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是社會性動物，有人類社群以來，階級始終存在。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不平等，一定有階級意識。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階級不平等是人類社會亙古問題，現代國家透過貨幣政策、複利滾動、金融商品操作、全球化貿易等手段更加深了區域性的資源掠奪與全面的不平等。儘管追求平等還是當今重要課題，然究竟如何能達到平等仍是莫衷一是。美國史丹福大學歷史學家 Walter Scheidel在其著作 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中指出，只有全面性的災難才能減少人類的不均現象，實現平等。而在一般狀態下，不平等現象只會有增無減，階級複製，隔代相傳。唯有四種災難，才能有效破除不均，拉近階級距離。
- 瘟疫及流行病：例如，中世紀的黑死病，改變歐洲土地勞動價值。
- 國家經濟系統瓦解：例如，中國唐朝及羅馬帝國的傾覆，有錢有權者首當其衝遭殃，其後拉近人民間的級距。
- 大規模革命：例如，俄國和中國２０世紀的革命打破以往舊制度，建設更平等的新制。在革命外的所謂「政治改革」都難以有效解決不均。這是由於改革措施大多都集中於維持「權力平衡」，保護既得利益者地位，所以普遍無法撼動現狀。即使如新中國建國初期的的土地改革，如果參與改革者數目不足為懼，也不一定會帶來平等。（歷史學家黃仁宇：「透過土地改革，毛澤東和共產黨賦予中國一個全新的下層結構。從此稅可以徵收，國家資源比較容易管理，國家行政的中間階層比較容易和被管理者溝通，不像以前從滿清宮廷派來的大官。在這方面，革命讓中國產生某種新力量和新個性，這是蔣介石政府無法做到的。下層結構還在原型階段，顯然未來需要修正。在此同時，這個驚天動地事件所激起的狂熱—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財產重分配和集體化—似乎一直持續，直到文化大革命為止。」）因此大部分的群眾運動通常以失敗告終。埃及的阿拉伯之春就是很好的例證。回顧阿拉伯之春後5年的光景，從死亡人數來看，敘利亞截至2015年為止，高達32萬人死亡，而其餘發生內戰的葉門和利比亞也有高達近5000名死亡人數，至於沒有發生革命的伊拉克則是因為伊斯蘭國崛起導致5年內有3000多人喪生；此外，在經濟層面上，以PPP（購買力平價指數）觀察，發生革命的國家在中東地區排名上都敬陪末座，三個飽受內戰折磨的國家更是衰退達40~50%。
- 大型戰爭：西方列強於 1910 年至 1970 年間透過強制國民為戰爭付出犧牲，全國的大型資源及人力動員有效地壓縮了貧富差距。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入息稅和財產稅的大幅提升，以及城市嚴重破壞都削弱了有錢人的財富；另外，兩次大戰後的通貨膨脹和貿易公會的努力都遏止了富貧差距的擴大——直到 1980 年代，西方的貧富不均才再次惡化。
經濟危機加劇經濟不平等的時候和改善經濟不平等的時候一樣多。而政治改革是最無效的。因為它們通常是以平衡掌權者與富人間的權力為目標，而不是針對無錢無勢的平民。土地改革，債務減免和解放奴隸亦不大可能實質促進經濟平等。不過如果它們越是暴力，就越有可能有幫助。除非是極大規模暴力，否則暴力本身不會促成經濟平等，正如Walter Scheidel書中所寫:「歷史上大多民眾動亂都對促成經濟平等毫無幫助。」
現代國家導致貧富差距拉大的核心原因往往不是工資性收入的差距，而在於財產性收入的巨大差距。尤其在房市和股市這些金融工具的操作下，小部分群體通過財產性收入和資本溢價，迅速暴富，拉大了貧富差距。加以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的作用，這些擁有財產的階層會更享受這些財富所帶來的額外收益，進一步拉大貧富差距。對於拿同樣工資的城市居民而言，如果一個有房子一個沒有房子，即使沒有房子的工資每年上漲20%遠超過GDP和CPI增幅，同時也遠超過有房子的工資漲幅。但有房子的即便房子每年只上漲5%，由於基數的差距，兩者的財富依舊會繼續拉大。
富不均與民不安向來是自古以來統治者眼中的樑木，因為不均與不安的問題會造成國家由內部崩解，更有甚者則引發列強與周邊國家覬覦。禍起蕭牆，此季孫之憂也。
愛因斯坦曾說：“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戰用什麽武器，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戰用的武器是棍棒與石頭。”I know not with what weapons World War III will be fought, but World War IV will be fought with sticks and stones.
歷史的軌跡往往是透過大規模的毀滅來強迫重新洗牌。因此才說，退步原來是向前。對此，歷史殷鑑讓所有的富國、富人與掌權者，都當所警惕！
奮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