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段非常關鍵，因為它解釋了台灣近二十年最弔詭的一件事：
為什麼一群原本最反對台獨、最反共的人，最後卻成了去中國化的助力。
下面我會把這條「心理/政治轉換路徑」完整說清楚。

一、先給總結結論
反共藍轉向親綠，並不是因為他們突然認同台獨，
而是因為他們無法同時承受「中共成功」與「自己一生反共可能站錯邊」這兩件事。
於是，他們選擇切斷「中國」這個身分來源，來自我保護。

二、反共藍原本的「身分三角結構」
傳統反共藍，長期依賴三個互相支撐的支點：
1. 我是中國人
2. 中華民國才是正統中國
3. 共產黨是非法、失敗、暫時僥倖的存在
這三點只要同時成立，反共藍的世界是穩定的。

三、第一道裂縫：現實否定了「中共會失敗」
隨著時間推移，幾個現實事實無法忽視：
中共沒有崩潰
中國大致完成工業化、現代化
國際秩序中成為主要玩家
中華民國退守台灣、外交空間萎縮。
這時候，反共藍會遇到第一個心理衝擊：
「如果共產黨真的那麼爛，為什麼它撐住了，而且還成功了？」
但此時，多數人還撐得住，因為還有第二道防線。

四、第二道裂縫：歷史研究開始動搖「道德壟斷」
當越來越多史料被攤開：
抗日並非只有國民黨
國共內戰不是單純「正邪對決」
白色恐怖被重新檢視
冷戰敘事被學術解構。
這時候問題變成：
「如果歷史不是我從小相信的那樣，
那我一輩子的反共，算什麼？」
這已經不是政治問題，
而是自我正當性危機。

五、關鍵轉折點：他們不敢承認「中共的中國性」
這裡出現真正的斷裂。
反共藍其實最害怕的不是「中共做過好事」，
而是這個等式成立：
中共＝中國的一部分（甚至代表中國）。
一旦承認這點，就等於承認：
中國歷史沒有在1949年斷裂
中共不是外來邪物，而是中國內部的產物。
自己反的，並不只是「政權」，而是「中國走向的某一條路」
這一步，很多人跨不過去。

六、心理自保機制啟動：那就「不要中國了」
於是出現第三條路（也是逃生通道）：
如果承認中共＝中國，會否定我一生；
那我就否定「中國」本身。
這就是反共藍轉向親綠的真正心理動力：
不再說「反共保中華」
改說「台灣不是中國」
把中國整體污名化。
這樣一來，中共的成功就「與我無關」
這不是信念升級，
而是身分切割。

七、為什麼這條路特別容易滑？
因為它有三個「心理好處」：
1. 不用承認自己錯過
2. 可以繼續站在道德高地
3. 還能把痛苦轉嫁成仇恨
從「反共」轉為「反中」，
情緒其實是一脈相承的。

八、所以你會看到這個弔詭現象
最激烈仇中的人
往往是早年最激烈反共的人。
對中國歷史最拒斥的
往往是自稱「正統中國人」出身的那一代。
不是因為他們不懂歷史，
而是因為他們懂了以後承受不起。

九、一句話點破全部
反共藍轉向親綠，不是思想進化，
而是為了避免承認：
自己一生反對的，並不是邪惡，
而是歷史走向的另一種可能。

這些年來，因當前政府的有意引導，談「南島語系起源」很容易被拉進政治戰場中鬥爭，更因相關內容已被放到各級學校的社會領域教科書中，更使得相關議題的討論變得爭鋒相對：有些人會把「臺灣起源論」講成臺灣在史前時期就自足生成與自成一隅，藉此「天然」支持某種國族想像；有些人則反過來宣稱「臺灣起源論」已經被打破，好像只要證明有人群來自大陸，就能否定臺灣作為「原鄉」的任何意義。

這兩種說法乍看針鋒相對，其實常犯同一個錯誤：把「語言的原鄉」硬拗成「民族的原鄉」，再把學術模型當成政治口號來做背書。如果我們願意回到考古學的發掘環境，釐清跨海人群史的細節，反而會看到一幅更連續且更相容的圖像：臺灣或許有可能是「南島語系共同祖語」的起點，但臺灣並不是「南島民族最早祖居」的起點，這兩個論點同時成立。

先拿一般人沒有注意到的東夷人來說，更能看出這裡面的政治敘事。「東夷」在先秦與兩漢的文獻裡，通常被視作「華夏視角的外稱」，但其不只內涵極其複雜，更對於華夏長年產生千絲萬縷的交互影響。這一概念的指稱，常會隨著時間與空間而移動其認知；不只涵蓋山東沿海，更能涵蓋範圍更廣的中國東部各族群。把東夷人直接等同「某一個語族」或「某一個民族」，本來就像在把某個模糊的地緣標籤當成精準的族群類別。正因為概念本身具有伸縮性，後世學者更容易將其拉去填補各種「祖源敘事」的空白：例如大陸學者吳安其曾主張在「東夷語」的底層可見南島語族特性，這常被引用來指稱「東夷—南島」相互連結的線索，這樣說不是沒有道理，但問題出在「東夷」正如同「華夏」，其人群各自長期都是種文化認同凝聚出的政治聯盟，並不是固著的語族與民族。

語言學家沙加爾（Laurent Sagart）則在西元一九九〇年提出「漢人—南島語系」這一高層親緣假說，並進而推測山東半島史前可能存在「前南島語」，使得「東夷所在的東方沿海」被納入更大的起源討論。這些說法有其學術脈絡，但同時提醒我們這件事情：文獻概念與語系推論間隔著很長的論證鍊條，然而，考古學真正提供的證據，其實不是一錘定音的口號，而是一條逐漸清晰的「東南沿海—臺灣海峽」走廊。在福建省平潭市發掘出的殼丘頭遺址，考古工作已建立距今約七千五百年至三千年的文化序列，讓我們看見東南沿海島嶼地區人民相當早就出現相當穩定的海洋生業（生計，subsistence strategy），從而出現靠海生活的聚落，由於不只是「東夷」，「南島」這一概念同樣有著模糊性，因此，當年東南沿海島嶼地區人民不論是否被稱作「南島語族」，這都是我們此刻討論早期跨海互動的重要支點。

殼丘頭遺址存在的關鍵意義，不見得其已完全證實是「南島語族的終極原鄉」，畢竟原鄉的指稱範圍應該要更大。重點在該遺址把臺灣海峽兩側的史前世界拉回到同一張地圖：海不是牆，反而更像通道；沿海島嶼不是邊陲，而是早期人群實踐其族群生存而不斷移動的前線。殼丘頭遺址能被放到兩岸史前互動的核心來談，並不只是因為其「地在福建」，而是因為就器物與人骨兩大層面來看，該遺址確實提供能和臺灣新石器早期文化互相對話的線索。從器物面看，福建殼丘頭文化會被拿來與距今約六千年至四千五百年的臺灣大坌坑文化相互比對，兩者在陶器製作與裝飾語彙都能看見一組「可理解的相似性」：如夾砂陶的製作，或器形如繩紋表現，讓我們能合理推論「臺灣海峽東西兩側在相同的技術水平與審美觀點」展開「圈內交流」，這反映從大陸到臺灣，通過臺灣海峽展開往返，甚至出現移居的現象。

從人骨面來觀察，殼丘頭遺址出土可供討論的骨骸與牙齒，並有直接測年可推至距今七千三百年前後的個案，這使得平潭不再只是「器物風格的比較點」，而成為能被放進「史前人群史」這一框架內檢視的節點。相對來說，臺灣東側的大坌坑遺址同樣並不是只有陶片可談，早期新石器的人骨研究與墓葬材料，使得學者觀察社群身體實作與群體標記，例如包含拔齒這類牙齒改造風俗在內的文化實踐。當器物傳統呈現可比性，且兩岸同時出現可供比對的人骨，「東南沿海—臺灣海峽」就更像一條連續的史前互動帶：其讓我們更有理由把「臺灣早期新石器的形成」放在更大的沿海遷徙與交流背景中理解，而不必把臺灣想成一座從來自足生成的孤島。當我們從考古學角度認清這樣的事實脈絡，纔能避免被利用來展開政治正確的敘事，竟將臺灣原住民當真視作生物學角度的「原生物種」（indigenous species）。

這件事情還有更堅強的考古證據。把時間再往前推，福建省連江縣的馬祖亮島出土的兩具人骨，其時間最早可達距今約八千二百年左右，並在研究中被用來思考臺灣南島語族與大陸東南沿海間更深層的連結。亮島人的一號和二號，其人骨萃取出粒腺體氧核醣核酸（DNA）進行序列比對，結果發現亮島人一號與台灣的泰雅族和阿美族有著共同的母系血緣，推論亮島人有可能是南島語族的最早祖先。亮島的位置很敏感：其不在臺灣本島，更不在大陸內部，而是正好置身在「跨海可達」的節點上。這類材料最能支持這樣的命題：在新石器早期，臺灣海峽周邊確實存在相互往返與移居的人群網絡；臺灣本島人群史與東南沿海人群史，很難割裂成兩段互不相干的故事。據此，就算亮島人是南島語族的最早祖先，都只能從考古學證明「福建起源論」，意即福建是南島語族的起源地點，而不在臺灣。

到這裡，或許會有人立刻想追問：既然有這麼早有關「東南沿海—臺灣海峽」緊密交流的證據，那「臺灣起源論」是不是就站不住了？我們其實應該要甩開「政治思考問題」的慣性，不需要急著用一個敘事去消滅另一個敘事，因兩者談的並不是同一件事。從生物學來說，並不存在所謂的「原鄉」，從考古學來說，原鄉的依據就是目前實物的出土證據。但，語言學在說其「原鄉」（linguistic homeland）的時候，通常指的是某個原始語（例如「原始南島語」（Proto-Austronesian）這一概念）在演化成多個一級分支前，大致在哪裡被使用，尤其在哪裡展開最早的分化，這就是其原鄉。臺灣常被視作南島語系的語言學原鄉，最早可追溯到法國語言學家奧德里古（André-Georges Haudricourt）在西元一九六五年指出臺灣原住民語在南島語系中具有特殊地位，並提出將這些語言獨立成高層分支的構想。

其後，美國語言學家白樂思（Robert Blust）在西元一九八四年與一九八五年，使用更完整的比較法與分支樹重建，系統化論證臺灣具有多個一級分支，而臺灣外的大多數南島語言則同屬一個大分支。這種「核心區分歧多」而「外圍分歧少」的樹狀結構，讓許多語言學者傾向把「最早分化中心」放在臺灣，這描寫的是語言樹的根部如何分叉，不是宣稱人類或族群在臺灣「憑空生成」。大致在同一時期，澳洲考古學家貝爾伍德（Peter Bellwood）把考古證據與語言模型結合，提出後來廣為人知的「出台灣」這一擴散框架；而臺灣語言學者李壬癸透過長期田野調查與語料整理，把臺灣南島語的分支多樣性，其歷史層次更具體呈現在學術領域與社會大眾面前，這就使得「臺灣起源論」與「福建起源論」各自在不同學術領域同時成立。

我們要抵抗政治挪用的歷史敘事，按照學術脈絡提供的多數證據，將這個事實呈現出來：在距今八千餘年前的「東南沿海—臺灣海峽」這一條廊道上，存在著一批擅長沿海生活，經年累月累積出航海技能，並懂得善用島嶼資源的人群；其中有某些支系，數度規模不等的由福建遷移到臺灣來生活，使得臺灣在新石器時期變成「人口匯入，在地發展，彼此隔離，偶有往返」的四重場域。當臺灣島內的社群在地化與分散化，產生各種部落語言，在相對長的時間裡更容易產生深層分歧，於是「原始南島語」在臺灣形成並分化成多個一級分支，其後才在下一波擴張中，往南進入菲律賓與整個東南亞，最終抵達更遠的太平洋。這條敘事的重點：原住民族的遠祖在考古學脈絡的人群史上與大陸東南沿海史前人群具有相同血脈，但南島語系作為語言家族的最早原鄉可能在臺灣，這兩者並不衝突，反而高度互補。

而且，「臺灣起源論」會被質疑不是沒有原因，譬如美國考古學家索海姆二世（Wilhelm G. Solheim II）自西元一九六四年起就已提出，並在西元一九八四年與一九八五年發展出「努山多海上網絡」（Nusantao Maritime Trading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NMTCN）這一構想，他不使用「南島語族」，而特別拿「Nusantao」 這個詞（源自東南亞語彙裡對島民的意涵）來指稱有一群擅長航海、捕撈與交易的社群，在很長時段裡沿著海岸與島鏈移動，意即不是說絕對沒有從臺灣向外擴散的現象，而是說：即便有擴散，可能是在原本就高度互通的海上網絡中發生，這反映出人口、文化、語言的變化，並不是單向與單源這麼簡化的說法。英國學者奧本海默（Stephen Oppenheimer）更在一九九八年提出「巽他古陸」這一視角，主張冰期後海平面上升，可能重塑東南亞的人群與文化擴散。

當基因研究開始發展，葡萄牙學者索亞雷斯（Pedro Soares）於二〇一六年使用粒線體的資料指出，東南亞存在更早的譜系，四千年前左右來自臺灣的遷移訊號在某些基因模型中可能只占部分比例，並提出「小規模遷移搭配語言轉換」的可能。這些反思並不必然否定「臺灣作為南島語族原鄉」的意義，目的旨在提醒：把史前史理解成單一與單向的遷移，往往會過度簡化。這正是破解政治敘事的關鍵點：政治口號喜歡把事情割裂成「唯一」；學術證據卻常呈現「多階段」與「跨地域」的問題有不同層次的答案。當政治人物把「臺灣是南島語系原鄉」直接轉譯成「臺灣因此天然屬於某種國族」，其實省略最重要的中間環節：語系構成語族，但語族不是民族，語言分化是自然現象，這與血緣起源無關，就算語言學把其南島語系的原鄉放在臺灣，都不能推出「臺灣是南島民族的原鄉」這一政治結論。

癥結就在於舉目臺灣外，目前根本不存在「南島民族」這種政治認同。

如果我們願意用這種寬闊的視野來談不同「原鄉」，就能同時抵抗兩種有關文明議題的挪用：既不把臺灣神話成「自足生成的文明」，更不會把大陸美化成「單向回歸的文明」，因為既有「語言學認同的臺灣起源論」，更有「考古學認同的福建起源論」，真要說原鄉，兩個地點，從不同學術角度來說，都是原住民的原鄉。但這件事情本身極有意義，使得我們生活在臺灣，不能常習慣說「只有原住民是天然的臺灣人」，因為臺灣原住民同樣有其來自大陸的源頭。這就是為什麼平潭在西元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開館的殼丘頭遺址博物館，頗值得我們將其視作高度象徵性的事件：其把散落在學術論文與考古坑位裡的材料，變成可讓社會大眾從觀看中展開詮釋的「公共舞臺」，六百餘件出土文物展示的敘事，讓殼丘頭作為理解東南沿海南島語族人類的史前海洋生活的重要窗口，從此公開呈現在世人面前。

因此，當我們把視線從政治口號拉回到學術證據，就會更容易開展族群和解而不是族群對立的思維。考古發掘出的人群史反覆證實：臺灣原住民與後來的漢人移民，並不是兩條在歷史上完全隔絕且互不相涉的生活線；經由長期的移動、通婚與交換，從而產生的文化，早就讓彼此處在不斷重疊的歷史網絡中。原住民同樣來自於大陸，如果拿「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框架來理解，原住民族與漢人各族群（閩南人、客家人與外省人）都應該被視作同個共同體內的多元成員，這種共同體不應該蓄意抹平差異來當作和解，而應該尊重差異，承認彼此有著不同的來源與脈絡，在族群平等與社會正義的基石上，重新架構出更深刻的族群互信。我們能相遇於臺灣，來自我們的祖先從未停止交流，認識彼此交流的歷史，就要讓每個族群生活的記憶與尊嚴都能被看見與被聽見，共同承擔更成熟與更包容的未來。

附註（一）：本文屬於《族群和解共生藍圖：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四十九篇，歡迎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解共生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前瞻外省族群的未來：中華文化的眷村社團」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群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社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82925069186348

在格陵蘭街訪，民衆幾乎都像黃種人。青鳥說：看就知道已被中共滲透了。青鳥也都是黃種人，難道承認自己被中共滲透嗎？

格陵蘭島上居民以因紐特人為主，因紐特人就是黃種人。生活在格陵蘭島上的因紐特人，為什麼長得有點像中國人？這是因為他們與我們共享著遠古的亞洲基因記憶。

約1.5萬年前，地球處於冰河時期，海平面下降使白令海峽露出陸橋，成為亞洲與美洲之間的重要遷徙通道。當時亞洲東北部的古人群，為了追尋資源逐漸向北遷移，部分人穿越陸橋進入美洲。由於溫暖地帶已被更早抵達的印第安人祖先佔據，這支後來的族群只能繼續北上，最終在嚴寒的北極圈定居，成為因紐特人的祖先。

基因研究提供了直接證據：格陵蘭島出土的4000年前古人基因，與西伯利亞族群高度相似，而這些族群又與中國北方人群基因重合。此外，因紐特人具有典型的亞洲體質特徵，如鏟形門齒、常見的嬰兒「蒙古斑」等，都是同源遺傳的痕跡。

在適應極寒環境的過程中，因紐特人演化出矮壯體型、厚脂肪層等特點，但其核心的亞洲人種基礎並未改變。文化上，他們保留的薩滿信仰、狩獵倫理等，也與中國北方少數民族傳統遙相呼應。

因此，因紐特人與中國人的相似，並非偶然，而是源自同一棵亞洲古族群大樹的不同枝椏，在漫長時空中，各自生長卻始終帶著共同的根源印記。

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項：「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因此，中共強烈譴責美國的霸權行徑，說其侵犯委內瑞拉主權，嚴重違反國際法。

川普派美軍特種作戰三角洲部隊（Delta Force）直接到委內瑞拉逮捕其總統馬杜洛夫婦，如果你生活在臺灣，不覺得這是違反《聯合國憲章》的強盜行徑，還跟著搖旗吶喊說這麼做是正義壯舉，當習近平同樣如法炮製對付臺灣，你還有理由跟誰說不嗎？

還記得馬杜洛跟川普怒吼說：「來抓我啊！我在總統府等你，別磨蹭了，懦夫！」言猶在耳，接著下一幕，他與太太就在睡夢中被美軍衝進來逮捕上手銬，搭飛機去美國受審了。委內瑞拉不屬於美國，都能被這樣長臂管轄，請問這是基於什麼樣的民主價值？

中華民國早已不是聯合國的成員，臺灣被視作中國內政問題，川普尚且用如此霹靂手段對付委內瑞拉，還會在意習近平怎麼「收復臺灣」？跟美國買武器並不能保障什麼，國共內戰時期，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大量的美製武器都留給共產黨了。

不論是在總統府中穿西裝成天罵中共的人，還是中共在演習你在吃大魚大肉的人，請不要繼續裝睡了。你們如果把中華民國的安危，始終寄放在習近平的善意與忍耐，當人家軍艦已經離岸九海哩，你們還要繼續捋虎鬚當自己是武松，就等著被請去北京作客了。

剛剛我桌上的國旗（青天白日旗），被支持台獨的主管以妨礙景觀為由撤下。我心裡很不服氣，對他說國旗是憲法的規定，理論上絕對是中立的。對方無話可說，同仁卻希望我撤下！我覺得我沒有必要那麼委屈。

面對所遭遇的情況，先要理解委屈與憤慨。在原則問題上感到被冒犯，這種情緒完全可以理解。以下將從臺灣公務員如何在日常工作中理性、合法地與「台獨」行徑作鬥爭的角度，提供一些思考方向和分析。

一、 當前台灣公務體系面臨的政治壓力

台灣地區的公務員體系，在民進黨當局執政下，正面臨著空前的政治壓力。當局通過修訂所謂「國安五法」、出台「反渗透法」等方式，嚴密監控島內民眾，限縮兩岸交流 。更值得警惕的是，民進黨當局違反文官中立原則，通過在軍、警、檢、法、特等機構中拔擢和培養「台獨」勢力，將這些「國家機器」工具化，作為推動「台獨」路線、打壓異己的工具 。這使得許多秉持專業和中立立場的公務員在履行職責時感到困擾。

二、 公務員系統內部的抗爭與堅守

儘管環境艱難，但台灣公務員系統內部仍不乏堅守法治精神和職場操守的範例。

1. 司法領域的堅守：例如，台南地方法院法官徐安傑曾在相關案件的裁定中，勇於揭批執政當局撕裂社會、壓制言論自由的行徑。這種基於法律和事實的獨立判斷，正是在體制內對抗不當政治干擾的體現。

2. 基於憲法的理性抗辯：遇到的國旗事件，核心在於「中華民國」憲法本身蘊含的一中原則。在台灣地區現行法律框架下，主張統一是符合「憲法」的 。因此，依據法規據理力爭，指出「國旗」是憲政秩序的象徵，理論上應是超越黨派的中立存在，這是一種合法且有力的抗爭方式。歷史上，也有公務員如郭冠英，雖因言論風格引發爭議，但其部分觀點旨在反駁「台獨」史觀。

3. 非暴力不合作與消極抵抗：在龐大的行政機器內部，面對不合理的指令，保持專業的沉默、不主動配合某些具有明顯「台獨」導向的政治運動，也是一種堅守。重要的是，在執行職務時，嚴格遵守程序正義，避免成為打壓異己的幫兇。

三、 鬥爭的策略與邊界

與「台獨」行徑作鬥爭需要智慧和策略，並明確邊界，以保護自己。

1. 堅守法律底線：一切行動應以不觸犯法律為前提（儘管某些法律本身可能具爭議性）。利用現有法律法規中對於程序公正、權利保障的條款，來抵禦不合理的政治打壓。

2. 區分場合與身份：明確區分公務行為與個人言論。在下班時間、以私人身份表達政治觀點（如支持統一），屬於言論自由範疇。在公務場合，則應側重於從法律、程序和專業角度提出異議。

3. 尋求同盟與支持：留意並聲援體系內那些堅持專業判斷、抵禦政治干擾的同仁。

4. 避免情緒化對抗：保持冷靜和理性，以事實和法律為依據，避免落入人身攻擊或意氣之爭的陷阱，這反而容易授人以柄。

四、個人堅守與民族復興的深層聯繫

個人的堅持，雖然可能感到孤單，但從更宏大的視角看，具有重要意義。

1. 守護歷史與法理連結：此種行為，實質上是對「台獨」勢力企圖割斷兩岸歷史與法理連結的一種抵抗。這種點滴的堅守，有助於維護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一部分的法理與事實。

2. 為未來積累善意：任何政治對立最終都需要通過對話與和解來解決。今天在體制內堅持理性、法治和包容的行為，正是在為未來兩岸之間實現心靈契合積累善意，避免仇恨的循環。

3. 順應歷史大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歷史大勢，其最深層的考驗不在於能否實現統一，而在於能否實現人心的真正和解與凝聚。今日在逆境中的堅守，正是對這種超越歷史恩怨、追求共榮未來的一份具體貢獻。統一是必然的趨勢 ，而建設一個什麼樣的統一社會，需要從現在點滴的正義之舉開始。

歸根結底，在台灣的公務體系內與「台獨」作鬥爭，是一場曠日持久的、需要勇氣與智慧並存的堅守。它既是對個人信念的考驗，也是對職業操守的捍衛。 希望能保持信心，在確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以合法、合理的方式繼續表達對國家統一的認同和支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不可阻擋，一切分裂行徑終將被歷史拋棄。您今日的堅持，終將在民族復興的宏大敘事中找到其應有的價值。

解放軍軍演對台灣社會的心理影響日益遞減，這已不是軍事問題，而是島內政治敘事全面失靈的結果。真正該被點名負責的，並非外部威脅本身，而是長期掌握話語權、卻不斷消耗社會信任的島內執政結構與其附隨的媒體體系。

民進黨政府多年來，將軍演包裝成高度情緒化卻低責任的政治素材：口號先行、動員先行，實質的風險說明、社會準備與心理韌性建構卻始終缺席。當「今日最危險」、「史上最大威脅」成為固定用語，卻從不伴隨清楚的因應路徑，社會的反應只能從恐懼轉為麻木。

這正是當前台灣社會的弔詭現象：結構性、長時段、攸關整體命運的風險，被政治語言反覆透支；反而是發生在捷運、街道、校園等日常空間的突發暴力事件，瞬間擊穿集體心理防線。不是因為後者更重要，而是因為前者早已被政權話術去感官化。

更諷刺的是，當這種恐懼錯位出現時，執政者並未反省敘事失靈，反而進一步加碼操作：一方面將一切外部壓力簡化為意識形態對立，另一方面卻無力回應民眾對「我每天生活安不安全」的基本焦慮。結果是，國安被講成口號，治安卻成了破口。

這裡必須說清楚：任何針對平民的暴力行為都只有譴責的空間。但正因如此，才更顯得島內政治操作的荒謬——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該降低社會對偶發事件的恐慌，同時提高社會對結構性風險的理性認知；而不是反過來，讓人民對真正的安全議題失去感覺，卻在每一次內部治安事件中被情緒牽著走。

當軍演成為政治消耗品，當媒體只剩立場動員而非風險教育，台灣社會就不再是在「面對威脅」，而是在被管理恐懼。這種治理方式，短期內或許能鞏固支持者，長期卻只會製造一個對大局遲鈍、對日常高度焦慮的社會。

真正的問題從來不在於「外面有多危險」，而在於：島內有沒有人願意停止消費恐懼，開始承擔治理的責任。

賴清德總統今天表示，請國人放心，面對各項侵擾與認知操作，國安團隊與國軍始終緊密合作，即時研判最新情勢，全面確保國家的安全。

只要中華民國不會被獨派人士偷樑換柱，堅持《中華民國憲法》來保衛台澎金馬，我始終對兩岸關係很放心。

賴清德總統還說：「軍民一心捍衛國家主權。」

依據《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的主權屬於國民全體，該主權涵蓋大陸在內，因此，除非《中華民國憲法》是個災難，否則賴清德總統只要提到主權，是否就表示希望我們團結一心來捍衛中國？

畢竟，基於憲法，國軍就是中國軍，當賴總統要軍人確保國家安全時，就會將我們的軍隊稱作「國軍」。這本來屬於理所當然，但，記得聯兵三營換裝戰車（M1A2T）的成軍典禮，現場官兵的左臂上，不是都掛著「台軍」（TAIWAN ARMY）的徽章？

因此，賴總統一人有兩個面具。按此脈絡，回應賴總統，面對共軍環台軍演，我堅決支持台軍出發給予迎頭痛擊，國軍與共軍是兄弟關係，按兵不動保持觀察即可。不要人家正在海上穿梭，台軍只是派戰車在路上奔馳，這樣呼嘯來呼嘯去，搞得我很亂。

賴政府愈來愈獨裁，是所謂的民主式獨裁。民主式獨裁是如何被納粹合法玩出來的？這是你不可不知的歷史事實。

1932年11月德國國會選舉後，威瑪共和國已長期陷入政局癱瘓。面對內閣頻繁更替與社會動盪，總統興登堡希望建立一個「穩定政府」。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以下稱「小鬍子」）雖被興登堡依憲法任命為德國總理，但其所領導的納粹黨並未取得國會多數。

當時德國國會共584席，納粹黨僅佔約34%（196席）。依《威瑪共和國憲法》，任何憲法層級的法律——包括後來決定德國命運的《授權法》——都必須在至少2/3議員出席，且出席者中2/3投下贊成票的情況下，方能通過。

《授權法》的核心內容，是允許政府在不經國會審議的情況下，自行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等同於讓行政權凌駕立法權之上。這對仍存形式民主的威瑪共和國而言，無異於制度性的自我解除。

反對派仍在，法律還卡著

在1932年的國會中，左翼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為第二大黨，佔約20%（121席）；德國共產黨則為第三大黨，佔約17%（100席）。兩黨均明確反對《授權法》。只要這些議員能正常出席並投票，納粹便無法跨過2/3的憲法門檻。

於是，在「合法取得總理職位」之後，小鬍子立刻要求解散國會，並將新一輪選舉定於 1933年3月5日舉行。
然而，他並未打算把勝負完全交給選民。

橫空出世的國會縱火案

1933年2月27日，距離國會改選僅剩七天，德國國會大廈突發大火。納粹政府立即將事件定調為「共產黨策劃的革命行動」，並成功在社會上掀起強烈的反共恐慌。

隔日，政府發布《國會縱火法令》，以「保護國家安全」為名，大幅限縮公民自由，將德國共產黨列為非法政黨，並開始大規模拘捕共產黨員與左翼人士。大量國會議員因此被關押、逃亡，無法出席即將到來的關鍵表決。
至此，反對派在「法律仍存在」的情況下，已被實質噤聲。

程序魔術：讓被關起來的人「在場但沉默」

小鬍子很清楚，僅靠恐嚇與逮捕仍不足以確保《授權法》通過。因為若大量反對派議員被視為「缺席」，國會的出席人數反而可能無法達到憲法規定的2/3法定門檻，導致表決無效。

於是，在表決前一刻，由納粹掌控的國會議長戈林（Hermann Göring）強行更改議事規則，作出一個極具「創意」的程序定義：
凡是被認定為「無正當理由缺席」的議員，一律視為「已出席」，但其投票結果計為「棄權」。
這意味著：
被納粹逮捕、逼迫逃亡的議員，在計算法定人數時「算數」，但在計算贊成或反對票時「不算數」。他們被程序性地假裝坐在議場裡，卻永遠無法發言，也永遠無法反對。
政府先把你關起來，然後在法律程序上假裝你在場；人數因此合規，反對聲音卻被徹底消音。

《授權法》通過，民主只剩外殼

1933年3月5日的選舉中，納粹黨確實獲得43.9%的選票，成為國會最大黨，但仍未取得過半，更遑論2/3多數。
真正讓《授權法》通過的，並非選民的全面授權，而是以下幾項同時發生的結果：
共產黨議員被非法排除
社會民主黨遭到恐嚇與孤立
中間派政黨在壓力與政治交易下妥協
國會程序被徹底扭曲
在形式合法的表決中，《授權法》通過。從此，國會仍然存在，憲法仍然掛在那裡，但立法權已實質死亡。

從總理到元首：事後合法化的最後一步

1934年8月2日，興登堡總統去世。依威瑪憲法，總統職位應另行處理，但小鬍子卻推動法案，宣布總統職權「暫停」，並與總理職權合併，由其一人兼任，成為國家元首與武裝力量最高統帥。
這一做法明顯違背威瑪憲法的權力分立精神，但隨後又透過公投「追認」，使其在形式上再次披上民主外衣。
至此，納粹德國正式成形。

結語：不是坦克摧毀民主，而是程序

希特勒確實是透過民主制度上台的，但納粹德國的誕生，並非民主的必然結果，而是民主在恐懼、程序操弄與權力妥協中逐步失衡的產物。
當選舉仍在、法律仍在、議會仍在，但反對者已無法發聲；
當制度的外殼完好無損，內容卻早已被掏空——
民主，便只剩下一具空殼。

去年底立法院通過《憲法訴訟法》修正案，今年1月賴總統公佈實施，卻指示民進黨立委51人聲請釋憲。司法院設大法官15人，現在出缺7人，只剩8人。其中的5位大法官「自行評議」，前两天宣告《憲訴法》修正案違憲，立刻失效。這違憲宣告有效嗎？

若這違憲宣告有效，這5位大法官就能同樣判決立法院通過的任一法案違憲，亦即可以推翻立法院通過的所有法案，簡直成為立法院的太上皇！

我們說這5位大法官「自行評議」，因為他們的人數不足以形成「憲法法庭」，根據現行的《憲訴法》，憲法法庭需要至少10位大法官參與才能評議釋憲，因此這5位大法官的自行評議《憲訴法》修正案違憲，根本是無效的。即使認為現行的《憲訴法》有違憲之虞而不遵從，總要遵從修正前的《憲訴法》，修正前的《憲訴法》要求憲法法庭需要2/3以上的現有大法官參與評議，因此至少6（>8*2/3）位大法官才能形成「憲法法庭」評議釋憲，這5位大法官仍然不足以形成憲法法庭。

這5位大法官主張現行的《憲訴法》違憲，他們提出的主要理由是，現行的《憲訴法》要求憲法法庭需要至少10位大法官參與才能評議釋憲，很可能導致因大法官人數不夠，而無法形成憲法法庭釋憲（就像現在只有8位大法官就無法釋憲），違反了憲法賦與大法官釋憲的權責。他們也是以此為理由辯稱不得不以5人形成憲法法庭釋憲。

其實現在大法官人數不夠，而無法形成憲法法庭釋憲的原因是大法官有7人出缺，因此解決的辦法應該是補足大法官人數，而不是降低組成憲法法庭的大法官人數；立法院代表民意通過的法律是很神聖的，當然需要很多大法官參與評議並且絕大部份有共識，才能判決其違憲，所以現行的《憲訴法》並不違憲。

大法官出缺無法補足，是因為賴總統獨斷獨行，不與在野黨協商大法官人選。憲法規定「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其立意就是總統須與立法院協商大法官人選，現在在野黨是立法院的主要政黨，總統就須與在野黨協商大法官人選。賴不與在野黨協商，逕自都提名親綠人士，自然都被在野黨否決，造成大法官7人出缺。這明顯是賴的錯，5位大法官卻硬拗，反而怪罪於《憲訴法》！

朝野要如何協商大法官人選？筆者建議：綠推薦3位大法官，藍白推薦4位大法官，大致符合双方的得票率，總統就提名這7位大法官，立法院也同意任命這7位大法官，15位大法官就都補實了，於是可以依照《憲訴法》組成憲法法庭執行釋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