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人口縮減的另類觀點 | 盛嘉麟

1979年執行一胎政策以後,中國婦女的生育數從2.75 逐漸降到2022年的1.08,遠低於維持人口靜態平衡所需要的2.1,使中國總人口首次從2021年的14.13億,下降到2022年的14.12億,減少了85萬,引起眾說紛紜的焦慮。但是討論的重點往往落入:人口的老化、老人的照顧、勞動力短缺、人口紅利消失、消費力下降、財政收入減少等等,放諸各國皆準的窠臼;中國是超過14億的人口大國,不能用這種概念來分析人口問題,應該從更高的格局來討論。

【從生態環境來看】

中國領土面積 960多萬平方公里,與俄國、加拿大、美國、巴西、澳大利亞五個國家,並列為世界六個領土大國;這五個國家的領土總和是中國的六倍,但是人口總和只有7.6億人,是中國的一半。可見中國國土承載的人口數量真是異乎尋常,超出比例的龐大,14億人口的食衣住行育樂的需要,對中國土地造成的破壞及壓力,遠超過生態環境所能承受,使得中國各地童山濯濯、沙漠擴張、河流乾涸、湖泊乾縮、嚴重污染。近年來國家必須付出極大的投資與努力,維護生態環境。

中國是世界第一大糧食生產國,第四大天然氣生產國,第六大石油生產國,第六大水資源國,應該是資源富饒的國家,可是攤上14億人口,中國頓時變成缺糧、缺水、貧氣、貧油的匱乏國家。

中國人必須胼手胝足,利用人口紅利的廉價勞工,創出世界工廠,辛苦謀生;必須群策群力開建大小水壩、南水北調、高速鐵路、高速公路、開發綠能、西電東送、北煤南送,只為了維持14億人口的生存所需。

人口過多,造成就業競爭激烈、教育機會爭奪、交通運輸擁擠、住房條件緊迫,帶來了辛苦又負面的生存條件;從生態環境來看中國維持三億五億的人口,才是合理和諧的狀態,舒適的生活品質。

【從工作人力來看】

二戰時代的國家,需要工業農業、煤鐵石油、坦克大炮、軍艦飛機、幾千萬工作人力就足以撐起一個強大國家。而現在廿一世紀,除了維持二戰時代的傳統領域,還需要同時發展許多新的領域,軍工科技、太空計畫、再生能源、核能源、核聚變能源、快速運輸、半導體、網路通訊、超級電腦、人工智能等。如果沒有二億三億工作人力的國家,根本玩不起強國的夢想。

2009年日本人口開始縮減,2022年縮減了62萬人,造成工作人力短缺,國防自衛隊必須召募台灣、東南亞的年輕人,太空計畫的火箭發射連連失敗,振興半導體產業缺乏人才。

人口縮減造成工作人力不足是放諸各國皆準的說法,現在先進國家面臨人口老化、出生率降低、年輕人口比例退縮,因此德、法、意、英、俄、日都因為工作人力不足,無法撐起一個全方位的廿一世紀強大國家,只能停在二線國家;但是中國是人口大國,這種說法並不適用於中國。

中國人口從2022年起縮減了85萬,到達目前的14.12億人,若這樣的趨勢不變,按照估計,中國人口在2050年降到12.68億,2100年降到5.87億,80年後即便是5.87億,仍然能夠維持3~4億的工作人力。無論是傳統的工業農業,或是廿一世紀的領域,軍工科技、太空計畫、再生能源、核能產業、芯片網路、超級電腦、人工智能等等,或是廿二世紀可能新進的領域,開發火星、探索太陽系、利用小行星資源等等。中國的工作人力,都足夠支撐一個全面強大的國家。

【從人口素質來看】

日本50到90年代,最優秀的工作人力世代創造了日本的經濟起飛、製造王國,1978年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90年代開始老齡化,最優秀的世代退出工作市場,後繼較多的無欲族、啃老族世代趨向軟弱,維持不住強國的地位。

二次大戰後至90年代是美國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創造登陸月球、汽車鋼鐵、信息技術的優秀嬰兒潮世代漸漸退出工作市場,後繼的世代沉緬於軟性的金融投資、追逐利潤、律師服務,財政鉅額虧空,國勢正在跌落。

而中國現在退出勞動市場的工作人力,是成長於中國經濟極為落後,教育不發達的年代;後繼的年輕世代是90年以後出生,教育水平、知識儲量,大幅提升;而更年輕的中國人是成長於教育發達、經濟繁榮、信心滿滿、民族復興的世代。所以人口老化、世代更替為中國帶來了更好的希望。

研究中國人口縮減的現象不要落入西方的老生常談,拘泥於老化照顧、勞力短缺、人口紅利、低消費力、財政減少的窠臼,這些問題當然需要關注。中國的人口縮減,和日本等發達國家有個巨大不同,中國在人口縮減之後會形成平衡的生態環境,提升工作人力素質,而工作人力卻不會短缺。

一帶一路讓天涯若比鄰 | 許川海

自從有網路的存在,世界各地都能感受「天涯若比鄰」的情誼與歡欣,享受「軍情、政情、商情、災情、友情和親情」立即傳遞的高效,讓遙遠兩地如近鄰。看到商情兩字,又讓人想到發揮智慧立即運用的商機,想到經營商業的最高絕招「輸有運無、低買高賣」,在別人還沒察覺前給自己帶來財富和聲望。

然而網路傳遞的只是資訊,若能立即行動,有縮短路程和快速運輸商品的通路,那是多麼暢快!頓時讓人想到「一帶一路」,商霸天下的遠景。

看到前文《「以商代武」造就台灣》,思想偏激的人會認為一帶一路是擴張疆域的圖謀,是否如此,就看你是怎樣的心態和擁有怎樣的領導。美國人一向用民主口號收服人心,對此的感受或許是想收買人心和資源,但若以經營或經商的角度來看,就會看到買低賣高、輸有運無的機會和事業。美國注重政治版圖擴張,考量的是販賣危機和武器,以控制競爭和科技為目的,一帶一路則心存和平與互惠心態,心存雙贏的思想,沒有損人利己的圖謀。

世界上有許多貧窮的國家,人民無衣缺食卻又人口眾多,好吃懶做是人民貧窮的原因,但缺乏工作、缺乏教育和缺乏出路,那就非人民之錯是政府之過。貧窮國家不見得沒有資源,有土地就該能種植或找到地下礦源,至少人力也是資源,他們受害於天災和人禍,特別是戰爭的禍害,受害於種族內的惡魔和異國的侵略,知識受汙染或封閉,智慧不能開竅和運用,才一直淪落為貧民饑民或難民。

國家有再好的財產和資源,若缺乏良好的領導和制度,知識被蒙蔽,思想被汙染或誤導,親近惡魔豺狼,人人都知道會有怎樣結果。要使知識不蒙蔽,國家的通訊要開放,要與世界接軌,要使人民思想不受污染和誤導,除了新聞自由,更要改進教育和厲行法治,清除國內的惡魔和爛領導,遠離汙染源。一個通風良好的環境,就不會藏污納垢,而資訊流暢、智慧開通、四通八達的地域,定是「地盡其利、物盡其用、人盡其才、貨暢其流」。

中國大陸的經驗與成就,證明「要想富先修路」。路通了,就能給人民帶來知識,帶來開發和財富。引用自己成功的經驗,中國幫助鄰近國家和地域,助其修路和築路,為其將棄於地的物產、資源、人力、風土文化等找到通路,讓這些國家的經濟起飛,再結交更多的國家,這就是「一帶一路」的思維模式和願景。何須像美國,為了私利,孤立和分化他國賣武器,為了用美元獨霸世界,壟斷石油等資源,為了掌控,操弄弱小國家的思想和自主。

一帶一路可以傳播大同的思想,為世界塑造大同的境界。試想,在四鄰友好,互通有無,共享經濟成長與富足,國與國之間何須戰爭?怎會有不能解決的問題和戰爭?一個大同世界必要的條件就是國家富足,民主人權伸張,人民的知識和智慧不受污染,法治與制度明朗暢行。大同社會的人民,不是只有福利和享受,還有合理的權利和義務,要有向上學習和振作,還要有保國衛民的武力和科技,雖無須戰爭,但也不能沒有防衛,一帶一路還能彼此互相支援。

你知道「土地銀行」為什麼會取名「土地銀行」嗎?| 賈忠偉

那是因為…中華民國政府在接收日本勸業銀行後--日本「勸業銀行」是在1897年(日明治三十年)所成立的日本本土銀行,而「勸業」兩字,日文就是「提倡實業,獎勵產業」之意。1923年(日大正十二年)正式在臺灣臺北開設第一家分店,以提供農業開墾、灌溉、水利開發之長期融資為主要業務,是當時唯一辦理不動產及拓殖金融的銀行。最初在臺之業務均委由臺灣銀行代辦,隨著業務拓展,1933年(日昭和八年)和1937年(日昭和十二年)分別在臺北及臺南興建大型銀行廳舍。

臺灣光復後,陳儀即將勸業銀行位於臺灣的5個分行改組成為──「臺灣土地銀行(Land Bank of Taiwan,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改組後的臺灣土地銀行仍然與日據時期的勸業銀行一樣,繼續肩負調整農業金融之責,扮演全國農、漁會信用部業務的上層銀行,不同的是,土地銀行為政府機構,肩負更為重要的責任。

臺灣光復之初,百廢待舉,要解決戰爭時期所累積的問題,只能靠時間一步一步慢慢來,在現實世界是沒有仙女棒和神燈精靈的!

悲情城市…一個媚俗、沒有考據歷史的聲光煙花秀 | 賈忠偉

從歷史事實來看,臺灣光復之初,不管是米還是糖,幾乎都面臨了產量不足,或是無法生產的困境,再加上大戰之後,必然面臨的貨幣貶值與復員(如臺籍日本兵退伍、難民返鄉)重建壓力……

●所謂的糖輸出…

臺灣光復之初,原來日據時期留下來的42所製糖工廠,其中有34所遭盟軍轟炸受損,僅存8所未受損害。當時擔任臺灣行政長官的陳儀,為了實現「工廠不停工」的承諾,兩年間幾乎讓所有製糖工廠恢復生產。1946年臺糖工廠復工後,陳儀給中央十萬噸糖,在當時發揮了保護臺灣經濟穩定的作用。因為陳儀擔心法幣會影響臺灣穩定,因此才給了十萬噸糖做為四行(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來臺人員與物資的補償…

參見 糖業文化的建構刻不容緩

●所謂米輸出…

臺灣在光復之初,會缺米真正的原因是因為在受戰爭末期,臺灣遭到盟軍密集轟炸、日本大量徵兵入伍、海運遭到盟軍封鎖……結果造成──肥料不足、人工缺乏、水利設施遭破壞……最後導致耕地荒廢所致,再加上1945年第1期插秧期間,臺灣北部發生寒害,南部出現旱災,第二期作又遭遇颱風,致使1945年全臺稻米生產僅剩63.8萬公頓,不及1938年總生產量140萬公頓的一半,減產約54%。

思想殖民 | 管長榕

「很多亞洲學者對西方出版物有一種奴性依賴,他們熱衷引用西方的出版物、西方的思想、西方的事物。的確其中有很多想法在過去是舉世無雙的,但是現在,坦率地說這些思想已經不再厲害了,也不再適用於一個從單極變為多極、從單一文明變為多元文明的世界。亞洲人必須放棄對西方的心理依賴。」(新加坡馬凱碩)

莫道不疑美,勿以西為貴。一個人壞事做絕,仍然可以天天高喊:「公義使邦國高舉」。唸聖經不會成為聖人,人們不該拿名言裝飾自己而洗腦人民。筆者行年古稀,聽爛了許多名言,心下不以為然,就此舉例做點反思。

我不贊同你的意見,但我誓死捍衛你表達意見的權利

這類話常常被解釋為我們應當尊重別人的意見,我實在不能同意。「意見」和「表達意見的權利」是兩碼事,人們應當尊重後者,無需尊重前者。碰到那些狗屁意見,我決不會說「我不贊同你的意見,但我誓死捍衛你的意見」。

其次被人誤解的是這話代表完全的言論自由,我也不同意。不用多說,聽聽這句就知道:「我不贊同你造謠,但我誓死捍衛你造謠的權利。」別再說謠言止於智者,那會侮辱到每一個人。

法國查理週刊遭受恐攻,引發世人同情,但也有沈默的旁觀者,他們並非害怕恐攻報復而沈默,他們只是不願誓死捍衛週刊的意見,也不會誓死捍衛週刊侮辱他人的權利。

錯誤的決策比貪污更可怕(不知道誰先說的)

即便同為經濟學家,對於未來的預測,也往往南轅北轍。決策形成的當初不會沒有道理的,而決策的錯誤每每肇因於未來的變數,較少肇因於無知,更非肇因於故意,可以說近乎天災。貪污卻是主觀上有意為之的犯罪,藉政策來貪污更是百分百的人禍。尤其不同在於決策的錯誤可以改弦更張,設法補救;貪污卻是食髓知味,愈演愈烈。「錯誤的決策比貪污更可怕」是在淡化貪污的罪惡,也在培育「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官僚怠惰,不足為訓。

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

那是在西方文化下得出的結論。西方講法治,不講人治,而法律卻是道德的最底線,所以一旦執政的道德觀止於不觸法,即無所謂道德可言,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權力越大越容易避免法律,甚至立法、修法以得免,例如總統有權無責,任用行政院長不經立院同意,都是靠絕對權力修法而來。所以在一味標榜法治而不重視道德的西方,權力使人腐化。政治獻金、遊說團體、智庫、基金、旋轉門,NGO,在美國都已明火執仗的「腐化法制化」了,落實了民免而無恥。(川普及柯林頓夫婦的基金都已關門,他們卻一點都不會臉紅)。美國人均律師是全球均值十倍,其故在此。

但在一向以儒家民本思想為正宗的中國,追求道德與人治的「開明專制」,就不能驗證「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以小蔣的權力,貪腐怎麼會輸給阿扁?差別在於有恥無恥的良心罷了,「非不能也,不為也」。正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孔明罵死王朗,郭台銘罵不死民進黨,其理亦同。中國傳統對於絕對權力要求的人格境界,豈僅限於「不觸法」。

程序正義:毒樹毒果原則

非法取得的證據及其衍生證據都不能被採用。電影The Rainmaker裡那本保險公司內規明明是真的,但因屬於非法侵占得來的,所以法官要求陪審團對那本內規視而不見,不能做為證據。那末如果一位警官因為刑求而得知嫌犯埋屍地點,起出被害人屍體,是不是陪審團也要對屍體視而不見,不得做為證據呢?

此即美國法官發明的程序正義凌駕實質正義的理論,認為路走錯了(不正義),結果就是錯的;只要路走對了(正義),結果就是對的。所以走上對的路就算達標,否則否之。數十年間,流行全球。

不知道世人為什麼願意接受這種荒謬。對於程序不正義,我們大可訂立反坐的嚴厲罰則,怎麼可以漠視事實的存在呢?程序正義是為了追求實質正義,怎麼最後反而喧賓奪主、捨本逐末呢?怎麼可以用擴大不正義來懲罰不正義呢?

台灣最近有次警察臨檢搜出毒品,移送三人到法院,結果全部當庭釋放,因為找不到嫌犯同意搜索的錄音記錄。程序不全,大可將本案不列入員警的查案考績,甚至無功有過,加記警告。但事實歸事實,一碼歸一碼,怎麼能有案不辦,當庭縱放呢?我們原本屬於追求實質正義的大陸法系,就是因為亦步亦趨不疑美,邯鄲學步的倒向海洋法系了。恐龍由此而來。

思想殖民-對民主的反思

思想殖民-對民主的反思 | 管長榕

西方遺毒最廣最深的洗腦詐騙就是「民主」。不要怕批評民主會成為全民公敵,我們的信念有可能出錯,若不能對這些信念展開調查,那我們等同於接受虛假的人生。

哲學是以不斷的質疑和否定去探尋真理。多少人為西方自由民主的口號而死,卻至死不察,做了糊塗鬼。如果人們仍然不去思考民主的本質,不敢批評民主的謬誤,民主將繼續霸凌人類社會一段日子,但民主內建的黑洞最終仍會造成民主的塌陷與死亡,只是可憐了必須經歷這些過程的庶民。

民主的本質

民主只是一種制度,和其他任何制度一樣,都是為了實現人們的理想,如國泰民安、自由平等、世界大同。人們要達到目的地,會嘗試很多條道路。但西方強權認定只有一條路可以實現理想,就是民主。乃至把方法目的化,認為只要民主就好,民主本身就是理想。這就是他們標榜程序正義的典範,他們相信程序正義會實現實質正義,至於什麼程序是正義的,他們說了算。儘管已經有很多例子驗證民主不能實現理想,甚至會帶來分裂、動亂、戰爭、殘暴、貪腐、不公、不義、落後、貧窮,但西方強權仍然認為只此一途,他們說那是普世價值。其他都是毒樹毒果,是他們要打擊、壓迫、制裁、圍堵、霸凌、推翻、改變的對象。

本來「認定只有一條路,把方法目的化,要求別人也這樣想,結果驗證失敗」的是另一個強權:國際共產蘇維埃;走的是另一條道路:共產制度。後來國際共產蘇維埃解散,共產制度轉型,重要的是不再想要赤化世界或要求別人跟他們一樣想法。卻是民主贏家步上了共產輸家的後塵,到處點火,步步進逼,決定用民主一統天下。防衛者變成了征服者。諷刺的是他們還宣傳自由多元與包容。全世界怎麼可能有幾十億人看不出來其中的荒謬,用民主一統天下跟用共產赤化世界有不一樣鴨霸嗎?普丁2007在慕尼黑的歷史性演講即斥責美國單極化世界模式的蠻橫。民主蘇維埃正走上共產蘇維埃解體之路。

日前蔡某說民主雖不完美,仍是迄今最好的制度,也是老得不能再老的老調,緣於邱吉爾用生花妙筆來吹捧民主,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e others that have been tried.(民主是其他已經試過的制度以外最爛的制度)。但邱其實並未完全瞭解其他制度,跟羅素相比,他對東方的認識極其貧乏,更別提在他伸腿後才逐漸形成的中國模式。

1992年日裔美籍學者福山一篇諂媚西方文化的「歷史終結說」,隨著蘇聯解體冷戰結束而被世人引用成千上萬次,他認為民主制度與資本主義已經全面大勝,定於一尊,歷史到此為止,其他社會形式都將無可避免被淘汰出局。藉著「語不驚人死不休」來賣錢的福山,不但沒有瞭解已有的其他制度,更把未來人類可能進步的制度一概抹煞,完全違反進化的自然法則。

人類文明滾動前進,精益求精,不會因民主而停擺,世事肯定不變的就是「變」,中國最古老的學問「易」就在探尋「變」的軌跡。事隔多年後,福山自己收回了歷史終結說,而有幾乎完全相反的覺悟。他說:「直接民主完全無法運作。因為多數民眾並沒知識水準和時間,去了解極度複雜的政策和未來影響,最後只能被簡單口號操縱投票」。台灣人簡直身歷福山語境,從「春天的花蕊」「有夢最美」到「台灣價值」「民主鳳梨」,空洞但美麗的口號就能操縱投票,竊國為侯。「民主是迄今最好的制度」只剩下猶疑的信念和厚顏的外宣,沒幾個人說得出口了。

民主反科學、反專業

民主唯一的科學應用就只在比較數目的大小:十個文盲在核議題上勝過九個核工博士。國家大政交給99.99%對專業完全一竅不通的選民去作決定,這種盲人騎瞎馬居然是民主最極致展現的公投。民初擁抱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先聖先賢們,竟然看不出來德先生是反賽先生的。

斯里蘭卡總統跑了,阿富汗總統跑了,往前推還有辛巴威總統跑了,菲律賓老馬可仕跑了,族繁不及備載。他們都是民主制度下民選的領導人。在各層級政治選舉中,人們對候選人誰好誰壞的認知,遠不如對歌星的偏好來得專業。民主讓每個人參與政治,不專業的結果在大概率上是平庸的,如果出現偏好或偏壞,都是運氣,例如梅克爾或希特勒。

民主勝選者民調多半開高走低,每下愈況,在韓國甚至形成青瓦台魔咒。電影Game Change講的是阿拉斯加州長裴琳的故事,她後來更成了副總統候選人,與其說電影在嘲諷裴琳,毋寧在嘲諷民主集體素質的脆弱。台灣半世紀來領導人的下台民調,全部低於上台民調。唯一下台民調步步高升、歷史定位永彌新的領導人,是被不斷獨裁污名化的小蔣(他也是面對1450唯一沈默不抵抗卻依然屹立不搖的傳奇)。民主領導人為什麼會出現不如獨裁領導人的情形?是民主/獨裁的體制重要,還是領導人的素質重要?

民主所做的決定,本來就不是因為那是「最佳選擇」而受到人們青睞,而是因為人們以為那是「我的選擇」而讓人們情有獨鍾。所以康德認為民主建基於隨性,而非理性與正義;柏拉圖認為民主讓每個人都參與政治,即無專業。所以理論上在這種制度下的政治生態與決策品質,本來就沒有高水平的期待可能,民主才是無可避免要被淘汰的結局。政治學是民主制度下最不受人尊重的專業,各行各業阿貓阿狗都自以為可以論政,可以從政。不專業的結果就是低水平,「每個人都參與」的價值只在於「結果怨不得人」。

民主反價值

民主只管數目多寡,不管是非善惡黑白對錯真假,也與公理正義道德無關。「多數」自認為就是至高無上的道德。「民主之下,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反對多數,甚至理性的權威都要怯步,因為多數自認為是理性的唯一代言人。因此,它可以為所欲為,除了它的意志,再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限制它的行動」(法國托克維爾)。民主是強凌弱,眾暴寡的標準形態,無恕道可言,輸一票就是全盤皆輸,贏家整碗端去。

因其本身已被價值化,所以民主不再需要建基於是非善惡黑白對錯真假的任何價值之上。他們標榜法治,藉口法治足以防弊,不需要講究政治人物的道德修煉,所以他們貶低甚至污名化人治,流風所及,競相無恥。明明法律只是道德的最底線,他們卻把法治抬舉到道德最高點,此外再無價值標準。這是民主演化的最終宿命都是爛蘋果的原因。

民主成熟的法國與加拿大近年都出現投票率低於五成的選舉。850萬人口的紐約市長白思豪只拿70餘萬票就連任;號稱學風第一自由民主的台大,學聯會主席由個位數投票率產生。人們對民主所賜最重要的權利與權力心灰意冷,形成少數決的反民主現象,等於動搖民主多數決的基本理論。全球成熟的民主已經浮現自我否定,所以民主會自殘自毀,走上自我滅絕之途。選民之棄權並不是因為他們覺得制度提供了「選誰都好」,反而是因為制度造成了「選誰都爛」。

澤倫斯基正是因為在戲裡批評「選誰都爛」而在戲裡戲外都當上了總統,結果他所領導的政府以貪腐聞名而進不了歐盟,民調從73%掉到23%,於是孤注一擲靠攏北約,不惜引火上身,以一個猶太人總統,驅使斯拉夫人自相殘殺。戰爭終於掩蓋了貪腐,民調反轉到91%,醜聞華麗轉身為英雄。民主隨表演而起伏。

民主是裹著選票糖衣的鴉片。「當家作主出頭天」是人類政治史上最成功的廣告或騙術。選民即使一再被忽悠詐騙,卻能含恨含淚不改其志。好像買彩票,百敗而不悔,堅信下次就輪到我出頭天了。一根看得見但吃不著的胡蘿蔔,就是民主被目標化的原形。等到人們終於發現民主總是走向選擇爛蘋果的宿命,於是投票意願開始降低,他們不要糖衣了。但他們只能放棄投票,任人擺佈,卻不能放棄民主,這條路走不通也得走下去。因為他們就是當初放棄了獨立思考,閉著眼睛幫忙打造民主神話的先鋒,腦袋裡只此一途,即便回頭,也無路可走。選舉是民主制度的靈魂,選票是民意的靈魂之窗。一旦靈魂之窗關閉,沒有靈魂的民主在各地漫步時(全球化的低投票率),民主已經屍居餘氣,有名無實了。

民主推卸責任

梅克爾建北溪二號,蕭茲作廢;歐巴馬叫停美加輸油管(基石XL),川普重啟,拜登再廢;台灣核四潮起潮落四回合,三千億化為夢幻泡影。後朝反前朝,為反對而反對,坐看公帑虛擲一事無成,居然無人負責,全民倒楣。民主讓政客輪流做莊,恰是自己折騰自己。人民選出了政府,賦予權力,政府本就應該召集專業,推行政策,並對成敗負責。凡事推給公投,事成則攬功剪彩,事敗則甩鍋民意,阿貓阿狗都可以執政了。民主的價值在於「結果怨不得人」,民主也就成為政治人物推卸責任最佳藉口。川普重啟是民意,拜登再廢也是民意,都是全民買單,債台高築,民主不就是自己折騰自己嗎?

美式民主採用任期制,幹得好不好都要下台,那他們上台後,真的還會民之所欲長在我心嗎?美國每一位總統的第二任期都在為自己下台後打算。蔡某回答李遠哲碳中和問題時說,今天的碳排是前朝造成的,與她無關;卸任後的碳中和是後任的事,也跟她無關。結果每一任都可以用她的答案一推六二五,我們的碳中和就會跟美國的基建一樣,一代推給一代,沒有一代要管。這就是民主制度內建的CEO現象,不管前任,也不管後任,最好前後任都比我爛。我不相信這種普世價值不會被淘汰。民主內建的黑洞最終必會造成民主的塌陷與死亡。

思想殖民

真要設計一個好的制度,絕無可能像「比較數目大小」那麼容易。幾百年來,西方強權不但殖民於世界各地方,也殖民於人類各思想。許多地方已經脫離殖民地位多年,仍然不能脫離殖民思想束縛。無孔不入的宗教信仰尤為代表,許多非裔族群信仰之虔誠甚於白人。

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權,更是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迷幻藥,像萬靈丹似的銷遍全球。人們早已懶於思考,就像數學公式、幾何定理一樣,有人證明過了,我們直接套用就好。更像宗教一樣,是個信仰,我們從出生起就被這樣教育,信就好了,不用講一堆有的沒有的大道理。當一個思想佔領了人們的頭腦後,不管它是否合理,就再也沒有比從頭腦裡把它趕走更難的。這裡面無可諱言的還有我們國人經過積弱不振的百年,由屈辱而自卑而崇洋而媚洋而全盤西化的心路歷程。

現在不會有人相信人類生而自由平等了!在民主三寶盧梭、洛克、孟德斯鳩那個年代,菁英們為了掙脫君權神授的思想桎梏,才開創天賦人權說以為對抗。因為民智未開,只得以天制天,以愚易愚。孫中山雖受西方思潮洗禮,卻並不人云亦云。他明見天賦人權不存在,由此建立弱勢族群的觀念,並提倡服務的人生觀以為救濟之道,強者要服務弱者。

天賦人權被西方菁英奉為圭臬,為的是合理化霸權社會裡的強凌弱。他們將生而自由平等植入人們的思想,並要求人們將之奉為一生的信仰,弱者因此淪入悲慘的敗部也無處申冤,只能逆來順受,聽天由命。工業革命初期,契約自由原則甚囂塵上,低工資、高工時的童工女工比比皆是,全都基於自由意志,愛來不來,無人強迫,大家都覺得合理。但我們從現在回顧過去,藉自由之名的強凌弱一目了然。

民主與法治也是西方菁英們的思想殖民,希望人們奉為一生的信仰。民主讓每個人參與政治,等於回到叢林世界,物競天擇,最終都是強者勝出,弱者懾服。菁英們又不願受到道德的束縛與譴責,所以醜化人治,鼓吹法治。法外無是非。最後立法、執法、司法都掌握在菁英手中,由於沒有強者服務弱者的概念,民主法治就成為讓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體制。

政治學者的研究認為,普通公民對美國政府的行為幾乎沒有影響,能改變政策的僅限於收入頂端的人,和代表企業及利益團體的組織。換言之,美國是個金權政治(plutocracy)的國家,或稱富人政治,就是強者政治。

立法是人在立,執法是人在執,司法是人在司。所謂徒法不足以自行,法治最終還是離不了人治,法不過工具耳。推崇人治才能使良法善用;人治不臧,法治適足助紂為虐、為虎作倀。例如菁英們通過立法替富人減稅。

獨立思考擺脫思想殖民

東西方政治哲學的差別在於「民本」與「民主」。民本是for the people,重在實質性的目標理想;民主是by the people,重在程序性的方法路徑。中國政治要走哪一條路去達標國泰民安,可以一試再試,並不拘泥一格,此即老鄧的黑貓白貓說,摸著石頭過河。西方畫地自限,直接以民主為達標,重在每個人自以為的自決,至於結果是否for the people,則非所計,只要by the people就好。民主若能實現民本,那沒問題,民主可以成為一種路徑的選擇。但若民主不能實現民本時,文明應該還有其他的道路選項。

「極」權是從「集」權演變而來。集權相對於分權,就是中央vs地方。那是比例問題,也就是偏中央集權多一點,還是偏地方分權多一點。在孫文學說中屬於均權制度。如果太偏中央集權,就會被講成極權;但再怎麼集權,也不能沒有地方分權,特別是幅員遼闊的大國。而分權到了極致,會變成分離,例如大英國協成員表態,女王是最後共主,儲君上台後,成員即與大英完全脫離,陽光道與獨木橋,各走各的路了。有朝一日美國若是跟英國一樣走下坡,比較強的州也要走上分離之途。如同加泰隆尼亞之於西班牙。

集權跟專制、獨裁一樣,都被刻意污名化了,為的是相對於民主的神聖化。污名化與標籤化都是政治外宣上的基本招式,給速食世界的普羅大眾提供不需要太傷腦筋的懶人包。實則問題不在治國途徑是民主或專制,而在治國理念是否以民為本。目的在吃飯,不在於用刀叉或是用筷子,吃飯是普世價值,用刀叉吃飯算什麼普世價值?誰說只有獨裁才會帶來腐敗,只有民主才會帶來安和樂利?

民主政體在效率上不如專制政體是人所共知的。在以民為本上,民主體制更有先天死穴。由於他們幹得好不好,時候到了都要下台,所以人民沒有推翻的必要,主政者也沒有被推翻的戒慎戒懼,選舉贏家可以在任期內儘管吃香喝辣,坐地分贓。民主如果只是輪番餵養菁英,如何不被淘汰?「在專制體制下,獨裁者甚愛自己的政權,以致害怕自己規定的制度給政權帶來麻煩」。專制政體沒有下台約束,幹得不好,就只有爆發革命讓他下台,所以他才真正無時無刻不以最大多數百姓福祉為念。

民主是數人頭的,在窮人頭遠多於富人頭的美國,為什麼會帶來服務少數人福利的富人政治?反而寡頭的專制政體有能力服務最大多數人的福利?多數決的制度福利少數人,少數決的制度福利多數人,這是怎麼回事?

政府是否以民為本與政府是否民主無關,而重點在前者。若以民為本,民主與專制對老百姓都是好的,但專制會比民主更好;若不以民為本,民主與專制對老百姓都不妙,但專制會比民主更不妙。習近平告訴拜登,21世紀民主無以為繼,專制將主宰世界。因為新世紀裡瞬息萬變,刻不容緩,決策當講求效率,才不致延誤失機。而民主程序費時,緩不濟急,要解決問題必須等待凝聚共識,但你沒時間了。所以民主會被淘汰,由一個會替廣大人民著想並具專業能力的專制政體來取代。簡言之,在新世紀,政府如果不夠專制就會在國際上被淘汰,如果不能為民著想就會在國內被推翻。

民主是舶來品。西方認為領導人換手頻繁,況且制度的制衡設計可以有效約束領導人,所以不太在意領導人的素質。選舉領導人全憑好惡。中國老祖宗特別講究治國者的人品道德操守,他們教育的對象主要是「士」,而非全民百姓;著重的是人,而不是法;目標是民本,而非民主。一個以民本思想念茲在茲的獨裁政體,恰是中國人數千年來嚮往的開明專制。尤其在今日多元分工的世界裡,讓政府各專業部門去操煩國家大事,百工百業才能各安其所,生民始得樂樵蘇。

「毫無疑問,統治者有德有才,對於國家的富強來說是十分重要的;但統治者沒有同被治者大眾的利益相反的利益,或許更為重要,因為一旦他們有了這種利益以後,德便幾乎不發生作用,而才也將被用於幹壞事。」身處個人主義環境下的托克維爾認為「德」不能抵抗人性的貪婪,所以在利益衝突時便「幾乎不發生作用」。

托克維爾的「德」不是東方定義下的「德」。我們的有德者並非依賴沒有「衝突的利益」,而是志不在此。小蔣要擴大個人的利益,豈會輸給阿扁?李光耀若不是以百姓為念,利他重於利己,何來典範長存,世人欽敬?由是知重點在主政者的人品道德操守(能力自不可或缺),專制獨裁不是問題所在,只是在西方文化強勢霸凌下被污名化。大多數獨裁專制不能善終,不在體制,而在人為。但話說回來,能夠才德兼具,視私利如浮雲者,畢竟少數,托氏的論述正好點出了民主的阿基里斯腱,多數不能治國,國治要靠少數。

儒家講治民,不講民治。選賢與能是由治國者舉才,不是老百姓投票。上不忠於民,不是被罷免,而是被推翻。中國模式與民主陣營最大不同在於,他們認為審時度勢,替大家規劃未來,是執政者的責任,委之於民是不負責任的作法,一味民主會成為執政者卸責的最好藉口。他們不相信民主,不認為群眾能夠了解方方面面,足以做出對自己最好的選擇。這是福山花一輩子才學到的認識。李光耀不以標榜民主自豪,世人與新加坡人也不推崇他為民主先生,但他堅定的以for the people初心締造巨大成就,遠勝許多by the people的領導人。

東方的民權,重在人民的「權利」(民本),而非人民的「權力」(民主)。執政者應該以守護人民的權利為依歸(for the people)帶領大家前進,而非以授予人民權力為目的(by the people)跟隨大家前進。後者非但有卸責之嫌,在割據一方的封建思想根深柢固的中國,尤非國泰民安之道。

有謂大陸「改革之後無道德」!此即西風壓倒東風的結果。西方思想兩大根基在於自由的個人主義與達爾文進化論。其中沒有道德成份存在。他們的人權是片面定義的廣告詞,是挑釁工具,是作秀佈景,他們真正服膺的是弱肉強食,相信弱者本該被淘汰。所以美國疫死百萬,他們處之泰然,即使輪到自己身上,也只怪自己是弱者。他們認為每個人追求自己最大利益是文明前進的動力,自私成為榜樣。道德觀止於會不會觸法,亦即他們所標榜的法治,此外無是非。

東方的集體主義不能把其中的弱者分割出去,任其自生自滅。老有所終,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傳統世俗的道德觀違反了進化論,弱者未被淘汰,加重了集體的負擔(如堅持清零),不符合追求利益極大化原則。東方與西方,集體與個人,道德與利益,這是路線問題。改革開放之後多年,西風壓倒東風帶來的「無道德」問題開始浮現,才在文革廢墟中重拾儒釋道思想哲學,企圖扭轉東西風向,那是艱鉅工程,是文明對撞。

東方思想認為政府治理要靠道德和專業。道德要培養,專業要歷練。期待全民都具有這種水平是不切實際的。在士農工商的儒家分工時代裡固已如此,在分工愈細的現代文明裡尤應如此。各行有各行的專業,要從政就要注重道德修養,要經過行政歷練。不從政就不要干政,不要只會丟垃圾而不會收爛攤子,那是不負責任的。民主不尊重什麼專業或道德(只管數目大小),阿貓阿狗都能口沫橫飛、大言不慚的論政,下屎有,下蛋無。新世紀裡的民主將被「政治專業」取代,這種既非近代西方的民主,亦非傳統世襲的集權,才是東風崛起引領人類文明的契機。只是路途依然遙遠,可能要花一整個世紀才能清除掉被錯誤深耕的普世價值。

2022美國政府終於宣稱不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國安顧問沙利文說:「以往對華政策的一個錯誤觀點是,認為通過美國政策,我們將使中國的制度發生根本性的轉變。這不是拜登政府的目標。」實則在冠冕堂皇的外交辭令背後,人們有目共睹的是美國從未試圖改變其盟友沙烏地阿拉伯的體制,而俄羅斯並未因為接受西方制度的基本框架而成為美國的夥伴,反而遭到美國進一步窮追猛打。這一切都緣於「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的霸權心態,俄羅斯太強大而沙烏地不足道也。當「日本威脅」成為美國的心腹大患時,美國對於自己一手打造體制的日本照樣動手動腳,非要瓦解其競爭力不可。當越南有成立小北約以牽制中國的可能時,美國千里迢迢拉幫結派,才不管越南有沒有類中國體制。

西方文化以美國霸權推動民主,以顏色革命高唱法治,以自由多元強迫世界單極化。澤倫斯基、拜登、蔡某等,動不動就是捍衛民主,為民主而戰,每每這樣叫幾聲就能取得正當性。民主毛病一大堆,西方學者都已開始檢討,可嘆我們還停留在神主牌階段,在台灣,看不到有人敢批評民主,頂多只敢說不合我意的民主是假民主,不敢直指民主本身的缺失。民主真的是神壇上不可褻瀆的處子嗎?是政治史上終極的價值嗎?不!政治是一門專業,民主不專業,在本世紀就會走下神壇。等到一種更為專業的政治體制成熟後,民主就要被淘汰。習近平已經跟拜登淘心淘肺的說了,卻只是對牛彈琴。

容我再次強調,民主是一種思想殖民,是帝國主義產物,本質是菁英階層可控式的權力開放,是條通往菁英預設目標的道路。他們善於包裝美麗的謊言,如同他們的民俗,送禮時著重徒然金玉其外的美麗包裝。民主已經洗腦世界數百年,如果不從根本上掙脫這個框架,不能徹底戳破民主的錯誤、虛假、迷信、鴨霸、危險、弱智,我們將在根深柢固的迷思中拱手讓出正當性,去打一場事倍功半的艱難戰爭。孫中山先生再再強調心理建設先行的必要,良有以也。

「當這些新興國家找到了自己的國家文化,並且開始堅信它時,他們就會逐漸擺脫西方霸權過去灌輸給他們的“哲學文化”。而這,正是西方霸權終結的開始。西方霸權的終結,不在於經濟衰落,不在於軍事衰落,而在於文化衰落。當你的價值觀無法再對新興國家輸出時,那就是你衰落的開始」。(法國馬克宏)

直面“生存之爭”-準備武鬥,積極文鬥,加速內和 | 天人合一

美國無良政客終於撕下偽裝,公開在眾議院叫囂中美不是網球比賽,而是生存之爭
清楚表明美國無良政客-一夥修昔底德夢魘者、自私自利選鬥獸、弱肉強食叢林物、黑白瞬變雙標嘴、打遍天下惡強盜們,
他們在經濟、文化、制度、法理、民心各個方面全面衰落、快速下墜,基於規則的競爭競賽贏不了中國,幾近絕望,於是癲狂。
武力冒險、不擇手段、不要臉面,可能是其最後且正在加速實施的戲碼。

臺灣,面臨被美國強逼成烏克蘭血肉磨坊的生死存亡選擇,中華民族,又到最危險的時候。

我主張,保持戰略定力,坦然進場,打一場漂亮的防守反擊。
軍事上尤其在臺灣、南海取積極防守勢、準備武鬥。做好最壞情況下嚴防死守準備,且時刻準備後發制人戰略反攻。
經濟、文化、政治、外交上,採取全面進攻勢,針鋒相對、積極文鬥。尤其是改變“不干涉別國內政”、“不批評別國政要” 的原則、習慣,理直氣壯針對美國無良政客“內政無能、外事尋釁 、騙取選票、不管和平、禍害世界,同時自毀美國”的醜陋形象與罪惡本質進行口誅筆伐。將批判、揭露做到美國內部去,公諸全球理性人,喚醒、發動美國民眾及國際社會共同起來制約這一批喪心病狂的瘋癲人。

與此同時,加速兩岸政治促統進程
不甩、孤立、限制、打擊蔡英文台獨、獨台犯罪團夥;
對臺灣民眾實行全面、完整的中國國民待遇
直接面對島內民眾,面對非獨政治團體,面對全球華人華友,發起研議協商兩岸如何和、如何處、如何統”的全民政治協商。
將寄望於臺灣同胞落到實處細處。
通過兩岸及全球中國人中國友的團結和合,打敗美國無良政客利用臺灣烏克蘭化拖累、牽制甚至打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的險惡圖謀。

美國到處樹敵,焉能不敗? | 郭譽申

H. R. McMaster是美國退役三星中將,曾在川普時代擔任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去職後出版《全球戰場》([1])一書,可算是他的回憶錄,也是他對美國國家安全政策的回顧和建言。雖然美國的國安政策不是由McMaster將軍一人決定,[1] 無疑有相當的代表性,讓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國安政策的一些重要面向。

[1] 分別探討俄羅斯、中國、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伊朗、北韓等國的歷史、政治脈絡,以及美國應對這些國家的外交政策。美國與這些國家幾乎有劍拔弩張之勢,對比之下,中美關係還是其中最緩和的,而巴基斯坦是阿富汗背後的影武者,並且其不同派系同時是恐怖份子的打擊者和支持者,讓美國既需要它,又痛恨它。

作者檢討美國外交政策之所以屢屢挫敗,是因為「戰略自戀」的態度,即從美國的角度看世界,認為世局的走向主要依賴美國的決策或計畫而定,因此缺乏客觀地認識對手的意圖、手段與願景,導致美國或是過於樂觀,一廂情願地相信戰略對手願意與美國攜手合作;或是過於悲觀,懷疑美國介入國際事務的能力與正當性,導致畏首畏尾、無法成事。

[1] 呈現作者明顯的鷹派態度,以及他對上述7個國家的大幅度妖魔化。譬如 [1] 介紹中國的一章的標題為:「固若金湯的鐵腕控制-中共對世界自由與安全的威脅」,然而對於中國讓8億人脫貧,在本世紀的第一個10年內增加了2億中產階級,以及中國已40多年不曾參與戰爭等重大貢獻卻是輕描淡寫或完全不提。筆者對中國之外的其他6個國家不夠了解,然而由作者的妖魔化中國推論到其他國家,作者的妖魔化所有國家恐怕都頗多不實!作者批評美國「缺乏客觀地認識對手的意圖、手段與願景」,似乎也在批評自己的不客觀。

比較美國與中國。美國與歐洲國家和日本的關係是優於中國與這些國家的關係,但差距不大,中國與歐洲國家和日本絕非敵對關係,而仍然正常貿易、文化交流等。其實中國在全世界幾乎沒有敵對的國家,而美國卻是到處樹敵,正在烏克蘭與俄羅斯打代理人戰爭,不久前才結束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與伊朗不時有軍事衝突和代理人戰爭,與北韓長期劍拔弩張,而與巴基斯坦是各懷鬼胎。美國的敵對國家,應該還要加上 [1] 較少提及的敘利亞、利比亞、古巴和委內瑞拉等等。

中國在全世界幾乎沒有敵對的國家,而美國卻是到處樹敵,把不合己意的國家全都妖魔化,於是敵對的國家愈來愈多。美國雖然強大,比敵對的國家都更強大,然而長期對抗許多敵對的國家,豈能久乎?焉能不敗?

[1] H. R. McMaster《全球戰場:美國如何擺脫戰略自戀,面對全球七大安全挑戰?》八旗文化,2022。(Battlegrounds: The Fight to Defend the Free World, 2020)

戰機市埸中國受挫,台灣沒門 | Friedrich Wang

馬來西亞空軍宣布購買28架韓國FA50戰機。這是韓國戰機繼取得菲律賓與波蘭訂單之後,又一次重大勝利。而中國大陸與巴基斯坦合作的梟龍,又再一次落寞。

以前中國製造的戰鬥機,曾經在1980年代之後暢銷一時,而如今卻是連連碰壁。前幾天,本來購買中國戰機呼聲很高的阿根廷,最後將整個購買計劃加以延宕,未來如何還很難說。當然,政治因素是其中之一。阿根廷總統費南德茲不久前說「阿根廷處在一個不平等的大陸上」,故很明顯是受到美國的壓力,所以不能購買中國飛機。中國大陸已經開出轉移技術,並且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設定一條生產線,未來推銷這款飛機到南美各國,等於是幫阿根廷重建航空工業。這麼大的誘因,却還是無法讓阿根廷抗拒美國的壓力。

當然,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系統統合問題。在航空電子設備,以及精密雷達導引,還包括GPS系統,等等條件之下,現在的飛機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作戰機器,而是一架戰鬥平台,必須通過各種資料鏈的傳輸進行戰鬥系統的整合。如果購買了中國的戰機,甚至這幾年也同樣銷路不好的俄羅斯戰機,恐怕就將面對系統整合以及未來升級困難的問題。所以,馬來西亞這一次也放棄了米格35,印尼不久前也放棄了蘇凱35,而改購買美國F15的改良型作為下一代的主力戰機。

所以,武器的銷售基本上不是單純的物品買賣,背後有非常大的政治因素,也關係到國家安全。在全球的戰機市場競爭當中,對於中國大陸來說,這是很不利的一點。未來中國的戰機還有前途嗎?相信在第三世界國家中依然可以找到空間,但是在可預見的將來恐怕面對上述的因素,想要再跟80-90年代的時候一樣風光,應該不容易了。

最後,最讓筆者感觸良深的,是想起1990年父親在中科院航發中心任職,接待來參訪的韓國空軍人員。當時韓國空軍副總司令,表示對台灣戰機工業的水準,非常敬佩,尤其看到IDF已經開始試飛,認為韓國的戰機工業水準,至少落後台灣20年。而今天又是怎麼樣?上面已經清清楚楚,台灣這30多年的發展,真是讓人無話可說。

全球有文明衝突-兩岸如何? | 郭譽申

本世紀以來,一再發生恐怖攻擊事件,美國的回應是反恐戰爭,加上近年的中美對抗和去年爆發的俄烏戰爭,這些大多可以歸之於文明的衝突,證實了杭亭頓教授在二十世紀末有關文明衝突的洞見([1])。

杭亭頓教授主張,現代世界的主要衝突是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這個大方向被他說中,是了不起的貢獻。他列舉了現存的七、八個主要文明,特別擔憂四個主要文明,包括西方(基督教)文明、東正教文明、伊斯蘭教文明和中國文明,之間的彼此衝突。

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和伊斯蘭教文明的一個明顯差異在於後三者都基於一神教,而中國文明的主要思想儒家不是宗教。在一神教文明,神的旨意是絕對真理,因此有強烈排他性;中國的儒家文明雖然強調某些價值,並不自視為絕對真理,因此沒有強烈排他性。

因為神的旨意是絕對真理,一神教之間或同一宗教的不同教派之間的競爭極為激烈,幾乎是有我無你,因此歷史上爆發許多宗教戰爭;中國的儒家不自視為絕對真理,雖曾有許多不同派別彼此競爭,從未像宗教或教派競爭那樣激烈火爆。現在西方國家遠比伊斯蘭教國家富強,伊斯蘭教極端主義者於是採用非常規的恐怖攻擊,以彌補其常規戰力的不足,造成世界的驚恐和動盪。

一神教文明在其強大時都很霸道,有強烈的武力擴張性,以傳播神的旨意合理化、神聖化其武力擴張行為,歷史上伊斯蘭教和西方文明都曾這樣大肆擴張;中國的儒家文明則主張仁政,要讓老百姓過好日子,一向反對武力擴張(蒙古和滿清的武力擴張,當時主導的都非儒家文明)。

西方基督教文明相當霸道,從早年殖民世界的不義,到現代改進為大力鼓吹自由、民主等所謂的普世價值,即使有其理想性,卻忽略了自由民主的弱點和不同的客觀環境,自由民主解決不了文明的衝突,文明或意識形態的衝突只能長期循循善誘,而不能霸道地強迫改變,勉強的結果就是今日恐怖攻擊頻發的亂局。

文明的衝突要靠文化而不是武力來解決,一神教彼此相當排斥,對比之下,非宗教的中國儒家文明温和而有包容力,是比較能夠被各宗教文明所接受的(至少中國已四十多年沒打仗),可能是文明衝突的解方,當各文明互不排斥,有更多交集,文明的衝突就能減少和消弭。

從文明衝突看台灣。台灣自幾百年前中國大陸的移民大量移入,台灣的主流文化當然就是中國文化。到了近代,台灣經歷了西班牙、荷蘭和日本的殖民統治,加以西方強勢文明持續影響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世界,使台灣文化裡難免摻入一些西方文化。然而形成文化的最主要元素是語言、文字和宗教,台灣在這方面和大陸幾乎完全相同,台灣無論如何都屬於中國文明圈。這是台獨支持者再怎麼推動「去中國化」都改變不了的事實,推動「去中國化」不過升高島內的文明衝突和藍綠對立而已。

根據杭亭頓教授文明衝突的理論,具有同一文明的國家才會彼此誠心對待、合作,而具有不同文明的國家則難以合作,最多只是暫時的互相利用。以此觀之,台灣蔡政府主張聯合不同文明的美、日,以對抗同一文明的中國大陸,極為不智,台灣被逼迫吃美國萊豬和日本核災地區食品,就是明證。反之,台灣只有回歸中國文明圈,從親中逐漸走向統一,才是有益台灣的正途。

[1] Samuel P. Huntington《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聯經出版,2020。(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