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送中」事件已經鬧了快4個月，仍未結束。港府已正式撤回《逃犯條例》，但是拒絕放鬆追究群眾的違法暴力行為。《逃犯條例》既已撤回，「反送中」的主要訴求變成要求「雙普選」，即立法會和行政長官均類似西方民主由直接選舉產生。一些英、美、台的政治人物早已發言支持「反送中」群眾，最新的發展是，幾天前全球多個城市舉行聲援香港「反送中」爭取民主的大遊行，而在中國十一國慶日，「反送中」群眾又暴力鬧事，造成激烈警民衝突。

一兩個月以前，多位反共的政論名嘴曾經斷言，中共暴力政權會為了面子，在十一國慶前出動解放軍或武警進入香港，血腥鎮壓「反送中」運動。現在已經過了十一國慶，什麼事也沒發生(筆者早已預言中共不會以解放軍或武警鎮壓香港，參見《香港將(應)如何？》)。此「反送中」事件顯示，中共政權已經不再暴力，政論名嘴請別再無端反共吧。

現在的「反送中」本質上是制度之爭。很多香港人認為西方民主是普世價值，優於中國大陸實行的「中國模式」，因此要求實行西方民主。然而中國模式實行40年，讓中國大陸各方面的進步幅度領先所有國家，包括所有的民主國家，因此中國政府和人民普遍認為中國模式優於西方的民主制度。香港和大陸各堅持不同的制度，頗難妥協。由於以下的原因，「反送中」幾乎必定失敗，得不到他們想要的西方民主。

大約自2006年至今，政治學的研究者一直觀察到民主制度在全世界退潮(參見《全球民主在退潮》)，很多國家實行西方民主並不順利成功，而有損害民主的行為和民主倒退的現象。最近的例子包括英國通過脫歐公投後的亂象和川普總統的任意破壞美國的民主和司法傳統。西方民主制度正遭遇重大危機，「反送中」卻要追求西方民主，是不明世界大勢的無理取鬧。

「反送中」的示威活動不時出現英國和美國國旗，又在全球，主要是歐美，的多個城市搞出聲援香港爭取民主的大遊行，坐實了英、美外國勢力的介入。中國人對於西方國家的百年欺凌仍記憶猶新，現正逐漸實現偉大復興，對「反送中」的接近漢奸行為自然極為痛恨，因此絕不可能對「反送中」的民主訴求大幅讓步，而且外國勢力介入越多，中國越不可能讓步。

「反送中」的訴求極高，加上大量暴力，簡直是暴力革命，但其行動卻沒有章法，完全不像革命。革命哪怕破壞？哪有平常不革命，到放假日才革命的？害怕平常鬧，一般香港人多半不支持，就表示沒有革命的條件，亦即沒有條件要求港府大幅讓步。革命必須建立可掌控的暴力，常見的辦法是策反軍警，「反送中」群眾卻與警方激烈對抗衝突，而無法把警方拉到自己一邊(「反送中」若獲得警方支持，就有條件向北京提要求)，更不可能策反駐港的解放軍，大量暴力於是只是洩忿式的破壞，終將令大眾反感，整個運動因此註定要失敗。

「反送中」成為西方民主與中國模式在香港的碰撞，此時西方民主正在全球面臨挫敗，香港人卻大力追求西方民主，實在不智，也看不到成功的可能。雖然「東風」未必會很快壓倒「西風」，香港除了融入中國，看不到有其他的出路，香港人勉強抗拒融入中國，只是苦了自己，改變不了這必然的趨勢。

美國川普總統屢次利用法律間隙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以規避國會監督、不顧民意、無法無天的濫用行政命令，下達各式各樣荒謬的命令，強迫政府執行命令，譬如：

挪用國防預算在美墨邊境建築高牆。
命令政府機構及民間企業不得與華為有商業往來。
來自回教國家的入民即使持有美國簽證，亦不得入境美國。
退出伊朗的六國核協議，下令制裁伊朗禁止伊朗石油輸出，並且制裁與伊朗進行商業貿易的國家及公司。
下令美國政府、各個大學、民間公司對於華人的高層職位、科學家、工程師嚴加控管，甚至迫令去職。
………..

所有的法律、體制、傳統、倫理，都阻擋不了狂人總統的作為，而且川普狂人可以任意開除不願配合執行荒謬命令的聯邦調查局長、司法部長、國土安全部長。著名專欄作者保羅·克魯格曼有感於此，在紐約時報發表「美國式民主的終結」一文，警告美國人民。

反觀目前民進黨蔡英文公然無法無天的作為，比川普有過之而無不及，譬如
命令民進黨佔多數的立法委員，在公平正義的口號下，公然定立追殺黨產的惡法，依法迫害國民黨。
命令民進黨佔多數的立法委員，在國家安全的口號下，公然定立國家安全五法、中共代理人法，依法迫害親近中國大陸、信仰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主張兩岸統一者。
不顧全國公民投票反對同婚，要求設立同婚專法，民進黨蔡英文罔顧最高民意，依然修改民法，不立同婚專法。
…………..

有趣的是保羅·克魯格曼所舉的例子，川普錯誤的把阿拉巴馬州列入此次強烈颶風侵襲區，美國國家氣象局出面更正說並不包括阿拉巴馬州後，氣象局的上級機構，美國商務部的NOAA立即出面挺川普總統，說颶風侵襲區包括阿拉巴馬州。 同樣可恥的事件也發生在台灣，有一次陳水扁讚揚小學生清理海灘垃圾，用錯成語「罄竹難書」引起議論，教育部長杜正勝也馬上出來挺陳水扁，說「罄竹難書」正反的意義都可以用。天下無恥的人真是到處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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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式民主的終結
專欄作者 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
紐約時報2019年9月10日

過去，隨著坦克隆隆駛向總統府，民主國家會突然崩潰。然而在21世紀，這個過程往往變得更加微妙。威權主義在世界很多地方大行其道，但它的推進往往相對平靜，而且是漸進式的，因此很難指著某個確切的時刻說，這就是民主結束的日子。你只是在某天早上醒來時發現，它沒有了。

政治學家史蒂文·列維茨基(Steven Levitsky)和丹尼爾·齊布拉特(Daniel Ziblatt)在2018年的著作《民主是如何終結的》(How Democracies Die)一書中，記錄了這個在許多國家的展開過程——從普京(Vladimir Putin)的俄羅斯，到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的土耳其，再到維克托(Viktor Orban)的匈牙利。民主的防護欄被一點點地拆除，本應服務於公眾的機關淪為執政黨的工具，然後被武器化，用於懲罰和恐嚇黨的反對者。從理論上說，這些國家仍然是民主國家；但在實踐層面，它們已是一黨專政國家。

過去一周發生的事件已經證明，這一切也會在美國發生。

「馬克筆門」(Sharpiegate)事件，也就是川普不肯承認自己搞錯了天氣預報，說阿拉巴馬州有可能受到颶風「多利安」影響的這件事，一開始還有些搞笑，儘管也很可怕——看到堂堂美國總統無法面對現實，心裡不免發慌。但周五，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簡稱NOAA）發表聲明，不分皂白地出來力挺川普關於阿拉巴馬州可能面臨危險的說法時，這就不再是玩笑了。

為什麼這很可怕？因為它表明，即使是NOAA這個本應最具技術性和非政治性機構的領導層，現在也對川普如此順從，不僅願意推翻自己專家的意見，還願意撒謊，只是為了避免總統遭遇一點點尷尬。想想吧：如果連天氣預報員都要為「敬愛的領袖」辯解，那我們的體制可就腐敗到家了。

這讓我想到了一個更為重要的案例，司法部決定調查汽車製造商，因為它們罪惡滔天，居然敢採取有責任心的行動。到目前為止，這個故事是這樣的：作為反對環境監管聖戰的一部分，川普政府宣布有意撤銷奧巴馬時代要求逐步提高燃油效率的規定。

你可能會以為，這樣主動邀請汽車行業繼續污染，是它們求之不得的。然而，事實上，汽車製造商已經將它們的業務計劃建立在燃油效率標準確實會提高的前提之上。它們不願意看到自己的計劃被推翻——有人認為，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因為這些廠商明白，氣候變化的現實最終會迫使這些規定得以恢復。因此，它們確實反對 川普放鬆監管的做法，並警告這將導致「長期的訴訟和不穩定」。有幾家公司不只是單純反對。他們和加利福尼亞州達成協議，遵循幾乎和奧巴馬政府規定一樣嚴格的標準，即便聯邦政府已不再要求他們做到，這是對本屆政府的公然非難。

據《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報導，司法部眼下正在考慮對這些公司採取反壟斷行動，彷彿就環境標準達成一致是多麼大的罪過，堪比價格操縱之類的行為。即便是對真正的反壟斷政策表現出一些興趣的政府，做出這樣的決定也是令人不安的。而現在，這是來自迄今未對壟斷權力表示過任何擔憂的人，顯然是企圖將反壟斷行動武器化，把它們變成一種恐嚇手段。這也是司法部已經徹底腐敗的明顯證據。不到三年時間，它已經從一個努力執法的機構，變成了專門懲治川普異己的組織。

下一個是誰？在至少兩個案例中，川普看來是試圖動用權力懲罰亞馬遜，​它的創始人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所擁有的《華盛頓郵報》（和本報一樣）被總統視為敵人。先是川普力求提高郵局的包裹運費，這將有損亞馬遜的配送成本；之後五角大樓突然宣布，正在重新審查一個大型雲計算項目的招標審批程序，外界普遍預計亞馬遜將贏得該項目。兩個案例都很難證明，這些是將政府職能武器化、打壓國內批評力量的企圖。但我們就別繞彎子了，它們當然是。

重點是，滑向獨裁政治的過程就是這樣發生的。現代事實上的專制國家通常不會謀殺對手（儘管川普對事實上依賴野蠻勢力的政權一直贊不絕口）。他們的做法反而是利用對政府機構的控制，讓任何被認為不忠誠的人日子難過，直至有效的反對逐漸消失。這一切在我們說話間正在發生。如果你對美國民主制度的未來無所憂懼，那是你沒留意。

中國與美國的全方位競爭已經很明顯，這也是「中國模式」與西方民主的制度競賽。西方民主在歐美先進國家的強力推廣之下，絕大部份的國家都難以抗拒，非得接受不可，使西方民主一度被視為「歷史的終結」，將成為所有國家政府的唯一而且是最後的形式。

然而政治總有例外，中國大陸以其廣土眾民及悠久的文化傳統，而能建立自己獨特的政治體制，被稱為中國模式，並在「歷史終結論」提出後的三十年內，經濟高速增長，壓倒所有西方民主國家，成為西方民主制的最具威脅的競爭者。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均GDP)大致能代表人民生活的富裕程度。中國大陸因為人口衆多，早年其人均GDP幾乎在世界殿底，現在其人均GDP將近1萬美元，居於所有國家的前35%，即已趕超65%的國家。因為絕大部份的國家都已實行西方民主，這表示65%的民主國家的人均GDP已比不上中國。在人均GDP仍領先中國的國家中，很多是歐美的早發達國家，若去除這些早發達國家，中國已趕超85%的民主國家。換言之，西方民主在經濟上大多表現不佳，遠比不上中國模式。

中國大陸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現在還不到美國的70%，為何美國對中國如此忌憚，非要發起貿易戰、科技戰的全面對抗？GDP的計算很受價格影響，例如美國的一般物價遠高於中國，若美國和中國生產同樣的東西，計入美國的GDP會遠高於計入中國的GDP。經濟學家因此以物價水準對GDP進行調整，被稱為購買力平價的國內生產總值(GDP/PPP)，它更能表示一個國家的真正總生產能量。考慮購買力平價，中國現在的GDP/PPP是25.3兆國際元，已經高於美國的GDP/PPP是20.5兆。而中國的人均GDP/PPP與美國的差距也遠少於人均GDP的差距。

中國大陸讓美國備感威脅，也因為中國擁有華為、阿里巴巴、騰訊等世界級企業，並擁有強大的基礎建設能力和持續進步的國防工業。對於人均GDP約1萬美元的國家，這些都是絕無僅有的。中國的人均GDP還比不上先進國家，因為它發展的時間尚短，還有不少內陸地區有待開發。中國既然能夠迅速地發展起來其沿海地區，在高速鐵路網逐漸完成之下，它的內陸地區沒理由發展不起來，繁榮的沿海地區自然會拉動內陸地區的經濟，只是需要一些時間而已。

雖然經濟是最重要的國家發展指標，也有最客觀的數據，中國大陸的發展不僅在於經濟。例如，大陸近年打擊貪腐成功，是很多民主國家都做不到的；大陸的人類發展指數持續有很大進步；近年大量大陸觀光客遊遍全世界，顯示大陸人自由度的提升；大陸以前是黨比法大，現在則是法比黨大，黨被要求要依法治國，使大陸的法治大有進步；為了發展經濟，大陸的自然環境曾遭受嚴重破壞，但是近年已大有改善等等。這些都顯示大陸的發展潛力。

廿一世紀是中國模式與西方民主的競賽，也是中國與美國的全方位競賽。雖然現在要斷言誰勝誰負，無疑還言之過早，中國所具有的潛力和韌性似乎優於美國，這已經呈現在美國對中國發起貿易戰一年半而幾乎一無所獲(請參閱《中美貿易戰 川普「梭哈」了》)。根據現有不充分的資訊，筆者合理地看好中國，中國將在中、美競賽中勝出，而中國模式也能勝過西方民主制度。大家等著瞧吧。

台灣長期經歷藍、綠兩黨的惡鬥（最近又加入白，參見《台灣進入真正多黨時代 好不好？》)，讓民眾厭惡，也讓國家不進步。政黨政治導致政黨惡鬥、社會分裂，幾乎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常態，民眾普遍無可奈何而逐漸習以為常。政黨政治是否有改善空間？讓我們回溯政黨政治的起源。

政黨政治是西方民主的核心組成部份，照理應該是偉大思想家和政治家的精心設計。完全不是，近代的民主制度主要始於初建立的美國，當時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極力反對政黨。

美國國父華盛頓在其1797年的總統離職告別演講說教：「政黨的精神就是分散公共服務機構的注意力，弱化公共管理。它煽動社區的人們無理由地妒忌和恐慌，激起群體之間相互仇恨，助長騷亂和造反。它將國門敞開，使他國影響和腐敗入侵。」

華盛頓的繼任者約翰．亞當斯認為：「一個共和國有兩大政黨相互抗衡，双方都在各自領袖的指導下採取一致措施與另一方對抗，對我來說，簡直沒有比這令人更害怕的事了。」

被譽為「憲法之父」的第四任總統詹姆斯·麥迪森在《聯邦黨人文集》中說：「在合眾國憲法的諸多優點中，沒有比打破和制止小集團的暴力更值得發揚的。…小集團的產生原因是無法被消除的，只能最大限度地控制及緩解其造成的不良影響。」那個時代的小集團幾乎就是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政黨。

第五任總統門羅：「政黨政治很邪惡…單一政黨可能是值得讚美和有效的…如果這個政黨能通行以及強大到包容社會共同利益，那麼就能阻止政黨鬥爭。」

不僅初建立的美國，法國1791年的制憲會議宣佈法令：「任何社團、俱樂部和市民協會不得擁有任何形式的政治存在」；由於對政黨的厭惡，德意志公國在1842年實施對政黨的禁令；總地看，遲到20世紀初，在部份國家的議會，政黨仍是不合法的。

回顧民主的發展史，政黨政治不是思想家和政治家的精心設計，只是因為實行大型選舉，而「意外地」形成政黨政治。政治人物為了贏得大型選舉，勢必彼此聯合，也彼此對抗，並鼓動群眾認同其政治理念，於是成為政黨政治。當時的政治家很快就發覺政黨政治會導致政黨鬥爭，有很多禍害，因此曾盡力抗拒。然而各國多年的抗拒終歸無效，西方民主既堅持要大型選舉，就只能接受政黨政治和政黨鬥爭的惡果。這樣的抉擇有得有失，絕不是無上的美好。

對比之下，今天的中國大陸實行「黨政合一」制度（請參見《簡單搞懂大陸的黨政制度》)，提供了另一種抉擇，正符合門羅總統：「單一政黨可能是值得讚美和有效的…如果這個政黨能通行以及強大到包容社會共同利益，那麼就能阻止政黨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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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取材自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Adam Przeworski所著 [1]。

[1] Adam Przeworski《民主與自治的局限》商務印書館，2017（Dem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Self-Govern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總統大選已經熱鬧了近半年，綠、藍兩大黨的初選總算落幕，各自決定了總統參選人，蔡英文和韓國瑜，只剩下沒有政黨的第三勢力仍未決定是否參選。大選至今讓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幾位主要可能參選人都有不少「鐵粉」支持，達到「個人崇拜」的程度。

第三勢力的柯文哲早有許多「柯粉」，對柯的所有異類言行都認同；蔡總統以其年紀和日常裝扮，實在不像「辣台妹」，卻硬成為鐵粉同聲擁戴的「辣台妹」；「韓粉」們首先叫出「非韓不投」，並多次成功動員集結，聲勢驚人；「郭粉」為了對抗「韓粉」，自然嗆聲「非郭不投」，甚至在初選敗後，仍要推郭台銘脫黨參選總統。

筆者大概是太理智也太悲觀，總能看到從政人物的缺點或弱點，所以不會對從政人物有個人崇拜。

蔡總統已經幹了3年多，搞得民怨沸騰，只靠嗆聲大陸爭取支持，其缺點正如柯文哲所說：若妳幹得好，哪會這麼多人搶著要挑戰妳？

柯文哲批評綠、藍兩黨頗精準，但是擔任市長政績平平，又無政黨支持，若他當選總統，其政策在立法院將極難通過，國政很可能完全癱瘓。

韓國瑜雖然能得庶民人心，擔任高雄市長半年多的政績不錯，但是能否勝任總統是未知數；市長與總統職責大不同，不可同日而語，例如陳水扁和馬英九擔任市長政績都不差，但是擔任總統都摔下神壇。

郭台銘有管理國際企業的成功經驗，然而管理國際企業與總統管理國家大不同，他能否勝任總統也是未知數；例如李明博也是成功企業家，擔任南韓總統政績並不突出，卸任後還被判刑；此外，郭若脫黨參選而當選總統，與柯文哲一樣，其政策在立法院將極難通過，國政很可能癱瘓。

可能的總統參選人都有缺點或弱點，群眾卻對他/她們頗有個人崇拜，真是不理智，令人遺憾。不過不僅台灣，美國總統川普和英國新首相強生都是爭議人物，也都有很多粉絲對他們個人崇拜，這似乎是當前的世界潮流！

根據《維基百科》，「個人崇拜指以大規模宣傳手段將某個人在一個社群中塑造成崇拜對象，通常都通過媒體手段將其人格形象理想化、英雄化甚至神化。」過去只有政府有能力運用媒體製造個人崇拜，現在網路成為平民化的媒體，稍有資源的從政人物都有可能利用網路製造個人崇拜。個人崇拜讓總統參選人的粉絲不理性，彼此嚴重對立，實在不是好現象。

總統大選的個人崇拜是網路和媒體「洗腦」造成的。台灣人教育程度高，又已經歷民主選舉多年，為何會輕易接受洗腦？大約是因為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已停滯多年，老百姓望治心切，只要看到較合己意的從政人物，就把滿腔希望投射在對象身上，完全看不到對象的缺點或弱點，而成為崇拜對象的粉絲。多年選舉經驗顯示，崇拜對象通常並不真正那樣美好，個人崇拜最後多半要失望的。這是選舉民主的常態和弱點，候選人有太多未知數，選民的投票本就在朦朧不明之中碰運氣而已。

蔡總統又提名4名大法官，都在立院順利通過，包括她先前已提名通過7名大法官，蔡政府總共提名通過了11名大法官，超過大法官總數15人的2/3。大法官提名應該超越黨派，全面執政的蔡政府全然不避諱提名意識形態符合民進黨價值的大法官，仗著國會多數就強行通過。此事件極為嚴重，卻不受重視，不過成為一日新聞。

現代國家是依法治國，法律既保障基本人權，也保障政黨的公平競爭。大法官有解釋法律的權力，是基本人權和政黨公平競爭的最終守護者。蔡政府既擁有立院多數，又壟斷大法官解釋法律的權力，綠營於是可以隨心所欲地制定或修改法律，而將來任何法律爭議都需要透過大法官釋憲來解決爭端，其釋憲答案已經可以預知，就是都會符合民進黨的意識形態和利益。綠營因此可以「合法地」打壓、查辦它不喜歡的個人和團體，包括國民黨、統派團體等。例如，立院過去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和《不當黨產處理條例》，當然會被大法官認定不違憲；立院最近修改《國安法》，涵蓋到資訊頗難確認的「網路空間」，讓蔡政府又多了查辦政敵的武器和任意裁判的空間。

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及司法獨立。台灣現在搞成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全由民進黨掌控，還算什麼民主？大法官制度的設計是任期8年，總共15人，出缺時才補足；理想上，大法官就任和離任的時間彼此不同，每任總統只能提名少數大法官，因此避免多數大法官被同一政黨所壟斷。然而這樣的大法官制度根本設計錯誤，若一個政黨執政較久或部份大法官辭職、去世，都可能造成某一政黨有機會提名及壟斷多數大法官，就像現在的民進黨。司法不獨立，恐怕有傾向法西斯之虞，還有啥民主啊？

雖然當權者顯然不會聽我的，筆者還是提出對大法官制度的簡明建議。法律非常專業，而司法又須獨立，新任的大法官應該由曾任大法官者和在任的大法官共同推舉並投票產生，總統僅根據投票結果任命之，總統沒有提名權，立院沒有同意權，這樣才是司法獨立。具體而言，當大法官出缺時，由曾任大法官者和在任的大法官推薦候選人，再由所有曾任大法官者和在任的大法官在候選人中，投票選出新任的大法官。這樣的推薦和票選方式很類似中研院院士的產生方式，因為法律和學術研究同樣都很專業，並且該獨立於政治之外。

台灣已經歷三次政黨輪替，曾任大法官者和在任的大法官中，傾向藍營和綠營者人數應該差不多，若以上述的推薦和票選方式產生新任的大法官，傾向藍營和綠營的選票將互相抵消，立場中立的候選人於是最有機會勝選，成為新任大法官，這正符合司法獨立的目標。

大法官對於人權、司法、民主都極為重要，台灣卻搞成綠營壟斷大法官，等於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全由民進黨掌控。這真是台灣實行西方民主的大失敗，當權者別只管自己的權力，應該考慮改變大法官的產生方式了。

總統大選的競爭越來越白熱化，藍營不僅自家人互鬥，更猛攻綠營的執政缺失，包括抨擊綠營許多損害民主的施政，而綠營當然也重砲還擊，使台灣到處都是大選的煙硝味。就在此時發生了香港「反送中」事件，藍、綠竟然有了共識，同聲稱讚台灣的民主價值。蔡政府有很多反民主的施政，而台灣正在民主選舉的亂鬥撕裂之中，稱讚民主價值，實在頗覺諷刺！

蔡政府的反民主施政幾乎是罄竹難書，筆者只能就記憶所及，略述一些重點：立院通過《公民投票法》修正案，讓公投與選舉脫鉤，公投將很難達到投票數門檻；立院通過綠營色彩濃厚的李進勇擔任應該中立的中選會主委；立院通過不認同中華民國的許宗力等多人擔任大法官；立院通過綠營色彩濃厚的陳師孟等多人擔任監察委員；立院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和《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藉以成立促轉會和黨產會，追殺國民黨；距離總統大選只剩半年多，蔡政府開始「政策買票」，例如補貼單身年輕人房租支出、補貼計程車汰舊換新等。

政黨政治是間接民主，公投是直接民主、真正的民意，因此公投的位階應高於立法院的決議。綠營先既不執行公投的一些決議，後索性讓公投與選舉脫鉤，使公投難以達到投票數門檻，等於是廢棄了公投，排除了真正的民意。這還是民主嗎？

政黨政治最重要的是政黨之間公平競爭。中選會、大法官、監察委員都是政黨之間競爭的裁判，裁判照理必須中立公正。綠營全面執政，總任命綠營色彩濃厚的人擔任裁判，這些裁判都偏袒綠營，台灣民主還有何公平性可言？大法官的地位尤其重要，大法官對憲法和各種法律有最終解釋權，當大法官偏袒綠營，綠營的任何立法和施政都可以被解釋為合憲合法，綠營就可以為所欲為了，例如制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不當黨產處理條例》及成立促轉會、黨產會，以大幅削弱在野的國民黨。

綠營主導中選會主委、大法官、監察委員的任命，造成政黨的不公平競爭，是間接的，「政策買票」則是最直接有效的不公平競爭。政府當然可以補貼某此弱勢族群，但是已執政三年半都不補貼，總統大選前半年才補貼，是太明顯的政策買票啊！

蔡政府的很多施政都損害民主，因為綠營只想贏而不擇手段。這當然該受到嚴厲的譴責，然而孰令致之？蔡政府的作為雖然可恥，卻幾乎都「合法」，至少符合蔡總統所提名的大法官對憲法和法律的解釋！換言之，綠營的居心雖邪惡，其行為卻未逾越民主制度的規範，因此綠營的錯誤有一半需歸咎於民主制度使然。民主制度導致政黨惡鬥，讓政黨有強烈動機破壞政黨競爭的公平性，而民主制度並無機制加以阻擋，最終嚴重損害民主制度的運行。西方民主有這樣大的缺點，台灣人不求改進，卻迷醉於自由民主的美好幻夢之中，夫復何言啊！

這次總統大選空前熱烈，已宣佈參選和明顯蓄勢待發的接近十人，雖然距離投票還有八個月，各「準參選人」的支持者在網路上的攻防已經非常激烈，不僅有造謠抹黑，甚至使出威脅恐嚇及假扮敵方粉絲等手段，卻未必聽命於他/她所支持的準參選人，讓選情混亂失控。選舉一定要這樣嗎？這樣有效嗎？筆者是冷靜的分析者，首先思考選民的投票行為，選民如何決定把票投給誰？

根據選舉理論，選民應該把票投給他/她心目中最能勝任總統工作的參選人，即根據參選人的勝任程度來投票。理論雖然如此，在台灣，意識形態無疑是一重要決定投票因素，藍、綠双方都各有其意識形態和基本盤，甚至新起的白營也有其無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和一些穩定的支持者。除了勝任程度和意識形態之外，其他還有不少因素影響選民的投票行為，大致可以綜合為被喜好度，即參選人被一個選民喜好的程度，包括選民感覺參選人會照顧自己利益的程度。每個選民都會在內心裡評估每個參選人的勝任程度、意識形態及被喜好度，以決定把票投給誰。當然每個選民的偏重可能不同，有些選民較重視參選人的勝任程度，另有些選民較重視意識形態，而還有些選民較重視被喜好度。

選民需要評估參選人的勝任程度、意識形態及被喜好度，意識形態通常相當清楚，被喜好度多半是選民的個人感覺，因此三者中最難評估的是參選人的勝任程度。多數參選人都不曾擔任總統，如何知道他/她能否勝任？以韓國瑜和郭台銘為例，韓非常親民，又是超級推銷員，就足以勝任總統嗎？郭是一流的跨國企業家，然而經營跨國企業與領導國家有多少相似，可以類比嗎？多數人大概跟筆者一樣，無法判定韓和郭誰較能勝任總統(韓和郭的施政當然比已經施政欠佳的蔡英文和賴清德有指望)，於是只能以他們的被喜好度來決定取捨(他們的意識形態很相近)，韓比郭親民，是韓民調領先郭的主要原因。而選民無法正確評判參選人的勝任程度，導致選舉出來的各級官員時常不適任，是選舉民主的常態和弱點。

勝任程度、意識形態及被喜好度三者中，勝任程度屬於理智判斷，而意識形態和被喜好度多半由情感決定。選民難以評判參選人的勝任程度，而多半根據參選人的意識形態和被喜好度來投票，因此選舉活動首重激發選民的情感，要讓選民喜歡自己而不喜歡對手。這是參選人搶著做直播、扮網紅的原因，也導致支持者造謠抹黑對手，甚至假扮成對手粉絲，以破壞對手的形象。這些選舉花招非常惡質，卻有相當成效，不然還有什麼辦法能反敗為勝？

選民難以評判參選人的勝任程度，而多半根據參選人的意識形態和被喜好度來投票，是選舉民主的常態和弱點，也導致造謠抹黑、假粉絲等惡質的選舉花招。這不是台灣的獨特現象，而是選舉加網路社群的自然結果吧！

這次總統大選是意外連連、高潮迭起，賴清德和郭台銘的參選是大意外，而韓國瑜是否參選至今懸疑未決，讓「韓粉」們近於瘋狂。筆者雖關心政治，卻是超級冷靜的旁觀者。台灣自1996年實行全民投票直選總統，至今已經23年，經歷了4位總統和3次政黨輪替，在又一次總統大選前，該是時機來回顧及檢討全民選舉總統的利弊得失。

全民選舉總統的明顯優點是總統執政的正當性，全民投票賦與當選總統者毫無疑問的正當性，即使得票率未過半，當選總統者依法獲得全民的授權執政，沒有人能挑戰其正當性，因此政權穩定、人心安定，在此氛圍下，理論上執政者比較容易推行其政策，而民眾會傾向於支持執政者的施政。

理論上好的東西卻經不起實際現實的考驗。台灣全民選舉總統以來的4任總統，撇開藍綠，只有第1任李登輝算得上差強人意；繼任的陳水扁因貪污洗錢罪服刑6年，目前在頗有爭議的保外就醫中；馬英九執政8年，施政失誤連連，其後期的支持度只有百分之十幾，連藍營都棄他而去；而現在的蔡英文執政才3年，已經接近馬英九後期受到唾棄的程度。

回顧上述4位總統，李登輝的崛起主要是由於威權時代蔣經國的賞識拔擢，1996年的總統選舉等於是事後追認而已，真正由全民抉擇選出來的總統就是陳水扁、馬英九和蔡英文3人，為什麼全民選出來的總統都不適任，還比不上蔣經國的挑選？

回顧台灣全民選舉總統的結果實在不佳，讓人懷疑一般大眾是否有能力判定政治人物的優劣。首先，大型選舉的選民只能透過媒體來認識候選人，選民要在立場不同的媒體所發佈的大量候選人資訊裡，篩選出公正可靠的資訊本就不易。其次，大部份選民不是政治人物，沒有施政經驗，恐怕很難體會施政的難處，因此無法判定候選人施政能力的優劣。其三，陳水扁、馬英九和蔡英文都曾經是媒體寵兒，善於營造自己的媒體形象，但是治國能力不只包含媒體操作能力。有這些難處，一般大眾選不出優秀的總統，似乎是情理中的事啊！

拿大企業挑選總經理來對比國家挑選總統，總經理和總統的目標相似，分別是領導企業和國家不斷進步壯大，企業挑選總經理通常是由大股東形成的董事會在相關業界物色適合人選(大股東必定熟悉相關業界)，從來沒聽說有企業是由所有股東一人一票選舉總經理，這顯示全民選舉總統是政治性的決定，而非注重專業的決定，因此全民所選出的總統注定多半不會很有施政的專業能力！

異議者可能會說企業和國家不同，企業是根據股權比重決策，而國家是一人一票，人人平等。關鍵不在企業的權力結構，若股東一人一票選舉總經理真能選出最好的總經理，擴大企業利潤，大股東自然樂意放棄其股權優勢，採取股東一人一票選舉總經理，以獲取最大利益。

選舉式民主讓人民有當家作主的感覺，普遍受到一般人歡迎。然而像總統選舉這樣的大型選舉能否選出適任的人則很難說，贊成民主的人都相信民眾的智慧和抉擇，從實務上看，民眾的抉擇卻常不正確。了解選舉民主的難處和弱點，選民應該要冷靜理智，也不必太有得失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