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轉會公布「中正紀念堂園區轉型方案」，盼未來能轉型為反省威權的歷史公園，並建議計劃將蔣中正銅像移除。

事實上，若無老蔣的威權統治，台灣怎麼可能會有寧靜革命的民主奇蹟？蔣介石正是台灣自由民主化的真正功臣！

包括西方國家在內，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民主是一步到位，就此能夠國泰民安。尤其是經濟和教育落後，媒體不入流的國家，如拉美、非洲、東南亞、中東的國家民主化之後，不是民生凋敝，就是要死不活困頓依舊，更多的是內爭內亂，分崩離析。

中國早就吃過民主的苦頭，經歷過「民主無主，共和不和」，軍閥割據混戰的慘痛教訓，孫中山才擬定了軍政、訓政、憲政，分段進行民主的步驟。

台灣的民主化正就是靠著兩蔣勵精圖治的強人統治下，使得台灣經濟繁榮、教育提高、社會穩定、加上縣市選舉的民主訓練，所建立出的這些民主政治的基礎和條件。老蔣在施政上採取建設民主的道路，他的威權統治正發揮了渡過民主亂流的橋樑作用，完全避過了在自由民主轉化上的紛爭動盪。

再從世界上各國的民主發展史來看，民主本來就需要極為長久的時日，至少百年以上的培養和建構。兩蔣在台灣要推行軍政、訓政以轉化到民主憲政，四十年的戒嚴、強人統治算長嗎？因此，若無老蔣的威權統治，台灣怎麼可能會有寧靜革命的民主奇蹟？台灣的民主化是兩蔣耕耘，李登輝收割而已。李登輝只不過順水推舟作了民主化的轉變，蔣介石才正是台灣自由民主化的真正功臣！

評斷政治的是非，是不能脫離當時的時空背景和條件，以太平時期正常的自由、民主、人權作標準，評斷國難當頭，百廢待興的蔣介石，就正如以現代的標準來評斷古代為民除害的打虎英雄，那麼英雄就變成了虐殺保育動物的大壞蛋。

台獨的手法是先惡魔化中國、蔣介石、國民黨，然後轉過來二二八暴徒、叛國賊台獨就成了正義的代表，顛倒是非惡人告狀，賊喊捉賊，就叫作「轉型正義」！

故居鶯歌，在鶯歌學習成長，自鶯歌國小畢業，著名的已故作家陳映真，本名陳永善，2016年底不幸在北京旅居時病故。時任新北市市長的朱立倫所屬的市政府文化局，竟然以陳親共為由，拒絕為陳映真舉辦任何紀念活動，真是匪夷所思。

我本身並非鶯歌在地人，卻客居鶯歌二十餘年，先和鶯歌在地的市議員蘇有仁聯繫，起初他並不了解本名陳永善的陳映真竟是鶯歌人，還是鶯歌國小畢業，也還是同一小學的學長，於是熱心的聯絡鶯歌國小，與鶯歌市立圖書館分館，要求留意此一重大訊息。

最後終於找到陳映真的小學畢業團體照，陳永善果然是1950（民國39年）第37屆畢業校友。在多方協助下我又找到了鶯歌文化路223號陳的故居，和新北、桃園交界的大溪中庄陳的祖居。

蘇有仁議員為此特地去函新北市政府，希望文化局撥款蒐羅並典藏陳的大部作品，舉辦陳映真作品研討會，廣邀海內外專家學者參加。其實說陳映真是人道主義作家還比較切實，其小說多以中下階層弱勢族群為題材，創辦《人間雜誌》，報導並揭發被壓在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為他們發聲、申冤。因此陳映真一直被譽為關懷弱勢、伸張正義的左派作家，其作品無論人事時地物都能與鶯歌密切連結，如小說《山路》就與鶯歌孫龍步道若合符節。

詎料新北市文化局竟澆了一大盆冷水，回函推說無編列經費，後又以陳映真「親共」為由，表示礙難有任何作為。這種種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心態，罔顧新北市出了這位蜚聲海內外，被譽為海峽兩岸第一人的名作家，吾人除了遺憾，還要加以嚴厲譴責！

民進黨的台南市長賴清德都敢公開說他「親中愛台」，曾擔任國民黨黨主席的朱立倫市長，還帶團去中國大陸進行「朱習會談」，竟無視所轄之下出了這位名聞遐邇，海內外皆知的大作家，所屬文化局其恐共症竟比民進黨還嚴重，更畏縮怕事，更沒有LP，滿腦子反中反共的冷戰思維，這樣的心態毫無包容性，不知如何從事文化工作？

由於反共，台灣很少提馬克思。維基百科/馬克思裡主要在介紹馬克思的經歷和學術貢獻，尤其後者。他有很多重要的學術貢獻，但跟一般大眾關係不大，而與一般大眾相關的評語如：「馬克思也被人們認為是人類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卻少有解說。維基百科似乎不想多說馬克思對人類的貢獻。

馬克思創立的馬克思社會主義，長期以來受到了許多人的讚美和批評。從其反對者的評語，我們或許更能看出馬克思對人類的影響。Sir Karl Popper是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獲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他擁護民主和自由主義，並對馬克思理論有很多批判。以下引自Popper的名著 [1]：

在這個時代中，為所欲為的資本主義…帶來的絕望和悲慘，是生活在今天的我們難以想像的。其中又以對婦女和兒童的剝削，特別導致令人難以相信的痛苦。底下是馬克思《資本論》中的兩個例子：「九歲的威廉．伍德，開始工作時是七歲十個月…。他每星期從早上六點工作到晚上九點…一個七歲的小孩每天要工作十五小時！」…六歲的小孩被迫每天勞苦十五小時，並不是不尋常的事…「瑪麗安與其他六十位女孩，沒有停止地工作了二十六個小時，三十個人擠在一間屋子裡…。一位來遲的醫生凱伊斯先生，對一角的陪審團報告說：『瑪麗安是在過度擁擠的房中工作過久而致死…』…」即使到了1863年馬克思寫《資本論》時，工人階級依然處於這種狀況；這種當時的專業經濟學家、教會人士都容忍甚至為其辯護的罪行，激起了馬克思強烈的義憤，他對這罪惡所做的激烈攻擊，將使他在人類的解放者中永遠佔有一席地位。

全球的大部份人都活在資本主義的世界，現在的資本主義世界比《資本論》的時代是好太多了(雖然仍不令人滿意)，千千萬萬的勞動階級能夠活得像人，這主要都拜馬克思及其追隨者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激烈衝撞所賜，因此筆者贊同哲學家Peter Singer的評價，馬克思的影響可以與耶穌和穆罕默德相比 [2] (筆者認為還應該加上孔子和釋迦牟尼)。

有些人反對馬克思，因為馬克思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抗曾造成千萬人的死傷。然而回顧基督宗教與伊斯蘭教的對抗，以及兩教的内部教派衝突，都曾造成千萬人的死傷，這些不影響耶穌和穆罕默德的不朽地位，同樣地馬克思主義與資本主義對抗所造成的損害應該也不影響馬克思的不朽地位。

馬克思理論有不少對未來的預言，如資本主義將自我毀滅，而最終的世界將是沒有階級和國家的共產共享社會等。這類的預言被很多學者論證否定(如[1])。其實這類的預言是否可能實現，就像基督宗教與伊斯蘭教所許諾的天堂是否存在，是永遠無法證實的，因此並不重要。讓耶穌、穆罕默德和馬克思不朽的是他們那堅強的正義感和人道主義，以及對人類的影響。

由於反共，馬克思的不朽貢獻尚未被世人普遍認可。然而世界仍深陷於嚴重的貧富不均中，世人仍將反覆召喚馬克思的偉大精神和思想。

[1] Karl Popper：《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商周出版，2020，807-8頁。

[2] Peter Singer, Marx: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1st edn) , 2000，第1頁。

張亞中的真情、急切、超脫、深邃，足以當其他人的老師。可惜，其一直在邊緣。

張亞中先生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目的是宣傳理念。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心境——鸚鵡救火。
我為亞中先生的良苦用心、勇於犧牲哭。

國民黨、泛藍，不少政客，或許不會客觀看現實，或許因為選票算計而不敢正視現實，總是把腦袋埋進「各自表述」的沙礫中去尋求所謂的「維持現狀」。最後，在大陸要統，台獨要獨的雙重擠壓中左支右絀，日益困窘。

張亞中，揭開了國民黨政客此種皇帝的新衣，或許讓臺灣民眾認識到國民黨馬、吳們刻意扯「各表」的荒唐可笑、最終沒有出路處，從而認真思考，臺灣的未來要什麼？出路在哪裡？

亞中先生，好一個中國智者，把道理講明白即可，輸贏皆榮耀。

美帝終於在今天離開了阿富汗，還給阿富汗人自己的阿富汗。

不論美國扶植的政府是多麼地「民主」，那都是一個殖民體制，只要美帝仍然在這裡，阿富汗人就沒有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國家，他們的國家就是一個被帝國的軍隊直接統治的殖民地。

我看到紐時中文網的一篇文章，斗大的標題是：「告別曾經的喀布爾，告別一個希望的時代」。那是一個阿富汗人用英文寫的文章，在他的認知裡，美帝20年前趕走塔利班時，阿富汗在廢墟中被注入了新生。但這是多麼膚淺的認知呵！

就像溥儀的滿洲國，那時的東北人覺得他們建立了屬於自己的國家了嗎？在溥儀之前，東北也是過了數十年戰亂頻仍的日子，包括旅順大屠殺，但溥儀的滿洲國並沒有讓東北新生，而是走入了日本關東軍的牢籠裡。

那位作者竟然絲毫沒有意識到，他的希望其實是一座吸食民主鴉片的殖民監獄。他的國家並不屬於他，而是屬於一個意圖在這裡建立地緣陣地、掠奪中亞資源前哨的全球霸主。

許多被美國這樣的殖民者所殖民的人民，其實都被一種淺薄的民主概念所俘虜，他們飄飄然地以為他們恍若也變成了帝國的子民，卻絲毫不覺得他們失去了國家。

但如果阿富汗人曾經為趕走蘇聯而感到驕傲，為什麼他們卻不為趕走了美國而興奮？同樣是收復了國家，但如同那位作者一樣的阿富汗人卻早已被民主的迷夢所灌醉，不但沒有了欣悅，反而傷感了起來。

塔利班被描述為恐怖組織，是西方宣傳機器下刻意的框定。它若不是恐怖份子，美軍要如何入侵呢？就像伊拉克若不是活在胡辛的專制統治之下，不是它擁有根本就不存在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美軍如何發動赤裸裸的侵略戰爭？

所有的軍事行動，都要預先醜化它試圖消滅的對象，以獲得它的正義性。難道日本侵略中國，不是為了大東亞的共榮嗎？如果滿清不是遍地腥羶、滿街狼犬，那革命黨的革命就是一群神經病的反社會行為。

塔利班也是這樣被妖魔化的。對於塔利班更接近事實的描述應是，一群想要恢復古老伊斯蘭秩序的保守教派人士組成的執政集團，他們不合時宜地推行古蘭經的過時教義，但他們並非恐怖份子。

如果塔利班是恐怖份子，那麼法國大革命的那一群暴民，以及他們支持的羅伯斯庇爾與聖茹斯特的雅各賓黨，就更毫無疑義地是純粹正宗的恐怖份子。塔利班並沒有一天到晚剁去竊盜者的手或對犯姦淫罪的婦女扔石頭，但雅各賓卻一天到晚抓人上斷頭台。

後來的我們歌頌了那一群革命的暴民與恐怖統治者，替他們戴上了民主的冠冕，卻不假思索地將塔利班與恐怖主義作了強行連結。

在這一層意義上，如今在台灣的廟堂上收拾著人民的所謂民主政府，與半個月前逃離喀布爾的那個總統與政府，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唯一的區別是，這裡不需要軍隊，就自甘地做實了一個走狗般的附庸。

這樣的思維慣性都是由「民主」這劑麻醉藥開始的，給你打上了民主的麻藥後，你就任人凌辱也不覺怎麼了！甚至還謳歌了起來，因為你成了主子的寵妾，一種奴性的光榮。

1917年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立起來的，以工農階級為主力的社會主義國家，是當時世界的大事，不久社會主義的浪濤席捲全世界。

吸引了世界各地知名人物及留學生，前來蘇聯觀摩取經，像蕭伯納這樣的大人物也崇拜蘇聯，並不讓人意外。

蕭伯納拜訪蘇聯是1931年，正當革命初期，氣象宏偉，讓人尊敬。

蕭伯納死於1950年，沒有看到後來蘇聯的墮落、殘酷及經濟失敗。

更沒看到1990年蘇聯知識份子集體崇拜AngloSaxon，寧願搞垮自己國家，走向資本主義的醜態。

1992年俄國領袖還異想天開要加入北約，崇洋幼稚，心理強度不如中國的領袖及知識份子。如果不是雄才大略的普京力挽狂瀾，俄國今天恐怕還是個癱瘓的國家。

我的岳父年輕時留學蘇聯，同樣的崇拜蘇聯，1980年代他和一位留蘇的同學來美國旅遊，一起在我家住了兩三星期。

兩人看到美國街上的嬉皮Hippie，還恥笑美國年青人的墮落，誇讚蘇聯青年人的蓬勃（那是他留蘇的30年代）。

我當時提醒他們蘇聯農業失敗，糧食欠缺，莫斯科人排隊搶購馬鈴薯土司麵包的慘狀，國事蜩螗，他們老人家根本斥為無稽的謠言，聽不進去。

兩人讚嘆今天的蘇聯，就是明天的中國，中國要跟隨蘇聯的步伐努力以赴。

我的岳父及同學二老都在蘇聯瓦解前，帶著美好的蘇聯印象去世，算是他們的幸運，至少帶著社會主義的美夢走的。

雖然蘇聯帶領的第一波社會主義建國失敗，我仍然尊敬蘇聯共產黨人的勇氣和夢想。

我相信1920～40年代的生產能力、管理能力和計算能力，都不足以處理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它強大的政府所需要的執行力，是第一波社會主義浪濤失敗的主要原因。

而同時號稱自由民主普世價值的資本主義國家，正處於蓬勃發展的顛峰時期，使得社會主義失去風采，是第一波社會主義浪濤失敗的次要原因。

今天中國帶領的第二波社會主義浪濤，國家的生產能力、管理能力和計算能力，都足以提供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強大政府所需要的執行力。

而同時號稱自由民主普世價值的資本主義國家破綻百出、政客醜陋、造謠欺騙、民粹橫行以及貧富不均，使得社會主義風光起來。這都是第二波社會主義浪濤大放異彩，即將贏得成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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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領導者是不是一定必須是個好人？這是中國傳統儒家思想提倡「德治」的一個迷思。一個好的領導人跟我們一般社會所定義的「好人」其實往往不是一回事。

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殺了自己的親兄弟全家，還姦淫他們的夫人，逼迫父親把帝位讓給自己，但是他最後卻成為千古一帝，貞觀之治名震史冊，是帝王中的典範。明成祖朱棣同樣發動軍事叛變一路打到南京，使得自己的姪兒惠皇帝生死不明，滿朝文武被他殺掉了一大半，但他卻成就了大明王朝最輝煌的時期，當時明朝的政治與經濟力量幾乎佔了世界的一半。這兩個人絕對不是什麼「好人」，但卻成為中國歷史上屈指可數的輝煌帝王，文治武功超越後世，多數人民在他們的統治期間獲得了更好的生活，整個國家也拉到了一個新的層次。

很多皇帝做得一塌糊塗，可是檢討起來卻都不是「壞人」。明朝崇禎皇帝奮發向上，兩百多年的江山社稷最後卻毀在他手上。滿清道光皇帝節儉自持，結果內政外交一敗塗地，中國國際地位一落千丈。這兩個皇帝在私德上非常標準，都是「好人」，生活不鋪張浪費，天天都很想要做好事，基本上也不亂殺人，而結果可以說斷送了國家。

唐太宗李世民與明朝崇禎皇帝

或者可以說，古代中國大部分的帝王都不壞，殘暴好殺的不多，可是皇帝做得好的卻沒有幾個。歷史上是「好人」，也是「好皇帝」的，綜觀2000多年的歷史，大概也就是漢文帝、宋仁宗、明孝宗、清聖祖等寥寥可數的幾個而已。

很多藍色人，一聽到馬英九被批評，最喜歡幫他辯護的就是說，這個人不貪污、性情平和，所以是個「好人」。這就是上述迷思的典型，他是好人，或許在家裡也是個好兒子，結婚之後是個好老公、好爸爸，但是這又如何呢？中華民國幾乎斷送在他的手上，支持台獨的比例在他任上翻了三倍。他可以讓國軍為了一條狗拔掉幾個將軍，為了一個當一年兵胖了30公斤的人拔了參謀總長、國防部長，還廢除軍法。國會的多數優勢在他手上全部成為廢物，國家的法律被人踐踏蹂躪，他還是無動於衷，使中華民國名存實亡。最可怕的是，到今天他還嘻皮笑臉，不覺得自己有一點錯，請問這種「好人」對國家到底有什麼幫助？我們需要這種好人嗎？

這種「好人」實際上害人最多，因為掌握了權力卻全部不做對的事，只想到維持自己好人的形象，讓更多其他真正的好人活不下去，自私自利到沒有羞恥的地步。請問，要這種好人來當國家的領導人到底有什麼用？掌握了權力實際上是造就一場災難。這種好人是真正的禍國殃民，沒有任何一點點價值。

除了我兩個多月前談的那個恐怖的帝國生化武器陰謀，拆解高端的另一個視角是民族主義。

這個所謂的詩人之死，與其說他死於一支遠遜於世界水準的疫苗，無寧說他為了他的民族而死！以此而言，這樣的死雖是悲壯的，卻死得其所。

他是衡量過風險的，很顯然知道它的風險遠高於在全球範圍內都已被緊急授權使用的那些疫苗，於是說出這樣的讖語：「只能算是向病毒獻祭」。但明知針有毒，偏往針頭去，終於一語成讖，等著他的就是一條他所摯愛的國為他鋪就的不歸路。

這人說他本質是個無政府主義者，這是假話。他確然有個國，就是一直呼喊著卻遲不成立的那一個。而他為那個遲不成立的國死了，這本是美的，畢竟建一個國總要有烈士的魂去澆鑄，但這一個國畢竟未曾建成，也就連一朵虛無的花也無法為他獻上，一聲瘖啞的號角也不能為他吹響。

他最偉大的貢獻，無疑就是將一個恐怕是帝國的生化實驗或是一群賭徒的金錢遊戲，蛹生為一個淒美的民族傳說。在未來，會有大大小小、先來後到的綠色政客，將它傳唱為這一個群體的精神脊樑，跟鄭南榕、陳文成等一起，共同供在空中浮晃的忠烈祠裡！

每一個為這所謂的「國產」二字前仆後繼去施打的，其實都有份濃烈的愛，但這份愛畢竟是要被虧欠的。廟堂上的每一個人都知道這個結局，因為他們都有一張C-17的對號機票。

托克維爾說︰「國家最危險的時刻，不是來自「不改革」，而是來自開始改革。」這說明「改革」是極其凶險的事。不改革，一潭死水，生機消沈，所以不改革不行。但一旦開始改革，各路精靈全部釋出，妖魔與神佛齊飛，鬼怪與聖賢共舞，人馬雜沓眾聲喧嘩，一個小小的不慎或意外，都有可能造成全盤覆滅的結果。

李澤厚與劉再復寫了「告別革命」。不止他們倆，其實近數十年一個眾多學者的認識，就是激進的革命，正是毀滅革命理想的最主要原因。

中國經過一百多年的動蕩，走了不知多少彎路，現在總算走到了一個相對穩定而又前景可期的境地，這個時候，一個學者，一個歷史學者，余英時，還要倡言革命、鼓勵所有的革命行動，那只能說，不是笨，就是壞。

也許有人會問，西方的民主自由，也是從改革與革命中來，為什麼人家沒有覆滅？好，這個答案，也早有無數學者研究過了。簡單的說︰

第一、西方是「帝國主義」先行，帝國主義為西方國家累積了遠遠高於其他地方的豐厚資源，經得起「民主化」的內部消耗，說得淺白一點，就是經得起折騰。

第二、西方的民主化，前無古人，所以可以慢慢試錯，逐步修正，徐徐進步。沒有人逼他一步到位。

第三、正因為前無古人，加上帝國主義，已經造成了西方成為世界最富而又獨強的國家集團，所以其民主化與種種社會進步的改革，都是內部自發的，可以自主的進程；所有異見與競爭，都可因接受反饋信息而自然調節以達到某種平衡。沒有外部資源的輸入，沒有外國的橫加干擾。

以上三點極其重要。反觀所有的民主後進國︰

第一、帝國主義被否定了，他們不能再走掠奪他國資源的老路。要累積國內的資源，比起西方先行者，是極為困難的。更何況西方國家已搶佔了經濟資源的戰略高地。

第二、他們被西方已創造出來的「民主」意識形態所綁架，失去了自行摸索、試錯、自我發展嘗試的機會。要創造適合自己民族文化與社會生態的民主形態，極其艱難。

第三、他們的民主，受到已經民主化的富強國家的強力介入與干涉，所以不能產生內部平衡。即如一缸晃動的水，從外插入攪混且不斷注入新東西，則這缸水永遠澄靜不下來。

以上三點，就是在西方以外，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民主化成功而進入富強之林的原因。也許有人不服，會說︰日本、韓國，還有台灣，就是民主化成功的例子，國家依然發展的很好啊！對不起，日本、韓國，不是正常國家。他們國內都有美國駐軍，國防軍事等國家生命線可以說都操在美國人的手裡。至於台灣，維基解密都公佈了，如果你不知道美國是如何控制台灣政治的，那就去讀一下吧！而且，我們都生活在台灣，如果你認為台灣的民主化是成功的，那我只能說，你對台灣的要求實在太低了，你真的不愛台灣。

歷史過了就是過了，一些國家靠蓄養黑奴、廉價且不人道地壓榨外國勞工、剿滅土著民族、對外侵略殖民而起家，搖身一變成為人權的護衛者。好，這也是一種進步，既往可以不咎。但在今天，拜科技發達之賜，世界已走向互聯互通，全球一體的時代。種種的問題，顯示這個世界正在呼喚一個更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而某些國家，與此歷史潮流相違背，仍然想要壟斷資源，透過金融主導世界的資源分配，透過軍事實力控制全球的所謂「秩序」，而最終，卻只是想維護自己國度，或自己同膚色人種國家的霸權地位，你覺得這是合理的嗎？

如果是市井小民，不懂上述這些分析，僅著眼於表面，一味地羨慕西方國家的民主自由，蔑視自己國家的落後與愚昧，則我亦不想苛責。但身為一個歷史學者，居然連歷史進展的基本知識都沒有，完全無視於歷史發展與人類進步的艱辛歷程，只一味地大唱不切實際的高調，甚且是只知道將一切的過失歸罪於某個人或某個集團，以為打倒某人或推翻了某集團，就會天下太平，…而對其所在國家正在發生的罪惡則完全視而不見；則其見識，與郭文貴相去不遠。受到某些人士的肯定與歡迎，也就不足為怪了。

多年前，看過余英時為一本《一百年來的偉大發明》（書名記不清，大約類此）的翻譯書籍寫的序。他在序中讚美了這些偉大的發明，也不忘說到，這些對人類大有貢獻的發明，其中居然沒有一件是中國人的發明，中國人該深切反省云云。這是一個治中國思想史的學者該有的話嗎？你既然提到這一點，難道不該解釋一下中國人為何在近代國際舞台上缺少表現的原因嗎？就這麼一句不痛不癢的話，就算是他「勗勉國人」的表現？

余英時諸多崇外媚洋的噁心言論，大率類此。不痛不癢，作公平高尚的超脫之狀。

如果說，余英時史識史德就是如此，他怎麼就成為一個「國際知名」又備受兩岸三地學人崇敬的歷史學者？尤其還是一個思想史的學者？他的治學成績，能不受懷疑嗎？說實在，我雖也讀過一些他的書，但印象不深，一時之間也無暇翻出來再讀。照理說，我是沒有資格評論他的學問的。不過，我也願意提出一個「大膽的假設」，供各位有心人去追索。

余英時多次讚美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他認為這是一本可以出數十個博士論文的大書，值得一讀再讀。竊以為，他在治學上若有點成績，或應是順著錢賓四先生的某些洞見向前深入挖掘。至於一些他自己獨自的東西，如寫陳寅恪、胡適、《紅樓夢》等，聰明當然是有，但稱不上什麼偉大的學術貢獻。而他的獨到學術見解，如「反智論」之類的，則根本可議。另外則是一些考證上的工夫，或也是有貢獻的，但問題是，這與「思想史」關係不大。

論人情，他剛死，本不該痛批。但余英時確實有許多低劣惡質的言論，事關大是大非，不能不趁此機會講明要點，以免一些人假借他的大名欺世惑眾，而使社會大眾不明就裡，盲目崇拜，造成未能深思的年輕人走上歪路，再陷國家於動蕩。區區此心，尚祈讀者諸君諒察。

最近台灣社會又在為參賽東奧的運動選手的名稱在島內爭執，當韓日媒體轉播時稱我們為「Taiwan」，此間一部分人就驚喜莫名！而另一部分人就堅持說「我們都是中華隊」。

其實，如果說「我們都是中華隊」，應非強調國號「中華民國」的簡稱，因為「中華民國 R.O.C.」不是我們奧會的法定會籍名稱！

台灣的奧會被國際奧會定名為「Chinese Taipei」，其中的「Chinese」就是「中華台北」之「中華」來由。而我們把「Chinese」回譯為「中華」是為了給台灣社會一個交代，刻意糊弄過去。事實是在外國參賽時，名牌上沒有中文字樣，僅有英文，外人一看名牌「Chinese Taipei」就知道其中隱含的意思，亦即這些選手不是來自一個獨立主權國家，而是一個與中國有牽扯關係的特別地區：

英文裡當兩個名詞連用，在前的第一個名詞當作形容詞，所以「Chinese Taipei」就是「中國的」或「中國人的」台北；而中文形容詞之「的」又可省略，所以正譯「中國台北」沒錯。我們譯為「中華」是自樂自嗨，因為「中華」一詞在英文裡沒有對等詞彙。有人說也許接近拉丁語化的「Sino」？但國際奧會頒佈的名稱是「Chinese」，而非「Sino」。

如果我們坦誠使用「中國台北」，豈不鬧炸鍋？畢竟中文稱號僅是我們與大陸之間的問題，其他外國本無置喙之地，也不關心。過去幾屆亞運奧運在彼岸舉行時，兩岸關係尚稱平穩，北京同意我們使用「中華台北」，央視轉播也如此稱呼；近年兩岸關係僵滯，彼岸電視台轉播東奧賽事，凡是有台灣選手出賽，已經一律以「中國台北」稱之。

至於為何用「台北」而不許用「台灣」，是為了避免我們取巧凸顯台獨意涵，否則此刻綠營高喊「台灣隊」也就名正言順了。謝長廷明白這一點，幾年前他曾說不喜歡「Chinese Taipei」這稱謂，因與「China」無甚差別。馬政府時期我方獲准以「Chinese Taipei」列席世衛組織年會WHA，綠營罵翻天，還有青年軍去日內瓦鬧場堵葉金川。可後來政權輪替，蔡政府初接世衛邀請函，不但仍是「Chinese Taipei」，函中加註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案「一個中國」原則為附加條件，蔡總統接見代表團時卻說「稱謂上沒被矮化」。

呂秀蓮也看出「中華」妙用無窮，多年呼籲兩岸關係可否略過「一個中國」，改稱「一個中華」。老共不睬不理。呂副的隱晦用意是要以富有民族種族廣泛意涵的「中華」取代有國家領土意識的明確「中國」，老共自然不會上當。

再說到幾年前的東奧正名公投，我是投贊成票的，用意是希望讓兩岸人民見識這個有高度政治動機的公投案過關後，姑不論國際奧會怎麼做，且看老共如何回應嘛！可惜台灣社會最後集體退縮了，公投未過關，失去一次實測兩岸關係紅線的機緣。

政客只看下次選舉，政治家－且得是大政治家，才會瞻望未來！如果未來我們仍然得在「中國台北」名號下參加國際運動競賽，台灣人民都應冷靜想想咱們這個島嶼社會何去何從？

P.S. 如果你要稱呼「中華隊」，他堅持叫「台灣隊」，爭吵內鬥有何意義？不如我們都叫選手是「台北隊」？既不違反國際奧會規章，也可凸顯宣傳台北市！據調查：海外觀光客來台，九成都會到訪台北市。台北市是此刻的「首都」(或陪都)，這也是自樂自嗨。
台北隊加油、加油、加油！

（作者為台灣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