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美股大跌，道瓊指數兩天跌掉1300多點，跌了超過5%。美股體量大，影響力也大，美股大跌立刻造成全球股市的大跌，很多國家的股市體量遠不及美股，因此跌幅甚至超過美股。美股和全球股市大跌的主因當然是美國發起的貿易戰，主要是對付中國大陸的貿易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一些經濟研究機構都因貿易戰而調低明後年的經濟成長預測，貿易戰對全球股市和經濟的衝擊逐漸顯現。

筆者在前文《中美貿易戰 美國猶豫》論述，若貿易戰擴大，從總體經濟數據上看，美國較中國有優勢，然而美國直接受損的是廣大的中低收入者，而中國直接受損的是較少的、承受力較高的中高收入者，況且美國即將在11月舉行期中選舉，因此美國總統川普顧慮較多。隨後川普的決定是從9月24日起，對從中國進口的2000億商品加徵關稅10%，而從明年起，這些商品的關稅將提高到25%。川普的如意算盤顯然是，目前發動較小幅度的中美貿易戰，以博得打擊中國的「美名」，但不要立即影響美國經濟，希望以此賺到最多的期中選舉選票。這兩天美股大跌，難免影響美國經濟和人心，川普的如意算盤恐怕是有點失算了，雖然結果要等期中選舉開票才知道。

美國發動中美貿易戰，不僅想要平衡美國的貿易逆差，更是要壓制中國的崛起。這不僅是川普的個人願望，也是多數美國人的願望，因此貿易戰看來不會短期結束，而是長期的全面競爭。中、美都有核子武器，美國怕核戰，不敢對中國發動真正戰爭，就只能發動貿易戰，與中國決一勝負。綜觀美國發動或參與過幾十起戰爭(維基百科：美國戰爭列表)，是世界上打仗最多的國家，因此美國對中發動貿易戰，實屬「分內之舉」。

中、美都是龐大的經濟體，有充足的內需市場，貿易戰會壓縮經濟成長，但是都是可承受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明年的經濟成長預測，美國的經濟成長為2.5%，若貿易戰大幅升級，最壞狀況的經濟成長可能降到1.5%；中國的經濟成長為6.2%，若貿易戰大幅升級，最壞狀況的經濟成長可能降到4.6%。美國發動大幅度對中貿易戰，不過能使中、美的經濟成長差距從3.7% (6.2-2.5) 降到3.1% (4.6-1.5)，改變不了中國經濟總量逐漸超越美國的趨勢，而即使降到4.6%，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仍高於多數國家。

貿易戰對龐大的中國和美國影響有限，卻對其他較小型的國家可能衝擊較大。今年美國連續升息，吸引美元回流，已經造成許多新興國家，如土耳其、阿根廷等，資本大量外流，金融情勢不穩。貿易戰會造成供應鏈的調整和轉移，增加企業的經營風險，等於是雪上加霜，很可能壓垮某些新興國家的金融和經濟。這些國家遭受池魚之殃、人民受苦，美國是始作俑者，卻完全不會放在心上。

美國對中國大陸發起貿易戰的一個說詞是，中國實行「國家資本主義」，政府對其產業有強大掌控，並對許多企業，主要是國營企業，提供補貼，造成不公平的競爭，因此美國要以懲罰性高關稅逼迫中國改變。這樣的指控有理嗎？中國有可能改變，變得與美國類似嗎？

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大陸的經貿、金融體制已經很像美國，主要差別在於中國仍有較多的國營企業。中國政府能掌控許多國營企業，進而對整個產業有強大影響力，因此被稱為國家資本主義。相對地，美國很少國營企業，實行的可稱為「私有資本主義」。

美國對中國的指控首先就違背它的一貫主張。美國一向主張它所實行的私有資本主義最有效率，私人企業有最大動機追求最大利潤，通過私人企業的彼此競爭，讓競爭力最強的企業勝出，能使產業最有效率，最有利於國計民生。根據美國的邏輯，國營企業不如私人企業有效率，中國仍保有並掌控很多國營企業，政府掌控越多，產業就越沒效率，沒效率的中國產業怎有能力造成不公平競爭？

美國對中國的主要指控是，中國政府對很多國營企業和產業提供補貼，這等於說中國製造的很多產品是賠錢賣，以低於成本的價格賣給美國，而企業靠政府補貼彌補虧損。經營企業的目標是賺錢，中國會這麼笨，去補貼虧損的國營企業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在改革國營企業，就是要國營企業提高效率，能獨力經營、自行獲利，中國政府怎會願意對國營企業和產業提供補貼？即使有，也是極少數的例外和權宜之計，美國對中國的指控因此是言過其實、故意誇大。

美國對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指控沒什麼道理，但是目前美國的經濟規模和科技水準仍稍領先中國，中國會在美國的貿易戰壓力下放棄國家資本主義，而走向私有資本主義嗎？不可能。中國雖然導入資本主義，但本質上仍是社會主義國家，希望以社會主義平衡資本主義對資本家的過分偏袒，中國仍保有較多的國營企業，正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特徵（若企業全由資本家掌控，資本家就掌控了所有資源和國家），若背棄這點，共產黨就沒有理想性和正當性了。

美國與中國的對決是私有資本主義與國家資本主義的對決，未來鹿死誰手，尚未可知。美國實行私有資本主義多年，雖然成為全球最富強的國家，但是對內解決不了貧富不均的問題，對外造成許多國際動盪，實在令人失望。另一方面，中國從遙遙落後，只花了四十年，就追近美國，讓美國如坐針氈，非發起貿易戰不可，顯示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確有其優點，雖然仍有許多待改進的地方。

中國大陸的國家資本主義提供了另外一條發展道路，能取得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平衡，並有望彰顯社會正義和國際公義，但願它能成功，對世界將是好事。其實國家資本主義正是孫中山先生「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的實踐，孫先生確是有理想、有遠見啊。

范冰冰是筆者知道的少數大陸演藝明星之一，算得上是超級巨星。她因為「陰陽合同」等逃漏稅的不當行為，而消失了四個月，造成許多揣測，最近稅務機關的調查結果出爐，同時范冰冰發出道歉信，整個事件終於明朗，就是一個金額龐大的逃漏稅案件。

在范冰冰消失期間，各種傳聞、小道消息不斷，甚至說她與黨政高層有特殊關係，已靠特殊關係出亡海外；而一心反共者則總牽扯人權，渲染成范冰冰這樣的「大咖」都沒有人權。現在看來整起事件就是正常的法律案件，大陸稅務和檢調機關依法拘捕涉嫌人進行稅務調查，在調查結果出爐前，不適合公開案情(類似於台灣的偵查不公開)。范冰冰的家屬其實知道她的下落和被調查的狀況，但是不願對媒體公開，以免傷害范冰冰的形象，更怕因為回答媒體的追問，而曝露或增加范冰冰的罪責(在大陸，認罪會輕判；不認罪、狡辯會重判)。

范冰冰逃漏稅案顯示大陸的法治觀念還較薄弱。中國人傳統上總覺得，殺人放火會傷害人命，才是重罪，逃漏稅、商業犯罪等則不是那麼嚴重，因此逃漏稅和商業犯罪比較普遍。這種觀念一定要改，對於現代化的國家，稅收、商業都極重要，沒有合理的稅收和公道的商業環境，就不可能成為現代化的國家。以范冰冰逃漏稅幾億人民幣來說，這金額足以養活多少殘疾人一輩子？國家少了這些錢，沒法照顧這些殘疾人，這些殘疾人可能就會沒命！

范冰冰案的處理對中國大陸無疑是件好事。習近平上台前，大陸的黨政軍界貪腐相當嚴重，上樑不正下樑歪，社會各界的逃漏稅、商業犯罪等自然相當普遍。近幾年，習大力打擊貪腐、厲行法治、從嚴管黨，上樑正了，就可以導正下樑，依法處置范冰冰這樣的大咖，頗有殺雞儆猴的效果，能讓法治較快地深入人心，有了法治才能成為現代化國家。

與范冰冰案同時發生、似有關聯的是大陸演藝明星的「限薪令」。大陸因為市場龐大，市場競爭之下，少數頂尖演藝明星的薪資高得驚人(頂尖演藝明星的薪資支出常達全部演藝製作費用的一半以上)，既造成一般人的嫉妒不平，也不利影視產業的發展。大陸的根本思想是社會主義，演藝明星的適度限薪符合社會的普遍期待，這恐怕是講究自由市場的西方資本主義做不到的。

范冰冰曾自述不嫁豪門，自己就是豪門。以其身家財力確算得上豪門。台灣對這樣的豪門很少動用司法，即使動用司法，豪門總能動用其人脈及律師團，長期抗辯纏訟，而很難被定罪；大陸司法竟只花四個月就讓范冰冰認罪認罰，兩岸的司法和稅務真是大為不同，而大陸似乎有其可取之處。

 

 

 

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利帝王統治，過早結束了春秋戰國時代中國多元燦爛的文化，實非中國之福，尤其是喪失了法家的思維，更非中國之福。

中國人尤其是國民黨這一支今天溫良恭儉讓的奴婢像、無能像、內鬥像，對日寇的以德報怨像，我感覺和獨尊儒術十分相關，國民黨這個溫奴的政黨必然鬥不過狼性的共產黨，敗退台灣之後也鬥不過狗性的民進黨。

即使我們慶幸毛主席終於揪集了一批少見的狼性中國人，組成了強大的共產黨，帶領著走上民族復興之路，但是仍然露出儒術溫奴的尾巴，譬如：
有了核子武器為什麼口口聲聲「絕不首先使用」？
為什麼口口聲聲「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雖不犯我，但是人若討厭、人若擋路、人若罵我、人若辱我 ….怎麼辦？同樣要揍。
中美貿易戰川普擺明了要搞死中國，除了積極備戰已無退路，為什麼口口聲聲「中美和則利，鬥則損」？這和蔣介石在日本叫囂「三月亡華」之後，還在喊「中日同文同種，和則利，戰則損」如出一轍，誰和倭寇同文同種？求和就是示弱。

大陸有一個笑話。習主席慷慨激昂的宣佈「南海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祖先留下的一寸不可少」之後，普京勸告習主席，你以後要學我們俄國人這樣說，「南海今天是中國的領土，從此就一寸不可少」，和自古不自古 ，祖先不祖先，毫無關係。領土不限自古，國土不限祖先。
可見共產黨的狼性還是不夠，仍然受到溫奴儒術的影響。
可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非中國之福。

已經成為一種習慣，每次遇到中國遊客在外國行為不當，遭遇當地警方執法處分，中國大陸就會形成兩種輿論，一派強調外國辱華，一派鞭打中國遊客丟人現眼。說說我的看法：

外國警方執法動用過當暴力已經是常有的陋習，美國尤其如此，歐洲也不遑多讓，尤其是對待非白人族群，中國遊客去到外國要特別小心，不要以為外國警察像中國警察一樣好欺負。

中國遊客容或有壞習慣，到不到丟人現眼的地步值得討論，我們未必需要再度鞭打。其實中國遊客的品質比起白人並不算差。根據泰國統計，許多白人遊客來到泰國，就是毫無羞恥的嫖妓、嫖雛妓、嫖人妖、包妻、租妻，其中以澳洲、瑞典、英國名列前矛，早已超過有名的日本嫖客買春團。中國遊客的那點不良行為真是小巫見大巫。

我們再就中國遊客的那點不良行為來看，外國白人遊客也不輸中國人，我們不要總是見到白人就當爹拜，看看白人遊客在中國長城上的行為。我們的公知到今天仍然見了白人當爹拜，見了華人當狗打，而看不到白人的劣質不堪。

我們的媒體到今天仍然鬆軟無力只會抗議，針對瑞典電視台的辱華影片節目，我們的CCTV馬上可以收集資料圖片，製作一套教訓瑞典的影片節目，把瑞典遊客毫無羞恥的嫖妓、嫖雛妓、嫖人妖、包妻、租妻，在中國長城大小便的行為，利用CCTV強大的力量公諸世界。

中國政府的旅遊相關單位到今天仍然鬆軟無力，政府可以利用數量龐大的中國旅客，杯葛世界上假藉中國遊客不良行為來羞辱中國人的國家和地區，我手頭上就有台灣（辱罵中國遊客）、香港（踢打中國遊客）、瑞典（警察暴力對待中國遊客）三個名單，把它們列入警戒地區，列入不開放旅遊國家和地區。

最後來檢討我們中國人，為什麼有點小錢就騷包得成群結隊的瘋狂出國旅遊，搶購名牌皮包、手錶？中國大陸的人均所得不到10,000美金，仍然是中等收入國家，許多錢應該用來改善生活品質、生活環境，而不是不成比例的騷包。台灣、香港、瑞典都是侮辱中國遊客的地區，能不能不要再去這些地方旅遊，讓它們見識中國人的血性和團結。

針對瑞典以中文畫出不准大便的標誌，我們的國際機場能不能也用瑞典文字畫出不准嫖妓的標誌？Ej tillåtet prostituerade（不准嫖妓）。溫良恭儉讓已經害死中國人幾個世代了，以前沒力氣反擊就算了，現在有了力氣還在溫良恭儉讓，只讓人更瞧不起。

 

西方化簡稱西化，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像歐美一樣，達到工業化、現代化，過去的一、两百年，全世界幾乎都在追求西方化。東方化這個詞還比較新穎，當然是相對於西方化，表示東方或亞洲的重要性和影響力逐漸超越西方或歐美，世界將可能越來越趨向東方。

知名的新聞工作者、Financial Times的首席國際事務評論員Gideon Rachman在2016和2017兩年連續出版兩本書，《Easternization: War and Peace in the Asian Century》和《Easternization: Asia’s Rise and America’s Decline From Obama to Trump and Beyond》，書名的主標題都是Easternization，即東方化。世界從西方化逐漸轉向到東方化，越來越成為公認的趨勢。

東方化最主要當然是因為經濟實力的變遷，雖然以國內生產總值(GDP)看，美國仍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經濟學家更看重以購買力調整之後的國內生產總值，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研究報告，以購買力調整之後，目前世界前四大經濟體有三個在亞洲，中國第一，美國居次，印度和日本分居三、四名。另外一份澳洲政府的報告，估計到2020年，亞洲的經濟產出將追上歐洲和北美的總和。亞洲的經濟成長潛力明顯高於歐美，而中國大陸是領頭羊。

經濟實力的變遷當然影響國際政治權力，東方化表示歐美西方的政治權力在下降，而亞洲東方的政治權力在上升，實例不勝枚舉。美國被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幾乎拖垮，歐巴馬政府不得不灰頭土臉撤軍，至今美國不敢再派地面部隊進入中東；川普競選美國總統的口號是「讓美國再次偉大」，正表示美國在走下坡，因此想要重振聲威；一向是美國小弟的菲律賓，在總統杜特蒂上台之後，極力親近中國，是典型的從西方化轉向東方化；歐盟的經濟幾乎被金融海嘯摧毀，多個國家靠大筆金援才免於破產，加上移民負擔、英國脫歐、民粹崛起等，歐盟早己今非昔比、欲振乏力；冷戰之後，曾經向西方靠攏的俄羅斯為了克里米亞和烏克蘭與西方絕裂，大幅傾向東方；在歐亞之交、地位重要的土耳其曾力圖溶入歐洲陣營，在總統艾爾多安上台之後，大幅恢復其伊斯蘭教傳統，而與西方價值保持距離。

東方在經濟實力上逐漸追上西方，但西方仍掌握支撐全球經濟與政治秩序的大部份重要機構，如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等等，並有較被接受的法治體系，因此西方仍擁有不少優勢，東方化將是一個確定但逐漸演變的過程。另一方面，東方化導致中國和美國競爭世界盟主，而崛起的亞洲諸國也彼此競爭激烈，相當程度都影響世界的穩定。

東方化是世界的大趨勢，但是仍有少部份人想要逆勢而行。美國總統川普對中國大陸發動貿易戰，想要遏制中國的崛起，雖然符合美國的短期利益，但違逆東方化的大勢，是不可能成功的。在台灣島內，執政者一方面「去中國化」，另一方面大力擁抱美、日和西方價值，違逆大勢換來的是政黨惡鬥、社會分裂、經濟停滯等惡果，令人慨嘆。

中美貿易戰在進行中，自7月6日和8月23日起，美國分別對從中國進口的340億和160億商品徵收懲罰性高關稅，中國也在同一天對從美國進口、同規模的商品徵收報復性高關稅。此外，美國揚言將對從中國大陸進口的另外2000億商品徵收懲罰性高關稅，並在8月底已完成聽證程序，照理應該很快宣佈即將實施的日期，前天美方卻伸出友誼之手，邀請中方重啟貿易談判。這是怎麼回事？

貿易戰小幅開打至今約兩個月，中、美的實質經濟數據尚無多大變化，但是美國股市維持高檔，而中國股市跌幅不小，是否美國占了上風？筆者在前文《大陸股市反轉的觀察》論證中國股市與實質經濟關聯度低，因此股市走跌並不表示中國經濟受挫。在此則主要探討面對貿易戰的美國經濟。

經濟的榮枯總是反覆循環，供給低於需求時，廠商增加供給以滿足需求，於是經濟高增長；經濟高增長一段時間，供給已高於需求，於是廠商減少供給，造成經濟的低增長；經濟低增長一段時間，供給逐漸低於需求，於是又有一波經濟高增長。美國自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經濟長期不振，供給因此大幅低於需求，加以川普總統減稅，美國經濟因此迎來一波高峰，是經濟循環的正常現象。川普總統趁著經濟高峰，發起貿易戰，可算聰明，但是貿易戰對美國經濟絕無好處，美國正該居高思危，小心經濟高峰遲早會反轉。

貿易戰小幅開打至今對中、美的影響都不大。若美國進一步對從中國大陸進口的另外2000億商品徵收高關稅，將如何？中國沒從美國進口那麼多商品，因此無法對同規模的美國進口商品徵收高關稅，目前尚不知中國將如何報復，在此就假設中國並無報復行動吧。

美國目前對從中國進口的500億商品徵收高關稅，都是經挑選出的半成品，不直接面對消費者，因此對消費者物價少有影響。若美國進一步對從中國進口的2000億商品徵收高關稅，這些商品多半是消費品，直接影響消費者物價，而且購買這些商品的消費者多半是廣大的中低收入者。因此，美國若對從中國進口的消費品徵收高關稅，必然提高消費者物價，減少買氣，不利美國經濟，尤其會傷害廣大的中低收入者。這是美國猶豫再對2000億商品徵收高關稅而重啟貿易談判的主要原因。

觀察中國方面，美國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徵收高關稅，中國直接受損的是出口到美國的廠商。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廠商多半體質較好、過去獲利較高(相對於其他廠商)，而其出資者(包括不少美國廠商)和員工較多屬於中高收入者，有較高的損害承受能力。

若貿易戰擴大，從總體經濟數據上看，美國較中國有優勢(見前文《中美貿易戰將如何？》)，然而美國直接受損的是廣大的中低收入者，而中國直接受損的是較少的中高收入者，因此在政治上美國並不占優勢，貿易戰甚至可能有益於中國縮減貧富差距呢！

美國即將在11月舉行期中選舉，目前小幅開打的貿易戰對川普總統相當有利，既贏得打擊中國之名，而尚無損於美國經濟，因此能獲得最多的選票支持。川普推遲貿易戰的下一步，以免立即損害美國經濟和他的共和黨選票，是他的小聰明。貿易戰未來將如何，且看期中選舉的結果如何再說吧。不過川普行事衝動，常不按牌理出牌，也可能有意外之筆，誰知道？

美國 Georgetown University政治學講座教授Jason Brennan在2016年出版《Against Democracy》(台灣的中譯本《反民主：選票失能、理性失調，反思最神聖制度的狂亂與神話》在2018年8月出版)，指出人人有選舉權的美國普選民主的許多缺點，並提出改進普選民主的一些知識菁英制。此書恰發表於英國脫歐公投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的民主逆流之前，使作者幾乎博得政治先知之名，不過作者顯然不是有這樣主張的唯一學者，書中綜合了與作者觀點相近的一些近年學界論述。

此書的起點是大量的實證研究結果，綜合來說：「在政治問題上，少數人見聞廣博，大部份人則一無所知。還有很多人的知識根本就是負數。」「大部份民眾處理政治資訊時都有嚴重的認知偏誤，帶著強烈的政黨傾向或其他目的，而非位於不具偏見的理性狀態中。這個現象是政治心理學界最普遍的共識。」因此民主社會裡的人可以粗分為三類：占多數的「哈比人」和「政治流氓」，以及占少數的「瓦肯人」。哈比人對政治冷感且無知，希望過自己的小日子。政治流氓對政治的狂熱有如運動賽事，他們有強烈且大半既定、帶著偏見的政治觀。瓦肯人對政治有科學理性的思維，能避免偏見。

作者駁斥了許多民主支持者所主張的普選民主的優點或特性：民主政治的參與和討論過程有益於民主，能使哈比人變成瓦肯人；實證研究卻顯示民主政治的參與和討論過程多半使哈比人變成政治流氓，造成人們在政治上彼此為敵。民主讓人民對政府行使同意權，讓政府對人民的利益負責，讓人民有更大自主性而不受他人支配，以及民主對於發展道德和正義有必要性；作者駁斥了所有這些民主賦與人民力量的說法，主張每個人所獲得的力量都小到可以忽略。部份學者提出理論認為，多數選民雖然無知、不理性、有偏見，並不妨礙民主決策的品質；作者一一駁斥了這些理論。

作者主張政治制度是工具性的，「政治制度重要的是效能與實際效益。我們該看清現實，嘗試選擇效能更好的制度」，「我們有權擁有稱職的政府」。書中列出一些改進普選民主的知識菁英制：選舉權門檻制(公民須有一定能力才可以投票)、複投票制(每個公民都能投一張票，某些能力更強的公民可以投一張以上選票)、選舉權彩票制(選舉前以亂數抽出數千公民接受政治知識培訓，通過能力測試者即代表所有公民投票)、知識菁英否決制(選出少數知識菁英，他們有權力投票否決民意機關通過的法律)、加權投票制(投票時進行基本政治知識測驗，所投的選票會根據投票者的政治知識程度加權)。

政治制度影響權力和利益的分配，很不容易改變，Brennan教授的主張因此不可能很快實現，不過他對普選民主的反省總是有益的。選舉民主被推廣到世界上的大部份國家，已經遭遇很多挫折，人們是應該深切反省其利弊得失，而不能盲目地人云亦云了。

中國大陸的黨政合一體制雖然未被列入Brennan教授的知識菁英制，卻頗有相似的精神。共產黨員多是被選拔出的菁英(約占全民的1/15)，他們通過共產黨的長期培訓和考核，以獲得政治知識和能力，再通過「民主集中制」和「黨內民主」的層層競爭，而逐步升遷擔任公職。黨內民主可以被視為一種選舉權門檻制，公民通過共產黨的培訓和考核，成為共產黨員，才能擁有選舉權。這樣的知識菁英制，Brennan教授應會同意，比普選民主制更有效能吧？

台灣出版Brennan教授大作的中譯本，書前由政治學教授葉浩寫了一篇長達21頁的導讀。一般的導讀多在引介、支持作者的觀點，葉教授的長篇導讀卻幾乎都在反駁作者的觀點，令人發噱 (同意導讀，就不會買書了)。筆者不同意，但無暇辯駁，葉教授的論點，只是感嘆台灣人太迷戀普選民主，看不到普選民主的缺點，難怪政治越來越敗壞。

南台灣大雨成災，淹水總算退去。水退後，高雄、台南的道路出現幾千個大小坑洞，緊急補坑鋪平後，部份坑洞卻是補了又破，甚至成為表面看不出來的陷阱，造成不少車輛陷入坑洞、機車騎士摔車受傷和車輪爆胎。西南氣流帶來超常的豪雨和淹水或許是天災，淹水之後，補不勝補、補了又破的坑洞卻顯然是道路施工偷工減料的人禍。

道路施工有一定的工法程序，施工技術並不高也不難，重點是有沒有落實、依規定執行，絕不能偷工減料。根據施工法則，道路會依車輛流量及使用程度計算出道路的級配厚度，在地面底下的級配墊好後，再鋪地面的瀝青，只是地底下的工程往往容易偷工減料，外觀根本看不出級配厚度是否合乎規定，萬一監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內神通外鬼，工程品質就會大打折扣。台灣的道路經常修修補補，施工品質一向不佳，這次高雄、台南呈現的大量大小坑洞似乎可為首惡的代表。

縣市政府掌握道路的管理維修之權，幾乎是道路施工廠商的衣食父母，道路施工廠商自然知道要拉攏縣市政府官員。等而下的廠商會就個案行賄縣市政府官員，但這是違法的，有可能東窗事發；多數等而上的廠商則會在縣市首長選舉時捐助政治獻金，等到縣市首長當選後，自然會回報以道路修繕工程。縣市政府與道路施工廠商如此親密，縣市政府的監工自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道路施工當然偷工減料了！可是這多半不違法或即使違法，而極難查辦。這次高雄、台南的大量坑洞雖然令群情激憤、聲稱究責，大約還是會查無不法、不了了之的。

這次高雄、台南大淹水及產生大量坑洞，最令人氣憤的是，許多該負責(即使沒有法律責任，至少有治理之責)的原市府官員在前市長陳菊和賴清德的庇蔭之下，都已先一步進入中央政府擔任高官。人事管理最需要賞罰分明，在高雄、台南治理績效不佳的市府官員竟能升職中央，賞罰如此不公，誰還要戮力從公？台灣的吏治如此敗壞，怎可能有競爭力？

高雄、台南的大淹水及道路大量坑洞，既是天災更是人禍，其根源是，選舉民主使非法的行賄與合法的政治獻金之間界限的模糊化，這是選舉民主無可避免的缺點之一。對比之下，中國大陸不搞選舉民主，因此行賄就是行賄，無法用政治獻金遮掩，而容易查辦，有其優點。長遠來看，若大陸能厲行法治，合法/非法界限清楚的大陸其清廉度很可能可以超過合法/非法界限模糊的台灣。

一般都說中國自秦始皇起就中央集權，現代的中國大陸還是中央集權嗎？首先要釐清中央集權的意思，當我們說古代中國是中央集權，意在區別於貴族、諸侯分封的制度，中國自古由中央派遣官員治理地方，官員不像貴族、諸侯能世襲、自主，因此被稱為中央集權，以此角度看，現代中國仍然是中央集權，地方的主要官員都是由中央派任。

現代已少有貴族、諸侯，中央集權的意思變得比較模糊，大家在乎的不是由官員治理地方，而是中央對地方的控制程度，現代中國的中央有高度掌控地方的施政嗎？中央集權讓人們容易以為省級和地方政府都會完全遵守中央的政策和決定，其實不然。當北京中央宣佈新政策或決定時，各省政府一般都會和中央協商政策的調整，以適應各省不同的情況，及追求各自不同的目標和利益，而各省的領導人，省級的黨委書記，具有部長級的位階，有相當大的自主權力。換句話說，中國實質上有充分的地方分權，這符合中國傳統所謂的「天高皇帝遠」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省級和地方政府有相當大的自主權力，對中央施政有利，因為可以讓各省實驗不同的經濟模式，一些省分採用完全的市場經濟，另外一些省分則較多仰賴國營企業。例如浙江溫州早在1980年代初，中國大陸其他地方還實行計畫經濟時，當地政府就鼓勵支持私人經濟活動，抗拒來自北京的批評，溫州如今的私人企業佔比高達75%，對比之下，東北遼寧省的國營企業則佔比75%，私人部門只佔比25%。

地方政府不只在內政上有相當大的自主權，有時甚至在對外國的關係上也與中央政府不同調，雲南省和緬甸的關係就是一例。雲南和緬甸之間已開通由雲南省政府所提出的原油和天然氣管道，雲南企業界大筆投資緬甸，並與緬甸少數民族和對抗政府的叛軍有個人、種族和經濟關係，另一方面，北京中央則希望與緬甸政府保持良好關係，緬甸政府希望北京強迫雲南停止對叛亂族群的支持，但是雲南仍相當程度我行我素、不受約束。

在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關係是動態的，双方隨時在拉鋸調整之中。1980年代主要實行「放權讓利」，地方政府在經濟事務上獲得更大自由，1994年之後，中央政府認為地方自由太大，開始採取一些收回權力的改革，例如稅制改革把徵稅納為中央決定的政策，而非各省的規定。

國家政體的分類一般分為單一制和聯邦制，表面上看中國屬於單一制，即中央集權制，但實際上地方卻有很大自主性，即所謂的地方分權，中國極為龐大，各地的差異也大，地方分權是必需的。中國能既中央集權又地方分權，是因為中國實行「黨政合一」的政治體制，中央和地方官員都屬共產黨，因而易於動態協商合作。這在多黨體制是難以做到的，中央和地方可能屬不同政黨，其關係和權限必須在憲法中明定以免爭執，就成了聯邦制。

中國屬於單一制，卻有許多聯邦制的分權特徵，顯示單一制和聯邦制的二分法是不充分、過分簡化的。有些人認為中國龐大，應該改實行聯邦制，這樣的說法忽略了中國地方分權之實，而只拘泥於聯邦制之名，實在沒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