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項：「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因此，中共強烈譴責美國的霸權行徑，說其侵犯委內瑞拉主權，嚴重違反國際法。

川普派美軍特種作戰三角洲部隊（Delta Force）直接到委內瑞拉逮捕其總統馬杜洛夫婦，如果你生活在臺灣，不覺得這是違反《聯合國憲章》的強盜行徑，還跟著搖旗吶喊說這麼做是正義壯舉，當習近平同樣如法炮製對付臺灣，你還有理由跟誰說不嗎？

還記得馬杜洛跟川普怒吼說：「來抓我啊！我在總統府等你，別磨蹭了，懦夫！」言猶在耳，接著下一幕，他與太太就在睡夢中被美軍衝進來逮捕上手銬，搭飛機去美國受審了。委內瑞拉不屬於美國，都能被這樣長臂管轄，請問這是基於什麼樣的民主價值？

中華民國早已不是聯合國的成員，臺灣被視作中國內政問題，川普尚且用如此霹靂手段對付委內瑞拉，還會在意習近平怎麼「收復臺灣」？跟美國買武器並不能保障什麼，國共內戰時期，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大量的美製武器都留給共產黨了。

不論是在總統府中穿西裝成天罵中共的人，還是中共在演習你在吃大魚大肉的人，請不要繼續裝睡了。你們如果把中華民國的安危，始終寄放在習近平的善意與忍耐，當人家軍艦已經離岸九海哩，你們還要繼續捋虎鬚當自己是武松，就等著被請去北京作客了。

剛剛我桌上的國旗（青天白日旗），被支持台獨的主管以妨礙景觀為由撤下。我心裡很不服氣，對他說國旗是憲法的規定，理論上絕對是中立的。對方無話可說，同仁卻希望我撤下！我覺得我沒有必要那麼委屈。

面對所遭遇的情況，先要理解委屈與憤慨。在原則問題上感到被冒犯，這種情緒完全可以理解。以下將從臺灣公務員如何在日常工作中理性、合法地與「台獨」行徑作鬥爭的角度，提供一些思考方向和分析。

一、 當前台灣公務體系面臨的政治壓力

台灣地區的公務員體系，在民進黨當局執政下，正面臨著空前的政治壓力。當局通過修訂所謂「國安五法」、出台「反渗透法」等方式，嚴密監控島內民眾，限縮兩岸交流 。更值得警惕的是，民進黨當局違反文官中立原則，通過在軍、警、檢、法、特等機構中拔擢和培養「台獨」勢力，將這些「國家機器」工具化，作為推動「台獨」路線、打壓異己的工具 。這使得許多秉持專業和中立立場的公務員在履行職責時感到困擾。

二、 公務員系統內部的抗爭與堅守

儘管環境艱難，但台灣公務員系統內部仍不乏堅守法治精神和職場操守的範例。

1. 司法領域的堅守：例如，台南地方法院法官徐安傑曾在相關案件的裁定中，勇於揭批執政當局撕裂社會、壓制言論自由的行徑。這種基於法律和事實的獨立判斷，正是在體制內對抗不當政治干擾的體現。

2. 基於憲法的理性抗辯：遇到的國旗事件，核心在於「中華民國」憲法本身蘊含的一中原則。在台灣地區現行法律框架下，主張統一是符合「憲法」的 。因此，依據法規據理力爭，指出「國旗」是憲政秩序的象徵，理論上應是超越黨派的中立存在，這是一種合法且有力的抗爭方式。歷史上，也有公務員如郭冠英，雖因言論風格引發爭議，但其部分觀點旨在反駁「台獨」史觀。

3. 非暴力不合作與消極抵抗：在龐大的行政機器內部，面對不合理的指令，保持專業的沉默、不主動配合某些具有明顯「台獨」導向的政治運動，也是一種堅守。重要的是，在執行職務時，嚴格遵守程序正義，避免成為打壓異己的幫兇。

三、 鬥爭的策略與邊界

與「台獨」行徑作鬥爭需要智慧和策略，並明確邊界，以保護自己。

1. 堅守法律底線：一切行動應以不觸犯法律為前提（儘管某些法律本身可能具爭議性）。利用現有法律法規中對於程序公正、權利保障的條款，來抵禦不合理的政治打壓。

2. 區分場合與身份：明確區分公務行為與個人言論。在下班時間、以私人身份表達政治觀點（如支持統一），屬於言論自由範疇。在公務場合，則應側重於從法律、程序和專業角度提出異議。

3. 尋求同盟與支持：留意並聲援體系內那些堅持專業判斷、抵禦政治干擾的同仁。

4. 避免情緒化對抗：保持冷靜和理性，以事實和法律為依據，避免落入人身攻擊或意氣之爭的陷阱，這反而容易授人以柄。

四、個人堅守與民族復興的深層聯繫

個人的堅持，雖然可能感到孤單，但從更宏大的視角看，具有重要意義。

1. 守護歷史與法理連結：此種行為，實質上是對「台獨」勢力企圖割斷兩岸歷史與法理連結的一種抵抗。這種點滴的堅守，有助於維護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一部分的法理與事實。

2. 為未來積累善意：任何政治對立最終都需要通過對話與和解來解決。今天在體制內堅持理性、法治和包容的行為，正是在為未來兩岸之間實現心靈契合積累善意，避免仇恨的循環。

3. 順應歷史大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歷史大勢，其最深層的考驗不在於能否實現統一，而在於能否實現人心的真正和解與凝聚。今日在逆境中的堅守，正是對這種超越歷史恩怨、追求共榮未來的一份具體貢獻。統一是必然的趨勢 ，而建設一個什麼樣的統一社會，需要從現在點滴的正義之舉開始。

歸根結底，在台灣的公務體系內與「台獨」作鬥爭，是一場曠日持久的、需要勇氣與智慧並存的堅守。它既是對個人信念的考驗，也是對職業操守的捍衛。 希望能保持信心，在確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以合法、合理的方式繼續表達對國家統一的認同和支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不可阻擋，一切分裂行徑終將被歷史拋棄。您今日的堅持，終將在民族復興的宏大敘事中找到其應有的價值。

解放軍軍演對台灣社會的心理影響日益遞減，這已不是軍事問題，而是島內政治敘事全面失靈的結果。真正該被點名負責的，並非外部威脅本身，而是長期掌握話語權、卻不斷消耗社會信任的島內執政結構與其附隨的媒體體系。

民進黨政府多年來，將軍演包裝成高度情緒化卻低責任的政治素材：口號先行、動員先行，實質的風險說明、社會準備與心理韌性建構卻始終缺席。當「今日最危險」、「史上最大威脅」成為固定用語，卻從不伴隨清楚的因應路徑，社會的反應只能從恐懼轉為麻木。

這正是當前台灣社會的弔詭現象：結構性、長時段、攸關整體命運的風險，被政治語言反覆透支；反而是發生在捷運、街道、校園等日常空間的突發暴力事件，瞬間擊穿集體心理防線。不是因為後者更重要，而是因為前者早已被政權話術去感官化。

更諷刺的是，當這種恐懼錯位出現時，執政者並未反省敘事失靈，反而進一步加碼操作：一方面將一切外部壓力簡化為意識形態對立，另一方面卻無力回應民眾對「我每天生活安不安全」的基本焦慮。結果是，國安被講成口號，治安卻成了破口。

這裡必須說清楚：任何針對平民的暴力行為都只有譴責的空間。但正因如此，才更顯得島內政治操作的荒謬——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該降低社會對偶發事件的恐慌，同時提高社會對結構性風險的理性認知；而不是反過來，讓人民對真正的安全議題失去感覺，卻在每一次內部治安事件中被情緒牽著走。

當軍演成為政治消耗品，當媒體只剩立場動員而非風險教育，台灣社會就不再是在「面對威脅」，而是在被管理恐懼。這種治理方式，短期內或許能鞏固支持者，長期卻只會製造一個對大局遲鈍、對日常高度焦慮的社會。

真正的問題從來不在於「外面有多危險」，而在於：島內有沒有人願意停止消費恐懼，開始承擔治理的責任。

賴清德總統今天表示，請國人放心，面對各項侵擾與認知操作，國安團隊與國軍始終緊密合作，即時研判最新情勢，全面確保國家的安全。

只要中華民國不會被獨派人士偷樑換柱，堅持《中華民國憲法》來保衛台澎金馬，我始終對兩岸關係很放心。

賴清德總統還說：「軍民一心捍衛國家主權。」

依據《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的主權屬於國民全體，該主權涵蓋大陸在內，因此，除非《中華民國憲法》是個災難，否則賴清德總統只要提到主權，是否就表示希望我們團結一心來捍衛中國？

畢竟，基於憲法，國軍就是中國軍，當賴總統要軍人確保國家安全時，就會將我們的軍隊稱作「國軍」。這本來屬於理所當然，但，記得聯兵三營換裝戰車（M1A2T）的成軍典禮，現場官兵的左臂上，不是都掛著「台軍」（TAIWAN ARMY）的徽章？

因此，賴總統一人有兩個面具。按此脈絡，回應賴總統，面對共軍環台軍演，我堅決支持台軍出發給予迎頭痛擊，國軍與共軍是兄弟關係，按兵不動保持觀察即可。不要人家正在海上穿梭，台軍只是派戰車在路上奔馳，這樣呼嘯來呼嘯去，搞得我很亂。

賴政府愈來愈獨裁，是所謂的民主式獨裁。民主式獨裁是如何被納粹合法玩出來的？這是你不可不知的歷史事實。

1932年11月德國國會選舉後，威瑪共和國已長期陷入政局癱瘓。面對內閣頻繁更替與社會動盪，總統興登堡希望建立一個「穩定政府」。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以下稱「小鬍子」）雖被興登堡依憲法任命為德國總理，但其所領導的納粹黨並未取得國會多數。

當時德國國會共584席，納粹黨僅佔約34%（196席）。依《威瑪共和國憲法》，任何憲法層級的法律——包括後來決定德國命運的《授權法》——都必須在至少2/3議員出席，且出席者中2/3投下贊成票的情況下，方能通過。

《授權法》的核心內容，是允許政府在不經國會審議的情況下，自行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等同於讓行政權凌駕立法權之上。這對仍存形式民主的威瑪共和國而言，無異於制度性的自我解除。

反對派仍在，法律還卡著

在1932年的國會中，左翼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為第二大黨，佔約20%（121席）；德國共產黨則為第三大黨，佔約17%（100席）。兩黨均明確反對《授權法》。只要這些議員能正常出席並投票，納粹便無法跨過2/3的憲法門檻。

於是，在「合法取得總理職位」之後，小鬍子立刻要求解散國會，並將新一輪選舉定於 1933年3月5日舉行。
然而，他並未打算把勝負完全交給選民。

橫空出世的國會縱火案

1933年2月27日，距離國會改選僅剩七天，德國國會大廈突發大火。納粹政府立即將事件定調為「共產黨策劃的革命行動」，並成功在社會上掀起強烈的反共恐慌。

隔日，政府發布《國會縱火法令》，以「保護國家安全」為名，大幅限縮公民自由，將德國共產黨列為非法政黨，並開始大規模拘捕共產黨員與左翼人士。大量國會議員因此被關押、逃亡，無法出席即將到來的關鍵表決。
至此，反對派在「法律仍存在」的情況下，已被實質噤聲。

程序魔術：讓被關起來的人「在場但沉默」

小鬍子很清楚，僅靠恐嚇與逮捕仍不足以確保《授權法》通過。因為若大量反對派議員被視為「缺席」，國會的出席人數反而可能無法達到憲法規定的2/3法定門檻，導致表決無效。

於是，在表決前一刻，由納粹掌控的國會議長戈林（Hermann Göring）強行更改議事規則，作出一個極具「創意」的程序定義：
凡是被認定為「無正當理由缺席」的議員，一律視為「已出席」，但其投票結果計為「棄權」。
這意味著：
被納粹逮捕、逼迫逃亡的議員，在計算法定人數時「算數」，但在計算贊成或反對票時「不算數」。他們被程序性地假裝坐在議場裡，卻永遠無法發言，也永遠無法反對。
政府先把你關起來，然後在法律程序上假裝你在場；人數因此合規，反對聲音卻被徹底消音。

《授權法》通過，民主只剩外殼

1933年3月5日的選舉中，納粹黨確實獲得43.9%的選票，成為國會最大黨，但仍未取得過半，更遑論2/3多數。
真正讓《授權法》通過的，並非選民的全面授權，而是以下幾項同時發生的結果：
共產黨議員被非法排除
社會民主黨遭到恐嚇與孤立
中間派政黨在壓力與政治交易下妥協
國會程序被徹底扭曲
在形式合法的表決中，《授權法》通過。從此，國會仍然存在，憲法仍然掛在那裡，但立法權已實質死亡。

從總理到元首：事後合法化的最後一步

1934年8月2日，興登堡總統去世。依威瑪憲法，總統職位應另行處理，但小鬍子卻推動法案，宣布總統職權「暫停」，並與總理職權合併，由其一人兼任，成為國家元首與武裝力量最高統帥。
這一做法明顯違背威瑪憲法的權力分立精神，但隨後又透過公投「追認」，使其在形式上再次披上民主外衣。
至此，納粹德國正式成形。

結語：不是坦克摧毀民主，而是程序

希特勒確實是透過民主制度上台的，但納粹德國的誕生，並非民主的必然結果，而是民主在恐懼、程序操弄與權力妥協中逐步失衡的產物。
當選舉仍在、法律仍在、議會仍在，但反對者已無法發聲；
當制度的外殼完好無損，內容卻早已被掏空——
民主，便只剩下一具空殼。

去年底立法院通過《憲法訴訟法》修正案，今年1月賴總統公佈實施，卻指示民進黨立委51人聲請釋憲。司法院設大法官15人，現在出缺7人，只剩8人。其中的5位大法官「自行評議」，前两天宣告《憲訴法》修正案違憲，立刻失效。這違憲宣告有效嗎？

若這違憲宣告有效，這5位大法官就能同樣判決立法院通過的任一法案違憲，亦即可以推翻立法院通過的所有法案，簡直成為立法院的太上皇！

我們說這5位大法官「自行評議」，因為他們的人數不足以形成「憲法法庭」，根據現行的《憲訴法》，憲法法庭需要至少10位大法官參與才能評議釋憲，因此這5位大法官的自行評議《憲訴法》修正案違憲，根本是無效的。即使認為現行的《憲訴法》有違憲之虞而不遵從，總要遵從修正前的《憲訴法》，修正前的《憲訴法》要求憲法法庭需要2/3以上的現有大法官參與評議，因此至少6（>8*2/3）位大法官才能形成「憲法法庭」評議釋憲，這5位大法官仍然不足以形成憲法法庭。

這5位大法官主張現行的《憲訴法》違憲，他們提出的主要理由是，現行的《憲訴法》要求憲法法庭需要至少10位大法官參與才能評議釋憲，很可能導致因大法官人數不夠，而無法形成憲法法庭釋憲（就像現在只有8位大法官就無法釋憲），違反了憲法賦與大法官釋憲的權責。他們也是以此為理由辯稱不得不以5人形成憲法法庭釋憲。

其實現在大法官人數不夠，而無法形成憲法法庭釋憲的原因是大法官有7人出缺，因此解決的辦法應該是補足大法官人數，而不是降低組成憲法法庭的大法官人數；立法院代表民意通過的法律是很神聖的，當然需要很多大法官參與評議並且絕大部份有共識，才能判決其違憲，所以現行的《憲訴法》並不違憲。

大法官出缺無法補足，是因為賴總統獨斷獨行，不與在野黨協商大法官人選。憲法規定「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其立意就是總統須與立法院協商大法官人選，現在在野黨是立法院的主要政黨，總統就須與在野黨協商大法官人選。賴不與在野黨協商，逕自都提名親綠人士，自然都被在野黨否決，造成大法官7人出缺。這明顯是賴的錯，5位大法官卻硬拗，反而怪罪於《憲訴法》！

朝野要如何協商大法官人選？筆者建議：綠推薦3位大法官，藍白推薦4位大法官，大致符合双方的得票率，總統就提名這7位大法官，立法院也同意任命這7位大法官，15位大法官就都補實了，於是可以依照《憲訴法》組成憲法法庭執行釋憲了。

麻煩要胡說八道之前先去翻一下《憲法訴訟法》好嗎？三位大法官的不同意見書怎麼會是讀者投書呢？你什麼時候看過讀者投書需要依法跟判決一起公告及送達的？

依照《憲法訴訟法》，由蔡宗珍、楊惠欽、朱富美三位大法官提出的「不同意見書」本身是有效的，他們是在憲法法庭對《憲法訴訟法》修正案作成判決後，對該判決合法性提出質疑的法律意見，主張因憲法法庭未依法定人數（10人）合法組成，多數（5位）大法官作成的判決應為無效，此與判決的效力問題有關。

3位大法官的立場與理由

人數不足導致判決無效：他們認為《憲法訴訟法》明文規定憲法法庭需至少10位大法官才能作成判決，但當時在任大法官僅8人，因此5位大法官的判決因欠缺審判權限，自始不具法律效力。

法律的拘束力：修正後的《憲法訴訟法》是有效的法律，對大法官有絕對拘束力，不能以“程序自主權”為由，自行決定不適用法定人數要件。
蔡宗珍、楊惠欽、朱富美三位大法官主張，解決憲法法庭無法正常運作的困境，應是補足大法官缺額，而非自行放寬法定人數限制。

多數大法官的立場

為了維護憲政運作與人民的救濟權利，多數大法官認為憲法法庭可就《憲法訴訟法》的效力進行審查，並在人數不足下（當時僅8人，排除迴避後實際參與5人，並未達到法定最低10人）宣告該修法違憲失效。

結論

這三位大法官提出的是對多數判決的反對意見，並非無效的意見書本身。
問題的癥結在於憲法法庭的組織合法性與判決的法律效力，這在台灣憲政體制中引發了關於權力分立與程序正義的重大爭議。
這份不同意見書本身是憲法法庭內部意見分歧的展現，其內容指出多數判決可能因程序瑕疵而無效，這本身是一項有效的法律意見陳述。

其實，直到很久後，我終於琢磨明白：臺灣漢人中，會有閩南人、客家人與外省人的自稱，來自這群人始終不願意被「土斷」，他們始終惦記著自己的故鄉，從生至死都堅持家族賦予自己的祖籍。因此，如果有人說「臺灣有著族群問題」，這是指先來後到的人，只因從大陸而來的時間點不同，產生不同的群體認同，因共同生活在臺灣從而產生的人際摩擦；但，當有人開始反過來主張「臺灣不再有族群問題」，大家全都是「臺灣人」，這裡面隱藏著更深一層的問題，就是當人徹底承認自己已經「土斷」，就此落地生根於斯土，這意謂著其與大陸的故鄉不再有任何關係，沒有情感的牽掛，這反而會引發嚴重的國族認同危機，這就是為何當前會出現有漢人卻對外聲稱自己屬於「南島語族」的怪論。

讓我們先來講一段歷史。話說永嘉五年（311），匈奴漢趙政權攻陷洛陽，西晉滅亡，大量原本世居於中原的士族攜家帶眷南遷江左，史稱「永嘉南渡」，從此東晉立國於江南，首都建康（今天江蘇省南京市），這導致本來的人口結構、田地配置與制度格局都被打亂，同一片江南，同時存在本來設立的「土郡」（本地的行政區），還有暫借行政區居住的「僑郡」，意即不只有本來長年就住在這裡的「土著」，還有大量說「自己是哪裡來」，該地點不屬於這裡，沒有被登記造冊或很難具體管理的「僑民」。東晉朝廷面對維繫政府運作的根本問題：如果不知道某人從哪裡來，就不知道他該向哪裡納稅，更不知該讓誰服兵役或服勞役，有效統治就變成問題。

因此，東晉採行「以居土為斷」，包括兩回咸康土斷，庚戌土斷與義熙土斷各一回，意即不再問你從哪裡來，而是問「你實際住在哪裡」，從中決定戶籍歸屬與稅役義務的事宜，後世常混淆這兩件事情：土斷的目的旨在解決「國家的問題」，意即面對「土郡」與「僑郡」的隔閡，不再虛設有如空中樓閣的「僑郡」，全部都變成「土郡」，如此纔能真正有效統治；但，土斷本來並沒有要解決「個人的問題」，對大量的南渡士族與其僑民而言，「我是某州某郡人」的記憶並不會因此消失，他們只是在國家戶籍上被重新安置了，這在當時就實質變成「吳姓」與「僑姓」的認同差異，這種認同差異直到「江左士族」全部消失纔徹底結束，但這背後蘊含的「郡望認同」就此變成後世「祖籍認同」的起點。

從東晉開始土斷，中國歷史就清晰浮出兩種不同的「你是哪裡人」，國家關注於戶籍；個人關注於祖籍，兩者共同讓東晉人活出現實與理想交織的人生，如果戶籍與祖籍一樣，那就是「吳姓」；如果戶籍與祖籍不同，那就是「僑姓」，大家都是東晉人，但有的人本籍始終只是會稽郡人，這就是戶籍與祖籍結合；有的人戶籍在會稽郡（家居），祖籍在琅邪郡（本居），這就屬於有兩種認同的人（會稽人與琅邪人）。這種現象到宋明時期，家譜與宗族的意識興盛，大家開始強調家族的起源，即便家族早已遷徙數百年，其遷居前的原始地點依然被寫入家譜，甚至掛在祠堂變成「堂號」，就此變成家族共同「想像的故鄉」，這就是自我敘事與家族記憶的起點。

按照這個脈絡來看，由於原住民由大陸遷來臺灣的時間甚早，其本籍始終就在臺灣省，屬於最徹底的臺灣人；閩南人、外省人與客家人的戶籍與祖籍不同，除戶籍屬於臺灣人外，還會稱自己的祖籍是來自哪裡，譬如閩南人會自稱來自「福建省泉州府安溪縣」或「福建省漳州府漳平縣」，漳州與泉州的地域意識對閩南認同很重要；外省人則來自大陸各省，但與閩南人早在明鄭時期已來臺不同，外省人來臺主要在臺灣光復到政府遷臺後，祖籍的記錄與書寫都會保留民國行政區畫，該區畫甚至不見得與大陸當前行政區畫相同，譬如祖籍會直接寫「南京市」而不是「江蘇省南京市」，因南京市不只是直轄市，更是中華民國的首都，這種記錄與書寫都帶有濃郁的情感認同。

客家人來臺主要在清朝康熙中後期，其源頭像是「一花開五葉」：（一）廣東省嘉應直隸州系，主要來自梅縣，再包括當時興寧、平遠、蕉嶺與五華這四縣，譬如祖籍會自稱「廣東省嘉應州程鄉縣」；（二）廣東省潮州府系，包括當時大埔、豐順、饒平與潮安這四縣，譬如祖籍會自稱「廣東省潮州府豐順縣」；（三）廣東省惠州府系，包括當時海豐與陸豐這兩縣，譬如祖籍會自稱「廣東勝惠州府海豐縣」；（四）福建省汀州府系，包括當時長汀、上杭、永定、武平與寧化這五縣，譬如祖籍會自稱「福建省汀州府寧化縣」；（五）江西省贛州府系，包括當時南康、安遠與會昌這三縣，這些客家人來臺人數不多卻確實存在，譬如祖籍會自稱「江西贛州府南康縣」。

當我在民國一百０七年（2018）十月十六日聽到賴清德在行政院長任內接受民進黨立委蔣絜安質詢時強硬表示：「我從來不認為我是閩南人，我是台灣人！你要注意，你不能說我講得話就是閩南語，我母親講得話就是臺語。」我突然首度反向意識到：豈止是外省人，生活在臺灣，還認同自己是閩南族群或客家族群的同胞，不只是臺灣人，更是中國人。因為不只外省族群認同自己來自大陸各省，閩南族群根本不生活在閩南，客家族群始終認知自己是客家，自稱「閩南」與「客家」都是在隱喻著生命的飲水思源。臺灣漢人全都是有祖籍的人，只要人還對故鄉有眷念，這種「不忘故國」的情懷，就不會支持臺灣獨立的意識型態，更是在選舉中會支持中華民國的基本盤。

當民國八十一年（1992），經由李登輝總統做出決策，政府修正《戶籍法》並經立法院通過，廢除本籍（這裡就是指祖籍）的登記，從此國民身分證不再有該欄位，李登輝總統的目的在於想發展出一種「新臺灣人」的認同，這種認同不再讓臺灣人的認知僅侷限於傳統意義的「本省人」（意即閩南人、客家人與原住民），還包括意圖接納「外省人」到臺灣人群體內，這種政策措施自然有其效果，不只開一扇門，讓多數外省族群的後裔子孫開始只自覺是臺灣人（不只不是外省人，更不是中國人），並讓部分閩南族群開始「忘記祖籍」，當前年輕人中支持臺獨者主要都來自這兩大族群，甚至大有發展成「臺灣民族」的傾向，只有絕大多數的客家人始終堅持不忘本，牢記自己來自中原。

因此，任何臺灣人只要還願意承認自己的族群是閩南人、客家人與外省人，這就表示其堅持「拒絕土斷」，我就會說：「這些人都是臺灣漢人的硬骨頭！」「拒絕土斷」不是指拒絕臺灣的戶籍制度，臺灣擁有全球罕見極其便利的戶籍制度，譬如本來戶籍在新竹市的人，除帶身分證外，只要再帶水費單或電費單來證明有居住的事實，下午就能入籍宜蘭縣；「拒絕土斷」的真正意義是指「不忘祖籍」，只要我們始終飲水思源，不只牢記自己的祖籍，更跟故鄉保持聯繫，我們就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如果大陸人想瞭解臺灣人面對「文化中國」的態度，不需要探問其支持國民黨、民進黨或民眾黨，而該去問其「出身背景是哪個族群」，如果是漢人，接著問其祖籍，答得上來者，就知道其是否認同文化中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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