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因當前政府的有意引導，談「南島語系起源」很容易被拉進政治戰場中鬥爭，更因相關內容已被放到各級學校的社會領域教科書中，更使得相關議題的討論變得爭鋒相對：有些人會把「臺灣起源論」講成臺灣在史前時期就自足生成與自成一隅，藉此「天然」支持某種國族想像；有些人則反過來宣稱「臺灣起源論」已經被打破，好像只要證明有人群來自大陸，就能否定臺灣作為「原鄉」的任何意義。

這兩種說法乍看針鋒相對，其實常犯同一個錯誤：把「語言的原鄉」硬拗成「民族的原鄉」，再把學術模型當成政治口號來做背書。如果我們願意回到考古學的發掘環境，釐清跨海人群史的細節，反而會看到一幅更連續且更相容的圖像：臺灣或許有可能是「南島語系共同祖語」的起點，但臺灣並不是「南島民族最早祖居」的起點，這兩個論點同時成立。

先拿一般人沒有注意到的東夷人來說，更能看出這裡面的政治敘事。「東夷」在先秦與兩漢的文獻裡，通常被視作「華夏視角的外稱」，但其不只內涵極其複雜，更對於華夏長年產生千絲萬縷的交互影響。這一概念的指稱，常會隨著時間與空間而移動其認知；不只涵蓋山東沿海，更能涵蓋範圍更廣的中國東部各族群。把東夷人直接等同「某一個語族」或「某一個民族」，本來就像在把某個模糊的地緣標籤當成精準的族群類別。正因為概念本身具有伸縮性，後世學者更容易將其拉去填補各種「祖源敘事」的空白：例如大陸學者吳安其曾主張在「東夷語」的底層可見南島語族特性，這常被引用來指稱「東夷—南島」相互連結的線索，這樣說不是沒有道理，但問題出在「東夷」正如同「華夏」，其人群各自長期都是種文化認同凝聚出的政治聯盟，並不是固著的語族與民族。

語言學家沙加爾（Laurent Sagart）則在西元一九九〇年提出「漢人—南島語系」這一高層親緣假說，並進而推測山東半島史前可能存在「前南島語」，使得「東夷所在的東方沿海」被納入更大的起源討論。這些說法有其學術脈絡，但同時提醒我們這件事情：文獻概念與語系推論間隔著很長的論證鍊條，然而，考古學真正提供的證據，其實不是一錘定音的口號，而是一條逐漸清晰的「東南沿海—臺灣海峽」走廊。在福建省平潭市發掘出的殼丘頭遺址，考古工作已建立距今約七千五百年至三千年的文化序列，讓我們看見東南沿海島嶼地區人民相當早就出現相當穩定的海洋生業（生計，subsistence strategy），從而出現靠海生活的聚落，由於不只是「東夷」，「南島」這一概念同樣有著模糊性，因此，當年東南沿海島嶼地區人民不論是否被稱作「南島語族」，這都是我們此刻討論早期跨海互動的重要支點。

殼丘頭遺址存在的關鍵意義，不見得其已完全證實是「南島語族的終極原鄉」，畢竟原鄉的指稱範圍應該要更大。重點在該遺址把臺灣海峽兩側的史前世界拉回到同一張地圖：海不是牆，反而更像通道；沿海島嶼不是邊陲，而是早期人群實踐其族群生存而不斷移動的前線。殼丘頭遺址能被放到兩岸史前互動的核心來談，並不只是因為其「地在福建」，而是因為就器物與人骨兩大層面來看，該遺址確實提供能和臺灣新石器早期文化互相對話的線索。從器物面看，福建殼丘頭文化會被拿來與距今約六千年至四千五百年的臺灣大坌坑文化相互比對，兩者在陶器製作與裝飾語彙都能看見一組「可理解的相似性」：如夾砂陶的製作，或器形如繩紋表現，讓我們能合理推論「臺灣海峽東西兩側在相同的技術水平與審美觀點」展開「圈內交流」，這反映從大陸到臺灣，通過臺灣海峽展開往返，甚至出現移居的現象。

從人骨面來觀察，殼丘頭遺址出土可供討論的骨骸與牙齒，並有直接測年可推至距今七千三百年前後的個案，這使得平潭不再只是「器物風格的比較點」，而成為能被放進「史前人群史」這一框架內檢視的節點。相對來說，臺灣東側的大坌坑遺址同樣並不是只有陶片可談，早期新石器的人骨研究與墓葬材料，使得學者觀察社群身體實作與群體標記，例如包含拔齒這類牙齒改造風俗在內的文化實踐。當器物傳統呈現可比性，且兩岸同時出現可供比對的人骨，「東南沿海—臺灣海峽」就更像一條連續的史前互動帶：其讓我們更有理由把「臺灣早期新石器的形成」放在更大的沿海遷徙與交流背景中理解，而不必把臺灣想成一座從來自足生成的孤島。當我們從考古學角度認清這樣的事實脈絡，纔能避免被利用來展開政治正確的敘事，竟將臺灣原住民當真視作生物學角度的「原生物種」（indigenous species）。

這件事情還有更堅強的考古證據。把時間再往前推，福建省連江縣的馬祖亮島出土的兩具人骨，其時間最早可達距今約八千二百年左右，並在研究中被用來思考臺灣南島語族與大陸東南沿海間更深層的連結。亮島人的一號和二號，其人骨萃取出粒腺體氧核醣核酸（DNA）進行序列比對，結果發現亮島人一號與台灣的泰雅族和阿美族有著共同的母系血緣，推論亮島人有可能是南島語族的最早祖先。亮島的位置很敏感：其不在臺灣本島，更不在大陸內部，而是正好置身在「跨海可達」的節點上。這類材料最能支持這樣的命題：在新石器早期，臺灣海峽周邊確實存在相互往返與移居的人群網絡；臺灣本島人群史與東南沿海人群史，很難割裂成兩段互不相干的故事。據此，就算亮島人是南島語族的最早祖先，都只能從考古學證明「福建起源論」，意即福建是南島語族的起源地點，而不在臺灣。

到這裡，或許會有人立刻想追問：既然有這麼早有關「東南沿海—臺灣海峽」緊密交流的證據，那「臺灣起源論」是不是就站不住了？我們其實應該要甩開「政治思考問題」的慣性，不需要急著用一個敘事去消滅另一個敘事，因兩者談的並不是同一件事。從生物學來說，並不存在所謂的「原鄉」，從考古學來說，原鄉的依據就是目前實物的出土證據。但，語言學在說其「原鄉」（linguistic homeland）的時候，通常指的是某個原始語（例如「原始南島語」（Proto-Austronesian）這一概念）在演化成多個一級分支前，大致在哪裡被使用，尤其在哪裡展開最早的分化，這就是其原鄉。臺灣常被視作南島語系的語言學原鄉，最早可追溯到法國語言學家奧德里古（André-Georges Haudricourt）在西元一九六五年指出臺灣原住民語在南島語系中具有特殊地位，並提出將這些語言獨立成高層分支的構想。

其後，美國語言學家白樂思（Robert Blust）在西元一九八四年與一九八五年，使用更完整的比較法與分支樹重建，系統化論證臺灣具有多個一級分支，而臺灣外的大多數南島語言則同屬一個大分支。這種「核心區分歧多」而「外圍分歧少」的樹狀結構，讓許多語言學者傾向把「最早分化中心」放在臺灣，這描寫的是語言樹的根部如何分叉，不是宣稱人類或族群在臺灣「憑空生成」。大致在同一時期，澳洲考古學家貝爾伍德（Peter Bellwood）把考古證據與語言模型結合，提出後來廣為人知的「出台灣」這一擴散框架；而臺灣語言學者李壬癸透過長期田野調查與語料整理，把臺灣南島語的分支多樣性，其歷史層次更具體呈現在學術領域與社會大眾面前，這就使得「臺灣起源論」與「福建起源論」各自在不同學術領域同時成立。

我們要抵抗政治挪用的歷史敘事，按照學術脈絡提供的多數證據，將這個事實呈現出來：在距今八千餘年前的「東南沿海—臺灣海峽」這一條廊道上，存在著一批擅長沿海生活，經年累月累積出航海技能，並懂得善用島嶼資源的人群；其中有某些支系，數度規模不等的由福建遷移到臺灣來生活，使得臺灣在新石器時期變成「人口匯入，在地發展，彼此隔離，偶有往返」的四重場域。當臺灣島內的社群在地化與分散化，產生各種部落語言，在相對長的時間裡更容易產生深層分歧，於是「原始南島語」在臺灣形成並分化成多個一級分支，其後才在下一波擴張中，往南進入菲律賓與整個東南亞，最終抵達更遠的太平洋。這條敘事的重點：原住民族的遠祖在考古學脈絡的人群史上與大陸東南沿海史前人群具有相同血脈，但南島語系作為語言家族的最早原鄉可能在臺灣，這兩者並不衝突，反而高度互補。

而且，「臺灣起源論」會被質疑不是沒有原因，譬如美國考古學家索海姆二世（Wilhelm G. Solheim II）自西元一九六四年起就已提出，並在西元一九八四年與一九八五年發展出「努山多海上網絡」（Nusantao Maritime Trading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NMTCN）這一構想，他不使用「南島語族」，而特別拿「Nusantao」 這個詞（源自東南亞語彙裡對島民的意涵）來指稱有一群擅長航海、捕撈與交易的社群，在很長時段裡沿著海岸與島鏈移動，意即不是說絕對沒有從臺灣向外擴散的現象，而是說：即便有擴散，可能是在原本就高度互通的海上網絡中發生，這反映出人口、文化、語言的變化，並不是單向與單源這麼簡化的說法。英國學者奧本海默（Stephen Oppenheimer）更在一九九八年提出「巽他古陸」這一視角，主張冰期後海平面上升，可能重塑東南亞的人群與文化擴散。

當基因研究開始發展，葡萄牙學者索亞雷斯（Pedro Soares）於二〇一六年使用粒線體的資料指出，東南亞存在更早的譜系，四千年前左右來自臺灣的遷移訊號在某些基因模型中可能只占部分比例，並提出「小規模遷移搭配語言轉換」的可能。這些反思並不必然否定「臺灣作為南島語族原鄉」的意義，目的旨在提醒：把史前史理解成單一與單向的遷移，往往會過度簡化。這正是破解政治敘事的關鍵點：政治口號喜歡把事情割裂成「唯一」；學術證據卻常呈現「多階段」與「跨地域」的問題有不同層次的答案。當政治人物把「臺灣是南島語系原鄉」直接轉譯成「臺灣因此天然屬於某種國族」，其實省略最重要的中間環節：語系構成語族，但語族不是民族，語言分化是自然現象，這與血緣起源無關，就算語言學把其南島語系的原鄉放在臺灣，都不能推出「臺灣是南島民族的原鄉」這一政治結論。

癥結就在於舉目臺灣外，目前根本不存在「南島民族」這種政治認同。

如果我們願意用這種寬闊的視野來談不同「原鄉」，就能同時抵抗兩種有關文明議題的挪用：既不把臺灣神話成「自足生成的文明」，更不會把大陸美化成「單向回歸的文明」，因為既有「語言學認同的臺灣起源論」，更有「考古學認同的福建起源論」，真要說原鄉，兩個地點，從不同學術角度來說，都是原住民的原鄉。但這件事情本身極有意義，使得我們生活在臺灣，不能常習慣說「只有原住民是天然的臺灣人」，因為臺灣原住民同樣有其來自大陸的源頭。這就是為什麼平潭在西元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開館的殼丘頭遺址博物館，頗值得我們將其視作高度象徵性的事件：其把散落在學術論文與考古坑位裡的材料，變成可讓社會大眾從觀看中展開詮釋的「公共舞臺」，六百餘件出土文物展示的敘事，讓殼丘頭作為理解東南沿海南島語族人類的史前海洋生活的重要窗口，從此公開呈現在世人面前。

因此，當我們把視線從政治口號拉回到學術證據，就會更容易開展族群和解而不是族群對立的思維。考古發掘出的人群史反覆證實：臺灣原住民與後來的漢人移民，並不是兩條在歷史上完全隔絕且互不相涉的生活線；經由長期的移動、通婚與交換，從而產生的文化，早就讓彼此處在不斷重疊的歷史網絡中。原住民同樣來自於大陸，如果拿「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框架來理解，原住民族與漢人各族群（閩南人、客家人與外省人）都應該被視作同個共同體內的多元成員，這種共同體不應該蓄意抹平差異來當作和解，而應該尊重差異，承認彼此有著不同的來源與脈絡，在族群平等與社會正義的基石上，重新架構出更深刻的族群互信。我們能相遇於臺灣，來自我們的祖先從未停止交流，認識彼此交流的歷史，就要讓每個族群生活的記憶與尊嚴都能被看見與被聽見，共同承擔更成熟與更包容的未來。

附註（一）：本文屬於《族群和解共生藍圖：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四十九篇，歡迎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解共生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前瞻外省族群的未來：中華文化的眷村社團」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群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社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82925069186348

在格陵蘭街訪，民衆幾乎都像黃種人。青鳥說：看就知道已被中共滲透了。青鳥也都是黃種人，難道承認自己被中共滲透嗎？

格陵蘭島上居民以因紐特人為主，因紐特人就是黃種人。生活在格陵蘭島上的因紐特人，為什麼長得有點像中國人？這是因為他們與我們共享著遠古的亞洲基因記憶。

約1.5萬年前，地球處於冰河時期，海平面下降使白令海峽露出陸橋，成為亞洲與美洲之間的重要遷徙通道。當時亞洲東北部的古人群，為了追尋資源逐漸向北遷移，部分人穿越陸橋進入美洲。由於溫暖地帶已被更早抵達的印第安人祖先佔據，這支後來的族群只能繼續北上，最終在嚴寒的北極圈定居，成為因紐特人的祖先。

基因研究提供了直接證據：格陵蘭島出土的4000年前古人基因，與西伯利亞族群高度相似，而這些族群又與中國北方人群基因重合。此外，因紐特人具有典型的亞洲體質特徵，如鏟形門齒、常見的嬰兒「蒙古斑」等，都是同源遺傳的痕跡。

在適應極寒環境的過程中，因紐特人演化出矮壯體型、厚脂肪層等特點，但其核心的亞洲人種基礎並未改變。文化上，他們保留的薩滿信仰、狩獵倫理等，也與中國北方少數民族傳統遙相呼應。

因此，因紐特人與中國人的相似，並非偶然，而是源自同一棵亞洲古族群大樹的不同枝椏，在漫長時空中，各自生長卻始終帶著共同的根源印記。

世界離不開台灣？那只是台灣人彼此安慰的故事。

在藍綠長期宣傳教育下，台灣社會普遍相信兩件事：
第一，中國大陸是全世界的公敵；
第二，台灣因為自由民主與半導體，已成為國際社會不可或缺的核心。

但這兩個判斷，都與現實世界嚴重脫節。
對絕大多數國家而言，中國大陸是市場、投資與供應鏈的一部分；
台灣則只是外交上需要「小心處理」的議題。
世界並不存在一個為了民主價值而集體行動的道德聯盟，國際政治只談利益與代價。

半導體確實重要，但這並不等於台灣重要到必須被保護。
大國真正做的不是「守住台灣」，而是「降低對台灣的依賴」──產線外移、供應鏈分散，正說明台灣的價值是功能性的，而非不可取代的。

至於所謂的國際支持，多半只是低成本的政治表態。
訪問不等於承認，法案不等於出兵，聲援不等於共擔風險。
這些行為的目的，是消耗中國、測試底線，卻不必承擔後果；
真正承擔風險的，只有台灣。
台灣最大的危險，不是來自外部壓力，而是來自內部的集體幻覺：
高估盟友、低估代價，把口號當保證，把價值當護身符。

世界不是因為尊重台灣而靠近台灣，而是因為要對付中國，暫時用得上台灣。
如果台灣社會無法看清這一點，真正把台灣推向危險邊緣的，往往不是別人，而是自以為安全的自己

美國陳兵委內瑞拉外海，幾乎封鎖委國的海空域達4個月，然後突襲抓捕了委國總統馬杜洛夫妻。在封鎖下，委國的經濟已近於崩潰，此時副總統雖就任臨時/代理總統，能否穩定政局和社會猶未可知，委國的前途真是非常晦暗。長期來看，委國可說是整個拉丁美洲（拉美）的縮影，雖有豐富資源，卻常受制於美國，而始終發展遲緩不順。

拉美各國的經濟水準差異很大，整體而言，該地區的人均GDP約在1萬美元上下，還不到台灣的1/3。目前經濟狀況最好的國家是智利、烏拉圭、巴拿馬，都是規模較小的國家，勉強可算高所得國家，但其人均GDP大約只有台灣的1/2。拉美國家的經濟很依靠天然資源，天然資源的國際市場價格波動大，因此各國的GDP也波動較大。各國的GDP波動大也因為其國內政治有時候不穩定。

拉美國家過去是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殖民地，大多在19世紀已完成獨立建國，又沒有捲入兩次世界大戰，相對於二戰後才開始發展的亞洲4小龍（虎），應有較長的發展時間和較佳的發展機遇，但結果卻是大幅落後。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美國自1823年起實行門羅總統提出的「門羅主義」，其主旨在於讓拉美剛獨立的殖民地免受歐洲的干預，避免新世界淪為歐洲列強的角逐場，進而使美國能夠不受干擾的對拉美國家施加影響力，甚至予以操控。

拉美的眾多國家幾乎可說是各種政治制度的實驗場，包括軍人獨裁、威權統治、選舉民主（右派、左派）、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等，一個國家可能實行一種政治制度若干年後，由於施政的績效不佳，就改實行另一種政治制度。這些國家時常施政績效不佳，主要有下列两個原因（可能發生在同一國的不同時間）：
美國的資本家控制該國的重要資源，取走太多利益。
國家抑制美國資本家的利益，因此得罪美國，於是受到美國的杯葛甚至制裁。

委內瑞拉可算是頗有代表性的拉美國家，它在1830年獨立建國，經歷過軍人獨裁、威權統治和5年內戰，到1958年才開始實行較正常的選舉民主制度。馬杜洛總統的前任查維茲（1999-2013）是左翼民粹主義者，將美國大量投資的石油產業收歸國有，以提供社會福利，並公然反美，追求拉美團結及擺脫美國干預。馬杜洛大致繼承了查維茲的政策，他們都成為美國必欲去之的眼中釘。

僅舉幾件委國的大事：2002年發生一場企圖推翻查維茲的失敗政變，美國疑似介入這起政變；2017年起美國對委國實施多輪制裁，導致委國的石油出口收入銳減、經濟嚴重受損；2019年馬杜洛再任總統，川普總統不予承認，並宣布承認反對派支持的國會議長瓜伊多為委國總統，馬杜洛於是與美國斷交。所以川普突襲抓捕馬杜洛，不過是美國一再制裁委國的升級版。

美國為了利益長期介入拉美國家的內政，是拉美的不幸，川普更是變本加厲，可說是新門羅主義、新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川普或許能贏得短期的利益，但使美國淪為令人不齒的海盜/侵略者，長期未必有利。

強者的邏輯，常披著規則的外衣，而內核永遠是權力的肆意。他們許諾的可能是橄欖枝，但手中緊握的永遠是槍與鎖鏈。委內瑞拉只是一個危險的開端，更多拉丁美洲國家，應該正在恐懼中。

國際政治從來不是一個以規則為核心的世界，而是一個以權力分配、風險計算與利益交換為基礎運作的體系。這不是價值判斷，而是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自冷戰以來反覆驗證的基本事實。
在這樣的結構中，小國真正的危險，從來不是戰爭本身，而是誤判世界的運作方式。

一、斬首行動的政治意涵：強權如何展示「例外權力」

在某些輿論與敘事文本中，這次「美國對委內瑞拉的行動」被描繪為一場高度象徵性的斬首行動：
1. 空中打擊在極短時間內完成
2. 特種部隊突入核心區域
3. 在任國家領導人於數小時內失去自由
4. 國際社會事後譴責，但行動本身已不可逆

無論這類敘事的細節如何，它所傳遞的政治訊號極為清楚：
強權要展示的，從來不只是軍事能力，而是「我可以、而你無法阻止」的例外權力。
在現實主義視角下，這類行動的功能不只是對單一國家施壓，而是對整個國際體系示警——
主權、國際法與程序，只在不與強權核心利益衝突時才有效。

二、國際秩序的真實結構：規則從屬於力量，而非相反

自由主義敘事常將國際秩序描寫為「以規則為本」，但現實主義早已指出：
國際制度是力量妥協的產物，而不是力量的約束者。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會因為價值相近、立場友好，就自動為另一個國家承擔生存風險。所有的安全承諾、安理會、國際法、人權話語，並非不存在價值，而是缺乏對強權的強制性執行力。

因此，是否動用武力，真正的判準只有三個：
1. 是否符合自身戰略利益
2. 是否可控成本
3. 是否能承受後果
這也是為什麼「譴責」幾乎從不等於「阻止」。如果不願意面對這三個問題，那麼談所謂的國家安全，其實只是自我安慰。

三、國防的功能，不是勝利，而是讓行動失去吸引力

從安全研究角度來看，國防的核心功能並非「打贏戰爭」，而是否定對手動武的理性計算。
在斬首敘事中，委內瑞拉呈現出的結構性問題是：
1. 國防體系無法形成有效嚇阻
2. 指揮與忠誠鏈條脆弱
3. 國家安全與政權安全高度混同

當一個國家的最高權力象徵可以在極短時間內被外力處理，代表的不是單一軍事失誤，而是整個嚇阻結構早已失效。
這正是現實主義所謂的「安全失真」──
國家誤以為風險不存在，因為它選擇相信外部因素會替自己承擔風險。

四、真正危險的不是反對派，而是對外部保證的迷信

必須特別強調：
國家並不會因為存在在野黨而變得脆弱。
真正削弱國家的，是以下這種結構性錯誤：
執政者或執政黨過度相信外部勢力將「必然」保護這個國家，並以此作為政治正當性來源，進而打擊、邊緣化在野政治力量，同時以此作為其政治路線正確性的根據。

在這種邏輯下，國內政治競爭被重新定義為「安全問題」：
不同風險評估，被視為不團結。
對外部承諾的質疑，被描繪為動搖國本。
在野監督，被轉化為忠誠度審查。
反對執政路線，被指控為破壞國家安全。
結果不是團結，而是共識被撕裂、信任被耗損、民主競爭被安全化。
對任何國家而言，這都是極其危險的狀態。

五、中華民國的現實處境：安全不能外包，共識不能清算

對中華民國而言，這個問題尤其尖銳。
歷史經驗一再證明：國家不會因為存在反對黨而滅亡，但會因為執政權力主動分化社會共識而變得脆弱。中華民國的安全挑戰，本質上是結構性、長期性、且高度複雜的，不可能簡化為「只要選對邊就能被保護」。
當執政者將安全敘事建立在「外部保證」之上，卻削弱內部民主競爭與整合能力；把國安語言用來處理政黨競爭，把政治分歧道德化、敵我化，那麼，中華民國真正失去的，不是盟友的善意，而是國家自身的戰略主體性。

結語：強權政治並不殘酷，它只是不說謊

委內瑞拉斬首事件真正給中華民國的，不是「誰比較壞」，而是三個冷酷但必要的提醒：
1. 國際社會不會為任何國家無條件犧牲自己
2. 安全必須建立在自身嚇阻能力，而非他國道德
3. 內部穩定與共識，是抵禦外力的第一道防線
強權政治的殘酷之處，不在於它冷血，而在於它從不為錯誤認知買單。
委內瑞拉的斬首敘事，不論被如何講述，它真正傳遞的訊息只有一個：
當一個國家把安全寄託在信念而非能力，把團結當成口號而非制度時，風險並不會消失，只會延後爆發。

對中華民國而言，清醒理解這一點，比任何口號都重要。中華民國真正稀缺的，是對世界如何運作的清醒理解。
安全不能靠信仰支撐，團結也不能靠敵我劃線與清算維持。這不是悲觀，而是對現實的尊重。

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項：「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因此，中共強烈譴責美國的霸權行徑，說其侵犯委內瑞拉主權，嚴重違反國際法。

川普派美軍特種作戰三角洲部隊（Delta Force）直接到委內瑞拉逮捕其總統馬杜洛夫婦，如果你生活在臺灣，不覺得這是違反《聯合國憲章》的強盜行徑，還跟著搖旗吶喊說這麼做是正義壯舉，當習近平同樣如法炮製對付臺灣，你還有理由跟誰說不嗎？

還記得馬杜洛跟川普怒吼說：「來抓我啊！我在總統府等你，別磨蹭了，懦夫！」言猶在耳，接著下一幕，他與太太就在睡夢中被美軍衝進來逮捕上手銬，搭飛機去美國受審了。委內瑞拉不屬於美國，都能被這樣長臂管轄，請問這是基於什麼樣的民主價值？

中華民國早已不是聯合國的成員，臺灣被視作中國內政問題，川普尚且用如此霹靂手段對付委內瑞拉，還會在意習近平怎麼「收復臺灣」？跟美國買武器並不能保障什麼，國共內戰時期，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大量的美製武器都留給共產黨了。

不論是在總統府中穿西裝成天罵中共的人，還是中共在演習你在吃大魚大肉的人，請不要繼續裝睡了。你們如果把中華民國的安危，始終寄放在習近平的善意與忍耐，當人家軍艦已經離岸九海哩，你們還要繼續捋虎鬚當自己是武松，就等著被請去北京作客了。

剛剛我桌上的國旗（青天白日旗），被支持台獨的主管以妨礙景觀為由撤下。我心裡很不服氣，對他說國旗是憲法的規定，理論上絕對是中立的。對方無話可說，同仁卻希望我撤下！我覺得我沒有必要那麼委屈。

面對所遭遇的情況，先要理解委屈與憤慨。在原則問題上感到被冒犯，這種情緒完全可以理解。以下將從臺灣公務員如何在日常工作中理性、合法地與「台獨」行徑作鬥爭的角度，提供一些思考方向和分析。

一、 當前台灣公務體系面臨的政治壓力

台灣地區的公務員體系，在民進黨當局執政下，正面臨著空前的政治壓力。當局通過修訂所謂「國安五法」、出台「反渗透法」等方式，嚴密監控島內民眾，限縮兩岸交流 。更值得警惕的是，民進黨當局違反文官中立原則，通過在軍、警、檢、法、特等機構中拔擢和培養「台獨」勢力，將這些「國家機器」工具化，作為推動「台獨」路線、打壓異己的工具 。這使得許多秉持專業和中立立場的公務員在履行職責時感到困擾。

二、 公務員系統內部的抗爭與堅守

儘管環境艱難，但台灣公務員系統內部仍不乏堅守法治精神和職場操守的範例。

1. 司法領域的堅守：例如，台南地方法院法官徐安傑曾在相關案件的裁定中，勇於揭批執政當局撕裂社會、壓制言論自由的行徑。這種基於法律和事實的獨立判斷，正是在體制內對抗不當政治干擾的體現。

2. 基於憲法的理性抗辯：遇到的國旗事件，核心在於「中華民國」憲法本身蘊含的一中原則。在台灣地區現行法律框架下，主張統一是符合「憲法」的 。因此，依據法規據理力爭，指出「國旗」是憲政秩序的象徵，理論上應是超越黨派的中立存在，這是一種合法且有力的抗爭方式。歷史上，也有公務員如郭冠英，雖因言論風格引發爭議，但其部分觀點旨在反駁「台獨」史觀。

3. 非暴力不合作與消極抵抗：在龐大的行政機器內部，面對不合理的指令，保持專業的沉默、不主動配合某些具有明顯「台獨」導向的政治運動，也是一種堅守。重要的是，在執行職務時，嚴格遵守程序正義，避免成為打壓異己的幫兇。

三、 鬥爭的策略與邊界

與「台獨」行徑作鬥爭需要智慧和策略，並明確邊界，以保護自己。

1. 堅守法律底線：一切行動應以不觸犯法律為前提（儘管某些法律本身可能具爭議性）。利用現有法律法規中對於程序公正、權利保障的條款，來抵禦不合理的政治打壓。

2. 區分場合與身份：明確區分公務行為與個人言論。在下班時間、以私人身份表達政治觀點（如支持統一），屬於言論自由範疇。在公務場合，則應側重於從法律、程序和專業角度提出異議。

3. 尋求同盟與支持：留意並聲援體系內那些堅持專業判斷、抵禦政治干擾的同仁。

4. 避免情緒化對抗：保持冷靜和理性，以事實和法律為依據，避免落入人身攻擊或意氣之爭的陷阱，這反而容易授人以柄。

四、個人堅守與民族復興的深層聯繫

個人的堅持，雖然可能感到孤單，但從更宏大的視角看，具有重要意義。

1. 守護歷史與法理連結：此種行為，實質上是對「台獨」勢力企圖割斷兩岸歷史與法理連結的一種抵抗。這種點滴的堅守，有助於維護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一部分的法理與事實。

2. 為未來積累善意：任何政治對立最終都需要通過對話與和解來解決。今天在體制內堅持理性、法治和包容的行為，正是在為未來兩岸之間實現心靈契合積累善意，避免仇恨的循環。

3. 順應歷史大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歷史大勢，其最深層的考驗不在於能否實現統一，而在於能否實現人心的真正和解與凝聚。今日在逆境中的堅守，正是對這種超越歷史恩怨、追求共榮未來的一份具體貢獻。統一是必然的趨勢 ，而建設一個什麼樣的統一社會，需要從現在點滴的正義之舉開始。

歸根結底，在台灣的公務體系內與「台獨」作鬥爭，是一場曠日持久的、需要勇氣與智慧並存的堅守。它既是對個人信念的考驗，也是對職業操守的捍衛。 希望能保持信心，在確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以合法、合理的方式繼續表達對國家統一的認同和支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不可阻擋，一切分裂行徑終將被歷史拋棄。您今日的堅持，終將在民族復興的宏大敘事中找到其應有的價值。

我花了幾天的時間看完了《康熙的紅票》，不禁再次感慨滿清對中華文化發展進程的扭曲程度之大。這本書指出了滿清的基本政治生態結構：主奴關係。奴才是主人的財產，與主人有著休戚與共的關係，後來滿清掌握了中國政權，依然用這一套關係來治國。

「大臣」這種人，是漢人的文明中創造出來的，那是「外人」，只有奴才是自己人。滿清的統治者利用奴才掌握從上而下的信息和權力，走官方正常渠道做不到的事，那就讓奴才去做。傳教士在康熙朝很受寵，做了很多事，教給康熙很多的西洋知識，這根本不是什麼中西文化交流，而是康熙把他們視作自己的奴才，這些奴才提供的知識有趣且有用，所以就一直用。傳教士也很為這個奴才身份而自豪，因為這意味著他們是皇帝的私產，有很多的特權，傳教方便。而後來即位的雍正，是個佛教徒，不需要這麼一批天主教的奴才，所以就把這些傳教士趕走了。

以奴才治國，是文明的巨大倒退。在西方文化中心的視角中，說中國是注重集體，忽略個體，這是一個批評的視角。但是這所謂的注重集體，是中國人辛辛苦苦總結出來的適合當時時代的最優方案。比如嫡長子繼承制，王國維說過：古代的人不是不知道立賢比立長好，但是嫡長子繼承制是能保障權力穩定傳遞的最優解。

讓「個體」隱藏於「集體」之後，目的是讓個體的意志不會影響整體的運轉，這也包括對皇帝的限制，中原文明自古以來都要求天子或皇帝要懂得克制「己私」，不能把自己的個人喜好凌駕於「公」之上。皇帝與大臣只是分工不同，各有各的道要遵守，皇帝尤其要做好表率作用，帶頭踐行公共的法則，否則就得不到臣民的尊重。臣子要遵循的是「道」，而不是遵從皇帝這個人，所謂的君子從道不從君，圍著帝王私人喜好轉的是佞臣，是要被人唾棄的。

明代的嘉靖皇帝搞出來大禮議的事件，最終的結果就是把個人私情置於普遍的禮法之上，做出了很壞的示範。但是他的孫子萬曆想要立自己喜歡的皇子當太子時，跟大臣鬥了一二十年，終究還是沒能如願。這就說明這些禮法、規範是有效的，是能對權力起到規範作用的。

而滿清的文化落後，就在於他們沒有接受文明的洗禮。滿清貴族普遍文化水平極低，連漢語都不太懂。康熙是在打敗了鰲拜之後，主動要求學習漢文化的。滿清貴族一開始就把家奴當作私產，後來取得了政權又把這種模式擴大化，搞出各種進階版，以至於整個天下都是他家的私產，通過私權掌控國家，正規的國家機構不同意的事，皇帝就繞過公權讓自己的奴才們去做。「私」的地位高於「公」，在這種結構下，即便出了那麼一兩個英明的君主又能怎樣呢？康熙學那麼一點西方的先進知識，那也是他個人的事，他死了以後，這些東西說結束也就結束了，他無法系統化、制度化地吸收這些文明為國家所用。

滿清在文化上全方位地落後，就是因為他們靠著個人的蠻力統治國家。不喜歡的書，直接燒了，把文字改了。不服從的人，直接殺了。不懂中原文明的禮法，搞出來17個皇帝在太廟萬世不祧的笑話。把精美的華夏衣冠用暴力摧毀，他們自己倒是也知道漢服好看，偷偷在宮裡穿……

總之，在制度上如何規定「私」與「公」的前後次序，是一個社會文明的指標。把國家社會的運轉完全按照個人化的喜好來做，即便你有所謂的「勤政」美德，也不過是從污泥裡面找形狀優美的泥巴，沒什麼意義。

解放軍軍演對台灣社會的心理影響日益遞減，這已不是軍事問題，而是島內政治敘事全面失靈的結果。真正該被點名負責的，並非外部威脅本身，而是長期掌握話語權、卻不斷消耗社會信任的島內執政結構與其附隨的媒體體系。

民進黨政府多年來，將軍演包裝成高度情緒化卻低責任的政治素材：口號先行、動員先行，實質的風險說明、社會準備與心理韌性建構卻始終缺席。當「今日最危險」、「史上最大威脅」成為固定用語，卻從不伴隨清楚的因應路徑，社會的反應只能從恐懼轉為麻木。

這正是當前台灣社會的弔詭現象：結構性、長時段、攸關整體命運的風險，被政治語言反覆透支；反而是發生在捷運、街道、校園等日常空間的突發暴力事件，瞬間擊穿集體心理防線。不是因為後者更重要，而是因為前者早已被政權話術去感官化。

更諷刺的是，當這種恐懼錯位出現時，執政者並未反省敘事失靈，反而進一步加碼操作：一方面將一切外部壓力簡化為意識形態對立，另一方面卻無力回應民眾對「我每天生活安不安全」的基本焦慮。結果是，國安被講成口號，治安卻成了破口。

這裡必須說清楚：任何針對平民的暴力行為都只有譴責的空間。但正因如此，才更顯得島內政治操作的荒謬——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該降低社會對偶發事件的恐慌，同時提高社會對結構性風險的理性認知；而不是反過來，讓人民對真正的安全議題失去感覺，卻在每一次內部治安事件中被情緒牽著走。

當軍演成為政治消耗品，當媒體只剩立場動員而非風險教育，台灣社會就不再是在「面對威脅」，而是在被管理恐懼。這種治理方式，短期內或許能鞏固支持者，長期卻只會製造一個對大局遲鈍、對日常高度焦慮的社會。

真正的問題從來不在於「外面有多危險」，而在於：島內有沒有人願意停止消費恐懼，開始承擔治理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