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民主被美歐推崇為普世價值，民主化於是成為熱門的研究議題，而這類研究的結論幾乎都是，威權國家應該轉向選舉民主（否則研究恐怕無法發表）。《從經濟發展到民主》（[1]）又是這樣的研究報告，探討一些亞洲發展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民主化的選擇和歷程。

不同於傳統的觀念：比較富裕的國家通常也會比較民主，或威權國家因恐懼迫在眉睫的人民暴動起義而轉向民主，書中主張，威權國家一般是憑藉實力轉向選舉民主，實力包括執政團隊的組織能力、過去的施政表現等等；威權執政者有實力，因此有穩定信心和勝利信心，前者讓執政者相信，民主化後國家仍能穩定發展，後者讓執政者相信，民主化後執政團隊能夠在選舉獲勝而繼續執政；執政者一般是在實力已過顛峰而仍相當強大時轉向民主；執政者可以接收四類訊號，藉以研判本身的實力及是否轉向民主：選舉訊號、抗爭訊號、經濟訊號、地緣政治訊號。

書中觀察了12個亞洲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發展歷史，分為4個群聚：
日本、臺灣、南韓（國家主義群聚）憑藉強大實力成功轉向民主。
印尼、泰國、緬甸（軍國主義群聚）憑藉實力轉向民主，印尼勉強成功，泰國、緬甸不成功，而回歸威權統治。
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前英國殖民地群聚）迴避民主。雖有選舉，但執政者有不公平的競爭優勢，被作者視為不民主。
中國、越南、柬埔寨（社會主義群聚）迴避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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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權國家可能轉向選舉民主，選舉民主國家也可能轉向威權。一個執政者很可能隨時都在考慮要趨向民主多一點或趨向威權多一點，因此書中的理論架構是合理的，只是太偏重由威權轉向民主，而較忽略由民主轉向威權。其實本世紀以來，由民主趨向威權的國家多於由威權趨向民主的國家（參見《全球民主在退潮》），如臺灣的賴政府也愈趨威權。

學術研究應該客觀中立，但作者顯然非常偏愛選舉民主而反對威權體制。譬如：他把前英國殖民地群聚稱為「痛苦的威權主義」，新加坡、香港都擁有極高的人均GDP，而馬來西亞的人均GDP也居於世界各國的前1/3，怎能稱為「痛苦」？雖然書中承認選舉民主的脆弱性，最後的結語卻是「民主轉型的歷程愈早開始，路途會愈平順。」

沒有政治制度是完美的，包括選舉民主和威權體制。民主或許是普世價值，但民主是國家由人民作主，即國家的施政要遵從主流民意，未必非要選舉不可。選舉民主和威權體制都有可能遵從主流民意來施政，而實現民主的理想，因此威權國家未必非要轉向選舉民主不可。過去的四十多年，中國大陸的國家發展和治理優於幾乎所有的選舉民主國家，因此更沒必要轉向選舉民主。

[1] Dan Slater ,  Joseph Wong（黃一莊）《從經濟發展到民主：現代亞洲轉型之路的不同面貌》春山出版，2024。（From Development to Democracy: The Transformations of Modern Asia, 2022）

雖然我以前讀過一些馬克思的生平和馬克思主義的介紹，但是總覺得不夠全面，中研院陳宜中的近作《馬克思》（[1]）恰能補充我的不足。雖然也介紹馬克思的經歷，這不是一本人物傳記，而是一部思想傳記，詳述馬克思一生的思想轉變，完全根據他的著作（包括未發表的筆記）認識他的思想，並釐清後人的解讀和添加。

[1] 是講述政治思想的大書（800頁），寫得很好，內容筆者幾乎都贊同，但要在此提出一不同意的意見。作者認為中國、蘇聯實行共產黨「一黨專政」，違背馬克思的思想。這甚至是作者研究馬克思思想的動機：要清楚界定馬克思思想，以否定中、蘇政治是馬克思思想的（部份）實踐。

馬克思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無產階級專政」（「專政」是統治及行使緊急權力的意思），是進入無階級的共產社會之前的過渡階段，卻沒有解釋「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內容。作者不贊成「無產階級專政」被中、蘇解釋為共產黨「一黨專政」，卻沒提出其他的解釋。

私有財產制已有幾千年，逐漸演進出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後資本家不僅能掌控經濟權力，幾乎也能掌控國家的政治權力，即使以選舉民主的形式。馬克思不僅指出資本主義的不少缺點（是他的重要學術貢獻），還要以共產制，即生產工具和土地共有制，完全取代私有財產制。

馬克思當然知道，要以共產制取代幾千年來的私有財產制有多困難，會遭遇資本家多強烈的抵制和反抗，他因此提出進入共產社會之前需要有「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和過渡階段。無論制度如何，國家政權其實永遠掌控於少數人，共產黨「一黨專政」才能有全面革命的強制力，因此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看來就是共產黨「一黨專政」。

書中提及無政府主義的巴枯寧曾批評，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專政可能濫權，馬克思的回應只是，消滅私有財產和階級後就不再有「無產階級專政」，而迴避了革命專政可能濫權的問題。這也隱約指向「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共產黨「一黨專政」。

作者主張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共產黨「一黨專政」，筆者相信是因為他先入為主的反對共產黨「一黨專政」，並且自以為在迴護馬克思所致。其實作者不必如此，因為共產黨「一黨專政」自有其優點。

現在資本家幾乎能夠以高科技監控所有人民的生活（參見《監控資本主義：簡介和感想》）。在選舉民主國家，資本家幾乎也能通過選舉掌控政治權力；共產黨「一黨專政」卻能避免資本家掌控政治權力，是對資本家的制衡（中共已經承認資本家對經濟的貢獻，不再主張消滅資產階級，並從革命政黨轉為執政黨），使得權力分配比較平衡，因此可能優於選舉民主制度。（共產黨「一黨專政」當然也有缺點，沒有政治制度是完美的。）

[1] 陳宜中《馬克思：從共和主義到共產主義》聯經出版，2024。

百年前，中國很孱弱、很黑暗、很屈辱。於是，需革命、要造反。
但，
革命不是目的，造反只能是社會的非常形態。
革命與造反，其一切理由、憑據、與目的都只能是共和、是建設、是法制、是安定，否則即為喪心病狂。
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但不是唯一。歷史進步的長程動因、動力在改革、在科學、在理性、在社會生產所有因素的綜合。
幾十年來。人們對“革命”似乎嚴重誤讀。幾乎將其作為100％正確、神聖不可褻瀆、侵犯的東東。

其實，
革命很無奈，不到萬不得已，不能言革命；
革命很痛快，但革命者轉瞬異化，即成被革命；
革命不能阻止革命，革命醞釀更烈的革命；
革命應是長程社會態勢的突變，革命不是社會的常態；
將革命時時掛在嘴上，只革別人，不革自己，不過是把革命當成自己出頭的捷徑。

其實，
最大的悲劇是四九年前革命者與革命者的撕拼；
最大的失誤是四九年後勝利的革命者未能及時轉身為建設者、改革者、漸進者、守法者、護法者、穩定者；
最大的危險是時至今日人們仍然將革命當成完全正面、神聖、不可褻瀆的語彙與隨時可辦、輕鬆愜意的化裝舞會。

其實，
人類社會普遍、永遠存在矛盾、鬥爭，執政者（黨）基本或首要的職責應當是減少、化解矛盾，使其不至於引爆革命；
執政者把“革命”念念不忘，是革命物件與革命者錯了位元；
執政者以“革命”對付不同的政治面，是執法者壞法、憲政守護者毀憲。

其實，
革命者被革命，這會是歷史的大悲劇！
革命者終結“革命”，這才是歷史的辯證法！
從鬥爭、革命黨昇華為建設、共和黨，或許是中國共產黨人從八一南昌起義、八一一致抗日宣言、新中國成立宣告、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決策之後的再一次漂亮而更偉大的提升。

其實，
共和，是歷史前進的方向盤、是規避社會顛覆的刹車噐；
共和主義應當堂而皇之成為共和國最具廣泛性的旗幟與最精髓的指導思想。
共和，或正由近百年人民革命成功的快愉與失誤的痛苦凝結與證明。

習慣了西方自由民主體制的人可能大多難以理解中國大陸地區的做法，比如說，中國大陸的社交平臺為什麼有政治性的關鍵字審核，會遮罩掉一些與這些關鍵字有關的觀點和議論？

以我理解，這和中國大陸不同於西方的民主體制有關，中國大陸的民主體制是不喜歡人們在公眾場合對決定了的事進行議論的，因為中國的領導者認為這不利於決策的堅決執行和實施。

我這樣說的依據是，中國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它區別於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制，是既要講民主也要講集中。所謂集中就體現在四個“服從”：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總的原則就是，在決策之前的協商討論過程必須充分發揮民主，大家可以自由討論，暢所欲言，但一旦表決通過，形成決策就必須服從並堅決執行，執行過程中有個人意見須向組織、向上級報告請示，一般不允許擅作主張，不允許私自對外公開發表不同意見。

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幾乎隨時、永遠可以提出不同意見，甚至「為反對而反對」。這是西方自由民主制不如民主集中制有效率的主要原因。

其實，大家都可以發現，大陸社交平臺審查的政治性關鍵字，大都與國家的重大決策有關。所以，在中國大陸地區的社交平臺上，避免參與這類問題的討論，避免發表這類問題的意見，就會大大減少你貼文被遮罩，或被成為「只有你自己可見」的風險。

六四與二二八，性質完全不同，但有一點很相像，就是自發生後，長期以來成為官方言論封鎖的對象，成為禁忌話題。

很多人都以為，你不讓人講，不就是因為你理虧嗎？你做的事見不得人，所以不敢公開在陽光下。因此振振有辭，認為誰不讓講，就肯定是誰心理有鬼，誰對不起人民。

這樣一種簡單的邏輯，乍聽之下，好像也言之成理，所以也確實有點煽動性。

但事實當然不是如此簡單。以二二八來說，經過這麼多年的大肆炒作，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明白了，兩蔣時期成為禁忌，不是因為兩蔣心虛，而是因為不願意撕開傷口，造成民眾的對立。有人以為︰「你早點公布真相，充分放開言論自由，真相自然大白，這樣才真正有助於弭平傷痕，族群和諧。」然而台灣自解嚴以來至今36年了，請問這個論點經得起事實的考驗嗎？二二八年年討論，年年研究，今天「真相」大白了嗎？不仍然是各信各的「真相」嗎？是弭平傷痕？還是加深對立？只要不是傻子都看得明白。那麼，年年炒作，年年大吵大鬧要「真相」，是誰得利？還不一目了然嗎？（倒也不是某個政黨一定得利，而是不要臉的人總是得利。）

有了這樣的經驗教訓，那麼兩蔣封鎖有關二二八的討論，以今天的後見之明來看，也不能不說是政治上的老油條了。（如果你不願意用「高瞻遠矚」 這個詞的話。）

從禁忌到開放，對照台灣的二二八經驗，大陸處理六四，其明智與否，大家自然會有所判斷。

「公開」當然是一種理想，但所謂「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理想與現實之間，總是有差距。其差距何在？就在於「理想」之中，我們所想像的每一個人都是理性的。但在現實之中就不是這樣了。人的良知理性雖然並不會被狗吃掉，但人實在太會「裝」。為了利益（財富與別人的認同、同情），人聰明得很，各種「裝」，就足以讓「理性」疲於奔命，最後什麼事都做不了；纏鬥到底，只能與爾偕亡。值得嗎？「理性」的能量（人的才氣與力量），明明可以用來做正面的建設，現在卻要與各種「非理性」的狡猾去纏鬥，無休無止。如此，則百業荒廢；不如此，則群小囂囂；怎麼看都是「雙輸」之局。但小人不怕「雙輸」，而君子能忍之乎？輕重大小之間，不能不做權衡。

然而，所謂的「禁忌」，就該永遠禁忌下去嗎？這顯然也不合理。那如何才對？要之還在於每個人「理性」力量的提升。此理性，不止於慎思明辨客觀科學的外向型理性（也就是所謂的「認知理性」），還有明心見性自我明澈的內向型理性（即所謂的「實踐理性」或「道德理性」）。二者兼美，才有完整的人生之理性與幸福；若只偏於一方，則不免有各式各樣的問題。尤其今天完全忽略後者，則人生無方向，不知止、不知中庸權衡為何物，人心不足蛇吞象，一切的聰明與智巧，都填不滿內心無窮無盡的黑洞。（尤其表現於色慾、吸毒、放蕩、炫富、權力、各種爭逐、怪誕、狂熱宗教迷信…）愈是如此，則大家愈是感覺到「人性」越來越不可信，於是各種禁忌、壓制必然也相對增多。

說到底，原來「禁忌」是在為人之理性成長爭取時間。如果人長不大或是長偏了，則禁忌之開放必是一場災難；不開放，則「壓制」也只是鋼絲上的平衡，能維持多久不可預期。那麼，關鍵豈不在於每個人自身的品質？豈不在於每個人自己的理性程度？豈不在於社會對此問題的警覺？而今社會卻仍在「民主」的大旗下一路狂奔，掩飾其實質上在不斷地媚俗，不斷地增加每個人內心自以為是的狂傲與非理性；這豈是人類文明真正該追求的方向？以「民主」、「自由」掩蓋社會的反智與非理性風氣，藉此瘋狂奪利，則最終不但摧毀民主、自由，還可能將人類得來不易的文明成果帶向毀滅。目睹今日世界之顛狂，真令人捏一把冷汗。

前言：在中文《維基百科》之【謝冰瑩】詞條中～指謝冰瑩曾經參加過民國15年8月北伐戰役中的汀泗橋戰役，其實是錯誤的，因為就讀於黃埔軍校第六期女生隊的謝冰瑩，當時尚未入學，因此根本不可能穿上軍服參加北伐戰役。實際上，當時正處於國民黨的「寧漢分裂」時期，在蔣中正於上海發動清黨行動後，很多國民黨右派也宣布響應，其中鄂軍的許克祥先發動了「馬日事變」…之後是夏斗寅與楊森聯手出兵攻擊被共產黨把持的武漢政府，而謝冰瑩所謂的北伐實際上是依親共的武漢政府之命來討伐這些反共的國民黨右派，也就是說──謝冰瑩派參加的是──共產黨的那一方……

在中斷幾十年後，從民國83年（1994年／第六十七期）開始，陸軍軍官學校重新恢復招收女性學生。

陸軍軍官學校招收女性學生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朔至民國16年（1927年）2月，由親共的鄧演達（1895～1931）所主持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為黃埔軍校政治科）內、在第六期的學生中召訓過一批約200多名女學生，但在同年4月12日，蔣中正在上海發動清黨行動──史稱：「四․一二事件」或「東南清黨」（中國共產黨則稱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到7月15日，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也通動了「分共」的決議，但直到共產黨在南昌發動──「八一暴動（南昌暴動）」後，汪精衛才開始下令封閉武漢的工會、農會，還提出「寧可枉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號，到處瘋狂捕殺共產黨員。原本分裂的國民黨（寧漢分裂）意外因「清共」再度合而為一（「寧漢合流」），但校務早已被共產黨把持的武漢分校則因此被關閉，女生隊自然也跟著解散。

著名的《從軍日記》、《女兵自傳（一個女兵的自傳）》…等書的作者謝冰瑩（1906～2000，原名謝鳴崗），就是在民國16年（1927年）1月考進武漢分校第六期女生隊。跟隨蔣中正清黨的腳步，同年5月，原駐守湖北宜昌的夏斗寅（1885～1951）聯合四川的楊森（1884～1977）派軍進攻親共的武漢政府。由於當時武漢的主力部隊都已開拔至河南，與張作霖的奉系軍隊作戰去了，僅剩衛戍武昌的葉挺（1896～1946）一個師的兵力（第24師）。武漢政府除命令葉挺出擊外，並決定把武漢分校學生編成中央獨立師來對抗夏斗寅與楊森的聯軍。當時謝冰瑩與期上女同學被編為政治連，分為救護隊與宣傳隊，隨部隊出征，行軍經過咸寧、嘉魚、浦圻、新堤等地（以上城市均位於湖北省），到返校為止，共34天（1927.05.18～06.20），她的暢銷小說《從軍日記》就是在那段時間內完成的，並連載於武漢的《中央日報》副刊上，後來由林語堂譯成英文發表於《中央日報》英文版副刊。（註8）

武漢分校關閉後，謝冰瑩曾入上海藝大（民國17年／1928年1月宣告停辦）、北平大學女子師範學院（1931年7月併入國立北平師範大學）讀書。從北平大學女子師範學院畢業後，謝冰瑩以售書的稿酬作學資分別在民國20年（1931年）與民國24年（1935年），曾兩度赴日，入「日本法政大學」與「東京早稻田大學」讀書，但均因為參與反對日本侵華與溥儀訪日等抗日活動，而被日本警察逮捕入獄，受盡各種酷刑，最後遭日本警察驅逐出境，但最令謝冰瑩心痛的是，日本警察還沒收了她的日記、手稿與許多珍貴照片。

另根據大陸長期致力於近現代中國軍事史暨人物傳記資料收集整理的陳予歡和陳重陽指出，黃埔軍校在大陸招收的23期學生中，畢業的女學生總數約為800餘人。除了上述武漢分校外，其他還有：抗日戰爭爆發後的民國27年（1938年），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第15期第2總隊特科大隊招收了191名女生隊學員；民國28年（1939年）秋，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三分校第16期108名女生隊學員（為「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戰幹團」改編而成）；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成都校本部分兩批於民國27年（1938年）2月、3月間考入第15期女生隊共200多名學員；民國28年（1939年）初，在江西吉安入伍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16期女生隊學員，隨第三分校輾轉遷移到後方正式開學，男女合校共3,000人，其中女生300多人，經過短期培訓後於同年冬畢業；民國29年（1940年）初，招收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九分校第18期第2總隊女生隊學員，共60餘人，獨立編成進行軍事與政治訓練，2月在江蘇東台縣入學，女生隊隊長由張祖年（第三分校第16期畢業）擔任，同年畢業時還剩有24人。

【第九分校第18期第2總隊女生隊24名畢業學員名冊】

民國37年（1948年）由晨光出版社出版的《女兵自傳》，後被譯成英、法、德、日等10多種文字，是謝冰瑩一生的代表作。謝冰瑩一生有過三段婚姻，最後一任丈夫為賈伊箴，兩人在民國29年（1940年）結婚。賈伊箴畢業於燕京大學（Yenching University，1949年後遭中共廢校，校系併入其它大學，校園則改為北京大學校園）化學系，曾到英國留學，回國後就在燕京大學任教。民國37年（1948年），謝冰瑩應聘至臺灣師範學院（師範大學前身）擔任中文系任教，同時負責教授「新文藝習作」。賈伊箴則擔任化學教授，同一時間也擔任剛剛在花蓮復校的「兵工工程學院」化學教授。據統計，謝冰瑩一生出版的小說、散文、遊記、書信等著作達80餘種、近400部、2,000多萬字。代表作《女兵自傳》出版達19版之多，後被譯成英、法、德、日等10多種文字。民國89年（2000年）1月5日，謝冰瑩因病在美國三藩市逝世。她畢生文學創作數量之多，影響之大，令世人矚目和敬佩。她是中國最多產、最有成就的女兵作家，在現代中國文壇享有盛名。（同註8）

民國26年（1937年）由上海光明書局出版的《從軍日記》。謝冰瑩晚年曾經說過：「三十歲以前不左是傻瓜，三十歲以後再左是呆瓜。」也就是說，30歲以前的謝冰瑩確實在政治理念和文學創作上具有明顯的左翼傾向……翻開《從軍日記》，革命、壓迫、階級、封建、地主、資本主義、奴隸、農民、推翻 等字眼處處可見，充滿濃厚左翼色彩，和當時左翼文學作品相比，激進程度毫不遜色（註9）

◆共產黨筆下的黃埔四女傑，是指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女學員中最為突出的四個人物。分別是「神槍手」胡筠（1934年以「AB團」嫌疑分子遭共產黨殺害）、民族英雄趙一曼（1936年在東北遭日軍殺害）、廣州起義烈士游曦（1927年參加廣州暴動失敗被殺）、少將胡蘭畦（中共建政後歷經──三反、五反、胡風反革命集團而被批鬥，1994年過世）。

◆危拱之（1905～1973）──葉劍英元帥第四任妻子、張瑞華──聶榮臻夫人、曾憲植──葉劍英第三任夫人、黃杰──徐向前夫人。

（8）：參見──

（Ⅰ）楊佳嫻：《成為（女）兵：謝冰瑩的軍旅書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30期／2017.12）。

（Ⅱ）曾慶榴：《中國為什麼如此尊崇黃埔軍校：三次拯救中國，短短二十三屆培育數百位將軍的奇蹟學校》（大是文化），p221～225。

（Ⅲ）蔣永敬：《國民黨興衰史（增訂本）》（臺灣商務出版社），p213。

但在中文《維基百科》之【謝冰瑩】詞條中則指出──謝冰瑩是在民國15年（1926年）冬，投考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六期。參加過短期軍事訓練，便跟北伐軍北上前線汀泗橋服役參戰，這記載是錯誤的，因為北伐戰爭中之汀泗橋戰鬥（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10師、第12師與吳佩孚部隊在湖北咸寧汀泗橋一帶的戰役）發生於民國15年（1926年）8月25日～28日，當時謝冰瑩尚未入學武漢分校。

參見──中文《維基百科》之【謝冰瑩】（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B0%A2%E5%86%B0%E8%8E%B9）。

在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的《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54：謝冰瑩》一書中寫道：原名謝鳴岡的謝冰瑩是在民國15年（1926年）11月時，經二哥謝贊堯的遊說考上中央政治學校武漢分校，但因為反對複試而遭開除。同月25日，改以「冰瑩」之名重新投考中央政治學校武漢分校，以第一名成績考取（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女生部，入伍接受3個月軍事訓練。隔年（民國16年／1927年）5月，與19位女同學獲選為第一批出發鄂西之救護隊，隨軍北伐，參與汀泗橋、新堤、廣濟之役。

參見──國立臺灣文學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54：謝冰瑩》（國立臺灣文學館），p80。

而大陸軍事人物研究權威陳予歡教授在《黃埔女兵與抗戰歲月》中寫道：謝冰瑩是在～民國16年（1927年）5月，參加中央獨立師到前線戰場救護工作。她隨軍參加北伐戰爭，從征間隙完成《從軍日記》，發表於《中央日報》副刊後名震一時。後經林語堂譯為英文發表於《中央日報》英文副刊，並集結出版專輯，再被譯成法、日等國文字，在國際文壇有了影響。

參見──陳予歡：《黃埔女兵與抗戰歲月》。

但實際上，當時正處於「親共」與「反共」的「寧漢分裂」時期，在蔣中正於上海聯合青紅幫開始清共後（即「四․一二事變」），先是隸屬於唐生智（鄂軍）的夏斗寅之第14獨立師聯合了四川的楊森率軍在4月17日攻打武漢，武漢政府只能命後方留守之葉挺率軍反擊，同時也動員武漢分校學生進行反擊。

之後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第14師第33團團長許克祥（屬唐生智之鄂軍，1953年來臺，任物資局顧問，1964年過世），也在同年5月21日下午通電全國，擁蔣反共，並派軍包圍封鎖中國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省特別法庭、共產黨黨部、總工會、農民協會等二十多處共黨機關，殺害百餘名共產黨。因21日的電報代韻字母是個馬字，故稱為「馬日事變」。

參見──蔣永敬：《國民黨興衰史（增訂本）》（臺灣商務出版社），p213。

2019年底，習近平在上海考察時，首次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種全過程的民主，此後中國官方就把中國大陸實行的民主稱為「全過程人民民主」，並且在2021年底出版《中國的民主白皮書》闡述其內容。中國當然不是從2019年才開始實行民主，全過程人民民主描述中國已經在實行的民主，以及其民主實踐的未來方向。

簡單說，民主是人民當家作主，不僅政治上要民主，還包括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民主。即使只考慮政治上的民主，就有多種的實踐方式，因此民主無疑有很多的面向。全過程人民民主要探索民主的各面向，並且選擇適合的方式在中國實行。上述的白皮書列舉了一些中國實踐民主的方式，包括但不限於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等。這些與西方民主唯獨強調「民主選舉」（選舉各級的首長和民意代表）形成強烈的對比，也凸顯西方民主的不足。

人民常有不同的意見，最好是透過「民主協商」討論協調出盡量一致的意見，才符合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然而西方民主是多數壓過少數，自然不重視協商和少數人民的意見和利益。

民主的目標是政府根據民意施政，即「民主決策」，包含蒐集民意、與人民溝通、根據民意調整政治決策等等；然而在西方民主下，選舉決定政治人物的成敗，政治人物於是重視選舉遠超過政治決策，常導致其政治決策的品質低落，也不符合多數民意。

有了民主決策，還需要「民主管理」來執行政策，西方民主連民主決策都做不到，更別提民主管理了。

中國的「民主監督」包含很多監督機制，大多與西方民主的監督機制類似，兩者的主要差異在於後者有在野黨的監督，而前者沒有在野黨，卻有中共中紀委的監督。西方民主強調政黨競爭和政黨輪替執政，在野黨為了追求輪替執政，有動機對執政者強力監督，但是時常變成過度的監督－對執政者吹毛求疵、小題大作、杯葛抵制，因此增強了政黨惡鬥。考量近年中共中紀委在大陸打擊貪腐的成效，西方民主的在野黨監督看來未必優於中共中紀委的監督。換言之，西方民主的監督未必優於中國的民主監督。

民主有很多的面向，被研究了很多（譬如協商/審議民主），但是這些研究大多晚於英國和美國建立其民主制度，也很少應用於各國的民主制度，因為大部份的民主國家都是以英、美的民主制度為藍本，而少有更動。中國實行全過程人民民主，是在探索民主的多面向，也企圖應用有關民主的先進研究於中國的政治實踐。這是中國企圖對西方政治制度的彎道超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