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並不缺醫師從政。自日治時期以來，醫師一直是島嶼社會中最穩定、最被尊崇的菁英群體之一：聯考選拔、專業訓練、社會地位與經濟回報，構成了一條近乎完美的上升通道。然而，歷史經驗也同樣清楚——醫師從政者，真正能在政治上留下長期正面成績的，極為有限；反而在權力場中折戟沉沙、甚至身敗名裂者，屢見不鮮。

這並非偶然，而是一個結構性問題。

我之所以願意談這個問題，是因為我對這個群體並不陌生。筆者曾在台大醫學院教授通識歷史課長達四年，接觸過數百位醫學生；私下也與不少臨床醫師、研究醫師有長期交往。醫師普遍具備高度的智力、優秀的分析與推理能力，這一點無庸置疑。但問題恰恰出在另一個層面：他們往往低估、甚至輕視人文知識與社會科學的複雜性。

醫學菁英的「知識錯覺」

在醫學訓練中，世界被高度技術化、工具化：問題可以被定位、診斷、切除、修補。這種訓練極其有效，也極其成功，卻容易養成一種「知識錯覺」——彷彿只要足夠聰明、邏輯清楚，其他領域的知識都只是程度高低的差別，而非知識類型的差異。

於是，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某些醫師政治人物，會反覆流露出對其他學科的不屑。 例如老牌政治評論者沈富雄，長年在媒體上以油滑、嘲諷的語氣自居，其名言「凡是過早放棄數學的人，不值得領高薪」，實際上透露的是一種非常赤裸的價值排序——文史哲、法律、甚至社會科學，在他眼中不構成真正的菁英知識。

而柯文哲，則將這種排序說得更直接、也更粗糙。他曾公開表示：「第一流人才讀醫學，第二流讀理工，第三流讀商業，第四流讀法律，第五流讀文史哲，至於學藝術的，根本不入流。」 這不是失言，而是世界觀的自然流露。

一個過度簡化的宇宙

在這樣的知識結構裡，世界被劃分為可量化、可排序、可淘汰的層級；文明、政治、歷史與文化，只是技術能力的附屬品。於是，他自然無法理解：愛因斯坦不僅寫下〈為什麼需要社會主義〉這篇嚴肅的政治思想論文，還是一位終身演奏小提琴的音樂家；王陽明既是心學宗師，也是能實際統兵、平定叛亂的軍事指揮者；明代名將如孫承宗、袁崇煥、孫傳庭、洪承疇，無一不是進士出身，甚至名列一甲；馬克·布洛克這位20世紀最重要的歷史學家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因英勇作戰獲得一等勳章。這些例子共同說明一件事：人類文明的高度，從來不是單一技術菁英可以承載的。

政治不是手術

政治不是解剖學，不是把問題切開、移除就能結束。它涉及的是利益、情感、歷史記憶、組織動員與權力妥協。這正是柯文哲政治生涯的致命盲點。他之所以會在2024年選舉前深信自己能「橫掃藍綠」，正是因為他低估了：
1. 地方派系與組織動員的重量；
2. 國民黨長期累積的制度資本；
3. 政治合作中「讓步」本身也是一種能力，而非屈辱。
即便在國民黨願意讓出副總統、甚至半數內閣席次的情況下，他仍選擇「單挑全世界」。結果是眾所周知的：藍白合破局，40% 選票的對手當選；民眾黨從「有望成為第三勢力」迅速萎縮成八席立委的小黨，而柯本人則深陷舊案風暴，政治生命急轉直下。

不是醫師的錯，而是「醫師文化」的限制

必須強調：這不是所有醫師的問題。台灣也有極為謙遜、理解社會複雜性的醫師公共知識分子。但不可否認，醫師群體長期處於半封閉的高成就文化中，若缺乏真正的知識論訓練，極容易把「聰明」誤認為「全能」。

政治最忌諱的，從來不是能力不足，而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柯文哲的故事，並非個案，而是一面鏡子，提醒我們：在民主政治中，真正的領導力，來自對他者的理解、對制度的敬畏，以及對自身侷限的自覺。這些，從來不是考試第一名能保證的。

近年來，「中等國家的危機」逐漸成為國際政治中的顯學。加拿大總理、法國總統先後公開呼籲中等國家必須團結，歐洲多國也開始重新思考自身的戰略定位。這並非偶然，而是一個更深層結構變化的結果——世界正在快速離開以規則、制度與多邊合作為核心的秩序，重新回到以力量、利益與壓迫為主導的強權時代。

對台灣而言，這樣的變化並不遙遠，甚至可以說格外切身。

什麼是「中等國家」？
所謂中等國家，並非單純以人口或經濟總量劃分，而是指那些在科技、經濟、制度與國民素養上已達高度發展，卻因體量、地理或安全環境的限制，無法單獨決定自身命運的國家。
歐洲多數國家、日本、韓國、加拿大、新加坡，甚至台灣，都屬於這個範疇。它們往往擁有不錯的科技實力與治理能力，卻必須在大國之間周旋，仰賴外部秩序維持安全與繁榮。
問題在於，這個「外部秩序」正在瓦解。

強權回歸，秩序退場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美國對盟友施加關稅壓力，甚至逼迫丹麥在格陵蘭問題上讓步，這些事件都清楚顯示：過去被包裝為「規則維護者」的大國，正在越來越赤裸地追逐自身利益。
對小國與中等國家而言，這是一個極其危險的訊號。1940年的法國，直到戰前仍普遍相信德國不敢動手；烏克蘭在克里米亞遭併吞後，也曾期待俄羅斯就此止步。歷史反覆證明，對強權意圖的誤判，往往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中等國家真的能團結嗎？

加拿大與法國所提出的「中等國家團結論」，在方向上並無錯誤，但實際操作卻面臨三重困難。

第一，利益結構高度分歧。
台灣科技強、軍事壓力大；法國軍事自主度高，但能源與安全仍需美國支撐；加拿大資源豐富、人口稀少，製造業與國防能力有限。這些差異，使得中等國家很難形成一致的戰略優先順序。

第二，文明與意識形態差異。
歐洲與北美尚能共享相對一致的價值觀，但若將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甚至土耳其納入其中，對死刑、人權、威權治理的看法便出現巨大落差。這使得「價值聯盟」在實務上充滿裂痕。

第三，缺乏公認的核心領導者。
英國自顧不暇，德國背負戰敗國原罪，法國立場搖擺，日本外強中乾，加拿大受制於美國地理與經濟壓力。誰有資格、也有能力領導這個集團？這個問題至今無解。

歷史的回聲：上世紀的警訊

類似的困境，其實早在二十世紀就已出現。保羅・甘迺迪在《霸權的興衰》中指出，一戰後的英、法表面仍是殖民帝國，實則外強中乾；日、德、義則在內外壓力下走向極權化，最終以戰爭收場。
今日的中等國家，所面對的能源壓力、關稅衝突、地緣風險，與當年並非全然不同。不同的是，這一次沒有殖民體系可以榨取，也沒有尚未開發的世界可以轉嫁成本。全球化的紅利正在消退，強權開始重新計算「誰能被犧牲」。

後殖民世界的中等國家困境

二十世紀初的英法，至少還能仰賴殖民地維持金融與原料供應；今日的中等國家卻身處一個高度競爭、彼此牽制、資源緊繃的後殖民世界。能源、糧食、關鍵礦產、半導體、航道與數據，全部被重新納入國安框架。
這意味著，中等國家不再只是「選邊站」的問題，而是是否會被迫承擔強權衝突的成本。烏克蘭是最慘痛的例子；丹麥在格陵蘭問題上的無力反應，也已讓歐洲各國心知肚明：即便是盟友，在關鍵時刻也可能被強迫讓渡主權與利益。

台灣：小型文明體的現實處境

台灣在這個結構中，既不是旁觀者，也無法自外於風暴。台灣擁有全球領先的半導體產業、穩定的社會制度與成熟的公民文化，卻同時承受極為沉重的地緣政治壓力。
美國不會對台灣手軟，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壓力也不會停止。這並不是情緒性的判斷，而是結構性的現實。

對美國而言，台灣是戰略資產，也是談判籌碼。軍售、科技合作、供應鏈重組，從來不是慈善行為，而是利益交換。當美國自身財政赤字高企、產業競爭力下滑、內部政治極化時，向盟友與夥伴施加壓力，幾乎是一種必然選擇。這一點，丹麥在格陵蘭問題上已經感受得非常清楚，歐洲各國也正在重新計算代價。

而對北京而言，台灣問題牽涉的不只是領土與民族敘事，更是政權合法性、歷史敘事與大國地位的象徵。即便短期內不採取激進行動，長期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壓力也不會消失。

換言之，台灣所面對的，並不是「選錯邊」的風險，而是無論站在哪一邊，都必須付出代價的現實。

中等國家的生存策略：不是對抗，而是延緩

在這樣的結構下，台灣若一味以道德姿態自居，或將希望寄託於某個大國的善意，都是極其危險的。歷史一再證明，小型或中等政治體的生存關鍵，從來不是正義是否站在自己這一邊，而是能否延緩衝突、分散風險、爭取時間。
戰國時代最弱小的韓國，並非靠軍備競賽生存，而是在申不害任相期間「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在列強之間維持微妙平衡，換取十餘年的和平發展。南宋之所以能延續一百五十年，也並非因為軍事強大，而是善於拖延、轉移重心、等待國際結構變化。這些經驗都指向同一個結論：對中等國家而言，時間本身就是最重要的戰略資源。

成熟的公民社會，才是最深層的安全保障

軍事、防務、外交固然重要，但對台灣而言，真正決定命運的，仍是內部的制度成熟度與社會韌性。一個動輒以情緒取代理性、以誅心代替討論、以道德壓迫掩蓋現實成本的社會，是無法在風暴中站穩腳步的。
1940 年的法國，並不是輸在武器，而是輸在集體判斷的崩潰；烏克蘭的悲劇，也不只是軍事問題，而是整個安全假設被推翻的結果。今天台灣若要避免成為下一個被犧牲的對象，就必須深化制度、強化科技與經濟競爭力，培養能承受壓力、理解代價、願意面對現實的公民文化。

在沒有規則的世界裡，守住自己的文明

我們正在進入一個規則快速崩解的時代。強權不再掩飾自身的貪婪，秩序不再提供保證，盟友關係也變得充滿條件。
在這樣的世界裡，台灣既不能自亂陣腳，也不能自我感動。更成熟的做法，是對外保持務實、低調、堅忍，對內持續強化制度、教育與公共理性，在夾縫中爭取呼吸的空間。
這條路很辛苦，也很不浪漫，但歷史告訴我們：文明之所以能延續，往往不是因為勝利，而是因為撐得夠久。
台灣能否做到，沒有任何人能給出保證。但至少，我們應該清楚自己正站在什麼樣的世界裡。

萊爾校長在記者會上很自豪的說「日本今年的國防預算高達1.8兆台幣、韓國今年的國防預算高達1.4兆台幣、我們才8千多億啊！」

萊爾校長會說謊，但數字不會說謊。有錢上供美國爸爸？怎麼不拿這些錢來照顧人民？這邏輯就像就像所有人都拿 iPhone 16 Pro Max，但身價上億的富豪是拿零花錢的零頭買的，一般人是打工一個月薪水買到的，然後跳出來說「富豪跟我花差不多的錢欸！」

日本GDP約135兆台幣，年度總預算26兆台幣，年度國防總預算1.8 兆台幣，約佔總預算的7%，GDP的1.3%。

韓國GDP約59兆台幣，年度總預算16.7兆台幣，年度國防總預算1.4 兆台幣，約佔總預算的8.4%，GDP的2.4%。

台灣GDP約25兆台幣，年度總預算3兆台幣，國防預算8,000億台幣+特別預算1,562億台幣，約佔總預算的31.8%，GDP的3.8%。

以上數據均已用兩套以上的AI核實過，這結果鶄蟾羆們已經不知道怎麼抝，就說人家把1.25兆特別預算都算在同一年，不是哦！不是這樣子哦！

人家早就把1.25兆分成8年，所以每一年是1,562億，8,000億本來就是今年的國防預算。就算只算那8,000億的國防預算，這樣也佔了總預算的26.67%，GDP的3.2%啊！

萊爾校長這群鶄蟾羆們的數學是于北辰教的嗎？

這首歌《耿耿》，靈感來自楊渡老師的節目。聽完那兩期講孫運璿與李國鼎的故事，我久久不能平靜。

【耿耿】前人奉獻救國，後人跪著賣台？這首歌唱哭無數台灣人：護國神山不是你們巴結洋老大的籌碼！

我們現在都在談台積電、談晶片、談股價，甚至把這座「護國神山」當成地緣政治獻媚的籌碼。但很少人知道，這座山的地基，是用什麼樣的「血肉」填起來的。

這首歌裡有三個真實的歷史典故，希望大家聽歌的時候，能讀懂這裡面的痛：

1. 一口冷麻油（李國鼎的胃）
李國鼎（KT Li）曾是劍橋大學著名的凱文迪許實驗室的高材生，師從「核子物理之父」拉塞福。1937年抗戰爆發，他毅然放棄諾貝爾獎等級的學術前途，回國共赴國難。在流亡大後方的歲月裡，生活極度貧困，肚子裡長期沒有油水，腸胃乾澀到無法運作。為了活下去，他省吃儉用買到一點麻油，不是拿來炒菜，而是直接仰頭喝下去潤腸胃。就是這個喝著冷麻油、在廢墟裡修車的留學生，後來一手建立了台灣的科技產業。

2. 十三次流亡（搬家搬出來的護身符）
在抗日戰爭的烽火歲月裡，李國鼎與新婚妻子宋競雄為了躲避戰火，同時堅持在後方進行科學與工業建設，兩人曾創下「一年搬家4次，抗戰期間總共搬家13次」的紀錄。每一次搬家都是一次逃難，家當越來越少，但他們保護國家的決心卻越來越重。這「十三次流亡」沒有把他們打垮，反而煉出了一種打不死的韌性。這份韌性跟著他們渡海來到台灣，最終變成了保護我們至今的半導體產業。

3. 豆漿店的早餐會（孫運璿的局）
1974年2月7日，台北南陽街的「小欣欣豆漿店」。時任經濟部長孫運璿，召集了潘文淵等七位關鍵人物。在那個台灣外交最孤立、風雨飄搖的年代，這七個老男人擠在一張油膩的小圓桌旁，吃著燒餅油條，在一片熱豆漿的蒸氣中，拍板決定了台灣未來五十年的命運——發展積體電路（IC）。沒有豪華的國宴，沒有媒體的作秀，只有一群「退此一步即無死所」的孤臣孽子，為這個國家賭上了一切。

為什麼歌名叫《耿耿》？白居易詩云：「耿耿星河欲曙天」。那是長夜將盡、天快亮時，依然孤獨閃爍的星光；也是成語「忠心耿耿」的那個「耿」。

他們燃燒自己像星河一樣，換來了台灣經濟的黎明（曙天）。但天亮之後，太陽出來了，星星的光芒反而看不見了，被遺忘了。

謹以此歌，獻給孫運璿、李國鼎，以及那個回不去的、有骨氣的年代。
這家國還安好嗎？

在剛結束的日本大選中，高市早苗所領導的自民黨取得壓倒性勝利，國會席次一舉突破修憲門檻。這個結果，不只是政黨輪替或施政路線的延續，而是意味著日本在制度上，首次真正具備了「改寫戰後國家根本方向」的能力。

然而，真正值得警惕的，並不是修憲這件事本身，而是修憲背後所代表的價值轉向。

如果日本真的依照高市早苗的主張，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重新承認軍隊、戰爭權與全面的集體自衛，那麼這不只是一次法律調整，而是一場對戰後日本立國精神的根本否定。

日本為何能在戰後重新被世界接納？
這是一個殘酷卻必須誠實面對的問題。

二戰結束時的日本，是一個徹底戰敗、道德破產、軍事瓦解的國家。侵略亞洲、軍國主義橫行，使日本在短短幾十年間，從一個追趕西方的近代國家，變成亞洲最具破壞力的戰爭機器。
而戰後日本能夠重新站起來，靠的不是經濟成長本身，而是一個清楚而堅定的承諾：
日本不再以武力作為國家存在的手段。

《和平憲法》第九條不是附屬條款，而是戰後日本所有制度、外交、經濟與文化的道德基礎。正因為日本放棄戰爭權，世界才願意讓它重新融入國際體系；正因為日本不再擁有軍隊，日本的科技、工業與貿易才能被視為非威脅性力量。

日本真正的國際地位，來自「道德特權」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真正遭受過核武攻擊的國家。廣島與長崎，使日本擁有全世界最無可辯駁的和平發言權。
這不是情緒，也不是自我感覺良好，而是一種歷史現實。
正因為日本曾經發動過戰爭，也曾付出最慘烈的代價，日本才最有資格對世界說：戰爭不值得。
這種資格，不是靠軍力換來的，而是靠放棄軍力換來的。

修憲，真的能讓日本更安全嗎？

支持修憲的人往往會說：國際環境變了，中國崛起、俄羅斯擴張，日本不能永遠依賴美國。這些判斷本身未必全錯，但問題在於：手段是否會毀掉目的？
如果日本選擇用「成為正常軍事國家」來換取安全，它同時也會失去作為和平典範的道德高度，失去亞洲去軍事化象徵的正當性，也會失去戰後秩序守成者的信任基礎。
更現實地說，日本一旦走上軍事正常化道路，將立刻被捲入東亞的軍備競賽。屆時，日本不再是「特殊的日本」，而只是另一個被大國博弈吞噬的中等強權。

那麼，日本轉向，對台灣是利還是害？

這是台灣社會最常被簡化的問題。
不少人直覺認為：日本軍事正常化，代表台灣多了一個強大的盟友。但這種看法，忽略了台灣真正的戰略位置與結構風險。
對台灣而言，最有利的日本，不是一個重新武裝的日本，而是一個高度可信、低威脅、具有道德高度的日本。
戰後日本之所以能在台海議題上發揮穩定作用，正是因為它不是軍事威脅者，而是秩序維護者。如果日本修憲、重新擁有戰爭權，它將立刻被中國、韓國、甚至東南亞重新定義為潛在的軍事風險。
屆時，日本對台灣的任何支持，都將被放在「軍事對抗」的框架下解讀，反而更容易成為升高衝突的藉口。
換句話說，日本越像一個「正常軍事國家」，台灣反而越容易被捲入大國的正面衝突。

台灣真正需要的，是「降溫器」，不是「加速器」

台灣的生存關鍵，從來不是軍備競賽，而是時間、穩定與空間。
而戰後日本，正是東亞少數仍能發揮降溫效果的存在。
如果日本放棄和平憲法，它不會讓台灣更安全，反而可能讓東亞失去最後一個真正具有道德約束力的穩定力量。

如果日本放棄和平，它還剩下什麼？

日本沒有資源優勢、沒有能源自主、人口老化嚴重。真正讓日本在全球體系中保持高度影響力的，從來不是軍力，而是制度可信度、技術能力與和平形象。
如果放棄和平憲法，日本不會變成「更強的日本」，而可能變成一個失去道德光環的亞洲強權，一個被鄰國重新警惕、甚至防範的國家。

歷史的弔詭在於：恐懼常常讓人親手毀掉自己

高市早苗的勝選，代表的是一股真實存在的民意焦慮。但歷史一再告訴我們：

在恐懼中改寫國家根本，往往不是勇氣，而是短視。
戰後日本最成功的地方，恰恰在於它選擇了一條違反強權邏輯的道路。這條路讓日本避免再次成為悲劇的製造者，也避免再次成為悲劇的承受者。
如果今天的日本，因為焦慮而主動放棄這條路，那不只是政策轉向，而是對自己戰後身份的否定。
而那個代價，恐怕不只日本要承擔，台灣也會被迫一同承擔。

今年台北國際書展中，三個與外省人高度相關的展場——全國眷村、民國文化、徐宗懋圖文館——意外構成了一場無聲的審判。它審判的不是哪一段歷史，而是台灣主流政治，如何在二十年間，同時背叛了歷史與人。

其中最刺眼的對比是：
真正蔣介石色彩最淡的，不是高喊去蔣化的展場，而是「全國眷村」。
這不是巧合，而是一記狠狠打在台灣政治臉上的耳光。

一、民進黨的去蔣化，從未想理解外省人

必須說清楚一件事：
民進黨主導下的「去蔣化工程」，從來不是為了歷史誠實，而是為了政治動員。
拆銅像、改校名、清標語，看似清算威權，實際操作卻是：
把威權簡化為一個人，
把歷史責任外包給一個族群，
把外省人整體壓縮為「黨國同路人」。

於是，在這套敘事裡：
外省人不再是被動員、被遷徙、被安置的人，
而是天生站在加害者位置的集體名詞。
這不是轉型正義，這是敘事不義。

而「全國眷村」之所以顯得如此刺眼，正因為它拒絕配合這套話術——
它呈現的，是一群沒有選擇權的人，如何被國家拖進歷史，又被歷史晾在原地。

二、反共藍的民國情懷，同樣不敢面對眷村

但問題不只在民進黨。
國民黨與反共藍長期以來，也同樣在逃避眷村的真實樣貌。他們需要一個「乾淨、正統、英勇」的外省人形象，於是：
外省人被塑造成反共鐵軍，
眷村被浪漫化為忠貞共同體，
所有裂痕、貧困、底層與怨懟，被集體抹平。

在這套敘事裡，蔣介石必須永遠站在中央，因為：
一旦蔣介石退場，
反共藍就必須承認——
他們捍衛的不是民國，而是一段無法收尾的歷史。
這也是為什麼，反共藍最怕的，不是去蔣，而是把眷村講清楚。

三、民國文化與徐宗懋，只是誠實暴露了藍綠的共同困境

「民國文化」展與「徐宗懋圖文館」，至少是誠實的。
它們坦白承認：
一旦敘事焦點放在制度、正統、戰爭與決斷，蔣介石就不可能缺席。
問題不在它們「蔣味重」，而在於——
藍綠二十年來，只允許上述的兩種敘事存在。
結果是：
藍營用蔣介石綁住外省人，
綠營用蔣介石清算外省人，
外省人本身，始終沒有說話的位置。

四、「全國眷村」真正動搖的，是整個藍綠結構

所以，「全國眷村」最讓人不安的地方，不是它淡化蔣介石，而是它讓蔣介石變得不重要。
它直接拆穿了一個藍綠都不願承認的事實：
外省人之所以成為問題，
正是因為他們被藍綠同時過度政治化。
當外省人被還原為：
一個父親
一個母親
一個在違建眷舍長大的孩子。
藍的神話、綠的控訴，會同時失效。

五、結語：台灣的歷史病，不是威權，而是不肯讓蔣下台

台灣真正未完成的，不只是轉型正義，而是敘事正義。
只要歷史仍然只能服務政黨：
民進黨就需要一個永遠的威權象徵
國民黨就需要一個永遠的反共領袖
那麼外省人，永遠只能是工具。

今年書展最諷刺、也最誠實的一幕是——
真正讓蔣介石退場的，不是政治清算，而是生活史。
而這恰恰證明了一件事：
當歷史終於回到人身上，
藍綠長期操弄的那套敘事，
就再也站不住腳。

這不是去蔣化的完成，
這是政治對歷史的失效。
——而台灣，至今仍在逃避這一刻的到來。

美國「召喚」盧秀燕，究竟在釋放什麼訊號？
最近，美國數度安排與盧秀燕市長互動，這位「媽媽市長」看來即將再次訪美。這樣的安排，當然可以被解讀為美方對國民黨內部路線的一種偏好表態，甚至可以說，是對另一種聲音的柔性警告。
潛台詞很清楚：
美國目前較能接受、也較感到安心的國民黨形象，並不是最近與中國大陸互動頻繁的那一路線。

但問題是，這樣的偏好，真的對國民黨本身有利嗎？

過去十多年，國民黨的主流路線幾乎可以總結為「親美、遠中、低風險、低衝突」。這條路線確實安全，也確實不會被貼上太多標籤。但冷靜回頭看，這條路線為國民黨帶來了什麼政治成果？
答案恐怕很殘酷：幾乎沒有。如果遊戲規則不變，結果為什麼會改變？

如果國民黨始終在民進黨設定的論述邊界內活動，只是努力證明「我們其實也一樣安全、也一樣親美、也一樣不會亂來」，那麼選民自然會問一句最現實的話：
既然如此，為什麼不乾脆選原版？

在這樣的結構下，國民黨幾乎不可能重新取得執政機會，而民進黨的長期執政，也意味著既得利益結構、內外依附關係與政策惰性將持續下去。
這不只是某一個世代的問題，而是台灣下一代的前途問題。

鄭麗文的「反向操作」，真的只是自殺行為嗎？
鄭麗文近期的路線調整，確實讓不少人感到不安，也引來大量唱衰的聲音。有人等著看年底選舉的失敗，有人預言深藍將徹底崩潰。

但或許更值得問的問題是：
國民黨的存在意義，究竟是什麼？

如果一個政黨只是為了苟活，只是為了延續組織生命，而不願意回應時代結構的變化，那麼這個政黨的消失，或許只是歷史的自然結果。反過來說，如果它連「提供不同思考路線與政策想像」這個最低限度的功能都放棄，那麼存在本身就失去了意義。
如果只是為了不輸、不被罵、不出事，那不如直接併入民進黨，至少誠實。

馬英九時代的教訓，真的學會了嗎？
馬英九執政時期，國民黨曾擁有國會四分之三的席次，這在民主政治中幾乎是「全開模式」。結果呢？改革無力、方向模糊、錯失窗口，最終徹底喪失社會信任。這樣的歷史教訓，難道還不夠深刻嗎？

不先拋下勝敗，就連生存都談不上。
最近不少老牌新聞人冷眼旁觀、等著看戲，或許各自都有盤算。但我只想說一句很簡單的話：
如果一個政黨無法先拋下對勝敗的恐懼，那麼它連生存的空間都會越來越小。
真正能重新掌握輸贏的前提，往往是——先不那麼在乎輸贏。

聽得懂的朋友，自然知道我在說什麼。

寫出這種文章就想來「洗地」？你把洗地這事想得太容易了吧？這篇論述實際上完全不符合現實，也不符合《中華民國憲法》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規定。

中華民國法律並無「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外國」。相反地，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包含歷次的憲法增修條文）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俗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範圍被定性為「大陸地區」，而非「外國」，屬特殊「一個國家、兩個地區」的管轄形式，兩岸關係為「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的實質特殊關係。

具體的法律與實質現狀如下：

憲法層面：《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將中華民國領土分為「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大陸地區為「臺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

法律層面：《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為處理兩岸事務的專法，明確區分兩岸人民，大陸人民不具外國人身分，不適用一般「外國」法律規範，自然也不適用《中華民國國籍法》第20條。

實質現狀：大陸地區人民或大陸配偶若要取得中華民國公民身分，依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相關規定，須先申請「居留」最少4年，再申請「長期居留」2年，才能申請「定居」；於申請「定居」時必須提出「註銷大陸戶籍」的公證書，經許可定居後，需在30天內（特殊情況可延長）持定居證至戶政事務所辦理戶籍登記，即可申請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這並不等同於外國人申請「歸化」，故意將這兩者混為一談是刻意的混淆視聽。

陸配入籍無需放棄中國國籍，只需按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規定，在最終「定居」階段註銷大陸戶籍。也請不要把「註銷戶籍」與「註銷國籍」混為一談。

而且，陸配加入中華民國戶籍後，即取得中華民國公民資格，擁有投票權；但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規定，陸配入籍中華民國滿十年後，方可擔任公務人員。2006年，司法院《釋字第618號》審查了該項法律規定，認其符合比例原則，由是確立規範陸配參政權利的憲政基礎。

因此，從技術法律觀點，兩岸互不隸屬，但並非「國與國」的關係（本國與外國），而是法律上的「特殊地區」關係。

你問我為何陸配無須放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因為中華民國政府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國家啊！這麼簡單的道理你們是真的不懂，還是故意裝作不懂？

近來，國民黨再度拋出重啟「國共論壇」的構想，立刻在台灣輿論場引發強烈反彈。批評者多半直指「賣台」「唱和對岸」「削弱台灣主權」，彷彿只要出現「對話」二字，便已越過道德與政治的紅線。

然而，如果我們願意暫時放下情緒，回到冷靜的戰略分析，就會發現：真正值得討論的，從來不是「喜不喜歡國共論壇」，而是「在當前兩岸的高風險時代，台灣是否承受得起完全沒有對話管道的風險」。

一、當制度性協商全面中斷，「能談」本身就是安全機制

目前兩岸關係的現實是殘酷而清楚的。
官方協商中斷、軍事互信不存在、危機管控機制失靈，取而代之的是軍演、法律戰、輿論戰與高度對立的政治動員。在這樣的環境中，任何誤判、擦槍走火，都可能被迅速放大，演變成不可逆的危機。

從國際政治的基本邏輯來看，真正危險的狀態，不是衝突本身，而是「完全沒有溝通的衝突」。因此，哪怕是非官方、非制度性的對話管道，只要是可預期、可回溯、可被觀察的，都具有實質的戰略價值。

國共論壇的功能，並不在於能談出什麼突破性成果，而在於它至少保留了三件事：
第一，北京可以清楚看見台灣內部並非單一聲音；
第二，台灣仍然保有一條非軍事、非官方的溝通管道；
第三，在突發危機時，仍然有人能夠「說話」。
在高度緊繃的區域政治中，這本身就是一種安全裝置。

二、為什麼反而是「在野黨身分」最適合出面？

不少人質疑：為什麼是國民黨？
但恰恰相反，正因為國民黨不是執政黨，它此刻反而具備較大的操作空間。

在野黨不具備政策決定權，不涉及主權承諾，也無法對外代表國家作出正式讓步。這使得它能進行的對話，天然就被限制在「交流、溝通、觀察」的層次，而非實質談判。
在外交實務中，這種角色被稱為「第二軌外交」（Track II diplomacy）。冷戰時期，美中關係的破冰，最早也不是從白宮開始，而是來自學者、智庫、退役官員與非官方交流。
換言之，在野黨出面，反而降低了政治敏感度，提高了容錯空間。這不是漏洞，而是一種戰略設計。

三、「和戰兩手」不是投機，而是小國的基本理性

台灣公共論述中，長期存在一種危險的簡化思維：
只要談，就是軟弱；只要不談，才是堅定。

但任何熟悉戰略史的人都知道，真正成熟的戰略，從來不是單選題。
所謂「和戰兩手」，不是今天談、明天投降，也不是一邊談一邊出賣，而是：
在準備最壞情況的同時，盡力避免最壞情況；
在強化防衛的同時，保留對話空間；
在不放棄任何盟友的同時，也不把所有籌碼押在單一方向。
小國最忌諱的，正是一次性押注。無論是過度倚賴任何一個大國，或徹底切斷另一方的所有溝通管道，歷史都反覆證明，那不是勇敢，而是賭命。

四、為什麼反對聲音如此激烈？因為它動搖了單一敘事

國共論壇之所以引發高度情緒反彈，某種程度上，是因為它破壞了一種簡化而舒服的敘事：
台灣只有一條路；
只有一種道德正確；
只有一種政治立場。
但現實世界從來不是如此運作的。一個成熟社會，應該允許多重路徑的存在，並且有能力同時處理防衛、對話與風險管理。
把「對話」本身妖魔化，其實不是對中國的不信任，而是對台灣社會理性能力的不信任。

五、國共論壇不是不能談，而是「不能亂談」

當然，這並不表示國共論壇毫無底線。
它至少必須清楚遵守幾個原則：
不涉及主權承諾；
不取代民選政府職權；
過程必須透明、可被社會檢視；
不能成為任何一方的政治背書工具。
只要守住這些界線，它就不是賣台，而是一種風險管理工具。

結語：真正危險的，不是有人去談，而是只剩下不能談

歷史反覆提醒我們，戰爭往往不是因為談太多，而是因為最後沒有人能談。
在制度性協商中斷、區域風險升高的時代，保留一條低敏感度、非官方、可被觀察的溝通管道，不是懦弱，而是成熟。
這不是顏色問題，也不是黨派問題，
而是台灣如何在高風險環境中，為自己多保留一點空間的問題。
有些門，一旦關上，就很難再打開；
而能不能留一扇半掩的門，往往決定了未來還有沒有選擇。

台灣海峽只有50公尺深？所以潛艦不用潛太深？
台灣海峽平均深度約60公尺，最深處約150公尺。的確，台灣海峽過淺，本來就不適合潛艦長時間部署，但這不是海鯤號可以不用具備深潛能力的理由。

深度50公尺是什麼概念？
定置漁網大家都知道吧？定置漁網通常設置於水深約20至60公尺的沿岸海域，網具垂直架設，長可達數百公尺，依靠海底地形與等深線配置。

這意味著什麼？
如果一艘潛艦的有效戰術活動深度只有50公尺，代表它在水下幾乎沒有任何機動縱深。它會長時間處在：
．海底地形限制
．漁具與障礙物密集區
．反潛聲納最容易掌握的水層
．水面與海底雙重夾制的區域
換言之，問題根本不是「會不會卡到漁網」，而是這種深度，根本不具備現代潛艦應有的生存條件。如果一艘潛艦的戰術活動深度只有50公尺，代表它幾乎沒有任何水下機動縱深，不但容易受海底地形、漁具、反潛障礙物限制，也極容易被聲納與反潛手段掌握行蹤。

潛艦從來不是在台灣海峽作戰，這是多數討論最大的誤解。
既然台灣海峽的深度並不適合潛艦攻守部署，那中華民國海軍的潛艦戰略又是什麼？
中華民國海軍潛艦的核心任務從來就不是在台灣海峽活動，而是守護關鍵補給線。
例如：
．東部太平洋航道
．巴士海峽通道
這些才是維繫能源、物資、盟友支援的生命線。現役潛艦長期部署於花蓮、蘇澳等東部港口，目的正是確保來自與那國島、宮古島方向，以及雅米島、菲律賓方向的交通線安全。
海軍現役潛艦長期部署於花蓮、蘇澳等東部港口，戰術目標是迅速進入深水海域活動，而不是在淺水區與對手糾纏。
花東外海，才是真正的潛艦戰場。

而花東外海的水深變化有多劇烈？
花東海岸屬於陡降型大陸棚，離岸數百公尺水深即可達數十公尺，離岸約1公里水深可達百公尺以上，數公里外即迅速進入數百至上千公尺的深海區域，並直接銜接黑潮主幹道深水帶。
也就是說，潛艦一旦出港，很快就能進入具備完整戰術縱深的深水海域活動。在這樣的海域中，潛艦若沒有足夠的下潛深度，就等於主動放棄最重要的隱蔽優勢。
如果海鯤號的最大潛深不足400公尺，那未來它在這種深海環境中的戰術生存能力與隱蔽能力，勢必會受到極大限制。

再回頭看看中華民國現役潛艦。
海獅、海豹於1973年服役，屬於美國茄比級潛艦，是目前全球服役時間最久的現役潛艦之一，公開推估的安全潛深約在200至300公尺區間。
海龍、海虎於1987、1988年服役，屬於荷蘭劍龍級潛艦，最大潛航深度超過300公尺，經升級後其耐壓與性能均有所提升。

海鯤號公開資料中，預期最大潛航深度為350至420公尺。
但真正關鍵的不只最大潛航深度，還包括：
．水下自持力
．靜音能力
．電池效能
．戰鬥系統整合
．長時間潛伏能力
常規動力潛艦依賴電池與柴油機，水下續航通常為4至7天，低速巡航可延長至10天以上；若具備AIP系統可達2至3週。這些都是潛艦是否真正具備戰力的核心指標，而不只是「能不能下潛」。

所以真的不用太著急。
「台灣海峽很淺，所以潛艦不用潛太深」這句話，從戰術到戰略都站不住腳。
正因為海峽太淺，潛艦才必須在深水區作戰；正因為任務在深海，潛艦才更需要深潛能力。潛艦不是看宣傳，而是看最終測試數據與服役表現。
就讓時間來證明，海鯤號是否真正達到一艘現代潛艦該有的水準。時間，會給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