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獨有一套攻擊中國、攻擊國民黨的論述公式，就是惡魔化中國、國民黨，然後把台獨意識等同於人權、自由、民主，藉以包裝自己為公理正義的化身，據以論斷是非。這一套論述公式經過長期和廣泛的使用，已經成了台獨政治論述的八股格式。

王世堅就是運用這套台獨八股的老手，他曾在《新聞深喉嚨》說：「陳菊從年輕時代，她參與…當時是高壓威權獨裁，她敢跳出來在黨外時期，她敢跳出來勇敢的面對獨裁者。你看高雄事件，她(被)抓進去大概就準備…，這是視死如歸，大概進去就出不來了。所以她大半的青春耗費在幫我們整個台灣，我們台灣的國家人權，我們台灣2300萬的人權，她在爭取。所以我認為在捍衛人權的這個歷史上，陳菊是留下光輝的紀錄。」

事實上台獨是基於竄改扭曲的假歷史而支撐起來的主張和理念，根本談不上正當性、合理性。兩蔣的高壓威權獨裁只是針對中共和台獨，中共和台獨都是利用人權、自由、民主掩飾他們叛亂的真正目的，用以施展他們顛覆國家的言論和活動。兩蔣壓制叛亂份子或組織，這是所有的國家都應該為所當為的事，這也能夠叫做違反人權、殘害人權？

拋開台獨的正當性、合理性不去談它，僅從單純的人權的角度來看，台獨與兩蔣是兩種對立矛盾的意識形態的鬥爭，台獨眼中兩蔣是外來政權，非要去之而後快，兩蔣眼中台灣是中國的領土、台灣人本來就是中國人，台獨即是漢奸叛賊，各持己見，互不相容，你死我活，鎮壓與抗爭就是這種鬥爭的本質。

目前台獨尚未制憲建國只能採取民粹的手段，暫時假民意而行之，這是明顯不過的事。等到台獨建國，反台獨就是叛國罪，換台獨公然以「高壓威權獨裁」來鎮壓中國主義了，兩者之間沒有一方是能夠自居為人權的代表。蔡政府搞出「國安五法」、「中共代理人法」，就是明顯的例證。(參見《從民主走向獨裁－以國安之名》)

王世堅沿用台獨八股，以反人權來惡魔化兩蔣政權，替陳菊塗脂抹粉金裝加身，提升到人權的高度，說是陳菊為了捍衛整個台灣的人權、爭取台灣2300萬的人權留下了「光輝的紀錄」，把台獨等同人權。這就是偷換命題，完全背離人權，玷汙人權了。

1979年世界人權日那天的美麗島遊行示威僅是訴求自由民主，表面上與台獨無關。事件惡化演成暴亂是在意料之外，原先策畫的遊行示威根本沒有預期到會有嚴重後果，因此陳菊參與美麗島事件之初，被捕的風險並不高。陳菊被逮捕後獄方認為有可能被判死刑，遺書是獄方要求她寫的，並非是她不怕犧牲以死明志，主動發表的聲明書。陳菊是否有像王世堅所說的那樣「視死如歸」，實在是個疑問。

黃俊英的走路工事件，不論陳菊有無參與策劃，但是事後陳菊對這種下流卑鄙的手段安然處之，毫無愧疚之情。似乎她認為自己為了美麗島事件而受刑，市長大位是她份內所應得的補償，而黃俊英理當退讓。

接著陳菊十二年市長任內，執政團隊貪腐頻傳，很多弊案說不清楚，市府又欠債高達三千億，她墮落腐化如此之速，可見她十分缺乏自己所宣稱的公平正義的理念。當年她為台獨奉獻的抗爭精神，僅是出於厭惡、仇恨國民黨的台獨偏激狹隘心理而已，與人權民主其實毫不相干。

隨著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中國的政治制度，中國模式(參見《簡單搞懂大陸的黨政制度》)，與西方民主制度免不了有競爭，其競爭態勢經歷了多年至今的演變，值得我們回顧和前瞻。

中國自1979年開始改革開放，不久就遇上了1990年代的蘇聯解體和東歐民主化。當時是西方民主的顛峰時代，法蘭西斯·福山出版了《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一書，認為西方民主就是政治制度無可取代的最終形式(參見《法蘭西斯•福山這個人》)。隨後美籍華人章家敦出版《中國即將崩潰》，認為中國模式是蘇聯模式的餘孼，中國在5年至10年內即將崩潰。

本世紀初，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經濟增長更加加速，但在國際上韜光養晦、不出風頭，讓遭遇911恐怖攻擊的美國幾乎忽略中國的快速進步。此時如日中天的西方民主開始出現走下坡的跡象，部份政治學者觀察到，很多實行民主的國家，尤其一些新興民主國家，發展不順利，而形成所謂的民主退潮現象(參見《全球民主在退潮》)。

2008年美國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機重創了西方民主制度，使民粹主義、保護主義、民族(種族)主義等興起，到2016年英國脫離歐盟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而達於頂點。此後幾乎所有的政治學者都有共識：西方民主面臨了嚴重危機，而需要尋求拯救之道。此時的中國大陸，經濟規模已達世界第二，其經濟增速雖從高速降到中高速，仍遠高於多數國家。亮麗的中國不可能再韜光養晦，中國模式與西方民主的正面競爭態勢於是不可避免。

面臨危機的西方民主經得起中國模式的挑戰嗎？英國劍橋大學政治學教授和政治評論家David Runciman在其著書《How Democracy Ends》(中譯：民主會怎麼結束，立緒文化)中探討這問題，其評論大部份相當中肯。他把西方民主面臨的危機比喻為人類的中年危機；西方民主在上世紀的青年期，努力追求選舉普及和福利國家，成就非凡，然而進入本世紀的中年期，西方民主已無所追求，因此導致人們的不滿(主要指發達國家)；中年危機雖然難熬，西方民主仍能修修補補，繼續活相當久。另一方面，中國的人均所得仍低，中國模式仍能提供人民所期待的經濟利益而讓人民滿意，是其優勢。言下之意即，中國在成為高所得國家之前，中國模式的表現仍將持續優於西方民主，此後則未可知。

Runciman認為民主選舉提供人民尊嚴及讓人受到尊敬，是中國模式所欠缺的；當中國成為高所得國家而經濟增長走緩時，沒有民主選舉可能使中國模式不再有合法性。筆者相信，選舉是否提供人民尊嚴及讓人受到尊敬，每個人感受不同，而甚至是虛幻的，因此未必重要。例如，日前美國才爆發白人警察任意壓制無辜黑人致死的事件，一般黑人在民主的美國有尊嚴及受到尊敬嗎？選舉民主實在並沒那麼美好！中國模式未來有可能以其他方式提供人民尊嚴及讓人受到尊敬，例如完善的醫療健康保險。(生老病死是人最脆弱而沒有尊嚴的時候，若能被妥善照顧好，人就是有尊嚴的。)

我是台灣史研究者，要求自身無顏色地研究史實，最近拜讀您的觀點──您那所謂的──『國民黨不應害怕思考「李登輝路線」務實華獨的可能性。早期的李登輝，願以自由民主體制與一黨專政體制做理性競爭，是謂國統綱領，而非以獨立台灣和統一中國對抗，與十四億中國大陸人民為敵。』

知道您這所謂的『早期的李登輝願以自由民主體制與一黨專政體制做理性競爭』，自以為看來像真理般的敘述，其中有多少重要問題被混淆嗎？

一、早期李登輝路線與兩岸關係之特色

這個特色應該極為重要，因為李登輝的這一特色，使得對岸認為他是可以對話與信賴而合作的；要論述當年所謂早期李登輝路線的兩岸關係，絕對不可忽略。該特色是李當年曾經是共產黨員；雖然李進入組織的時間不長，卻讓對岸有了可以想像的空間；哪裡知道李複雜的背景，會出現讓對岸完全意外的發展。換言之，當年對岸之接受國府的政策，除了有現實中，當時彼岸經濟發展落後，可能獲得種種幫助外，對於李所領導的國府有著一份對於同胞，甚至同志的期許──而今，對岸對於李的期許，已經明顯落空；該一有利的條件，絕大部分已經消失。

二、所謂「務實華獨」之虛妄性

把前述的時代特殊背景考察清楚之後，所謂「務實華獨」，在現實中，如何可能？是否應該可說是已極難了──

要知道由李運用同胞與同志的想像所進行的，那所謂的「以自由民主體制與一黨專政體制做理性競爭」，在其現實的運作中，日益顯露出原來其骨子裡，其實充滿了對於中國人的輕蔑與鄙夷，例如，1990年他接受日人訪談時，在其研讀日本國學家本居宣長著作，獲得高分所表露的得意中；他就只能成為美日霸權國家企圖瓦解中國政經體制的一個戰略部分。

也就是當時的兩岸關係日益顯露出了它欺騙性的真面目之後，對岸當局自然對之不可能繼續掉以輕心──無論此岸將之如何的改名換姓，自稱「務實華獨」或是其他無害或是漂亮的名稱；都將更受到所謂「聽其言，觀其行」的深入檢視。

三、「國統綱領」中論述的「自由民主」之虛妄性

藍營青年中，願意把眼光提高到憲法的層次，討論中華民國憲法中的「國統綱領」問題，應該是好事；儘管該一憲法文件本身其實就具有日後「一國兩制」的「九二共識」之曖昧特質，但是正視其存在，正有某種參透「九二共識」，雖然曖昧確實實存於我島政治發展史實中的意義。不過，今天我們正視國統綱領，可能更應該要由其當前的時代性上來進行新的洞察。那就是黃君所謂的「自由民主與一黨專政」對立性論述，只是那個時代的流行模式；就今日看來，那種強調形式，忽略實質的思考模式，是否實在只是一種很缺乏深度，去實就虛的思考方式；看看中國在世界經濟發展上迅速崛起的地位，以及它如何能夠更有效地對抗人類大疫情的災難，如何「一黨專政」竟然能長期被排出於「自由民主」之外，而斷言那不應該也是人類維護人類生存發展的一種重要方式？如果對岸體制也是一種自由民主的重要模式，對於我們社會的思想解放，將具有怎樣的意義？

以上，是個人對於網路上所見的黃士修君的高見，而提出的一些想法──個人認為忽略了我島歷史發展上的這些應該注意的重要變化，是不可能充分認知史實，也不可能在當年大動盪的時代中，更全面地掌握到我們當前社會發展的機運的。

黃君原貼文──

『黃士修 國民黨不應害怕思考「李登輝路線」務實華獨的可能性。早期的李登輝，願以自由民主體制與一黨專政體制做理性競爭，是謂國統綱領，而非以獨立台灣和統一中國對抗，與十四億中國大陸人民為敵。

晚期的李登輝，成為台獨教父。國民黨反台獨，從來不是因為共產黨反台獨，而是因為國民黨透過思考台獨的可能性，發現台獨將會破壞更高位的和平價值，於是堅定反台獨的決心。』

蔡總統擬提名國民黨籍的黃健庭擔任監察院副院長，引起了軒然大波。國民黨當然反對，認為未通過政黨協商，這是蔡以官位向黃個人招降纳叛；民進黨的反彈更強烈，說出的理由很多，但是真正的理由是肥水不落外人田，民進黨既然全面執政，當然要全面收割所有的政治利益，焉能分給不相干的外人？監察院旨在健全吏治、整飭官箴，最應該要公正中立，總統的提名鬧成這樣，實在是醜陋不堪。

蔡總統有可能提名真正的公正中立人士擔任監察院正副院長和監委嗎？幾乎不可能。台湾已經政黨惡鬥多年，懂點政治、曾參與政治的人都被貼上了政黨標籤，因此有能力參與政治的公正中立人士早已絕種，不存在了！蔡總統難道真會提名反對黨的政治人物當監察院副院長？那不是拿石頭砸自己的脚？黃健庭會被提名當然是被招降納叛，願意當綠營監院裡的花瓶樣板而已，憶及他曾被反出國民黨的郭台銘找來當副總統搭檔，我對這項提名就不覺得意外了。

蔡英文最後勢必全面提名綠營的顯性、隱性政治人物及一些花瓶樣板進入監察院，這樣自己人監察自己人有何意義？擺明了是官官相護嘛。這樣的監察院有存在必要嗎？

回顧監察權不存在於西方民主的三權分立，而是中山先生採納自中國傳統的御史制度。御史必選自最正直清廉、聲望最崇高的人士，其職責是對上至皇帝下至百官提出糾錯和彈劾。由於御史的聲望崇高，皇帝也必須對他敬畏三分，否則皇帝會大失民心，也會被後世視為昏君。御史制度因此有制衡無上皇權的重要功能，也能健全吏治、整飭官箴。

可惜現在的政黨政治與古代的「無黨政治」完全不同，古代的御史心中只有是非，沒有黨同伐異，而現在蔡總統提名的綠營監察院怎可能打民進黨自己人？是要幫在野黨打天下嗎？從蔡擬提名黃健庭當作花瓶樣板就再清楚不過了。至於陳菊，她從裡到外渾身都是綠的、反藍的，她退黨主掌監察院，當然是辦藍不辦綠，不過她不會像前監委陳師孟那樣直白地說出來罷了。她的退黨有何意義？又騙得了誰？

平心而論，以現在的政黨政治，監察院根本不可能有功能，監察院真該完全廢除，以免養蚊子、養肥貓。民進黨過去主張廢監察院，現在全面執政，立即知道監察院的位子「真好糠」，當然不再願意廢監察院了。我們老百姓只能供養他/她們，還能如何？

台灣採納西方的政黨政治，所導致的政黨惡鬥使監察院形同虛設，浪費了很不錯的御史制度傳統。對比於台灣，大陸的黨政合一制度很類似古代的無黨政治(參見《簡單搞懂大陸的黨政制度》)，其監察委制度因此頗有潛力充分發揮御使制度的功效，健全吏治及整飭官箴，雖然監察委制度實行的時間尚短，僅始於2018年。

高雄市長韓國瑜的罷免案高票通過，支持韓的高雄市議會議長許崑源在住所墜樓身亡，許議長對妻子說的最後一句話是：「社會這麼沒有是非，我活著有什麼意思？」台灣選舉可以把人搞得活不下去，真是悲哀。

我不認識許議長，不過我卻曾認識兩個人，僅比許議長的狀況稍輕一點，沒死人卻幾乎廢了。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競選連任時，我在一家新創的網路公司幫忙，陳連任失敗，公司裡一位年輕同仁痛苦得幾週無法上班終於離職。當時網路剛剛興起，有網路技術的年輕人可說是前途似錦，他真是可惜啊！另外一例，陳水扁當選總統之後，我的一位中研院同事痛苦得無法工作，頭腦頂尖的他竟因此無法通過續聘而離職，是學術人才的消蝕。台灣的選舉撕裂社會，讓一些人痛苦不堪、無法工作，這些都是國家的不小損失。

選舉民主的競爭為何激烈到讓人活不下去？因為贏者全拿，輸者一無所有。以罷免高雄市長為例，市長能直接、間接任免數百個職位。若罷免失敗，韓市長及其數百個支持幹部都繼續有工作可做，未來甚至可能更上層樓；但現在罷免成功，韓市長及其幹部全丟了工作，而且不久之後，綠營極有可能獲得這數百個出缺的職位。勝敗之間有天壤之別，政治人物因此不管是非、不擇手段地求勝，造謠、抹黑成為基本功，假扮敵營成為高招，而見縫插針的分化敵營更是家常便飯。韓國瑜自嘲是受到最多造謠、抹黑的人，難怪許議長悲鳴：「社會這麼沒有是非」。

社會這麼沒有是非，因為現在是少有真相的後真相時代。現代社會越來越沒有公認的真相，其原因至少有四：其一，網路興起之後，故意的網軍和不故意的網民很容易能製造大量假訊息，混淆真相。其二，事物的真相時常是複雜而多面向的，不同的人永遠可以呈現對他/她有利的「部份真相」，而不呈現對他/她不利的部份真相。這樣他/她不會被控訴製造假訊息，卻絕未呈現事物完整的真正真相。其三，現代社會有太多利益集團，包括政黨和媒體，它們都很有動機製造假訊息或僅呈現對它們有利的部份真相，以謀取自身的利益。其四，事物的真相時常是複雜的，一般人幾乎不可能獨力去發掘事物的真相，但是媒體、政黨和利益集團等都不客觀中立，人們不論聽誰的，都是偏聽片面之言。大家各自偏聽片面之言，自然不會有普遍公認的真相。沒有真相，把假的當作真的、對的，當然就不會有是非了。

現代社會少有公認的真相，例子不勝枚舉。韓國瑜在高雄執行「路平」專案，很少人有可能去高雄的每條路走一遍，而只能偏聽媒體、網路的一面之辭。只要有一條路不太平坦，親綠的媒體、網路就會反覆大肆報導，而忽略其他絕大部份相當平坦的路，這樣真相到底是什麼？綠營掌握了大部份的媒體和大量網軍，「真相」於是就隨他們說了。

選舉民主讓政治人物有強烈動機不擇手段地求勝，因此造謠、抹黑，而無所不用其極，造成少有真相的後真相時代。沒有真相，當然就不會有是非。難怪許議長悲鳴：「社會這麼沒有是非，我活著有什麼意思？」許議長的悲鳴揭穿了綠營的虛偽造假，綠營議員竟抹黑他是因賭盤大輸而尋死。選舉民主讓人沒了人性，也選不出正直優秀的人才，真是弊大於利啊！

(更多有關後真相時代，請參見《沒有真相，何來啟蒙、理性和西方文明？》)

現在大家都知道法蘭西斯·福山這個人，Francis Fukuyama從另一個角度看，是一個很會附炎趨勢的投機學者。

政治學這個成熟的領域裡，學者眾多，想要出人頭地一舉成名並不容易，必須會看風向，甘為御用，才能受寵。

譬如經濟學領域裡學者濟濟，以反華著稱的Peter Navarro 2011年出版《Death by China》，原來只是加州大學Irvine分校的教授，一個無理狂熱反華的不入流的經濟學教授，原是民主黨人，幾次參選議員失敗，後來加入共和黨，得到川普的賞識，終於登上大位。

我相信章家敦(GG Chang)一再出版，一再推遲的「中國崩潰論」，也在等待機會，希望日後得到西方陣營的賞識，名利雙收。

Francis Fukuyama 1989年在蘇聯搖搖欲墜時，發表文章《The End of History》，在西方備受追捧。1992出版了《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一書，作為自由主義必勝的理論基礎，等待御用。

到了1997年中國崛起逐漸顯現，政治學界開始有了「北京共識」與「華盛頓共識」意識形態的討論，這本《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又受到「華盛頓共識」西方陣營的賞識，作為扳倒「北京共識」的理論基礎。

於是Francis Fukuyama 開始活躍於「美國新世紀專案」智囊團，簽署文件建議當時美國總統柯林頓推翻伊拉克總統海珊，這時成為吃香喝辣的御用政治學者，會議不盡，演講不斷，舉世聞名。

但是Francis Fukuyama比Peter Navarro、章家敦(GG Chang)見風不轉舵，守株待兔之流的學者更勝一籌，他更會見風轉舵。在眼見中國崛起強大之後，2014年福山又出版了《政治秩序及其衰落》（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對自己歷史終結的理論做出修正，思考國家穩定性的重要，強調「國家治理能力」的因素。

2015年1月，北京《環球時報》記者採訪的時候，他表示「我們誤判了中國」，於是取悅了「北京共識」的中國，Francis Fukuyama受到了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關注，他曾參加中國政府策劃的座談會，並於11月份應清華大學邀請進行了演講。值得人們關注的是，他還以此為契機，不斷與中國最高領導層人士會面，包括中國指揮反腐敗運動的王岐山，最終見到了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主席，名利雙收，堪稱破例。

最近眼見川普的言行受到唾棄，Francis Fukuyama又見風轉舵，批評川普政府，取悅美國的建制精英。所以批評川普時不忘帶著「在美國改變中國之前，美國需要先努力恢復其全球自由民主價值觀燈塔的地位」，不得罪美國人。讚揚中國時不忘帶著「中國政府現在藉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科技手段監控民眾的日常活動，利用一帶一路的外交政策，建立中國的霸權主義」，也不得罪美國人。

我對Francis Fukuyama這樣見風轉舵八面玲瓏的政治學者，只有佩服讚嘆，沒有多少尊敬。會說出美國的民主制度是人類歷史的終結，根本上就是一個妄自尊大的人，不夠一個真正學者的風範。在人類的歷史長河裡，人類文明是漫長無際的摸索進步，區區一個不到300年的國家就敢號稱是人類歷史的終結，是全球普世價值燈塔的地位，你能相信嗎？

Daron Acemoglu和James A. Robinson合著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Why Nations Fail) 算得上是政治學的經典名著，曾獲得多個獎項，上網搜尋就能看到多篇中英文的評介。該書的英文原本出版於2012年，因此寫作時間約在2010年，10年後的現在回顧此書，比較能夠判定它說對了什麼及說錯了什麼，特別是有關中國大陸的發展。

此書探討政治學的重要問題：為何有些國家成功？有些國家失敗？相關的，為何有些國家富裕？而有些國家貧窮？結論是「制度、制度、制度」；而不是地理、文化或統治者無知等因素。作者區別兩類的制度：廣納性 (inclusive) 和榨取性 (extractive) 制度。經濟制度可以是廣納的或榨取的，政治制度也可以是廣納的或榨取的。

「廣納的經濟制度必須具備安全的私有財產，公正的法律制度，並且提供公共服務讓所有人可以在公平的規則下交易和締結合約；經濟制度也必須允許新企業跨入，並讓人們自由選擇職業。」不符合這些的將讓部份人有發展優勢，就是榨取的經濟制度。

廣納的政治制度有兩個條件：政治權力的集中化和多元化。前者保障國家的安定和有序；後者表示政治權力不只授與少數人，而在社會中廣泛分配，政治權力並受到節制。不符合這兩個條件的就是榨取的政治制度。

書中主張，廣納的政治制度與廣納的經濟制度常是互相支援的，而榨取的政治制度與榨取的經濟制度也常是互相支援的，即良性循環與惡性循環是常態，雖然偶而會有例外的轉折改變。廣納的政治與經濟制度導致國家成功、富裕，而榨取的政治與經濟制度則導致國家失敗、貧窮。作者列舉了歷史上非常多的國家、城市等作為例證，以支持其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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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非常強調政治與經濟制度的重要性，卻沒有清楚區別制度本身和制度實行的結果現象。制度本身是一些規則，如法律；不同的國家實行類似的制度規則可能呈現不同的結果現象。例如，很多國家都實行了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是成效卻天差地別。不清楚區別制度本身和制度實行的結果現象，會讓讀者誤以為，複製成功國家的制度就能成為成功的國家。

雖未清楚言明，書中廣納性和榨取性的區別主要是根據制度實行的結果現象，而非制度本身。廣納性制度無疑是正面的，而榨取性制度是負面的，因此廣納性制度導致國家成功、富裕，而榨取性制度導致國家失敗、貧窮，似乎是無庸置疑、不證自明的。但作者沒解答，國家如何能達成廣納性制度？實行西方民主嗎？實行西方民主的失敗國家很多啊！例如菲律賓、印度等等。

西方的民主制度近年呈現很多弊病，事實上自2006年起就有全球民主退潮的現象 (參見《全球民主在退潮》)，書中對此並無著墨，作者顯然非常偏愛及偏袒西方民主。例如，作者稱讚巴西起於1970年代後期以來的民主化，是朝向廣納性制度的發展；卻貶低同時間的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仍是榨取性制度而無法持續成長。10年過去了，持續成長的顯然是中國，而不是巴西。現在大概沒人會認為巴西發展得比中國好吧！

作者雖然誤讀了中國，筆者卻不認為書中的主要論述不正確。中國的持續成長正是因為它的廣納性制度，例如，中國的領導人來自於九千萬共產黨員，而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多半來自於少數資本家和其代理人，因此中國的政治制度實質上比多數民主國家更有廣納性，雖然後者披上了全民選舉的外衣。選舉非錢不可，西方民主被視為能讓政治權力在社會中廣泛分配，不過是一假象 (尤其是在大型國家)。

許多人總是認為國、共兩黨的獨裁專制都是出自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源，數千年專制統治的封建遺毒，必然根深蒂固地支配人心，才使得中國難以民主化。但是事實上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國人鑑於過去帝王專制之害，只要略通知識的中國人，都有強烈的反專制心理和嚮往自由民主的心願，從五四到六四就說明了這個強烈趨勢。而毛澤東正就是靠著高喊民主的口號，趕走了獨裁的蔣介石。 

眾所週知，自由民主都是在長治久安的穩定情況下，才容易發展起來，像有著與世隔絕的海洋天塹的英國和美國，就是大家常舉的民主成功的例子。而民主進展並不順利的歐陸各國，文化傳統都和英國一樣，都是以貴族封建的形式立國，都承續了羅馬的貴族共和與城邦自治，都有著共和的議會體制。有些國家還像英國一樣，實施了君主憲政，如瑞典、波蘭、荷蘭。但是歐陸國家領土接壤，容易受到鄰國侵入，各國之間戰亂頻仍，政治發展的模式就與英國迴然不同，只有處於大國緩衝，能夠經常保持中立的瑞士，共和體制才得以持續地發展，其他歐陸各國都是走上集權或極權的路上。這種為抵禦外侮而形成中央集權或極權的現象，通觀世界歷史不僅歐陸而已，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我們中國周朝在北邊夷狄的威脅下，就主張尊王攘夷而結束了貴族共和，形成了君主專制。

由此可見，當一個國家容易處於嚴重的外患入侵，都會導致獨裁專制的，並且，即使在西方步入自由民主的時代，只要是陷於內憂外患的局勢下，還是同樣會轉成獨裁專制，或是走上壓制異端異己的偏差。最鮮明強烈的例子，就是法國大革命，法國革命成功之後，在內外交困的危殆局勢下，高唱自由、平等、博愛的革命政權，就立刻轉成恐怖的暴政，鎮壓的對象還包括路線溫和的革命同路人。最後總算全民奮起擊退外敵，但是內部政治仍然青黃不接，外圍仍在強敵環伺下，強人拿破崙於是在全民擁載下轉回獨裁專政，共和政治就短命而亡。有人歸因於當時法國沒有出現像華盛頓這樣偉大的人物，其實易地而處，客觀形勢不同，法國當時即使再多幾個華盛頓也是無濟於事。即使以民主精神著稱的林肯總統，在南北戰爭時，就把北方數百名發表反戰文章的人士統統送入監獄。

再以被我們視為自由民主典範的美國來講，當五十年代以蘇聯為首的共產勢力迅速擴張，國際風雲險惡，就發生了以麥卡錫參議員為首的政治迫害，那個時候只要是與共產黨有過來往，都可能被視為叛國，就連好萊塢的劇作家寫了社會性高，或說了蘇聯還不錯的劇本，也受到了政治迫害。這種情況過了幾年才有所矯正，但是假設蘇聯的擴張沒有受到遏止，赤化的地區擴大，甚至連拉丁美洲都布上蘇聯的核子飛彈，美國面臨國家安全的當頭威脅，這就不知道美國是否會矯正它的政治迫害，還是會變本加厲下去？

除了內外爭亂會造成獨裁專制之外，當一個國家急需根本改革以振衰起敝，也會為了貫徹改革的主張而壓制異端異己，形成大權獨攬的局面。像宋朝的王安石就主張「經無異說，士宗一義，以一道德」，明朝的張居正也極力壓制諫官的言路，在西方這種例子也是不勝枚舉，著名的像英國獨裁的攝政王克倫威爾和德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都是走上強人專政的路子，以便順利進行革新或推行改革。相對地，像近代自由民主發展比較順利的英、美兩國，都是有著經濟穩定、社會安定的基礎，自由民主才得以穩步進行，也足以反過來說明國家的衰亂不安對發展自由民主的阻力了。我們如何能夠想像哥倫布在航向中國的途中，遇到風險危難，前途無望的時候，會尊重言論自由，能夠容忍異議人士對全體船員議論，地球是圓是方，而莫衷一是、折返回航？

中國的民主先驅，發起革命推翻帝制的孫中山先生，在經歷了民國以後一盤散沙到四分五裂的過程之後，就要求黨內要員對他個人宣誓效忠。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孫中山跑到日本去組織中華革命黨，提出「革命民權」說，就是說，不是所有中國人皆有民權，只有參加中華革命黨所標榜之革命的人，將來才有民權。他對列寧革命成功之後，共產黨在蘇聯的順利進展十分羨慕和欽佩，把共產黨那一套一元化領導的組織制度，也引進到國民黨來。當袁世凱當了總統，面對中國議會一塌糊塗的民主亂象，居然決心效法拿破崙，也搞起復辟，要把民主恢復成帝制。那位以接受新思想，翻譯西學出名的嚴復，赫然就是袁世凱的強烈支持者！

所以一個國家處於內憂外患或是急需銳意興革之時，必然會傾向獨裁專制，並且，一般民眾或是基於共赴國難的愛國心理，或是基於求穩怕亂的小民心態，也是會支持或容忍專制政權。通觀世界，像最早革命的法國，共和與專制三度反覆經過了八十年，雛型民主才算穩定下來，其他歐陸各國在內外爭亂的動盪下，也都是時進時退蹣跚搖擺地，費了百年左右才走上了民主之路。自由民主之道的坎坷難行，豈獨我們中國為然？

可見，由於我們近代中國一直處於內憂外患、百廢待舉、動亂衰敗的狀態下，是以中國自辛亥以來走向自由民主的舛逆命運，實在是理數應然，是屬於世界歷史的普遍現象。主因全是內憂外患的時代因素，並非是國情特殊、傳統文化、人民素質，也不是蔣、毛二人靠著軍隊和情治系統，就能遂其獨裁心願的。固然蔣、毛二人鎮壓異己的手段過於兇殘，這是屬於蔣、毛二人的仁德和政治智慧的問題，但是把蔣、毛二人簡單地貼上「反民主、反人權」的標籤，歸咎為中國專制傳統文化的陰魂不散，這就是錯失問題的真正癥結所在了。今日台灣之所以能夠自由民主化，除了國民黨朝著三民主義的方向建制外，主要就是在經濟繁榮社會穩定，不虞共黨的顛覆之後，才能逐漸開放轉為自由民主，台獨只是順水推舟加速了進行而已。

認不清內憂外患對政治局勢的嚴峻影響力，把近代中國的獨裁專制和傳統文化串聯在一起，把傳統文化罪惡化，蔑稱為「醬缸文化」，完全是一種淺薄直觀的表面看法，這不僅使我們不能均衡地看待自己的文化，無謂地賤辱自己的傳統，誤拋了國本。而且一味罪責傳統，視為中國自由民主化的頭號敵人，僅是使我們徒然費心費力向實際上已經死去的專制傳統鞭屍，向虛空的影子搏鬥，而轉移了對自由民主所應致力的真正方向和努力，忽視了建立自由民主政治賴以存在的基礎結構，如均衡的經濟、社會的共識、真正客觀求實的新聞等等，結果只會使我們走向自由民主之路更加曲折和長遠。

英國公投脫離歐盟、川普當選美國總統、歐洲民粹政黨的得勢，都標示了近年民粹主義的興起，民粹興起的一個顯然的原因是對全球化的抗拒。Tom Nichols出版《專業之死：為何反知識會成為社會主流 我們又該如何應對由此而生的危機》，提出另外一種根據心理學的解釋：人們多半都有某些偏見或偏誤(Bias)，導致一般大眾不再相信專業和專家(菁英)，於是民主變成民粹(民主與民粹的關係，參見《民主離不開民粹》)。

人們若能中立客觀，就會很好溝通，較易實施民主。可惜心理學的研究顯示，人們多半都有某些偏見或偏誤(Bias)，而很少能中立客觀。書中列舉三種偏誤：

鄧寧-克魯格效應(Dunning-Kruger Effect)：能力欠缺的人常有一種虛幻的自我優越感，錯誤地認為自己比真實情況更加優秀。簡言之即：庸人容易因欠缺自知之明而自我膨脹。社會心理學家David Dunning和Justin Kruger在1999年透過對人們閱讀、駕駛、下棋、打網球等各種技能的實驗研究，首次觀測到此認知偏誤。他們將其歸咎於元認知(Metacognition)上的缺陷，能力欠缺的人無法認識到自身的無能，不能準確評估自身的能力。(他們的研究證實了中國俗語「滿瓶水不會響，半瓶水響叮噹」！)

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人們有一種傾向會去留意跟他們成見相符的資訊，接納能強化他們固有看法的事實，而忽略對他們固有看法不利或構成威脅的資訊，藉以支持自己已有的看法。當人們選擇性地收集或回憶信息時，又或帶有偏見地解讀信息時，他們便展現了確認偏誤。看來不合理的迷信、醫療偏方、陰謀論等等能夠廣泛流傳，都因為很多人有確認偏誤。確認偏誤也使人們的政治理念和意識形態很難改變。

平等偏誤(Equality Bias)：群體對話時，能力較差者比預期的更常主張自己的看法，而能力較強者較不堅持自己的意見。原因大致是大家都想保持融洽的關係，能力較差者想要獲得尊重和參與感，而能力較強者不希望因為自己怎麼說怎麼對，而導致別人對他產生疏離感。這樣的群體對話讓大家都很愉快，卻可能不利於決策的品質。

上述三種偏誤可被視為堅持己見、自以為是的「基因」。一般大眾具有這些基因，加以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使大眾有人人能力平等的錯覺；而充塞大量隨手可得資訊的現代媒體和網路，以及多在討好學生的商品化高等教育(參見《高等教育：美國竟與台灣相似地崩壞》)，都使無知大眾大大地自我膨脹。所有這些於是導致，一般大眾自以為是而不再相信專業和專家(菁英)，也導致民主變成民粹。

選舉民主本就無法排除民粹，心理學又告訴我們民主很容易走向民粹，難怪民主制度近年是百病叢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