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重現盎薩老三樣 | 盛嘉麟

中國經濟遇到了大麻煩(紐約時報)

2023年中國經濟數字已經公佈,5.2%;美國估計只有1%。
1%的評論5%的,已經可笑。
紐約時報用的老三樣又來了,也不怕世人恥笑:

1)美國的1%,是美國經濟的表現遠遠超出預期;中國的5%是,幾乎所有經濟指標都表現不佳。
2)中國經濟陷入了困境,原因在於習近平領導不力。
(難道美國經濟的表現遠遠超出預期是拜登領導有方?)
3)面對經濟困境,中國會試圖通過軍事冒險來轉移國民對國內困難的注意力。
(竟然無視於美國正在烏克蘭、紅海、南海、韓國,四處拱火。)

歸納起來就是盎薩的老三樣如下,儘管世人恥笑,紐約時報仍然要執行任務,黑幹到底:
1)中國經濟即將崩潰
2)中國政府即將瓦解
3)中國威脅即將實現

大家也注意到,最近盎薩對中國已經不太打自由民主人權牌,也不打新疆種族滅絕牌、新疆強迫勞動牌、香港反送中牌、支持台灣獨立牌了。
因為這些牌都打不動了,台灣獨立牌再打下去,中國可能馬上出手五桶台灣;加薩正在種族滅絕,新疆種族滅絕牌頓時變得十分可笑。
現在流行打中國經濟崩潰牌,一時美國、日本、英國、台灣的經濟學家,如台灣的謝金河、馬凱等,都紛紛抬出各種分析論述,斷定中國經濟即將崩潰,幸災樂禍、自我安慰。

而且紐約時報這篇文章文字簡陋粗糙、邏輯混亂胡扯,懂一點總體經濟學的人看了都會噴笑出來。
這篇文章作者是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本該有點水準,為什麼如此簡陋粗糙?
可以參考拙作 ,瞭解諾貝爾經濟學獎早不值錢了。
褪色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我正在籌畫寫一篇「自由民主人權老三樣、行政立法司法老三套,兩老行將就木」。
所謂自由、民主、人權老三樣的盎薩國家及日本、韓國、台灣,個個領袖望之不似人君,經濟毫無起色,國家社會分裂鬥爭。一切為資本服務。
所謂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互相監督老三套,只要川普上台,馬上皇帝三套一把抓。三權分立都是虛構。

大陸的勞資關係與經濟發展 | 郭譽申

中國大陸正在工業化,其勞資關係與經濟發展當然十分相關。《威權演化論》是一學術論文集,主題是對中國大陸的研究,書中有三篇論文([1])探討大陸一些地方的勞資關係與經濟發展的演變狀況,時間到2018年。本文主要取材自這三篇論文。

這些研究的主要關注地點在廣東珠三角,特別關注2010年的富士康工人自殺事件和2014年的裕元鞋廠罷工事件(富士康和裕元都是台商,被歸於外資),及其後的影響。研究方法包括蒐集數據和訪談,訪談很多企業員工(包含農民工)和地方官員。

199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勞動法》,2007年6月再通過《勞動合同法》和兩部相關法律,使勞動者獲得法律的保障。同時中國建立起一套勞動爭議解決體系,主要是地方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相關的,中國自1998年開始,逐步開始要求企事業單位給員工繳納保障性待遇“五險一金”。“五險”是指五種保險,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一金”是指住房公積金。

「整體而言,這些法律似乎改變中國勞資之間的正式關係,使得中國的勞動標準可以和許多歐洲先進工業化國家相提並論。」這樣的高勞動標準若確實執行,必定大幅增加企業的成本,是企業一時間承受不起的,因此中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最初幾年都並未確實執行這些法律和社會保障(譬如“五險一金”的覆蓋率偏低),而是逐步的提高勞動標準。尤其地方政府,與當地企業的利益比較一致,更傾向減少提高勞動標準。

另一政策轉變特別提高外資企業的成本:「2008年1月,中央政府實施新的稅法,把外資的所得稅率從17%提高到25%,而將本地企業的所得稅率從33%降低到25%。」大約同時,大陸開始在珠三角推動「騰籠換鳥」政策,即把珠三角的勞力密集產業移轉到内陸地區,而把珠三角留給技術密集產業,因為珠三角的勞動成本已高,使勞力密集產業變得沒有競爭力。

作者林宗弘主張,中共刻意使2010年的富士康工人自殺事件成為國際矚目的新聞,藉此成功驅使富士康把大部份工廠從廣東深圳轉移到内陸的河南、四川、重慶、湖北等地。另一方面,《勞動合同法》和相關法律實施後,勞工的勞動意識逐漸提高,2014年裕元鞋廠大罷工的目標就是爭取“五險一金”的勞動者保障。這類罷工事件迫使地方政府和企業逐漸提高“五險一金”的覆蓋率。

中國大陸推動把珠三角的勞力密集產業移轉到内陸地區,雖然獲得部份的成功(如富士康),難免有一些外資就出逃了。譬如2018年時裕元的生產比重,中國已落後於越南和印尼,居第三位。

[1] 徐斯儉、 蔡欣怡、張鈞智(編者)《威權演化論:中國如何治理?國家與社會如何維持動態關係?》左岸文化 ,2023。(Evolutionary Governance in China: State-Society Relations under Authoritarianism, 2021)
第四部 經濟與勞動治理
第八章 分權與差序型勞動政策治理:中國《勞動合同法》在珠三角的實施情況/鄭志鵬
第九章 以工人之名治理外資:富士康工人自殺事件後的黨國與勞資關係/林宗弘
第十章 政府強化勞動立法的非意圖性結果/方琮嬿

中國大陸 vs 世界其他所有地區 | 劉过

中國大陸的糧食消耗量占全球29.36%,能源消耗量占全球26.5%,汽車銷量占全球31%,手機銷量占全球23%,蘋果手機銷量占全球24%,冰箱和洗衣機銷量占全球27%,空調銷量占全球50%,電影市場規模占全球24.5%,電子遊戲市場規模占全球30%。

總體來看,中國的實際生活水準比人均GDP反映出來的水準高,真實生活水準應該至少相當於人均GDP1.8萬到2.2萬美元國家的生活水準。

中國的服裝市場規模占全球的28%,世界第一。自有住房擁有率89.69%,世界平均水準是60%。最新人均預期壽命78.2歲,高於全球平均水準6.2歲。同時,中國的儲蓄率45%,位於世界前列。

綜合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消耗量以及電影遊戲等文娛方面的市場規模,可以推論中國人的實際物質文化生活水準相比人均GDP所反映出來的水準要高出1.5到1.8倍。這得益於中國糧食的基本自給自足以及超大規模的工業化成就。

中國的GDP其實是被嚴重低估的。如果美國是25萬億美元的話,中國實際上應該是27到33萬億美元之間。美國的人工服務超級貴,就像香港的服務業品質態度享受,是無法跟廣東相比的。

中國稻米產量占全球37.31%,小麥產量占全球17%,肉類產量占全球26%,水產品產量占全球40%,禽蛋產量占全球36.3%,蔬菜產量占全球59%,水果產量占全球51.2%。這是農業方面。

工業方面,中國發電量占全球30.34%,鋼鐵產量占全球56%,水泥產量占全球57%,手機產量占全球67%,汽車產量占全球33%,冰箱、空調、洗衣機產量均超過全球50%,微波爐產量超70%。液晶面板產量占全球69%,液晶電視產量占全球90%,個人電腦產量占全球90%,消費無人機產量占全球74%,工業無人機產量占全球50%,造船完工量占全球47.3%,紡織業產量占全球50%,化纖產量占全球70%,4G基站占全球一半以上,5G基站占全球60%,高鐵里程占全球70%,除了大飛機和高端晶片等少數領域,中國可以說在絕大多數工業門類上對其他國家完成了碾壓。

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在工業生產上,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一個是中國,一個是外國。

 

黃埔女學生歷史簡說與謝冰瑩的故事 | 賈忠偉

前言:在中文《維基百科》之【謝冰瑩】詞條中~指謝冰瑩曾經參加過民國15年8月北伐戰役中的汀泗橋戰役,其實是錯誤的,因為就讀於黃埔軍校第六期女生隊的謝冰瑩,當時尚未入學,因此根本不可能穿上軍服參加北伐戰役。實際上,當時正處於國民黨的「寧漢分裂」時期,在蔣中正於上海發動清黨行動後,很多國民黨右派也宣布響應,其中鄂軍的許克祥先發動了「馬日事變」…之後是夏斗寅與楊森聯手出兵攻擊被共產黨把持的武漢政府,而謝冰瑩所謂的北伐實際上是依親共的武漢政府之命來討伐這些反共的國民黨右派,也就是說──謝冰瑩派參加的是──共產黨的那一方……

在中斷幾十年後,從民國83年(1994年/第六十七期)開始,陸軍軍官學校重新恢復招收女性學生。

陸軍軍官學校招收女性學生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朔至民國16年(1927年)2月,由親共的鄧演達(1895~1931)所主持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為黃埔軍校政治科)內、在第六期的學生中召訓過一批約200多名女學生,但在同年4月12日,蔣中正在上海發動清黨行動──史稱:「四․一二事件」或「東南清黨」(中國共產黨則稱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到7月15日,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也通動了「分共」的決議,但直到共產黨在南昌發動──「八一暴動(南昌暴動)」後,汪精衛才開始下令封閉武漢的工會、農會,還提出「寧可枉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號,到處瘋狂捕殺共產黨員。原本分裂的國民黨(寧漢分裂)意外因「清共」再度合而為一(「寧漢合流」),但校務早已被共產黨把持的武漢分校則因此被關閉,女生隊自然也跟著解散。

著名的《從軍日記》、《女兵自傳(一個女兵的自傳)》…等書的作者謝冰瑩(1906~2000,原名謝鳴崗),就是在民國16年(1927年)1月考進武漢分校第六期女生隊。跟隨蔣中正清黨的腳步,同年5月,原駐守湖北宜昌的夏斗寅(1885~1951)聯合四川的楊森(1884~1977)派軍進攻親共的武漢政府。由於當時武漢的主力部隊都已開拔至河南,與張作霖的奉系軍隊作戰去了,僅剩衛戍武昌的葉挺(1896~1946)一個師的兵力(第24師)。武漢政府除命令葉挺出擊外,並決定把武漢分校學生編成中央獨立師來對抗夏斗寅與楊森的聯軍。當時謝冰瑩與期上女同學被編為政治連,分為救護隊與宣傳隊,隨部隊出征,行軍經過咸寧、嘉魚、浦圻、新堤等地(以上城市均位於湖北省),到返校為止,共34天(1927.05.18~06.20),她的暢銷小說《從軍日記》就是在那段時間內完成的,並連載於武漢的《中央日報》副刊上,後來由林語堂譯成英文發表於《中央日報》英文版副刊。(註8)

武漢分校關閉後,謝冰瑩曾入上海藝大(民國17年/1928年1月宣告停辦)、北平大學女子師範學院(1931年7月併入國立北平師範大學)讀書。從北平大學女子師範學院畢業後,謝冰瑩以售書的稿酬作學資分別在民國20年(1931年)與民國24年(1935年),曾兩度赴日,入「日本法政大學」與「東京早稻田大學」讀書,但均因為參與反對日本侵華與溥儀訪日等抗日活動,而被日本警察逮捕入獄,受盡各種酷刑,最後遭日本警察驅逐出境,但最令謝冰瑩心痛的是,日本警察還沒收了她的日記、手稿與許多珍貴照片。

另根據大陸長期致力於近現代中國軍事史暨人物傳記資料收集整理的陳予歡和陳重陽指出,黃埔軍校在大陸招收的23期學生中,畢業的女學生總數約為800餘人。除了上述武漢分校外,其他還有:抗日戰爭爆發後的民國27年(1938年),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第15期第2總隊特科大隊招收了191名女生隊學員;民國28年(1939年)秋,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三分校第16期108名女生隊學員(為「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戰幹團」改編而成);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成都校本部分兩批於民國27年(1938年)2月、3月間考入第15期女生隊共200多名學員;民國28年(1939年)初,在江西吉安入伍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16期女生隊學員,隨第三分校輾轉遷移到後方正式開學,男女合校共3,000人,其中女生300多人,經過短期培訓後於同年冬畢業;民國29年(1940年)初,招收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九分校第18期第2總隊女生隊學員,共60餘人,獨立編成進行軍事與政治訓練,2月在江蘇東台縣入學,女生隊隊長由張祖年(第三分校第16期畢業)擔任,同年畢業時還剩有24人。

【第九分校第18期第2總隊女生隊24名畢業學員名冊】

民國37年(1948年)由晨光出版社出版的《女兵自傳》,後被譯成英、法、德、日等10多種文字,是謝冰瑩一生的代表作。謝冰瑩一生有過三段婚姻,最後一任丈夫為賈伊箴,兩人在民國29年(1940年)結婚。賈伊箴畢業於燕京大學(Yenching University,1949年後遭中共廢校,校系併入其它大學,校園則改為北京大學校園)化學系,曾到英國留學,回國後就在燕京大學任教。民國37年(1948年),謝冰瑩應聘至臺灣師範學院(師範大學前身)擔任中文系任教,同時負責教授「新文藝習作」。賈伊箴則擔任化學教授,同一時間也擔任剛剛在花蓮復校的「兵工工程學院」化學教授。據統計,謝冰瑩一生出版的小說、散文、遊記、書信等著作達80餘種、近400部、2,000多萬字。代表作《女兵自傳》出版達19版之多,後被譯成英、法、德、日等10多種文字。民國89年(2000年)1月5日,謝冰瑩因病在美國三藩市逝世。她畢生文學創作數量之多,影響之大,令世人矚目和敬佩。她是中國最多產、最有成就的女兵作家,在現代中國文壇享有盛名。(同註8)

民國26年(1937年)由上海光明書局出版的《從軍日記》。謝冰瑩晚年曾經說過:「三十歲以前不左是傻瓜,三十歲以後再左是呆瓜。」也就是說,30歲以前的謝冰瑩確實在政治理念和文學創作上具有明顯的左翼傾向……翻開《從軍日記》,革命、壓迫、階級、封建、地主、資本主義、奴隸、農民、推翻 等字眼處處可見,充滿濃厚左翼色彩,和當時左翼文學作品相比,激進程度毫不遜色(註9)

◆共產黨筆下的黃埔四女傑,是指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女學員中最為突出的四個人物。分別是「神槍手」胡筠(1934年以「AB團」嫌疑分子遭共產黨殺害)、民族英雄趙一曼(1936年在東北遭日軍殺害)、廣州起義烈士游曦(1927年參加廣州暴動失敗被殺)、少將胡蘭畦(中共建政後歷經──三反、五反、胡風反革命集團而被批鬥,1994年過世)。

◆危拱之(1905~1973)──葉劍英元帥第四任妻子、張瑞華──聶榮臻夫人、曾憲植──葉劍英第三任夫人、黃杰──徐向前夫人。

(8):參見──

(Ⅰ)楊佳嫻:《成為(女)兵:謝冰瑩的軍旅書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30期/2017.12)。

(Ⅱ)曾慶榴:《中國為什麼如此尊崇黃埔軍校:三次拯救中國,短短二十三屆培育數百位將軍的奇蹟學校》(大是文化),p221~225。

(Ⅲ)蔣永敬:《國民黨興衰史(增訂本)》(臺灣商務出版社),p213。

但在中文《維基百科》之【謝冰瑩】詞條中則指出──謝冰瑩是在民國15年(1926年)冬,投考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六期。參加過短期軍事訓練,便跟北伐軍北上前線汀泗橋服役參戰,這記載是錯誤的,因為北伐戰爭中之汀泗橋戰鬥(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10師、第12師與吳佩孚部隊在湖北咸寧汀泗橋一帶的戰役)發生於民國15年(1926年)8月25日~28日,當時謝冰瑩尚未入學武漢分校。

參見──中文《維基百科》之【謝冰瑩】(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B0%A2%E5%86%B0%E8%8E%B9)。

在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的《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54:謝冰瑩》一書中寫道:原名謝鳴岡的謝冰瑩是在民國15年(1926年)11月時,經二哥謝贊堯的遊說考上中央政治學校武漢分校,但因為反對複試而遭開除。同月25日,改以「冰瑩」之名重新投考中央政治學校武漢分校,以第一名成績考取(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女生部,入伍接受3個月軍事訓練。隔年(民國16年/1927年)5月,與19位女同學獲選為第一批出發鄂西之救護隊,隨軍北伐,參與汀泗橋、新堤、廣濟之役。

參見──國立臺灣文學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54:謝冰瑩》(國立臺灣文學館),p80。

而大陸軍事人物研究權威陳予歡教授在《黃埔女兵與抗戰歲月》中寫道:謝冰瑩是在~民國16年(1927年)5月,參加中央獨立師到前線戰場救護工作。她隨軍參加北伐戰爭,從征間隙完成《從軍日記》,發表於《中央日報》副刊後名震一時。後經林語堂譯為英文發表於《中央日報》英文副刊,並集結出版專輯,再被譯成法、日等國文字,在國際文壇有了影響。

參見──陳予歡:《黃埔女兵與抗戰歲月》。

但實際上,當時正處於「親共」與「反共」的「寧漢分裂」時期,在蔣中正於上海聯合青紅幫開始清共後(即「四․一二事變」),先是隸屬於唐生智(鄂軍)的夏斗寅之第14獨立師聯合了四川的楊森率軍在4月17日攻打武漢,武漢政府只能命後方留守之葉挺率軍反擊,同時也動員武漢分校學生進行反擊。

之後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第14師第33團團長許克祥(屬唐生智之鄂軍,1953年來臺,任物資局顧問,1964年過世),也在同年5月21日下午通電全國,擁蔣反共,並派軍包圍封鎖中國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省特別法庭、共產黨黨部、總工會、農民協會等二十多處共黨機關,殺害百餘名共產黨。因21日的電報代韻字母是個馬字,故稱為「馬日事變」。

參見──蔣永敬:《國民黨興衰史(增訂本)》(臺灣商務出版社),p213。

堅決規避政治上的激進主義 | 天人合一

我主張堅決規避政治上的激進主義。

在公器從理論到實踐都私有的時代,“保皇權”與“爭民權”或是根本對立的,或只能進行“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的革命。

在封建皇權已經推翻,民的國度已經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憲政秩序”已經形成,形形色色的政治方面都以“民”或“人民”為“天”的今天,還有什麼理由、什麼必然,需要急風暴雨,需要你死我活,需要改朝換代,需要“割喉”、“絕食”、“攻打巴土底監獄”,需要滅此朝食,需要斬草除根,需要不能“坐下來什麼都可談”。

國共從北伐戰場上反目、分手、對抗、戰爭,直至兩岸中國人多年隔絕,不讓人心酸、遺憾、驚醒?
兩岸還要為自以為是的觀念、制度、生活方式以及所謂“民”或“人民”爭它一萬年,隔絕、對立、撕裂其所謂“民”或“人民”一萬年?
兩岸政治對立、兩岸政治至今不能坐下來,源於政治上的激進主義,掣肘於政治上的激進主義。
兩岸間急需構建政治共和。

臺灣島內藍綠對立、族群撕裂。大災大難都不能稍緩政治惡鬥、都成為攻擊對手的良辰美時。無所不用其極、勝選了再說,成為凝聚選票的絕技。其雖具直選最高領導人民主之形,實缺共和政治之實。急要的還是政治共和。

大陸呢?更需要政治共和。
大陸“鬥爭為綱”碰壁幾十年。缺的是共和。至今,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有理就要爭贏、有理絕不恕人、輸贏立馬要定、斬草就要除根的基因仍然存在於主流政治與眾多人群的潛意識。

伴隨改革開放驚世成就而來的還有中國社會深刻、巨大的變遷、矛盾與危機:發展不平衡拉大了社會階層的差距,腐敗與不公增大了社會的對立,意識形態的不能自圓其說、社會精英言行不一降低了執政黨的道德感召與社會凝聚力;貪腐難醫與政改遲緩給“民主派”以西方為師提供了藉口;損公肥私、為富不仁、金權勾結、社會不公,讓“人民派”有了憤怒的理由;而一群異化了的權貴們還正在沒心沒肝、肆無忌憚地啃蝕、消磨共和國的根基、玷污著老共產黨人清廉奉公、與人民群眾血肉相連的榮譽,幹著在和平大殿裡倒油、加柴、佈雷、放火的勾當。

當今中國的內壓力遠超過文革及其它敏感時期。不同的意見者或都有堂而皇之、可稱為真理(哪怕是局部、是一時)的理由,都有著一定規模、深具激情的粉絲,都染著“人民”、“民主”、“變革”、甚至“革命”神聖的色彩。

中國如何自處?
不同的的情緒如何渲泄?不同的意見如何表達?不同的利益如何調鼎?不同的政見如何鬥爭?
只以已是,唯我獨尊;
“兩個凡是”、不問是非;
逆我者亡,不准亂說亂動;
得理不饒人,有理橫三分;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這是最後的鬥爭,不達目的絕不收兵。
重蹈過去的老路?
兌現“七、八年再來一次”的迴圈?
這不僅是執政者,也是每一個政治愛好者,每一個中國人應當深入思考與冷靜判斷的。

中國需要解決一些問題,需要一些改變,但不應當折騰。
建塑政治共和的社會思潮,磨合建設環境下的政治鬥爭遊戲規則,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胡錦濤“和諧觀”絕不僅僅只具關心低保戶、兌現農民工工資、建立農民醫療保險等等親民愛民的民生意義,其更深層的意義或許是政治和諧。
然而,當政者談事情,總多禁忌與顧慮,總難跳出既有思維定勢與學說體系。要麼,已有的學說都是好的,於是有了“兩個凡是”,有了什麼都要唯書、唯上、唯前人;要麼好的、新的東西都是已有學說包含了的,於是什麼都往那個“筐”裡裝,新腳適舊履,往往不倫不類,新酒裝在老瓶裡,不定嚇跑品酒人。

跳出既有主義、學說與定見,研討不同意識形態、觀點、主義、制度、生活方式、在一個國號下共生、共存、共和、共榮,這就是共和主義的目標、任務以及其將在中國復蘇、興起、成為社會主潮的原由。

我希望建構不同政治面共和相處的遊戲規則,正是深感危機、正視危機、避免激進、消除激進、減緩激進,期望“把國家憲政秩序當作政治閥門和政治處理器,逐步釋放和解決內部矛盾,避免扒口子或者拔氣脈芯兒造成政治崩潰的局面”的“紮籬笆”。

有些人“紮籬笆”,是儘量把“不同政治面”堵在“籬笆”之外,是沒想過“籬笆”之內也有人會拆籬笆。我之“紮籬笆”是儘量把“不同政治面”拉進、引進、和進 “籬笆”之內,並與籬笆內可能拆籬笆者溶合成99%加1%,一道守籬笆、護籬笆。

不抽激進之薪,怎止激進之沸。

善待毛鄧、超越毛鄧、才少矛盾、才有祥瑞 | 天人合一

當今中國明顯有兩種極端力量背向而行。
非毛、非鄧,且全非、全是,沒有半點交集,不會一絲妥協。
而其都以人民利益為訴求、以黨國正宗為旗號、以黨綱文件教科書為語言、以復辟背叛攻擊對方。
各執一端、各說各話、各人都有一定的道理、依據,足以讓人眼花繚亂。

非毛、非鄧?
全是、全非?
全是者不是,全非者亂非。

毛非鄧?
鄧非毛?
毛鄧一體,非者自非。

毛鄧皆偉人。
均系人民之功臣、共党之翹楚、時代之英豪。
均做了其時代該做的事,均引領中國人達到了歷史的新高點。

毛鄧亦凡人。
其均有看不透的規律、沒做完的事情、解決不了的問題、甚至遺害留禍予後人。
然瑕不掩瑜。
二者可以分伯仲,不應說優劣。
人們沒有資格吹毛求疵、鄙夷責難,更不應當將其當成鍾馗畫在政治惡鬥之劍上,假公爭之名行私鬥之實。

尊重、學習、繼承、揚棄、超越,才是當然。

月有陰晴,潮要起落,風非單向,人總是左右腳前行。
將今天與昨天一刀兩斷是那麼的難辦;
讓左腦與右腦互搏是多麼的愚蠢;
登天梯取掉腳下的板子有多麼的危險;
粗暴的否定、輕率的肯定、簡單的重複、不停的翻燒餅、翻江倒海般折騰,極端之大謬、家國之妖邪也。

善待毛鄧、超越毛鄧、才少矛盾、才有祥瑞。

中國不能走「仇富抑商」回頭路 | Friedrich Wang

鄭和下西洋的艦隊規模、船隻的噸位,以及幾次航行的距離,在15世紀的世界當時都是佼佼者。這也象徵當時中國的科技,以及其強大的國力。但是,為什麼後來卻沒有為中國開創一個新的局面,就像半個世紀之後那些歐洲的航海家一樣?

答案就是缺乏獲利的誘因,或者你可以說缺乏資本主義作為動力。歐洲人冒險航海,遠渡重洋是為了找尋新航路,獲得商品以及市場,簡單說就是為了賺錢。而中國人的龐大艦隊,卻是為了政治任務,正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無論是找尋建文皇帝的下落,或者為了組成海上聯盟對付帖木兒帝國,還是宣揚大明國威,都與拓展海外市場,推銷中國的商品沒有什麼關係。

其實這個狀況跟當年張鶱通西域差不多。漢武帝為了聯合中亞的國家,大月支、烏孫、大夏等等,來東西夾擊強大的匈奴汗國,確保帝國的安全。簡單說,這是一樁政治任務,或者說軍事外交任務,更加與資本主義無關。

保守的農業性格,加上帝國從商鞅變法以來的基本意識形態「重農抑商」都讓中國社會沒有辦法正常發展出真正的市場經濟。只有在帝國安定一段時間之後,才會由民間有限的發展出部分的市場經濟,但是還遠遠沒有到可以改變整個帝國社會,以及刺激生產力飛躍提升的地步。這就是為什麼近代中國被打得毫無招架之力的根本原因。

實際上,中國的這種狀況到了上個世紀中葉之後都還是如此,對岸的政治論述長期以來對所謂的「買辦」還是給予非常低的評價,甚至於將所謂的民族資產階級幾乎進行毁滅。這樣的意識形態以及操作方法,不可能讓整個中國社會發生質變。

改革開放導入了市場經濟,扭轉了「重農抑商」的傳統。如果中國大陸未來還是走回頭路,繼續「仇富抑商」,那麼這個民族的苦難恐怕還會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

茅于軾罵毛的警訊 | 天人合一

近日網上看到茅于軾先生《把毛澤東還原成人》與《對毛澤東的再認識兩篇文章,對茅式罵毛頗不以為然,倒很有點驚醒。

“把毛澤東還原成人”。未嘗不可
近幾十年,中國與世界都在如此做。
問題是,茅於軾《把毛澤東還原成人》的文章不像一個字斟句酌、言必有據經濟學家、而似文革滿嘴噴沫、張牙舞爪的大字報作者。不像一個年熟、功成、名遂的大家,卻像靠出位、出格、出醜拼出名的剛出道時的芙蓉與鳳姐。

故作驚人之語、專挑辛辣之詞、總用揣測之意,不吝妄加之事。以一個極端反對另一個極端,一個片面否定另一個片面。哪裡有其在《對毛澤東的再認識》中所標榜的“理性的思考、冷靜的思考、客觀的判斷”。

披頭散髮、脫掉褲子的潑婦駡街過後,才想起自己應淑女(經濟學家),於是褲腰帶沒拴好,就忙不迭地在《再認識》文中喊“斯文”、“矜持”、“文明”。如果其真不是有心“謊言和虛假”,其真該反省其在《還原》一文中的偏頗、極端、信口開河與胡言亂語。 

毛澤東,豈僅是毛澤東
他是一個時代的標誌、概括。
無論功與過,都有著歷史的背景、時勢的使然、整體的共業。
只從救星、亦或獨裁者個人角度解讀,都是歷史唯心主義。
老從私人動機、性格、甚至年老昏憒、“流口水”上猜測、挖掘歷史根源,有點兒小人之心、管窺蠡測。

毛澤東,哪能是今日的毛澤東
時者,勢也。任何人,都只能在哪個山唱哪個歌,有啥樣粉和啥樣面。
以現今的勞資關係、土地關係否定當年“打土豪分田地”,以現在的國際政治罵過去的輸出革命,有意義嗎?
茅先生是不是該罵自己出生得太晚大清時,至少可比李蓮英?

今日之毛澤東、又豈是當日之毛澤東
儘管主流權勢非毛、抑毛、冷毛若干年。吃飽了、穿暖了,家有閒錢了,旅遊到了北京的中國人,還是要到紀念堂。
他們是去重溫、是想回到大饑荒、大鬥爭、大管制的日子?
只有張嘴閉嘴罵“毛左”的人才想得到、編得出。 

“憶毛”之風起,在於貪腐黑惡不公不義之風熾。
笨蛋的精蠅,知道否?
儘管毛的經濟道路(一大二公)已經改變,毛的政治方法(階級鬥爭)已被拋棄,毛式幹部(不跑、不要、不賄、不色相交易者)早已吃不開,甚至毛的後人、遺族也靠邊、遠離政治經濟權勢主流,似乎永世也難翻身,但罵毛者不斷、且愈罵愈惡。 

茅式罵毛,罵真毛?
非也!
醜化、惡化之毛,為罵而罵之毛也。

茅式罵毛,真罵毛?
更非也!
反共、太明顯,於是反毛;
批當前,不敢、於是批三十年前;
罵官,或在罵自己,於是罵百姓(毛左)。
打著“反毛”、“護今”旗號,“反共”、“反當局”也!

非毛,不是不應該
毛澤東有功之外,確實有錯、甚至有過。如階級鬥爭神聖化、持久化、擴大化;政治鬥爭非法制化;經濟、社會建設政治化、軍事化。
罵毛,不是不准許
罵,在當今與今後也都是一種公民的權利。 

問題是,
罵、就為了解氣、立異、揚名?
非毛、就要搞己是人非、一非全非?
茅式“全非”後,中共還剩下什麼?
中國這八、九十年還剩下什麼?
就一個茅式“全對”、茅式“獨醒”、 茅式罵毛?
茅先生,“家”號顯赫,“科學”卻不見也! 

毛澤東早已逝去,生活仍要繼續。
每個人心中或都有一個毛澤東,不過或許其實就是其自己。
生活、社會、歷史,政治現實還會不斷修正、演繹、塑造毛澤東。
茅式罵毛,既無補於修正、補救毛的失誤,也無損于毛應有的歷史光輝,只會引發社會另一面的反彈

遺憾的是這種反彈又往往以更放大的非理性出現。
 “烏有之鄉”中反彈出大量極端文字、極端行為就是明證。
茅先生罵毛“無原則鬥爭”。自己卻點火、成功挑起了一場“風暴”。

當今中國是不缺乾柴烈油的,玩火者真不怕“蝴蝶效應”。
中國人,還真願讓這些似是而非、嘩眾取寵、驚世駭俗,一家出名萬骨枯的“磚”家們重新鼓搗到“急風暴雨”的時代?

茅式罵毛,倒是驚醒人們:
不實事求是、恰如其分、科學對待近代中國歷史出現的各種社會潮流;
不深入探究近些年“憶毛”現象的深層次社會內因
不冷靜、理性尋找強盛後中國不同的的情緒如何渲泄、不同的意見如何表達、不同的利益如何調鼎、不同的政見如何鬥爭
不拋棄只以己是、總以人非的固執,非白即黑、你死我活的極端,黨同伐異、不問是非的愚昧,成王敗寇、不擇手段的狂妄;斬草除根、不留餘地的偏狹;
不緊急建塑理解、尊重、寬容、協商、互嬴、也即政治共和的社會思潮;
不認真、嚴肅制定、磨合建設環境下不同政治觀、不同利益體共存、共和、理性、法制的政治鬥爭遊戲規則
只是罵、騙、哄、嚇,以一種偏狹替換另一種偏狹、以一種極端反對另一種極端
中國,則人禍未消,風暴將起,大難或再!!!  

中美介入台灣大選? | 郭譽申

每次總統大選都有傳言,美國和中國大陸介入影響大選,這一次也不例外。介入台灣大選要看兩方面:有沒有能耐介入?有沒有意願介入?讓我們就這兩方面探討中、美介入台灣大選的問題。

先看美國,美國絕對有能耐介入台灣大選。台灣人普遍親美,並且視美國為老大哥,很願意聽從美國的指示;台灣的政治人物很多都留學美國,對美國特別有好感,也願意聽從美國;台、美是長期盟友,台灣對美國的情報單位,不論官方或非官方的,一向不設限,因此這些美國情報單位在台灣的能力和佈線很驚人,有些政治人物甚至可能是美國中情局的佈線。美國介入台灣大選的能耐呈現於,幾乎每位總統候選人都要訪美,接受美國的面試,並且與美國在台協會保持聯絡。

美國雖有能耐介入台灣大選,卻沒什麼意願這麼做。藍、綠、白三黨及其總統候選人都一樣親美,都不會損害美國的利益,美國沒必要偏愛誰或反對誰。侯若當選,台灣會比較親中,但侯非統派,美國不必擔心兩岸統一。賴若當選,雖然他主張台獨,卻跟陳水扁、蔡英文一樣「務實」,美國不太需要擔心他宣佈台獨,挑起兩岸戰爭(參見《大選是戰爭與和平的抉擇?》)。簡單說,台灣不像某些中南美洲的國家有強大的反美政黨,對於那些國家,美國很不願意反美政黨上台執政,但對於台灣大選,美國樂得保持中立。

不像美國,中國大陸應該很有意願介入台灣大選。藍、綠、白面對大陸的態度,顯然藍比較親中(但拒絕統一),綠比較反中,而白介於藍、綠之間,不親中也不反中。大陸自然希望比較親中的藍營勝選,就像美國偏好其他國家都是親美的政黨執政。

假使大陸很快實行武統台灣,難免損耗其國力,不利於大陸實力趕超美國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目標,因此大陸並不急於實行武統,而希望有和平環境繼續發展經濟(參見《兩岸統一與中華民族復興》)。過去七年半,反中的綠營在台灣執政,造成兩岸緊張,既讓大陸分心於嚇阻台獨,又使外資對投資大陸猶豫(兩岸緊張當然不是影響外資的唯一原因),都不利於大陸的經濟發展。要扭轉綠營執政的反中態勢,大陸自然很有意願介入台灣大選,盡量協助藍營勝選。

大陸雖有意願,卻沒多少能耐介入台灣大選。台灣自國民黨長期執政的時代就堅定反共,逐漸民主化後,更把民主和共產對立起來,而且媒體時常把中共妖魔化,這些導致台灣人大多很反共,而不會聽從中共的主張,因此大陸難以介入台灣大選(這次認定台灣有貿易壁壘並稍加反制,也少有影響)。過去的大選顯示,即使對岸不介入台灣大選,綠營都時常「抹紅」藍營,使藍營損失選票;假使對岸真介入,藍勢必更不利,因此大陸只能抽手旁觀了。

對於台灣大選,美國有能耐介入,卻沒意願這麼做,因為反正藍、綠、白三黨都一樣親美。中國大陸有意願介入大選,協助比較親中的藍營勝選,以便繼續發展經濟,卻沒能耐真正介入,因為台灣人大多很反共。中、美都不介入大選,藍、綠誰能勝選,就各自努力吧。

自由主義無法解決美國的族群問題-對比中國 | 郭譽申

美國無端指控中國在新疆對維吾爾族實行「種族滅絕」,其實美國自己的族群問題,如族群歧視、族群貧富不均、非裔族群犯罪率高等,恐怕比中國更嚴重而難解。

美國已經雄踞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超過百年,並且實行族群平權的法律超過五十年,為何近年仍有「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這類的運動?因為美國的主流意識形態是自由主義,無法解決其族群問題。

美國盛行的自由主義,可說是比較純粹,不像歐洲早已接受不少社會主義理念。承襲啓蒙時代的思想,自由主義主張,人有理性,可以自主,並且值得受到尊重,因此強調個人價值、個人自由、個人權利等,即所謂的個人主義。人可以有最大的自由,只要不侵犯其他人的自由和個人權利。自由主義擴充到經濟領域,就是自由市場,市場不受政府和任何力量的干預,而由所有參與市場者彼此自由競爭。

自由主義認為,人們只要擁有相同、平等的個人權利,並且有充分的個人自由,就能夠自主的發揮其個人天賦而有所成就,既有益於個人,也有益於整個社會;而且這樣是公平的,因為每個人的成就取決於其個人天賦和自主的努力。相同、平等的個人權利是指法律上的平等,因此美國在1960年代通過並實行很多族群平權的法律,矯正過去對非裔族群在法律上的不平等。

自由主義著重法律上的平等,假使人們生活的環境(教育、經濟等等)相似,並且有同等的起跑點,大家自然有大致同等的發展機會。然而美國在1960年代開始實行族群平權法律時,非裔族群早已受到長期的歧視,其生活的環境和起跑點顯然遠比不上一般白人,因此其發展機會也遠比不上白人。這樣非裔族群的法律地位比以前雖有改善,其與白人的生活環境的差距恐怕不會縮小,甚至可能更擴大。非裔族群的貧窮率、犯罪率於是都偏高,也難免繼續受到歧視。

簡單說,對於弱勢族群,只有法律上的平等是不夠的,還需要一些扶助措施。然而這卻有些違背自由主義不干預市場和追求自由競爭的理念,而在美國頗有爭議,譬如:大學招生是否允許偏袒弱勢族群?很多公共設施老舊,其更新遲緩,因為僅考慮經濟效益,而忽略弱勢族群的需要。

相對於美國,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是社會主義,對於弱勢族群,如維吾爾族,的扶助是理所當然的(參見《中國在新疆對維吾爾族的扶助政策》)。中國顯然比美國善待弱勢族群,美國卻指控中國在新疆對維吾爾族實行「種族滅絕」,真是信口雌黃、顛倒黑白(參見《美國抹黑中國種族滅絕》)。

中國的部份弱勢族群聚居一地,多年來難免有一些追求獨立的聲音,而美國幾乎沒有這現象,因此美國的弱勢族群問題理應比較容易解決。美國不要迷信自由主義,應該學學中國善待弱勢族群,自然能夠解決其族群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