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初，蘇聯解體和東歐民主化。當時是西方民主的顛峰時代，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出版了《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一書，認為西方民主就是政治制度無可取代的最終形式(參見《法蘭西斯•福山這個人》)。

本世紀初，如日中天的西方民主開始出現走下坡的跡象，部份政治學者觀察到，很多實行民主的國家，尤其一些新興民主國家，發展不順利，而形成所謂的民主退潮現象(參見《全球民主在退潮》)。

2008年美國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並導致2010年的歐洲債務危機。金融和債務危機造成歐美的多年經濟不振，逐漸激發政治極端化、民粹主義、保護主義、種族/民族主義等的興起，重創了西方民主制度，到2016年英國公投脫離歐盟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而達於高峰。此時幾乎所有的政治學者都有共識：西方民主面臨了嚴重危機，而需要尋求拯救之道。

歐美國家還來不及改進其民主制度，今年的COVID-19疫情更曝露了西方民主的弱點和無能。迅猛的疫情最初起於中國大陸，一兩個月後才蔓延到歐美。中國雖然猝不及防，卻在4個月內控制住疫情；對比之下，歐洲和美國多了一兩個月時間認識疫病及準備抗疫，卻對疫情束手無策，至今已各造成千萬人染疫及超過25萬人喪命。實行民主的歐美國家的抗疫表現遠比不上「不民主」的中國，它們真需要改進其民主制度，才能對抗未來總有可能發生的未知疫病。

西方民主面臨嚴重危機，絕不是筆者信口開河，而是很多政治學者各自的觀察研究，他們各自尋求拯救之道，而出版了不少相關書籍。本文末列舉了一些我所研讀過的書籍及讀書心得，供有興趣者查閱(這些書尚未涵蓋到今年的疫情和抗疫)。

政治學者所提的諸多方案能拯救西方民主嗎？未可知也。川普總統在任4年，有很多損害美國民主制度的言行，他的連任失敗應該有助於美式民主的復原；不過川普在這次大選獲得七千多萬普選票，顯示民粹主義、種族/民族主義等的勢力依然龐大(歐洲的情況也差不多)，因此分裂的美國並不容易達成政治和解，而民主制度的運作仍不易順暢高效。

政治改革涉及政治勢力和利益的重分配，從來都不容易；而民主政治的改革更涉及千萬民眾的心態、意識形態的改變，是短期難有成效的。拜登身為西方民主國家的新領袖，是任重而道遠，且看他未來如何拯救美國和西方民主吧。

Jason Brennan《反民主：選票失能、理性失調，反思最神聖制度的狂亂與神話》(Against Democracy, 2016)－參見《學者反對普選民主》

David Van Reybrouck《反對選舉》(Against Elections: The Case for Democracy, 2016) －參見《抽簽是民主 選舉是寡頭政治》

Bill Emmott《西方的命運：維繫人類文明的普世價值該何去何從？》(The Fate of the West：The Battle to Save the World’s Most Successful Political Idea, 2017)－參見《西方的命運將如何？》

Pankaj Mishra 《憤怒年代：共感怨憤、共染暴力的人類歷史新紀元》 (Age of Anger：A History of the Present，2017) －參見《現代性導致憤怒時代－中國有優勢》

Marc Hetherington,  Jonathan Weiler《極端政治的誕生：政客如何透過選舉操縱左右派世界觀的嚴重對立》(Prius or Pickup？: How the Answers to Four Simple Questions Explain America’s Great Divide, 2018)－參見《世界觀導致美國大分裂》

David Runciman《民主會怎麼結束》(How Democracy Ends, 2018)－參見《中國模式與西方民主競爭態勢的演變》

Steven Levitsky,  Daniel Ziblatt《民主國家如何死亡：歷史所揭示的我們的未來》(How Democracies Die: What History Reveals About Our Future, 2018)－參見《民主國家如何死亡？美國是否例外？》

R. Rajan《第三支柱：在國家與市場外，維持社會穩定的第三股力量》(The Third Pillar：How Markets and the State Leave the Community Behind, 2019)－參見《社群主義能拯救西方民主？》

Larry Diamond《妖風：全球民主危機與反擊之道》(Ill Winds: Saving Democracy from Russian Rage, Chinese Ambition, and American Complacency, 2019)－參見《民主的危機與反擊》

美國名校教授Daron Acemoglu和James A. Robinson繼2012年出版《Why Nations Fail》(中譯：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去年再合著《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中譯：自由的窄廊)。兩本書有一貫的脈絡，而同樣誤讀中國大陸。

《Why Nations Fail》主張，廣納的(inclusive)政治與經濟制度導致國家成功、富裕，而榨取的(extractive)政治與經濟制度則導致國家失敗、貧窮。簡單說，廣納的政經制度是自由、法治、開放的；反之，則屬於榨取的政經制度。(參見《回顧《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對中國的研判》)

前書把「自由」與國家的成功互為聯結，《自由的窄廊》則探討自由的條件，一國的人民如何能達到自由？自由，意謂個人不受他人(包括國家、雇主、大企業等等)力量的宰制，因此不會生活在恐懼之中，也能夠選擇及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兩位作者主張：國家機器要強，才能實現現代國家所需的龐雜功能；而社會也要強，如社會有動員能力，才能制衡強大的國家機器，這樣人民的自由才有保障，而國家才會成功、富裕。自由必須國家機器和社會的力量達到適度的平衡，這很不容易，因此被稱為「自由的窄廊」。民主制度若實行得好，可以讓國家居於自由窄廊之內。自由窄廊很窄，因此窄廊外的國家不容易進入窄廊，而窄廊內的國家可能掉出窄廊。書中列舉了古往今來、世界各地的許多實例，包括在窄廊之外、在窄廊之內、從窄廊之外進入窄廊、從窄廊之內掉出窄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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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窄廊》的最大敗筆在於誤讀中國大陸。「在中國的教育體系中，一切都可以出售，包括靠近黑板的前排座位和班長的位置。」「在北京的另一所菁英中學裡，家長每捐獻4800美元，學生的成績就會額外多得一分。…」大陸龐大，筆者不敢說絕無上述的事情，但是若有，必定是極少數的例外。大陸的教育體系若真如此敗壞，怎可能產生華為、騰迅、大疆、阿里巴巴等世界級企業的大量優秀工程師？兩位作者竟相信顯然不合理的例外資訊，真是缺乏判斷力。

書中略述了中國自古至今的王朝專制歷史，結論是今日的中國仍有專制遺風，受共產黨的宰制而不自由。兩位作者顯然不知道，中國古代雖然專制卻管得不多，多數人蠻自由的，因此流傳「天高皇帝遠」、「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現在的大陸其實與台灣差不多一樣自由，人們在開放的市場找工作，大多與共產黨無關，工作若表現好晉升快，若表現不好晉升慢，工作之餘，每年常會出外或出國旅遊幾趟。這樣怎是不自由？

中國大陸的國家機器力量強大，超過其社會力量，但是大陸仍維持自由繁榮，因此成為推翻《自由的窄廊》理論的反例。兩位作者傾向「唯力量論」，認為國家機器的力量若超過其社會力量，則必侵犯人民的自由，而主導國家機器的菁英必侵占他人的利益，造成國家的失敗。然而有力量未必就會爭權奪利，大陸近年愈來愈遵行法治，使國家機器尊重人民的自由，而政治菁英不能貪瀆枉法、謀求私利。國家機器和社會的力量何須非彼此平衡不可？

如果兩位大教授的目標是為美國宣傳，他們的書是大致成功的；如果他們的目標是讓讀者了解世界，他們的書是失敗的，美國讀者會低估中國，對美國不利。

川普雖然仍在負隅頑抗，他的敗選去職應該已成定局。在四年任期裡，川普執行了不少迥異於前任總統的政策，其中最顯著的是他開啟了美國對中國的公開對抗，包括貿易戰、科技戰、地緣政治對抗等等。在此川普去職的前夕，讓我們總結他所主導的美、中對抗的得失成敗。

2018年初川普啟動了對中的貿易戰，目標是縮減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當年7月開始，美國對從中國進口的部份商品課徵高額關稅，此後美國陸續多次對從中國進口的部份商品課徵高額關稅，到2019年底，美國的高額關稅幾乎已經涵蓋從中國進口的約5500億美元的所有商品。基於對等報復的原則，中國也對從美國進口的商品課徵報復性關稅，不過美國輸入中國遠少於中國輸入美國，因此這部份對双方的影響都不大。今年初美、中双方達成「第一階段協議」，中國承諾大幅增加進口美國商品，以交換美國適度降低其對中的高關稅。

美、中貿易大戰的初步結果是：2019年，價值4185億美元的中國產品輸入美國，及1227億美元的美國產品輸入中國，因此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為2958億美元，比2018年的3230億美元減少了8.5%。因為中國對美國的商品出口總值占中國GDP約3.4%，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的減少影響GDP約 -0.289%(8.5%*3.4%)。檢視中、美的GDP增長率，中國2018和2019的GDP增長率分別是6.6%和6.1%，似乎確有受到貿易戰的負面影響；然而美國2018和2019的GDP增長率分別是2.9%和2.3%，其減幅比中國還稍高，貿易戰看來未必有利美國。(今年疫情對經濟的影響遠大於貿易戰，因此經濟數據中將難以看出貿易戰的影響。)

川普也啟動了對中國的科技戰，最受矚目的是對華為5G的禁用和停止供應高階晶片。美國以傾國之力圍堵華為，當然讓華為非常艱難，但是美國晶片廠商停止供貨華為，本身也受損，其受損較輕微是因為華為的損害被分攤到多家晶片廠商；總和來看，美國未必有利。科技戰才剛開始，其影響勢必長遠而仍極不明朗，可以確定的是，它逼迫中國更傾向自立研發，使未來的科技競爭更激烈。

川普的最大失敗在於他的抗疫無能和對美國民主制度的損害。Covid-19疫情蔓延到美國，約比中國晚了兩個月，川普卻毫無防備；等到疫情在美國開始擴散，他不遵從疫病專家的指導，而隨意發表不符科學的防疫言論，並帶頭不戴口罩、不保持社交距離，造成醫療水準領先世界的美國確診染疫近千萬人，死亡超過23萬人。世人都清楚看見中國的抗疫行動完勝美國。

川普經常謊話連篇，抨擊不合己意的媒體，批評不合己意的司法人員和判決，並且幾乎不掩飾他白人至上主義的傾向，造成本已兩黨對立的美國社會更加分裂，而黑白衝突更加嚴重，加以這次大選他一再攻擊郵寄選票有弊，在在都損害人們對民主制度的信任。美國民主這樣亂七八糟，似乎比不上中國穩定的黨政合一制度！

美國過去的一大優勢是它擁有許多價值觀相近的盟國，並對一些國際組織頗有影響力。川普在任四年，對部份盟國掀起貿易戰，逼迫部份盟國分攤更多駐軍費用，都傷害美國和盟國的同盟關係。另一方面，在川普主導下，美國退出了世界衛生組織、巴黎氣候協定、伊朗核協議等重要的國際組織和協定。這些都導致美國的國際影響力減弱，而中國的國際影響力相對上升。

總之，川普對中國發起貿易戰、科技戰，並未對中國造成顯著損害；然而他抗疫失敗，損害美國民主制度，減損美國的國際影響力，都對中國大為有利。難怪大陸人戲稱川普為「川建國」，還蠻有道理的。

陳之藩一篇我當學生時選入國文課本的散文《哲學家皇帝》，一直留在我的腦中不曾遺忘。

他對他寫作當時即1950年代的美國，留下一幅彷彿牧歌般的畫像。他在放工之後躺在一處靜湖之畔，作了一些思考。他可能感到了美國人工作流露的神色自若，覺知了某種獨立、勇敢與自尊的價值深藏於美國人民的心中，讓他想起了柏拉圖的「哲王思想」，認定美國的孩子都像是哲人心中的哲學家帝王。因為希臘哲人的教誨就是：「從生硬的現實上挫斷足脛再站起來，從高傲的眉毛下滴下汗珠來賺取自己的衣食。」他覺得這個教誨歐洲都不曾做到，美國的小夥子卻做到了。

然而他一個轉念，認為這些美國孩子還是缺了些什麼？原來是人文素養、是教育，他發現美國的年輕人雖然勤奮自立，卻連報紙都不看。而哲王不可或缺的條件是具備雄偉的抱負與遠大的眼光，它必須靠教育砥礪出來。於是他引了那句傑佛遜的名言：「民主，並不是一群會投票的驢」，並下了結論，民主需要的是投票者一個個都受過哲學家皇帝的訓練。解開了困惑，陳之藩的視線重新回到環繞著他的山光水色，但卻有了豁然開朗的喜色。

1950年代正是美國走上世界頂峰，成為超級帝國的時刻，對於陳之藩這樣一位外來的旅居者而言，美國社會的一切，從人的談吐到都市的繁華，一定都給了他許多震撼與驚嘆，但他還是藉一個簡單的思索，看出了美國深層的病徵。

他的這一篇文章寫完的數年之後，一本名著《美國的反智傳統》出版了，似乎巧合地印證了陳之藩的觀察。很可能是源自於過於素樸以及簡化的福音宣揚，以及對於陳腐的菁英統治階層的強烈反抗，衍生了美國社會持久不衰的反智主義。

正在走向矌日廢時的訴訟的這次大選，可以說就是鄉村區域的反智群體，與城市菁英階層的一次對決。凡是川普的紅區，都在鄉村、至少是郊區，就算是由藍色勝出的州，其郊野也皆是一片紅潮。

川普就是一位典型、甚而是誇張的反智人物，於是他會說出新冠到了四月就會消失、加州大火不需多懼，天氣一定會變涼的反智語言。最重要的是，新冠不是他的錯，而全是中國的錯，這種賴皮卸責的荒誕說辭，他的粉絲全信了。甚至於，他的染疫與三天康復，也猶似一場神蹟，不只是他，他的老婆、發言人，全都在投票日現身了，他們全都健康如昔，一再地反證新冠不足為懼。

這個反智社會的人口，可以從為川普傾巢而出，終而打破百年投票人數紀錄，讓他從該輸卻不輸的德州與佛州復活，從而可以打一場足以讓民主毀滅的系列官司，一覽無遺。

這個民主曾經讓人欽羨，一個既有鄉村與靈魂音樂，又有太空總署與諾獎得主的美國，就像是人類最美好的歸所。但這次大選讓人看到它的千瘡百孔。並為美國退出歷史舞台寫好劇本，揭開了華麗的序幕。

少年時我讀過美國開國元勛之一Patrick Henry的傳記，對他很崇敬，對他的名言「不自由，毋寧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更是印象深刻。在去美國留學前，我因此決定以Patrick作為我的英文名字。

初到美國加州大學尚未註冊，我就受邀到host family住兩天一夜。Host family是大學附近的熱心家庭，樂於短暫接待外國來的留學生，屬於西方人的待客之道，也是一種國民外交。Host family是一對老夫婦，聽說我名叫Patrick，竟然很不以為然，並且說Patrick是愛爾蘭人的名字。一個台灣人/中國人擁有愛爾蘭名字，會讓人不以為然？我一時也搞不懂，當下決定不取英文名字，就以中文名字直譯成Yue-Sun，作為英文名字。導致此後老外總唸不來我的名字！幾年後我才知道，很多美國人對愛爾蘭人(裔)是有些歧視的。

「不自由，毋寧死」把自由抬到生命的高位。少年時因此把自由看得很單純、很絕對，但是留美不久，我就有了不同的體悟。美國有擁槍的自由，幾乎人人擁有槍枝，因此槍擊案和槍擊死傷特別多；在槍擊恐懼之下，警察暴力也特別多，尤其是對黑人；導致我這樣循規蹈矩的人遇到巡邏警車，都會有些心生恐懼(參見《美國的人權狀況－我的個人體驗》)。擁槍的自由有何好處？自由實在不是那麼單純、絕對啊。

美國總宣揚它的建國歷史和立國精神，如《獨立宣言》主張：「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證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年紀漸長，我才知道，華盛頓、麥迪遜、傑佛遜等所謂的美國建國先賢都是奴隸主，他們主張平等、人權、自由等，不過是虛偽的漂亮話而已，讓我對「不自由，毋寧死」的憧憬逐漸幻滅。

COVID-19疫情蔓延全球，歐美的疫情遠比大陸和台灣嚴重。西方人抗拒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等抗疫措施，充分體現了「不自由，毋寧死」的精神，卻導致幾十萬人染疫死亡。中國人(包括台灣人)也喜歡自由，現在也相當自由，但不會把自由抬到生命的高位；中國人自古奉行「人命關天」，因此能抗疫成功。

幾天前發生了法國教師因在課堂上展示諷刺穆罕默德的漫畫，而被穆斯林殺害的悲劇，與5年前的查理周刊槍擊案非常類似，造成法國人與穆斯林的對立。筆者當然不贊成暴力殘殺，然而西方人堅持，諷刺穆罕默德的漫畫屬於言論自由，正確嗎？真正信仰虔誠的教徒把神(或先知)看得崇高無比，超過自己的生命，他們願意犧牲生命捍衛神(或先知)，不是很合理？在古代基督教被迫害的時代，信仰虔誠的基督徒不是也以生命捍衛其信仰？言論自由絕不該是那麼絕對的。

「不自由，毋寧死」，很浪漫，卻是過度激情、絕對，並不可取，自由需要更多深思熟慮。

近年西方民主遭遇許多挫折，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Steven Levitsky和Daniel Ziblatt合著《民主國家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 2018)，探討民主實踐所面臨的問題和挫折，如何導致民主的終結，最後建議解決之道。書中尤其著重於美國的民主實踐。

以前民主制度曾終結於軍事獨裁、法西斯、暴力革命等，有比較顯著的事件或徵候；近幾十年，民主的消亡多半不那麼明顯，因為民主的銷蝕是漸進的、隱匿式的，即使政權已有獨裁之實，卻仍掛著民主的招牌。兩位作者希望能及早察覺民主正被銷蝕，而提出四個獨裁行為的指標：拒絕接受(或不太在乎)民主的遊戲規則、否定政治對手的正當性、容忍或鼓勵暴力及願意剝奪對手(包括媒體)的公民自由。川普在就任總統之前即已呈現符合這些獨裁行為指標。

川普這樣民粹的政治素人以前不可能當選總統，因為主要政黨的總統提名都取決於政黨內大老和重要公職人員的密室協商，密室協商雖然不民主，卻能排除可能傷害民主的極端候選人。1960年代底的反越戰劇烈衝突改變了政黨提名的遊戲規則，完全以符合民主的黨內初選決定政黨的總統提名，政黨擔任民主制度守門員的功能於是大半喪失了。

民主制度順利運作的關鍵，除了不違背憲法，政治人物還必須遵守兩項不成文規定：互相容忍與制度性自制。互相容忍表示我們必須承認對手的正當性，承認對手跟我們同樣愛國，不把對方當作叛亂者，即使對方可能在觀念及政策執行上跟我們有極大差異。制度性自制意味著，避免執行符合法律條文卻明顯違反其精神的狠招，來擊垮政治對手，因為這種行為雖然合法，卻可能危害民主制度。近幾十年來，共和與民主兩大黨是愈來愈不互相容忍與自制。(台灣的兩大黨也很類似)

過去美國兩黨之間的互相容忍與自制，其實相當程度建立在種族排斥和不民主上。自1860年代南北戰爭後，原來相當衝突的共和黨(主要在北方)與民主黨(主要在南方)逐漸在種族隔離和犧牲少數民族投票權上獲得共識，使種族平等議題退出政治討論重點，雙方於是有了相近的意識形態，而軟化了黨派敵意，因此能夠互相容忍與自制。

直到1960年代的黑人民權運動，美國才完全民主化，這卻導致了美國社會趨向兩極化。支持少數民族權益的民主黨與反對的共和黨從此確立了他們的立場，兩黨的選民結構也逐漸重組，最後變得壁壘分明難以流通。兩黨間互相容忍與自制的不成文規範於是愈來愈削弱，使政治幾乎無法運作。

兩位作者對美國政治的剖析相當精闢，然而他們建議的解決之道卻有點令人失望，不過是呼籲兩黨互相容忍與自制，及調整組織、擴大支持陣容之類，以克服基於種族和宗教的兩極化。

過去擁有壟斷地位的白人近年因白人占比下降而逐漸失去其壟斷地位，使很多白人不滿和不安，這些白人(多信仰福音派新教)主導著共和黨，使共和黨趨向極端，是美國兩極化的主因。在貧富差距擴大之下，要抒解中下階層白人的不滿和不安，絕不容易。正如書中引述：「世界上從未建立一個多種族民主國家，達成沒有特定種族團體占多數、政治平等、社會平等與經濟全民共享。」美國會是第一個例外嗎？兩位作者期望是，但很沒把握。

協商民主，也譯為審議民主，是被看好的一種民主新範式，其英文原文是deliberative democracy。根據劍橋字典，deliberative的意思是決策時有仔細的思考和討論。deliberative並無審查、審核的意思，因此deliberative democracy被譯為審議民主，不如譯為協商民主，而更淺白的翻譯可以是討論式民主。政治學總是基於一些難懂的哲學性理論，本文不談理論，僅介紹協商民主的實務。

目前主流的民主方式是選舉投票，只管收集民意，不管收集來的民意是否有意義。假使人民根本不了解選舉投票所針對的政治問題，這樣的選舉投票徒具形式而無實質，因此只是形式或程序民主，而不是實質民主。為了達到實質民主，協商民主主張要有「正式機制」讓人民討論和了解政治問題，然後才選舉投票。

形式或程序民主在選舉投票前，也可能對政治問題有討論，但那是非正式、可有可無的，而且政黨對政治問題多半是宣傳其主張，而不是中立客觀地討論。為了改善這樣的弊病，協商民主因此強調「正式機制」，以實現中立客觀地討論政治問題。

現代國家人口眾多，不可能所有人民一起來討論政治問題(即使透過網路)。協商民主於是主張挑選出少部份民眾，可稱為參與者，來研究思考選定的政治問題，然後彼此進行詳盡的討論(包括質疑)，並把討論過程透過電視或網路視頻讓盡量多的人民觀看甚至參與討論；參與者並且可以在討論完後，對政治問題的可能解決方案進行偏好投票。一般人民觀看這些討論過程並參考參與者的投票結果，於是能充分了解這政治問題而最後據以投票，因此實現實質民主。

協商民主的實踐包括挑選參與者，安排場所和時間讓參與者研究思考選定的政治問題，安排討論會的場所、時間和視頻錄製，以及提供參與者報酬等。這些都須有明確的規範，就是所謂的「正式機制」。國家可以設立獨立中立的委員會來安排這些事項(類似台灣的中選會，但功能較複雜)。

上述事項中最關鍵的是如何挑選參與者。為了使參與者能代表一般人民，隨機抽籤是常用的方法；參與者的意願會影響討論的品質，因此可以從自願者中隨機抽籤選出參與者，但須避免政黨推出大量自願者而壟斷參與者；若選定的政治問題有較高的專業難度，可以對參與者和自願者要求某些專業門檻。

協商民主的理論興起於20世紀後期，進入本世紀逐漸有較多的實踐試行，即對少數選定的政治問題，執行上述的挑選參與者、公開討論等等，但至今沒有國家把協商民主運用於大部份的政治問題。David Van Reybrouck所著《反對選舉》(Against Elections: The Case for Democracy，2016) 列舉了5個協商民主的實踐例子，分別舉辦於加拿大(2例)、荷蘭、冰島和愛爾蘭(如下列3圖)。書中還主張，在政治制度中應該多以抽籤取代選舉(參見《抽簽是民主 選舉是寡頭政治 》)。

我不認識徐永明，但因為當年同是中研院的研究人員，他在進入政治圈前，常上媒體政論節目，就讓我注意到他。多年後，他曾擔任立委，又擔任時代力量黨主席，似乎相當風光。不料日前他卻捲入了醜陋的SOGO大案，被控收賄而交保，並因此退出時代力量。涉入SOGO案的多是政壇老鳥，烏煙瘴氣，不令人意外。徐永明和時代力量屬於政壇新秀，這麼快就腐化，特別令人扼腕嘆息。

台灣人自從民主化之後，總覺得政治應該比較清明，貪污收賄事件應該逐漸減少，但是實際上三次政黨輪替似乎並沒有達到減少貪污的效果，原因為何？多黨民主體制可以防止貪污其實是一種迷思，看看亞洲的許多民主國家，如印度、泰國、菲律賓等，貪污都很嚴重，就很清楚了。

平心而論，民主對於防止貪污是有利有弊，好處是在野黨和媒體會監督執政黨，使執政者不敢公然貪污，但是選舉民主也產生貪污的動機，卻是迷信民主的人常忽略的。

看看台灣政治，要參選縣市長、立法委員或縣市議員等，至少要花費上千萬的競選經費去宣傳、打廣告和辦活動，遠比當選以後的薪水和選舉補助款(政府根據參選人得票數予以補助)多得多，當選的這些公職人員不借機貪污，如何能划算？如何有錢參加下次選舉？過去的陳水扁、馬英九不大花錢就擁有超高人氣，是極少數的例外啊！

另一方面，選舉總有人落選，落選者，包括其核心支持團隊都立刻失業，除非家有龐大資產，落選者其專業就是政治，如何謀生？其團隊如何謀生？常見的方式是由財團或企業支助認養，等落選者下次選舉當選，自然會對支助的財團或企業感恩回報。

由於以上兩點，選舉民主很難不淪為金權政治，而貪污終難以禁絕。不過為了避免敵對政黨或媒體揭發，政商關係會愈趨隱密，而貪污手法愈趨高明而已。徐永明和時代力量要弄錢，屯積糧草，以備未來的選舉，可算情有可原？只是政治新手，手法粗糙，一下就露了餡！

歐美的一些民主先進國家制定了許多法律，以規範選舉經費和政商關係，台灣在這方面還在起步階段，因此對金權政治幾乎毫無免疫力。即使未來能複製西方先進的法律，成效如何仍是疑問，因為借鏡西方經驗，財團的強大律師團幾乎是無往不利、無法抗衡的，永遠能替金權政治護航。歐美政治看似比較清廉，其實很多貪瀆被掩蓋在「合法」的政治獻金底下。

民主不能保證清廉。反之，不民主卻仍有可能清廉。蔣經國時代是一黨威權統治，算不上是民主政治，但是相對於民主化後的幾任政府，卻是比較清廉的。新加坡雖有民主選舉，但是長期一黨獨大，常被西方視為不夠民主，但是政府的清廉度在世界上一直排在前幾名。香港也是沒有民主卻相當清廉的地方。

選舉非錢不可，西方民主因此多半淪為金權政治。知識分子想搞政治，千萬要再思三思啊！徐永明曾任職中研院，擔任立委也頗有表現，看來擁有不錯的學術和政治能力，現在他捲入SOGO弊案，難免纏訟多時，無論結果如何，他的政治和學術之路恐怕都走不下去，人生的精華時光就此虛耗，可悲啊！

李登輝前總統深刻影響台灣的政治40年，他留給台灣什麼？主要有兩項：台灣的民主制度及台獨意識的推進，讓他博得「民主先生」和「台獨教父」的稱號。

台灣的民主制度大部份在李登輝主政時代修訂完成，他因此被西方媒體讚許為「民主先生」，也是很多台灣人所津津樂道的。李對台灣的民主化是有貢獻，這樣就可稱為「民主先生」嗎？不管他修訂完成的民主制度的好壞？

中華民國的憲制原來是双首長制，總統是國家元首和三軍統帥，並有權提名司法院、監察院、考試院等中立機構的高階人事，因此總統應該是政治立場中立的全民共主；另一方面，行政院是行政執行機關，擁有執行政務的實權，須向代表民意的立法院負責，立法院因此對行政院長有同意權，導致行政院長應該由立法院的多數黨出任。民主制度自然有政黨競爭，行政院和立法院取決於政黨競爭，而總統和中立機構應該是政黨競爭的裁判。

李登輝主導的修憲，刪除了立法院對行政院長的同意權，使總統可以全權任命行政院長，於是行政院長成了總統的部屬，而立法院幾乎成了無法說「不」的行政院立法局。換言之，所有的權力都歸於總統一人，完全喪失了西方民主分權制衡的精神。台灣總統的權力比實行總統制的美國總統還大，可說是「超級總統制」。李登輝如此修憲，就是因為他擔任總統，自然要為自己擴權。這樣能算「民主先生」？美國主導的西方媒體只要台灣乖乖遵從美國的領導，是不會吝惜稱讚台灣領導人的。

台灣的超級總統制施行至今，陳水扁因為朝小野大，沒有成為超級大總統；馬英九或是自我設限或是不懂使用權力，沒有成為超級大總統；現在的蔡總統可不一樣，她行政、立法、司法、監察、考試的所有權力全部一把抓，是名符其實的超級大總統(參見《台灣損害民主卻推崇民主》、《從民主走向獨裁－以國安之名》、《大法官濫釋憲 台灣走向獨裁？》)。而以後的總統應該也會有樣學樣，照蔡總統的前例而行，台灣恐怕勢必走上假民主、真獨裁之路！

李登輝大力推進台獨意識，當年並刻意扶植初起的民進黨，現在台灣的台獨意識濃厚，李功不可沒，因此當得起「台獨教父」的稱號。然而近年中國大陸迅速崛起，已威脅到美國的霸權，使台獨的希望幾乎成為泡影。台獨無望，但台獨意識卻導致兩岸關係倒退，台灣的發展受限，台灣是未蒙其利，反受其害啊！李前總統可以輕鬆揮別台灣，台灣人卻要長年承受他台獨意識的苦果。

成語說：「蓋棺論定」。不過，李登輝雖蓋棺，其一生的是非功過仍不會有定論。李登輝最終的一生評價將取決於台灣的統獨未來，若未來兩岸統一，他將是企圖分裂國家的漢奸；若台灣成功獨立，則他是偉大的「台獨教父」。不過，後者的可能性看來非常渺茫。

西方民主的主流思想是自由主義，自由主義非常強調個人，包含了個人主義。社群主義也提倡民主，卻是與個人/自由主義對立的政治哲學。社群主義起於上世紀的80年代，雖曾在學術界頗受重視，但並未撼動自由主義的主流地位。近年西方民主遭遇許多挫折，研究者於是各自尋求拯救之道，而重新強調社群主義是提出的解方之一。社群主義能拯救西方民主嗎？

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又稱為共同體主義，強調個人與群體之間的聯繫。這種信念來源於認為，人的自我、社會認同、人格等概念都是由社群建構的，與個人主義認為人是獨立個體的觀點有很大的分歧。在此社群可以小到一個家庭，不過社群主義經常在更廣大的視角下看待社群，社群是擁有共同的利益、歷史文化、居住地理區域的人群間的互動。

R. Rajan去年出版《The Third Pillar》(中譯：第三支柱，遠見天下文化)，主張「社區」應該成為民主時代「國家」、「市場」兩大支柱之外的第三支柱。社區是「一群居住在相同區域、同屬一個政治共同體的人(人數可多可少)，通常有著共同的文化和歷史遺產」。現代國家，如美國，一般有較強的國家和市場機制，但是社區功能則偏弱，作者呼籲下放權力到社區，優化社區的功能和品質。

假使社群主義只是概念，它不可能動搖個人/自由主義的壟斷地位，因為後者已深入人心，而且投人心之所好。R. Rajan所主張的可說是社區主義，社區主義把社群主義落實到居住的社區，是社群主義的實踐和具體化 (雖然他在書中幾乎未提及社群主義)，使社群主義較有可能有具體貢獻，而超越個人/自由主義。

以美國為例，其眾多社區的好壞差距極大，部份社區(如一些黑人社區)破敗不堪、毫無競爭力，幾乎淪為罪惡的淵藪。因此破敗的社區需要整治，是無庸置疑的。由於在個人/自由主義框架下的國家一般並無充裕經費投入社區，也由於社區主義的精神在於社區自治，社區主義並不期待國家負擔社區治理所需的大部份資源，而希望社區成員能盡量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這是太理想化而不切實際了，有能力的社區成員若不滿意其社區，多半會選擇移居到其他較好的社區，而不會選擇出錢、出力改善居住的社區，因為前者比後者容易得多 (這正是書中所述很多社區每況愈下的原因之一)。

理論上社群/社區主義能矯正個人/自由主義太強調個人的缺失，然而實際上個人/自由主義已經深入歐美人心，社群/社區主義並不容易搶下一席之地。從過去歷史看，為了實現資本主義的工業化，國家和市場的力量普遍有所增強，而社區的力量則被削弱，例如居住在公寓裡的鄰居時常僅是點頭之交而已。這看來是頗難逆轉的自然趨勢，也確實削弱民主所需的社區自治，因此/社區主義並不容易實現，也就難以拯救西方民主制度。

中國大陸的政經制度其實比歐美更符合某些社群主義的精神，(部份差異在於)大陸不避諱以國家力量介入社區，因此能優化社區治理。歐美民主國家總想節制國家的力量，又想要優化社區治理，可就難了；而國家若介入社區，恐怕又有政黨在社區內爭權互鬥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