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娑台灣島福摩   漢胞原民傳干戈

呂社劫殺亂山後   省三應援動北洋

清丈保甲起自強  西學公醫兩商坊

鐵道採金起三城   淡水艋舺大稻埕

商情蒸蒸驚領事   列強覬覦美英日

何以故    何以故   病夫長此臥榻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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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自註──

這是清廷在列強壓力下不能不對台灣改採開發政策，不能不加強對於島嶼的控制，因此對山地加強控制的一例──為避免再發生類似原民殺戮外人的牡丹社事件，給予列強干涉的口實。

呂社劫殺亂山後   省三應援動北洋

清丈保甲起自強   西學公醫兩商坊

鐵道採金起三城   淡水艋舺大稻埕

商情蒸蒸驚領事   列強覬覦美英日

根據劉銘傳奏議，當年是該社殺人搶劫在先，而「呂家望社殺人兇犯正法後，該社…勾結…大庄諸化番七百人突襲…除寄居之粵民外，概被殺戮。…焚殺數十里，圍攻廳治，…留駐卑南者不及三百人…來犯番眾至四千餘人」。

劉銘傳〈字省三〉因「旱道1300餘里，山水阻隔，跋涉奇艱，輪船只須兩日…」，乃請北洋派艦相援。此事真是清廷被逼開山後一不幸的悲劇；據記載此次悲劇，呂家望社尚餘老弱七百餘人[1]，官兵陣亡227名[2]，數百民家受焚殺之傷[3]；並且，卑南地方官雖死守有功，但以昏庸貽誤而遭革職查辦。此正是自強運動在台灣之發軔初期。

詩句中下接的各項，即，清丈田地、設立保甲、開西學堂、設公醫院，不但，請江浙冨商來台北起商店街──原來這就是前述劉氏在守護上海與常勝軍共同對抗太平軍期間，深入領會了西學威力的反應，因而他就在省城台北設立了西學堂和西醫院；不僅於此，他在守護上海時與江浙商界建立了關係，因而在推動其理想時，就先在城外請本地富商林維源、李春生合建大稻埕商街；後在城內則請江浙富商來台建設西門商街；也恰在此時，劉銘傳適時將於上海失敗的鐵道建設移來北台；這時正好金瓜石金脈大起，商船頻繁，人客大增，自然商家受益非淺，淡水、艋舺、大稻埕三地在鐵道聯繫之下，繁榮迅速。

此時的榮景，我們無法完全掌握其資料，但是，在上海德文新報中，於1892年，有關台灣鐵路的資料已指出當時──

「台灣鐵路，自基隆至台北府計約十八英里，早經造成。現又向南接造，年內約可造成三十中里。因近華人往來稱便，附搭火車者日多；每日售出車票，約可五萬餘張。」

另據當時淡水關的海關資料，則有如下的紀錄：

「鐵路的建造並非純然為了軍事的原因而是為了有助於台北大稻埕艋舺三區合成的商業中心地的貿易」

「在過去10年間的最顯著的特點，就是人民需要品之大為增加，如在1881年有棉布20種，在過去十年間又增加了16種。」

「在這十年間，此一地區的人口數字是突飛猛進的。據往來乘客統計表上面所載，承輪船來此的旅客較離去的旅客多出21,436人；但是這個數字並未將民船運輸包括在內，所以只能被視為在繼續中的人口增加的一個跡象。台北的開創、大稻埕的迅速成長，以及艋舺之維持其原有人口，已經產生一個實際處於同一疆界內的至少擁有十萬人口的商業中心了。有了這種種情形，墾殖的地區也已擴大，再加上前來開採最近重被發現的金礦床的掘金者的大量湧入，台北縣的人口大概已增加了三分之一。」

〈「1882~1891年台灣淡水海關報告書」，H.B.Morse著，台銀研究室譯，臺灣銀行季刊，第九卷，第一期，民國46年6月發行〉。〉

對於這一情勢，清廷的北京不一定理解其「以一隅為天下倡」意義，但是立刻就被列強所重視，尤其日本駐廈門領事，曾兩次來台考察〈1881年第一次，時在上海任職；1891年第二次，時在福州任職〉，也就成了後來甲午戰爭後馬關條約談判時，日本力主割台的導火線了。該1891年考察報告中，報導了所謂的「台灣的進步實在有長足之勢，該島成為獨立之一省已有六、七年。而在此期間，諸般事業顯著發達。尤其是著名的前台灣巡撫劉銘傳在清法交戰之際來到該島，以銳意熱心盡力開展拓地植民事業，敷設鐵道，架設電線，創辦商務局，推進工商事業，從外國購入汽船，以發展與支那本部的交通，建立英語學館，培養英才之士，勸人民以蠶桑之利來求得軍務貿易的巨大進步。因此思之我營業家應從今日起悉心關注台灣的前途，為準備將 其變成我國物產販售的一個市場，非及早策畫大計不可。」[4]

以上是日本領事的關切；稍早，1886年十月，美國公使田貝曾引用劉銘傳奏摺所謂「南洋門戶，七省藩離」之語，向美國務院提供關於台灣的詳細報告；1888年，田貝更因「聽到了台灣各方面都很進步，此次特別要來看看」，親自搭乘美艦，來台考察；已注意到臺省新政的成果，認為「台灣目前是中國最進步的一省」，指出基隆將可以取代廈門之商務；除了決定在台「設立一個與其他任何領事館平行的完全領事館」之外；他也指出了「劉銘傳如果真的嘗試成功，其最大意義，莫過於因此而促使中國大陸各地仿造施行，隨而為中帶來無限的進步。」[5]。也正因此，此處有所謂「商情蒸蒸驚領事   列強覬覦美英日」之句。

而割台之後，清廷的自強運動真是可說「胎死腹中」，而有生之年難以自療「東亞病夫」的病痛，唯有待往後「革命」之始能「起死回生」了。

[1]劉年譜初稿，頁1038。

[2]劉年譜初稿，頁1036。

[3]劉年譜初稿，頁1003。

[4]轉引自戴國暉著，「晚清期台灣農業的概觀」，收於「台灣史研究會論文集」，頁9。

[5]上述所引美公使田貝部份，請見於「美國與台灣──1784至1895──」，黄嘉謨著，中研院近史所，頁389、390、391。

婆娑台灣島福摩     原民漢胞隔土牛

雍乾以來沿舊制    禁眷禁渡流民夥

族緣地緣械鬥多     三年五年治難能

所幸文忠舉健儒… 治閩姚瑩勝英夷

奈何蒼天方聵聵     埋冤民人泣檻車

何以故    何以故     祖國積弱台地哭

作者自註──

本篇前段，主要描述清代中葉，島嶼內社會的概況──土牛，始於明鄭時代，大行於清；是在原漢地界處，除了樹碑立禁令，明示雙方皆不許越界之外，並挖下深溝以隔離雙方的活動。希望借此減少可能 發生的種種衝突。作為一種保護政策，雖對弱勢者有保護作用；但是，強者並不因而自我約束。故問題仍層出不窮，頗令人遺憾。

清廷採取消極的治理政策，不僅對原漢關係採隔離方式，對移民則採禁眷禁渡的方式；不過，移民的漢族社會卻在前篇所提的「減賦」定制下，吸引了許多無眷的流民與偷渡人口；無眷無產的流民當然易於彼此發生衝突；加以，原本閩粵地方就多異姓或異族械鬥的問題，如今更有閩客相爭的問題，因而，島嶼社會中就有了所謂「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的情況；清初以來，其最著名的先後有朱一貴、林爽文之起義，都曾使整個島嶼陷於危機之中；清廷雖隔海派軍征討，並不能輕易敉平亂事。

本篇後段，

所幸文忠舉健儒… 治閩姚瑩勝英夷

奈何蒼天方聵聵     埋冤民人泣檻車

何以故    何以故     祖國積弱台地哭

它是描述安徽健儒姚瑩當年在台故事；

文忠就是清代名臣林則徐；昔時，台灣以「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難治出名。

姚氏當年曾出仕漳州龍溪，其地械鬥、仇殺、盜賊無虛日，官兵無如何；其履任後，嚴捕誅除強暴，聽斷勸諭，悉以至誠；每親臨四鄉，皆自出費用，即有圍捕，亦以身先；循行田野，親至各社，曉以大義，經其疆理，字其孤幼，暇則課農勸學，一時棄刃修和者七百餘社，漳人大悅。有「閩吏第一」之稱；林則徐知其賢，薦之於朝；

姚瑩，為桐城派健者，平素慕賈誼與陽明之體用兼備，不為空談；學派大老方東樹推重之，稱「其齒少於余，而其才識與學之勝余，相去之遠，中間恒若可容數十百人者。」；

據稱，其人「甫弱冠，慨然有任天下之志。故人聚處，劇飲大醉，往往縱論歡呼，至於痛哭或發據為文章，雖未有設施，識者已知為天下材也。」；是與前述之行狀，確可沛然一貫，故作者稱之「健儒」也。

史實中，1821年，姚曾任葛瑪蘭廳通判，規劃宜蘭地區發展，有政聲；以丁艱而寓居；因林則徐之荐舉，在鴉片戰爭時代任「台灣兵備道」之職，當時治台，他極有政聲。看他在「台灣通史」的「外交志」裡防守台灣的事蹟：

「兵備道姚瑩具幹才，得民心。與總兵達洪阿註1共籌戰守之策，增鑄砲台，言海防，故英人不能得志。二十年夏五月，英艦窺鹿耳門，官兵擊之，詔以水師提督王得祿註2移駐台灣，協同剿辦。……姚瑩赴南北，集紳耆，練義勇，以其半任調遣，凡四萬七千一百有奇；而漢奸之來勾結者，輒捕斬之。故無內患。二十二年春正月，英艦數艘至大安港，遙見岸上兵民堵立，將駛去，突觸暗礁，開砲擊之，船破，獲英兵二十，印度兵百六十五，大砲二十門及鎮海、寧波營中之物。三月，英人調艦十九艘大舉來犯，並結海盜；又破之。詔晉姚瑩布政使銜，達洪阿提督銜。（八月）十四日，犯淡水，卻之。十八日，復窺雞籠。……英艦將入口，發炮中之，桅折，觸礁而沒；又獲英兵。九月復至，再破之；自是不敢窺台灣」
以上就是姚瑩勝英夷的史實。

奈何蒼天方聵聵      埋冤民人泣檻車

這是描述他竟被英人指為冒功，致使功在國家的姚瑩，在英國使臣的威壓下，逮送北京。當時我台灣人兵民曾洶湧抗議，共為之伸冤。    在「台灣通史」中所記載的情形如下：

「是秋，江寧款成，換捕虜，而台灣所獲印度兵，已於五月奉旨處斬；唯以英兵歸之。英領事樸鼎查遂訐台灣鎮道妄殺遭難兵民；……欽差大臣耆英……劾姚、達罪；詔飭福建新督查奏，新督至台，查案卷所奏皆營廳及紳民稟報，無冒功事；然為款故，強令鎮道引誣，以謝英人。將逮至京，兵民洶洶罷市，台人乃訴其冤，……始知其枉」

這又是一段怎樣的哀詞。

可惜，我們台灣史中竟多不載，開台名臣多只見沈保禎、丁汝昌、劉銘傳而已；其實，姚瑩先生在桐城派中獨樹一幟，在台期間，踏勘南北，著作可觀，其破英船，被誣為冒功，而我們的「認識台灣」諸論述中就簡直不敢提及──真是如何可遺憾的史實！

如此的中國近代史扉頁，往後萬般國族悲劇竟都將起於此，有心人豈能不垂淚──

何以故    何以故     祖國積弱台地哭

註1‧ 達洪阿，號厚庵，台灣鎮總兵，滿州人，武將，人皆畏其驕悍；近兩年，常與姚瑩齟齬，而姚一以誠待之；一日終於醒悟，親臨謝罪，稱「武人不學，為君姑容久矣，媿悔無及，自後台事，唯君是聽，死生禍福，願與共之」。自此之後兩人合作無間，可惜國家戰力不足，兩人最後只能在我台人的憤怒與洋人的逼迫下，一起離開台灣。姚氏曾有詩記之：

「早歲嘗為任俠行。中年猶覺萬金輕；孤寒欲下千人淚、悍將真尋共死盟，

    白首天涯時事改，青衫夜半旅魂驚，歸舟得遂成春水，始見嚴公贈杜情。」

〈以誠而滿漢相洽此段，撫今追昔，讀來作者幾不能免於含淚〉

註2‧王得祿，嘉義縣人，以武舉人集義軍，平亂有功，入官軍；以攻海盜蔡牽屢勝，至總統閩、粵、浙三省水師，終滅橫行20年之蔡牽於黑水洋；論功，晉子爵，世襲，官至浙江提督。姚瑩自台灣罷官後，遇於廈門，兩人結為兄弟。姚氏亦有詩記之：

「海上妖星二十年，將軍韜箭靖烽煙；如何帶礪昭青史，獨善書生許並肩。」

　前註之後，又閱此故事，真是

      ──英雄惜惺惺，慷慨共悟醒，何日啟兩岸，嗚呼痛哉行──

出處: 勵志台灣大哀詞──三〉清代要邊篇 – 泥土 的網誌 – udn部落格http://blog.udn.com/h1234567am/883445#ixzz5C40uM9Kn

婆娑台灣島福摩     原民漢胞此漸分 

殖民屠殺陰狠毒     通事護民獻地圖

曲折鄭氏征東成    致治勵精陳永華 

兩岸啟釁原民苦     軍備既重失和誤

遂使康熙揚名遠     免賦奢華錢淹足

何以故    何以故     鬩牆自古速末路 

作者自註。。

今主流論述談荷據時代，只談我台地處要衝，因而日荷貿易如何繁盛；對於前述郭懷一事件固儘量不與重視，連帶也不重視荷人之苛毒究竟如何，似乎郭氏固不值一顧，同時七八千先民犧牲也不值得加以關切；以致於對於明鄭的錯誤原民政策也就無法反省。則主流論述所謂之「我台人的主體性」，如何能落實？ 那麼我先民──原民與漢族──各自的不幸境遇究竟應如何看待？

由郭懷一事件，我們可見原漢關係之轉變；然而，經郭懷一事件後，荷漢關係的關係的發展又如何？史書所見不多，不過，我們倒可以求諸於我華人在印尼與菲律賓，所受荷西人的悲慘待遇來參考──荷人沒有理由善待在台華人──難怪擔任翻譯工作的通事何斌要趕快向鄭成功獻台灣地圖，請求鄭成功收復台灣了。

那是，菲律賓與印尼的殖民統治者，來到東南亞的統治方式，不約而同地都採取了利用中國閩粵移民進行工商活動，然後在商業繁榮，華人強大，殖民當局飽食其成果之後，就以製造土著與華人衝突的方式，加以殺戮；

例如，馬尼拉在1602年華人曾增至三萬人，1603年發生大屠殺，1609年僅餘八千人；1639年增達八萬人，又發生大屠殺；然後，就是在1652年，荷蘭人在台灣利用原住民敉平郭懷一起義事件；

另外，1622年則在澎湖發生虐殺華人奴工1,200人，其餘則載至巴達維亞販為奴隸的慘事。該通事在擔任翻譯工作期間，應會有種種華人的悲慘消息，也因此而有其向鄭成功獻海圖的情況。 相傳鄭氏是借此海圖，才能相當順利地東征台灣。〈據說，何氏與荷人可能還另有糾紛〉

鄭成功在台灣事業的成敗，則大致在於下面這兩句之中──

「曲折鄭氏征東成 致治勵精陳永華    兩岸啟釁原民苦 軍備既重失和誤」

 第一小句，是描述鄭氏取台灣的過程，有將起義失敗的郭懷一事件也解為鄭氏的煽動或指導；經過何斌的獻地圖，講解水文變化，有利於海戰取勝；更有荷軍司令的逃亡與其軍曹為結束戰事，自行對鄭氏獻策事，有利於陸戰取勝，也有一荷蘭牧師如何自我犧牲抗鄭的故事，故稱「曲折」。

第二小句，陳永華，是明鄭的重要謀臣，除了及早以屯墾政策解決大軍入境後的糧食問題外，鄭成功卒後，又廣招移民而保糧食生產，並且積極說服鄭經在台推動教育與文化工作，因而奠定了日後我島嶼的文化基礎；可說物質與精神兩者都立下了日後的根基。

第三小句，是慨嘆兩岸開戰，由於郭懷一事件，原漢關係可能已明顯分化──但是此原民可能並非助荷為虐的那批原民──此時，應檢討的史實，以當年晚開闢的北台為例，有所謂「初軍戍雞籠者，遇北風盛發，船不能往，則命土番轉運，沿途供役，土番苦之；督運者又嚴為驅策，遂相率為亂，殺通事，掠糧餉，竹嶄、新港各社應之，道無行人。」，所幸，明鄭進勦，番懼，遁入山；不過，以武力言，原民對地形與地物熟悉，且民族人類學上，雖是平埔族當年應與高山生番同樣剽悍，避入山中，原民傷亡應不大，而後則改勦為撫；然而，較早已開發的中台灣被視為有仇怨的原民則恐未能如此幸運了。

第四小句，是慨嘆明鄭敗亡諸原因中，除為了維持強大軍備負擔，使得人民生活難以改善外，可能內部問題是真正主要的問題。

例如，鄭麾下竟不能容大將施琅，致使施叛而投清外，由鄭成功因子鄭經私通其弟乳母；堅欲斬經，諸將不可；尋成功卒，以致其弟鄭襲與鄭經爭位，彼此武力相向，支持鄭襲的遠親重臣鄭泰乃被經誘殺，泰曾拒成功斬鄭經之嚴命，負經貿之大任，惡耗傳出，泰之弟與子率所部官民近八千人，以舟艦180艘投清；大失人心，可以想見。有大志者，欲策群力者豈可如此？故有「軍備既重失和誤」之語，而伏筆本篇結語「鬩牆自古速末路」之慨嘆。

最後兩小句，是描述康熙在處理明鄭問題上，顯示了君王少有的氣度；其值得一提的，至少有三──

一是並沒有以其帝王之尊，堅持其「台灣海外地方，無甚關係」與「海賊乃疥癣之疾，台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之主張，卻接納了施琅重視台灣的建議，把台灣納入版圖；

二是對於鄭成功與其部將並未否定，並不殺降；其名言「朱成功係明室遺臣，非朕之亂臣賊子」；頗發後人深省。

其三，是康熙接受了施琅的建議，把台灣的田賦減輕舊有之十分之四，可說成為往後台灣的定制〈其它如瓦厝稅降30%，草厝稅降50%……等，所減稅負都極可觀〉；這就是我們後人所熟知的台灣著名的俗諺「台灣錢淹足踝」的真正理由。

據史料所見，清廷取台後的30年後，台灣縣的內地移民社會有「俗尚華侈，衣服皆用綾羅。不特富厚之家為然也。下而輿隸之屬，庸敗之類，非紗帛不袴；內地之人初至者，恆以為奢；久之，習之固然」之紀錄，可窺其政策施行成果的概況。

這些使得傳說裡，當年，聞得台灣捷報，康熙揮筆寫下《中秋日聞海上捷音》一詩時所自稱的：

「萬里扶桑早掛弓，水犀軍指島門空。

    來庭豈為修文德，柔遠初非贖武功。

    牙帳受降秋色外，羽林奏捷月明中。

    海隅久念蒼生困，耕鑿從今九壤同。」

其展現的帝王襟懷，倒讓人感覺似乎並非完全無稽之談了。

出處: 勵志台灣大哀詞──明鄭清初篇 – 泥土 的網誌 – udn部落格http://blog.udn.com/h1234567am/861587#ixzz5BD9uZgDg

勵志台灣大哀詞

一〉移民篇

婆娑台灣島福摩     原民漢胞共戴天

平埔本來融閩客     荷西東來好事磨

白種誇口擔天責     槍砲威嚇捐稅苛

 英雄豈忍民作奴     懷一舉義震大員

 奈何山胞為牙爪     七千男女化義魄

何以故   何以故      天朝傳統已落伍

自註──

前四句

描寫在荷蘭人東來以前，原住民與漢族之間的關係是和睦的，就我們所知，平埔族與漢族的通婚情況，相當不少才會有所謂「有唐山公，無唐山母」的俗語，可以讓我們想像彼此相處融恰；就所知，當時從事農作的原住民原來進行的似為原始的燒山式遊耕農作，漢族則早已懂得引水灌溉及堆肥的精耕農業；在這種原住民地權觀念缺乏的情況下，彼此融洽的情況確應很多；而最融洽的相處當然是通婚的情況；換言之，倘若不是彼此和睦，當然不可能通婚。所以在此我們用「共戴天」，與習慣上通常對仇恨對頭所稱「不共戴天」之相反語；來表達這一現象。然後，我們可回看第二句「荷西東來好事磨」之句，就正是指出此一現象，是在荷西洋人破壞了這一和諧才造成的。

然後，我們看下面的八句──

白種誇口擔天責     槍砲威嚇捐稅苛

英雄豈忍民作奴     懷一舉義震大員

奈何山胞為牙爪     七千男女化義魄

何以故   何以故      天朝傳統已落伍

這前兩句是描述荷蘭人打破此一融洽的方法，用的是他們自大的傳教模式，口稱「神愛世人」，自身是以「先覺啟後覺」的虔誠，用槍砲為後盾而佈教天下〈史稱「白種人負擔論」或「文明的責任」〉，並對原漢兩族分別對待，對原住民採懷柔，對漢族則課以繁重的捐稅；根據史書記載，早年漢人來台者，多是零星來台者；其真正大批來台是在荷人來台後，有意建立殖民地，殖民地的經營上，首先要解決的是島上糧食問題，荷人居於島嶼南部，附近最精於耕作的就是漢族，而原住民並不精於農耕，荷人遂向中國沿海大量招募農民，借以土地，這是漢族大批移民之始；這是漢族來台移民，其不同於西方殖民帝國之本質處，今主流論述把漢族「移民」與西人之「殖民」混同，其未見此一史實，或故意扭曲這一重要的史實，尤其日本學界將我先民說成殖民，則其侵略指是前殖民者，遇到強者成為被殖民者，加害人活該成為被害人而已也。

接下去，本詩後六句是簡述荷人苛待漢族如農奴後，漢族農奴在農民英雄郭懷一的領導下起而抗暴的悲慘事蹟；抗暴者雖眾，但是荷人竟武裝原住民兩千人，使之攻擊手執刀棍鋤梃的抗暴民眾；以致郭懷一功敗垂成；

據史載，此役中，荷人使原住民壓制起義，計屠殺漢族壯丁與老弱婦孺，共達七、八千人〈另有說孺嬰不計，死亡九千人者〉。這是，十七世紀中葉，亞洲這個古老東方帝國的移民們首次遭遇西方強國的重大不幸事件。〈郭懷一事件在1652年〉

然而，人類三百多年前的那一頁移民歷史，在人類文明發展的初期，我們除了記取歷史經驗外，我們真是無奈啊。。。

總合言之，本篇在描述我漢族「移民」與西方帝國主義之「殖民」，我們要強調在本質上的差別。以及漢族早期來台時與原住民間的關係，並非如日本侵略者為合理其侵略而製造的漢族侵略說，認為漢族來台將原住民趕往山區，日本據台攘逐與苛待漢族就顯得合理了。

其一，關於漢人來台前的情況；就我所知，原民間本來多族不相統屬，而初期不分高山族或平埔族皆有獵頭習俗，都相當剽悍，強弱差別不大；不僅自然會與外族衝突，且族內各社也常有衝突；而漢族來台時，並非大批而來，自然很難威脅剽悍的原民，實在多是落難者與謀生者而已；且由於漢族安土重遷，移民應以非定居的漁民商販為主，至於明代開始海禁，海賊落腳以山寨形式，所需物資多取自大陸沿海；直到著名的海賊兼海商的鄭芝龍時代，擴大其規模，始號稱有三萬人的軍民；但是，鄭氏也是以在東南沿海貿易上稱霸，圖謀反清為目的，罕有西人殖民主義長期奴役土著的作法。以上是我們對於島嶼過去歷史應有的認知。

其二，關於我對於解決原民問題的理念──原民當然是台灣人，所有台灣人應該都受到這島嶼政府的照顧；加以我們實行尊重多元文化與尊重人權的政策，那麼原民本該受到保障；應該不是挑起另一波族群衝突，再以悲情來處理那理性原可處理的問題。

例如，由於尊重其傳統文化，其獵區就應該保障，其語文與特有的技藝，就應保障；由於憲法與人權，他們的生活就應獲得保障！不是因悲情而獲得保障──否則，一句玩笑話，若用悲情，個人郭姓自是與懷一先生本家，是否個人也應代懷一先生向原民主張什麼？

至於，本詩的最後一句，作者試圖把前述深沉的無奈情緒，透過自省，轉向理性的認知──不只是找尋代罪羔羊的批判的，更是自我批判的，提出「天朝已落伍的」的浩歎與自警──只是不知道讀者是否也能感受到，我們實在都應該展開全面的省思。。。

1889年（明治22年）2月11日，日本明治天皇在東京新落成的宮殿中，盛大舉行了《大日本帝國憲法》的頒佈大典。當時由擔任內大臣的三條實美將《憲法》呈給明治天皇，後天皇賜敇語後，再將《憲法》交給新政府第二任總理大臣黑田清隆（出自薩摩），至此日本成為東亞第一個擁有憲法的君主立憲國家。
憲法頒佈後，1890年7月1日，日本舉行了首屆的「眾議院議員」。當時規定－－必須年滿25周歲以上、在選舉名冊制定前一年內繳納直接國稅（土地、營業及所得稅）15日元（不低於現今的30萬日圓／2011年）以上或所得税三年以上者之「男子」才有選舉權，總計當時全日本有選舉權的人數約有46萬人，部份貧窮的鄉鎮如──北海道、沖繩則是完全沒人擁有投票權；而作為候選人的條件則是──須年滿30歲的男子，同時繳納2,000日元的保證金，且若不能得到法定的票數，將沒收保證金。以當時的幣值與平均收入來推算，2,000日元是一筆天文數字（不低於現今的4,000萬日圓／2011年），選區原則上採用小選區制，依人口數／每12萬人得選出一名議員，議員定額為300人。
也就是說，當時日本的選舉制度具有嚴格的「財富排他性」和「性別歧視」，紀錄顯示：當時實際擁有選舉權的人數只占日本總人數（約3,300萬人）的1.1％左右（選民總數約為45萬人）。也就是所謂選舉，其實是有錢有勢人才玩的起的遊戲。

之後日本有關選舉的條件慢慢放寬，到1925年的加藤高明（Kato Takaaki，1860～1926）組閣後，才取消了選舉人和被選舉人的財產（納稅）規定與限制，但女性依舊沒有投票權，而且選舉也僅僅局限於眾議院（下議院）議員的選舉，參議院（上議院／貴族院）議員則由天皇直接任命。為了防止社會及共產主義者進入政壇，加藤內閣在公布新選舉法時，也公布了治安維持法。不過即使選舉條件大幅放寬，總選舉人占全國人口的比率也不過達到20.8％而已，選舉人總數為1,240萬人。

【這是描寫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7月1日，《大日本帝國憲法》公佈後，日本舉行第一次投票時投票所的場景】

同一個時期的臺灣，總督府也分別在1920及1939年，舉行了兩次「市會及街庄協議會員選舉」。

與日本本土相同，在這場號稱臺灣首次的「民主選舉」中，一樣是有很多限制的，而且更不公平：例如應選的議員名額當中──只有一半開放民選，另一半則必須改由官派；此外，臺灣女性跟日本本土的女性一樣沒有投票權，也就是說──投票是男性專屬的權利，而想擁有投票權，除了必須年滿25歲、戶籍必須有居住滿6個月以上的限制外，還得有年繳稅金5圓以上之證明。

據統計，當時全臺灣400多萬的人口中，符合上述規定的選民只有28,000多人。最糟的是，由於選舉人資格門檻過高，有些地區的人口比例與有選舉權的人比例不同，例如臺中市的臺灣人口與當地日本人口比例為5：1，但有選舉權的日本人卻有2,000多人，臺灣人卻只有1,800多人，明顯不公平。

根據大陸學者褚靜濤《國民政府收復臺灣研究（中華書局）》中的記載（p466～468），日本投降時，在臺灣的日軍（日俘）與日僑（包含政府官員與家屬、琉球人）總共有：489,573人、臺灣人則大約有660萬人左右。

關於二二八的正義感與史實──敬覆似乎很有正義感的年輕朋友

史實究竟是什麼？建議年輕朋友，要研究啊，不要裝作客觀，不要太嘻笑怒罵。。。

果然，拿到了政權，將如今日，沒有能力照護我們都鍾愛的台灣。。。

在某個意義上，我沒有理由為國府辯護，它們培育了多少碩博士。。？我只是個民間人士。。。然而啊，我中毒太深，我竟然相信「匹夫有責」，那句老掉牙的老話。。。

前言──

謹此報告，我對於那個時代的研究與理解。。。那是個動盪的時代，不是任何三兩句話可以解說的，像「官逼民反」或「民逼官反」，可以都錯。。。就像五十年後，如果人們要研究國、民兩黨輪流執政的這段歷史，光看藍媒或綠媒，哪一個真得更為可信嗎。。。請麼著良心，如果大家還有良心的話──

正文──以史實考察這類正義感的三大誤區

• 以當年新聞為主張所形成的誤區──報紙公正？外國是客觀的第三者？

該文引用『台灣戰後藝文雜誌「新新」與美國報紙 Washington Daily News 以及「民報」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八日的三版標題。』

似乎相當雄辯的支持自身的主張。

然而，它們的訊息正確嗎，會不會有誤，會不會失之片面？當時的社會與國際局勢，真的比今天單純嗎？當年的國共內戰與日本軍方的台灣自治運動，會比今天的藍綠衝突比較斯文嗎？

就所知，人類社會中的人性從來沒有太大的改變；因而，今天我們見到美國在敘利亞、烏克蘭、埃及、利比亞以至於拉美，更可上溯到越戰、韓戰。。。知否當年美國在1942年前後，曾經要求中國在戰後把台灣交給美國託管？到1947年一月，美國領事館的官員葛超智如何攻擊陳儀那頗受民間肯定的合作農場政策──美國那裏是兩造外，客觀公正的第三者。。。都不知道嗎？

 ●大作家親自上陣的誤區──「學有專精」或者「文史不分家」？

該文提及我們年輕作家引用了大唐帝國詩人皮日休的詩作「橡媼嘆」，然後以極漂亮的文學手法表示為

「而這套制度，輾轉隨著國民黨政府進駐島嶼。」（迴音～你聽到了嗎？）

「你知道早期中國國民黨控制的農會系統對於台灣農民送來的白米秤斤也只會秤少不會秤多的事情嗎？」

以支持自身的觀點。。。

然而，那是史實嗎？在盛行「去中國化」的今天；已經很少作家會重視中國人傳統「文史不分家」的自我要求了！該文中所提的種種是史實嗎？引用漂亮的文學手法，確實很吸引人的，但是，那是史實嗎？

就談漂亮的這句吧──

『你知道早期中國國民黨控制的農會系統對於台灣農民送來的白米秤斤也只會秤少不會秤多的事情嗎？』

史實是什麼？居然該文把『秤少不會秤多』，當成問題。。。

知否，那多一點，少一點，從來不是官僚體系中的重要問題，我們農民也不會那麼小氣的。。。真正重要的是日本殖民時期那著名的「三個保正，八十斤」的真實故事──

那是我們農民一卡車、一卡車的運送甘蔗給日本糖廠，規定不能賣給別家的，但是每次都得不到多少貨款；怎麼抱怨都沒用。有一次，正好有三個保正在旁邊，他們好奇地跳上車，發現三個人的體重，在那個秤上，竟然只有八十斤左右。。。啊

以上的真實故事，現在高度媚日的教育下，您們可能真不知道，卻以為我們農民會斤斤計較白米的，『多一點或少一點』？──白米不是很貴重的東西，平時怎會那樣計較呢？當然這應該又是國府教育的失敗，才會讓我們的大作家面對這樣簡單的問題，也無法發揮自身判斷問題的能力。。。

 ●關於「不完整的真相」的誤區

很高興，顯然作家是很有正義感的人，這世上有正義感的人不多啊。。。

該文引用了二二八事件前很有名的一段故事──由於光復當時，台灣米糧極缺，我們著名的祖國派領袖林獻堂竟受到中國兩位將軍相當粗魯的威脅──引用得很好，很有正義感，在我們這個冷漠的社會裡，真是難得一見的表現。。。

可惜，作家似乎沒有讀過哲人的一句告誡，所以可能被欺騙了──那是─

 「一個人說出來的話必須是真的，但是他沒有必要把他知道的都說出來。」

如果真的是學者，應該要有學者的虔敬，應該努力探索，尋求理解，儘管痛苦與悲哀。。。也不應隱瞞：換言之，史實不應該只說一半

知否──林獻堂日記中，曾經兩次提及他擔心日軍殺牛之事，未來台灣米糧一定不夠；而戰後，也曾經有報導說牛隻總數三分之一已被屠殺。。。換言之，當時的米一定相當不足。。。

此外，另一個重要的史實，是可敬的祖國派領袖林獻堂，何以受到蔡繼焜少將的歧視，甚至威脅？──林──當然不應受辱；──同時，如該文所說，蔡─後來竟是台灣省交響樂團團長，這樣的人，難道他是在事後，另有奇遇，才開始愛好音樂嗎？兩人都不應該啊。。。論述者是否研究過這不應該有的悲劇如何形成。。。

知否──

1945年9月9日，南京的受降大典，中方公開邀請了台灣祖國派領袖林獻堂等，屆時出席〈美方同意〉；那時林為了迎接陳儀，已到南京，然而，卻由於日軍參謀長脅稱「台灣軍可能不穩」，因而，竟然沒有出席該重要場合──可見於林獻堂年譜，葉榮鐘撰。

該受降大典，有多重要。。。很少書中記錄此事，連吳濁流都沒記；吳僅提及此事視為是我台人集體的光榮，或者當時知道該變化的人不多。

但是在「楊基銓回憶錄」中，提到此事時，曾稱「他們……竟受阻於……不能參加……深感遺憾。」〈該書170〉；該書還同時提到，八月底，台人已知我台人代表將參加南京受降大典之事，因而，參加該儀式的我台人代表獲得友人們的餞行。

知否──更糟糕的是，林與陳炘等，似乎並不曾擔心此事的可能影響；

事後他們去見受降大典的主持人何應欽將軍，當時，木已成舟，何雖不悅，只能期待未來彼此的配合；據稱何曾請林與陳幫助穩定島內經濟，林陳自然答應；

怎料到回台後，他們在台中樂舞台會見鄉親時的一番關於上海商情的談話，竟然導致島內物價一次大波動──此事也可見於林獻堂年譜；這時是1945年9月20日，國府先遣指揮所尚未登陸之際。。。這是否可能也給官方壞印象。

知否──前述，林日記中，很擔心島內會發生米荒，可以想見，任何正常人預見米荒，必會為自己貯米，作為關心民間的地方領袖，他應該還會提醒社區貯米吧。。。

請思考──

如該作家所稱，蔡威嚇的事，發生在1946年3月14日；是否應該就是上述諸條件聚合的結果──

• 受降大典前，日本台灣軍參謀長具威脅性的說詞，是有可能發生；林是一個讀書人，是一個企業家，對於從來沒有想到的問題，他感受到巨大的壓力，退縮了，能說「很錯」嗎？似乎不能；但是。。。
• 受降大典上，沒有通知，自行缺席；既使無人故意風傳，現場的人應該都知道，當時唸到名字，台灣代表竟然缺席‧‧‧大家都等不到人，還是會傳出去吧；否則，楊基銓怎會知道？
• 林不是完人，一定有不喜歡，甚至恨他的人；就所知，當時在戰爭下，他確實也不得不呼應軍方的多種戰時要求；甚至出任地方上皇民運動中的腳色後，應該更是不能不出席許多場合，說些言不由衷的話；這些都可能成為敵人攻擊他時，可以指控他的材料。
• 由林的日記看，他早擔心缺牛會缺米，他提醒地方多積些米，也是合理吧。因而，此時他處無米，他所屬社區的穀倉，確實有較多的儲米，也是合理的吧。。。
• 以上四點，合在一起，想想看，先看前述三點，合在一起，是否可能就形成了其實林並不太反日，甚至「很皇民」的材料？

個人的看法，這個「搶糧事件」確實很重要，國府來台後，在管理上確實曾犯了不少缺失；但是這個不幸的事件，不應該被任意、輕易解讀；

知否──

確實日本人很狠毒，他們自以為「神裔」，殺台灣漢族，稱為「土人」，日據初期，我台漢族有七十萬人消失，從來沒有道歉；而原住民，更是不被當作人；林獻堂在這樣的認知下，被當時尚未繳械的二、三十萬日軍威嚇到，實在可憐。

但是，此事知悉的人雖不多，尤其可說蔣、何兩人或可以忍住面子；當時其他在場者與關切者，卻可能很難接受，而真的視為羞辱了。

個人的看法，蔡，我們上網考察他的身分〈「維基百科資料，詳見於本文末」〉，是當年曾赴日本帝國高等音樂學院深造，且還獲得國際大獎，不過，他也是有血氣的、當年回歸祖國，在祖國成長的著名知識分子之一；也是戰後來台的軍職人員。是否他似乎不可能太不理性？

那麼是否可能他就是受降大典當時失望的在場者，或就是當年關切者中深覺國家被羞辱之一人，來台後，所接觸的台人又恰好給他較多林氏是皇民的惡質印象。。。或者他與皇民間是否另有個人的國仇家恨，以致，應該擁有帝國水準相當藝文素養的蔡，才會那樣粗魯地對待林？

想想看──

對於此，林後來的舉止，是否顯示他自身應該有思考過，如何讓那些認為國家受到羞辱的人，或認為他犯錯的人，理解他並非那麼惡質、惡意的人；因而，我們島上才會在該「蔡少將惡質事件」後不久；我們島上就有了1946年六月開始有了以林獻堂為團長的「   台灣光復致敬團」的組織，公開返回祖國參拜黃帝始祖的活動。。到該年八月底成行。

請看看，在該作者這篇正義凜然的故事中，是遺漏了多少要點。。。

請回顧前及

「一個人說出來的話必須是真的，但是他沒有必要把他知道的都說出來。」

大家是否會感到真的是「該文沒有把他知道的都說出來」呢？

最後，關於該文其他無意義的文字，

例如，

某作家是某作家的女兒，或者某作家是某作家的父親。。。

或者某教授有哪一篇什麼題目的論文；

在我們這個無論學術界與電信業界

都以詐騙集團聞名於世的大環境裡，居然相信那樣的說詞

本文不予置評。

至於，關於該文任意把中國人汙衊的部分，

我想該作者可能無中國血統，不是我台人，也非原住民

其思想雖然有些正義感值得肯定，但是思想混亂

雖然我曾是一個教師，

但我現在正在寫我的台灣史專書，實在沒有時間可以談更多

而由另一個角度看來

該作者，或者是在今天的蕭條環境中，其人確實有不能不出賣自身，例如「賣身葬父」之類的苦衷；真是可憐。。。

最後，願請大家儘可能地原諒他。

譽孚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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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繼焜──

祖籍台灣彰化縣，生於福建省泉州市晉江市金井鎮塘東村。曾祖父蔡德芳是清帝國台籍進士，祖父蔡谷元是縣拔貢，父蔡實海，叔父蔡實魁是清帝國秀才。

日本治台後，全家離台到泉州府，蔡繼琨少年時曾先後在廈門集美高級師範學校、後留學日本東京帝國高等音樂學院學習。1936年以管弦樂處女作《潯江漁火》，獲得「日本現代交響樂作品」徵曲比賽首獎，獲國際作曲家協會交響樂公演首獎而在世界樂壇嶄露頭角，也是華人第一個獲國際大獎的交響樂作曲家。隨後擔任日本新交響樂團（NHK交響樂團前身）常任指揮期間，提昇了日本交響樂演出水準，此時對蔡繼琨在管絃樂指揮方面影響頗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