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願以詩的悲哀，克服生命的悲哀 更以大我的希望，照亮小我的幽暗 ~～
研究台灣史多年，最早知道他，是1960年代中期在牯嶺街舊書攤裡買到一本1946年前後出版的「蔣渭水遺集」；再後來是買到杜聰明的傳記──「南天的十字星──杜聰明博士傳」，這是一本經過杜先生授權的作品，1960年印行，作者葉炳輝與許明章先生在其中更生動地描述了杜氏和蔣先生他們一起在醫學校決定要去北京毒殺袁世凱的往事；因此，在我1980年自費出版的「原論─一個現代青年愛國者對三民主義四年的研究」專書中，就首先花了三百多字的篇幅，引述了他們兩位共同關懷祖國命運的這個熱血故事；我可能是當時青年輩中最早正視兩岸革命史的小子之一，如今也已年過七十了。。。在這執政者正大力推動「去中國化」的時代裡。。。
今天看到柯市長要組黨的消息，取其名為「台灣民眾黨」，我是頗為感動的；柯市長竟然願意出面復活這個台灣歷史上重要的名字；不過，幾乎同時，網路新聞也傳來了某些似乎很義正辭嚴，對柯批判的聲音。。。我立刻就有了提供自身對於「台灣民眾黨」與「蔣渭水」的一些認知，給關心這個新聞的朋友們參考的想法──
運思不久，很巧合地，就看到當年『夏潮』的福成兄已經先貼出了關於台灣民眾黨政綱部分的論述；正好，『夏潮』是台灣最早為我島戰後社會發掘日據社運史實的出版物；有吳兄為我們指引，那麼我就不再那方面花時間了。。。以下，我就由其他方面，提供個人的觀點。
盱衡當前的局勢，柯市長的抉擇只是由於大選的緣故，才如此臨時起意的嗎？想想應該不盡然，因為柯市長早在擔任台大醫師時代，就對於渭水先生有相當的研究，甚至由於研究上有相當心得而去對岸參加關於蔣先生的學術研討會。而渭水先生一生中最讓人難忘的應該就是他為台灣民眾而做的種種奮鬥與奉獻──
儘管，可能有人會強調「台灣文化協會」的重要性，但個人認為，由於當年該協會的成立，是基於日人以台灣文化落後為藉口，拒絕給予我先民成立自治議會，所以其意義不如「台灣民眾黨」之積極──「台灣民眾黨」的活動可以包含台灣文化方面的活動，但文協的活動，在社會中難有民眾黨的積極作用；所以，柯會以再組「台灣民眾黨」來鼓舞自己與我們當前認同紊亂的社會，應該是頗經深思，是有相當合理的理想性──無論我們是否支持他。
就個人的研究，「台灣民眾黨」的歷史，在我們今天「去中國化」的島上，由於蔣當年是反日親華的祖國派要角，應該是當局「去中國化」大業中的一個重要的，避之唯恐不及的強韌生命點。。。絕對是讓有嚴重僵化傾向的綠營當局頭痛的一個重要焦點。
在深綠背景中，能夠出現這樣深具反省意義的觀點，個人認為絕對比浮泛浪漫的「兩岸一家親」，更值得我們各界深深省思；看來我們島嶼真有機會如辯證法理想所指示的，產生奧服赫變式的揚棄與發展──作為一個理論思考的愛好者，能夠看到這樣的發展，無論其成敗，我是愉快的。。。
也因此，我個人對於某些綠營所不敢言明的緊張，我是相當能理解的；也因此，對於某大報先後推出幾篇關於蔣渭水後人，為了柯將成立「台灣民眾黨」而猛烈批柯的新聞，也很能夠諒解──
因為他們已經看到雖是深綠的陣營內部，也不是他們可以「一手遮天」的，不過，他們仍估計著一般受過「偉大教改」的民眾水準，對於他們所餵出的所有雜物，無論是什麼教育程度，似乎都會滿意地吞下。。。
我相信他們長久以來在這方面確實已有屢試不爽的本領，只是作為傻傻的公民教師，且研究台灣史幾十年的自己，還是覺得自己應該試著做一些說明。。。那是我所在乎的關於我們台灣歷史中的蔣渭水與台灣民眾黨的傳承問題。。。
以下，我將個人研究的一得之愚，由該黨在今天的時代意義，到蔣渭水革命心志的究竟，提供給我們往上的朋友們參考。
首先，我願與大家一起考察「台灣民眾黨」對於我們時代的意義
相信真的稍為深入台灣史的讀者，都知道「台灣民眾黨」的歷史形象，絕非台獨政黨；不只於此的，更是一個堅決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政黨；由今天我們的執政黨對於日本卑躬屈膝的情況看，如果綠營高官曾經真有一點獨立的理想，應該早就愧殺自己了。
而更為值得我們重視的，是台灣民眾黨對於兩岸關係的認知與處理；我們要指出，當年在殖民者千方百計的隔絕與打壓下，孫中山奉安大典時，台灣民眾黨還派出了代表，前往致祭；而該黨的宜蘭支持者，蔣先生的同鄉鄭清火在該黨被解散的三年後，由於個人申請赴華受阻，憤而以礦場的炸藥攻擊基隆關。而後潛逃幾個月後，壯烈自殺；被地方人士建祠祭拜──他的死，當時海峽對岸廈門的媒體都有報導。蔣先生如果地下有知，看到今天執政黨之「去中國化」與破壞兩岸關係的態度，必然大惑不解吧。
至於，更深入的看史實，當年「台灣民眾黨」之呼應對象是貧困積弱、備受列強侵略、被蔑視為「東亞病夫」的中國；而今天執政者所堅決要「去中國化」的中國，卻是一個已經努力奮鬥成長為可以領導落後國家對抗美國惡質霸權的國家。。。卻要如此地「去」而後快。。。這是怎麼一回事啊。。。當前藍綠兩黨與民間好像大家又都很敬重蔣先生當年的抉擇與奮鬥？
其次、蔣先生革命心志的究竟──在失去主體性的日據台灣史中
這個重要的誤解，來自我們的日據台灣史受到日人抹殺的影響，使得我們過去的研究，很難充分理解蔣先生與傳統社會文化的關係。
這裡，我們把他分為三部分，即，時代背景，個人際遇，時代召喚：
一、時代背景
我們長期以來的日據反抗史受到日人有意的抹煞；其中最為重要的，也是最早的抹煞，當然是他們對於乙未抗日的原因，日人把當時他們陰謀使用卻失敗的「攘逐殺戮」政策，蓄意的模糊與抹殺〈該政策下我先民消失了七十萬人，相對於原來的三百數十萬人，減少了五分之一左右〉。
在宜蘭平原幾乎只留下了一個勇於「以我的老頭皮，換取全城性命」，最後，卻因日人照樣「殺戮攘逐」而被當成笑柄的悲情故事，那個死於1902年的，由甘肅在萬人傘歡送下，退休返鄉的老知縣李望洋。。。
而可能是對我們先民主體性更重要的一次抹殺，那是1898年到1902年在我島南北蓬勃發展的「鸞堂降筆會戒吸鴉片運動」；那是我島當年流行的民俗宗教，與今日一貫道類似，是當年的士人中流行的「在家佛教」；又稱「齋教」，日據中期有「儒宗神教」之名；由於該運動所提倡的戒毒法，暗合今天最先進的戒毒原則〈宗教輔導、社會輔導與心理輔導合一〉因而曾風起雲湧遍地開花地讓當時我島社會欣欣向榮──當時曾有這樣的報導──
「嘉義紳民假外較場王爺宮為神壇降乩之所，為戒煙人等尚無房屋可棲，各庄運送竹、木、茅草，以助蓋造之需，今日肩挑背負者，更覺接踵於途，現已堆積如山矣。」
「降筆會戒煙盛行的地方，一般經濟都變得很好，如修築很好的堤防、道路沒有一戶滯納稅款。蓋鴉片癮者戒煙後，當比戒煙前可減少有害無益之煙費支出，可改善其家庭生活。」
上述的這段重要的、我台先民主體性光輝燦爛的歷史，幾位讀過？教科書上有嗎？遺漏了我島傳統社會的這一段歷史。。。知否，我們當年的蔣先生與他同時代的杜聰明與翁俊明是在那樣的時代中成長的。。。他們也親見那個光輝燦爛前景如何被日警與殖民當局摧殘殆盡。〈關於詳情，請看拙作「應以史實更正教科書的相關論述」「應以史實更正教科書的相關論述」，郭譽孚著，海峽學術出版社〉
二、個人的際遇
在著名的前立委黃煌雄先生著作的「台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先生」中，對於出生於1891年，九歲入學於宜蘭宿儒張鏡光門下的他，有這樣的兩段描述──
「蔣氏幼年曾一度周旋於廟會之間，並做過類似今天所謂的乩童……有一次，他的一位朋友，事先犯了錯，根據扶乩的規矩，犯錯者在求問時應會顯示出來，但蔣氏這位犯錯的朋友在求問時，並沒有顯現，這次失靈使幼小的蔣氏對神明失去信心，加上他以後唸醫校，受到新式科學訓練，蔣氏不僅從此對神明永不回頭，在以後推展政治社會運動時，更對惡習與迷信，抨擊得不遺餘力。」
「九歲起，蔣氏曾受業於宜蘭宿儒張鏡光秀才。張茂才弱冠即設館……隨李望洋赴甘肅河州任所……當日人據台之初，肆意殺戮，張茂才曾為文諷政，一度被囚，後因蘭民罷市，終獲出獄。張茂才的行誼與國學素養，實為影響蔣氏的第一人……」
很可惜的，黃先生的描述，完全忽略了我們前述提及的重要時代背景；他那個朋友的故事，我不知真假；但是這個個人的故事，如果為真，在前述的大時代史實中，應該如何安置？
黃雖指出了張鏡光對於蔣影響很大，但是他卻沒有注意到張的岳父李望洋，不僅是前清的舉人，還是宜蘭著名的退休知縣，知否，張的岳父曾經在1895年天真地向日人表示「願意以老頭皮，保全一城性命」，也是宜蘭著名的一位鸞堂主持人──他在1890年創立「新民堂」，自任鸞生，而在甘肅辭官時，由於深受民間愛戴，而獲得百姓歡送，有志節、有理想的當年典範人物；他卒於1901年，蔣九歲入學，極可能蔣不只見過他，還親自跟他學過乩童，或受過國學啟蒙──
1901年，那年苗栗金鸞堂堂主因降筆會戒吸鴉片運動而被捕，流傳出其「義烈可風」的對於日警的抗告文──
「堂中施行之事，以降筆造書，勸戒洋煙為主，其書中所引證者，皆是善惡應報之事，使民人若知警省，不敢為非，……；若戒煙一事，又屬顯然之利益也；至於堂內供職之人，皆為行善起見，各皆自備飯食，並不敢取分文，……未知身犯何罪，律犯何條，誠令人不解也；倘政府強欲加之以罪，私等有殺身成仁之美，政府有妄辱善民之名，雖肝腦塗地亦無恨焉。」
那年，後藤新平基於對抗我島全台蓬勃的降筆會戒毒運動，把全台的行政區細分為二十廳，以利徹底監視與壓制；最後更配合發動破壞我島上的傳統醫療體系，管制中醫師資格──舉辦了日據下唯一的一次中醫師資格考試〈規定行醫十年以上才能應考，考過才有行醫執照；否則違法〉，使得我們先民終於在民間專業醫生不足的情況下，終於不能不把自身難耐的各種病痛求助於官方專賣的麻醉劑──鴉片。
試問，九歲入學，曾經為乩童，在那樣的時代中，是怎樣的意義？
九歲入學於張鏡光門下，張鏡光是曾經陪李去甘肅為官，是李的女婿，是李創辦鸞堂「新民堂」的贊助人之一；他真的是幼年為乩童嗎？還是入學以後才做乩童？或者從九歲以前做到九歲以後，在他十一歲以後，降筆會戒毒運動才因醫療體系被破壞而該社會運動才被壓制？如果說黃說的蔣受到張的影響，我們認為也應該認清張不只是張個人的，也應該知道，那整個悲愴時代中傳統社會似確有斯文一脈「養天地正氣」式的另類堅持。。。
蔣幼小的心靈，如果他曾經親見到信徒痛哭流涕地來求助，來許願，到最後，又有許多人歡天喜地地來還願感謝的過程，他會為了朋友一次故事，就輕易地否定自身所親見的奇蹟嗎？
是否正是因此，我們在蔣的一生行誼中，在台灣文化協會中，他反對迷信，所反對的是不顧現實生活地貧困卻浪費金錢在迷信的事物上，請注意，在他為治警事件而答辯，論及創立「台灣文化協會」的動機時，他曾公開地如此說，「我要感謝神明，……」，是否應該就顯示了，蔣反對的應該是迷信，並不反對生命處境的信仰，他反對的應該是讓理性迷失的信仰，那是一個知識分子所應具備的理性態度。。。
甚至，我們還可以說，那種理性的態度，今天看來，還十分先進，他不是以否定傳統為進步，他是在傳統中探索發現自我更新的方式，並且真的成功了──看看當年戒毒成功的這樣的幸福報導──
『蓋前期戒煙者之多數係因飛鸞降筆之迷信而中止吸食，遂成為戒煙者，……。而據聞他們戒煙後之狀態，比之吸煙當時，其身體極為健康，且在家計上似非常增進幸福者云。』
如果曾經經歷且感受到那樣充滿了希望的時代氛圍，那會是一種怎樣的力量。。。
三、時代的召喚
1927年前後的台灣，1927年前後的中國，1927年前後的日本。。。
一〉1927年前後的台灣
那是一個高度貧富不均的社會，當時主要是農業社會，最主要的社會關係就是地主與佃農之間的業佃關係──簡直是生活中很少能看到希望的情況，那是──
「父親原為佃農，處處仰頭家鼻息。為著生計，佃農要向頭家租地，需取得其歡心，致使佃農間競爭異常激烈。例如，為著獲得承租權，佃農會向頭家進貢；但是其他佃農也會竭盡所能，冀求『頭家』首肯。……其中約六成半繳給頭家做租金。……頭家以土地……坐享其成，生活收入相差非常懸殊。…若碰到『歹年冬』，佃農仍然要依約定分毫不差地給頭家六成半稻米。然而，收成又沒那麼好，只能向頭家借糧，藉以維持生計……明年若還不了，便延到後年、大後年，甚至終生舉債度日，永不翻身。」
那是一個殖民者玩弄法律的社會，當時有作家留下了這樣的描述──
「阿統舎……以便宜的價錢買了個丫頭，便以婢女的名義去辦理戶口手續，但是日本仔的員警大人搖頭拒絕接受，他還說這是奴隸買賣，依大日本帝國的法律是不准的。……這樣子好了啦！以養女或者同居人的名義就好了，倒是親切地開一條路……」
那是個極少數人能有受教育的機會，但是雖受教育，卻因為以「從順」為目標，不准問難討論，自然那是人權絕不能受保障的時代。。。
「神女之中，不是無教育者的專賣，其中也有曾受過普通教育的。試舉一例，如在台北近郊的○○○公學校，大正八年度卒業者之中有女子18人，到了今日沒有一人在結婚前能保守著自己的貞操，不經過了私娼生活，說是沒有的。這句話是他們的窗友憤慨對我說的。難道教育是要製造這樣人物麼？」
因而，我們的先民曾經留下這樣的憤慨之言──
「日本人以鴉片毒化……又對台灣同胞的大戶，故意放寬法令，鼓勵他們納妾，同時，又有日本人的流氓律師，專門到台灣同胞的家庭製造爭產糾紛。……日本人就笑咪咪地說：『台灣人的參政時期還早，因為他們連自己的家都管不好。』，其實，這三種陋習都是日本人蓄意製造出來的。」
二〉1927年前後的中國
當時的中國傳統社會正受到天翻地覆的衝擊──由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大批判開始，經過了中國國民黨在1924年聯共聯工農的改組，到1927年的北伐。。。
中國社會當年雖然貧困積弱，但是個高度歡迎發問、面對各種批判的時代──『把線裝書都丟到茅坑裡去』，是一重要的口號，但是那只是一次大流行病，「禮運大同篇」的傳統理想與「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或「君子時中」之類的格言，以及其他發人深省的故事終究還留在人們的腦海裡。。。隨時可能引起他們的趣味，他們若好奇找去，並不難重新涵泳在古今人類相通的那廣袤而深沉的意識世界。。。一面可以任意吸收著西方最先進的各種進步思潮。。。不只是空洞的理念。。。
中國國民黨的改組，一面表現了對於社會中工農階級的強烈關切，呼籲團結奮鬥之外，在其黨綱中，也宣示了老大的這個民族將努力實現當代世界最進步的「兒童本位教育」。
到1927年全國統一之後，國府在全國的範圍內的師範學校與初等與中等教育中，開始正式引進了「兒童本位教育」中典範模式，道爾頓制；那是依據每位學童天賦與努力給與教育機會的一種理想教育模式，可以每人有不同的課程進度，成績沒有滿分的限制，可以超過一百分；絕對沒有體罰，歡迎發問與討論，沒有庸俗的惡性競爭，教學的方式是自學輔導法。
該體制最後雖因社會貧困而難於維持，只持續的數年，但是也留下了理想的方向──就研究所知，趙耀東與柏楊那一代的名人，都是受過那種典範教育的理想人物。
在中國，那是一個怎樣的時代──
著名的文學家郁達夫曾經如此描述當時的理想青年如何迎向那個它們準備要毀家紓難的時代──
「大約隔了一個多禮拜的樣子，上海四馬路的一家小旅館裡，當傍晚來了一個體格很結實，戴著近視眼鏡，年紀二十五六歲，身材並不高大，……有點像學生似的旅客。他一到旅館，將房間開定之後，就……去買了這禮拜所出的舊報紙來翻讀；當他看到了地方通訊欄裡的一項記載蘭溪火災，全家慘斃的通信的時候，他的臉上卻露出一臉真像是心花怒放似的微笑。」
三、1927年前後的日本
雖然，這時由日本留學回來的人不會很多，但是作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對於我們社會的影響不會沒有，所以，我們在此也來看看當年日本的情況。
1925年，日本開始普選，但是日本的階級性文化根深蒂固；日本式的家族主義強大，兩者都影響了社會的發展；西方學者曾指出，1900年，其「治安警察法」頒行之後，工人運動比過去更難樂觀；1925年，普選法案施行之際，社會運動蓬勃，同時頒行的「治安維持法」，也宰制了社會運動原本應該隨著普選法案而增加的潛力。
尤其，開始普選之後，社會運動的百家爭鳴中，唯獨對於極端威脅日本國體的政治主張是禁止的，共產主義是其中主要的壓制對象，因為他們主張廢除私有財產，以及反對天皇制，近十年後，這種禁制也可以及於自由主義。
早期，最具有指標意義的是與共產國際相關的共產黨的發展，在1924年，由於該黨的最高理論家山川均主張日本工人階級還很不成熟，因而共產黨很難發揮作用，所以該黨就在該年解散了，這真是相當尷尬的時刻──該年也是孫中山改組中國國民黨，主張聯俄聯工農的時候。
不過，兩年後，山川均的反對派福本和夫在共產國際的扶助下，以極左翼理論，例如，分裂對手陣營的「極端列寧主義」與性解放的「極端柯倫泰主義」批判當時各派社會主義理論與行動，積極鬥爭，重建了日共；時在1926年。然而，該黨的兩條路線，究竟哪一條才是正確呢？1928年，政府大抓共產黨人，並且根據治安維持法要求它們解散。據稱往後社會主義政黨就更一蹶不振，而到1933年，該黨入獄的領導人更是走上了公開向社會承認錯誤的末路。。。
結語、關於台灣民眾黨的潛力、取徑與其他
如果上述的探究，可以調整且充實我們舊有的認知，我們現在要試著提振日人過去對於蔣先生與台灣民眾黨所忽略的認知，至少可在兩方面──
一〉台灣民眾黨當年的進步力量為何那麼強大？
每一位研究日據台灣史的朋友，面對泛黃的史料時，應該難免都會感受到台灣民眾黨的精神，怎樣地散發出自求解放的力量；然而，它們怎能擁有那樣巨大的力量？
有人說啟，這就是「筆勝過刀劍」的道理；然而，真的「筆」一定勝過「刀」嗎？那麼古今中外的文化人，真的能達到那個境界的人，何以總是受到高度讚揚的？
通常日本學者喜歡強調那是日本近代殖民教育的功勞，我們的學者很少懷疑；並且故意強調我先民在噍吧哖事件後才轉向文化抗日的觀點，好像過去的反抗很野蠻、愚昧似的──那都算是它們殖民統治的功勞。
然而，上述我先民在降筆會上的反抗，不是一種來自文化的抵抗嗎？
更重要的，我們要指出的是──我們對於蔣先生的認知中，過去學者研究時忽略了上述時代背景中的各相關部分──那是很重要的部分──作為一文化人，一般人易流於個人浪漫的自由解放。。。他極可能因而比其他人更多了一些篤定的大我信念──
因為，他不只是張秀才的高足而已，他是那整個降筆會戒毒運動、那個悲愴時代之子；他曾經親見鄉人如何戒毒成功，如何整個社會欣欣向榮，甚至他可能讀過前及的那類「義烈可風」的抗告文；他對於自身的傳統社會是有相當信心的──如果讓我們傳統社會自己好好發展的話。
過去的歷史論述中，完全忽略了這塊殖民者蓄意抹煞的重要部分；因而，我們對於先民的形象就只能讚嘆，只能自感慚愧而得不到更真實的認知，尤其，在我們今天的教育中總有形無形地宣講著鄙夷傳統社會的現代化理論；我們簡直難以想像自身傳統社會可能具有正面的巨大能量，就像很多甚受皇民化影響的朋友，至今仍拒絕承認中國僅僅花費四十年，竟可以有今天的進步成就。
二〉台灣民眾黨何以取徑「親中」的理由
對於蔣所主導的民眾黨之「親中」問題；由前述的時代召喚上看，他的「親中」，絕不是總督府教科書與教師所描述的那個愚昧無望的「清國奴」或「東亞病夫」；當然也不只是空泛的民族主義，而是蔣對於少年記憶中那曾經欣欣向榮的社會印象的堅決嚮往──應該也是很接近這幾年來坊間頗有人提起的理想主義者不忘「初心」的意義。
當時的中國，確實落後，貧困，甚至在大都會上海的冬天可以看到路邊有凍死骨，但是曾經親見我島上的傳統社會曾經在降筆會戒吸鴉片運動上動人成績的他，作為一位青年醫生，就像他不會挑剔病患是否髒臭的疾病，他只會以他堅強的病理與生理信念來完成自身解除患者的痛苦為自身的職志。。。
更加上，我們似乎可以遙想，他曾經讀過孫先生1917年署名發表的「中國存亡問題」，其中怎樣獨立不倚地描述了孫拒絕參加歐戰任何一方的態度──
「……如謂此役為正義而不得不戰乎？則德國方面，其違反人道之處，果如英、法、俄人之甚乎？……同是對付敵人，何以英、法用以餓死人之政策，便為甚合於人道，而德國稍稍管束征服地之人，便不可恕？……謂德國代表有強權無公理之勢力，德國一勝，公理將淪；則試問英國……逼我吸銷鴉片，劃我國土地為彼勢力範圍，據何公理？法之吞我安南，俄之吞我滿洲，間我外蒙，又據何公理？就此數十年來之歷史，無甚高論，協商國亦豈非有強權無公理者乎？數十年前，英國能用其強權以行無公理之事，則不顧公理，今日英之強權遜德，則目德為無公理，而自諱其從前之曾用強權，……吾知公理人道云云不過極少數人所誤信，至於大多數主張戰爭者，皆不過借為門面語，並不實心信奉，所以三數語後仍舊露出利害之辭……」
1927年的他，是在對於孫這樣的理解上，續讀1924年中山先生所主導的聯共聯工農下的「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以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而理解當代中國自力自強的取徑。。。在這樣的理論指導與蔣介石那篇發表於1926年8月，著名的「在長沙重申出師意義宣言」的闡釋下──
「……吳賊所資為號召者厥為討赤，夫討赤，乃帝國主義所用以對抗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破壞全世界革命聯合戰線之口號也，赤為何義，蘇俄之赤黨與赤軍，以赤幟表示其革命，民眾之赤化，換保其國家獨立自由之代價也，解放人類之痛苦，保障人民之利益，以民眾為基礎，而推翻其帝制之白黨，反對國際帝國主義，實行廢除國際不平等條約，而為世界十二萬萬五千萬被壓迫人類，謀解放者也，帝國主義口中所謂赤化者，實行革命之民眾化耳。……值此國族存亡之交，時代轉捩之日，所謂全國農工商學兵各界，咸聯合集中於三民主義之下……」
蔣心目中所見到的，應該是，中國是這樣獨立不倚，中國將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共同奮鬥，且自求解放的理想，加上前述的他對於中國傳統潛力所深具的信念之結合。
其時，相對的，當年日本的社會主義政黨的表現，竟如前述，日本所公開展示給世界的，顯然並不能讓大多數理想主義者接受──尤其是那些對於日本傳統國體論缺乏充分理解的理想主義者，必然更難信服，而我島當年知青因受歧視而反日，肯於理解其自大的國體論者應該極少。而當年列寧任命的婦女部長與人民福利委員，提倡性解放的柯倫泰，1922年已經被俄共當局流放，離開中央到瑞典，擔任外交代表，往後不曾再回到權力中心；蘇聯第三國際對於東方國家與殖民地各自的特殊性缺乏有效的指導，有明顯的教條主義傾向，不可能充分處理各地支部應該自為主體的問題。
因此，我們應該可以論結，台灣民眾黨的結成，與其確立其明白的親中路線，在日本苛酷的殖民統治下，該一決定絕不只是基於單純的民族感情而已，而是當年頗經深思熟慮而後做出的決定──就像今天我們島嶼的處境，希望我們無論哪一股勢力，在2020年上台之後，希望都能深思熟慮的跳脫過去簡直完全沒有主體性的混沌作法。
以上，就是個人依據個人研究台灣史與其相關問題後，對於關於台灣民眾黨的潛力與其取徑的認知。
批判林濁水
最後，綠營大理論家林濁水對於這次柯市長組黨的消息中，針對蔣的後人的無知批柯，竟然努力轉出了似乎很高明的所謂「在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的現象下，歷史的解釋是多麼難以定於一尊」，還以所謂的，「所以當年前總統李登輝主張228紀念碑不要有碑文就表現了一個雄才大略的哲學家總統面對歷史的謙卑。」，不只是大大費心地吹捧了自己幫派的老大哥，也不忘以自我浪漫的所謂「人的天命就是怎樣在歷史的資產和殘酷夾擊中殺出血路，這便是一個主體真實地覺醒的歷程。」，自娛了一下。
其實，只要問一句為何要「定於一尊」，自然也就沒有所謂「難於定於一尊」的問題了；相對的，若以真大師或是真哲學家總統的高度，只要二二八事件的碑文以事實並呈各種面向，絕對更能如實的反映出人生與社會的複雜性而展示其啟發性；是否只有那樣，人們才會真正的謙卑、謙卑再謙卑。。。哪裡還需要由理論家特別出頭，費心來肯定自己那短視的「雄才大略」呢。。。
想想看，如果上引的蔣介石當年文告，人人可以讀到，是否對於民間對於偉人當年的先知情況有自然進行「除魅」的作用，幫助整個社會的自我警惕而對於現實與理念的差距進行永遠的監督呢？至於把當代的問題，推給所謂的「受中國史必有正史陋習影響的台史界，支持的更少。」，沒想到大師在這華航醜聞未退的當前，參加了對於「陋習」說的高級護航行列。。。
個人觀點，麻煩的是那些很有些小聰明的人，永遠看不到複雜的這些，才會面對複雜的現實時，每每技窮卻不肯面對現實。。。而眷戀自身顧盼自雄的舞台，該下台，不下台；該認錯，不認錯；該道歉，不道歉；歷史只能停留在那個陰暗的轉角處，大家不停的內耗，終至於其小聰明不但沒有偷雞成功，並且極可能遺臭萬年。。。
若由這樣的角度看來，李登輝之流，自認為大哲學家總統與其跟班的大人物們，那些口稱「謙卑、謙卑再謙卑」，「溝通、溝通再溝通」，不斷自我誠實表態，其實無比虛假的人們，真的很可能是造成我們社會未來不斷內耗而終將不得不沉淪的大罪人啊。。。
奮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