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建立了「無名英雄廣場」，紀念846位當年在台灣被國民黨政府以匪諜罪名處決的「隱蔽戰線烈士」。這846名中共烈士，與我們政府所公布的「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名單，有許多姓名相同（註1），這846名中共烈士的真實性是如何，對岸會不會造假？我們看下去～

對日抗戰期間，台灣反日人士在重慶成立「台灣革命同盟會」，由宋斐如、李友邦等人，先後擔任領導人，對台灣的戰後地位，與國民政府有不同的見解，希望由台灣人當家作主，建立一個高度自治的台灣省政府。

二二八期間，宋斐如進入行政長官公署工作，擔任教育處副處長，在老台共蘇新的邀請下，創辦了左傾報刊《人民導報》，宋斐如擔任社長，台共蘇新擔任總編輯，並接受中共在台最高領導人蔡孝乾的指導。《人民導報》因刊登國共和談敏感文章以及批評陳儀施政，引發當時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不滿，陳儀要求宋斐如辭去社長，宋婓如辭去社長之後，由王添灯接任。

二二八事變中，宋斐如與李友邦二人都沒有親自參與「二二八事變」，但李友邦領導的「三民主義青年團」，有許多成員參加了台中謝雪紅以及嘉義張志忠的武裝部隊。

結果，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宋婓如被不明人士，用黑布蒙上雙眼，押上黑色轎車，遭到特務殺害，但宋婓如沒參加共黨組織，沒有名列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

擔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的王添灯，被冠以「陰謀叛亂首要」，遭到特務逮捕後殺害， 但王添灯沒參加共黨組織，沒有名列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後，李友邦被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以通匪與幕後鼓動暴動罪名逮捕，並解送南京監禁3個月，經過其夫人嚴秀峰至南京向蔣經國辯解，李友邦才被釋放，返臺時在基隆港碼頭受到熱烈歡迎。

1952年，李友邦被以涉及朱諶之匪諜案之通匪罪名，遭中華民國政府處死，李友邦曾參加共黨組織（註2），故名列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

以上，我的推論是「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即使參加了左派活動而受難，只要沒有參加共黨組織，是不會列名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而列名者多是中共的烈士，這點爭議不大，大陸有官方資料，未來可以証實。

註1，丁窈窕、李媽兜、施水環、林日高、湯守仁，吳麗水，林瑞昌、高一生、陳顯富、陳智雄、高執德…（太多了，沒空查）。另外，大陸的中共烈士漏列二位重要人物，一位是中共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書記鍾浩東，《光明報》就是他發行的，另外一位是張志忠的妻子季澐，張志忠是中共台灣省委副書記兼武裝部長。

註2，李友邦，台北人，黃埔軍校二期，深得孫中山和廖仲愷器重。1927年，因蔣介石進行清黨，李友邦於杭州結交了許多左翼人士。1932年，被國民黨逮捕入獄，至西安事變第二次國共合作後才正式被釋放。

按人民日報出版社1994年版《中國共產黨浙江省組織史資料》透露，李友邦於1929年在杭州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曾任共青團杭州中心市委委員，並曾在杭州藝專秘密發展團員。

1938年夏，李友邦在浙江金華與中共黨員駱耕漠相遇，向駱耕漠暢談了他擬籌建「台灣義勇隊」的計劃，駱耕漠將此計劃向中共浙江省委作了彙報。中共浙江省統戰委員會書記張錫昌派中共黨員張畢來去金華，幫助李友邦籌建台灣義勇隊。

1939年3月，周恩來到浙江金華時，曾對台灣義勇隊作重要指示。台灣光復後，李友邦返台，與老台共謝雪紅聯絡，之後台灣地下黨領導人張志忠，向謝雪紅證實李友邦的政治背景。

清朝官員外放，不得任職家鄉，是以所有地方官都是外來政權。地方或京官，只有退休才能告老還鄉。這是中國歷朝歷代累積的政治經驗，所以治平防亂也。蓋各地方自比英雄豪傑的菁英，每每胸懷「大丈夫當如是」之志，憑藉鄉土勢力據地造反。其事不禁，天下鼎沸，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由是等到滿清倒店、體制崩解，中國立馬進入軍閥割據時代。我們如今回首，更能看得一清二楚，東北王張作霖、西北王馮玉祥，東南王孫傳芳、西南王唐繼堯、山東王張宗昌、山西王閻錫山、四川王劉湘，雲南王龍雲，無非在地人據地稱王的本土政權。即便孫中山先生也是在廣州軍政府下就任海陸軍大元帥。袁世凱號稱中央，令不出京畿，要到袁氏覆滅後12年，中國才經北伐復歸一統。

時序推移，到了國共內戰，老蔣浙江人，老毛湖南人，他兩逐鹿中原時，打到其他任何地方都是外來政權。死人相較於228要多千百倍，只有國共之分，沒有誰是外來、誰是本土之別。許多地方的鄉里辦公室，牆上掛的像框，一面老蔣，一面老毛，今天看誰打進來，像框就轉那個面。

中國幅員遼闊，早期交通不便，方言各殊，加上安土重遷的習性，才有了狹隘的地域觀念，具有強烈排外性，小則漳泉械鬥，百年不休；大則割據一方，裂土稱王，孫中山先生為此痛心疾首，曾斥為一盤散沙，是中國積弱百年，不能團結對外的原因。後來日寇侵華帶來滅絕之禍，國人才漸次覺醒，也因戰禍造成百姓流離失所，才會漸次帶動各地域的交流。

中國改革開放首要的兩大重點：興建各地綿密鐵公路網、強制推行普通話，正是對症下藥，打破地域觀念，消除隔閡，大有助於經濟交流與繁榮。同一時間，李登輝反其道而行，在台強化地域觀念，建構外來政權說，使他擁有本土優勢以穩固權位，但本土、外來之分卻割裂了台灣。他後來更藉國外勢力與內在分離主義餘孽深化地域觀念，從外來政權推向兩國論，讓中國、台灣之分再割裂了兩岸。

政權的良窳才是悲情與否的關鍵。外來、本土之分只是地方割據的藉口。李登輝灌輸錯誤的觀念，企圖實現分離主義的目標，除了在兩岸製造仇恨螺旋外，也在不知不覺中替台灣埋下崩解的種子。當年台南人阿扁來選台北市長，台北人不會說他外來政權，還給過他75%的民調支持。現在台灣的地方選舉都要標榜在地子女或是本土媳婿，否則就有外來空降之譏，面臨舖天蓋地的排擠。分離主義者在大圈圈裡畫分小圈圈，不知道小圈圈裡永遠還有小圈圈。仇恨螺旋將不限於兩岸，也會在島內盤旋。這都是狹隘的地域觀念作祟的結果。

魁北克在1995年獨立公投差點過關後，加拿大於1998年經過最高法院裁示：魁北克沒有權利單方面獨立；2000年更通過清晰法案：下議院有權決定公投議題是否足夠清晰，如果違反了任何清晰法案的原則，下議院有權推翻公投決定。任何一省的獨立協商，必須所有各省與原住民一致參與。當時的總理說，清晰法案是他政治生涯最驕傲的成就。獨派說清晰法案沒有意義，應被忽略。

在法理上有這樣兩句話，「民族自決權的行使不得被解釋為鼓勵採取任何行動侵犯主權和獨立國家的領土完整(territorial integrity)或國家統一(national unity)」。「國際法沒有立場保護魁北克領土完整而不保護加拿大領土完整，也不能接受加拿大可被分割而魁北克不可被分割的矛盾」。最後，公理在大炮射程內，美國總統柯林頓跳出來說話：「是否少數的權力也尊重了多數的權力？」魁北克即使全民公投獨立，在加拿大也是少數，自此魁獨煙消雲散。魁北克是法裔法語區，柯林頓不願見到西方最不甩美國的戴高樂主義在北美有塊立足之地。

富裕的加泰隆尼亞不願稅收分享貧窮地區，因而鬧起獨立公投，獲得九成以上的民意通過，西班牙說加泰的九成在西班牙仍是少數，不但不同意加泰獨立，還審判了獨派分子11到13年徒刑(後均提早假釋)。全世界都沒有人支持加泰。民主是單純計算數目的制度，跟是非善惡對錯的價值無關。民主不管道德，它被西方強權思想提升到普世價值的地位，「多數」本身就是至高無上的道德。加泰獨立已有九成人頭實力，那些標榜自由民主的西方國家何以沒半個支持？

小圈圈的凝聚力本來就強於大圈圈，但小圈圈的多數畢竟只是大圈圈的少數。如果允許小圈圈的民意否定大圈圈的民意，天下粉碎矣。魁北克是法裔法語區，不但與整個北美盎薩不同民族，而且單獨採行大陸法系，不同於英、美的海洋法系，這樣特殊情況都無法脫離加拿大獨立，台獨只是企圖割據的小圈圈，連「民族自決權的行使」都談不上，如何能夠否定中國大圈圈的民意而擁有獨立之正當性？

何況小圈圈裡還有小圈圈，若說「堅持中華民國台灣的前途，必須遵循台灣人民的意志」，將來也會有「台北的前途，必須遵循台北人民的意志」，「萬華的前途，必須遵循萬華人民的意志」，地域觀念為害之烈，台灣可以獨立成一百國。

為什麼要親美？因為美國是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想要做生意免不了要親近他們分享生意。美國的美元是全球交流的貨幣，大家都想賺到美元，都想用美元購買所需的物品、材料、機器和原料，親美自然是必要。美國武器最強，為了國防就得向他們購買，不尊重他們或與他們交惡，內憂外患各種打擊接踵而來，每次台灣選總統，主要候選人都要去美國朝聖，就是這個道理。

美國人說的自由民主，讓人嚮往，甚至他們還自掏腰包，拿錢出來宣傳和僱人推廣，感覺結交美國人與美國人做朋友，人民就會幸福安康。民主兩字似乎是由人民做主或以人民的利益為主，多吸引人啊。美國是強國，是金權主義國家，奉行資本主義，但所謂民主的民，是金主或資本主，不是人民。為了保護資本主的利益，他們所持和所用，或賴以營利的人事物都得保護，所以武器的自由販賣，美元的自由印製和流通，能源礦源價格波動都得通融，因為那是強國。

為什麼會疑美？因為政治上與美國沾上邊的國家，似乎都會出事。烏克蘭的遭遇最是典型，總統受美歐影響惹來戰禍，讓大量的國民死傷、國人流亡、建設摧毀、財產損失、家園破敗，得到國家淪亡的教訓；日本超越美國的科技被美抹殺，日本金融受美操縱，玩弄日圓升值貶值，被從中獲利，引起多次財產損失，經濟長年不振；再有，越南的淪陷，伊拉克的淪亡，菲律賓、敘利亞、埃及等等的沉淪與遭遇，都因美國的參與和干擾，與他們相交能不存疑？

沒有俄烏戰爭，我們不知道美國可以挾持歐洲和日、韓、加、澳行動，用經濟的力量封鎖俄羅斯，阻斷貨物和資金的流通，抹殺俄國生機。高明者指出，為了謀奪中國三兆多美元外匯存底和一兆多美元美國國債，還有台灣六千多億美元外滙儲備，美國把台灣當槍使，唆使台灣反抗中共，誘使中國對台發動武統，以便像對俄國一樣，用經濟制裁一網打盡，拖垮台灣及中國！

漢奸這個字眼似乎中國才有，但其實向敵人或外人收受好處者天下比比皆是，出賣機密情報、技術資料、生產設備等等給外人是漢奸，暗中煽動、佈謠、破壞以及分化國家團結也是，且為害更甚。香港佔中等反政府活動，大家都知道是誰在指使和推動，重點是類似漢奸者已散布台灣，也聚在一起做一些漢奸的事，我們能不自救？能不防範？能不防美？

別再沉溺美式民主，更要知道「以民為主」的民主不在台灣，所以我們要防，防護人民的財產被購買武器的名義竊取，防護幾千億美元的外匯被一掃而空，防範人民被分化，甘願被別國殖民。最近民進黨主席痛批人民疑美，彷彿是罪大惡極，鑒於美國的所作所為，我們能不疑美不防美？始終奉它為主子？

本世紀以來，一再發生恐怖攻擊事件，美國的回應是反恐戰爭，加上近年的中美對抗和去年爆發的俄烏戰爭，這些大多可以歸之於文明的衝突，證實了杭亭頓教授在二十世紀末有關文明衝突的洞見（[1]）。

杭亭頓教授主張，現代世界的主要衝突是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這個大方向被他說中，是了不起的貢獻。他列舉了現存的七、八個主要文明，特別擔憂四個主要文明，包括西方(基督教)文明、東正教文明、伊斯蘭教文明和中國文明，之間的彼此衝突。

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和伊斯蘭教文明的一個明顯差異在於後三者都基於一神教，而中國文明的主要思想儒家不是宗教。在一神教文明，神的旨意是絕對真理，因此有強烈排他性；中國的儒家文明雖然強調某些價值，並不自視為絕對真理，因此沒有強烈排他性。

因為神的旨意是絕對真理，一神教之間或同一宗教的不同教派之間的競爭極為激烈，幾乎是有我無你，因此歷史上爆發許多宗教戰爭；中國的儒家不自視為絕對真理，雖曾有許多不同派別彼此競爭，從未像宗教或教派競爭那樣激烈火爆。現在西方國家遠比伊斯蘭教國家富強，伊斯蘭教極端主義者於是採用非常規的恐怖攻擊，以彌補其常規戰力的不足，造成世界的驚恐和動盪。

一神教文明在其強大時都很霸道，有強烈的武力擴張性，以傳播神的旨意合理化、神聖化其武力擴張行為，歷史上伊斯蘭教和西方文明都曾這樣大肆擴張；中國的儒家文明則主張仁政，要讓老百姓過好日子，一向反對武力擴張（蒙古和滿清的武力擴張，當時主導的都非儒家文明）。

西方基督教文明相當霸道，從早年殖民世界的不義，到現代改進為大力鼓吹自由、民主等所謂的普世價值，即使有其理想性，卻忽略了自由民主的弱點和不同的客觀環境，自由民主解決不了文明的衝突，文明或意識形態的衝突只能長期循循善誘，而不能霸道地強迫改變，勉強的結果就是今日恐怖攻擊頻發的亂局。

文明的衝突要靠文化而不是武力來解決，一神教彼此相當排斥，對比之下，非宗教的中國儒家文明温和而有包容力，是比較能夠被各宗教文明所接受的（至少中國已四十多年沒打仗），可能是文明衝突的解方，當各文明互不排斥，有更多交集，文明的衝突就能減少和消弭。

從文明衝突看台灣。台灣自幾百年前中國大陸的移民大量移入，台灣的主流文化當然就是中國文化。到了近代，台灣經歷了西班牙、荷蘭和日本的殖民統治，加以西方強勢文明持續影響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世界，使台灣文化裡難免摻入一些西方文化。然而形成文化的最主要元素是語言、文字和宗教，台灣在這方面和大陸幾乎完全相同，台灣無論如何都屬於中國文明圈。這是台獨支持者再怎麼推動「去中國化」都改變不了的事實，推動「去中國化」不過升高島內的文明衝突和藍綠對立而已。

根據杭亭頓教授文明衝突的理論，具有同一文明的國家才會彼此誠心對待、合作，而具有不同文明的國家則難以合作，最多只是暫時的互相利用。以此觀之，台灣蔡政府主張聯合不同文明的美、日，以對抗同一文明的中國大陸，極為不智，台灣被逼迫吃美國萊豬和日本核災地區食品，就是明證。反之，台灣只有回歸中國文明圈，從親中逐漸走向統一，才是有益台灣的正途。

[1] Samuel P. Huntington《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聯經出版，2020。（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1996）

回顧前文《「以商代武」造就台灣》，那得再問「台灣如何再起？」先得澄清，再起須是百業興榮，國泰民安，全民都有工作或穩定收入。

美國之所以受世界各國重視，因為它是全球最大消費市場，各國都想跟美國做生意賺美元，台灣也不例外。當今大陸崛起後，也已成為消費大國，台灣佔著地利，也可以跟大陸做生意，且還是同文同種，更可同榮共富。所以不必捨近求遠，更不必巴結美國，只要通路暢通，交易擴大，國民何愁沒收入？

「要想富先修路」是個有用的啟示，台灣人才濟濟，比照大陸開闢的路，再加台灣人才創新修路的本事，我們該有多好的條件成就商業大國？先就既有的產業來看，台灣有多少個企業在全球市場居於領先地位？由這些企業整合成商社，合併串聯水平與上下游產業，統一商路，你看會有怎麼成效？首先貿易據點的支出必然縮減，出進口寬度會增強，管理的強度也會顯現，再本著「以進為出、以出為進」的概念，發展商品進出的規模，你可想到多大的變化和成就？

過去「大貿易商」失敗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政府領導，規定資本額和國外據點的建立，是辦事的規格而非商務的功勞，大貿易商變成辦事機構而非商戰團隊和利器，政府是外行充內行。二是投資主事者缺乏創業心態，只想利用政府的保護，壟斷貨源享受低利率貸款以及低關稅，未動腦開發與經營，坐等製造商送貨上門轉售，商品之間無法互補，單線作戰成就不了聲勢，原先自我經營模式就是各自為戰，沒團結合作的見識和眼光，就發揮不了「以商代武」的商社優勢。

台灣毀掉核能發電，依賴火力發電，天然氣的進口變成唯一選項，民進黨也在修建天然氣進口儲存站，假如擴大儲存站，將台灣變作儲存轉運站，把俄羅斯的天然氣經過大陸和海底轉運台灣，再轉賣給東北亞，也把中東的油氣儲存和轉運，台灣豈不是打開了商業進財大道？再說核四廠數千億的投資已經報廢，核能又是非建不可的廉價電能，那何不選用近鄰的技術？大陸能自建核電，且已知成本和效益高過歐美，再建新廠的成本和時效，比購自美國可以節約多少？

台灣每年都有梅雨和颱風季，帶來充沛的雨量，卻因水庫失效，每年都鬧缺水。而台灣高於三千公尺的高山號稱有268座，國庫兩兆被挪去搞虛無的風力發電，還有近兆搞綠能發電，假如把這些資金用來修護水庫開墾高山，開發更多的水力電能和水庫，工業用水電豈會不足？台灣政府缺少經營眼光和能力，但民間或在野的官員不少，只要能力匯集團結，甚至引進大陸的基建能力，把不懂得經營和領導的官員趕下台，讓會者上位，台灣經濟和國力不就能起飛？

修路！修路！台灣還有太多出路，為什麼要束縛腦筋？為什麼不全民動腦，欣欣向榮有朝氣地開創？

前天網路與電子媒體均報導劉文正的死訊，年長網民震驚、惋惜之餘，哀悼之聲不絕。隔日某電視臺越洋電話專訪經紀人夏玉順，電話中夏改口說是為了阻絕外界對劉文正的干擾而放出假消息。如此操弄其行可鄙。

從這則假消息鋪天蓋地的傳遞報導，我們可以看到臺灣媒體是如何地不盡職。記者報導新聞應該/必須對新聞來源做多重的查證，若見影就開槍，必然失誤多，這是正派媒體、有格的記者所不齒的。

此刻臺灣的媒體已經不配稱為第四權了，因為媒體幾乎都淪為資本家、政客的打手，至於採訪新聞的記者、編輯也不配稱為無冕王，而只是為錢彎腰的嘍囉，在電視上每日夸夸其言、無所不談的所謂名嘴，無不是為特定對象服務，而非為廣大的閱聽受眾。這樣的新聞、評論與歐威爾在《1984》這本書中受「老大哥」箝制的新聞製造機構有何差異？若論其失格則臺灣媒體尤過之，蓋《1984》書中的媒體、記者是受控制的，而臺灣媒體則是自甘墮落的。這樣的媒體不但不該被稱為第四權，更不該存在。他們的存在不但是臺灣社會的惡瘤，也浪費了社會資源。

再說NCC更是惡瘤中之惡瘤，不但在新聞的公正性上採取雙標，成為執政當局打壓在野的黑手，在假新聞的查察上也是雙標到不行。舉凡對政府、對執政黨相對立的言論便動作頻頻，但對影響社會風氣者則不是視而不見，便是裝糊塗、放任。劉文正的死訊吾人沒有看到NCC就此假訊息做出任何回應，便是顯例。

處在這種環境之下的閱聽大眾，不能只聽自己所鍾愛的媒體的報導或名嘴大放厥詞，這樣容易因為偏聽而偏執，最需要對聽到、看到的新聞、現象警覺，能多觀察，多查證，才不會被愚弄而隨之起舞。

政治歸政治，宗教歸宗教。政治總要講點道理的，即便是歪理。宗教則是信仰，只講信不信，不談道理的。

西方世界從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工業革命、到啟蒙運動，一路走來算是掙脫了中世紀政教合一的暗黑枷鎖，但從3K黨、福音派、驕傲男孩等現象裡，至今仍然可以看到政治背後的宗教陰影，台灣的長老教會尤為赤裸裸的代表。穆斯林世界裡擺明以教領政者更比比皆是。他們都具有強烈的排他性，不僅在各教之間，甚至在各教底下的各派之間，例如穆斯林的什葉與遜尼。

政治本來就是集天下大惡的一盆髒水，俟河清其未及，如果再加入具有強烈排他性的狂熱宗教信仰，其為害人類之劇甚於天譴，必與任何宗教信仰的意旨背道而馳。人們若不能看清並堅持政教分離，則中世紀的理盲教訓看來還不夠深切。

中國各朝各代莫不標榜孝治天下，他們祭拜鬼神，信仰的是祖先，過世的先人就是鬼，有名望的就封神。與西方信仰最大的不同，在於沒有排他性。人們信仰祖先推到最後往往系出同源。後代們會因利益而你爭我奪，例如漳泉械鬥，乃至逐鹿中原，但都不會影響他們共同的信仰。西方信仰其實也是系出同源，何以不能並存兼容？恐怕就是政教不分的結果，宗教政治化，政治宗教化，讓逐利的髒水浸染了信仰。

中國政治以法家為底，形式上不歸孔孟即歸黃老，但儒道法三家都不是宗教。後來出現的道教與政治上的黃老之術是不相干的。再後來的佛法東傳，雖然在中國立地生根，花開五葉，也多是不問政治，出世而不入世的。元清兩代，喇嘛地位雖高，威福而已，不見插手治平之道。中國歷史上縱有三武之禍，從未發生如同歐洲歷史上出現的宗教戰爭。

及至今日中國，明示政壇堅守無神論，從政是一門專業，不容宗教介入，要從政就不要夾帶宗教。政壇之外，誰都可以悠遊於中外各家信仰之間。從封神榜、西遊記，到羅漢菩薩、關公媽祖，中國有成千上萬的神祇香火不絕，卻被只信一神的西方指為沒有信仰的國度，政治信仰化之荒謬可知。政教分明，主要原因就在於宗教講信，政治講理，各有各的界限，界限一破，亂源即起。

星雲圓寂，諸德圓滿。大師提倡人間佛法，入世而不出世，不與政治畫清界限。蓋大師眼中既已三無差別，眾生如一，何來國民黨民進黨之分，又何來黨內黨外之別。然則同具大師法眼者幾人？藥醫不死命中定，佛度有緣政客難，各色政治人物接踵弔唁，是為了崇敬佛法，還是信眾選票？佛法莊嚴以此蕩然。

北區長老教會某牧師，曾在信眾面前有過這樣的禱辭：「主阿，您給日本兩顆原子彈，給台灣一個國民黨，我們希望時光倒流，請把國民黨給日本，我們寧願接受十顆原子彈。」星雲早已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國民黨了，但顯然不能度盡眾生。宗教政治化的可怕，政治宗教化的愚昧，都教人嘆為觀止。在沐浴西教博愛之前的中國，不曾有過如此從信仰掛勾政治而生出的仇恨，雖然在號稱宗教自由的西方習以為常，例如法國的查理週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