翼色彩,和當時左翼文學作品相比,激進程度毫不遜色(註9)

◆共產黨筆下的黃埔四女傑,是指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女學員中最為突出的四個人物。分別是「神槍手」胡筠(1934年以「AB團」嫌疑分子遭共產黨殺害)、民族英雄趙一曼(1936年在東北遭日軍殺害)、廣州起義烈士游曦(1927年參加廣州暴動失敗被殺)、少將胡蘭畦(中共建政後歷經──三反、五反、胡風反革命集團而被批鬥,1994年過世)。

◆危拱之(1905~1973)──葉劍英元帥第四任妻子、張瑞華──聶榮臻夫人、曾憲植──葉劍英第三任夫人、黃杰──徐向前夫人。

(8):參見──

(Ⅰ)楊佳嫻:《成為(女)兵:謝冰瑩的軍旅書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30期/2017.12)。

(Ⅱ)曾慶榴:《中國為什麼如此尊崇黃埔軍校:三次拯救中國,短短二十三屆培育數百位將軍的奇蹟學校》(大是文化),p221~225。

(Ⅲ)蔣永敬:《國民黨興衰史(增訂本)》(臺灣商務出版社),p213。

但在中文《維基百科》之【謝冰瑩】詞條中則指出──謝冰瑩是在民國15年(1926年)冬,投考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六期。參加過短期軍事訓練,便跟北伐軍北上前線汀泗橋服役參戰,這記載是錯誤的,因為北伐戰爭中之汀泗橋戰鬥(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10師、第12師與吳佩孚部隊在湖北咸寧汀泗橋一帶的戰役)發生於民國15年(1926年)8月25日~28日,當時謝冰瑩尚未入學武漢分校。

參見──中文《維基百科》之【謝冰瑩】(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B0%A2%E5%86%B0%E8%8E%B9)。

在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的《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54:謝冰瑩》一書中寫道:原名謝鳴岡的謝冰瑩是在民國15年(1926年)11月時,經二哥謝贊堯的遊說考上中央政治學校武漢分校,但因為反對複試而遭開除。同月25日,改以「冰瑩」之名重新投考中央政治學校武漢分校,以第一名成績考取(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女生部,入伍接受3個月軍事訓練。隔年(民國16年/1927年)5月,與19位女同學獲選為第一批出發鄂西之救護隊,隨軍北伐,參與汀泗橋、新堤、廣濟之役。

參見──國立臺灣文學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54:謝冰瑩》(國立臺灣文學館),p80。

而大陸軍事人物研究權威陳予歡教授在《黃埔女兵與抗戰歲月》中寫道:謝冰瑩是在~民國16年(1927年)5月,參加中央獨立師到前線戰場救護工作。她隨軍參加北伐戰爭,從征間隙完成《從軍日記》,發表於《中央日報》副刊後名震一時。後經林語堂譯為英文發表於《中央日報》英文副刊,並集結出版專輯,再被譯成法、日等國文字,在國際文壇有了影響。

參見──陳予歡:《黃埔女兵與抗戰歲月》。

但實際上,當時正處於「親共」與「反共」的「寧漢分裂」時期,在蔣中正於上海聯合青紅幫開始清共後(即「四․一二事變」),先是隸屬於唐生智(鄂軍)的夏斗寅之第14獨立師聯合了四川的楊森率軍在4月17日攻打武漢,武漢政府只能命後方留守之葉挺率軍反擊,同時也動員武漢分校學生進行反擊。

之後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第14師第33團團長許克祥(屬唐生智之鄂軍,1953年來臺,任物資局顧問,1964年過世),也在同年5月21日下午通電全國,擁蔣反共,並派軍包圍封鎖中國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省特別法庭、共產黨黨部、總工會、農民協會等二十多處共黨機關,殺害百餘名共產黨。因21日的電報代韻字母是個馬字,故稱為「馬日事變」。

參見──蔣永敬:《國民黨興衰史(增訂本)》(臺灣商務出版社),p213。

近代中國與日本歷史人物的身高 | Friedrich Wang

前幾天看到一些有趣的,關於一些中國與日本歷史人物的身高。

日本戰國時代的紀錄,大部分都說織田信長身材高大,所有的人見到他都讚嘆宛若巨人。但是我們根據今天他所留下的鎧甲、衣物等等來進行推估,他的身高最多就是170。所以,我們就可以想像當時日本人的身高到底是怎麼回事。另外,同一時期的將領,例如本多忠政,竟然身高只有145。

山本五十六,這位留學美國哈佛的日本聯合艦隊提督,也被當時許多記錄稱之為相貌堂堂的大丈夫。但是根據他在日本海軍士官學校所留下的體檢紀錄,他的身高只有159。你就可以想像,當年他擔任日本駐美武官時期的好朋友,後來的對手尼米茲(日耳曼裔)身高將近190,這兩個人在一起的畫面真的很有趣。不過,戰後日本的身高急遽攀升,現在20歲的男人已經到了174,可說改良成功。

後藤新平。這位對台灣歷史產生深遠影響的日本殖民地官員,當時在日本政界有一個綽號「長腿」。可是,大家知道他的身高多少嗎?164。所以在當時的日本社會,164的男生就已經是標準的高個子。如果,在今天的綽號,恐怕就是短腿。

近代的中國人物身高如何?大部分也不高,孫中山留下的紀錄大概就是160,但是他跟當時的人的合照,感覺也不算矮小,那時候的男人平均差不多就這樣。黃埔軍校早期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胡宗南將軍,當初差一點因為身高不夠,無法進入黃埔軍校,身高158。民國時期的狗肉將軍張宗昌,綽號長腿,身高超過180,這就是標準的山東大漢,還有另外一個北方人祖籍河北的張作霖卻只有156。而南方的重要人物,例如籍貫浙江的蔣百里,身高166,在當時來說已經是很標準的。不過,在晚清高個子的代表是安徽人李鴻章,綽號雲中鶴,根據洋人的目測至少180,所以他跟身高190的俾斯麥站在一起,並沒有遜色多少。

那國民黨跟共產黨的人物呢?汪精衛的身高也不突出,在照片中跟孫中山差不多,頂多就是160多一點,與蔣介石站在一起顯得非常矮小。那老蔣多少呢?他在日本讀軍校的紀錄是169.5,這個在當時中國已經算是高個子了,不過後來他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時期的身高紀錄是172,大概當年在日本的時候測量的年齡是19歲,然後又長高了一些吧。而毛澤東的身高過去大陸官方的宣傳是183,但是只要拿在重慶時期與蔣介石的合照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應該跟他身邊人的回憶差不多,頂多175左右,這在當時已經算是鶴立雞群。所以老蔣與老毛,在當時的中國都算是高個子的男人。至於,改革開放的總工程師鄧小平先生,根據他身旁的人說大概不到155。

最英俊挺拔的,筆者認為還是擔任過清華大學籃球隊隊長,也是當時中國男籃代表隊的成員之一,孫立人將軍。他的身高是182,標準的帥哥。

善待毛鄧、超越毛鄧、才少矛盾、才有祥瑞 | 天人合一

當今中國明顯有兩種極端力量背向而行。
非毛、非鄧,且全非、全是,沒有半點交集,不會一絲妥協。
而其都以人民利益為訴求、以黨國正宗為旗號、以黨綱文件教科書為語言、以復辟背叛攻擊對方。
各執一端、各說各話、各人都有一定的道理、依據,足以讓人眼花繚亂。

非毛、非鄧?
全是、全非?
全是者不是,全非者亂非。

毛非鄧?
鄧非毛?
毛鄧一體,非者自非。

毛鄧皆偉人。
均系人民之功臣、共党之翹楚、時代之英豪。
均做了其時代該做的事,均引領中國人達到了歷史的新高點。

毛鄧亦凡人。
其均有看不透的規律、沒做完的事情、解決不了的問題、甚至遺害留禍予後人。
然瑕不掩瑜。
二者可以分伯仲,不應說優劣。
人們沒有資格吹毛求疵、鄙夷責難,更不應當將其當成鍾馗畫在政治惡鬥之劍上,假公爭之名行私鬥之實。

尊重、學習、繼承、揚棄、超越,才是當然。

月有陰晴,潮要起落,風非單向,人總是左右腳前行。
將今天與昨天一刀兩斷是那麼的難辦;
讓左腦與右腦互搏是多麼的愚蠢;
登天梯取掉腳下的板子有多麼的危險;
粗暴的否定、輕率的肯定、簡單的重複、不停的翻燒餅、翻江倒海般折騰,極端之大謬、家國之妖邪也。

善待毛鄧、超越毛鄧、才少矛盾、才有祥瑞。

中國不能走「仇富抑商」回頭路 | Friedrich Wang

鄭和下西洋的艦隊規模、船隻的噸位,以及幾次航行的距離,在15世紀的世界當時都是佼佼者。這也象徵當時中國的科技,以及其強大的國力。但是,為什麼後來卻沒有為中國開創一個新的局面,就像半個世紀之後那些歐洲的航海家一樣?

答案就是缺乏獲利的誘因,或者你可以說缺乏資本主義作為動力。歐洲人冒險航海,遠渡重洋是為了找尋新航路,獲得商品以及市場,簡單說就是為了賺錢。而中國人的龐大艦隊,卻是為了政治任務,正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無論是找尋建文皇帝的下落,或者為了組成海上聯盟對付帖木兒帝國,還是宣揚大明國威,都與拓展海外市場,推銷中國的商品沒有什麼關係。

其實這個狀況跟當年張鶱通西域差不多。漢武帝為了聯合中亞的國家,大月支、烏孫、大夏等等,來東西夾擊強大的匈奴汗國,確保帝國的安全。簡單說,這是一樁政治任務,或者說軍事外交任務,更加與資本主義無關。

保守的農業性格,加上帝國從商鞅變法以來的基本意識形態「重農抑商」都讓中國社會沒有辦法正常發展出真正的市場經濟。只有在帝國安定一段時間之後,才會由民間有限的發展出部分的市場經濟,但是還遠遠沒有到可以改變整個帝國社會,以及刺激生產力飛躍提升的地步。這就是為什麼近代中國被打得毫無招架之力的根本原因。

實際上,中國的這種狀況到了上個世紀中葉之後都還是如此,對岸的政治論述長期以來對所謂的「買辦」還是給予非常低的評價,甚至於將所謂的民族資產階級幾乎進行毁滅。這樣的意識形態以及操作方法,不可能讓整個中國社會發生質變。

改革開放導入了市場經濟,扭轉了「重農抑商」的傳統。如果中國大陸未來還是走回頭路,繼續「仇富抑商」,那麼這個民族的苦難恐怕還會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

孔子的父母「野合」而生孔子 | 郭譽申

以前念書時讀到孔子,都是有關他的人品和學問,不曾提到他的出生。最近讀李碩的《孔子大歷史》([1]),才知道《史記.孔子世家》裡記述孔子的出生:
「…紇(指孔子父親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至聖先師是其父母「野合」所生,很不體面,因此課堂上不願提及嗎?

野合,就其字面理解,是在田野間男女交合。有些學者就是如此理解,「交之於田野桑間濮下」。中國在秦漢以前,男女關係是比較開放,尤其在民間社會,這樣的行為很可能比較常見。被現代人定名為「桑林野合圖」的漢代畫像磚拓本就出土了不只一幅。

作者反駁了上述對野合的解釋:首先,男女在田野間交合,是非常私密的行為,不太可能對外公開而被記錄下來。其次,《春秋榖梁傳》和《春秋公羊傳》記載了孔子的生日,倒推出孔子母親懷孕的時間在臘月最冷的時候,非常不適合在田野間交合。

[1] 採取了另一種對野合的解釋:沒有婚姻的不正當男女關係。孔子的父親叔梁紇(名紇,字叔梁,字和名放一起,不提姓氏,是尊敬的稱呼)是一小貴族。孔子母親顏徵在的家族是農民,也可說是農奴,因為當時的農民都是為貴族耕種其封地,是不能任意搬遷的(農民原來沒有姓氏,一般就跟從貴族的姓氏)。周朝是階級嚴明的社會,叔梁紇和顏徵在的階級差距大,因此沒有正常的婚姻關係。這在當時大約蠻常見的。

孔子的父母沒有正常的婚姻關係,從後來孔子的認祖歸宗獲得證實。孔子出生時,他的父親已經過世,孔家不知道叔梁紇有孔子這個兒子。孔子從小在母親的顏家長大,過的是貧苦的農民生活。孔子十五歲時,母親也過世了。可能出於顏家長輩的建議,孔子把母親的棺材停在大路邊,宣稱想把母親葬在父親叔梁紇的墓地。這自然驚動了住得不遠的孔家,孔家這時正是人丁單薄,於是很樂意的接納孔子認祖歸宗。

孔子原來是農民,十五歲時才變成小貴族,開始就學讀書。因此孔子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論語.子罕》)「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論語.為政》)

[1] 李碩《孔子大歷史:初民、貴族與寡頭們的早期華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