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以及幾個歐洲國家決定將境內孔子學院全部關閉，而歐盟各國也在日前宣布不再承認中國為市場經濟國家。這，應該是近三十多年來中、歐關係最大的一次震動。

這，基本上等於在文化上經濟上對中國是接近斷交了。看來歐洲，至少是西歐，已經選擇與美國站在一起。筆者一直都說，最近這五年的美中對抗是一場文明衝突，對整個西方基督教世界來講，中國的崛起可以說是挑戰了其300年來在地球上的霸權地位，這會比中國的經濟以及軍事力量的強大對其衝擊更多。這種危機感，其實與19世紀的黃禍論差不了多少。

遙想在二戰期間，或者在戰後第一代的歐洲知識分子，大部分都對於歐洲失去了文明主導的地位感到悲傷。布洛克、李德哈特、富勒、曼斯坦、哈夫納，甚至於風光一時的邱吉爾、戴高樂等人也都一樣，他們認為兩次世界大戰把歐洲文明徹底毁滅。而這是一場歐洲文明的內戰，歐洲人等於愚蠢地自己把寶座讓給了美國與蘇聯，只能做一個兩者中間的附庸。

但是弔詭的是：歐洲人雖然有這樣的認知卻沒有真正去反省自己本身文明內部的矛盾本質。歐洲人雖然感嘆卻不知道自己從地理大發現以來的殖民主義以及文明霸權主義，才是上述自我毁滅的真正原因。歐洲還有很多的文化遺產，但卻不曉得用這些文化遺產來與其他的文明和平共榮，共同為人類的未來而努力。所以歐洲人的感嘆，也就只能是感嘆。

今天歐洲如果再度選擇與美國的戰爭機器綁在一起，參與對中國的各種圍堵以及敵意，甚至不惜像英國這樣派出航空母艦到東亞來耀武揚威。那，真的只能說愚蠢到了極點，兩次的毁滅戰爭並沒有給歐洲人帶來什麼樣的智慧以及覺悟。

歐洲如果沒有辦法用自己的文明地位，在中國與美國這兩個強權中間找到一個和平的第三條路，那麼歐洲未來也只能是非常黯淡而已。

選擇到德國留學並非筆者本意，或許與德國先天有緣，註定早晚要到德國學習生活吧。

其實筆者曾兩度試圖去美國留學，均未果，主要是經濟上的障礙。先父是軍人，早年國民黨軍人生活很清苦，一般都無力支持子女到國外留學。筆者在大學成績並不出色，要申請美國獎學金有困難。當時曾與先父商量，能否給我買張赴美機票，到美國後立刻打工償還機票錢。先父經再三考慮後搖頭說，家裡弟妹太多，爸爸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筆者安慰了老人兩句後，就決定去報考台大研究所，僥倖被錄取了。三年後研究所畢業，又二度與先父商量，去美國留學之事。先父的回答仍與大學畢業那次一樣。

正無計可施，不料回家路上遇到了一位高中同學。談起來，知道他即將去德國留學。筆者驚訝地問道，怎麼會想到去德國留學呢？他說因德國大學不需交學費，這句話深深打動了我。大概很少人知道，民國時期的中國法律與德國有極深淵源，因此我在台大研究所時已學完了初級德文，並修過兩門德國法律課程。我於是匆忙找到了研究所時的德文老師，她聽說我有意去德國留學，非常高興，就帶我到臺北的中德文化中心去見德方代表。不久我考取了留德獎學金，踏上了留德之路。

人生的機遇真的很奇妙。一個人只要立下志願，鍥而不捨，必能如願以償，但關鍵時候有貴人相助也是不可缺少的。我台大的德文老師，就是我此生最重要的貴人之一，每次回臺北我都會去探望她，她的先生也是我台大的教授，曾想幫我申請華盛頓大學獎學金，但我還是選擇了德國。

民國時期中國多方借鑒德國，不但我們的法律體系幾乎全盤仿效德國，其它自然、人文科學也多有借鑒，連軍事都不例外，蔣老先生的二公子蔣緯國先生就是留德學軍事的。因此早年中國與德國的關係遠超過與美國的關係，後來情況才發生變化。猜想主要是孫中山先生晚年主張“聯俄容共，扶助工農“的政策，遭黨內保守勢力強力反對，西方帝國主義遂藉機滲透，破壞了國共合作的基礎。當保守勢力取得優勢後，逐漸向美國傾斜，於是一改歐戰前，原向德國、蘇聯借鑒的路線，幾乎完全倒向了美國，尤其是在國民黨敗退臺灣後。

最近在電視中，聽張亞中教授說，德國是帶有濃厚社會主義色彩的國家。其實又何止德國呢？ 整個西歐各國幾乎都是如此。這並不奇怪，因為歐洲是馬克思的故鄉，是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發源地。在歐洲而反對社會主義者，極有可能成為過街老鼠。筆者在德國留學時，曾長期獲得德國社會民主黨愛伯特基金會（Ebert Stiftung）的獎學金。每次獎學金生聚會時，都要起立高唱《國際歌》，甚至主持人還說，社民黨的終極目標，就是要實現共產主義。因此張亞中教授說，德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德國與中國大陸友好，因為双方有相同的社會主義理想。

筆者雖然現在生活在奧地利，但德、奧兩國歷史文化淵源很深，連政黨幾乎都是一樣的，這也是西歐國家可以組成歐盟的重要基礎。德國，包括其他歐盟國家，沒有貧富不均的現象，對經濟上的弱者，國家會有各種補助、救濟政策，而且很早就實行了全民醫保制度。筆者初到德國留學時，參加醫療保險是學校註冊的必要條件，但不用擔心付不出保險費，國家會全部或部分替你承擔。

歐洲和中國都是歷史悠久，文化發達的國家，美國要完全分化二者很困難。美國人看不懂中國的地方，歐洲人會懂。美國人不欣賞中國的地方，歐洲人會欣賞。中國的快速崛起，令美國心生忌憚，他們怕中國會取代其霸權，並收回臺灣。收回臺灣勢在必行，因為這是原則問題，也是對臺胞的關懷與承諾。但中國對霸權地位不感興趣，早在春秋時期，中國人就有過類似經歷，而西方自葡萄牙起也不斷有霸權興替，但而今安在呢？

美國萬聖節叫Halloween，或者trick or treat，設在每年10月31日的晚上，社區中每家準備許多糖果，門前佈置了用南瓜雕成的鬼頭妖魔，以及一些恐怖的裝飾，通常是骷髏、鬼怪、妖魔之類。

社區的小孩也穿著骷髏、鬼怪、妖魔之類的服裝，拿著大布袋大紙袋，成群結隊的沿著每一家敲們嚇人，索取糖果。房裡的人會開門散發糖果給每一個小孩，看社區大小，一般人家裡會買三、五磅廉價的糖果備用。trick or treat的意思是你要給小孩糖果（treat），否則小孩們會惡作劇（trick），在你的房子、汽車上塗鴉，或者踐踏破壞院子裡的花草。

家長為孩子買的萬聖節服裝，每年都買新的花樣滿足孩子的愛好，所以萬聖節的服裝通常只穿一次就丟垃圾了，非常浪費。今年因為美國的港口貨櫃淤塞，百貨公司來自中國的萬聖節服裝有些缺貨，還有搶購現象。

從1980年代開始，有人把有毒的糖果，還有藏了刮鬍刀片的糖果分給孩子，傷害孩子。後來家長就不敢讓孩子吃從社區家庭討來的糖果，萬聖節得來的糖果多半都是丟垃圾。

全國幾千萬隻南瓜，雕成的鬼頭妖魔作為裝飾品，用過一次之後就丟垃圾了，孩子討回來的幾磅廉價劣質糖果沒人敢吃，都丟垃圾了，對食物的浪費非常嚴重。

本來孩子晚上自己出去，在社區內挨家挨戶索取糖果是很安全的，後來社區的晚上發生傷害孩子、擄走孩子的事件，許多家長於是帶著孩子挨家挨戶索取糖果，成人給成人糖果，變得很無趣。

萬聖節本來就是非常無聊的節日，這卅年來愈變愈無趣，加上毫無意義的浪費許多服飾、裝飾、南瓜及糖果，有害無益。今晚又逢萬聖節，我家兩老今晚按例在屋裡看電視，全家關燈烏黑，前院也關燈漆黑，汽車停進車房，讓那些小孩們知難而退不來敲門。

如果只在美國玩就算了，台灣竟然也跟著流行起來，更肝裡涼的是美國人自己只是叫Halloween，trick or treat，一到台灣就翻譯成「萬聖節」，萬般皆聖的意思，崇高偉大到無與倫比的地步；譬如12/25為什麼不叫耶誕節，非叫「聖誕節」？阿拉伯人唸的經叫可蘭經，美國人唸的經就尊為「聖經」，凡是美國的都是「聖」。很多台灣人讀聖經，過萬聖節、聖誕節，我們台灣要做美國的殖民地做到什麼時候？

台積電分別在去年和今年初宣佈在美、日投資興建晶圓廠。9月底，美國商務部要求包括台積電、三星在內的主要半導體公司在11月8日前繳交被視為商業機密的庫存量、訂單、銷售紀錄等數據；儘管這項要求沒有強制性，但美國媒體報導，白宮不惜祭出《國防生產法》來逼外國業者就範。看來美國已展開重振其半導體產業的積極行動。不過，幾天前張忠謀卻表示不看好美國在地製造半導體。這些現象顯示，全球的半導體產業正面臨大變局。

今年5月，筆者就為文不看好美國政府主導投資其國內半導體產業 (參見《美國要重振其半導體產業，對全球有何影響？》)，現在獲得張忠謀的背書：「美國已經回不去了，現在就算投下去1千億美元，想在美國重建有競爭力的供應鏈，最後仍會發現成本太高，欠缺競爭力。」

美國的半導體產業已經回不去了，為何台積電、三星還到美國投資？相當程度是被迫的。以投資/報酬而言，不是好的投資案，但是台積電、三星和背後的台灣、南韓政府都不敢得罪美國，於是只好掏錢支持美國重振其半導體產業。台積電的美國廠大約3年後可以量產，屆時很可能沖淡台積電的整體獲利。

美國為何要求主要半導體公司繳交被視為商業機密的庫存量、訂單、銷售紀錄等數據？美國聲稱是為了了解晶片短缺的狀況，但是卻構成不公平的競爭。這些數據顯然有利於美國的投資半導體產業，讓美國能投資於較有獲利空間的子領域；此外，若美國的半導體公司獲得這些商業機密，將很有利於其與外國半導體公司的競爭。

美國一向主張自由市場的公平競爭，自己卻濫用其政治優勢，既逼迫台積電、三星到美國投資，又要它們交出商業機密數據，反正就是吃定了台灣、南韓是美國的附庸，無能反對。美國的吃相實在太難看了，夫復何言！

美國不惜以低劣的手段損害台積電、三星，也要重振其國內半導體產業，除了商業利益考量，更重要的原因是國家安全。美國擔心，中國大陸有可能武統台灣而奪取台積電 (筆者早已預見這可能性，參見《武統的可能性提升》)；南北韓有可能爆發戰爭而毀掉三星半導體公司。美國不願承擔這樣的風險，因此更要重振其國內半導體產業，以逐漸取代台積電、三星。

半導體產業由於投資金額龐大，一向常有國家政府的投資，而政府投資是為了促進科技和經濟，並不影響半導體產業的自由市場和公平競爭。現在美國的投資其國內半導體產業，卻是為了國家安全，把半導體產業幾乎變成國防工業，這勢必導致全球半導體產業的大變局。

半導體產業變成關係國家安全的國防工業，很可能造成過度投資，未來影響半導體公司的獲利，甚至導致虧損；而且大家不再講究公平競爭，各國就是各顯神通了。台積電、三星雖然有強大的競爭力，能否抵抗美國的不公平競爭？即使能，日子絕不會像過去那麼好過。(本文未提及中國大陸的半導體產業，因為它受制於買不到光刻機，仍無法生產高階晶片。若大陸能突破此瓶頸，全球的半導體產業將更競爭激烈。)

1976年，中國在文革十年浩劫之後，整個國家只剩一口氣，當時世界局勢，美國新敗於越南，蘇聯當時國力鼎盛，所以先說蘇聯。

蘇聯是年擁有精兵四百萬、遠程戰略空軍、核潛艇、核子洲際導彈等先進武器，軍力稱雄於世，而且國土遼闊，資源豐富(黑土地、礦產、原油、天然氣等)，科技先進，文學、藝術、教育、體育(1976年奧運49面金牌，美國34) 均有深厚的基礎，誠一世之雄也。然而就在蘇聯國力頂峰之際，因為領導人擬定國家政策方向的錯誤，在短短15年後，1991年聖誕節，一日之內分崩離析，從世界一等強國到一夕崩潰。

根本原因為何，我個人認為最致命的一點，就在於蘇聯立國之初，沒有訂出一個國家領導人制度，所以終蘇聯之世，一直就是強人領導，至死不休，所有的領導人不是老死病死，就是政變下台，基本上一旦掌權的人，絕不放手權力，形成一代又一代的老年政治，政策老舊且僵化，即使錯誤，也不做任何變動革新。

直到最後一任領袖，戈巴喬夫，1985年上台，因為當時蘇聯民生經濟的全面失敗，面臨不得不變的窘境，從而聽從以美國和西方民主國家為範例，進行全方位的經濟改革，然而改革因"輕舉冒進”而失敗。經濟改革失敗以後，西方國家再告訴他，經濟改革的失敗，是因為政治沒有改革，所以戈巴喬夫再進行全面的政治改革，政治改革依然失敗，在一切改革失敗以後，人民徹底失望，蘇聯一天之內，沒有死一個人，沒有流一滴血，而分解為15個國家。

美國的國家領導人，總統，每4年選一次，35歲以上，在美國出生的美國公民，都有資格競選美國總統。我對這個制度有些看法，首先這個制度有其“靈活性”，但是沒有“連續性”，一個新的總統、新的政黨，上任以後，可以立刻推翻前任所作所為。例如川普上台廢除歐巴馬一大堆的政策、條約，拜登上來，除了保留一些對中政策以外，對川普所有的政策，施政方針、外交，改了一個遍。國家大政的搖擺，多少浪費國家的國力，這是沒有"連續性”的缺點。

其次在選總統的時候，要當選，一定要有政治魅力，長相拿的出去，口才便捷，有親和力，個人和親人沒有致命的黑材料，表現出像一個沒有缺點的聖人，至於這個最後當選人，施政的能力如何，就只有靠上帝保佑了。例如川普，一個商人總統，歐巴馬只是一個參議員，二人均沒有任何施政紀錄經驗；小布希的能力，一直為人詬病，在他主政期間，因為911後的反恐，而發動中東戰爭成為他主要的施政方針，這個決策對美國國力和國運有著深遠的負面影響。結論是，能當選總統一定是會選舉的人，但是不能保證是會治國的人。

最後，競選總統，要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一般人選總統，一定要有外界強力的支持，但是拿人家的手軟，所以美國政策受制於財團、利益團體或者是武器製造商，時有所聞。根據蓋洛普民調，美國民眾對美國總統選舉的信心，只有19%。

中國由於制度和政權穩定，所以國家領導人的產生是全國選拔、長期培養、年齡限制、定期更換。因為政權穩定，每次國家領導人的變動，基本上沒有政策“不連續”的問題，而且每個領導人的選拔，一定是能力超群，政績傑出，而不是權力的鬥爭或者權利的營私抱團。中國是十四億人口的大國，有龐大的公務員政務官團隊，要想做中國的國家領導人，一定要有跨省和直轄市長期任職的經歷，政績卓著，有應付突發事變和駕馭手下官員的能力，並了解國情民情。一旦備選，先就任國家副主席，重點培養，熟習國家政務及對外交往的經驗。所以在這個體制下，中國不可能出現一個老年或沒有經驗、沒有能力的國家領導人。

就中國領導人的能力，隨便說說。江澤民，911事件發生後，中國迅速做出反應，以最快速度譴責恐怖分子，9月12日，江澤民和布希通電話，表示“我們願向美方提供一切必要的資源和協助”，使美國認識到中國不是美國的敵人，恐怖主義才是美國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江澤民成功利用911事件扭轉美國遏制中國的態勢，增加中美合作的因子，改善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使中國在錯綜複雜的國際博弈中抓住了寶貴的戰略機遇期，從而改變了中國的國運。

胡錦濤上任時，日本的GDP是中國的2.58倍，十年之後，胡錦濤卸任時，中國的GDP是日本的1.86倍。

習近平的重要政績太多了，就我想到的，列舉於下：

第一，嚴懲貪污。(參見《大陸整治貪腐》)

第二，全國注重環保，所謂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第三，2015年整軍建軍。

第四，2020年底中國整體脫貧。

第五，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得到控制。

第六，平安安定香港。從2019年3月份開始反送中運動，6月份進入高潮，百萬以上青年上街，7月1日衝進立法局，開始打砸燒地鐵站，圍國際機場，霸佔校園，用磚頭和汽油彈和警方對戰，外加美國和西方國家的扇風點火，時間長達一年。我要提的是中國政府和香港當局是非常節制，只有一個人從立交橋上摔死，然後2020年頒布國安法，現在香港基本平靜。反觀美國，今年1月6日華盛頓國會之亂，警力進場，才幾小時就死了5個人。

第七，新疆反恐成功。新疆從1990年巴仁鄉恐攻開始，一路蔓延，2013到2016年間為高點，每年有一百多件恐怖攻擊事件，而且還外溢到北京金水橋、昆明火車站。中國用的方法是“三學一去”，三學，學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律知識和職業技能，一去，去極端化主義，同時大力發展新疆的經濟。2017年以後沒有再發生任何恐怖攻擊，新疆目前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反觀美國的反恐，利比亞、敘利亞、伊拉克，只要美國介入，無不山河破碎，人民流離失所，大量難民湧向歐洲，最近的阿富汗反恐20年後，失敗告終。

第八，領導全國軍民，在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全面打壓下，求生存與發展。

其中任何一項，都非常不容易，這些政績絕不是一個平庸的領導人可以做到的。

中國從1976年的一窮二白到2021年發展為讓美國坐立難安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政情的穩定和歷屆國家領導人傑出的能力是中國40年來驚人發展的必要條件。

原來中國國家領導人最多兩個任期，每一任期五年，但是在2018年13屆人大修改憲法，廢除國家主席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限制。凡事必有因，為什麼要做這個修改，我個人不了解，也不願意猜測，歷史總有一天會知道真相和原因。

每個人都有各自的身分，並且通常有多重的身分。譬如，筆者自認為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是兒女的父親，是學者/教授，不是資本家，而是勞動者等等。中文的「身分」一般指生長環境、職業等等帶來的。在此的「身分」是英文identity的翻譯，包含中文「身分」的涵義，但更強調內心的認同，不管從何而來。

有相似身分認同的人常會形成群體，因為有各種不同的身分認同，於是有多種身分認同群體，分別去影響政治，也可能彼此對抗，就形成身分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簡稱身分政治。著名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出版《身分政治》(Identity：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2018)，說明身分認同政治的來龍去脈。

身分認同來自於，每個人都有一個内在自我，希望外界世界承認其價值或尊嚴；若不獲得外界世界的承認，就會產生不滿、敵對、憤怒等負面情緒。個人的身分認同也可能擴及一整個群體的身分認同，例如一個民族希望獲得外界世界對它的尊重。在古代，人們的地位差距很大，只有少數人，如貴族，擁有及在乎其尊嚴。到了近代，人類愈來愈趨向平等，於是人人都擁有及在乎其尊嚴，身分認同因此愈來愈重要，並且影響深遠。

歐美在二戰過後，左派推動了一波福利國家的浪潮，但隨後遇到國家發不出那麼多錢，同時因為共產主義的崛起，勞權、共產等概念變得負面而不受歡迎。在那之後，左派政黨就離棄了原本的工人們，也不再討論較困難的社會主義經濟轉型等問題，而著重於比較簡易的身分平權運動—婦女、少數族裔、性少數等，追求這些身分要獲得跟他人平等的尊嚴。

在左派強調身分政治的同時，本來的工人與虔誠的教徒覺得被遺棄了，他們不再獲得人們的認同，而他們的信仰甚至遭到左派的嘲笑與攻擊。這些人思索身上還有哪些身分能夠得到尊嚴與認同，他們就想到了國家而成為愛國主義者，國家越有尊嚴他們就越有尊嚴。他們要維持國家原本的信仰、文化和尊嚴，因此不讓移民進來，也反對被歐盟或跨國組織控制。

右派和左派都玩弄與動員身分認同政治，將社會的不同群體越切越細，由於這些切法很多都是跟人的出生背景有關而無法改變，最終造成左派與右派都極端化而不可能存在妥協的空間，形成民主政治的僵局。

福山認為加強民眾，尤其外來移民，對於民主自由的認同，可以減緩身分政治的為害。筆者不以為然。只要有選舉，政治人物就會企圖切割人民群眾，以博取選票。而根據身分製造出認同和對立，是博取選票的最便捷方式，就像台灣的藍、綠對立。藍、綠的身分認同不像歐美來自於左右派，主要區別於對中國的感情，但其本質是類似的。要政治人物不以身分認同博取選票，等於要他們不求勝選，是天方夜譚吧！看來歐美，還有台灣，仍會困於身分政治相當長時間。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是出自《論語》的一句成語。成語往往都是前人智慧與經驗的結晶，值得後人學習借鑒。只要印證身邊人的遭遇，就可檢驗出成語的可信度。例如在校學習的學生，不知努力，沒考慮到將來的出路，不但未來前途堪憂，而往往眼前就會出現麻煩。

筆者深信此言不虛，因此每到一處陌生場所，尤其必須在其內過夜時，例如酒店、宿舍或朋友家裡，都會習慣性地先打量一下周邊的環境，思考一下，一旦地震、火災或其他不測事故發生時，該往哪個方向，那條路逃生。或許有人會認為，這是大驚小怪，膽小如鼠。但試想發生在10月14日凌晨的高雄大火吧！一下子就奪走了46條人命，還有41人輕重傷。誰又能預見得到呢？他們中是否有人當時逃生無門呢？

筆者1966年剛考取台大研究生時，先父介紹我到基隆海港邊一家補習班工作。我被安排住在一間位於四樓的房屋裡，房間既狹小又簡陋，時值盛夏，悶熱不堪，晚上很難入睡。據說這原來是間解剖室，夜裡還會鬧鬼。鬼倒不怕，但就怕火災來時如何逃生。打開窗戶一看，發現左邊有條接雨水的管道，直通天井，勉強可供逃生。我這才放心地睡下了。

與其說是生性膽小，不如說是謹慎，遇事會三思而後行，因此筆者不太理解，為何臺灣政治人物，幾乎“義無反顧”地投靠美國，就沒想給自己留條退路嗎？但看他們不時做逃生演練，乘坐雲豹裝甲車，或黑鷹直升機逃逸。可見他們並非沒想過，投靠美國也非萬全之計。這首先得美國配合，其次須有充裕的時間。多年前筆者就聽說過，美國人手裡有份營救名單。筆者不懷疑，一旦出現緊急狀況，美國會救助少數政治人物逃逸。但中國有句成語叫“心有餘而力不足”。若出現美國無能為力，就如同撤離阿富汗時，又該怎麼辦呢？

二次大戰後，甚至更早，美國就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無人能敵，無人能制。在臺灣我們自小就被灌輸，美國是如何地偉大，如何地不可戰勝。臺灣人而無崇美、親美心理者太少了。有誰又會把美國當成真正的外國呢？因此幫美國防守第一線，幫美國打仗，甚至幫美國收取情報、作特務，都是天經地義的事，不會受到良心的譴責，反而會引以為榮。這就是臺灣的現狀，是環境所使然，能怪誰呢？然而中國的崛起已令世界局勢發生了變化，今日我們的頭腦也需做相應的調整與改變。如果現在還有人相信，美國是無法超越，無法戰勝的，那就未免太閉塞，太固步自封了。

筆者關注大陸實況比較早，還在出國前就對中共有了認識。中共的創黨元老是一群憂國憂民的讀書人，他們繼承了中國讀書人關心“家事，國事，天下事”的傳統，把社會主義引入了中國。這既是時代潮流，也是當時形勢不得不然。清末民初，中國深受西方帝國主義打壓，只有蘇聯肯向黑暗中的中國人民伸出援手。中共看到了此一形勢，而孫中山先生也看到了，因此二者結為聯盟，部分中共黨員還加入了國民黨。中山先生晚年提出“中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難成功”的教導。

無奈西方帝國主義勢力太大，他們破壞了國共合作的基礎，使我們在民族復興的道路上，多走了許多冤枉路。然而令人欣喜的是，今日中、俄兩國的關係幾乎恢復到了上世紀初的親密狀態。只有中、俄緊密合作，才不致受美國霸權主義及其追隨者的欺負、打壓。

臺灣許多人對美國的瞭解遠勝於大陸，談起美國來如數家珍，頭頭是道。為什麼不多花些時間去認識大陸呢？大陸對臺灣猶豫再三，久久不忍出手，因兩岸是骨肉同胞，手心手背都是肉。兩岸若衝突，最高興的就是國際反華勢力，尤其是美國，他們正在利用台獨挑撥兩岸關係，我們絕不可上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