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早在第200師於3月底退出東吁後，彬馬那就成了盟軍抵抗日軍北犯的戰略要衝。軍部駐地位於曼德勒省央米丁縣（Yamethin）漂貝（Pyawbwe，或譯為「標貝」、「瓢背」鎮）的杜聿明因此制定了「彬馬那作戰計畫」，國軍計畫由第五軍主力將中路日軍主力吸引至彬馬那附近山地。爾後，駐守緬東之第六軍（面對日軍第18師團）、西路之英軍向彬馬那靠近，形成口袋合圍態勢，一舉集殲日軍主力，進而收復東吁、乃至仰光，計畫明確應在4月 15日前結束作戰。

其中負責欺敵與吸引日軍的是擔任狙擊兵團、由廖耀湘將軍率領之新22師，他們利用施瓦（Swar／ Hswar，舊譯為：司瓦、斯瓦，為位於錫當河之西，錫當河支流之施瓦河以北的一個小鎮，現為耶達謝縣轄）至彬馬那多為隘路的地理條件（均位於狹長的錫當河谷地），各部交替掩護，經過兩週不斷的戰鬥，逐步的將日軍主力逐步吸引到第五軍主力在彬馬那的口袋伏擊區。（註三十五）設定為固守兵團的第96師，則以彬馬那為核心，在附近之740及734高地之地特溫、塞貢、彬馬那，以及其西北高地之皮陽卡比等地構築陣地。在構築陣地附近吸引敵人後，以火力予以壓迫，並與擔任機動兵團的第200師協同轉移為攻勢，在陣地附近夾擊敵人予以殲滅之。另在埃勞、珍地、戾委之線構築前進基地，以遲滯敵之進擊。固守兵團之陣地布置均為環狀陣地。砲兵預備隊於必要時位於核心內，即使四周遭受包圍，亦應繼續從容戰鬥，以等待我方之聯合包圍。（註三十六）但負責掩護中國遠征軍右翼，駐防於伊洛瓦底江一帶──即馬圭（Magway，或譯為馬魏）的英緬印第1師則早已喪失鬥志，4月17日，只跟日軍第33師團一接觸就潰散而往仁安羌方向後撤，之後被乘船而至的第33師團的第214聯隊（作間部隊，聯隊長：作間喬宜大佐）圍困在仁安羌往賓河（Pin ChaungRiver，又名：拼墻河、拼牆河、平河）的路上。（註三十七）雖然英緬印第17師仍然困（據）守於東敦枝（Taungdwingyi）附近，但馬圭與東敦枝間的通道已經遭日軍切斷，（註三十八）這等於讓在彬馬那地區佈防的中國遠征軍失去了可以「完全依托」的右翼。（註三十九）同樣的負責左翼的暫編第55師（含第49師之第146團、第93師之第279團）在壘固（Loikaw，舊譯為：羅衣考）遭日軍第56師團衝散，致使壘固以北150公里之丘陵地帶，已無國軍之一兵一卒，導致南龐河（Nam Pang River，另譯南邦河，是緬甸撣邦的一條主要河流，也是薩爾溫江是最大的支流）縱谷門戶洞開，棠吉、萊林危在旦夕。而原有駐於曼德勒、擔任彬馬那會戰總預備隊的新38師──主要任務是在曼德勒地區構築工事，擔任軍的側背掩護，及漂貝至曼德勒的交通及通信安全，爾後隨戰況進展，策應軍主力的攻勢轉移（註四十）──兩個團被史迪威給調至仁安羌（「仁安羌」在緬甸語為：油河之意，當地有幾座緬甸最早開發的油田，又翻譯成：「燕南揚」）解救被圍的英軍，只剩第114團留駐曼德勒，在沒有足夠兵力可以填補缺口的情況下，使得在彬馬那準備會戰的中國遠征軍第五軍，不僅左、右兩翼都處於沒有掩護，還有被敵人截斷後路、包圍殲滅的危險。（註四十一）最後羅卓英只能在4月18日凌晨，正式下令放棄彬馬那會戰，4月20日，彬馬那陷落。（註四十二）

由於遠征軍在緬甸的防線長達1,500多公里，又加上英國人不斷的放棄戰場逃跑，（註四十三）顧此失彼的結果就使得遠征軍一再遭到日軍的分割包圍而損兵折將，第一批遠征軍失敗的命運從入緬支援作戰之初就已經注定了。

【馬圭（Magway，或譯為：馬魏）、東敦枝（Taungdwingyi）、彬馬那（Pyinmana）、東吁（Toungoo）、曼德勒（Mandalay）五地的相對位置圖──圖片來源：《中國地圖出版社》之【緬甸MYANMAR】地圖】

【彬馬那（平馬）會戰佈防要圖】

「在大多數人的記憶與印象之中，經國總統是勤政而親民的，但對當時曾經在總統府服務的軍人來說，他卻帶有一種神祕而嚴肅的想像、更別提政治反對者，對於他的畏懼與排斥了」！

我是在民國71年10月從中正理工學院（現為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專科班畢業後掛階分發部隊服役。在國家規定的10年服役年限中，有兩次特殊的直接面對經國總統經驗。

第一次是在經國總統過世的前一年，當時我在國防部勤務連隊服務。在那個尚未解嚴的年代裡，國防部就設在總統府內，而總統府周邊則是有名的陳抗熱區，為了避免招惹麻煩，除了要注意可能突發的「圍館」衝突外，也必須聽從憲兵的警示而──「躲總統」！我不知道這個傳說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在國防部總會有一些資深的老前輩告訴你──經國總統不喜歡在不對的時間與場合看到軍人（當然也避免因交管警戒而出現動彈不得的尷尬）。所以每當經國總統準備上班或是下班、總統府周邊實施交管時，我們這些穿軍服的會盡量避免出現在車隊經過的地方，尤其是經國總統晚年因為健康因素而必須借助輪椅行動，每日必經總統府後門所在的博愛路與貴陽街一帶。

那一天，我剛從總統府4號門（靠近貴陽街、3號門則靠近寶慶路）走出來，正準備從博愛路左轉進位於貴陽街的營房，就在路口，突然發覺整條貴陽街已經被清空，那是總統車隊正準備入府的訊號，一下子我根本來不及反應，既不好意思往回跑衝進路旁的憲兵第211營內，又來不及進入位於貴陽街上已經暫時關閉的營房躲避。最後只能一個人孤零零的立正站在馬路邊向車隊舉手敬禮，由於即將由貴陽街拐進總統府後門所在的博愛路，車隊的速度並不快，前面幾輛前導車內的侍（警）衛官就跟往常一樣，開著車窗拉長脖子、瞪大眼睛向馬路兩旁警戒，沒多久載運經國總統的座車行駛過我面前，意外的是，應該關閉具有防彈功能的後座車窗卻是打開的，而坐在車上的經國總統就直直盯著我（窗外）看，然後他緩緩舉起手回禮直到車子拐進博愛路……跟常往一樣，當車隊離開後，路上立刻恢復原有的喧囂，但我記得很清楚，經國總統的雙眼，看起來是浮腫而疲憊的。

第二次更特殊，那是經國總統過世的國喪期間，我奉命在（民國77年）1月22日帶一個班的勤務兵進駐大直忠烈祠，主要的任務就是維護暫厝靈堂的整潔，另外還有一些長官臨時交付的任務，比如維持謁靈民眾離場動線的順暢、管理飲水站、分發口糧等……

我們平日休息和晚上睡覺就在大殿後方臨時搭建的帳棚內，期間除了利用時間回部隊洗澡和換洗衣物外，幾乎整天都待在忠烈祠待命。由於前來忠烈祠謁靈的人潮不斷，因此只能在每天凌晨約1～2點間，侍（警）衛隊暫時隔開謁靈民眾的幾分鐘空檔，趕快進入靈堂撿拾掉落於棺木四周的花瓣、落葉等垃圾。期間如果不小心遇上輪值的守靈大員或是黨國高官，還必須馬上躲到大殿的角落，等他們完成祭拜儀式離開後，才能繼續工作。而我也是第一次、唯一一次看到傳說中的蔣孝文先生，那是停靈在忠烈祠的第一天深夜，當時他身著傳統中式長袍馬褂，一個人面無表情的走到靈堂門口，但沒進靈堂又轉身回頭，之後就被護理人員帶走……而他也是唯一一位前來謁陵、我們卻不用閃躲的黨國要員。30日上午，完成大殮儀式後，經國總統被奉厝至桃園縣大溪頭寮賓館，為期9天的國喪勤務也正式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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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1920～2009）在江南遺著《蔣經國傳》的序文（唐自謙為「讀後感」）中有一段話是這麼寫的：

「有的歷史家還是要說，經國生前之『解嚴』（1987年7月15日零時）和『准許成立新政黨』，以及在1988年元旦起「解除報禁」，是一黨專政已至末路，經國為時勢所迫，不得已而為之。
另外根據大陸上最近的學術報導，經國此時雖還在口頭叫嚷什麼「堅決不和共匪接觸談判」，事實上他已暗中與前莫斯科中山大學老同學鄧小平秘密接觸，並做出兩岸統一的實際方案。果爾則經國之『解嚴』與開放『黨禁』『報禁』（亦如今日香港英國總督彭定康之所為）是一種政治策略，造成多黨憲政體制的事實，以『將』老鄧之『軍（君）』。在兩岸統一談判中，增加政治籌碼。
事實上，上述兩點都有可能。拙篇開始不就說過，從君權轉民權是歷史之『必然』。專制（不管是一人或一黨）的末路必然到來。經國居然看出這一末路從而順應之，也算是識時務的俊傑。若說搞開放、黨禁、報禁實行多黨制民主憲政，為的是和中共一黨專政作競爭，豈非正是實行三民主義，理所當然？小蔣這一著比投靠美日，搞分裂運動，高明多矣。不幸經國短命而死。這也是歷史上『偶然』影響『必然』的眼前實例啊。人算不如天算，夫復何言！」

同一本書，陸鏗（1919～2008）的序文則寫道：《蔣經國傳》…「材料充實，敘述清晰，故事完整，評論客觀。在讀者面前呈現了一個有血、有肉、有愛、有恨的蔣經國。對蔣經國性格的描寫，更刻劃入微：『激動起來，涕淚滂沱，冷酷之時，大動殺機。』」

吳豐山先生在《蔣經國日記揭密：全球獨家透視強人內心世界與臺灣關鍵命運》一書的推薦序中，對於蔣經國的生平有非常詳細的觀察與評論，但他在文中也特別強調──「加減乘除、綜合計算之後，那些父祖因他而冤死的人，或者不幸坐過冤獄的人，或者被他鬥臭鬥倒的人，對他心懷仇恨，應被理解。如果可以切開這一部分罪惡，然後把他擺放在臺灣四百年開發史上持平看待，應認定他功大於過。」

毫無疑問的，這位影響近代中國歷史的重要領導人還有許多謎題要解，而XX兄就是最佳的解謎人！

奇怪，老川，一個受你保護的傢伙，居然能搶走你的東西，還能搶得你唉唉叫，那還需要你的保護嗎？你居然還想提高保護費！真是傻子多到騙子缺貨，需要你重出江湖粉墨登場嗎？

老川沒有中國文化，不懂窮寇莫追。明明老拜已經退選，老川還要窮追猛打，要求即刻下台，這將有利賀錦麗凝聚反川力量。應該會有人提醒川，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提醒也沒用。況且美國文化沒有見好就收這回事，看北約就知道，一向是得寸進尺，打死為止。這樣下去，若是挑動了還未完全泯滅殆盡的人性，選戰可能顛倒勝負了。賀凍蒜，川會亂。果如此，那是天意，非人力可以造成。(附記：才不過一週，果然開始黃金交叉了。范死絕對是川的負分，不會給川增加半張票，所有的范票早就是川粉了)。

川、賀都沒有治國能力。賀不必說了，川口口聲聲要把製造業拉回美國，這是對的。但如何拉回，卻不是靠關稅、制裁、命令等手段可以辦到的。這樣拉回的製造業，最後還是死。你得先回顧當初製造業是怎麼跑掉的。

當初製造業不是被中國偷走或搶走的，而是被美國自己的菁英連根挖走，帶到國外，硬塞給中國的。因為這樣可以讓美國獲得更大的利益。看看比爾蓋茲如何推崇佛里曼的《世界是平的》一書吧！只是那更大的利益都集中在菁英口袋裡，美國中產階級以下都被架空了。

菁英們說，這叫產業升級。美國掌握產品的設計、研發、品牌，就能分到最大一塊蛋糕，製造業只是蛋糕剩下的碎屑，交給二三流國家去做就好了。事實也是如此，只是留下了兩個問題。

一是美國大多數中產階級以下的製造業不能升級，演變成就地失業。二是這種因產業移轉而產生的巨大利益，沒有分配到產業移轉的受害者身上。理論上社會主義制度設計確實可以做到較為妥善的分配，多少能夠解決第二個問題。但美國制度設計掌握在資本主義菁英手上。從雷根到老川的減稅政策，減的是誰的稅？窮人根本就無稅可減。

整體美國人勤奮度不如中國人，於是效率較低。但福利度高於中國人，於是成本較高。此為當初美國製造業跑掉的原因，也是張忠謀到亞利桑那設廠的躊躇。如今這兩點即使想盡辦法改善，也贏不過中國人，最後只有靠補貼來拉回製造業。把徵收來的高關稅拿來補貼國內企業產品，買一台美國自產的電動車，政府補貼一萬美元。

不知道老川身旁的經濟大老是什麼學派的。據潘華生專欄，美國政府必須彌補在美國與海外生產成本35％到45％的差距，才能克服比較利益的劣勢。蘋果庫克說，外資來中國，不是因為中國的人工成本，而是中國擁有全球遙遙領先數量的工程師，能夠滿足企業在設計、技術、產品更新等方面的需求，儒家文化也體現出組織管理大規模生產的優勢，這是世界最大製造工業國贏得比較利益優勢的基礎。

看來川、賀都解決不了美國的經濟問題。

自從美國轉向開始打壓中國，筆者就觀察到「中國崩潰論」的重出江湖，當時認為中國已經崛起，因此「它流行不了多久，過幾年又要消聲匿跡了」（參見《「中國崩潰論」死灰復燃？》）。我顯然錯了，中國崩潰論已成為綠營認知作戰的一部份，隨時都會推陳出新！

網路上的中國崩潰論多半零碎片斷，《失速中國》（[1]）可算是其合集。疫情後世界經濟復甦緩慢，書名裡的「失速」幾乎可適用於所有國家，但書首「自序」的標題「從漸進式衰敗，到終極崩潰的失速中國」清楚點出中國崩潰論。

全書可以大致分為兩部份，對習近平「個人」和「政策」的各種批評。對習個人的批評包括：權威型人格、偏執頑固個性、自我崇拜、死亡本能（對仇恨、暴力、控制等等負面力量的崇拜）、小學程度、避難和攬功、陰謀害死李克強等等。這些沒有證據的人身攻擊只顯示作者的偏頗，不值一駁。

對習近平政策的最主要批評是抗疫時的「動態清零」政策，不僅列舉十項網路上傳聞但無法證實的「清零荒唐事」，還聲稱解封後，大陸「集體染疫，醫療崩潰，甚至病屍成堆，火化無門」。病毒一直在變異，變得致死率和重症率逐漸降低；大陸大約比歐美晚半年解封，病毒已變異得致死率和重症率都大幅降低，因此解封後染疫者幾乎都是輕症，根本不可能「醫療崩潰，病屍成堆，火化無門」。作者完全是信口開河！

平心而論，「動態清零」並不完美，對中國經濟損害頗大，但確實拯救了幾百萬中國人的生命。假使中國以歐美的方式抗疫，染疫死亡的比率大致會與歐美相當，那就是幾百萬人啊！

習的重要政績，打擊貪腐、從嚴治黨、依法治國，很得民心；書中卻指責：「以『反腐』為名而肅清政敵和打擊敵對派系的政治鬥爭。」政治鬥爭一般只需要打擊居高位、有威脅的政敵，但習的打擊貪腐卻廣泛得多，因此不是政治鬥爭。李尚福、魏鳳和都是習所提拔曾擔任國防部長，一旦涉及貪腐，就被開除黨籍並追訴罪責，可見習的大公無私、不建立自己派系。

房地產業崩盤損害中國經濟不小，書中卻輕描淡寫未多著墨。大約作者知道，房地產業泡沫不是由習近平吹起，而習主動戳破房地產業泡沫是有功無過的。

對習政策的另一主要批評在於，中國反美仇外，牽手俄羅斯，自找孤立及自絕於世界，因此自斷發展機遇。中國自改革開放後與美國相當友好，直到中國的崛起威脅到美國的霸權，導致美國對中國發起貿易戰、科技戰，中國人才轉向反美，何能怪罪於習？至於中國牽手俄羅斯，實由於美國同時逼迫中俄所致，卻頗有益於中俄經濟。作者還活在過去美國一呼百諾的世界，其實現在與中國友好的國家多於與美國友好的國家，而且很多美國的盟國並不願意聽從美國制裁中國，因為會損害自己的利益。因此中國不會孤立及自絕於世界。

[1] 完稿於2023年底，當時中國大陸已完成三項有廣大潛在市場的科技突破：電動汽車及相關的新能源產業、被美國制裁的華為公司推出新手機Mate 60系列、C919客機完成首次商業載客飛行（參見《大陸經濟轉型有成》）。書中完全不提這些科技突破，只為了欺騙世人中國終將崩潰！

[1] 宋國誠《失速中國：政大國關中心中國專家四大面向剖析，一窺中國失控、全球遭殃的燃點！》今周刊，2024。

2012年習近平上台開始主政，不再奉行自鄧小平以來的「韜光養晦」政策。大約同時間，原來友好的中美關係逐漸轉壞，美國終轉向在經濟、科技、政治等多方面全力壓制中國，讓中國不好過。有些人於是把美國的加速轉向壓制中國歸罪於習的主政，這有道理嗎？或是無端的指責？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講座教授孔誥烽的《帝國爭覇》（[1]）不針對上述問題，卻回答了問題。書中呈現自1990年代至今的中美關係，從友好逐漸轉壞的過程，並探討其原因。

〈圖一〉歸納出自1990年代至2010年代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包括企業的態度和外交政策菁英的態度。企業可能視中國為合作夥伴或競爭對手，外交政策菁英也可能視中國為合作夥伴或競爭對手。當中國被視為合作夥伴，中美的關係傾向友好；當中國被視為競爭對手，中美的關係傾向不友好。

〈圖一〉

1990年代，美國企業界視中國為合作夥伴，而外交政策菁英視中國為競爭對手。當時主要的議題是，是否提供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外交政策菁英主張須以中國改善人權狀況為前提，而企業界主張不須有這前提（中國大力遊說）。結果企業界的主張獲勝，中國得到永久貿易最惠國待遇，並且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2000年代，美國企業界和外交政策菁英都視中國為合作夥伴，是中美關係最友好的時期，因此有「中美國（Chimerica）」的說法。這時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美國的在華企業獲利豐厚，而美國陷入反恐戰爭泥沼，需要中國合作。

2010年代，美國企業界和外交政策菁英都轉向視中國為競爭對手。轉向的最主要原因是，美國的在華企業與當地的中國企業競爭加劇，產生不少糾紛和訴訟，涉及智慧財產權、市場准入等等，而美國企業認為中國政府和司法常偏袒中國企業，形成不公平的營商環境，如〈圖二〉向美國國會遊說，於是美國企業從中國的「代理說客」轉為「反華起義」。

〈圖二〉

〈圖一〉中有一格（美國與歐洲）與中美關係無關，顯示美國企業界視歐洲為競爭對手，而外交政策菁英視歐洲為合作夥伴。這是因為美歐有相近的意識形態，但美中不曾如此。

作者顯然不欣賞習近平，然而書中的研究顯示，中美關係在2010年代轉壞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國企業很快學會了美國在華企業原來領先的工商業能力而與之競爭，不論是否使用盜竊之類的非法手段，使得美國在華企業頗多抱怨和遊說，如〈圖二〉。這與中國在習主政下的態度是「韜光養晦」或「戰狼」少有關聯。有心人指責習只是為了打擊中國大陸。

 [1] 孔誥烽（Ho-fung Hung）《帝國爭覇：從「中美國」到「新冷戰」》左岸文化，2023。（Clash of Empires: From ’Chimerica’ to the ’New Cold War’,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