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這個題目的源起，來自這近二十年來，在台灣史研究上，出現的一個很少被重視的老問題──對於我們島上的菁英在日據時期的自我實現上，有選擇往日本發展，也有往海峽對岸的大陸發展的；前者被殖民當局視為是合理的，是高級的；後者前往對岸，由於一般的認知裡，當時大陸是相當落後的，所以往大陸的精英就被視為是比較低級的，甚至是應該被否棄的。
該問題之成為一老問題，因為自從1895年馬關條約的第五款規定了殖民者給予我台先民兩年的國籍自由選擇時間之時起，就暗示了當局者高度衊視我先民存在的價值，因而才對我先民表現出一種極度輕視而放任的態度；這種態度，直接反映了日本帝國自詡為神裔的自大，貫徹了整個日據的五十一年間。
據稱，日據期間，我台先民只要稍微表示不滿，倘若不是受到日警的粗暴攻擊，就是受到關於「不願意接受這樣的對待，就回你們支那去」的侮辱；這應該也就是當年所謂「清國奴」一詞的由來。。。甚至公學校的日籍教師都是如此的對待我們台籍學童的。
這也是我廣大先民長期在這樣的凌辱下，極為值得同情的一段悲情遭遇。
誠如史學家黃仁宇對於近代中國史的研究所指出的「過長的歷史隧道」史觀，在動盪的中國，所有的中國人在這超過有生百餘年的歲月裡，從來除了想像外，沒有人能真正看到隧道外面的天光──也因此，雖有許多愛國者努力奮發、獻身於國族復興的大業，但是彼此在昏暗中卻難免於自相衝突以致於流血殘殺；因而，我們中國人真的在這日據下，簡直看不見中國人的未來前途。
如果，我們自身就處在這樣的長期霸凌下，又真的不能離開島嶼，應該如何自處？如果，自己的孩子們要在這樣的日籍教師，如此霸道的情況下，我們會如何交代自己的孩子，面對殘酷的現實？
我台灣年輕的理想主義菁英，當年在這樣的情況下，是如何選擇自身的道路的？
本文，是我研究日據時期台灣教育與社會史之後，在整理完稿之際，感受到的一個頗為深刻而過去似乎很少被重視的問題；謹此寫成專論小文一篇，歡迎讀者網友們的交流與指教。
以下，本文將分為「兩岸分斷問題的源起」「神裔自大與其『一貫衊華』」「順民的認命與追求理想的抗拒」「面對蒙蔽與啟蒙，我先民的自處」「分斷政策的增強──對兩岸的威壓與欺騙」「分斷政策的結局──戰爭與無條件投降」等六部分──
一、兩岸分斷問題的源起
顯然這是一個經由兩岸分斷而形成的問題；而兩岸分斷，古來本有自然地理上的海峽存在，造成分隔現象；但當我們的先民費盡千辛萬苦的克服海峽的困難險阻，克服了自然的分隔障礙而與此岸島上原住民不斷自然融合後，兩岸間雖開始了政治上的對立衝突，但是在近代國家的社會組織完成前，由於前近代國家的控制力遠較近代國家鬆散，政治衝突力量雖然曾經兩次意圖進行分斷性的宰制，但是並不能成功，也因此，我們島上的移民人口仍日益增加。
要到近代國家日本帝國佔據我們島嶼之後，才有能力藉著近代化的國家力量，充分深入的進行兩岸的分斷計畫。其實際作為可分為三步驟：即一、衊視中國，美英扶植下，割讓台灣，二、馬關條約的變局與攘逐設計；三，日據初期的大失敗與殘局挽救分斷計畫。其概要如下：
一〉衊視中國，美英扶植，馬關割讓台灣──
在德川幕府初年，名儒山鹿素行就衊視中國，認為只有「萬世一系」的「神裔日本」才真有資格稱為「中國」；這位被幕末導師吉田松陰尊為宗師的大學者衊視中國；更早則有豐臣秀吉還不只曾意圖侵略中國，並向其想像中台灣的「高山國國王」招降；以致明治維新以來曾出現「支那保全論」之說──衊視中國之存在，自稱侵略中國，乃是所以友好中國、保全中國之方法。
明治維新後，正值英俄對立加劇，美英外交偕同，扶植日本；1871年，由於南北戰爭而晚到東方的美國，先透過破壞當時清日攻守同盟的「清日通商友好條規」，然後，在台灣引發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這就是日本侵略中國，號稱「保全中國」的第一步；也是他近代窺伺台灣的第一步。
1895年，甲午戰後，無知的清廷竟以遂行美國國策的美國前國務卿福士達為我方談判代表團的顧問，日本在談判中，自然居於極為有利的地位。
二〉甲午之戰的馬關條約變局與攘逐設計──
馬關談判中，李鴻章任全權大使，而日方代表伊藤與陸奧都姿勢極高；三次會談，談判進行緩慢；衊視之情，溢於言表 ；竟在談判的地方發生日本浪人行刺李鴻章的事件；負責談判的對方竟然在談判地點受到在地國人的強烈威脅，基於國際間的強烈關注，是這一變局，害怕列強藉機干涉的日方，才立刻不僅同意停戰，並且提出了可稱寬大的國籍自由選擇年限兩年的條件；然而，衊華的日人如何能真給我先民自由，乃在各地爆發了先民抗日的各種事件──原來日方竟利用我先民對欺凌的自然反抗，意圖將該兩年國籍自由選擇期間，轉為殺戮攘逐我先民的期間，希望能盡力驅逐我先民，若成無人島，將可以達成其移民三、五百萬人來我島嶼的計畫。
這真是個相當「雄才大略」的計畫。
三〉「攘逐殺戮」的大失敗與其分斷計畫。
那也真是個精彩毒辣的設計──若非該殺戮攘逐所造成的巨大動盪，影響到當地樟腦商務的進行，導致西方列強干預，使得該計劃功敗垂成，我先民消失者僅七十餘萬人，而當局陰謀已不能不收手，而致天皇必須出面安撫，總督更不能不出面認罪，我們實在很難清楚當時的真相──乃木總督不僅曾有自嘲「乞丐得到一匹好馬，不會騎，反被踢傷」的私信 ，更曾公開認罪稱──
「台灣由於戰勝之結果而行接收，以兵馬臨之，砲煙彈雨方收，內地人接踵而來，其多數倚藉戰勝餘威虐待在地人民；物品之買賣，以至借貸，往往背理枉法，利己損人，毫不為意；至文武各官，亦聞有以職務上之威力臨之；一旦有不從命者，或稍有涉嫌犯罪者，即行縛捕拘禁，甚至加以鞭笞者；於是雖告以非法，訴其無辜，而終不能免者，相率啣之；弱者徒自畏懼，強者遂至反抗。……」
日據下台灣第三任總督乃木，為此而曾主張把台灣以一億元賣掉；但是在內閣討論時，有人為了國家的體面而反對；那人就是第四任總督兒玉。
兒玉接手的治理方式，是著名的無方針政策。不談論過去當局的責任，也不指點未來方向，避免被外界勢力的論斷干擾；他重視如何切斷兩岸關係，除了強調民間嗜吸鴉片的惡習是傳統中國的，強調苛毒的日式保甲制度是傳統中國的，強調殘酷的笞刑與犯罪即決例是中國的，嘲笑中國傳統的學問，不是實學；嘲笑辮髮與纏足。。。以至於最後，神裔日本人在日據下近五十年歲月裡，衊視我台人的方式是以前述──「我台先民只要稍微表示不滿，倘若不是受到日警的粗暴攻擊，就是受到關於『不願意接受這樣的對待，就回你們支那去』的侮辱……」的型態表現的。是這樣強化了兩岸分斷。
二、神裔自大與其「一貫衊華」
日本殖民當局對於島上失敗的殘局，是如何展開其統治的？
它們雖失敗了，但並不反省，卻根據其傳統的、自許神裔的心態處理殖民地的情勢。
要知道，自大者，最大的危機應該是自身限於幼稚的二分法而不自知；神裔日本，是自大的，習於二分法的思考方式，對於價值的評估與鑑賞很難充分面對現實中的多樣性；其一貫性的衊華，應該與此有關。
他們自詡為神裔，強調自身出類拔萃於各種族間；例如，幾乎每一位總督在任上談到殖民地政策時，總要強調日本的政策不同於西方列強的政策，台灣的處境比其他殖民地幸運。
奠定日本在台殖民統治的幾位重要神裔人物，兒玉、後藤、明石，都有留德的背景，不知是否他們都受到過德國哲學家康德的關於謊言的那句話的啟發──
「一個人說出來的話必須是真的，但他沒有必要把他知道的都說出來。」
──他們總能很適當地舉出眾多的例子，而隱藏不適當的例子，也就是他們沒有把他知道的都說出來；使得他們的論述總顯得能擁有超過實際的，而更為具有說服力。
也由此而加強了前述他們那「不願意接受這樣的對待，就回你們支那去」的自大與自信。它們巧妙地運用著康德那個漂亮的哲理。
1920年代，第一位文官總督田總督的時期，這位後藤長官的親家，就任後曾經有一段很得民心的政治表演──只可惜所提出的美好政見都沒有實現。
他的表演之一，就是在這一問題上；那是有一位台籍的通譯，隨同稅吏來到店家時，竟然說出了上述「不願意接受這樣的對待，就回你們支那去」的暴言！據稱，該通譯受到田總督的批判，並受到去職的嚴重處分。這是明顯的、可說是當局獰笑地公開操作著「兩岸分斷」的例子。
也就在相近的此時，我台大順民辜顯榮在當局的指使下，不能拒絕地推出了所謂的「公益會」，主要的論述是極為自卑的，迎合衊華路線，悲慘到自甘做狗的「寧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觀點；
這是當局在我們島內的又一次重要的分斷，操作著一種殖民者是人，自身竟然真願意成為「犬」嗎，的島內分斷；而回看當時，確實我們台人很難看到對岸大陸或是島內有什麼讓我先民可以振奮的，或是全島淪於何種悲慘處境的消息──因為，那時掌握新聞的當局確實是「沒有必要把他知道的都說出來」──例如，簡直沒有人知道1901年前後那在我們島嶼社會裡一度高度成功的降筆會戒吸鴉片運動竟然與1915年導致全台動盪的噍吧哖事件密切相關，就是一例──更不要說，能有幾個人真的比較過日本帝國憲法相較於西方民主國家憲法時，在體制上是怎樣的落後了。
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當局只散播種種讓人心失落與難以振作的消息，無形中加強著對於「清國奴」的訕笑，而加深了他們「一貫衊華」的心態。
三、順民的認命與追求理想的抗拒
要考察那樣的時代，我們應可由兩個方面上看；一是有些認命者，接受了加害者捏造出來的或是上述有意隱匿的、陷阱式的論述；一是有些理想主義者，拒絕這類官方合理化的說詞：
一〉認命者──李登輝先生
大約發生在1936年前後吧，據稱是發生在我島嶼前領導人李登輝的少年時代；當時面臨升學競爭激烈的情勢，公學校畢業的李登輝，不知道是在考試前，或是在考試後，知道了升學的競爭上，我台籍生與日籍生的錄取率差距極大；他曾經在班級中提問該問題，當時他的遭遇如下：
「『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於公元1895年中日簽訂了馬關條約，……當時台灣人就應該離開台灣返回大陸；可是，你們台灣人不走，不走就須歸日本統治，日本人叫你們怎麼樣，就需怎麼樣，沒有你們的自由權和選擇權，更不許提出疑問和反抗。』，自此以後，日本老師便藉故打我、罵我，更在以後的日子裡壓迫我。」
是的，原來這個有人罵稱「老番顛」，有人說他是「大騙子」，然而，他竟有這樣的一段成長背景；並且，不是只有他一個人處在那樣的環境中，而是我台所有的先民都曾經經歷過這樣的情境──只是李登輝與他人頗有不同，他的家族擁有鴉片販售的執照，他的令尊是一位能升官到便衣刑事的巡查捕；他自幼年入學時，就已經改為日姓「岩里政男」；然後就隨著其父的調職到處轉學；他可能真是當代所謂「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早年患者。
他是自幼就接受了當年加害者自我合理化的身分，高度自卑地，卻也附隨著神裔之自大，高度衊視著自身原本應該歸屬的中國人族群。。。他真心的相信「雁陣排列」的經濟發展論，無論如何，跟定日本的經濟發展是我們島嶼所能擁有的最佳抉擇。
就心理疾病言，李老先生是頗為可憐的，尤其當今中國地位崛起之勢，已極為明顯之際。
二〉理想主義的反抗者──胡太明
這是一個著名的小說人物，是名作家吳濁流先生在其著名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中，所塑造出的溫和理想主義人物，但是，並非憑空捏造的角色。
他是一個親近著祖父，意味著親近著傳統，在新舊思潮衝擊下成長的青年；在當時的環境中，他的祖父是超然的學者，他做醫生的父親是現實主義者，他的老師是無力的抵抗派；太明因老師的私塾被關，而進入公學校，考入師範學校；他畢業後成為一個有些理想但並不激進的教師；在小說中，作家為他安排，經歷了日據下我台人常要面對的，種種讓人憤懣的社會情境──作家將之描述為「若是正常人，怎能不發瘋呢」的悲劇情境──顯然呼應了我們前述那「不願意接受這樣的對待，就回你們支那去」的暴言而接下來描述了小說的如此的結局──
「他每天在村子裡到處躑躅徬徨，又在養魚池或店舖的招牌上寫著『白日土匪』……以後，不知時麼時候，太明的影子突然從村子裡消失了。……誰也不知道太明的下落……這些傳說還沒有平息，突然又有人傳說，從昆明方面的廣播電台收聽到太明對日本的廣播。可是，究竟是否真的乘船渡到對岸去？以及他是否真的在昆明？都沒有人能證實。……」
顯然，這是一個溫和的理想主義者，在殖民當局的分斷設計下，不能不離開台灣的例子；這樣的例子比李登輝的例子，哪一種比較多呢，很難斷言；但是，如李一樣，在1929年入學時，就已經改為日本姓名的人應該是一定不多的，又與李一樣，由於跟隨著父親調職而不斷轉學的少年，以至於很難交到好朋友的人，就應該更少了；應該是不會錯的吧。
換言之，李登輝成長過程中的分斷情況，可能不止是與「支那」分斷了，他的日式姓名與轉學，也使他與我們一般的台灣人分斷了。相反的，胡太明們卻不是，他們與我們島上的台灣人同呼吸，同悲憤，只是有沒有決心，孤注一擲；這我們可以在作家吳濁流的自傳「台灣連翹」裡，談及師範學校的學弟張漢文時見到──看看他描述張漢文曾經「孤注一擲」的訝異與羨慕──
「張漢文……原本在屏東鄉下教書。有一天，他把文官服、帽和鞋子脫在高雄港口的碼頭上，突然失蹤了。是發瘋了，抑跳海了，沒有人知道。不用說，日本官憲拼命的搜索，都一直找不到線索。過了二十年後，他隨台灣的光復，翩然回到故鄉，人們始知原來他是逃往大陸去的。」
個人認為，以上是兩個在日本衊華的分斷政策下，很典型的好例子。現實中的其他人們，某個意義上，由於日警的宰制嚴酷而各自散布在這兩個典型之間，像是光譜般的排列著。。。
然而，社會的實際，只是這樣認知是不夠的，讓我們更加理性地深入地考察；
四、面對蒙蔽與啟蒙，我先民的理性自處
顯然，如前述，李登輝是一例，安於當局所設計的說詞，自我矮化；胡太明與張漢文則是相反的，艱辛的自我提升，自我實現。然而，那是太簡單與幼稚的分類，過分簡化的處理是太不負責任的，我們應該更理性、更全面地認知當年我們島嶼真實的事態，儘管我們如今已經沒有機會親臨其境，已是事過境遷七十年之後。
不過，就當年的現實的社會發展來說，不像今天，大陸的發展有逐漸領先整個亞洲的情況，無論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相對的，任何方面當年都簡直可說日本都比中國大陸領先，因而，冒著生命危險到大陸去的年輕人，在今天的論述中，往往被拿來說嘴，認為他們的離鄉背井，往往讓家鄉的親友擔心受怕，只是為了一個落伍的親戚，且從此家族受到日警的特別監視，不只是不智的，更是荒唐的；因而，他們定論那些狠心不顧在台親友的行動是錯誤的……。
尤其，事後來看當年，一般人哪裡可能獲得整個社會當時的資訊？稍微嚴謹的個人怎能僅由自己的不幸遭遇就論斷整個社會也處於悲慘的境地，尤其，在官方控制的新聞上，通常總會報導較為振奮社會人心的好消息？相對的，也比較會報導大陸動亂，那些可以加深兩岸分斷的新聞。
那麼，究竟當年我先民在這樣的問題上，除了個人所「親身經歷」的種種讓人可能憤懣的不平外，可能有更高、更具有普遍說服力的理性判斷嗎？
面對這類很嚴肅的問題，通常做為理性者的我們要回顧歷史，要考察當下，還要展望未來；在本題上，關於歷史部分我們已經在開篇時提及，那是殖民當局努力不提，遺忘，最後簡化為我們所及的「不願意接受這樣的對待，就回你們支那去」與李登輝當年所面對的暴言，我們不再贅言；我們下面將只分別考察殖民體制的當下與我先民在殖民體制下，是如何被擺佈、宰制的？
一〉分斷政策的根本──種種「蒙蔽」與低智育政策
殖民者的謀劃很明白，割讓而獲得我們島嶼的目的，是他想佔有島上的自然資源，同時，恣意役使島上所有的勞動力；兩岸保持如過去的聯繫，若是對岸長期積弱，殖民者完全無須擔心對岸的影響；但是，由對岸的降筆會對於我島人的影響看來，當局不能不注意。
更何況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大陸成為民主國，則不僅對於此岸有相當的影響，並且，在某個意義上，民主國是君主專制國家天然的敵人；自然殖民當局對於兩岸間的關係不能不有逐漸增加其注意。其注意是一面將對岸的消息隔絕，一方面防患未然，而強化此岸自大的，配合對岸的變化而變化──並不對外說明的──例如，對岸在1910年11月，將自然科學課程在高等小學第一學年列為必修，當局就把原本在公學校七、八年才進入課程的理科，提早在五年級就開始學習；就是一例。
不過，其最重要的，應該是對於整個社會的矇蔽──民間很難理解此岸同胞的共同處境，也不知對岸的時局發展，是這樣，殖民當局才能高枕無憂且頤指氣使的。
〈一〉非醫師所見不到的當下
就個人研究所見，日據期間，我先民的醫師階層似乎特別擁有抵抗的傳統，但其原因往往不是個人曾經倍受欺侮，而是他們曾親見各種同胞的生活資料；例如，在他們服務我們同胞時，在產業進步中，發現了普遍的營養不良；因而，不僅我們在著名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領導人蔣渭水醫師當年的名作「臨床講義──對名叫台灣的患者的診斷」中，我們見到醫師提出其稱為「慢性病」，應該「及時適當的治療，要是療法不對又荏苒拖延的話，會病入膏肓，有死亡的可能」的「營養不良」之名。
此外，我們的學者戴國煇據稱就是由其醫生叔叔處獲得了該項資料，才決定了其未來研究農業經濟學的志向；他是如此描述著旁人不易見到的該資料──
「這些病人除了特殊的病例以外，可以說百分之九十是營養不良，公共衛生未完備，教育水平過低而惹起的。……」
我想這應也是個很好的例子，確實醫生在那封閉的環境中，除了他們在社會中是最高層的知識份子外，他們有這類比別人更深刻的資訊，可以幫助他們做更為理性的，可以做出獲得眾人信服的判斷。
〈二〉好教師才注意得到的當下
教師階層當年也具有相當高的社會地位，除了本身倍受當局的壓迫外，他們由當局對於教學要求所規定的細節中，更是可以感受到整個台灣人社會都被衊視的實際；那是許多教師在我們台灣人公學校中都感受到的嚴重的體罰與低智育的課程；那是曾任教師的名作家的吳濁流與中台耆宿楊肇嘉所述及的──
「值日老師暴跳如雷……索性兩手俱出輪鐵扇似的連著打了好幾個響耳光。太明看著感覺到好像自己被打罵似的心痛。……開始對教育有了懷疑了。……比如小學校（日本兒童就讀的）不用體罰，也能提高教育的效果，為什麼公學校不能那樣？」
「有一個星期天‧‧‧去拜訪學生的家‧‧‧恰巧是午飯時候了，學生的雙親拼命留住我，請我吃午飯。一碗滿滿的飯中，飯粒歷歷可數，差不多都是番薯簽，番薯簽也是又黑又硬，簡直難以下嚥。‧‧‧台灣每年有四百萬石的米輸往日本，而此地的農民卻吃著這樣的東西，使我大為驚異。」
「1922年，……無形中限制了台灣人民的智育發展，並且能就學的兒童在待遇上也是被歧視的。……在施教程度上，公學校要比小學校相差約有百分之六十左右」
這些都顯然地展示了我台灣人社會在殖民體制中是居於怎樣無望的地位──這真是怎樣的一隻「太平犬」啊。同時，難怪地，1920年代的我們島嶼，乃曾經是個社運勃興的、拒絕認命的年代──尤其到1920年代晚期的台灣民眾黨更是一個以實現對岸孫文主義為理想的政黨──
只是很遺憾的，除了當年蓬勃的文化協會為了強調進步，在那否棄傳統的世界氛圍中，對於傳統缺乏多元的思考，因而對於傳統多以落伍與迷信視之；
三〉仍斷續而強烈的兩岸訊息
在長期的分斷政策下，當局對於島上新聞紙的報導，可能由於由衷的衊視中國，也由於社運蓬勃期間，民氣難犯，因而並不全面禁止；例如，在1930年前後，民間就曾有如下的報導：
「南支各地的台灣留學生全部是在台灣或日本的學校不得入學的劣貨嗎？記者先生，請把他們的履歷詳細的調查一下再來談吧！誰不知道它們都是優秀的份子？老實告訴你吧，他們大部分是台北師範、淡水女學、台中中學、台南一中、台南商專、長老教中學、新樓女學等地優秀學生轉學過去的；並且由日本的學校轉學過去的亦不乏人，這都是真憑實據，人物尚在，毫不假造的。是的，其中也有在台灣的學校不得入學的學生，因為他們大都是無產階級的子弟，為了經濟的●●，當然不夠資格受資本化的●●教育，他們為求學的熱誠，歷盡千辛萬苦，好容易得到一紙護照，不遠千里負笈到教育平民化的中國來求學，凡有理性的人都應該竭力贊助的。何況現在的台灣，日台人的教育機會不均等的●聲，日有所聞，有志求學而走投無路的學生，不知道有多少；方幸有教育平民化的中國，使一般走投無路的學生有所歸宿，今記者先生竟起而反對之，豈不是自絕生路嗎？……廈門的集美學校，是個規模宏大的中等學校……其校風之良好，其成績之斐然……因為該校的程度比台灣各中等學校為高，所以由台灣中等學校轉學過去的學生，每因程度不夠，吃虧一年半載的也不在少數，其中也有台北師範的畢業生來該校插入水產部二年級的。如記者先生所說的，不但沒有嘉義農林的卒業生來做過教員，並且有該校的畢業生來應入學試驗，不幸名落榜後的。」
「林氏前月為視察新興的中國，特告假一月遍遊京滬，此行耳目所處感念很多。……林水木氏談 我往中國的動機，一來看看新興中的中國究竟是什麼樣子？……新興中的中近來氣象一新，勃勃有生氣。南京政府內的辦事人員、精神煥發，一洗舊時的衰敗氣象。南京城的進步，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各方面的建設進步以步步著手。……中國前途大有希望，此行印象頗好，旅滬的我島人士俱無恙云云。」
而進入1932年，隨著日本蠻橫地退出國際聯盟，殖民當局也收緊了宰制的空間，我們台灣先民的社會運動很快地就銷聲匿跡，當自詡神裔的殖民者逐漸大談「八紘宇一」的「大抱負」時，大順民們真的只剩下成為「太平犬」的機會，那些家庭富裕的公子們只有偶而可以一遊西門町的「小確幸」了──他們應該完全不知道，此時正是日據五十年中，我台灣先民平均死亡年齡最低的一、兩年，也是最悲慘的年代啊，因為那個年代真是九成的人都營養不良的，而這些確實都是當局者當時「沒有必要把他知道的都說出來」，所以任何家庭在當局加強管制後，就很難知道對岸的消息；更不要說1937年正式進入戰爭體制之後，所有未經當局確認公布的事情，都被視為「謠言、蜚語」，傳播者會被當作「非國民」的叛國者了。
以上，應該就是我們島嶼上，在日據時期，我們先民被「蒙蔽」與有待「啟蒙」的當下。
五、分斷政策的增強──對兩岸的威壓與欺騙
1916年，後藤新平曾經在噍吧哖事件後來到台灣醫學校，訓勉醫學生；那是一次著名的講演；採用當局一貫衊視的態度宣稱──
「汝曹如欲求與三千年來盡忠誠於皇國的母國人，享受同等待遇者，應以今後80年為期努力同化於母國人，在此以前即被差別，亦勿鳴不平。」
在他們一貫蔑視的態度下，這樣的公開言詞，並不讓人意外。
他們擁有著哲學家康德的指導，他們知道，只要適切地把沒有必要說出來的真相，不要說出來──欺騙並不困難，尤其對於當時我們普遍只能接受「低智育」的社會而言。
然而，在我台先民那平均死亡年齡僅不到二十五歲的年代，他提出八十年內不能爭取與日人平等的權益，雖被「差別」，「亦勿鳴不平」；也就是至少三代之內，必須任由殖民者欺凌？依照1916年講演之日起算，竟是要到1996年，這真是何等的衊視──統治者真是如此，當年我島年輕有理想的人們應該如何看待每一個憤懣不滿的當下？ 我們先民如何才能自我啟蒙？
不過，史實的發展是在往後十多年的大正民主時代中，經過情治背景、讓山縣有朋元老感到害怕的明石總督，以及前述那善於作政治秀、大大欺騙了我先民的田總督，逐漸奠立了對於我台先民差別政策的基礎；並且不止於此的，大正民主時代末期，為了他們「八紘宇一」的霸業，殖民當局對我台社會更加強了宰制。
例如，到1932年，在海峽的每艘渡輪上，當局都派出高等警察來維持他們的分斷體制，監視所有可疑的乘客，隨時搜查他們的行李，沒收進步性的書報，以控制島內的不穩思想；正常情況下，我們島上的理想主義者們簡直不可能知道任何當局不希望他們知道的所有事情──尤其是關於對岸大陸的，島上只能聽到他們的腐敗、他們的貪生怕死，醉生夢死，他們已經忘記了住滿了親人的島嶼台灣以及當然戰爭中，偉大的皇軍如何所到披靡。。。康德先生那關於誠實謊言的教益，簡直是相當成功的被當局運用著。
甚至以日本自由主義者著名的矢內原教授也參與了該「蒙蔽」的行列，在他的著作中，可說很精要地掌握了康德的指導，而完成其欺騙；那是他先區分了對於日本帝國不利的與有利的史實；然後在眾史實的源起處，進行我先民若在「低智育」下，將無力破解的改造；其著作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的運作的所有批判性論述都很接近真實，唯一的謊言是，將我先民來台的移民者背景，扭曲說成與日人一樣也是「殖民者」──哈，殖民者「活該」竟然也被殖民了，那是多麼精彩的學術水準上的表現。。。
其他學者的論述，則完全根據康德指導而在眾多真相中只選擇講出於己有利的部分，隱匿所有不利的部分；而高段的學者矢內原講出所有似乎不利於己的部分，多麼誠實啊；但是，誠實的他只虛構了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看準了受低智育而成長出來的島嶼社會，應該無力平反。。。
該分斷政策來到日據晚期，其最徹底的，最成功的說詞，是自美其侵略行動將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是要領導亞洲人民，領導曾經輝煌的中國人的……據稱施明德就是當年如此有雄心的皇國少年；而陳明忠則是無意中聽到教官誇示自身侵華的戰功時，才知道原來中國軍隊也不是過去教官所說的貪生怕死之徒。。。
不只於此的，在此前的1935年，更不僅有10月10日舉行的「台灣博覽會」──該會是為慶祝侵台「台灣始政四十年」而舉行者──在當年威壓國府地向對岸的福建省官方提出了邀請函；當時正是日人壓迫南京政府對日本「睦鄰」的期間，遂有受日人大事宣揚的福建省主席陳儀奉命參加該辱華慶典而又不能不對總督府當局表示感謝之事。
如此安排，用以打擊我先民的祖國認同，實在陰狠──南京的中央當局既不敢拒絕其「睦鄰」，福建對於此時的如此「善意」，如何能拒絕？日殖時期已過四十年，總督府自行誇言著種種成就；造成了似乎祖國的高官也來「肯定」與「認同」的蒙蔽情況。
然而，由前述的種種看來，真的民間不會感到自己受到了蒙蔽與欺騙嗎？
要知道，日據下五十年，直到最後，騙局瓦解；它們的矇騙主要是透過其公學教教育而進行的，讓我們來看該教育直到日本投降時的施行狀況──
到1945年，已經受教六年的學生，應在1939年入學，當時逐年上揚的就學率為五成三，依據中輟率折扣五成，也就是我先民受完當時低智的六年教育者，僅不到二成七；其前，由於就學率較低，受完其六年教育的更少；其後，則大戰結束前並沒有讀完六年教育，且愈後愈受到戰事影響，難以正常上課；可以幫助我們想見其矇騙的成果不高──這是對於沒有社會真實生活經驗啟導的學童的情況。
對於已成長的社會言，真實的苛虐的社會生活，我們先民則時時刻刻的受著現實殖民社會的教育；那是苛捐雜稅以及無數無償勞役的「教育」，如我島當年寫實主義大家吳濁流所描述的──
「太明卻另有一種看法：他認為皇民化運動固然是台灣人的致命傷，表面上看起來，台灣人也許會因此而遭受閹割，但事實上並不如此，因為中了這種政策的毒素的，畢竟只有一小部分利令智昏的台灣人，其餘絕大多數的台灣同胞，尤其在廣大的農民之間，依然保存著未受毒害的健全民族精神。它們雖然沒有知識和學問，卻有和鄉土發生密切關係的生活方式，而且那與生俱來的生活感情中，便具有不為名利、宣傳所誘惑的健全氣質。……」
六、分斷政策的結局──戰爭與無條件投降
依照日據當局分斷體制的設計，我島嶼上的年輕先民無知於過去自身曾經輝煌與抵抗的歷史；或者只是稍知曉一些故事，它們所受低智程度的教育，使得他們越來越少人有能力閱讀中文書籍，並且1931年前後，我們島上的大儒，時常在島上講述「台灣通史」的連橫在當局的分化手段下，已經不能不如統治當局之所言「不願意接受這樣的對待，就回你們支那去」，沮喪地離開台灣；當皇民化政策期間，年輕的一代，不知道當年傳統保甲制度的真實理想，不知島嶼先民怎樣在這塊土地上流血流汗，他們只能有「太平犬」式的小確幸；儘管像台灣醫學校那樣的高材生，也有人會完全失去了人生的抱負，因為他們被暴力恐嚇，還深深地被當局的種種設計所蒙蔽了。
原本所有的生命現象，都應該是追求最大的自我實現的；但是，對於井底之蛙而言，則不然，見聞所限，自然難免自我設限，從而因其不懂得「行百里者半九十」的道理，而易於形成「小確幸」的錯誤心態；在我們島嶼上，低智育的政策正是如此的限制了我們島上年輕人的見聞，也貧乏了它們的理想；因而，當局者的分斷政策乃能相當順利的執行。
就所知，1932年以後，殖民當局對我先民使用的是急就章的社會教化運動，那是1920年代我先民蓬勃的社會運動之後，官方大力推動的活動；其主軸是國語普及事業；與過去不同的是過去該活動都是透過日警與保甲制度進行，此時的活動改向街庄部落熱心人士，稱為教化委員發展；官方認為繞過日警的新管道，意義重大；該事業的發展報表資料，耗用經費與教化效果，都十分動人；但是，戰後訪問其實際，則效果仍極有限；據稱其原因為──
「某些參加夜學者表示，經過一天的工作後，他們已經累得念不下書，有人表示只喜歡唱歌課以及和同學相處，只有少數有天分的，但家貧無力接受正規教育表示受益良多。」
我們由島嶼台灣在日據下五十年，我台先民平均死亡年齡盤旋下跌，直到日據晚期該數據都在低處徘徊上看，我廣大農民的生活，雖然官方一再宣布各種漂亮的產業數據，但是顯然我們農民的生活並沒有真實的改善；那麼勞累豈非應該依舊處於「不可餓死」的程度，如此，該夜學可能真有多少效果嗎。
所幸，儘管日據晚期殖民當局推動的分斷體制，蒙蔽工作進行得如火如荼，例如，降筆會戒吸鴉片運動，曾經極為成功，卻被當局惡毒地打壓；當局絕不描述該可歌可泣的史實，只以「迷信」兩字帶過；蒙蔽之後，卻要我們學子由當局編撰的教科書上，萬分自卑地記誦自身父祖嗜吸鴉片的羞恥故事。
更不要說該運動雖然在日警打壓下失敗，但是十多年後竟然成為震驚全台的噍吧哖事件，更是在該事件的判決書上，隱匿得沒有一點痕跡。這就是蒙蔽的例子。
還例如，當局美化嘉南大圳工程，絕對不提該工程完工的年底，不過半年，烏山頭水庫就被地震震損330尺的硬體工程是怎樣的公共危險，以及該設計是如何以「使用者維護或付費」的形式咬住我們農民的；不能不使用的使用者啊，導致他們不僅沒有供水也要付費，並且，規定使用者要負責維護，於是每天無償勞動等於是在大量地失血下生活，更不要說工程所有使用的土地，都沒有付費；有哪一本書中說出這類史實？真的是為了廣大的農民而建設的嗎？增加生產有改善我們農民的生活嗎？為何我們農民食用的米糧數量不增反降？甚至到今天，嘉南大圳的維修工作都是當地農民與農會每年難以負載的沉重壓力？
也真以為對岸大陸已經忘記了住滿了親人的島嶼台灣──殖民當局不可能告訴他們對岸小學校教科書中就有這樣的課文──
「趙三益的父親，郵匯一筆錢，給他的朋友。並且和三益說：『這朋友是沒有故鄉的，他本是台灣人，台灣割給日本，他不願做亡國奴，便流落在外，吃盡辛苦，為民族努力。所以我很情願接濟他。』」〈小學校初級三四年級用，新中華三民主義課本，上海中華書局〉小學教科書發展史，頁1370
更不要說，在1923年，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政綱中，已經宣布，以「兒童本位」作為國府教育政策的重要原則，從此對岸開始推行由美國引進了那至今都屬於先進，尊重兒童發展、絕無體罰的道爾敦制了。
由於上述的種種蒙蔽，日據下，我年輕的先民很難不是相當自卑的；尤其對於年輕，沒有經歷過早年武裝抗日與社會運動洗禮的先民言，它們長期被分斷在一個自卑的國度；在所謂「共學制」下，沒有與外國殖民的土語政策比較，真很難發現其所強調的「國語常用」並不真的合理，那只是當局為「低智育」所設計的理由；
而其趨近於暴力的體罰，更是使我們可憐的年輕學子不僅產生人下人的自我認知，甚至也有鼓勵自身成為弱勢者的加害人的情況──雖然自身處境不佳，但是還會霸凌處境更差的弱勢者，簡直不知惻隱之心為何物──那就是我們常在街上看見會咬貓鼠的所謂「太平犬」嗎？
殖民當局卻極其得意地有其號稱順利達標的所謂「國語普及十年計劃」，有見好就收的「寺廟升天」政策 ，有稱為「國民學校」的「國民義務教育」 ，有號稱台灣人自行作曲的「台灣行進曲」，有號稱「聖戰」的「大東亞戰爭」的理想名號。。。。所有對外的蒙蔽進行得簡直天衣無縫；可是戰爭進行得並不順利，漂亮的口號敵不過現實的考驗──「武運長久」，只是一時的；在殘酷的現實前面，自大的口號必然逐漸褪色。
造成我民族分斷的根本原因消失了，然而，其廣泛在社會中所造成的現象，卻足以擾亂我們往後的社會發展；也就是殖民者塑造的神裔的自大，清國奴的卑屈，受衊視的支那人，三者分段與分斷數十年；在戰後突然秩序瓦解失散，如何能面對新局面，適應新局面。
跋 語
個人認為，這是我們島上早就應該重視，而長久沒有整理的史實；也是所謂「去殖民」的重要工作；只是由於情緒性的對「支那」的蔑稱展開反彈式缺乏積極意義的；這段史實讓我們不快，但是除了深入理解，然後展開除魅的工程，才是積極的理性的態度吧，這就是本文的寫作動機。
日殖五十年間，將其所謂的「清國奴」與「支那人」，兩者分斷；也為其分斷，隨時操作，以維持自身神裔的地位；
另──「清國奴」內部，除了鼓勵地主階級與農民分段外，在受教育上，受教育者、未受教育者分段；而受教育者中，升學者與未升學者，以從順與資優而分段，給予優遇與感化；這可說是另一種「分斷」與「分段」的操作面向；應該也是當年先進的殖民統治中，另一值得我們探究的部份吧。
奮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