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土地沙化嚴重，印象中植樹造林一向是中國政府林業部不懈的努力，如今中國的森林覆蓋率是 21.63％，低於世界平均值 26.19％，仍然算是森林小國。我們一般人常有錯誤觀念，以為經過努力，國家可以透過植樹造林擴大森林覆蓋率，而且綠化造林絕對是好事，有助於環境保護。但是進一步的研究才知道不是這麽簡單。植樹造林有許多限制，有許多目的，也有許多對自然環境的傷害。

首先各種森林植被都有許多限制，歸納為幾個基本規律：

一，年降雨量低於400mm的地區是是森林生長的底線，低於這個值，樹木就不能生長了。當然還要看日照強度、刮風強度及流經的河流，因為蒸發的強度會影響降雨量的實際功效。

二，平均年降水量低於200毫米，就連草也無法生長，只能是荒漠了，無法支撐任何植被，當然蒸發的強度會影響降雨量的實際功效。

三，人工植樹造林必需服從以上的規律，在年降雨量400mm以上的地區才能植樹造林，在年降雨量200mm以上的地區只能種草，形成植被固定流沙。

四，如果在400mm以下的乾旱地區強行灌溉造林，可以達到初期效果，樹木成林，樹林枝葉加大了該地區的水氣蒸發，樹根深入地下吸取了地下水，降低了地下水位，一旦停止灌溉，樹林慢慢枯死，已經降低的地下水位補不回來，造成嚴重環境傷害，浪費了寶貴的水資源。

五，凡是能長樹的地方，樹都會自己長出來，即使人類把這個地方的植物群落全部剷除，經過一段時間，大自然還會重新造出與原來相同的群落。比如一片森林，被人類砍伐了，只要給予足夠長的時間，這片森林還會恢復成原來的樣子。

六，人工植樹造林只能在規律下，把被人為破壞的地區加速植物森林的恢復，如中國執行的退耕還林、退牧還草。或者在沙漠荒漠的邊緣地區，加強森林植被的生長，阻止惡化。或者為了商業目的改變樹種及林相。

由於特殊的目的，國家可以違背基本規律執行人工植樹造林：

一，維護公路鐵路的行車安全，保護交通投資，中國在西北沙漠荒漠地區的道路兩旁，沿線種植數百公尺寬的綠帶樹林。

二，改變沙漠城鎮的生活環境，中國在全國城市執行植樹植花的綠化政策，美化了城鎮的面貌。

三，保護特殊的工廠、礦場、農場、牧場、野生動物區….的防風防沙的需要，強行植樹形成防風林防沙林。

如果為了一般目的的生態造林，違背了基本規律，不但是水資源的浪費，更是環境的破壞。

中國從1949年建國以來就重視植樹造林，投下了鉅額的金錢及人力，但是當年缺乏森林知識，缺乏植樹造林的經驗，加上好大喜功，許多計劃是失敗的。譬如說，1979年設立「植樹節」，迄今已經29年了。依據官方數據：以2007年植樹22.7億株作為平均數，29年應植樹658.3億株了，中國的森林覆蓋率應該已超過國土面積的40%了，而如今只有21.63％，可見失敗率非常高。

在自然界，無論是沙漠、荒山禿嶺，還是草地、灌叢和森林，都是自然生態系統的一部分，有著自身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所謂中國的沙漠化固然一部份由於人為濫伐濫墾的破壞（這部份可以重建），但是大部份是氣候的變遷造成的（這部份不可能重新植樹造林），我們只能在邊緣地帶加固防範，遲延惡化。

如今中國大陸林業知識發達，已經知道植樹造林要考慮資源投入的成本及收益，有的沙漠只能固沙已足，有的沙漠只能種植趴地植物，只有條件優越的才能植樹造林。不可冒進強求。

最近筆者去北京旅遊，在一個台灣人的晚宴上，初次接觸到「國台辦海峽兩岸交流中心」的苗副主任。苗副主任看來四十多歲，身形微胖，似乎是典型的中級官員。他致詞時，從熱烈歡迎，說到期待兩岸合作，共同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雖然講得頭頭是道，卻未引起我的注意。國台辦本就是對台灣的統戰單位，他的致詞大約是千篇一律、老生長談嘛。然而當他說擁有法學博士學位，很多有關兩岸的法律都是他在進入「兩岸交流中心」之前參與制定的，立刻引起我的關注。

隨後苗副主任歡迎與會的台灣人對關心的「國台辦31條惠台措施」提問，他即席回答了許多問題，都能以淺顯易懂的語言，釐清提問者的疑惑。他還簡單剖析了大陸從中央到地方各種法律、條例的位階關係。最後，他提到參與了廈門供水金門的籌辦會議，金門代表提出需要修改台灣方面三項法律才能實現供水，而修法非常曠日費時，當時的他以其法律專業背景，當場回應金門可以制定供水的專法，專法優先於一般法，就不需要修改舊法了，因此加速實現了廈門供水金門的善政。

苗副主任不僅有豐厚的法律學養和經驗，也很接地氣。在晚宴的後半娛興部份，他唱了一首常聽到的台灣歌，內容包括「乎乾啦」之類的。他的籍貫是哪裡，筆者不記得，但是絕不是台灣或福建，他唱台灣歌，當然是為了刻意拉近與台灣人的距離。苗副主任這樣學養和實務經驗兼備的中級官員，假以時日，很有潛力成為棟樑之才啊！

台灣很少有像苗副主任這樣學養和實務經驗兼備的官員，因為擁有博士學歷者很少願意擔任常任文官。在台灣，擁有博士學歷的專業人才若對政治有興趣，一般有兩條路：其一，在正常工作之餘，參與藍或綠的政治活動，並對政黨提供支持，例如在媒體替政黨或政策背書、幫腔，等支持的政黨獲得執政權，就有可能被延攬進入中央政府的大內閣或地方政府的小內閣。其二，不論是否加入政黨，直接以高學歷的專業形象參與選舉，例如先參選地方議員，再參選立委、縣市長等，而逐漸升級。無論採取哪條路，高學歷專業人才的從政之路多缺乏紮實的施政實務經驗。

台灣很少有學養和實務經驗兼備的官員，顯然因為台灣區別負責決策的政務官和負責執行的常任文官。常任文官除非被選舉獲勝的執政者延攬入閣，不可能成為政務官，而永遠要聽命於政務官，因此常任文官雖算得上「鐵飯碗」，是沒有政治前途的，高學歷的專業人才自然不願屈就。

大陸不區別政務官和常任文官，官員只要表現好，都有機會升上高階決策階層，因此很多高學歷人才都願意擔任文官，循序漸進，累積施政實務經驗，終能成為學養和實務經驗兼備的政治幹才，難怪大陸一直在快速進步。對比之下，台灣官員很少兼具學養和實務經驗，內閣閣員多有高學歷，卻缺少施政實務經驗，因此施政常荒腔走板，搞得民眾怨聲載道，內閣於是經常異動，這樣國家如何能上軌道啊？

比美美、俄，中國大陸迎來一次重量級航天發射。按照計劃，中國嫦娥四號月球探測器在12月8日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由長征三號乙運載火箭發射。此次任務的最大亮點是，中國將實現世界首次月球背面軟著陸和巡視探測，這被認為是工程技術和空間科學的雙重跨越和創新。

這次著陸的難度要比以往的月球探測器在月面軟著陸更大。由於月球的遮擋，月球背面無法與地球進行直接通信和測控。為此，中國於2018年5月發射了「鵲橋」中繼衛星，目前工作在距月球約6.5萬公里的地月拉格朗日L2點使命軌道，將為落在月球背面的嫦娥四號月球探測器提供地月中繼測控和數據傳輸服務。

同時，在月球背面著陸的科研意義也很大。由於月球屏蔽了地球的無線電干擾，月球背面的電磁環境更乾淨，為開展空間科學領域最前沿的低頻射電天文觀測與研究提供了理想場所。

這次承擔月球背面巡視探測任務的月球車，基本繼承了嫦娥三号玉兔號的設計概念，但針對月球背面複雜的地形條件、中繼通信新的需求和科學目標的實際需要，進行了適應性更改和有效載荷配置調整，嫦娥四號任務月球車總重量約140公斤，將是全球迄今重量最小的月球車。

月球車在月表面臨超300℃溫差，為了適應月球表面狀況和極大的溫差，嫦娥四號月球車在運動安全、能源供給、科學探測、測控通信等方面均作了特殊設計。月球車有兩種能源供給，一種是兩面太陽翼收集的太陽能，另一種是月球車上的同位素熱源。當月夜來臨，同位素熱源將為儀器設備供熱，保證儀器設備在零下180℃的環境中不被凍壞。

同時，太陽翼在月夜也將「兼職」發揮獨特作用。其中一面太陽翼將收回，覆蓋住儀器設備。另一面太陽翼保持展開姿態，當下一個月晝來臨，其收集的太陽能將把月球車「喚醒」，然後另一面太陽翼「掀開被子」，繼續投入新一個月晝的工作。

月球車在月夜來臨前尋找停靠點，以及太陽翼的展開與回收，都依賴於經由「鵲橋號」中繼星的地面測控。嫦娥四號月球車的太陽翼可以在測控的指揮下旋轉360°，俯仰、方位均可調節。

月球車上搭載的測月雷達設置了兩個不同頻段，借助其探測出的數據，研究人員可以繪製出第一幅月球背面剖面圖。測月雷達設計探測深度為月球地下50米左右，而實際深度有望到達200多米，有助於月球背面的地質研究。

嫦娥三號月球車設計壽命為3個月，但最終月球車工作了2年9個月。嫦娥四號月球車設計壽命也是3個月，但預計工作時間將比「玉兔號」更長。

嫦娥探月工程的圖騰設計簡單明瞭，十分出色。標誌採用中國書法，用毛筆抽象地勾勒出一彎明月的形狀，而藍色的色彩運用體現人們征服藍天的夢想。同時，圓弧的起筆處好似中國龍頭的形象，象徵著中國探月事業的騰空而起。一雙灰色的腳印踏在月球之上，寓意著中國探月的終極夢想，極為難得。彎月的落筆處白色的圖案是一群飛翔的和平鴿，通過這些小細節都表達了中國傳遞著和平開發空間的願望。

 

筆者剛讀完Bill Emmott所著《西方的命運：維繫人類文明的普世價值該何去何從？》(譯自《The Fate of the West：The Battle to Save the World’s Most Successful Political Idea》, 2017)。作者曾擔任極受好評的《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總編輯十多年，其著述當然廣受重視。促使我思考，西方的命運將如何？

作者當然是西方價值的堅強捍衛者，不過他不強調(但絕不貶低)自由、民主、人權、憲政等常見的說法，而特別著重「開放」和「平等」，「沒有開放，西方無法強盛；沒有平等，西方無法延續」。目前西方仍保持其民主、憲政制度和自由、人權思想，西方遭遇的困難在於社會是否開放和平等。金融海嘯、歐債危機、歐美反移民風潮、歐洲民粹政黨興起、英國脫歐、美國川普總統的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等等許多事件，都不利於開放和平等(部份事件又肇因於不平等)，也不利於西方的未來。作者因此大聲疾呼，西方要為開放和平等而戰。

書中呈現許多西方衰敗的現象，綜合而言，民主制度常「作繭自縛」。各利益團體為了自身的利益，總推出利己的法案，並遊說國會通過，久而久之，造成許多不公平、不平等，因此民主國家每隔一段時間就需要進行改革，清除自縛的「繭」。作者認為西方民主有自我調適改正的能力，並舉出一些成功的例子，包括美國加州2010年以來的改革、英國柴契爾夫人在1980年代的改革、瑞典在1980、90年代的改革、瑞士在1990年代的改革等。作者以這些成功的例子，激勵西方人堅持開放和平等，雖然開放和平等不可能是絕對、全面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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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觀察到西方民主制度的弱點及每隔一段時間就需要進行改革，是很中肯的見解，然而認為西方民主有自我調適改正的能力，恐怕是太樂觀了。西方國家是有一些政革成功的例子，但是顯然是少數，否則就不會有「歐豬五國」，而作者也不會觀察到那麼多歐洲衰敗的現象。民主制度之下，各利益團體追逐自身的利益，是否能被遏止，是複雜的民意角力，各國各地的狀況都不同，因此殊難定論，而且人性貪婪自利，期待民主的自我改正能力，恐怕是會落空的。

此書有一明顯的缺失，即對崛起的中國大陸和東方世界著墨甚少。全書11章，只有第十章談論西方所面臨，包括中國，的外部挑戰，標題竟然是「門口的野蠻人」(Barbarians at the Gate)。作者身為西方頂尖的知識菁英，竟然把西方之外全稱為野蠻人，這樣的傲慢心態如何能不衰敗？相對於Gideon Rachman提出，世界在朝向東方化的大趨勢(請參考《從西方化到東方化》)，本書全沒提及中國和東方經濟力和競爭力大幅提升對西方的影響。

中國大陸已經學到資本主義和工業化的訣竅，相鄰的東方國家也會逐漸學到，而中國和東方國家的勞工比西方勞工勤奮又工資相對低廉(貧窮通常必然勤奮)，西方在經貿方面如何競爭得過中國和東方？例如，資本家把生產事業從西方轉移到東方，是合理的經濟行為，因此西方難免面臨相對較低的經濟增長，而低經濟增長將使分配更困難，更容易造成不平等、民怨和封閉心態。西方將逐漸衰落而與東方的生活水準拉平，看來是無可避免的。因為東方的人口遠多於西方，生活水準拉近之後，東方的重要性和影響力勢必逐漸超越西方。一些西方價值將會持續，但會被一些東方價值沖淡。

達賴轉世不是單純宗教問題

達賴喇嘛在2018年11月5日接受媒體訪問時說：「他的繼任者將是一名『高僧』，或者是『20歲左右』的僧侶。」並且表示一個由高僧組成的委員會最早將於11月29日開始聚會，達賴此說等於表示尋找他死後的轉世靈童傳統將在他終止。這是達賴喇嘛最近一次對繼任人選方式的表達，之前他曾說過要轉世為蜜蜂、金髮女郎、外星人或不轉世等等，這一次由高僧組成委員會討論繼任者的說法應該不再是綺語娛眾了。叛逃後的達賴喇嘛，隨著中國國力日漸強大，他的剩餘利用價值越來越低，歲月無情，盡早為身後事打算是應該的。

歷史上並沒有達賴喇嘛或其他活佛轉世在非喇嘛教教區外的先例，達賴喇嘛也很難指定轉世在藏人稀少的流亡地達蘭沙拉，因為極可能發生弊端或爭執(詳喇嘛說)，會毀掉寄人籬下的「流亡政府」，即使是順利產生了一位印度籍或難民身分的轉世靈童，那也只會讓人充滿疑慮。身前即表明不再轉世，達賴只是意圖否定在中國藏區依照傳統定制所選出的第15世達賴喇嘛之正當性，為此達賴喇嘛屢屢嘲諷中共試圖控制他的轉世，他說，無神論的中國當局「假裝」比他這位達賴喇嘛更懂得藏傳佛教的「轉世制度」。

達賴之言吸引許多西方「異教徒」為他鼓掌叫好，達賴曾是舊西藏政教合一的領導人，了解達賴所屬格魯派取得政教合一大權的過程，與轉世之世俗意義，就知道達賴所言是否合理。

政教合一的血腥過程

吐蕃自松贊干布死後，喇嘛教與苯教有極大的利益衝突難以化解，各自有貴族支持，甚者相互殺伐，末代贊普朗達瑪因抑制喇嘛教高漲之權勢，被喇嘛拉隆·貝吉多傑刺殺後王朝覆亡，這是「佛教」傳播至世界各地唯一的血腥特例，顯然喇嘛密教並沒有帶給藏區安樂，藏區從此進入各教派、寺廟、莊園各恃武力各自為政，相互兼併或對峙之局面，莊園的傳承沿襲父死子繼，教派與寺廟的傳承以「傳賢」、「傳能」的方式延續，總會發生爭執，活佛轉世方式應運而生，但多數時間是由攝政把持權力，活佛往往自身難保，如第九世達賴喇嘛九歲夭折，第十世得年21歲。第十一世15歲夭折，第十二世14歲夭折…。

倒退回部落政治的西藏，一個教派的成立就意味另一個教派的衰落，一座寺廟的新建就是一個山頭勢力的崛起，較大的藩王往往要依附蒙古王公支持，達賴喇嘛這個封號就是由蒙古土默特部領袖俺答汗封給索南嘉措(此封號與修行成就無關)，索南嘉措自居第三世達賴喇嘛，追認根敦朱巴、根敦嘉措為第一、二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死後俺答汗曾孫雲丹嘉措任第四世達賴喇嘛，為唯一的蒙古籍達賴喇嘛，此政治操作不言可喻，第五世達賴之前，格魯派勢力受到喀爾喀蒙古支持的藏巴汗藩王丹迥旺波壓制，五世達賴就向青海和碩特蒙古求援，一番腥風血雨之後，藩王被殺政權滅亡，受藩王保護的噶舉派第十世噶瑪巴(大寶法王)逃亡康區，從此藏區再也沒有俗人藩王，五世達賴重建布達拉王宮，成為藏區政教合一領袖至1959年。

政權伊始，五世達賴為了政治權力穩固，先派伊拉古克到盛京輸誠，順治九年（1652年）達賴親赴北京，清廷封達賴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並賜金冊金印，從此達賴在西藏的政治與宗教領袖地位得到確保。

清朝諸帝只因政治攏絡喇嘛

關於活佛轉世制度，乾隆皇帝親撰《喇嘛說》文中有：「…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黃教就是達賴所屬之格魯派，《喇嘛說》提及轉世弊端為「…呼必勒罕(轉世靈童)率出一族，斯則與世襲爵祿何異，予意以為大不然。蓋佛本無生，豈有轉世？但使今無轉世之呼圖克圖(大活佛)，則數萬番僧，無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

為此乾隆立下金瓶掣籤決定呼必勒罕人選，自第九世達賴喇嘛開始，呼必勒罕之選出就依此定制，中國政府為安廣大藏民信仰，勢必沿襲清制以金瓶掣籤，從數位候選兒童中，抽籤決定呼必勒罕人選，此為必然之事。

附註：佛教是無神論

佛教主張眾生皆具佛性，人人皆可成佛，否認有一個至高無上的神，準此佛教為無神論。除有國教之國家外，各國政府對於宗教皆應持中立立場，中國為宗教信仰自由的國家，政府對於宗教亦持中立立場，與世界大多數國家無異，達賴以「無神論」為道德指標批評中國當局，這種批評，等於達賴認同有上帝的存在，這是否定佛教教義，否定自己信仰，不應是佛教義務推廣人該有之言論。

 

筆者在前文《國家資本主義與私有資本主義的對決》裡指出中國大陸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其特色是有較多的國營企業，可說是孫中山先生「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的實踐。一般人多半認為國營企業不如民營企業有效率，若這個說法正確，大陸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應該比不上西方的私有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但是改革開放之後，大陸的經濟卻高速成長，讓我們不禁要問：到底國營企業是利還是弊？國營企業是否一定不如民營企業有效率？

一般人認為國營企業效率較低，大約有三個因素：其一，在國家的護持之下，國營企業不論賺賠，都能屹立不倒，因此缺少非力爭上游不可的危機感。其二，國營企業常有壟斷地位，缺少同業競爭，因此無法培養出競爭力。其三，國營企業的經營常受政治左右，而較忽略專業和績效。

上述國營企業效率較低的原因都不是一定成立的。國營企業並不是絕對不能倒的，若確實經營不善，就該讓它倒閉；其實倒閉的危機感並不那麼重要，國營企業只要以績效為目標，注重專業，有功則賞，有錯則罰，國營企業也能與民營企業一樣有效率。

國營企業的難處是，國家管理國營企業遠不如管理民營企業容易。民營企業總有一群專業和經營能力都強的大股東，這些人是企業的主要擁有者，他們不會拿自己的大筆投資開玩笑，自然會把企業經營得高效率，而國家幾乎完全不需要操心；對於國營企業，國家需要監督其經營績效及選派適任的董事和高階經理人，這都是專業而不容易的工作(國營企業的大股東是國家，沒有民營企業那樣的大股東，其經營完全取決於政府選派的董事和高階經理人)。

國營企業的經營取決於政府選派的董事和高階經理人，因此國營企業的經營頗受政治的影響。在實行西方民主的國家，國營企業多半不如民營企業有效率，因為執政者選派國營企業的董事和高階經理人時，多半會考慮政黨利益超過經營專業，目前台灣綠營執政，選派的國營企業董事長和總經理幾乎全都親綠，就是例證。在中國大陸，沒有多黨競爭執政，執政者選派國企的董事和高階經理人時，不需考慮政黨利益，是其優勢。但是國營企業的經營極受政治是否清明的影響，若執政者貪腐、任用自己人主掌國營企業，國營企業自然也會貪腐、無效率；所幸習近平大力打擊貪腐，使國營企業的高階人事大多能用人唯才，這是大陸國營企業近年績效頗有改善的主要原因，甚至造成相當程度的「國進民退」。

國營企業與民營企業相比，不一定較沒效率，但是國家管理國營企業不如管理民營企業容易。大陸目前仍有相當多的國營企業，符合「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的理想，但是讓國家不易管理，看來應該適度地縮減國營企業的數量，以降低國家的管理成本，於是能專注於管理較少的國營企業，而更增進國營企業的效率。

選舉不等於民主，選舉產生的政權也可能帶有濃厚的獨裁性質。例如德國當年的希特勒政權，他當選的是總理，後來把總統撂一邊去，成為“獨裁元首”；南非今年2月透過大選以及議會選舉產生的西里爾‧拉瑪佛沙總統，因主張暴力奪取白人農場主的土地，也是個具有法西斯性格的政權。

台式民主也是如此。以目前蔡英文政權為例，2016年蔡英文高票當選，執政黨也在立法院佔絕對多數，出現府院同黨的完全執政局面。蔡英文總統手中握有行政院長、監察委員以及大法官的任命權，同時她身兼民進黨主席，就連最高民意機構立法院都形同她的橡皮圖章。兩年來不能不說她的施政非常獨裁，卻無任何機制可以制約她。雖然她的施政不得人心，民調支持已來到25%上下，但有誰能改變她獨裁的局面呢？人民如何監督制約她呢？至少在她任期內是沒辦法吧！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馬英九時代。他一樣高票當選，執政黨一樣佔立法院多數，一樣身兼國民黨主席，也是府院同黨完全執政的局面。當時的馬英九也不願意與立法院國民黨黨團分享權力，被稱作自我感覺良好的獨夫一個，誰能制約監督他呢？一連八年下來，人民失望透頂，一樣毫無辦法。

所不同的是，蔡英文性格硬，不斷做壞事，馬英九性格軟，幾乎不做為。但兩人的獨夫局面是相同的。

如今蔡英文政權無一優點以示人，只好成天拿著「台灣價值」說嘴，以捍衛民主自由為理由，抗拒與大陸溝通交流、和平商談，錯失台灣發展的契機。然而台灣百姓可曾想過，台灣社會發展停滯、迷失方向的歲月，不正是政客們高唱「台灣價值」、陶醉「台式民主自由」的這20年？

回想台灣自1996年完成普選式的民主制度，歷21年一事無成，政治惡鬥、民粹氾濫，社會經濟發展總體停滯，更有許多領域向下沉淪。幾天前，就連前副總統呂秀蓮都感慨台灣的制度日益遭到破壞，從前文官任用，多數還通過國家考試，現在總統一上台，居然可以搞出一堆黑機構，以及幾百個個人任命的職缺。

反觀大陸的同期發展，一言以蔽之，總體國力、人民生活都是蒸蒸日上，面對這樣巨大的差距，我們是否應該以平視的眼光，對大陸發展實驗中的「法治」、「監察」、「民主監督」以及行之有年的「民主協商」、「民主集中」與「集體領導」等制度給予客觀的認識？或許當我們虛心審視兩岸制度之後，會忽然察覺台式「民主自由」除了在言論管制上比大陸寬鬆一些，剩餘的優點還真是乏善可陳。大陸這套帶有「民主元素的開明專制」，換句話說，就是台灣人一向看不起的「中國治理模式」，竟然優於「台式民主自由」？

近聞，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權也將被蔡英文強悍的掌握在手。一旦落實，早經摧殘僅一息尚存的「台灣價值」不就蕩然無存？念及子孫後代的命運，不禁令人毛骨悚然。

前兩天美股大跌，道瓊指數兩天跌掉1300多點，跌了超過5%。美股體量大，影響力也大，美股大跌立刻造成全球股市的大跌，很多國家的股市體量遠不及美股，因此跌幅甚至超過美股。美股和全球股市大跌的主因當然是美國發起的貿易戰，主要是對付中國大陸的貿易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一些經濟研究機構都因貿易戰而調低明後年的經濟成長預測，貿易戰對全球股市和經濟的衝擊逐漸顯現。

筆者在前文《中美貿易戰 美國猶豫》論述，若貿易戰擴大，從總體經濟數據上看，美國較中國有優勢，然而美國直接受損的是廣大的中低收入者，而中國直接受損的是較少的、承受力較高的中高收入者，況且美國即將在11月舉行期中選舉，因此美國總統川普顧慮較多。隨後川普的決定是從9月24日起，對從中國進口的2000億商品加徵關稅10%，而從明年起，這些商品的關稅將提高到25%。川普的如意算盤顯然是，目前發動較小幅度的中美貿易戰，以博得打擊中國的「美名」，但不要立即影響美國經濟，希望以此賺到最多的期中選舉選票。這兩天美股大跌，難免影響美國經濟和人心，川普的如意算盤恐怕是有點失算了，雖然結果要等期中選舉開票才知道。

美國發動中美貿易戰，不僅想要平衡美國的貿易逆差，更是要壓制中國的崛起。這不僅是川普的個人願望，也是多數美國人的願望，因此貿易戰看來不會短期結束，而是長期的全面競爭。中、美都有核子武器，美國怕核戰，不敢對中國發動真正戰爭，就只能發動貿易戰，與中國決一勝負。綜觀美國發動或參與過幾十起戰爭(維基百科：美國戰爭列表)，是世界上打仗最多的國家，因此美國對中發動貿易戰，實屬「分內之舉」。

中、美都是龐大的經濟體，有充足的內需市場，貿易戰會壓縮經濟成長，但是都是可承受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明年的經濟成長預測，美國的經濟成長為2.5%，若貿易戰大幅升級，最壞狀況的經濟成長可能降到1.5%；中國的經濟成長為6.2%，若貿易戰大幅升級，最壞狀況的經濟成長可能降到4.6%。美國發動大幅度對中貿易戰，不過能使中、美的經濟成長差距從3.7% (6.2-2.5) 降到3.1% (4.6-1.5)，改變不了中國經濟總量逐漸超越美國的趨勢，而即使降到4.6%，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仍高於多數國家。

貿易戰對龐大的中國和美國影響有限，卻對其他較小型的國家可能衝擊較大。今年美國連續升息，吸引美元回流，已經造成許多新興國家，如土耳其、阿根廷等，資本大量外流，金融情勢不穩。貿易戰會造成供應鏈的調整和轉移，增加企業的經營風險，等於是雪上加霜，很可能壓垮某些新興國家的金融和經濟。這些國家遭受池魚之殃、人民受苦，美國是始作俑者，卻完全不會放在心上。

美國對中國大陸發起貿易戰的一個說詞是，中國實行「國家資本主義」，政府對其產業有強大掌控，並對許多企業，主要是國營企業，提供補貼，造成不公平的競爭，因此美國要以懲罰性高關稅逼迫中國改變。這樣的指控有理嗎？中國有可能改變，變得與美國類似嗎？

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大陸的經貿、金融體制已經很像美國，主要差別在於中國仍有較多的國營企業。中國政府能掌控許多國營企業，進而對整個產業有強大影響力，因此被稱為國家資本主義。相對地，美國很少國營企業，實行的可稱為「私有資本主義」。

美國對中國的指控首先就違背它的一貫主張。美國一向主張它所實行的私有資本主義最有效率，私人企業有最大動機追求最大利潤，通過私人企業的彼此競爭，讓競爭力最強的企業勝出，能使產業最有效率，最有利於國計民生。根據美國的邏輯，國營企業不如私人企業有效率，中國仍保有並掌控很多國營企業，政府掌控越多，產業就越沒效率，沒效率的中國產業怎有能力造成不公平競爭？

美國對中國的主要指控是，中國政府對很多國營企業和產業提供補貼，這等於說中國製造的很多產品是賠錢賣，以低於成本的價格賣給美國，而企業靠政府補貼彌補虧損。經營企業的目標是賺錢，中國會這麼笨，去補貼虧損的國營企業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在改革國營企業，就是要國營企業提高效率，能獨力經營、自行獲利，中國政府怎會願意對國營企業和產業提供補貼？即使有，也是極少數的例外和權宜之計，美國對中國的指控因此是言過其實、故意誇大。

美國對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指控沒什麼道理，但是目前美國的經濟規模和科技水準仍稍領先中國，中國會在美國的貿易戰壓力下放棄國家資本主義，而走向私有資本主義嗎？不可能。中國雖然導入資本主義，但本質上仍是社會主義國家，希望以社會主義平衡資本主義對資本家的過分偏袒，中國仍保有較多的國營企業，正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特徵（若企業全由資本家掌控，資本家就掌控了所有資源和國家），若背棄這點，共產黨就沒有理想性和正當性了。

美國與中國的對決是私有資本主義與國家資本主義的對決，未來鹿死誰手，尚未可知。美國實行私有資本主義多年，雖然成為全球最富強的國家，但是對內解決不了貧富不均的問題，對外造成許多國際動盪，實在令人失望。另一方面，中國從遙遙落後，只花了四十年，就追近美國，讓美國如坐針氈，非發起貿易戰不可，顯示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確有其優點，雖然仍有許多待改進的地方。

中國大陸的國家資本主義提供了另外一條發展道路，能取得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平衡，並有望彰顯社會正義和國際公義，但願它能成功，對世界將是好事。其實國家資本主義正是孫中山先生「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的實踐，孫先生確是有理想、有遠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