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民黨:最後的活路 | 梁敏超

決定政黨生命力的因素是什麼?

第一是黨魂。就是政黨執著奮鬥的理想,與人民群眾對國家、對民族命運的期待,兩者的相關性如何。這也叫創黨初心。

第二是黨綱。就是政黨內部在某一時期一以貫之堅持的政策方向、基本原則、工作路线、規定。

第三是黨紀。就是鐵的紀律,保證全黨沿著創黨初心,始終凝結團聚在一起,具體去落實黨綱各項要求,不斷走向人民群眾對歷史潮流、民族命運的熱切期盼。

第四是革新。就是黨要保持不斷自我反省、自我糾錯、自我改革的能力,使政黨的發展方向始終圍繞創黨初心進行自我調整修正,保证黨的革命性、戰鬥力保持旺盛。

從這四個因素來看,中國國民黨只有從大陸敗走台灣之後,在蔣公領導下才有了一番洗新革面的改變。自李登輝以降,則僵而不化,甚至走了相反的方向。洪秀柱一女子,雖有心力挽狂澜,却獨力難支,實屬悲壯。

置之死地而後生,還是茍延殘喘而後亡?當下,國民黨內正用虛假的團結口號,把支持者最後的那點戀棧,像壓榨殘汁一樣榨乾擠淨。

一個政黨的勝利,不能寄望於撈取政治對手貪污腐敗、濫權爛政的反彈民氣。只會比爛的政黨,能有什麼生命力可言?

用「團結」去敲詐支持者的選票,讓支持者放棄獨立理性判斷的能力,成為失智選民。這樣的民粹行為,正是茍延殘喘!

置之死地,就是不怕一朝一夕慘輸,而敢於臥薪嘗膽,化零為整,全黨迎回黨魂,找回革命性,夕惕若厲,自然天下歸心。

此之謂否極泰來。不然,最後的眷戀擠完,人去黨亡矣。

 

(PS:臉書成文於2018年6月18日)

兩岸今昔的省思 | Thomas Lee

發表日期:2018.6.14

關鍵詞:兩岸關係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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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大陸的表裡和今昔,兩相對照、前後對照下來,任誰都會察覺,近七十年來,兩地文明的發展,無論是方向上還是體質上,已經起了驚人變化。

只是,台灣號列車上的大多數乘客,仍然以為自己正朝原先的方向和目的地駛去。當看到對向交錯而過的大陸號列車時,一種自我感覺良好的優越感油然而生,對駛往「專制獨裁」蠻荒地帶的列車,以及其上「貧窮落後」的乘客,也習慣性地流露一絲憐憫,甚或鄙夷的神情。

無論是對自己,還是對大陸的印象,台灣號列車上大多數的乘客,仍停留在過去的時空。也難怪在交往接觸中,會令大陸新世代有一種時空錯亂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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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標榜「民主、自由」的台灣,儘管歷經一段既驚又喜的奮鬥奇航,好不容易如願獲得政治與經濟發展的初步成果。只是好景不常!這種積漸而成、得之不易的成果,就在野心家的操弄以及跟風、騎牆派政客的哄抬之下,民主質變為「民粹」,而藏在民主外衣下的,則是泛著寒光的「政治正確」之利刃。一場場「強凌弱,眾暴寡」的野蠻遊戲,在各個權力場域赤裸裸地上演,從政治中心向基層擴散,從廟堂蔓延到整個社會,從這一代人擴大到上一世代,之後再繼續往下一世代滲透。

台灣不僅向下沉淪,而且在加速沉淪!

前(2016)年年初,民進黨從地方到中央、從立法體系到行政體系取得完勝,但是法西斯的幽靈卻在完全執政的蔡政府身上,大模大樣地還魂。當唯我獨尊的當權者擁有隨心所欲的自由時,我們整個社會也就喪失「反對和異議」的自由,以及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力了。

兩岸今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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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一向標榜的「民主、自由」,業已轉性,如今只剩下破爛、褪色的「標籤」。而在「民主、自由」上,一向遭台灣社會鄙夷的大陸,自1978年其領導人鄧小平推動「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迄今,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已由點、線、面逐步擴張到整體,離昔日的「貧窮落後」已遠。政治上,也從「專制獨裁」迅速轉向,朝「菁英治理、開明良政」邁進。

民主、自由,甚至富裕、文明程度,已成昨日黃花的台灣社會,還能取笑奮發向上、正拔地而起的大陸社會嗎?

20180424 怎麼拉這倆傢伙來了還一直下滑?

探討大耐心與小確幸 | 郭譽申

廣受敬重的李家同教授幾天前發表文章《大耐心與小確幸》,重申他多年來的呼籲:台灣人要有大耐心發展關鍵工業產品,才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而政府不要在有意無意中,鼓勵青年人有小確幸的想法。李教授稱許有大耐心的台灣企業,但是憂心政府沒有大耐心。本文則探討為何台灣人多缺少大耐心,而急功近利擁抱小確幸?

發展關鍵工業產品一般需要十幾年,甚至更長時間,不懈的努力才能有成,而在產品成功之前,總是支出遠大於收益,並且不能確定產品能夠成功。在此漫長期間,投資者須承擔高風險,而優秀的工程師不可能有很好的薪資報酬。為何投資者願承擔高風險?而工程師願接受較無吸引力的薪資報酬?投資者和工程師的投入不僅取決於長遠的沒把握的投資報酬率,更需要有其他的動機和驅動力,才會有大耐心。

李教授舉了兩個國家做例子,中國大陸和芬蘭都有大耐心,都有一些非常好的工業產品。但李教授沒說大陸和芬蘭為何有大耐心?

大陸在幾十年前很落後時,就發展出核彈、洲際導彈等,近年又發展出先進的高速鐵路、基礎建設工程技術等,因為大陸的頂尖人才多半有強烈愛國心,視個人和國家的光榮重於個人的薪資報酬,因此大陸能有大耐心,長期努力做出很好的工業產品。

芬蘭是北歐國家,其特色是高賦稅、高福利和低所得差距。北歐國家人口少,人民彼此的認同感高,優秀人才不追求個人的高薪資報酬,而樂於與社會分享其科技收益,北歐國家因此能有大耐心,發展出優良的工業產品。

當工程師和社會都有大耐心,成功發展出關鍵工業產品的機會就會大增,投資者,無論政府或企業,自然敢於承擔風險,投資於開發關鍵工業產品。然而台灣沒有這樣的環境,台灣的國家認同紊亂,不可能有大陸那樣的愛國心,也不像北歐國家那樣,人民彼此有高認同感,願意接受高賦稅、高分享。

台灣社會比較分化,科技人一般相當個人主義,重視個人目前的成就,特別是個人的財富和收入。有這種心態,優秀的人才多半希望迅速有表現而致富,哪會願意冒被埋沒的風險,潛心鑽研工業技術十幾年?而蔡政府大砍公教人員的退休金,無疑會加重人們注重現在、不期待未來的心態。只有傻瓜才會期待十幾年後工業產品研發成功的成就和回報,還是擁抱現在的小確幸吧!

 

 

貧富差距與平等|蔣思中

人類是社會性動物,有人類社群以來,階級始終存在。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不平等,一定有階級意識。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階級不平等是人類社會亙古問題,現代國家透過貨幣政策、複利滾動、金融商品操作、全球化貿易等手段更加深了區域性的資源掠奪與全面的不平等。儘管追求平等還是當今重要課題,然究竟如何能達到平等仍是莫衷一是。美國史丹福大學歷史學家 Walter Scheidel在其著作 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中指出,只有全面性的災難才能減少人類的不均現象,實現平等。而在一般狀態下,不平等現象只會有增無減,階級複製,隔代相傳。唯有四種災難,才能有效破除不均,拉近階級距離。

  1. 瘟疫及流行病:例如,中世紀的黑死病,改變歐洲土地勞動價值。
  2. 國家經濟系統瓦解:例如,中國唐朝及羅馬帝國的傾覆,有錢有權者首當其衝遭殃,其後拉近人民間的級距。
  3. 大規模革命:例如,俄國和中國20世紀的革命打破以往舊制度,建設更平等的新制。在革命外的所謂「政治改革」都難以有效解決不均。這是由於改革措施大多都集中於維持「權力平衡」,保護既得利益者地位,所以普遍無法撼動現狀。即使如新中國建國初期的的土地改革,如果參與改革者數目不足為懼,也不一定會帶來平等。(歷史學家黃仁宇:「透過土地改革,毛澤東和共產黨賦予中國一個全新的下層結構。從此稅可以徵收,國家資源比較容易管理,國家行政的中間階層比較容易和被管理者溝通,不像以前從滿清宮廷派來的大官。在這方面,革命讓中國產生某種新力量和新個性,這是蔣介石政府無法做到的。下層結構還在原型階段,顯然未來需要修正。在此同時,這個驚天動地事件所激起的狂熱—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財產重分配和集體化—似乎一直持續,直到文化大革命為止。」)因此大部分的群眾運動通常以失敗告終。埃及的阿拉伯之春就是很好的例證。回顧阿拉伯之春後5年的光景,從死亡人數來看,敘利亞截至2015年為止,高達32萬人死亡,而其餘發生內戰的葉門和利比亞也有高達近5000名死亡人數,至於沒有發生革命的伊拉克則是因為伊斯蘭國崛起導致5年內有3000多人喪生;此外,在經濟層面上,以PPP(購買力平價指數)觀察,發生革命的國家在中東地區排名上都敬陪末座,三個飽受內戰折磨的國家更是衰退達40~50%。
  4. 大型戰爭:西方列強於 1910 年至 1970 年間透過強制國民為戰爭付出犧牲,全國的大型資源及人力動員有效地壓縮了貧富差距。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入息稅和財產稅的大幅提升,以及城市嚴重破壞都削弱了有錢人的財富;另外,兩次大戰後的通貨膨脹和貿易公會的努力都遏止了富貧差距的擴大——直到 1980 年代,西方的貧富不均才再次惡化。

經濟危機加劇經濟不平等的時候和改善經濟不平等的時候一樣多。而政治改革是最無效的。因為它們通常是以平衡掌權者與富人間的權力為目標,而不是針對無錢無勢的平民。土地改革,債務減免和解放奴隸亦不大可能實質促進經濟平等。不過如果它們越是暴力,就越有可能有幫助。除非是極大規模暴力,否則暴力本身不會促成經濟平等,正如Walter Scheidel書中所寫:「歷史上大多民眾動亂都對促成經濟平等毫無幫助。

現代國家導致貧富差距拉大的核心原因往往不是工資性收入的差距,而在於財產性收入的巨大差距。尤其在房市和股市這些金融工具的操作下,小部分群體通過財產性收入和資本溢價,迅速暴富,拉大了貧富差距。加以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的作用,這些擁有財產的階層會更享受這些財富所帶來的額外收益,進一步拉大貧富差距。對於拿同樣工資的城市居民而言,如果一個有房子一個沒有房子,即使沒有房子的工資每年上漲20%遠超過GDP和CPI增幅,同時也遠超過有房子的工資漲幅。但有房子的即便房子每年只上漲5%,由於基數的差距,兩者的財富依舊會繼續拉大。

富不均與民不安向來是自古以來統治者眼中的樑木,因為不均與不安的問題會造成國家由內部崩解,更有甚者則引發列強與周邊國家覬覦。禍起蕭牆,此季孫之憂也。

愛因斯坦曾說:“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戰用什麽武器,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戰用的武器是棍棒與石頭。I know not with what weapons World War III will be fought, but World War IV will be fought with sticks and stones.

歷史的軌跡往往是透過大規模的毀滅來強迫重新洗牌。因此才說,退步原來是向前。對此,歷史殷鑑讓所有的富國、富人與掌權者,都當所警惕!

受「普世價值」制約的台灣困境|蔣思中

普世價值(Universal values),顧名思義,應是一種所有人都該崇尚的價值取向,但在實際上,普世價值只是國際政治場域與政治理論界一種由強權所賦予的思潮和修辭手法而已。它將某些價值理念定義為「普世的」。相對而言,另一些價值理念(尤其是非西方白人傳統)則是落後的、站在對立面的、應當被普世價值替代的。根據以賽亞.柏林(Sir Isaiah Berlin)的理解,普世價值是「絕大多數人在絕大部分地方或情境下,在幾乎所有的時候,都共享的那些價值觀,無論是有意識地贊同還是表現在其行為中」。普世價值是所有人都認同的價值觀,判斷標準是以全球為範圍的實踐。然而,世界上各地區都有自己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真實存在這種「共同實踐」的基礎嗎?

事實上,普世價值是一種具指向性的概念。也制約其價值走向,其作用不是闡釋(描述)世界,而是試圖改造(宰制)世界。進一步實踐就形成了普世主義(Universalism)。

普世主義是指在任何情況下、任何時間都適用於所有人與所有事物的概念或準則,其內涵依具體情境而有所不同。然而,普世主義實際上是一個鬆散的道德「框架」。號稱可以容納任何符合該傾向的思想,卻妄圖透過武力與強權、媒體與文化、經濟規模與生活方式對非我族類深層箝制,甚至毀滅。

普世主義者極端推崇民主、自由、人權、自由市場等一系列政治、經濟理念。他們認為這些價值觀終將在文明的衝突中勝出,實現人類美好社會依託於這些價值觀念普遍被接受和貫徹。例如,提出「歷史終結論」的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著作《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之人》中提出,西方國家自由民主制度的到來可能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然而,真的是如此嗎?如果為真,福山就不會近年又提出「民主的衰敗」,並見證西方民主危機的到來。歷史與人類文明進程總是毫不留情面地讓這些不長眼,懷著春秋大夢,過度樂觀的有心人士玻璃心碎了一地。伴隨著柏林圍牆倒塌、蘇聯解體,鼓吹西方「普世價值」的「歷史終結論」一度讓西方人相信西方的代議制民主就是人類最好也是最終的治理運作形式,很多非西方國家的精英階層也在心理上徹底臣服。然而,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內,以輸出「普世價值」為宗旨的民主運動不但給許多非西方國家製造了災難,「普世價值」最終也禍害了西方國家本身。在此情形下,務實的西方政治家們又開始實行有違「普世價值」的價值觀,從而形成了明顯的價值觀悖論現象。

既然普世價值不是以其普世存在的事實而被認可,那麼接踵而來的問題是,為什麼一些而不是另一些價值觀被視為普世價值?決定一種價值觀成為普世價值的標準是什麼?普世主義強調文明等級論。而純粹的文化相對主義者則不可能接受世界上有所謂的普世價值。試問,文明是否有高下之分?既然文明有分高下,普世的普遍性是否依然成立?是西方白人至上的基督教義為普世價值信仰?還是阿拉伯世界的伊斯蘭文明為普世價值信仰?亦或是以儒釋道思想,非一神論為基礎的東方文明為普世價值信仰?

價值觀具有文化歷史性和政治實踐性,這是其一般規律。把自己的文明體系和自己民族的思想鼓吹為「普世主義」則是帝國主義才會有的行徑。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其著名的《文明的衝突》中也直言,不存在所謂的普世價值。流行的價值觀是強勢民族國家物質文明的一種外顯。弱勢民族國家的價值觀不可能主導價值。因此近年來,歐美從鼓吹所謂「普世價值」突然轉而奉行起反「普世價值」的政策。

不可否認,很多披著普世主義外衣的價值觀是進步的,甚至曾經是革命性理念。但是,這些價值的傳播和實踐無法脫離政治中的權力關係,普世主義在絕大多數時候被強權所利用,變成了一種文化壓迫工具。比如自由、平等、權利等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觀,既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起到了激發受壓迫人民反抗殖民統治的積極作用,也長期作為殖民統治的辯護詞而存在,成為歐美國家素來以基督教宣教為手段。以其「文明使命」(Civilizing Mission) 為理由,冠冕堂皇以暴力向其他民族傾銷其文化霸權。同樣,人權也是挺好使的,早已被美國和北約所利用,成為推行霸權的工具,用以摧毀其他非歐美國家的成就。以不惜損害第三世界國家的主權的方式鞏固美國的霸權利益。若干場戰爭以保衛人權的名義而發動,結果使數以百萬計的人喪失了基本的經濟和社會權利。成為「人權帝國主義」。

普世主義往往淪為強權的最後一塊遮羞布。起初,小布希政府發動伊拉克戰爭的藉口與普世價值毫無關係,但後來,當初的所有理由都被證明是謊言後,美國人只好拾起那個不新鮮的論調:至少美國給伊拉克帶去了民主。普世主義的說辭就成了強盜行徑最後的避難所—哪怕有千百萬人喪生,西方至少有通過暴力手段教會他人自由的權利。

台灣長期為日本統治,具後殖民色彩。二戰後又以美國馬首是瞻。儘管民間仍保留部分中華文化圈的底蘊。然而,在長期受歐美日韓媒體、文化入侵與宰制的氛圍下,台灣人的崇洋媚外何嘗不是在一票所謂普世價值的偽命題下就範。任何公共事務都無限上綱。不斷製造價值觀悖論。兩岸政策如此、能源政策如此、環保政策如此。盡做出親痛仇快的蠢事。殊不知,舉凡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國家強加於諸如智慧財產、環保、能源開發等限制都是在其取得絕對優勢後,利用全球化影響力與干涉他國商業、法律界限的手段以保有已開發國家在全球的絕對利益。所以說,廢死、反核、減碳與再生能源都是門好生意!美其名是愛護地球,重視人權。實則就是以民奪權,以權謀私而已!

台灣二戰後即便重回民國懷抱,卻始終未完全脫離日本的文化臍帶。加以美式文化強勢入侵,且大中國思想未能有效代代相傳。因此,台灣人對許多深層的價值系統定位皆處在混沌不明的狀態。而掌握媒體話語權者,又多為西方馬首是瞻,缺乏邏輯辯證訓練,對深層課題只能稗販西方論調,無力並無意自為探討;等而下之,造成一般大眾對時事缺乏實事求是與探究事件原委之興趣,過度樂觀,缺乏國際視野,小確幸思維充斥,欠缺鴻鵠雄圖之志與深謀遠略。

台灣人常將"普世價值"掛在嘴邊,夸夸而言。諸如,自由、民主、平等、環保、廢死、廢核、兩性平權等。然而,其背後的意涵通常是以一元排他而否定多元的、是未經思考而人云亦云的、是缺乏實證與核心價值的、是後殖民心態的。其目的只是以一貫歐美日價值凌駕中華文化圈價值系統。其效應恰恰是遂少數人之意志而侵害多數人之自由!都是搞階級化分!製造敵我矛盾!

我們從不否認台灣曾經的胼手胝足與輝煌過往。但中國的發展力度也是有目共睹。大陸現在即便有再多不是,那不過是時間問題。時間可以淨化一切。大陸內部也會有一定程度的省思與調控。為了政權穩定與國際局勢,中共中央絕不會坐視誤謬決策的發生。在不斷精進修正其指導方針後往正確的方向大步前行。如此,我們還要繼續配合美帝日寇歐豬的鬼蜮伎倆。處處打擊對方,挑起爭端。成為列強的馬前卒,灘頭堡嗎?

以往中共當局基於對台基本策略與媒體生態。在大陸民間相當程度淡化了台灣勾結歐美日等國際反華仇中勢力的反作用力。可以說在官方克制下保守了台海和平與穩定。而如今,當台灣仇中心態與言論透過網路不斷升溫擴張。讓大陸民眾徹底心寒。大幅激化了對岸網民的武統意識。請記得,大陸十四億人口。台灣才兩千多萬。台灣尚有數百萬人在大陸經商、求學與生活。兩岸連結之密切已非台灣可獨活。因台灣仇中,將大陸民眾心態由鴿派和平統一轉為鷹派武力統一實非吾人之福。當中共統一台灣時,背後有十幾億人民意志作後盾。大家真的認為歐美日會適時出手搭救嗎?許多台灣人妄想靠美帝對抗中國,請不要忘了:

  1. 美國介入國共內戰,兩岸迄今依然分治。
  2. 美國介入韓戰,兩韓迄今依然分治。
  3. 美國介入越戰,越南仍由越共統治迄今。
  4. 美國介入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內戰,如今國家分崩離析,人民流離失所。

大家推崇顏色革命。可是顏色革命果真是為了民主對抗獨裁嗎?歐美霸權認定的他國獨裁者倒臺了。人民好過了嗎?人民真的當家作主了嗎?所謂人世間至邪的罪惡常以至善的形式包裹。自由民主亦如是。台灣人,醒醒吧!。民主人權不過就是包藏禍心的糖衣毒藥!不過是霸權利用自由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干涉他國內政,進而裂解他國政權,蠱惑他國人民的手段而已。而中國的雄起已是必然!對世界而言,不管喜不喜歡,中國就在那裡!

《 多  桑 》 | 丁念慈

發佈日期:20160808 丁念慈臉書

關鍵詞:吳念真 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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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父親節,想起多年前一部叫《多桑》的電影。

「多桑」是日語「父親」之意。《多桑》這部電影由鄉土文學作家吳念真先生編劇兼導演,劇情大抵是以他父親一生的縮影為腳本。由於行銷得宜,1994年在台灣上映時,可說未演先轟動。

《多桑》上映時,我已經結婚。當時在清華大學念研究所,經班上多位同學走告,極力推薦,我也興沖沖跑去觀賞。看完之後,大家把這部電影當作一個學術議題,熱烈地討論著……

坦白說,我對這部電影的觀感,百般不是滋味。

吳念真有其才華,那時的他,在鄉土文學領域已算小有名氣。因緣際會,再逢李登輝「本土化、去中國化」運動風起雲湧之盛,憑其對時代氛圍敏銳的嗅覺,吳念真靈機一動,有了創作《多桑》這部電影的靈感。他不落人後,以公知、名流角色加入韃伐「國民政府」的「酸民」行列,並讓「國民政府」成為《多桑》這部電影和「多桑」一角批判、歸咎的對象。

於是,吳念真起心動念,將浪蕩一生的父親寄託於電影中的「多桑」角色。他透過電影藝術和文學手法的渲染、烘托,將「多桑」浸泡在滿是時代悲情的大酒罈裡醇化。令觀眾產生一種錯覺——誤以為他父親之所以一事無成、久處貧賤,全是「國民政府」害的;甚至,他們小時候對父親的輕衊,也都來自「國民政府」治下學校教育的洗腦……吳念真編導終於成功重塑了他父親的形象,也讓自己小時候曾經那樣看不起父親,且生前羞於啟齒的內咎,如釋重負。

為人子者,透過文藝作品追思亡父,昇華父子間一生揮之不去的矛盾與糾結,原本是值得肯定,且有正面意義的事。只是——吳念真利用其編導身分和社會地位,掌控了話語權,再藉演員「多桑」此一角色「以假亂真」,隱隱然將好賭成性,致終生困頓的父親之運勢,嫁禍給所處的那個時代與政權。這種做法和心態,就大有商榷餘地了。

多桑6

吳念真過去羞於向外界提及不甚光彩的父親,直到其父亡故之後,才從時代氛圍中找到替父親「除垢」的靈感,也讓自己從罪惡感中解脫出來。創作《多桑》這部電影,無異於讓一道榮光照進自己心靈和家庭的陰暗角落。不僅博得「孝子」美名,更創造了票房長紅,真可謂面面俱到、名利多收啊!

對於《多桑》這部電影,我的觀感確實百般不是滋味。但是我的不痛快並非來自政治立場的歧異,而是從為人妻的角度看待此事。吳父終其一生,分明就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匪類」男人,做兒子的竟然捏造時代悲歌,硬是把父親咎由自取的困頓,與「二二八事件」牽扯在一起,似乎以為只要沾上一點邊,就能鍍上一層金。十足投機!

我對吳念真最大的質疑是,吳所處的時代環境,適逢台灣社會相對安定、經濟日趨繁榮之際。儘管吳父年少時,或許曾因替「二二八」死難者燒紙錢,被迫離開了中藥行。但這件事的嚴重性,是否足以毀掉他一生?毀掉他一生的,難道不是好賭成性、枉顧家庭生計的習性嗎?!但凡一個女人,尤其是結了婚的女人,想必都無法容忍這種丈夫、接受這種因果極其牽強的說法。

我大學讀的是大眾傳播學系,修過電影相關課程。坦白說,影評我也能寫。因為影劇編導在藝術背後呈現的思維邏輯,在我眼裡是藏不住的。其實,換種說法也行——我看穿了吳念真在編導這部電影時所做的「手腳」。

吳念真與小野在中影公司寫劇本的那段期間,或許受到來自國民黨文工會政策考量的一些壓力,或是黨工「外行領導內行」的為難。但是大家別忘了,中影公司當時屬於黨營事業,國民黨文工會當然負督導權責。任何一個團體在成長、壯大的歷程,發展出不同價值取向和行事風格的次團或流派,其互相競爭也是自然而合理的。吳與小野在中影公司為劇本奮鬥的過程,不也正是他俩與同一家中影公司、同一個國民黨中的開明、新銳派人馬合作,力求突破時空環境的一些限制嗎?

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一個貧苦的礦工之子,能夠一躍而上,成為名利雙收的影視編導,除了自身的才華與努力之外,不也是國家社會整體發展所開創的機會和舞台嗎?再說,受到大團體中不同流派人馬的掣肘,能把帳算到整個大團體上,說是中影、國民黨和國家對不起他嗎?而且,「只挑剔外界對他不周到之處,卻無視自己從國家、社會或其他人手中得到的許多幫助」!這恰恰就是打著「本土化」大旗的這群人,其人格特質與群體縮影。

多桑7

多年之後,我從報章得知「與吳念真同為台灣新電影黃金組合的女作家,朱天文和朱天心姊妹,終因國族認同等因素,與吳割袍斷義,分道揚鑣了。」之後,我又得知,朱天心與謝材俊生了女兒盟盟後,為了能專心讀書、創作,不為五斗米折腰,每個月僅花費五、六千元,過起清貧的極簡生活……

古人說「大孝顯親」。吳念真利用時代氛圍炒作悲情,把浪蕩一生的「亡父」追捧成生不逢時的悲劇英雄,藉此名利雙收。而與吳分道揚鑣的朱氏姊妹,卻捨得名利,甘願恬淡度日。父親朱西甯先生的志節風骨對姊妹倆的影響,以及天心對其子女的教養,在此不言可喻。其誰更能「顯親」?還需多言嗎?!

在父親節的這一天,想起父親,想起電影《多桑》,也想起朱天心這位嬌小的山東女子……真覺得她一點兒也不嬌小。

 

後記:讀者迴響——

大作於我心有慼慼焉!這些所謂台灣本土電影的先行者,當年享受了國民政府以威權體制維繫社會安定所帶來的好處,再利用國民黨的自省,為異議分子舖設了一條顛覆政府的通路,與3、40年代以揭發社會黑暗面為主軸的「人民文學」,最終幫助共產黨成功奪權的過程,有著某種程度的雷同。

所不同的是,當年的作家在大陸的中共政權建政後,絕大多數遭到整肅而下場悲慘。但台灣的這批本土電影的新銳,卻在資本主義的商業運作下,個個名成利就,甚至與綠營掛鈎而飛黃騰達。

這不禁讓我想起,當年小野親口對我說:「我一定要在30歲以前成名」的往事。是的,他們都做到了!可是台灣電影也正因為被「本土化」這個意識型態所框限,而淪為世界電影潮流中一個小門小戶的附庸,國際化自然談不上,連華人都不耐煩眷顧。泡沫化大概就是它的終極命運了!  ~Jade 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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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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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野,你哭什麼 裴在美 作家、編導 中時電子報 2018.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