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完全反對「武統」，一如我徹底反對「臺獨」，我覺得「武統」與「臺獨」是共生關係，但，不能因我個人反對「武統」與「臺獨」的言論，就要犧牲《中華民國憲法》對人民有言論自由與居住遷徙自由的保障，我支持與守護中華民國，因為這是個尊重法治並保障自由的國家。

本來陸配亞亞說什麼話都不干我個人什麼事情，但她只是發表對「武統」的個人看法，就在毫無我國法律明文規範裡，行政機關就做出裁量，令她被迫離開自己的孩子，準備被強制遣送出境。人權沒有兩套標準，如果我們輕易接受這種作法，這就是對《中華民國憲法》的不認同。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0條第1項說：「任何鼓吹戰爭之宣傳，應以法律禁止之。」立法院並未制訂相應法律規範哪些行為構成「鼓吹戰爭」，並解釋法律效果與執法標準。陸配亞亞只因談到「武統」就被視作鼓吹戰爭，那談「臺獨」同樣是在鼓吹戰爭，不應該被視作例外。

任何有識者當然會對陸配亞亞不具專業的政治評論很反感，但我們要堅持對人權的守護，如果我們不再有民主憲政賦予的自由權利，我們就無法堅稱自己「生活在中華民國」。我知道寫這些文字並不討喜，但作為大學教授，如果我退縮不言，這應該是我不愛中華民國，才會覺得無所謂。

1. 事件背景與核心爭議

陸配網紅劉振亞（網名「亞亞在台灣」）因在抖音等平臺公開表達「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支持兩岸和平統一」等言論，遭臺灣民進黨當局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於2025年3月11日廢止其依親居留許可，並勒令須於3月25日前離境。亞亞與臺灣丈夫育有3名子女（雙胞胎兒子11歲、小女兒7歲），一家五口長期在臺生活，此舉導致其家庭面臨被迫分離的困境。

關鍵爭議點：臺當局認定亞亞的言論「鼓吹武統」，但亞亞本人及臺灣媒體人謝寒冰均澄清，其內容僅強調法律規定與和平願景，並無煽動武力。例如，亞亞在廣播節目中明確表示：「我從未主張武力統一，只有和平才能讓兩岸共同繁榮。」

2. 臺當局處理措施與法理爭議

民進黨當局對亞亞的處置引發多重質疑：

程序合法性：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引用《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駁回亞亞的停止執行申請，但趙少康批評此舉「風馬牛不相及」，認為當局僅以意識形態入罪，缺乏明確法律依據。

雙重標準：臺灣社會長期存在「臺獨」言論自由空間，例如綠營政客公開宣揚分裂主張，但陸配僅陳述《中華民國憲法》明定的「一中原則」即遭驅逐，被指是「殺一儆百」的政治操作。

家庭權益侵害：亞亞的健保與工作權一併被取消，子女在校園亦因輿論壓力遭受同學歧視性追問，例如被質疑「母親假結婚來臺」。

3. 輿論反應與社會影響

此事件在兩岸引發強烈反響：

臺灣輿論批評：
謝寒冰直言：「若不認同言論即可驅逐，臺灣還算民主社會嗎？」並強調此舉製造寒蟬效應，恐讓在臺陸配群體人人自危。
趙少康痛批民進黨「不教而誅」，認為應以警告或行政處罰替代拆散家庭，此舉暴露當局「麥卡錫主義」傾向。

陸配群體困境：亞亞案例並非孤例，同期另有陸配「小微」「恩綺」因類似理由被調查。陸配在臺長期面臨歧視性政策，例如取得身份證年限較外籍配偶更長，且常被汙名化為「洗人口」。

兩岸關係衝擊：事件被視為民進黨挑動對立、鞏固「抗中保臺」敘事的工具，但實際加劇社會撕裂，並損害臺灣「人權燈塔」的國際形象。

4. 亞亞的個人矛盾與輿論反噬

亞亞在事件中呈現的言行矛盾，意外成為次生爭議：
她曾在大陸社交媒體呼籲「武統」，卻在臺灣節目否認相關主張，引發部分網民質疑其「投機性」。
當被要求離境時，亞亞拒絕返回大陸，稱此為「迫害」，並強調「孩子需在和平環境成長」。此舉遭諷刺「雙標」，例如網友質疑：「若真心嚮往統一，為何不舉家遷回大陸？」

5. 事件本質與深層啟示

亞亞風波折射出臺灣社會的深層矛盾：
政治凌駕人權：民進黨以「國安」之名行意識形態打壓，暴露其「臺獨」本質與治理無能。
言論自由虛偽性：當局對「統一」與「獨立」言論的差別待遇，凸顯所謂「民主價值」的選擇性適用。
兩岸融合困境：陸配作為兩岸聯結的群體，本應促進交流，卻淪為政治犧牲品，反映民進黨對民間互動的恐懼。

當前進展（截至2025年3月25日）
亞亞仍未公開離境動向，其家庭去向與法律訴訟持續受關注。此案可能成為臺灣人權紀錄的標誌性事件，並進一步激化兩岸民間對立。

美國副總統萬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演講激怒了老歐洲。向來是歐美聯手，對第三世界說三道四、喋喋不休；現在好了，大水沖倒龍王廟，萬斯教訓起歐洲來了；指名道姓，說歐洲一些國家不讓人說話，不讓人投票，背離民主價值，限制人民的言論自由。

歐洲人怒了，歐洲的政客怒了，這些本該是跟中國、俄羅斯講的話，你拿來跟我們講？你把我們看作是不懂民主的第三世界國家？

歐洲怒了，中國網民樂了，都在看笑話。若歐美果然分裂，則萬斯的講話，固然毫無新意，卻可能因此而「載入史冊」。然而，撇開美、歐的分裂不談，萬斯所說的︰「民主制度建立在自由表達的基礎之上。」「我們可能不會認同每個人的觀點，但我們會堅定捍衛他們表達觀點的權利。」等等，這些民主八股，到底對不對呢？

且看萬斯說了什麼。針對羅馬尼亞因為外國勢力的介入而司法裁定選舉無效，萬斯說，「如果你們的民主制度能夠被幾十萬美元的社交媒體廣告輕易瓦解，那麼它本身是否足夠堅固？」「真正的民主不應懼怕公民表達不同意見。相反，賦予公民自由表達的權利，才能讓社會變得更強大。」

針對德國對極右翼政黨AfD的一些限制，萬斯說︰「民主的核心是人民的聲音，而不是政府對選民的壓制。無論是在美國、德國，還是整個歐洲，民主不會因為言論自由而崩潰，而會因為封鎖民意、忽視選民訴求而土崩瓦解。」甚至還毫不客氣的教訓道︰「民主的神聖原則在於人民的聲音不可忽視。歐洲領導人現在有一個選擇：要麼傾聽公民的呼聲，順應民意治理國家；要麼繼續壓制異見，最終失去選民的信任。」（以上各段所引，皆出自法廣的新聞網頁。）

很明顯，這種教訓人的腔調令歐洲人極為惱火，但批評萬斯的焦點都集中在他干預歐洲選舉，批評他所說的不是事實，卻沒有直接針對萬斯所標舉的「民主價值」這一套有所評論。因為，這些也正是老歐洲用來教訓中國與第三世界的陳辭濫調啊！

然而，這些民主八股、陳腔濫調到底對不對呢？德國總理舒爾茨回應道︰「萬斯的言論令人不解，德國的民主體制是建立在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基礎上，這是我們無法妥協的價值。」他進一步解釋，不與AfD這類極右翼政黨合作是德國政治傳統。（以上根據中央社的報導。）

我們可以引申一下舒爾茨的意見︰民主體制是有基礎的。這個基礎各國不同。德國有納粹的歷史陰影，自然有其不同於美國的「民主基礎」。

舒爾茨的話若果然成立，那中國（以及其他非歐美國家）不是也一樣有其「特殊國情」作為其政治運作的基礎嗎？憑什麼中國的民主制度就一定要合於西方的標準？納粹是德國的傷痛，所以德國對任何近似納粹的主張都不能容忍；那中國近代史上的各種傷痛，千百倍於德國，故有其特殊的不能容忍的地方，又何足怪？

任何一種政治制度，都必須立足於各自國家的歷史文化之上；民主必須漸近，以求與歷史文化的發展相適應，而不能削足適履，以統一的齊頭式的標準來作衡量。萬斯大唱其言論自由的高調，事實上，正是完全無視於當前美國之「多數暴力」的現象。

美國（乃至很多國家）之民粹現象（多數暴力）是怎麼出現的？原來，言論自由加上民主投票的多數決，必定使「言論」（意識形態）成為權力爭奪的主戰場。於是，為此而演生出形式上自由而實質上有諸多限制的「政治正確」，以藉此鞏固言論陣地，就一點也不奇怪了。在萬斯眼裡，美國民主黨就是標舉「政治正確」，以各種監管檢察機制來扼殺「言論自由」的；而這一套，豈不也正是出自於一向標榜言論自由的美國？今天共和黨奪得政權，則也難保不會在主客易位之後，他日一樣會形成共和黨式的右翼的政治正確；也許不是透過監管機制，但很可能就以「行政命令」（以「多數」為後盾）而直接無視那些可憐的「言論」與「政治傳統」了。

坦白說，近幾十年的美式民主之發展過程，已經活生生地給我們上了一課，那就是在眾說紛紜的「言論自由」環境下，佔上風的言論為了鞏固其成果，一定會形成一種叫作「政治正確」的東西，以在「言論自由」的環境中形成一種所謂的「主流價值」。蓋若無此「主流價值」，則社會共同價值觀得不到穩定，則社會各方面的運作都要出問題。然而，時間久了，這套「主流價值」會出現順勢的（也可以是人為操縱的）固化現象，以維護所謂的「既得利益者」之權益。現在，美國現行的這套「主流價值」對草根共和黨不利，草根共和黨上台，就一定要廢棄民主黨那套「主流價值」之政治正確。但問題是，社會不能沒有「共同價值觀」；破除這套「主流價值」之後，那用什麼取代呢？若沒有新的東西，很自然地就要搬出老傳統，那就是美國的基督宗教信仰。所以，川普這個怎麼看都不像是基督徒的人，現在也要高舉傳統宗教的大旗了。

以上的分析，意在說明，如果真的有如那些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程序正義是最優位的，只要程序合理，則任何內容都不應加限制；若真如此，那就不該有什麼「主流價值觀」。若真的人人平等，每個人都是自由的個體，那就不該標榜什麼「主流民意」。但在事實上顯然並非如此，因為若真如此實行，則一個社會根本不能運作，一定會成為原子化的一盤散沙，最終趨向解體。簡單的說，就是因為真正的「民意」必然是「民意如流水」啊！

所以說，一個社會要健康發展，一定要有基本程度的穩定；要達到這個穩定，則一個符合「內容正義」的價值觀，勢必要被肯定而成為主流的。此即「自然法」之不可免，此即歷史與文化的慣性必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換個角度看，我們也可以說，民主民主，能作主之民，不僅僅是現在活著的人民，也要在一定的程度上，納入已經死去的民。因為已經死去的民，他們所書寫的歷史，所創造的精神價值，必然要成為活著的「民」的一個重要支柱，而不能被無視。（所以，捏造虛假歷史的社會就必然是個假民主的社會。看台灣就可明白了。）

然而，死去的「民」已經不會說話了，誰為他們發聲呢？這就是傳統價值觀，是所謂「代聖立言」（如宋儒張載之「四為」）。事實上，在羅爾斯的《正義論》之中，基於自由主義的思想，經過想像的歷史溯源，也已經推論出一個「平等」的價值觀；這種思路，其實隱涵著一種關於價值（正義）來自於歷史文化的主張。（只可惜這個意義並沒有被羅爾斯本人及其後的追隨者所看透。）這等於是在自由主義內部掀起一場革命，揭露了只靠「程序正義」的民主是不可能維持社會之有效運作的。只不過，多數學者只執著於其表面關於「平等」的長篇大論，而未能看懂其隱涵的重要意義。

萬斯對歐洲之頤指氣使，能使歐洲人在刺痛之餘有所反省覺悟嗎？（覺悟其抱殘守缺，卻還妄想作中國及第三世界的教師爺。）吾不能知。而萬斯的夸夸其談，其所謂民主自由，不過是大賣二十世紀的過時膏藥，一點沒有觸及時代問題的核心，也解決不了美國自身所面臨的問題。這是當代學術墮落的惡果。時下主流的（佔多數的意思）文科及社會科學者缺乏具有創造性的思想，其幼稚淺薄助長了這種虛浮言論之氣勢，而將進一步使人類社會發展停滯，不能解決問題，甚且將陷入可怕的劫數之中。

若問光明的希望何在？我想還在東方人文傳統的智慧之中。可惜其具有現代學術性格的創造性的詮釋尚未及發展健全，故而仍備受西方學術舊勢力（不見得是西方人，而更可能東方自己的學者）之蔑視與打壓。台灣之政、學各界尤為無知，茫然不曉世局之變，不知處境之危，恬然站在歷史潮流錯誤的一邊；正所謂「害莫大於浮淺」（王船山語），夜半深淵，盲人瞎馬，思之令人悲歎！

註︰關於萬斯對羅馬尼亞選舉無效的批評，旁及對馬斯克干預德國選舉的辯護，實在荒唐，難以自圓其說。我過去已有過多篇關於外國勢力影響民主正常發展的文章，有興趣者可看我的博客，此文就不再論述了。

馬斯克所領導的DOGE大查帳，讓我們看到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所謂的「第四權」，所謂的新聞自由，根本不存在。而所謂三權分立，在眼下的美國，也令人覺得格外諷刺與虛幻。

西方的媒體，一向扮演政府的「反對者」，到處給政府挑刺找麻煩。不但對本國如此，對外國更是如此。尤其是針對外國的部分（比如說，針對中國），你會懷疑它是在配合美國政府搞輿論攻勢，可它偏偏又是民間性質的，號稱是獨立自主的。而且，它還可以辯說，它對本國政府也是一樣的不假辭色啊！它是一視同仁，是關懷民主人權「普世價值」的。這麼一通說下來，就算你不信，也還真挑不出大毛病。只好說，這些人是「好心辦壞事」，打著民主自由人權的旗號，實質上卻是使更多的國家陷於動亂。

現在好了，美國出了個馬斯克，揭了「獨立自主」媒體的老底，一切都是拿錢辦事；看起來傲骨崚嶒，對任何「政府」都不假辭色，一身正氣，其實是小罵大幫忙，完完全全就是美國政府的大外宣，甚至就是執行陰謀的代理人；表面關懷弱勢，實則包藏禍心；無中生有，小事化大，專做政府明面上不方便做的事。

馬斯克不止是揭了「新聞自由」的老底，更幫助世人看清了歷來所謂的民主選舉、政黨政治，其實都像是在唱戲，本質上卻是隨便那個政黨上台，都是換湯不換藥，都是某個階級或某個集團在掌握政治權力，根本沒有小老百姓什麼事。妙的是，他們還可以使你誤以為這是你的選擇，是人民政治權力的體現。

現在的美國，川馬聯盟一馬平川，所謂三權分立也顯現出真容，事實上也只有2.5權與0.5權的分立而已。行政、立法、加半個司法，根本就是一家。兩黨更像是一個早就暗盤交易好的統一集團，合作欺騙美國人民。直到近幾年來，美國的「深層政府」出現分裂，「新錢」（new money）「老錢」（old money）鬧掰，所以兩黨對立才開始玩真的，才有今天看到的場面。然而，這種真實的政黨政治，真實的民主投票，卻也顯現為社會撕扯、國家分裂的現象。所以，「真民主」也難說就是國家人民之福。

原以為民主政治是一種進步，是將政治權力從君王、貴族手中解放出來，讓普通人可以透過自由組黨、一人一票來實現「人民有權」。但發生在美國的事情已經證明（而不再是揣測），這只是一個幌子，事實上，權力永遠在「深層政府」（今之資本與權貴，如同古之君王與貴族）手上，不過權力行使得更為隱密，在手法上更為曲折，更具有欺騙性罷了。

民主制度的神話破滅了，原以為民主會帶來社會的和諧與進步，殊不知那是「假民主」（加上資源豐沛）製造的表象。如今「真民主」（加上資源緊張）現出原形，帶來的只是無窮無止的政黨惡鬥與睚眦必報的利益之爭！

然而，民主制度與關於「民主」的設想，難道是錯的？我想那也未必。至少在理想層面上，你很難說它錯。而在事實層面上，至少在初期，它也確實具有推動時代進步之意義。

任何一種新制度與新理論的提出，都是鑑於之前制度的問題而提出的反思與改進，都是有針對性的。它可以解決之前的問題，但本身也一定會衍生新的問題。（這在哲學上的解釋，是因為現象界的一切，永遠不可能匹配人心在本質上之自由無限。）於是，又需要新的制度搭配新的理論來進行改革。所以，絕無「制度萬能」「一勞永逸」的事。

更何況，民主制度對後發國家是極為不利的，因為國內的兩黨或多黨分立，就天然地給了外國（更強大的國家）有可乘之機。這也就是美國操控全世界的秘密。（在馬斯克的行動下，現在已不是秘密了。）這就難怪美國要那麼熱心在全球推廣民主自由選舉，因為這最有利於美國對其他國家的操控。這比軍事征服要好用的多，本小利大，而且還有正義與道德的光環。「向全世界推廣民主制度」，堪稱是西方世界在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發明，這大大地有助於西方國家永遠做為世界資源的主控者與最大的受益者，且可以打著公平正義的旗號而永居於霸權主宰的地位。

基於這個事實，「民主」到了該推出新的理論，設計新的制度之階段了。過去用來向貴族要權力而形成的政黨制、一人一票制，都有重新檢討的必要。因為問題的性質變了，針對的對象也變了，而隨科技之發展，一般人所擁有的政治工具也變了。也許我們並不需要革命，但確實需要一場大改革。有美國的前車之鑑，我們真的沒有必要再尾隨西方制度的步履了。但路該怎麼走？改革走向何方？這才是我們最該應關心的問題。

在這裡，我認為，孔子的「庶而後富、富而後教」的為政三部曲是極具有啟發性的。經濟不好，民不聊生，固然什麼都談不上；但在富庶之後，失教則必失德，失德則不足以為人，那麼任何制度，都救不了蔑視、扭曲真實人性的社會；正所謂「不誠無物」也。

一人一票、三權分立、政黨政治的制度設計，作為推翻君主與貴族統治的有力武器，已完成了它重要的歷史使命，並為我們留下了「主權在民」這個重要的概念。如今民主制度早已異化，其與資本主義的結合，形成一個虛偽而空洞的怪獸，人的精神、人的創造、人的尊嚴，都在其下漸漸被扭曲、吸乾、掏空；因此我們需要新而有力的思想觀念來批判這個現象，為新而合理的變革㝷找出路。

時代在呼喚新一輩的洛克、盧梭，呼喚新一代的黃宗羲、王夫之；面對時代的大變局，若沒有新思想的引領，我們注定要在這不斷內耗、虛耗的漩渦之中打轉、沈淪，且必將持續很久、很久。若果如此，則馬斯克帶來的震蕩，不過是日益僵化且氣息奄奄的所謂「民主」之一針興奮劑而已。

印度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已經是世界第五。美歐不時推崇，印度是世界上最大（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藉以平衡「不民主」的中國的崛起成就。自其1950年獨立建國，印度當然有不少進步和發展，但仍是相對貧窮的國家，而台灣媒體又很少報導。印度的現況到底如何？

《民主進墓》（[1]）詳述印度的社會、教育、政治等各方面，包括醫療健康、糧食供給、環境資源、交通設施、各級教育、勞工環境、選舉活動、選舉與金錢、選舉專制、司法狀況、媒體環境等各有一章。而最後一章講述現任總理莫迪的獨特政策。

由書名可知，兩位作者對印度現況的評價是非常低劣的，就上述的各方面，不僅是乏善可陳，甚至到處都是悲劇。簡單說，政治權力和家族財富結合在一起，造成極大的不平等。雖然傳統的種姓制度已被廢棄，政治權力和家族財富造成不言可喻的階級差異，少數的階級上層過的生活不遜於先進國家的富人，而大多數的階級下層過得非常困苦又沒有尊嚴，生命甚至是不安全的。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印度低劣的現況當然與它已實行選舉民主制度七十多年很相關。金錢、暴力介入選舉，政治權力介入媒體、司法，選舉因此不公，而選出來的大多是與財團勾結的政客。這些政客自然照顧財富階級，以獲得回報，超過照顧一般的平民大衆。久而久之，政治權力和家族財富就結合在一起，造成各方面極大的不平等。

印度有議會有選舉，表面上實行議會民主制度，但是作者認為，印度現在實質上可歸為專制體制。莫迪和印度人民黨自2014年在大選獲勝，逐漸掌控幾乎所有的政治權力，並在2019年再度獲勝。莫迪政權特別專制，因為莫迪和印度人民黨主張屬於右翼甚至極右翼的印度教民族主義，即獨尊占多數（80%）的印度教，而壓抑甚至迫害其他宗教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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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憲法中聲明，印度是一個民主、社會主義的共和國，保證其公民的正義、平等和自由。現在的印度卻是一個假民主、真獨裁的國家，而社會極端的不平等不正義。這實在很諷刺。

選舉民主本來就是有優點也有缺點（參見《選舉民主的優缺點－駁蔡英文推崇民主》），若實行不理想，可能優點不顯現而缺點卻放大，俄羅斯是這樣，印度也類似，社會的不平等不正義，於是孕育出普丁和莫迪這樣的獨裁者。他們雖然侵害部份人的人權，卻成功推動國家的經濟發展，相對於他們未上台以前。不過，去年（2024）大選莫迪雖連任總理，印度人民黨卻減少了很多國會席次，使莫迪政權受到較多制衡，不知道對印度是好還是壞？

[1] Debasish Roy Chowdhury,  John Keane《民主進墓：永續執政與印度專制之路》一八四一出版 ，2024。（To Kill a Democracy: India’s Passage to Despotism, 2021）

貧富差距大仍是世界性的難題，雖然很多國家已經實行一些措施，以縮小貧富差距，如累進的所得稅、公共教育、公共衛生等。這類公共措施如今被多數人視為理所當然。《以自由之名》（[1]）卻揭露美國有一些人，包括鉅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等，反其道而行，認為這類公共措施違反「經濟自由」，而極力反對及企圖廢棄之。

這裡的鉅富是指查爾斯·科克或科克家族（Koch family），他們擁有未上市公司科赫工業（Koch Industries），其2014的年營收已達1100億美元。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則是布坎南（1919—2013），以研究「公共選擇理論」而聞名，在1986年獲獎。

科克，和其他捐贈者，出資建立了一個由自由主義保守派組成的政治網絡（科克網絡），藉由支持政治人物及在媒體宣傳，極力推進「經濟自由」和自由放任主義。作者是歷史學者，在布坎南過世後不久，為了一個研究題目，造訪了他退休前的辦公室（當時已空置），意外發現布坎南是科克網絡不公開的重要成員。由於其理念不得人心，科克網絡隱瞞其部份成員，並有時隱瞞其反對民主/民意的真正目標。

公共選擇理論的主要結論：「雖然政府的存在純粹是為了提供公共利益給廣大民眾，但卻有可能有許多利益團體出於私利而進行遊說活動，推動政府實行一些會帶給他們利益、但卻犧牲了廣大民眾的錯誤政策。舉例而言，製糖產業的遊說者可能會遊說政府補助他們的糖產品，或是施加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無論採用哪種方式，結果都會導致效率低落的經濟生產。」這種問題所產生的政府效率低落，被稱為「政府失靈」，成為科克網絡反對很多政府公共政策的理論根據。

雖然科克並不滿意科克網絡的成效，科克網絡已經對美國政府和政治有不少影響。譬如造成一些州的公共服務，如醫療、教育、小孩老人的照顧和監獄體系，的私有化，並且通過反工會的《工作權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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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與同樣先進富裕的國家相比，幾乎是貧富差距最大的，科克網絡看來對這有相當貢獻。西方人一般相信，私人企業比政府和公營企業更有效率，並且一直有反政府的一派，即無政府主義者。科克和布坎南大約都頗受這些觀念的影響，雖然書中未提及。富人在西方社會已有很大優勢，科克這樣的鉅富卻不滿足，還要追求更多自由和權力；而布坎南身為頂尖學者，卻不公開的站在富人一邊，缺少知識分子「為生民立命」的使命感。這些大約是美國自由主義天生的缺陷？

川普是否參與科克網絡？書中未提及。不過川普主張大幅裁減政府部門和人員，與科克網絡的主張相似，川普似乎至少有受到科克網絡的影響。

[1] Nancy MacLean《以自由之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如何與右翼大亨聯手囚禁美國的民主》左岸文化，2024。（Democracy in Chains: The Deep History of the Radical Right’s Stealth Plan for America, 2017）

「在大多數人的記憶與印象之中，經國總統是勤政而親民的，但對當時曾經在總統府服務的軍人來說，他卻帶有一種神祕而嚴肅的想像、更別提政治反對者，對於他的畏懼與排斥了」！

我是在民國71年10月從中正理工學院（現為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專科班畢業後掛階分發部隊服役。在國家規定的10年服役年限中，有兩次特殊的直接面對經國總統經驗。

第一次是在經國總統過世的前一年，當時我在國防部勤務連隊服務。在那個尚未解嚴的年代裡，國防部就設在總統府內，而總統府周邊則是有名的陳抗熱區，為了避免招惹麻煩，除了要注意可能突發的「圍館」衝突外，也必須聽從憲兵的警示而──「躲總統」！我不知道這個傳說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在國防部總會有一些資深的老前輩告訴你──經國總統不喜歡在不對的時間與場合看到軍人（當然也避免因交管警戒而出現動彈不得的尷尬）。所以每當經國總統準備上班或是下班、總統府周邊實施交管時，我們這些穿軍服的會盡量避免出現在車隊經過的地方，尤其是經國總統晚年因為健康因素而必須借助輪椅行動，每日必經總統府後門所在的博愛路與貴陽街一帶。

那一天，我剛從總統府4號門（靠近貴陽街、3號門則靠近寶慶路）走出來，正準備從博愛路左轉進位於貴陽街的營房，就在路口，突然發覺整條貴陽街已經被清空，那是總統車隊正準備入府的訊號，一下子我根本來不及反應，既不好意思往回跑衝進路旁的憲兵第211營內，又來不及進入位於貴陽街上已經暫時關閉的營房躲避。最後只能一個人孤零零的立正站在馬路邊向車隊舉手敬禮，由於即將由貴陽街拐進總統府後門所在的博愛路，車隊的速度並不快，前面幾輛前導車內的侍（警）衛官就跟往常一樣，開著車窗拉長脖子、瞪大眼睛向馬路兩旁警戒，沒多久載運經國總統的座車行駛過我面前，意外的是，應該關閉具有防彈功能的後座車窗卻是打開的，而坐在車上的經國總統就直直盯著我（窗外）看，然後他緩緩舉起手回禮直到車子拐進博愛路……跟常往一樣，當車隊離開後，路上立刻恢復原有的喧囂，但我記得很清楚，經國總統的雙眼，看起來是浮腫而疲憊的。

第二次更特殊，那是經國總統過世的國喪期間，我奉命在（民國77年）1月22日帶一個班的勤務兵進駐大直忠烈祠，主要的任務就是維護暫厝靈堂的整潔，另外還有一些長官臨時交付的任務，比如維持謁靈民眾離場動線的順暢、管理飲水站、分發口糧等……

我們平日休息和晚上睡覺就在大殿後方臨時搭建的帳棚內，期間除了利用時間回部隊洗澡和換洗衣物外，幾乎整天都待在忠烈祠待命。由於前來忠烈祠謁靈的人潮不斷，因此只能在每天凌晨約1～2點間，侍（警）衛隊暫時隔開謁靈民眾的幾分鐘空檔，趕快進入靈堂撿拾掉落於棺木四周的花瓣、落葉等垃圾。期間如果不小心遇上輪值的守靈大員或是黨國高官，還必須馬上躲到大殿的角落，等他們完成祭拜儀式離開後，才能繼續工作。而我也是第一次、唯一一次看到傳說中的蔣孝文先生，那是停靈在忠烈祠的第一天深夜，當時他身著傳統中式長袍馬褂，一個人面無表情的走到靈堂門口，但沒進靈堂又轉身回頭，之後就被護理人員帶走……而他也是唯一一位前來謁陵、我們卻不用閃躲的黨國要員。30日上午，完成大殮儀式後，經國總統被奉厝至桃園縣大溪頭寮賓館，為期9天的國喪勤務也正式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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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1920～2009）在江南遺著《蔣經國傳》的序文（唐自謙為「讀後感」）中有一段話是這麼寫的：

「有的歷史家還是要說，經國生前之『解嚴』（1987年7月15日零時）和『准許成立新政黨』，以及在1988年元旦起「解除報禁」，是一黨專政已至末路，經國為時勢所迫，不得已而為之。
另外根據大陸上最近的學術報導，經國此時雖還在口頭叫嚷什麼「堅決不和共匪接觸談判」，事實上他已暗中與前莫斯科中山大學老同學鄧小平秘密接觸，並做出兩岸統一的實際方案。果爾則經國之『解嚴』與開放『黨禁』『報禁』（亦如今日香港英國總督彭定康之所為）是一種政治策略，造成多黨憲政體制的事實，以『將』老鄧之『軍（君）』。在兩岸統一談判中，增加政治籌碼。
事實上，上述兩點都有可能。拙篇開始不就說過，從君權轉民權是歷史之『必然』。專制（不管是一人或一黨）的末路必然到來。經國居然看出這一末路從而順應之，也算是識時務的俊傑。若說搞開放、黨禁、報禁實行多黨制民主憲政，為的是和中共一黨專政作競爭，豈非正是實行三民主義，理所當然？小蔣這一著比投靠美日，搞分裂運動，高明多矣。不幸經國短命而死。這也是歷史上『偶然』影響『必然』的眼前實例啊。人算不如天算，夫復何言！」

同一本書，陸鏗（1919～2008）的序文則寫道：《蔣經國傳》…「材料充實，敘述清晰，故事完整，評論客觀。在讀者面前呈現了一個有血、有肉、有愛、有恨的蔣經國。對蔣經國性格的描寫，更刻劃入微：『激動起來，涕淚滂沱，冷酷之時，大動殺機。』」

吳豐山先生在《蔣經國日記揭密：全球獨家透視強人內心世界與臺灣關鍵命運》一書的推薦序中，對於蔣經國的生平有非常詳細的觀察與評論，但他在文中也特別強調──「加減乘除、綜合計算之後，那些父祖因他而冤死的人，或者不幸坐過冤獄的人，或者被他鬥臭鬥倒的人，對他心懷仇恨，應被理解。如果可以切開這一部分罪惡，然後把他擺放在臺灣四百年開發史上持平看待，應認定他功大於過。」

毫無疑問的，這位影響近代中國歷史的重要領導人還有許多謎題要解，而XX兄就是最佳的解謎人！

《毁柯至極益顯獨裁，有望翻轉嗎？》讀後有感。斜體+粗體為引用原文。

這是個由美國帶頭不斷升級仇恨的時代，拜登記恨自己退選及同黨敗選的屈辱，在剩下不多的跛鴨時間裡，淘盡國庫餵養軍工複合體，一來替自己留一條金脈，二來不留錢給老川，三來挖坑增加老川兌現承諾的困難度。尤有甚者，頒發總統公民勳章給共和黨裡老川的死對頭麗茲錢尼，更以卡特之喪為由降半旗30日，硬是給老川2.0的登基輝煌披上黑紗。老川是個有仇必報的傢伙，若是老拜在老川任上伸腿，估計老川會下令降半旗半點鐘，並放煙火以代放禮炮。

選舉之恨無絕期。趙少康戰無不克，市長選舉敗給扁；扁也戰無不克，市長連任敗給馬。連戰一路順遂，遇扁則止。你看看這麼多年後，康對扁，扁對馬，連對扁，此恨綿綿可有絕期？綠色對柯文哲的恨，尚有迴旋餘地，君不見柯出事後，眾民調下滑10%，其中9%歸綠，可見白中多綠。綠色對柯文哲的恨，是被賴某下令的。

賴某至今最大遺憾是當了個不如馬、蔡的「少數總統」，只能跟扁比肩。看看他在台南是如何的「多數」風光，而今日的「少數」羞辱正是拜柯之賜。選舉之恨無絕期。所以今日的辦案也重在羞辱，你真的相信柯會被定讞28.5年？北檢屬於行政院法務部，不屬司法院。司法院都已橡皮圖章化，北檢化身北廠有奇怪嗎。

羈押最多15個月，那時肯定案子還未定讞，人是會被放出來的。但檢方有權也有膽另找新案再羈押，那就不知要到猴年馬月才出得來了。我只擔心又要來個一屍幾命，柯再強也扛不住上有老，下有妻小。阿彌陀佛。當初王迎先受冤自戕，若非數小時後李師科落網，當日頭條就是王迎先畏罪自殺了。好久沒看到檢調這種「畏罪自殺」的調調。157柯可要穩住，別死了白死。阿彌陀佛。

「會競選擔任正式主席嗎？」黃國昌沒有給出很明確的答案。不用想太多，就是沒種。柯鑑就在眼前，賴某盯著小草，誰想接收小草，2028再搞賴一次，試試看！早就說過，台人是兩千年來不斷南遷的魯蛇最後的落腳地，有點骨氣的都埋骨於南遷途中的神州大地上，最後一批有種的則血濺在武士刀下。剩下都沒種。所以林志玲老爸早就預言女兒會嫁外國人，因為台人沒種追她。所以日本人藤井實彥不敢腳踢韓國慰安婦，卻敢腳踢台南慰安婦。因為台人沒種宰他。

焦土抗爭是唯一的活路

賴某上台至今，許多名嘴、網紅、寫手，都先後暗示該革命、起義了，其實就是鼓吹造反、政變。但是台灣社會依然不動如山，台人全體沒種也。青蛙愛溫水，不管任何現狀，都是維持現狀最好。沈富雄因大言歪樓而掃樓梯、請大餐多矣，但在比較韓台民性上還算洞見。他說台人是懦弱的，韓人是強悍的。尹小草贏過柯小草。

沒種情況只有一種例外，就是本土派政治動員，特別是背後還有CIA髒手時。洪仲丘案動員搞垮了軍法，大腸花案動員搞垮了服貿。而紅花雨的動員不痛不癢，其差了然，在於本土與CIA的成分。施明德站在本土與CIA外加執政當局的對面，不敢衝進總統府，固沒種也。黃國昌的「當暴政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是站在本土、CIA的同一邊，面對的執政，是永遠自私的國民黨，永遠綠營的提款機，自是全面大勝。早就說過，國民黨不倒，民進黨吃飽。

本土派是當前執政的死忠，占有最大一塊人口比例。所以綠賴執政，有「巴肚扁扁嘛愛選阿扁」之類的理盲本土基本盤，加上CIA的護佑，剩下自私和沒種的一盤散沙就八風吹不動了。賴某遂得以為所欲為。但這群基本盤只是關起門來的地頭蛇，門一打開就立馬龜縮，比自私和沒種的一盤散沙還不如。因為他們承繼了日據的熏陶，服膺欺弱畏強的天演論。越是被餵以核爆，越是比狗還忠誠。賴某訴求「更大的民主」，有種打開大門問問14億民意嗎？沒錯 ！台灣人崇拜的基本上就是權力，在強大的政治機器面前還是會選擇低頭、甚至於膜拜。

台灣現在還有近兩成民眾信任司法，那是對正義的不同詮釋。無言的結局。

他們在抗中保台這個大纛之下一直都是無堅不摧。電影「冷山」：人們在口號與旗幟下赴死。杜牧《阿房宮賦》：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無堅不摧只在島內，開門就見冷山。今日護國神山將成明日阿房宮。

不相信台灣人對自由民主有所信仰。但我相信。跟信仰上帝一樣，信仰只是信就好，不講道理的。宗教信仰一講道理就破功，都是強調信就好。自由民主亦同。我懷疑有多少人知道自由民主是什麼碗糕，他們只是跟著叫，信就好。政治信仰化或政教合一是很恐怖的，從中世紀到現在，從只准有一個神，到只准有一個體制，都是殘酷戰爭的種子。

這個國家已經走到懸崖邊緣。拍謝，講的不是我的國家，只是我住的一省。民進黨、黃國昌、柯P，甚至中華民國派，都不會站隊我的統派。我只是一個柯事件的旁觀者，站邊只看天秤，不看意識形態。

歷史有的時候常常會給人意料之外的驚喜。是說蔡正元、沈逸講的「揍一頓」嗎？似乎只能如此。你若指望KMT翻轉來「揍一頓」，恐怕「被揍一頓」比較快。

最下面引用那段話的問題是：毛澤東講的「民主」，跟賴清德講的「民主」，是同一個概念嗎？

賴清德講的「民主」，是「台灣民族」或「中華民國台灣」做主，意即台灣接受了西方和日本殖民現代性與世界接軌，但不幸地被中國政權（中華民國）統治，那是個「獨裁」、「專制」、「黑暗」的時代，是獨派人士爭取才有了台灣的民主。同時再揉合反共的意識形態，聲稱民進黨作為「台灣民族」或「中華民國台灣」抗中的代表，民進黨的一切決定都是「民主」的，誰敢質疑或反對民進黨，誰就是中共同路人。

毛澤東講的「民主」，是近代中國在外有帝國主義侵略、內有封建主義壓迫之下，一開始有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救亡圖存，但因為缺乏有系統的理論、組織、策略而失敗了。五四運動以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為傳播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中國共產黨要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讓中國人民這個主體當家作主。最下面原句是源自於《矛盾論》，意思是事物變化最根本的原因來自於內部，掌握內部的矛盾就能推進事物向前發展，當中帶有馬克思、列寧正反合深刻的辨證。

簡白來說，賴清德的「民主」，是肯定西方資本主義民主意涵，並扈從於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毛澤東的「民主」，則是懷疑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及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要走出中國自己的革命和現代化道路。而且民進黨政治人物講的話，也沒有什麼深刻的辨證法可言。

最近台灣的事情，其實也就是單純的內政問題，針對民進黨的作為評論即可。一牽扯到毛澤東，綠營反而會繼續質問說「你能在台灣發這篇文，代表民進黨和共產黨不一樣」、「你們當初是怎麼被毛澤東打敗來台灣的？」結果沒完沒了，反而讓國民黨陷入更尷尬的處境。

選舉民主被美歐推崇為普世價值，民主化於是成為熱門的研究議題，而這類研究的結論幾乎都是，威權國家應該轉向選舉民主（否則研究恐怕無法發表）。《從經濟發展到民主》（[1]）又是這樣的研究報告，探討一些亞洲發展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民主化的選擇和歷程。

不同於傳統的觀念：比較富裕的國家通常也會比較民主，或威權國家因恐懼迫在眉睫的人民暴動起義而轉向民主，書中主張，威權國家一般是憑藉實力轉向選舉民主，實力包括執政團隊的組織能力、過去的施政表現等等；威權執政者有實力，因此有穩定信心和勝利信心，前者讓執政者相信，民主化後國家仍能穩定發展，後者讓執政者相信，民主化後執政團隊能夠在選舉獲勝而繼續執政；執政者一般是在實力已過顛峰而仍相當強大時轉向民主；執政者可以接收四類訊號，藉以研判本身的實力及是否轉向民主：選舉訊號、抗爭訊號、經濟訊號、地緣政治訊號。

書中觀察了12個亞洲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發展歷史，分為4個群聚：
日本、臺灣、南韓（國家主義群聚）憑藉強大實力成功轉向民主。
印尼、泰國、緬甸（軍國主義群聚）憑藉實力轉向民主，印尼勉強成功，泰國、緬甸不成功，而回歸威權統治。
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前英國殖民地群聚）迴避民主。雖有選舉，但執政者有不公平的競爭優勢，被作者視為不民主。
中國、越南、柬埔寨（社會主義群聚）迴避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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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權國家可能轉向選舉民主，選舉民主國家也可能轉向威權。一個執政者很可能隨時都在考慮要趨向民主多一點或趨向威權多一點，因此書中的理論架構是合理的，只是太偏重由威權轉向民主，而較忽略由民主轉向威權。其實本世紀以來，由民主趨向威權的國家多於由威權趨向民主的國家（參見《全球民主在退潮》），如臺灣的賴政府也愈趨威權。

學術研究應該客觀中立，但作者顯然非常偏愛選舉民主而反對威權體制。譬如：他把前英國殖民地群聚稱為「痛苦的威權主義」，新加坡、香港都擁有極高的人均GDP，而馬來西亞的人均GDP也居於世界各國的前1/3，怎能稱為「痛苦」？雖然書中承認選舉民主的脆弱性，最後的結語卻是「民主轉型的歷程愈早開始，路途會愈平順。」

沒有政治制度是完美的，包括選舉民主和威權體制。民主或許是普世價值，但民主是國家由人民作主，即國家的施政要遵從主流民意，未必非要選舉不可。選舉民主和威權體制都有可能遵從主流民意來施政，而實現民主的理想，因此威權國家未必非要轉向選舉民主不可。過去的四十多年，中國大陸的國家發展和治理優於幾乎所有的選舉民主國家，因此更沒必要轉向選舉民主。

[1] Dan Slater ,  Joseph Wong（黃一莊）《從經濟發展到民主：現代亞洲轉型之路的不同面貌》春山出版，2024。（From Development to Democracy: The Transformations of Modern Asia,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