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日期：2018.8.1

關鍵詞：啟蒙運動

我少年時，在《中央日報》副刊上讀到傅佩榮教授的一篇文章。文中，他以考據的方式，論證孔子《述而篇》「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這句話的合理解釋。

過去，一般人把這句話翻譯為「只要帶了肉乾當見面禮的學生，我從來沒有不教誨他的。」而傅教授以嚴謹的治學方式，信而有徵地論證，對這句話重新做了詮釋。他的結論如下：

“「束脩」以上，指的是15歲以上；自行，是自願前來。因此，這句話應斷句為「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也就是說：「年齡達15歲以上，有主動求知的態度而前來學習的，我從來沒有不教導他的。」”

孔子在《為政篇》也曾自謂：「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可見，在孔子思想中，十五歲是一個人確立學習方向的關鍵年齡。此可做為傅佩榮教授理論的旁證。而他當時所提的新解說，如今已成學人廣泛採納的正見。

當年傅教授教授的這篇文章，令十多歲的我覺得耳目一新，至今印象深刻。我年輕時不曾追星，唯一一次寫信給名人，就是大學畢業就業之後，因繼續閱讀傅佩榮教授其他的作品，深為折服，才大膽提筆寫信給他，除了向他請益，也一併分享自己的心得。

多年之後，我因工作之故，接待大陸來台訪問人士，陪同時任中共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副局長的王作安先生一行人，拜會台灣各大宗教團體。參訪輔仁大學時，傅佩榮先生也是校方接待者之一。席間的一個空檔，我向他提及多久之前曾經寫過信給他之事。傅佩榮先生竟然還記得！當時的我，雖然是以書信方式請益，但應該也算得上「自行，束脩以上」吧！

綜言之，儒家的教育理念，首重學習者本身學習的意志、動機與用心的啟發。

《易經》第四卦「蒙」卦，為「下坎上艮」。艮為山、坎為水，所以也稱「山水蒙」卦。蒙卦象徵「水從山上流下來，不知應流向何方」，所以需要啟蒙。而啟蒙之道為何呢？

蒙卦卦詞：「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翻譯為白話，就是說「蒙卦，象徵啟蒙，亨通。不是我有求於幼童，而是幼童有求於我。就如同求神問卜一樣，問第一次，神靈會給予答覆，但若一問再問，就是褻瀆。所以，第一次向我請教，我有問必答，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沒有禮貌地亂問，則不予回答。利於守正道」。這句話所講的，就是啟蒙教育的正道精神。

幼兒啟蒙教育的原則如此，那社會啟蒙運動的原則又是甚麼呢？在論語《陽貨篇》中，孔子說：「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意思就是指自視甚高的高智商者和最冥頑不靈的愚昧者這兩種人，由於他們無法傾聽不同意見，我執甚深，因此也是最難接受新思潮啟蒙的。《雍也》裡孔子也說：「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以上兩段話，都說明了：新思想理念的啟蒙運動，要鎖定的宣揚對象是「中人以上」能作理性思考的開明人士。

有人會搬出孟子「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說辭，為自己錯誤的目標或是與下愚纏鬥的偏執性格，找到一頂道德的冠冕。但孟子在《孟子．萬章》(下)也說了，「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這句話的精義在於——先知先覺者要啟發的對象，雖然是「後知後覺」者，但並不包含「不知不覺」者。如果有一群人，一心擁抱某位政治明星或某種意識型態，不僅對其深信不疑，也不再聽得進不同的意見，容得下不同的對象。這種類型，基本上就屬於執迷不悟的「不知不覺」者，並非我們要說服的對象，更無需與其爭辯。跟他們爭論，只是白費功夫，徒然消耗自己的能量罷了。

對於這樣的人，又該怎麼辦呢？國父 孫中山先生早就給我們答案了！

孫總理在《民權主義》第三講中曾提到——

「我從前發明過一個道理，就是世界人類其得之天賦者，約分三種：有先知先覺者，有後知後覺者，有不知不覺者。先知先覺者為發明家，後知後覺者為宣傳家，不知不覺者為實行家。此三種人互相為用，協力進行，則人類之文明進步，必能一日千里。」

因此，只要我們方向正確，能把中道力量凝聚起來，假以時日，社會氛圍自然改觀。看著大部隊朝新目標啟程離去時，那些馬迷、馬粉、馬腦、馬面們，恐怕會趕緊丟下瞬間貶值的偶像，蜂擁而至，搶著為新救贖效命了。實在看不出有何必要性和急迫性，非得現在跟他們曉以大義；若不惜一切槓到底，任國家民族復興大業廢弛的話。這又會便宜了誰?!

以上，是兒童與社會大眾的兩種啟蒙之道。

（全文完）

發表日期：2016.4.14　/ 丁念慈臉書

關鍵詞：新華夏文明共同體

這二十年來，看著島內一些台獨人士到大陸經商，靠榨取那塊土地上廉價的勞力、原物料和……等等資源，大發其財。然後嘴一抹，回到島內，又繼續挑撥離間，把「中國人」貶得一文不值，在台灣社會製造鄙視、仇恨中國大陸的氣氛。

基於民族情感和中華文化的認同，看著、聽著島內這些無恥之徒的嘴臉及其無格言論，讓我深感憤慨，一腔怒火無處宣洩。

但是另一方面，由於共產黨過去為民族帶來災難浩劫的歷史，使得我在理性上，對這個政權仍心存疑懼。我無法像某些反台獨或反國民黨人士那樣，能一下子走到另一個極端，全心擁抱紅色政權，歌頌共產黨，說共產黨的所作所為、一切都是好的，像是當年內戰都是國民黨的錯……等等。我不能昧於歷史事實，罔顧春秋大義。

近年來，台獨氣燄日熾，我中華民國近乎「名存實亡」了。做為抗日、抗共國軍的第二代，我的思想與情感陷入進退維谷之境。

在台灣，不論是流行文化或宗教風潮，常將達賴喇嘛追捧似神，許多人也因此同情藏獨。撇開我對密宗的看法不論，站在國族立場，我很早就反對藏獨。當時隱約覺得，西藏若是獨立了的話，這塊天然資源不足、天候和地理條件惡劣的高原國家，其機會主義者或是野心份子，勢必會接受某些不安好心的帝國主義之利誘和攏絡，出賣其所需利益。如此一來，無異留下入侵空隙和通道，成為中國大陸邊患的來源。雖然當時我持反共立場，但我仍是中國人，絕不願意看著故國西南門戶因此洞開，以致禍患無窮。所以，在西藏獨立問題上，我選擇站在中共這一邊。

近三年，我在外講授「世界文化史」課程，並編寫國家考試教材書籍出版。因此開始對世界歷史發展，做了宏觀且全面性的資料彙整。由於自己所學並非歷史本科，除了閱讀相關專業書籍之外，還特地做了一些自我教育，包含收看幾個口碑不錯的歷史系列視頻，以建立近代中西歷史的整個系統架構。

經由這種邊整理、邊思考的過程，我察覺到自己過去從未思考過的角度，循此更發現了一些驚人的事實。

近年，中國大陸經濟快速崛起，其能源的需求暴增。因此，能源安全的重要性，也就上升到國家發展的戰略層次，關係到國家和人民的整體命運。

中國大陸本身生產的原油和天然氣十分有限，短缺的部分多從中東地區進口，勢必仰賴海上絲路，經由麻六甲海峽運輸大陸。然而，麻六甲海峽的航運，具有高度風險。為了鞏固能源供輸安全，這些年，中共當局在東北、西北、西南，逐一鋪設了石油和天然氣輸送管線，要將俄羅斯、土庫曼斯坦、哈薩克斯坦、伊朗、緬甸……等地的石油和天然氣，分別輸往內地集散，即所謂「新陸上絲路」。以緩解過度仰賴海上絲路運輸原油的壓力和風險，供應起飛中的經濟發展之能源需求。

然而，國際局勢風雲詭譎，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強權，往往涉足其間，千方百計攫取本身利益，並擾亂競爭對手的發展步調。美國企圖搞一個南北走向的管線系統，破壞原本東西向的原油、天然氣運輸架構，並拉攏印度、巴基斯坦為戰略夥伴，來跟中共爭奪能源。其目的除了實現自身利益之外，還能瓦解金磚五國的親密關係。這種戰略布局，目前受限於無法掌控阿富汗北部塔利班佔領區，一時還無法如願。

中國大陸的邊境，始終存在少數民族鬧獨立的問題。對一般人民來說，我不相信這些少數民族有甚麼意識，非要搞「民族自決」不可，大家都是能填飽肚子最重要。那麼，這些民族獨立的問題，當然就是各路帝國主義勢力因爭逐利益，而橫加操控的結果。

大陸西北、西南的陸上新絲綢之路，必經的正是這些邊區疆界。中國邊省如果鬧獨立，整個大陸不但四分五裂，能源安全必然飽受威脅。邊區能源重要通道一旦遭國際勢力控制住，中國大陸又要回到十九世紀，那種帝國主義結合地方勢力割據稱雄的狀態了。

我不敢想像，中國大陸若成了另一個阿富汗、敘利亞時，境內各種勢力在帝國主義強權的扶植之下，內戰頻仍、烽火連天的景況。別說我十億同胞生靈塗炭了，就算有一海屏障的台灣，我們的子孫後代也休想再有大好前途了！

百年來，中國的苦難到我們這一代終於有所改善。中共強大的政權維持住國族統一，使得龐大人口在相對安定的環境之下，「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進而「知榮辱、尚禮儀」，並且持續追求文明的「幸福感」。

為了十億同胞，為了我們子孫的未來，我願意放下父親那一代人的歷史情仇，接納當前的中共政權，做為未來「新華夏文明共同體」的主導與支撐力量。我相信自己沒有背叛父親的精神，我愛的是我整個中華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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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日期：2016.4.11　/ 丁念慈臉書

關鍵詞：新華夏文明共同體

許多人會認為，中共的轉型是從總舵手鄧小平主政，拍板「改革開放」政策的1978年算起，我個人則認為，可以追溯到「文革」尚未結束的1971年。

中共為叛亂起家的政權殆無疑義。當年共黨，猶如今日的塔利班、ISIS，完全就是外國勢力扶植起來的叛亂組織。如同遜尼派國家給錢給槍一樣，共產黨在蘇聯羽翼下，也是因此有錢、有武器。在內地鄉間，以「土改」之名行燒殺擄掠之實。

我的祖父丁傳宗先生，乃一介文盲。當時，共黨邀請貧農祖父參加紅槍隊鬥爭地主，但他本著忠厚傳家的信念，堅拒加入。為此，舉家還遷至祖母娘家所在耿畈避禍，甘願淪為佃農。

不料，後來共黨洗劫耿畈，祖父耳後中了槍，子彈從眼旁射出，他驚恐地趴倒在水溝上詐死。等匪徒走遠之後，才奮力掙扎起身，來到一棵樹下用手臂環抱樹幹，避免倒下血流過多，直至祖母出來找到受傷的祖父。鄉人先以草灰替祖父止血，夜間兼程送至城裡醫治。月餘後，傷勢才算痊癒。

我父親幼年在湖北棗陽鄉間，也親眼見過共黨為禍作亂。

父親搖搖學步時，曾在村裡偏僻處目睹共黨殺人坑埋。由於年幼，共產黨徒未在意不遠處的稚齡幼兒，更沒料到這個娃兒還會講話，而且語言表達能力奇佳。我父親目睹共黨殺人坑埋之後，回家描述給大人聽。

父親生前，還說了許多共禍危害鄉間的事，其殘酷程度實不亞於日寇。像是甚麼海二爺好心收容外鄉人，反遭劈開腦袋慘死；誰家母親被共黨脫了褲子，在雪地裡拖著凌辱至死…等等。

我當時年輕，不知道應該一一記錄下來。隨著時光流逝以及父親的與世長辭，這些事蹟已湮沒在歷史洪流中。總而言之，共匪、共匪，起家時是叛亂土匪，殆無疑義。相信許多抗共二代，自幼都聽過其父母輩講述很多大時代人間離亂的親身遭遇，這些微觀的口述歷史，都可互相印證。

抗日軍興，國、共兩黨表面上聯合抗日，但共產黨卻趁機發展地下勢力，這也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同事周老師母親為流亡學生，年輕時因愛國心切，被共黨同學吸收製作棉鞋（但並未加入共產黨）。她母親說製作了好多棉鞋，都不知道被送往何處。只知道：共黨同學不讓你跟其他人友好，只能跟他們好。再者，一個人頂多兩面—雙面人，而他們卻有好幾面，你都不知道哪一面才是真實的。周老師的母親心生疑懼，才與他們疏遠。

抗日慘勝，國家殘破，百廢待興，共產黨趁機坐大。許多人責怪國民政府。誠然其有不爭的腐敗事實，但是處在那種環境下，誰抵得過一個野心勃勃的蘇聯，以及利用滲透日益壯大的叛亂勢力呢？撫今追昔，對於當時人的處境，心痛、理解之情，應該更甚於譴責吧。

1971年，中華民國被逼退出聯合國，中共成為聯合國成員，並頂替了我們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中華民國從此陷於孤立。那年才6歲的我無憂無慮，不知家國困境。

40年後，我讀了余秋雨先生《借我一生》這本書，得知當時中共因為加入聯合國，考量國際形象等諸多因素，恢復了大學入學高考和某些科系，並停止破壞考古遺址。文攻武鬥和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也大為緩解。所謂的「文革十年」，是指華國鋒的回馬槍。其實，文革在1971年已經大致停止了。

讀《借我一生》這本書時，我46歲，距離我們退出聯合國40年了，我流下淚來……心想，我有幸在中華民國的羽翼之下成長，順利完成了學業。當年我們退出聯合國，如果換來中國文化的存留，那我們吃的那一點苦，又算甚麼呢？中共加入了國際社會，其行止動見觀瞻，因而有所收斂，我幾億同胞身心的摧殘與文化的破壞，縮短了好幾年。台灣這邊，則加緊保存並發揚華夏文化精髓。中華文化在一場史無前例的民族浩劫中，竟因我們被逼退出聯合國，反而不絕如縷地存續下來！那時已經信主的我，還為此感謝上帝。

我相信，每一代人都有他的歷史使命。我們父親那一代人為國族存亡挺身而戰，放棄了自己最鍾愛的學業，離鄉背井，執戈抗日，終身顛沛未再踏上故土。我母親這一輩人，生於日據末期大轟炸年代，年少時從台灣殘破的廢墟中站起來，奉養父母、拉拔弟妹，建立自己的家庭。古寧頭一役保住台海，韓戰適時爆發，使得美軍轉而協防台灣，每年經援一億美元，直至1965年止。這15年間，台灣經濟得以重現生機，復甦起飛。當然，這一切也是大陸旅台人士和台灣本地人攜手共同創建的。

上帝存留中華民國在台灣，難道只是讓我們偏安海島，因富裕、民主而自高自大，罔顧歷史正義，認賊寇作父嗎？如今，中共已非當年老一代人。多年來，中共政權抗拒帝國主義勢力操控，維持住國族統一，避免因四分五裂，互相功伐，導致民不聊生。人民才得以在相對穩定的環境中，「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站在國族立場上就不得不承認，中共這一點，做得比世界上許多政權、歷史上許多朝代要好得多。

就如同當年中共因加入國際社會，而必須對原有不文明行徑加以收斂、調整一般，今天全球化的網路時代來臨，這種改變風潮的無形力量，其覆蓋面、穿透力和影響力，更勝於國際社會縱橫捭闔的外交手腕和政治博奕，一個高壓專制、圍堵言論思想及限縮公民參與的政權，勢必會面對更大的壓力和挑戰，也必須及早綢繆因勢利導。此時此刻，我們能做的，就是建立屬於新一代中國人的共識，成為兩岸正面思想與力量互通的橋樑。

英國人若要移民澳洲的話，何其容易？因為人家同文同種。華人就算捧著千萬家產去巴結他，那種無形的隔閡、分別心和淡薄的歸屬感，也會讓你覺得只是個次等國民。我們子孫的澳洲在哪裡？西望長安，倘若我華夏民族富強尊貴的話，那塊同文同種的故土同胞，不就是我們子孫的澳洲嗎?!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使命，就是創建下一個「新華夏文明共同體」，為同為中華民族的子子孫孫開天闢地，擘劃他們能憧憬的大同世界。

你若問我，是甚麼讓你覺得值得身為「中國人」（不是指狹義的國籍）？我要告訴你，我有幸在年少時，就讀到《禮記‧禮運大同篇》。我為自己民族有這樣的文化遺產深感榮耀，以身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為榮。這是古蘇美、古埃及、古馬雅文化都沒有的思想和胸懷，所以這些文明都斷滅了，唯獨我華夏文明源遠流長，方興未艾。這種感動，是我在44歲信奉上帝之後，讀了〈申命記〉〈利未記〉才有的。偉大的民族，一定有偉大的使命。只享福份、罔顧使命的民族，終將有禍了。　　～　2016.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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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日期：2018.6.18
關鍵詞：語言與文化　閩南語　國語政策

今天，家老爺為我們母子三人準備的午餐，是刀削麵配上自製滷味、荷包蛋和高麗菜排骨湯，食材既簡單又營養均衡。他自己為了保健，則採取一日兩餐，禁食午餐。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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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拙作　母子記趣　丁念慈臉書　2016.3.1　( 原作於2008年 )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178325002185136&id=100000229422748

中國文字之演變大致是，商代使用甲骨文、西周通用大篆，東周各國使用各自發展的小篆。甲骨文到大篆的過程，是書寫工具與載體的改變(從龜板到竹簡)，與簡化與否較無關係，鐘鼎文、石鼓文也應如此看待，大篆到小篆的過程，就是字體的簡化。秦統一中國之後，通用小篆並罷其不與秦文合者，這是文字發展過程，首次由中央政府推行的文字統一。然而幾乎是同時或更早，文字的「隸變」已經在進行中。

中國文字主要是從有具體形象的物體，取形制文，「刀」、「馬」、「象」、「龜」、「鹿」等象形文莫不如此，而抽象之事物亦可以用象意方式表達出，如一、二、三分別以一橫或一豎，二橫或二豎，三橫或三豎表達，刀有具體形象很容易就書寫出來，那刀的銳利部分又如何表達？這只要在刀字的銳利處畫一點，刃字就造出來了，一、二、三為純象意字，刃則是非純粹象意字，四以上表達數量的文字就借用其他文字表示，稱為假借。象形文與象意文透過會意與形聲的組合造字，再用文字創詞造句，人們想要表達出的意思，都可以用文字表示出來了。

「隸變」之前一般百姓看到象形文、象意文，皆能略識一、二，若再略加教導會意字、形聲字、假借字的認識，看懂文告並非難事，然而隸變後的文字，已很難從其字形，看出字與物的關連性，如：隸變後春不見艸，香無甘味，奉不用手，日方不圓，月也無鉤，可知隸變對文字字體的改變極大，文字史上也只有篆到隸的過程稱為隸變，從此之後不進學堂不識文字，能夠讀書識字者稀少，這極可能是始皇帝未用隸書統一文字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秦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對於文字發展的影響是正面的，例如「刀」、「馬」、「象」、「龜」、「鹿」等文字，七國難免各有寫法，書同文之後，異體字少了，只會更方便文字使用者！

雖然始皇帝未用隸書統一文字，然而簡化字是歷史趨勢，更何況那些事務繁忙的官「隸」，能用隸書之處，皆用簡便的隸書，以減勞務，然而隸書書寫上仍然不夠便捷，隸書通用不久，更簡便的楷書，就在漢唐興起，最後完全取代隸書，通行至今兩千餘年不變。隸變與之後的楷、行、草、簡化字，皆是歷史上人們趨簡天性的必然產物，但是人們也是愛美的，比楷書更簡化的字，儘管不乏人使用，但皆不如楷書秀麗，所以中國文字使用主流仍然是楷書，同為楷書的繁簡之爭，只是在政治上鬥氣而已。

中國文字改革之討論，在五四運動時達到最高峯，錢玄同及魯迅等均主張廢除漢字，魯迅甚至於提出「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的極端說法，民國24年8月21日，王世傑頒布國民政府教育部第11400號部令，向社會公布《第一批簡體字表》計324個，欲在小學及社會推行，但是此事被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反對，國民政府只得暫時擱置簡化字方案， 此後一直未有機會再次實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經過15年的討論與試用，1964年5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出版《簡化字總表》，第一表是352個不作偏旁使用的簡化字，第二表是132個可作簡化偏旁的簡化字，第三表是由第二表類推的1754字，共2236字，大致上這就是通用至今的簡化字。

批評簡化字者常稱簡化字是愛無心，但是愛上有爪，那爪又是何意？愛與受上半部相同，那這兩字又有何聯繫關係？批評者似乎也該有一個總體說法，況且這種異體爱字，是古代文人多人使用，留傳下來的異體字，近代蔣中正校長所提「親爱精誠」也使用無心之爱，讀者可自行上網查證，或至高雄陸軍官校皆可見到。愛字在隸變時就已失去其六書造字原則，而古代文人仍然嫌其字繁複，而有異體爱字，再被收入《簡化字總表》，單單討論爱無心這類問題，是沒有很大意義的，問題還是應該回到文字到底要不要簡化，簡化字的六書造字原則如何維持上，否則只是純粹的在鬥氣而已。

簡化字中還有一種就是恢復文字原貌的簡化，如「雲」簡化為「云」，這實在不是簡化，而是恢復云的本意，因為云就是天上云朵的象形文，被假借為人云亦云的云，如今恢復云的本意，並兼人云亦云的云，如此作法甚好。

再舉一例「從」，跟從之意，從改為「从」也只是恢復从的本意，再取从聲建一「丛」字，以取代「叢」字，這種簡化字造字，不違六書又能減少筆畫，堪稱造福人們！

附：六書造字原則

六書是象形、象意(指事)、會意、形聲、假借、轉注，六種造字法則，象形、指事為「文」，會意、形聲藉一個以上的「文」組成「字」，假借則是文字的借用，如四、五、六以上的數字，不適宜繼續畫橫畫豎的補充下去，就借它字代之，轉注依許慎所說是「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0. 前言

胡適27歲寫出《中國哲學史》，馮友蘭為其作序，文壇一時傳為佳話；馬乘風28歲撰就《中國經濟史》，馮友蘭、嵇文甫亦為其作序，學界為之側目 。馬乘風後來棄學從政，當選第一屆立法委員，不幸卻被誣陷，坐了長達21年的政治牢。結果學政兩空，令人浩歎，所幸以《中國經濟史》傳世，差可告慰。

《中國經濟史》一、二冊，1935年南京中國經濟研究會初版，翌年改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並列入大學叢書。其間曾絕版達40餘年，直到1980年12月始由台灣商務印書館重印再版第一冊(第二冊1981、第三冊1981、第四冊1984)，然而作者卻改為「馬持盈」，以致不少人誤解，以為另有其人。

1. 馬乘風生平小傳

馬乘風(1906-1992)，河南省宜陽縣人，幼年入私塾接受傳統教育，奠下雄厚的國學基礎，及長始入學堂，由小學，而中學、師範，1926年河南中州大學肄業。是時有感國事蜩螗，內憂外患，乃抱持救國救民之志，奔向武漢，以身許國並投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加入中國國民黨，卒在該校完成學業。1934年任職於南京鐵道部職工教育委員會，工作之暇，撰成《中國經濟史》一、二冊，約60萬言，時年28歲。

2. 28歲撰就《中國經濟史》

《中國經濟史》是學界第一部中國經濟史專著，對當時高等學校經濟史之教學與研究，頗具啟導作用，乃書為開山之作。著名的學者馮友蘭、嵇文甫特地為其作序，並大力推薦。

嵇文甫在序文中以欣慰的口氣大大的讚許說：「乘風的《中國經濟史》第一冊出版了！這一本二、三十萬言的煌煌巨著，預料在中國社會史論壇上要激起相當的波浪。而我個人對於此書尤其是格外的感到欣慰。……….我把這書加以翻覽，覺得它不僅是充滿著青年的熱情，戰鬥的勇氣，並且在材料方面，他也的確很費了些搜檢探討的功夫，以此繼續探討，理論和材料方面同時并進，對於中國社會史論壇上一定有很大的貢獻，這是我所期望的。」馮友蘭之序文亦有類似之讚美之辭。可惜在台再版時，兩篇序文雙雙遭到刪去。胡適27歲出版《中國哲學史》，馬乘風以28歲寫下《中國經濟史》，而且均獲一代大師馮友蘭寫序，一時傳為佳話，並都被喻為一代才子。

3. 棄學從政

《中國經濟史》出版後，馬乘風受北平中國大學之聘，擔任教授並兼北平市立商業專科學校校長，抗戰軍興，國民參政會成立，遂被遴選為1.2.3.4屆參政員。國民參政員固一時之俊彥精英也，馬乘風襄贊中樞，運籌大計，嶄露頭角，頗獲當局之倚重。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復被延攬為指導組組長。不久，又受領袖蔣中正之命，赴西安協助胡宗南將軍辦理文化出版事業。

馬乘風擔任國民參政員甚久，以敢言著稱，深受朝野政黨所敬畏，連中共都視為可敬的對手，尤以其劍及履及、窮追不捨的精神，令人欽服。因銜財政部長孔祥熙之命，主持河南、安徽專賣事業，一年之間，弊絕風清，國家收入倍增，屢獲層峰褒揚獎飾。

抗戰後期，情勢吃緊，蔣委員長號召青年從軍，馬先生受命主辦河南地區青年從軍任務，當時國民黨只保有西南一隅6、7縣份，而從軍之青年竟達8千人以上，雖為中樞號召力強，而馬先生之發動有力，深受同鄉青年之信任，亦為重要因素。

抗戰勝利後，百廢待舉，馬先生襄贊復員工作，不遺餘力，旋又膺選為河南省第十區之立法委員，方欲大展鴻圖，卻為時局所迫，1949年倉促隨政府來台。

4. 從立法院到火燒島

1952年2月2日(陰曆元月3日)夜十時，突被政府以「保匪諜趙守志(曾任國民黨河南省黨部委員，扺台後被以匪諜罪處死刑，旋遭槍決)入台，而知情不報」罪名判處死刑，蔣故總統介石卻壓下判決書，未交付執行，以致帶著死刑罪名入獄長達21年(1952-1972)，1972年10月30日竟獲釋出獄。馬乘風為少數現任立法委員遭到判刑入獄者，當時曾引起軒然大波。成舍我、陶百川、龔德柏……等人都曾仗義執言，極力營救。

5.「坐家」─坐在家中的作家

出獄後，王雲五先生(曾任行政院副院長，為當年國民參政會同僚)特予介紹至私立中國文化學院擔任經濟學教授，並已獲該校創辦人張其昀所發之聘書，不意數日後該聘書竟被追回，只好賦閒在家，從此生活陷入困頓。

政治犯出獄後極難覓得工作機會，馬先生只好耕讀持家，家計全靠妻子郭扶鸞女士在台灣銀行中低級職員之微薄收入(馬先生嘗自謔為「坐家」─坐在家中的作家)。未久，郭女士自台灣銀行退休，但以退休金為數既不多，而其利率又微不足道(年僅九厘，按公營事業退撫基金計算)，靠此微薄利息來維持家計，十分困難，迫不得已，只好將其妻在其入獄期間省吃儉用，以分期付款方式所購得之台北市外雙溪故宮博物院正前方一座二樓棲身透天厝售出，遠赴美國投靠兒子生活。

6. 赴美不久旋又返台卒病故

赴美僅歷一個月，即行返台，惟以其子在美平日工作忙碌、辛勞，賺錢不易，加上平日無人與之下棋，了無情趣，在美時常嘆曰:「身居美國，實不如在台坐牢」。返台後，又值國內房價飛漲，而無力再購屋，迫不得已，遂搬進內湖翠柏新村老人院(谷正綱所創辦)居住。居住該院除需先繳押金五十萬元外，每月還需繳管理費及伙食費數千元。該處山高雨多，相當潮濕，唯在夏季尚稱涼爽宜人。其中伙食大多不合其口味，尚需其妻親自下廚，以供其食。

馬先生居住山上，不幸連年生病，每年約有四、五次要住進中華、國泰或陽明等醫院，求醫診治。當其住院時，多由神經內科主任李堯怡為之細心診治，以維持生命。甚至進入彌留時，仍然耳聰目明，尚能以毛筆書寫遺囑，書畢，即於1992年元月22日溘然與世長辭，享年87歲。筆者在其康健時曾親耳聽其誓言比蔣經國長壽，果然在蔣去世後，馬先生健康狀況即每況愈下，終至不治，其常在不經意間，口中咒罵「那個老王八(指蔣經國當年構陷入獄)!」然而提起先總統蔣公，則從未有任何怨言。其對兩代蔣故總統恩怨絕對分明，毫無妥協。據悉與當年蔣經國因不滿其愛放言高論批評政府，利用特務濫加逮捕，而蔣介石念其舊情，特壓下死刑判決書未予執行，其對蔣介石不殺之恩始終心存感激，似尚有君臣之義，其愚忠之忱，自始至終溢於言表。

7. 畢生寫作不輟

馬乘風學識淵博，著作等身，於坐牢期間仍手不釋卷，寫作不輟，並且打得一手羽毛好球，出獄後陸續將獄中作品一一出版，除上述一書外，尚有《中國正統思想發展史概論 》《史記今註今譯 》《漢書今註今譯 》《詩經今註今譯》《中國歷代模範兒童故事集》《蔣總統與中華文化復興》…….等書。

8. 因緣際會結為忘年之交

筆者初與馬先生並不相識，亦不知其在台坐牢多年，1973年6月筆者曾在《中華雜誌》撰寫「閒話禁書」一文，竟誤將馬乘風《中國經濟史》歸類為陷匪作家作品，幸經地平線出版社的老闆杜育春先生指正，並告知馬先生近況(按二位俱屬河南同鄉)。乃不揣冒昧向其修書致意：

「先生大作《中國經濟史》一書，乃曠世之鉅著，堪稱開山之代表作，在學界頗受推崇，近時相關之作幾無出其右者，直可媲美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二書之於哲學史；鄭振鐸《中國文學史》(插圖本)、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之於文學史，有其特殊之學術地位。昔 先生之大作絕版久矣，平日難得一見，此間台灣商務印書館亦未曾重印，因此常有人把持該書，冒充權威，而書坊中抄襲自該書之作品者卻屢見不鮮。……愚意以為，若得先生首肯，將該書重印或修訂出版，將造惠學界不淺矣……」

9.《中國經濟史》再版始末

不久果然獲得先生邀訪晤面，雙方相談甚歡，大有相見恨晚之感。交談後始知彼自來台後，迄未再睹舊著。彼時筆者適巧自師大圖書館影印上述一書，遂送予馬老參考，還贈其李劍農《中國經濟史稿》一書。未久馬先生將其中第一、二冊稍作修訂，即交予台灣商務印書館在1980年12月出版台一版。至於三、四冊，則馬先生全憑記憶所及(原稿早已散佚)，以及近年來研究所得，重新來過，其記性之強，令人嘆為觀止。

《中國經濟史》第一冊，始自殷商，終於秦末，全書共分四編23章，據馬先生表示，本書初版時第一編為「各家批判」，首先批判郭沫若、侯外廬等以馬克思唯物史觀來劃分歷史階段的模式，曲解中國經濟史之謬誤；接著又批判顧頡剛、錢玄同等以無端猜疑之手筆，抹煞西周以前數千年之中國歷史事實。翌年上海商務再版時，王雲五以顧頡剛時任該館編輯委員，如此嚴厲批判，頗感為難，遂建議該編刪除，另由中國經濟研究會出版單行本，以致原本五編濃縮為四編。

第二冊，始自西漢，終於東漢，共分兩編16章，第一編談漢代經濟之史的發展，第二編純經濟過程之橫剖。作者在全書各編不同時期的論述中，擷取當時社會經濟史大論戰時期的積極成果，從社會生產分析開始，對各個時期社會經濟制度進行較詳細的闡述。比如，對各個時期的土地制度、賦稅和租稅問題、商品經濟和自然經濟、農業、手工業和商業，以及社會人口等問題都能有所論及。特別是作者在論述社會經濟問題時，還能比較注意到聯繫當時的社會政治制度、社會生活以及社會生產力發展狀況等問題，而且又能盡量地運用自己搜集到的一些資料來進行說明。在說明中又往往敢於發表自己的看法，和對當時的一些學術觀點，大膽地提出批判，這是本書的獨到之處。

第三冊，包括二編，分析從三國時代到兩晉南北朝時代四百年間中國政治經濟之動態，及其間經濟問題之各別研討，從第一、二冊初版至三、四冊出版，中間相隔四十六年，在沒有原稿可供參考之下，在一、二年內接連完稿，其毅力及記性之強，對一位70歲老人而言世所罕見。

第四冊，始自隋代，終於唐末，共分三編21章，第一編為唐朝政治經濟之綜括論述，第二編唐代政治經濟的觀察，第三編唐代諸經濟問題之個別探討。全書係作者本諸民生史觀之基本立場，對隋唐兩代財經問題作橫的、縱的觀察與分析，作者之堅定執著於孫中山之民生史觀，始終如一，一以貫之。

10. 結論

《中國經濟史》原來計劃出版五冊，在大陸時除已出之一、二冊外，已完成之稿件已寫至宋明，據馬先生於1976年3月6日給筆者函中表示

「….惜在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之後，余於北平老城中，隻身逃至天津，轉英輪至南京，生命已難帶出，而況稿子？抗戰勝利後，余本擬赴北平尋找書稿，以忙於工作，未能如願。今者商務印書館亦曾催余將此書繼續完成，又以雜事，不能專心從事，稍俟將目下文債清理後，余必埋頭寫成全書也。倘能得先生之助，余當歡喜之不暇也。」

《中國經濟史》由台灣商務印書館在台總共出版了四冊，在馬乘風去世後，留下已完成的第五冊手稿，馬夫人多次與台灣商務印書館交涉，希望完成馬乘風畢生之心願。可能是銷路欠佳，商務竟然對印行第五冊意興闌珊。致使第五冊之出版事宜迄今仍未定案，誠可嘆也。

史丹褔大學講座教授歷史學家Ian Morris在2010年出版《Why the West Rules for Now》(台灣中文譯本名為《西方憑什麼：五萬年人類大歷史，破解中國落後之謎》)。作者不僅企圖回答「李約瑟難題」(即為何科學和工業革命沒始於中國？)，他建立衡量社會發展狀況的指標，根據考古和歷史記錄，比較過去一萬五千年的東方和西方社會發展指標，發現東方和西方社會曾經互有領先，而造成領先的主要原因是地理因素，而非文化、宗教、政治、基因和偉人等其他原因。

Morris教授採用的社會發展指標包括：能量的取用、城市的規模、資訊的傳達/處理、戰爭力等四方面。這樣的社會發展指標看來合理也頗全面。

十八世紀科學和工業革命發生的背景是十五世紀後期開始的地理大發現。地理大發現使歐洲人可以殖民美洲新大陸，並且不需要經過中東和阿拉伯地區就能到達東方，大大擴展了歐洲人的發展空間。歐洲人既獲得相當大殖民和商貿利益，又因為遠洋航海的需要和對世界的了解，例如確證地球是圓的，而萌芽了近代科學，並且發現科學有極大的實用價值，例如遠洋航海需要天文學和數學，而觀察天文發現力學的原理。由於歐洲和美洲之間的繁茂經貿墊高人力成本，加以近代科學的萌芽，於是發明出許多機械以取代人力，造成輝煌的工業革命。

早於西方的地理大發現，明朝的鄭和在1405到1433年間曾率船隊七次下西洋，最遠到達非洲東岸，鄭和的船隊和航海技術勝過地理大發現時的西歐，為何鄭和或中國後繼的航海家沒有發現美洲新大陸，進而產生科學和工業革命(近年有人認為鄭和曾航抵美洲，但沒有充分證據)？ 這有兩個原因，首先，西歐跨越大西洋到美洲，約五千公里，而中國跨越太平洋到美洲，距離幾乎加倍，西歐佔盡地理優勢。其次，中國一向是陸路國家，航海貿易視為次要，因此鄭和之後，航海事業即中斷，而歐洲臨地中海，一向重視航海貿易，又有強烈動機尋訪新航路，去探訪當時領先的東方世界(哥倫布至死都以為他所到之處是印度)。

根據Morris教授的理論和數據，過去世界的發展主要取決於地理因素，中國因為開發出富裕的江南和連通南北的大運河，曾經領先西方一千兩百年，西方則因為地理大發現，而在十八世紀啟動科學和工業革命，幾乎主宰全世界。地理因素造成環境的改變，人類天生會適應不同環境，就環境的需要，去解決所面對的問題，使社會不斷進步，而不是文化、宗教、政治、基因、偉人和創新能力等因素決定過去的歷史。

為何科學和工業革命沒始於中國？本文和前文《為何科學和工業革命沒始於中國〈一〉》共指出三個可能原因。每個原因看來都有影響，哪個原因最關鍵？這是不太可能有解的。社會科學不像化學，一個化合物的成分比例可以精確檢測出來，社會結果的成因比重則是無法精確檢測的。

學術界一般公認，中國社會原來領先西方，直到十六世紀西歐開始科學革命，十八世紀開始工業革命，科技發展一飛衝天，於是很快把中國遠拋在後。原來領先的中國為何沒有開始科學和工業革命，反而讓原來落後的歐洲搶到先機？這是社會科學界著名的「李約瑟難題」。不少人都曾鑽研這個問題，提出可能的解答。筆者述而不作，願把所學所知分享讀者。

科學和工業革命與現代的資本主義是同時發生的。科學和工業革命是迂迴的生產方式，比傳統的生產方式回收慢、投資大，必須有較大而穩定的資金才可能成功，因此促成了現代的資本主義和金融體系。或者說，科學和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是互為因果的。

科學和工業革命發生於歐洲而非中國的一個原因在於歐洲與中國的政治制度不同。歐洲是封建諸侯體制，貴族一般都長期擁有自己的莊園、佃農等，並且習於經營商業貿易。換言之，歐洲貴族一般都擁有較大而穩定的資金，在科學和工業革命初起時，能夠大力投入科學和工商業的發展。

對比於歐洲，中國很早就實行中央集權、官僚治國，官僚不像貴族能世襲及經營商業，因此中國的官僚多不熟悉商業，更不像歐洲的貴族有較大而穩定的資金，能投入科學和工商業的發展。在中國，當科學和工業革命尚未顯示明顯效益時，只能倚靠民間的富人投入發展科學和工業，但是民間的富人數量有限又不穩定(所謂富不過三代)，他們推進科學和工業的力道當然比不上歐洲貴族。

科學和工業革命沒發生於中國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實行科舉選才與獨尊儒學。中國自漢朝「獨尊儒術」，儒家逐漸成為學術主流，而其他學問並非全無發展空間，但是到了隋、唐實行科舉選才，儒家幾乎成為唯一官學，而到了宋、明，原本相當開放的儒學更演變成頗壓抑人性的理學。中國的為學越來越狹窄，因此不可能發生科學和工業革命。對比於中國，歐洲長期受基督教信仰的束縛，其獨尊基督教神學就像中國獨尊儒學一樣。但是十四世紀開始的「文藝復興」和十六世紀開始的「宗教革命」讓歐洲逐漸脫離基督教的束縛，終於學術百花齊放，因而產生科學和工業革命。

歷史的演進發人深省，而制度的好壞時常是此一時、彼一時，不是永遠不變的。封建諸侯體制曾有助於歐洲發生科學和工業革命，但是卻是比中央集權、官僚治國落後的政治制度。環顧世界，所有現代化的國家都實行中央集權(即使是聯邦，中央有很大權力)、官僚治國，已經沒有現代化國家還實行封建諸侯體制了(貴族爵位都是虛銜)。以科舉選才擔任文官既公平又保證文官的水準，曾經是歷史上最好的制度，有助於中國社會領先西方，卻阻礙了中國發生科學和工業革命。儒家和基督教曾長期束縛中國和西方世界，但這不是儒家和基督教的錯，只要長保開放多元，儒家和基督教都是好東西。

發布日期：2018.4.30
關鍵詞：五四運動　大學自治　管中閔

▲　九十九年前的「五四」，學生、勞工和各行各業的愛國志士舉著抗議的標語旗幟，一起走上街頭，高喊「外爭國權，內除國賊！」這是他們奮起的精神力量！

前幾天，有朋友傳信息給我，說：「『五四』快到了。我覺得『五四』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分水嶺……雖然從表面上看來，其目的是政治性的，但是深層意義則象徵中國知識分子意識的覺醒，成為走出舊社會巢臼的一股強大動力，一波波向周邊擴散，其影響範圍涵蓋了政治、文化、科學……等領域。真正的民國味，是從『五四』開始的。」

「五四運動」是一場發生在99年前（民國八年；公元1919年）的愛國運動。導火線肇因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巴黎和會」（註一），當時列強間私相授受，未經與曾經出力、同為戰勝國的我國政府協商，就將戰敗國德國在我山東的特權，逕自轉讓給日本，即「山東問題」。當時的北洋政府未積極捍衛國家權益，引爆國人高度不滿，各界愛國人士憤而走上街頭遊行抗議。

整個「五四運動」的重要訴求和核心精神，其實可以用「外爭國權，內除國賊！」這八個字來概括。

▲　九十九年前的「五四」，學生、勞工和各行各業的愛國志士舉著抗議的標語旗幟，一起走上街頭的一些歷史鏡頭。

國人一般認知的「五四運動」，屬於廣義的「五四」。也就是指自1915年中日簽訂《二十一條》（註二）起，到1926年北伐之間，中國知識界和青年學生對傳統文化的反省，他們極力推崇西方的「德先生」（Democracy）與「賽先生」（Science），做為國家社會振衰起蔽必須師法的標的，這是一場探索強國之路的新文化運動。

事實上，1920年代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當時也受到中國大陸內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及日本本土自由民主運動的啟發。在一群臺籍仕紳與知識分子（如林獻堂先生、蔣渭水先生）的倡導鼓吹之下，出現了一連串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其中包含了爭取臺人政治權利的運動，如1918~1920年的「六三法撤廢運動」、1921 ~1934年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註三），還有啟迪民智的新文化與新文學運動。可以說，是一場台灣人民自我覺醒的啟蒙運動。

然而，不論是內地的五四運動，還是台灣的新文化運動，終因左派勢力混入而變質，最後以失敗告終。

五四運動「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核心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追求「民族之自由、平等」。而這個夢想與願望，卻是透過了八年浴血抗日戰爭，全中國犧牲約2,500萬條寶貴的性命以及難以計數的種種珍貴資源，才得以實現；又因抗戰勝利，台灣重回祖國懷抱，林獻堂、蔣渭水…等台灣啟蒙先賢畢生奮鬥的目標，總算得以落實！

一百多年來，國人共同奮鬥的目標，概略分為「民族的自由」、「民權的平等」與「民生的安康」三大類。而「民族的自由」可說是後二者的基礎，倘若沒有民族之自由平等，民權與民生終將如「竹籃子打水」，一場空而已。

1937年7月17日，盧溝橋事變第11天，時任我中華民國最高領導的蔣中正委員長，在廬山發表「最後關頭」演說，稱「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表明對日軍挑釁的退讓底線。由此直到1945年，對日抗戰及二戰贏得最終勝利，我中華民族千千萬萬人毀家抒難，山河泣血，才從帝國主義列強殖民瓜分的悲慘處境中，終於廢除不平等條約，爭得了民族的自由平等。

這當中，我中華民國雖曾領導抗日與加入二戰盟國勝利，為民族的自由平等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因內戰失利，退守台澎金馬生聚教訓。唯此後卻須仰賴美國強權的支持，方得偏安一隅。時移境遷加上歷史機遇的選擇，我中華民國和國內主要政黨如今竟成了美、日強權所操控的棋子，數十年生聚教訓得之不易的民權、民生成果，也幾乎盡付東流。

▼　1945年，傅斯年50歲出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堅持「民族氣節」、「正是非，辨忠奸」；1946年9月6日，傅將北京大學校長一職交給先前在美國辦外交的候任校長胡適；1949年1月5日，陳誠接掌台灣省政府，當日即致電傅斯年敦聘出任台大校長，1月20日，傅自大陸抵台，從代理校長杜聰明（1948年12月7日開始代理）手中接任台大校長；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在臺灣省議會答覆教育行政質詢時過度激動，「突患腦溢血逝世於議場」，享年55歲。

99年前，一場由台大前校長傅斯年擔任學生總指揮的「五四運動」（註四），喚起全國知識分子意識的覺醒。如今在「五四運動」紀念日前夕，法西斯極權的蔡政府竟傾全黨、全國之力，公然干預台大遴選委員會依大學自治法選出的管中閔院士上任校長，在眾目睽睽之下肆無忌憚地演出醜陋的「卡管、拔管事件」。許多愛國志士與團體已經醞釀在5月4日這一天，到台大校園傅鐘之下進行抗議。

▼ 　台大前校長傅斯年逝後，埋骨台大校園。校內設有希臘式紀念亭傅園及「傅鐘」；其中，傅鐘啟用後成為台灣大學的象徵，每節上下課會鐘響二十一聲，因傅斯年曾說過：「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時，剩下三小時是用來沉思的。」

一場「新五四運動」似乎箭在弦上！

思想起99年前五四運動「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八字真言，我猛然一驚「所謂的『國賊』，其背後必定是『強權』勢力」。國賊一方面倚仗強權撐腰，以謀己私；另一方面也為強權擔任代言人角色，滿足強權的利益。二者實狼狽為奸！沒有強權操弄，國賊豈能囂張？沒有國賊為其張目，強權豈能穩操勝劵？而「拔管」這種破壞大學自主的事件，實在只是國賊與強權體系下，必然發生的一系列事件當中之一樁事件而已！其背後勢力所主導的整個陰謀，必然會導致台灣社會陷入國家安全的系統危機。

這就是99年前「五四運動」給我的啟示！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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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巴黎和會
此巴黎和會，指1919年1月18日在巴黎凡爾賽宮召開的會議。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919年1月，勝利的協約國集團為了解決戰爭所造成的問題，於是召開巴黎和會。

這個和會因為戰敗國和中立國均未獲邀請參加，所以這是勝利國舉行的和會；而勝利國又有大小之分別，它又是個大國操縱的和會。由美國總統威爾遜、英國首相大衛•勞萊•喬治和法國總理克里孟梭主導和會的進行。

和會上簽訂了處置戰敗國德國的凡爾賽和約，同時還分別同德國的盟國奧地利、匈牙利、土耳其等國簽訂了一系列和約。這些和約和凡爾賽和約一起構成了凡爾賽體系，確立了一次大戰後由美國、英國、法國等主要戰勝國主導的國際政治格局。會議通過領土分配及賠款等措施重塑現實政治格局，遏制德國等戰敗國及蘇維埃俄國等共產國家，但與此同時通過籌組一個國際聯盟來企圖建立理想的國際外交規範。

參加巴黎和會的各國代表有1000多人，其中全權代表70人。和會及後續的活動先後完成對各戰敗國的和約，其中對德和約的凡爾賽條約是最為重要的條約，對日後的國際關係有著深遠影響。

詳請參閱《維基百科》巴黎和會

註　二：二十一條
「二十一條」是日本帝國主義妄圖滅亡中國的秘密條款。

日本帝國主義趁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美各國無暇東顧的時機，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覲見中華民國的大總統袁世凱，遞交了二十一條要求的文件，並要求政府「絕對保密，盡速答覆」。此後日本帝國主義以威脅利誘的手段，歷時五個月交涉，企圖迫使袁世凱政府簽訂，企圖把中國的領土、政治、軍事及財政等都置於日本的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條無理要求，這些條款稱中日「二十一條」，後經中日協商，袁世凱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中日民四條約》」。

但須注意的是，「二十一條」不能等同於《中日民四條約》。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上被廢除部分條款。隨後條約內容不斷被改寫，直至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失敗後徹底廢除。

詳請參閱《百度百科》詞條「二十一條」

註　三：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是非暴力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林獻堂為代表的知識份子、民族資產階級和一部分士紳發起、組織了這場運動，為爭取臺灣民眾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獲得基本的政治權力進行的努力。

詳請參閱《百度百科》詞條「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註　四：五四運動學生領袖
五四運動中，自發產生了兩位影響最大的學生領袖：傅斯年和羅家倫。這兩人當時都是國立北京大學的在讀學生，經歷了這一場運動後，兩人的名字，幾乎舉國皆知，享有巨大的聲望。要是投身政界，可以說，這兩人都有著很高的起點，然而，他們二人卻最終都選擇了學術為主的道路，並辛苦耕耘一生，為現代學術在中國的開枝散葉做出了巨大貢獻。

傅斯年領軍學界，他的主要貢獻，如創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持河南安陽殷墟發掘工作、抗戰勝利後代理北大校長等等，餘蔭至今猶存。羅家倫是期間與傅斯年齊名的學生領袖，他親筆起草五四運動中唯一的印刷傳單《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提出了「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五四運動」這個詞也是他最早提出並沿用至今。羅家倫受到當時中央政府大佬們的器重，年僅31歲就得以出任清華大學校長。任上大刀闊斧進行改革，雖在任僅一年多點，但頗有建樹，至今仍是清華大學校史上最被人稱道的兩位校長之一（另一位是梅貽琦）。

請參閱《維基百科》新文化運動詞條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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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五四運動！抗議教部拔管 校園抗爭遍地開花　聯合報 記者馮靖惠　2018.4.29

●　【清華 429 宣言】呼籲民進黨內的台大人，勿忘「自由之愛」的初衷、積極為母校發聲　徐子捷　報橘　2018.4.30

●　受不了吳茂昆 全教總發起「不接受、不忍受、不配合」運動　中時 林志成　2018.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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