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數人的記憶與印象之中，經國總統是勤政而親民的，但對當時曾經在總統府服務的軍人來說，他卻帶有一種神祕而嚴肅的想像、更別提政治反對者，對於他的畏懼與排斥了」！

我是在民國71年10月從中正理工學院（現為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專科班畢業後掛階分發部隊服役。在國家規定的10年服役年限中，有兩次特殊的直接面對經國總統經驗。

第一次是在經國總統過世的前一年，當時我在國防部勤務連隊服務。在那個尚未解嚴的年代裡，國防部就設在總統府內，而總統府周邊則是有名的陳抗熱區，為了避免招惹麻煩，除了要注意可能突發的「圍館」衝突外，也必須聽從憲兵的警示而──「躲總統」！我不知道這個傳說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在國防部總會有一些資深的老前輩告訴你──經國總統不喜歡在不對的時間與場合看到軍人（當然也避免因交管警戒而出現動彈不得的尷尬）。所以每當經國總統準備上班或是下班、總統府周邊實施交管時，我們這些穿軍服的會盡量避免出現在車隊經過的地方，尤其是經國總統晚年因為健康因素而必須借助輪椅行動，每日必經總統府後門所在的博愛路與貴陽街一帶。

那一天，我剛從總統府4號門（靠近貴陽街、3號門則靠近寶慶路）走出來，正準備從博愛路左轉進位於貴陽街的營房，就在路口，突然發覺整條貴陽街已經被清空，那是總統車隊正準備入府的訊號，一下子我根本來不及反應，既不好意思往回跑衝進路旁的憲兵第211營內，又來不及進入位於貴陽街上已經暫時關閉的營房躲避。最後只能一個人孤零零的立正站在馬路邊向車隊舉手敬禮，由於即將由貴陽街拐進總統府後門所在的博愛路，車隊的速度並不快，前面幾輛前導車內的侍（警）衛官就跟往常一樣，開著車窗拉長脖子、瞪大眼睛向馬路兩旁警戒，沒多久載運經國總統的座車行駛過我面前，意外的是，應該關閉具有防彈功能的後座車窗卻是打開的，而坐在車上的經國總統就直直盯著我（窗外）看，然後他緩緩舉起手回禮直到車子拐進博愛路……跟常往一樣，當車隊離開後，路上立刻恢復原有的喧囂，但我記得很清楚，經國總統的雙眼，看起來是浮腫而疲憊的。

第二次更特殊，那是經國總統過世的國喪期間，我奉命在（民國77年）1月22日帶一個班的勤務兵進駐大直忠烈祠，主要的任務就是維護暫厝靈堂的整潔，另外還有一些長官臨時交付的任務，比如維持謁靈民眾離場動線的順暢、管理飲水站、分發口糧等……

我們平日休息和晚上睡覺就在大殿後方臨時搭建的帳棚內，期間除了利用時間回部隊洗澡和換洗衣物外，幾乎整天都待在忠烈祠待命。由於前來忠烈祠謁靈的人潮不斷，因此只能在每天凌晨約1～2點間，侍（警）衛隊暫時隔開謁靈民眾的幾分鐘空檔，趕快進入靈堂撿拾掉落於棺木四周的花瓣、落葉等垃圾。期間如果不小心遇上輪值的守靈大員或是黨國高官，還必須馬上躲到大殿的角落，等他們完成祭拜儀式離開後，才能繼續工作。而我也是第一次、唯一一次看到傳說中的蔣孝文先生，那是停靈在忠烈祠的第一天深夜，當時他身著傳統中式長袍馬褂，一個人面無表情的走到靈堂門口，但沒進靈堂又轉身回頭，之後就被護理人員帶走……而他也是唯一一位前來謁陵、我們卻不用閃躲的黨國要員。30日上午，完成大殮儀式後，經國總統被奉厝至桃園縣大溪頭寮賓館，為期9天的國喪勤務也正式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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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1920～2009）在江南遺著《蔣經國傳》的序文（唐自謙為「讀後感」）中有一段話是這麼寫的：

「有的歷史家還是要說，經國生前之『解嚴』（1987年7月15日零時）和『准許成立新政黨』，以及在1988年元旦起「解除報禁」，是一黨專政已至末路，經國為時勢所迫，不得已而為之。
另外根據大陸上最近的學術報導，經國此時雖還在口頭叫嚷什麼「堅決不和共匪接觸談判」，事實上他已暗中與前莫斯科中山大學老同學鄧小平秘密接觸，並做出兩岸統一的實際方案。果爾則經國之『解嚴』與開放『黨禁』『報禁』（亦如今日香港英國總督彭定康之所為）是一種政治策略，造成多黨憲政體制的事實，以『將』老鄧之『軍（君）』。在兩岸統一談判中，增加政治籌碼。
事實上，上述兩點都有可能。拙篇開始不就說過，從君權轉民權是歷史之『必然』。專制（不管是一人或一黨）的末路必然到來。經國居然看出這一末路從而順應之，也算是識時務的俊傑。若說搞開放、黨禁、報禁實行多黨制民主憲政，為的是和中共一黨專政作競爭，豈非正是實行三民主義，理所當然？小蔣這一著比投靠美日，搞分裂運動，高明多矣。不幸經國短命而死。這也是歷史上『偶然』影響『必然』的眼前實例啊。人算不如天算，夫復何言！」

同一本書，陸鏗（1919～2008）的序文則寫道：《蔣經國傳》…「材料充實，敘述清晰，故事完整，評論客觀。在讀者面前呈現了一個有血、有肉、有愛、有恨的蔣經國。對蔣經國性格的描寫，更刻劃入微：『激動起來，涕淚滂沱，冷酷之時，大動殺機。』」

吳豐山先生在《蔣經國日記揭密：全球獨家透視強人內心世界與臺灣關鍵命運》一書的推薦序中，對於蔣經國的生平有非常詳細的觀察與評論，但他在文中也特別強調──「加減乘除、綜合計算之後，那些父祖因他而冤死的人，或者不幸坐過冤獄的人，或者被他鬥臭鬥倒的人，對他心懷仇恨，應被理解。如果可以切開這一部分罪惡，然後把他擺放在臺灣四百年開發史上持平看待，應認定他功大於過。」

毫無疑問的，這位影響近代中國歷史的重要領導人還有許多謎題要解，而XX兄就是最佳的解謎人！

選舉民主被美歐推崇為普世價值，民主化於是成為熱門的研究議題，而這類研究的結論幾乎都是，威權國家應該轉向選舉民主（否則研究恐怕無法發表）。《從經濟發展到民主》（[1]）又是這樣的研究報告，探討一些亞洲發展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民主化的選擇和歷程。

不同於傳統的觀念：比較富裕的國家通常也會比較民主，或威權國家因恐懼迫在眉睫的人民暴動起義而轉向民主，書中主張，威權國家一般是憑藉實力轉向選舉民主，實力包括執政團隊的組織能力、過去的施政表現等等；威權執政者有實力，因此有穩定信心和勝利信心，前者讓執政者相信，民主化後國家仍能穩定發展，後者讓執政者相信，民主化後執政團隊能夠在選舉獲勝而繼續執政；執政者一般是在實力已過顛峰而仍相當強大時轉向民主；執政者可以接收四類訊號，藉以研判本身的實力及是否轉向民主：選舉訊號、抗爭訊號、經濟訊號、地緣政治訊號。

書中觀察了12個亞洲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發展歷史，分為4個群聚：
日本、臺灣、南韓（國家主義群聚）憑藉強大實力成功轉向民主。
印尼、泰國、緬甸（軍國主義群聚）憑藉實力轉向民主，印尼勉強成功，泰國、緬甸不成功，而回歸威權統治。
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前英國殖民地群聚）迴避民主。雖有選舉，但執政者有不公平的競爭優勢，被作者視為不民主。
中國、越南、柬埔寨（社會主義群聚）迴避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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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權國家可能轉向選舉民主，選舉民主國家也可能轉向威權。一個執政者很可能隨時都在考慮要趨向民主多一點或趨向威權多一點，因此書中的理論架構是合理的，只是太偏重由威權轉向民主，而較忽略由民主轉向威權。其實本世紀以來，由民主趨向威權的國家多於由威權趨向民主的國家（參見《全球民主在退潮》），如臺灣的賴政府也愈趨威權。

學術研究應該客觀中立，但作者顯然非常偏愛選舉民主而反對威權體制。譬如：他把前英國殖民地群聚稱為「痛苦的威權主義」，新加坡、香港都擁有極高的人均GDP，而馬來西亞的人均GDP也居於世界各國的前1/3，怎能稱為「痛苦」？雖然書中承認選舉民主的脆弱性，最後的結語卻是「民主轉型的歷程愈早開始，路途會愈平順。」

沒有政治制度是完美的，包括選舉民主和威權體制。民主或許是普世價值，但民主是國家由人民作主，即國家的施政要遵從主流民意，未必非要選舉不可。選舉民主和威權體制都有可能遵從主流民意來施政，而實現民主的理想，因此威權國家未必非要轉向選舉民主不可。過去的四十多年，中國大陸的國家發展和治理優於幾乎所有的選舉民主國家，因此更沒必要轉向選舉民主。

[1] Dan Slater ,  Joseph Wong（黃一莊）《從經濟發展到民主：現代亞洲轉型之路的不同面貌》春山出版，2024。（From Development to Democracy: The Transformations of Modern Asia, 2022）

雖然我以前讀過一些馬克思的生平和馬克思主義的介紹，但是總覺得不夠全面，中研院陳宜中的近作《馬克思》（[1]）恰能補充我的不足。雖然也介紹馬克思的經歷，這不是一本人物傳記，而是一部思想傳記，詳述馬克思一生的思想轉變，完全根據他的著作（包括未發表的筆記）認識他的思想，並釐清後人的解讀和添加。

[1] 是講述政治思想的大書（800頁），寫得很好，內容筆者幾乎都贊同，但要在此提出一不同意的意見。作者認為中國、蘇聯實行共產黨「一黨專政」，違背馬克思的思想。這甚至是作者研究馬克思思想的動機：要清楚界定馬克思思想，以否定中、蘇政治是馬克思思想的（部份）實踐。

馬克思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無產階級專政」（「專政」是統治及行使緊急權力的意思），是進入無階級的共產社會之前的過渡階段，卻沒有解釋「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內容。作者不贊成「無產階級專政」被中、蘇解釋為共產黨「一黨專政」，卻沒提出其他的解釋。

私有財產制已有幾千年，逐漸演進出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後資本家不僅能掌控經濟權力，幾乎也能掌控國家的政治權力，即使以選舉民主的形式。馬克思不僅指出資本主義的不少缺點（是他的重要學術貢獻），還要以共產制，即生產工具和土地共有制，完全取代私有財產制。

馬克思當然知道，要以共產制取代幾千年來的私有財產制有多困難，會遭遇資本家多強烈的抵制和反抗，他因此提出進入共產社會之前需要有「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和過渡階段。無論制度如何，國家政權其實永遠掌控於少數人，共產黨「一黨專政」才能有全面革命的強制力，因此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看來就是共產黨「一黨專政」。

書中提及無政府主義的巴枯寧曾批評，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專政可能濫權，馬克思的回應只是，消滅私有財產和階級後就不再有「無產階級專政」，而迴避了革命專政可能濫權的問題。這也隱約指向「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共產黨「一黨專政」。

作者主張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共產黨「一黨專政」，筆者相信是因為他先入為主的反對共產黨「一黨專政」，並且自以為在迴護馬克思所致。其實作者不必如此，因為共產黨「一黨專政」自有其優點。

現在資本家幾乎能夠以高科技監控所有人民的生活（參見《監控資本主義：簡介和感想》）。在選舉民主國家，資本家幾乎也能通過選舉掌控政治權力；共產黨「一黨專政」卻能避免資本家掌控政治權力，是對資本家的制衡（中共已經承認資本家對經濟的貢獻，不再主張消滅資產階級，並從革命政黨轉為執政黨），使得權力分配比較平衡，因此可能優於選舉民主制度。（共產黨「一黨專政」當然也有缺點，沒有政治制度是完美的。）

[1] 陳宜中《馬克思：從共和主義到共產主義》聯經出版，2024。

百年前，中國很孱弱、很黑暗、很屈辱。於是，需革命、要造反。
但，
革命不是目的，造反只能是社會的非常形態。
革命與造反，其一切理由、憑據、與目的都只能是共和、是建設、是法制、是安定，否則即為喪心病狂。
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但不是唯一。歷史進步的長程動因、動力在改革、在科學、在理性、在社會生產所有因素的綜合。
幾十年來。人們對“革命”似乎嚴重誤讀。幾乎將其作為100％正確、神聖不可褻瀆、侵犯的東東。

其實，
革命很無奈，不到萬不得已，不能言革命；
革命很痛快，但革命者轉瞬異化，即成被革命；
革命不能阻止革命，革命醞釀更烈的革命；
革命應是長程社會態勢的突變，革命不是社會的常態；
將革命時時掛在嘴上，只革別人，不革自己，不過是把革命當成自己出頭的捷徑。

其實，
最大的悲劇是四九年前革命者與革命者的撕拼；
最大的失誤是四九年後勝利的革命者未能及時轉身為建設者、改革者、漸進者、守法者、護法者、穩定者；
最大的危險是時至今日人們仍然將革命當成完全正面、神聖、不可褻瀆的語彙與隨時可辦、輕鬆愜意的化裝舞會。

其實，
人類社會普遍、永遠存在矛盾、鬥爭，執政者（黨）基本或首要的職責應當是減少、化解矛盾，使其不至於引爆革命；
執政者把“革命”念念不忘，是革命物件與革命者錯了位元；
執政者以“革命”對付不同的政治面，是執法者壞法、憲政守護者毀憲。

其實，
革命者被革命，這會是歷史的大悲劇！
革命者終結“革命”，這才是歷史的辯證法！
從鬥爭、革命黨昇華為建設、共和黨，或許是中國共產黨人從八一南昌起義、八一一致抗日宣言、新中國成立宣告、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決策之後的再一次漂亮而更偉大的提升。

其實，
共和，是歷史前進的方向盤、是規避社會顛覆的刹車噐；
共和主義應當堂而皇之成為共和國最具廣泛性的旗幟與最精髓的指導思想。
共和，或正由近百年人民革命成功的快愉與失誤的痛苦凝結與證明。

習慣了西方自由民主體制的人可能大多難以理解中國大陸地區的做法，比如說，中國大陸的社交平臺為什麼有政治性的關鍵字審核，會遮罩掉一些與這些關鍵字有關的觀點和議論？

以我理解，這和中國大陸不同於西方的民主體制有關，中國大陸的民主體制是不喜歡人們在公眾場合對決定了的事進行議論的，因為中國的領導者認為這不利於決策的堅決執行和實施。

我這樣說的依據是，中國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它區別於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制，是既要講民主也要講集中。所謂集中就體現在四個“服從”：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總的原則就是，在決策之前的協商討論過程必須充分發揮民主，大家可以自由討論，暢所欲言，但一旦表決通過，形成決策就必須服從並堅決執行，執行過程中有個人意見須向組織、向上級報告請示，一般不允許擅作主張，不允許私自對外公開發表不同意見。

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幾乎隨時、永遠可以提出不同意見，甚至「為反對而反對」。這是西方自由民主制不如民主集中制有效率的主要原因。

其實，大家都可以發現，大陸社交平臺審查的政治性關鍵字，大都與國家的重大決策有關。所以，在中國大陸地區的社交平臺上，避免參與這類問題的討論，避免發表這類問題的意見，就會大大減少你貼文被遮罩，或被成為「只有你自己可見」的風險。

六四與二二八，性質完全不同，但有一點很相像，就是自發生後，長期以來成為官方言論封鎖的對象，成為禁忌話題。

很多人都以為，你不讓人講，不就是因為你理虧嗎？你做的事見不得人，所以不敢公開在陽光下。因此振振有辭，認為誰不讓講，就肯定是誰心理有鬼，誰對不起人民。

這樣一種簡單的邏輯，乍聽之下，好像也言之成理，所以也確實有點煽動性。

但事實當然不是如此簡單。以二二八來說，經過這麼多年的大肆炒作，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明白了，兩蔣時期成為禁忌，不是因為兩蔣心虛，而是因為不願意撕開傷口，造成民眾的對立。有人以為︰「你早點公布真相，充分放開言論自由，真相自然大白，這樣才真正有助於弭平傷痕，族群和諧。」然而台灣自解嚴以來至今36年了，請問這個論點經得起事實的考驗嗎？二二八年年討論，年年研究，今天「真相」大白了嗎？不仍然是各信各的「真相」嗎？是弭平傷痕？還是加深對立？只要不是傻子都看得明白。那麼，年年炒作，年年大吵大鬧要「真相」，是誰得利？還不一目了然嗎？（倒也不是某個政黨一定得利，而是不要臉的人總是得利。）

有了這樣的經驗教訓，那麼兩蔣封鎖有關二二八的討論，以今天的後見之明來看，也不能不說是政治上的老油條了。（如果你不願意用「高瞻遠矚」 這個詞的話。）

從禁忌到開放，對照台灣的二二八經驗，大陸處理六四，其明智與否，大家自然會有所判斷。

「公開」當然是一種理想，但所謂「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理想與現實之間，總是有差距。其差距何在？就在於「理想」之中，我們所想像的每一個人都是理性的。但在現實之中就不是這樣了。人的良知理性雖然並不會被狗吃掉，但人實在太會「裝」。為了利益（財富與別人的認同、同情），人聰明得很，各種「裝」，就足以讓「理性」疲於奔命，最後什麼事都做不了；纏鬥到底，只能與爾偕亡。值得嗎？「理性」的能量（人的才氣與力量），明明可以用來做正面的建設，現在卻要與各種「非理性」的狡猾去纏鬥，無休無止。如此，則百業荒廢；不如此，則群小囂囂；怎麼看都是「雙輸」之局。但小人不怕「雙輸」，而君子能忍之乎？輕重大小之間，不能不做權衡。

然而，所謂的「禁忌」，就該永遠禁忌下去嗎？這顯然也不合理。那如何才對？要之還在於每個人「理性」力量的提升。此理性，不止於慎思明辨客觀科學的外向型理性（也就是所謂的「認知理性」），還有明心見性自我明澈的內向型理性（即所謂的「實踐理性」或「道德理性」）。二者兼美，才有完整的人生之理性與幸福；若只偏於一方，則不免有各式各樣的問題。尤其今天完全忽略後者，則人生無方向，不知止、不知中庸權衡為何物，人心不足蛇吞象，一切的聰明與智巧，都填不滿內心無窮無盡的黑洞。（尤其表現於色慾、吸毒、放蕩、炫富、權力、各種爭逐、怪誕、狂熱宗教迷信…）愈是如此，則大家愈是感覺到「人性」越來越不可信，於是各種禁忌、壓制必然也相對增多。

說到底，原來「禁忌」是在為人之理性成長爭取時間。如果人長不大或是長偏了，則禁忌之開放必是一場災難；不開放，則「壓制」也只是鋼絲上的平衡，能維持多久不可預期。那麼，關鍵豈不在於每個人自身的品質？豈不在於每個人自己的理性程度？豈不在於社會對此問題的警覺？而今社會卻仍在「民主」的大旗下一路狂奔，掩飾其實質上在不斷地媚俗，不斷地增加每個人內心自以為是的狂傲與非理性；這豈是人類文明真正該追求的方向？以「民主」、「自由」掩蓋社會的反智與非理性風氣，藉此瘋狂奪利，則最終不但摧毀民主、自由，還可能將人類得來不易的文明成果帶向毀滅。目睹今日世界之顛狂，真令人捏一把冷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