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高中學生，根據文化局的「認識台中」而整理出下列的觀點[1]──

『……近百年來台中市的開發情況──

清康熙 49 年 ［1710 年］ 漢人移入犁頭店［今南屯］，台中市始被開發

清雍正 10 年 ［1732 年］ 於犁頭店設立巡檢署

道光年間 形成市街，並且有「大墩街」的街道名稱

道光年間 成為當時台灣中部的農產品與貨物的交易中心

西元 1885 年 清政府於此建築城垣［後來的台中城］

西元 1887 年 台灣建省，劉銘傳曾計畫在此建立省督

日治時代

發展極為快速，日本政府積極實施許多計畫改正市區、統治河流，並且設計棋盤狀的道路、開通縱貫鐵路，使其成為台灣第一個現代化的都市……』

然而，上述關於日據前台中市發展的史實，所描述的是真實的要點嗎？

就所知──

台中市的都市計劃起於日據時期的1900年，與台北市的都市計畫，同年開始；

然而，這代表的是什麼？

這雖是社會發展逐漸脫離自然型態而由人為主導的發展過程；但人為的主導真的能夠完全擺脫自然條件，那麼重要嗎？沒有任何都市計劃可能擺脫其自然條件，在沙漠中間，沒有人去建立都市，為何應該被那樣重視，日本時代為何被特別標舉出來──？

當年的史實是早有清代台灣現代化的主導者劉銘傳，在其就任台灣省巡撫前，我們島嶼本來只是福建省管轄下的一個大離島；當年，法軍侵台，劉奉旨護台抗法，來台擊敗法軍；他感到台灣不僅戰略位置重要，並且有自給自足成為一省的條件；而他是太平天國之亂時的西化派將領，來台後，發現台灣應該具有發展的潛力，因而有以「一隅而為天下倡」之抱負；當時，朝廷也有在台灣設『總統』，強化東南七省海防的主張；而劉銘傳來台擊敗法軍，又是洋務派一員；因此，我島乃有脫離福建而設省的機會；當年劉氏對於設省的構想，原本有將省城設在台中的想法，當時的奏摺為了「聲明彰化等縣地輿太廣，急需添官分治」稱：

「查彰化橋孜圖地方，山環水複，中開平原，氣象宏敞；又當全台適中之地。擬照前撫臣岑毓英議，就該處建立省城；分彰化東北之境，設首府曰『台灣府』、附郭首縣曰『台灣縣』，將原有台灣府縣改為台南府安平縣……」

「1887年八月，畫疆分理，粗具規模，為彰化橋仔頭新訂省會，設備未周，暫駐台北。」

同年，劉氏完成清丈清賦；上書戶部咨移海軍衙門議准台灣修建鐵路，創辦商務；後因為隔年發生施九緞事件，施因新任縣吏清丈貪墨而起事，曾以索焚丈單，引來數千人圍縣城，電線毀斷，提督朱煥明陣亡；但事件平息後，劉仍命棟軍負責建造省城，直到劉去職，工程才停止進行。

事實上，對於台中的重視，如所示，不僅是劉銘傳的主張，也是前任福建巡撫岑毓英的主張，更是左宗棠麾下名將劉璈的主張，雖然兩劉交惡，但是在看中台中上是共同的，這值得指出。

其次，應該指出當時中部地區已經是人文薈萃的富饒之地，換言之，中部地區出現一個大都會是已有其實力的。。。例如，霧峰林家不但出了武將林奠國與林文察、林朝棟父子，還出了舉人林文欽；在資產上，林家又由於軍功取得了樟腦的經營權，林文欽的腦棧事業到甲午年時已發展到香港。

當然，我們不能不提及的，當年鹿港地區早已開發，當年應該也有雄厚的實力，甚至，鹿港的眾仕紳如進士蔡德芳、貢生吳德功等還曾經公開主張應該把省城設在鹿港；但是，如前述，施九緞事件的主角施家乃是鹿港巨族，在其地附近設置都會，是否有繼續任其發展，受其「圍城」的壓力？並且，鹿港在幾十年前已經開始淤塞，其貿易地位已經遠不如過去盛時。。。

此外，根據台北建城不取艋舺，不取大稻埕，而取兩者間的地點作為平衡或發展的樞紐，而建為台北府城的史實──選取台中，名之為『台灣府』，其首縣為『台灣縣』；而原來的台灣府改為台南府，台灣縣改為安平縣；真是充分的顯示了當年不只是計畫一省城而已，「台灣府」與台灣縣這個名稱的更動，更是顯示了當年北京當局是如何期許這個新都市在我們島嶼的代表性地位。

另一問題是其所謂「使其成為台灣第一個現代化的都市」，是以何種標準來確認的？

史實中，台北市與台中市，在同年開始實施日人的都市計畫；如前述，台北市的計畫人口為六十萬人，台中市為二十萬人；規模差距不小；

而另以重要性言，日本新據台灣，台北在北端，最接近日本領土，並且是當時台灣唯一擁有鐵路、最繁華的新興城市；其北面有海港基隆可以直航日本，其近便的地理位置，似乎必然較台中重要；而台灣總督長駐台北，似乎也顯示了我們的推論；如果所謂「現代化」，是指社會政經發展與交通的話，我們似乎想不出台中當年真是比台北更現代化的都市！

上述關於台中市發展的史述，聯繫上最近該市強調綠川整治的新聞炒作──竟把原本應該每日潺潺的河流封死在水泥之下，掛上霓虹彩飾的河川景觀，當成偉大的現代化之生態成就。。。

是否充分顯示了當局者除了嚴重的選擇性記憶外，也讓我們相當感受到或許只是反映他們深度自卑的爭取所謂「現代化」與其「第一」的心理，那是一種讓人會感到深刻遺憾的誇大與浮華，好虛名的習性。。。

那應該絕非在未來推動我們的社會朝向理想發展時，我們所需要的正確態度。。。

 

[1] 「台中興盛與鹿港的沒落之比較」，國立苑裡高中。高三 12 班，許文菁、賴怡婷著，

根據資料來源：參考台中市文化局─走讀台中，用心看台中〈認識台中〉。97 年 2月 26 日，取自 http://www.tccgc.gov.tw/report/taichung/taichung/taichung.htm 整理而成

 

婆娑台灣島福摩     美蘇戰略兩岸愁
先進爭逐失主體     獵巫染血更陰霾
鄰里萬千互防諜     恐怖慘白續年年
樁萱遙念應泣血     兄弟隔海喟黯然
大陸幸能自人助     此岸伺機奮出眾

何以故    何以故     兩霸對峙幸變故

以上第二句，作者原擬用「美蘇冷戰兩岸愁」，一如通常由1947年杜魯門對抗戰後共黨的所謂「冷戰」上看，然而，由於作者細思美蘇之在華競逐在對日抗戰期間的1941年實在已然明白展開，那是1941年前，蘇俄以志願空軍援華；在珍珠港事件後，美軍始放棄其將戰略物資售予日本的所謂「中立政策」，正式援華；更早的史實則可上溯到1938年美國國會臨時成立的「非美行動調查委員會」，至1945年，該負責調查該「不符美國利益」活動的委員會成為常設機構；只是到1950年揭幕的韓戰中，因美國右派發動了著名的「獵巫行動」──麥卡錫主義──而美蘇衝突在美國內部邁上頂峰。

那是1950年2月，當時麥卡錫參議員公開宣稱掌握了國務院上下有共產黨員205人的名單，造成了美國這個以自由民主自許的超強霸權，對自身社會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整肅，許多著名的知識份子因受嫌疑而失業；這時國府也才在「二二八悲劇」後的此岸，又一次全面加強地展開了打擊紅色的恐怖整肅行動；往後在雷厲風行的兩年內，「破獲」了所謂「匪諜案」近八十件；對岸則在稍後的肯南的「圍堵政策」與杜勒斯所強調的「和平演變」之恐懼下，醞釀著往後的「反資產階級復辟」的「文化大革命」。因為這樣的史實，本文乃改用「美蘇戰略兩岸愁」──此外，本文不以該慘烈戰局只因美俄不直接涉入，竟就稱為「冷戰」，我們的主體性何在？我們不是美國人哪，故此堅持不用一般習用的「冷戰」一詞，直稱美蘇「戰略」。

第三、四句，則是指出此期間兩岸先後失去其主體性；那是國府在1947年11月與美國簽訂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不顧其總理遺囑中強調的廢除「不平等條約」要求，竟在美國壓力下同意了美方所要求對等的國民待遇──例如，同意互相使用對方的港口，開啟了往後國府極度親美的政策根源；共黨則在1949年公開宣布了「一面倒向蘇俄」的政策，雖然，到1960年代蘇聯帝國主義的本性流露無遺之際，中共就迅速與蘇共拆夥，展開了其自力更生，力保國家安全的「不要褲子，也要核子」政策；但是，在兩岸資訊斷絕的情況下，「反共抗俄」，長期曾是此岸民族主義的重要口號：這就是此地所提示的關於「先進爭逐失主體」之史實。

而下句所謂的「獵巫染血更陰霾」，則是指上段解說中著名的「麥卡錫主義」，在學者論述美國史時，通常根據西方宗教史的迫害異教信仰之典故〈另一說，十七世紀末，美國曾發生巫術恐懼，居民群起而找尋嫌疑者而殺之〉，而將身為自由陣營龍頭的美國此期的肅殺形勢，亦名之為「獵巫運動」；而染血者，是指在美國的迫害，往往只及於監禁或去職與剝奪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如，美國核彈之父歐本海默，因被懷疑其忠貞而從此去職，終生不得從事核子物理之研究；名演員卓別林因而離美回其瑞士老家；清查各地圖書館，七十五名作家作品被列為禁書；兩千萬人曾受不同程度的調查；但是在動盪的此岸則到處諜影，在「杯弓蛇影」下，形成所謂「寧可錯殺一百，不能放過一人」、「保密防諜、人人有責」、「知匪不報，與匪同罪」，人人怕「隔牆有耳」之恐怖情勢。

然後，美國的「獵巫運動」，在1954年，麥卡錫參議員離任該安全會議主席後，雖就漸減弱，但是，該「非美行動調查委員會」，仍然繼續運作，於1969年，它則轉為「國內安全委員會」而存在，要到1971年因四位美國國會議員揭發了中情局在過去數年越戰期間，曾以鳳凰計畫非法逮捕、拘禁與暗殺達四萬人，該會與該法才被廢止〈註1〉；但是在美國全面改革情治工作，要到1975年，尼克森總統水門案後，因美國會對中央情報局之強烈不滿，全面反省時，該會才被取消。

而相應於上述的麥卡錫主義；此岸的防諜氛圍卻以1949年「戒嚴法」成為往後島嶼上空長久的陰霾，要由1976年底國府隨美國該法之取消後，始宣示尊重人權，經過1977年中壢事件，接受許信良之當選桃園縣長，直到1988年，國府解除戒嚴之前後，這陰霾才逐漸散去。

這期間，在個人自由上，島內的基本人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集會與結社，言論與出版的自由，無法伸張，甚至於萬千人們因而受到國府剝奪自由與生命的待遇；在這樣的壓力下，兩岸間，父母子女隔海不能相見，夫妻或兄弟姊妹不能相敘的情形，所在多有；而島內因而受刑者，痛苦亦然，對於親情與人性的斲傷，真是罄竹難書；根據法務部向立法院所提報告，軍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有29,407件，受難人約達14萬人；此外，非學術研究的最高估計數字有所謂「據司法院透露，政治案件達六、七萬件公佈，如以平均每案三人計算，受軍事審判的政治受難人應當在20萬人以上。」──引自「台灣人權報告書1949~1996」，魏廷朝著，文英堂出版，頁2。

除了受直接威脅的人數之外，可舉兩高官為例──

中研院院長吳大猷之義女吳吟之的遭遇。在「吳大猷傳」中有如下的紀錄：〈該書，丘宏義博士著，智庫文化出版，頁584〉

「就在他們秘密地建立了父女關係之後某時，第一次的考驗降臨在吟之的身上。有一天，一群穿了便裝的陌生人來到她的家中。自稱是安全機關的某單位，來檢查。他們翻箱倒櫃大肆檢查一陣，杳無所獲後，就離開。到現在也不清楚這些人來自何單位。在七○年代，還有不少不知所屬──意思是政府對人民隱瞞──的單位，一發現有蛛絲馬跡的可疑現象，就可以不經過任何法律的手續，去任何人的家中盡興搜索。如果要抗議的話，輕則把家中的器皿、衣箱衣物亂加破壞，重則失蹤;幸運的過了一陣子才放出，連關在那裡、被那個機關抓去的，都無從知道。當然，偶爾也中了一、兩次的獎──在五○年代，有一位邊疆的民意代表娶了一位年輕的女子為妻，後來發現這位女子是大陸中共的間諜。可是在大多數的情形下，都徒勞而無功，……」

另一是曾任考試院副院長、行政院副院長的王雲五對於其出版物重印的壓力──

「中共人士所著之大文，……。雲老主持影印東方雜誌於民國六十年代〈一九七○年代〉．臺灣尚在戒嚴時期，反共意識高漲，此種文章如經印出，雖係事隔數十年前之人與文，本屬明日黃花，對現今已毫無實際政治意義之可言，但其時顯然仍觸犯法令;勢必將使全套《東方雜誌》遭遇禁售命運．則重印之舉形成無效．……因此，唯一可行辦法，唯有將此類文章全部抽除，如此雖不免稍有美中不足，但較之之全部不能印出，畢竟仍有價值，……但此時在台灣能一見此輩大名所寫文章，立即知悉其政治背景者幾希，以致檢查抽出諸此文章之事，一時無人可以代勞，非雲五先生親為之不可。……」〈引自「王雲五與行政革新」，徐有守著，台灣商務印書館，頁158〉

另再舉兩岸對抗下，對於京劇中原本「教忠教孝」的著名劇目「四郎探母」的「恐怖」反應為例，可見當年「白色恐怖」無孔不入的威力荒謬之一斑──

「京劇《四郎探母》被視為一齣反權力、反戰的劇目，它以人性的親情去控訴政治、戰爭的殘酷無情，因此，兩岸政權都曾禁演此劇。在台灣戒嚴時期，國民黨政府因懼怕劇內有關四郎思母思鄉的感人情節，動搖了當時隨時準備「反攻大陸」的國軍士氣，長期禁演該劇。一九五零至五二年間，中國大陸禁演二十六部傳統劇目，其中包括《四郎探母》，被禁的原因是該劇描述四郎楊延輝被遼兵俘虜後卻沒有自殺，犯了嚴重的「投降主義」行為。《四郎探母》當年被禁的事實，卻成為今天觀看兩岸政治荒謬的鏡子。」（謝曉陽）■

〈引自「亞洲週刊」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br&Path=2207996152/45br1b.cfm〉

這就是上面第五、六兩句──

「鄰里萬千互防諜     恐怖慘白[2]續年年

樁萱遙念應泣血     兄弟隔海喟黯然」

──所對應的部份史實。

至於，最後所謂──

終幸大陸自人助     伺機此岸奮出眾
何以故    何以故     兩霸對峙幸變故

白色恐怖的直接影響接近半世紀。在這美蘇對峙的期間，兩岸也處於強烈對峙中；對岸在中蘇衝突而自力更生後，自助而後得人助；1978年，在美國企圖充分破壞中蘇關係，為了竭力削弱蘇俄集團而拉攏大陸的形勢下，對岸主動地展開了改革開放，在「紅」與「專」之間選擇了發展社會經濟的道路。此岸則是更早地掌握了美蘇冷戰的機會，其經濟在1965年開始逐漸脫離完全依賴美援的地位；然後，其經濟發展就一步步地由東南亞受美援的諸落後國家中脫穎而出，至冷戰末期，已居於所謂「東亞四小龍」之首的地位。

以上的兩岸發展，是為什麼？

顯然是受美蘇冷戰內部形勢變動的影響──即，島嶼之得以發展是掌握了美蘇對峙初期，雙方各成鐵板一塊的對峙局面；大陸之得以發展是掌握了美蘇對峙中期，雙方相持難下，終致陣營各自鬆動時，也取得了於己有利的新局面。從此兩岸各自都得以走出可以有更深遠發展的局面。

總結這種經驗，本篇乃以

「何以故    何以故     兩霸對峙幸變故」作結。

[2] 「白色恐怖」是美蘇冷戰中的產物，白色是相對於革命者的紅旗而言，由蘇聯革命中守舊的保皇黨，革命中被通稱為「反動派」，可能此「白色」有「將投降」的貶義，被稱白黨，白軍；革命黨稱紅黨、其軍隊稱赤衛隊、紅軍；「白色恐怖」就是指保皇黨為捍衛政權所遂行的恐怖行動。在此岸，意指國府治下，對於異議份子的非法恐怖行動。此詞在解嚴前只有黨外人士使用，政黨輪替後，今已頗為常見。

許多人談到兩岸生活，對比時，很自然地提起網路上的自由度問題──

總是強調島上進入臉書或谷歌，不用翻牆，來去自如，自由度高多了──好像真的自由度越高，就越接近自己的理想。。。

但是，讀到大陸網友的貼文，它的文字是如此說的──

『想到很有趣的一點，雖然在大陸上臉書需要翻墻，但大陸人會翻墻去看台灣媒體的報道去了解台灣。台灣上臉書沒有墻，但台灣人卻不去看大陸媒體對大陸的報道，而是只看台灣媒體對大陸的報道，接收大量抹黑、誇大、移花接木、甚至編造的新聞，所以墻根本不是問題，問題在人身上。』

可不是嗎，翻牆與不翻牆，是最明顯的差別。。。對於老弱婦孺言，若無體能，如何翻牆。。。

願意翻牆，除了要有體能外，還要有理解牆外的好奇心。。。各自探究自身有興趣的事物。。。

相對的，無須翻牆，除了似乎較缺少好奇心外，我們島上似乎也並沒有因而增加太多訊息的篩檢能力；網友就只是依隨著官方報導的方向，收集同質的資料而已。。。有真的開闊多少眼界嗎？有沒有想過，卻可能受到了某種傷害。。。

不過，在對岸的牆內，可就自然形成了某種本國觀點，就像一個家庭內部，能夠有大同小異的共識。。。張家、王家、李家、陳家。。。各自沒有太多異見的問題。。。自然有凝聚意識的效果。。。

相對的，我們島內由於霸權所謂的「全球化」的西方論述背景，其中隱含著裂解後進國家的細膩設計，所以使得緊跟霸權身後的我們社會，一定很難形成真正自身的觀點，最後乃在二分法的思考模式下，只能努力以非傳統、反傳統來面對自身的自卑困境，似乎如此才能擺脫在西方二分法設計中，自身長期落伍的羞恥。。。這樣的，乃使得來自自我裂解的獨立口號與西方先進社會也不敢貿然主張的先進觀點，如，極端的性平與廢死自然形成了最佳的、分裂我們島嶼社會的統一戰線。。。

這樣的社會，怎能不高度地內耗呢。。。

 

 

 

 

 

 

如何的新聞，才是「假新聞」呢？未經查證的，就是嗎？或者要查證到什麼程度──查證到「水落石出」？查證到可以「摸著石頭過河」？──就以當前最火紅、最受關心的香蕉跌價，在各報都高度關注的，有人高價收購香蕉，竟然被毆問題為例。。。

看，如果真是這樣──

『吳姓盤商長期經營水果大盤生意，收購水果內、外銷都有，過去都是委託中間人代理收購，但中間人卻自行加價賺取價差，今年蕉價低迷，他決定收回代理，在旗山設據點直接收購，提高收購價格到每公斤10元。』

這麼好的收購者，怎麼被人毆打呢？真是太混帳了。。。但是，這會不會是「假新聞」呢？

難道，真的「有照片，就一定有真相」嗎？

如果該報導全是真的，是否這應該是官方農委會與北農嚴重失職。。。

就應該由官方出面高價購入，以平抑物價。。。而官方竟然放任自己的職責？

否則的話，這是否應該就是某方放出來，或製造出來 的『假新聞』？

會不會，真有人被打嗎，還是打人與被打串通，引人注目的一場大戲？？？

政治攻防上，歸罪於對手的漂亮設計。。。？

建議大家藉著此事件，一起來探究，究竟所謂『假新聞』應該如何判斷，以及其責任問題？

只要有照片，就不是「假新聞」？只要有用電話查證，對方回答「有」，就已經盡責？

還是要像本文所探討，簡直要查究到水落石出，才算是盡到了報導者的查證責任。。。

 

 

婆娑台灣島福摩     原民漢胞歌聲輟

 青年勁旅忍投海     國府派軍苦踟躇

海南軍伕受毒害      次級兵丁糾葛多

接收金鎚紛爭起      日產解散工難復

演出倭人偷聲笑     美方竟來革命書

何以故    何以故      久別兄弟血流誤 

 這一篇的十二句是描述二二八事件悲劇的由來──近因。由於本篇所述的情境，也就是後來引起「二二八悲劇」的情境，它特別複雜，所以，以下解說的資料特別多些，請參考──

首先，讓我們看──「青年勁旅忍投海     國府派軍苦踟躇」前篇所述日美的離奇作為，都發生在國府派軍來台之前，換言之，以傳聞中甚囂塵上的「台灣自治運動」言，直後有我們前指出的「台灣王公開接收事件」、「台灣王怕日本十八萬大軍而拒絕出席南京受降大典事件」與「林陳演講後台灣物價飆漲事件」，似乎接收台灣所遇的變數頗大，這時的國府應該如何派軍來台？

   而當年的史實，據謝東閔先生稱，原來國府所欲派的是其最精銳的青年軍──曾在緬甸與英美並肩作戰，擊敗日軍解救英軍，接受美式裝備者──他曾親身奉召為教官，對其官兵講解台灣的歷史，風土人情，風俗習慣與日本殖民統治的行政與教育、經濟等〈請見於「歸返─我家與我的故事」，謝東閔著，聯經出版，頁184〉；

然而，在前述的日軍可能不穩，國府所派軍隊可能將面對極為危險的情勢之考慮，與國共相爭亟需用兵的大環境下，乃部分改派裝備較差，且未曾受該講習的地方部隊來台──對於長期受軍國主義熏陶的皇民化青年言，這是難受尊重的；更何況，該軍隊對兩岸氣候的差異之無知，竟正好又加重了這一負面的影響；在人們回憶當年時有所謂的

 「日本投降，……，傳聞台灣軍司令部參謀長諫山春樹召集十六位台灣名流，告訴他們日本雖戰敗，但在台灣仍擁有五十萬大軍，還有五年屯糧及精良武器，如果台灣願意效法印尼，脫離中國宣布獨立，日本願意全力支持。聽說當時有人十分贊成……這計畫雖未實現，但陳儀已事先獲得台灣有人不願歸順的意圖。因此，在接收前先招募一批沒有知識、低階層的無賴漢，充當先鋒部隊，登陸後如果遭遇不測，既使犧牲也無妨，然後再派精銳部隊武力征服，血腥鎮壓。」〈引自「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頁353。〉

「我以中央社特派員的身份有幸與他同機，……當五架專機降落於松山機場時，總督府諫山參謀長等高級官員與台灣士紳……都在那裡列隊相迎。葛主任竟躲在飛機上，推著王民寧先出來露面，……三十四年首次在台北公會堂舉行的國慶紀念會……他又稱病不出，……。他的作為真令人有點匪夷所思了。」〈「後世忠邪自有評」，收於「感懷集」，葉明勳著，躍昇文化事業1996年初版四刷印行，頁74~75〉

「當接收臺省之初，國軍第六十二軍〈軍長黃濤〉自高雄登陸，俱系美式裝備，軍容甚盛；第七十軍〈軍長陳孔達〉自基隆登陸，士兵來自閩省保安隊改編，人著棉軍裝，赤足著草鞋，……」〈沈雲龍口述回憶資料，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九，頁136。〉

「當時軍方對這邊天氣估計錯誤，軍隊來的時候，天熱都打赤膊，腳上穿著草鞋，服裝不整；……這種儀容不整，對歡迎的老百姓來講，看到後，認為這是什麼玩意，怎會打勝仗的？」〈沈雲龍口述回憶資料，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九，頁125。〉這是當年的複雜實況之一──然後其他的狀況可見於下面六句──

「海南軍伕受毒害    次級兵丁糾葛多  

   接收金鎚紛爭起     日產解散工難復

   演出倭人偷聲笑     美方竟來革命書」 

至於，上面出現的六句，除了第三句是指日文的「金鎚」，即，中文的「鐵鎚」，曾被國府接收人員誤為「金製」的鎚子，引起糾紛，此以作為當時語言不通可能引起嚴重誤會的一例子；

第四句，則指的是前述關於戰後日人竟在離台前不僅以由東京運來的巨額廢鈔吸光市場上的物資，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以及把所有國策會社清算結束，股東與員工各自朋分後，國府所接收的幾乎只是空殼子；造成各地工廠難以開工的情況。學者研究史實資料中所謂──

「在國民政府軍隊抵達之前，許多日本人所擁有的土地及工廠便以極低廉的價格賣給台灣人，根據一條新法律，凡是在1945年8月15日之前所訂立的日台人契約承認有效。……有許多台灣資本家便與日本人勾結偽造契約，契約的簽訂日期填成8月15日之前，…據估計，當時有高達三百億的日人不動產，經由這方式而移轉出去，而當時台灣省所沒收的敵產也不過一百二十億而已。……」〈「戰後初期台灣各階級之經濟活動」，王宏仁著，台灣風物，第47卷1期，頁23。〉

 其一、二句，則是指在後來二二八事件中地位重要，卻少為人談起的海南島台灣軍問題，原來，戰爭末期日軍徵召台人赴海南島任軍伕與警察，成為當地的統治階級；少部份台人竟然皇民化到與日軍一樣嚴重欺凌當地民眾的地步；其事傳播頗廣，在戰後曾引起粵人對海南台灣軍人的報復，也引起部份海南返台的台灣軍人之仇恨；二二八事件之擴大，有許多資料顯示海南台灣軍人參與暴亂者最多，故有此段以勾勒該重要背景。據一位我台灣人軍屬所描述，其史實可見於下：

「在海南島，日本人是一等國民，台灣人是二等國民，朝鮮人是三等國民，中國人是被抓來作奴工當奴隸。當時築了一條五十四公里運輸鐵礦的鐵路，光是因為這項工程病死的中國人，可以排成這條鐵路的三分之二長，很可憐‧……有些台灣人在海南島很不規矩，我常看到台灣人在光天化日下強暴海南島的女人，而且是幾個人輪姦，實在很不應該，畜生也不應該這樣……」「當時海南島人很氣台灣人，少數台灣人亂來欺負海南島女人，當然會氣台灣人。」

另一方面，戰後海南島台灣軍人，也因此在廣東受報復的情形如下：

「尤其戰爭中，在海南島或廣東的本省人在戰爭結束之際，受到當地居民或外省憲警的欺負，要比對付日本人還要厲害，……」。

「我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到台灣，……有一件對老百姓心理上有極大影響的是，要提提。當時軍方對這邊天氣估計錯誤，軍隊來的時候，天熱，都打赤膊，腳上穿著草鞋，服裝不整。……這種儀容不整，對於歡迎的老百姓來講，看到後，認為這是什麼玩意，……當官長的，沒見過榻榻米，竟然不脫鞋就穿著鞋走進屋子裡到處找床，由於語言不通，鬧了不少的笑話。對老百姓的心裡又起了極大的影響。」〈沈雲龍先生回憶資料，收於「二二八檔案彙編〈九〉」，國史館印行，頁125〉

是以上的這類事故〈另有戰前與戰時日本派往中國的台灣浪人，在大陸為非作歹〉，使得兩岸間埋下了衝突的複雜種子[1]

而五、六句則是指其時還有更複雜的情勢，第五句是指出日本人在此期中的重要表演──對應於戰後日本的嚴重動盪──「軍人和軍需工廠員工，不分公私物之別，開始分配庫存物資……街上的市民臉色蒼白，所帶的包巾中的東西，不是趁混亂取得的軍用物資，就是在黑市市場買來的東西。」，

皇民份子辜偉甫在東京所見的──

「我本來打算到日本親眼看到重建日本的情形後，想把日本人肅然起敬的奮鬥精神告訴台灣同胞，我所見所聞的盡是疲憊而沒有道義的日本。〈「秘錄、終戰前後的台灣」，鹽見俊二著，日本文教基金會編譯〉

在台灣，戰爭末期已出現了的日軍──

「部分敗德軍官，搜括許多糧食、衣料及其他物資將之藏匿。必須作為公民道德典範的軍官卻自己帶頭做如此之勾當，……我也認識好幾個將風塵女郎帶進軍營裡，開盛大酒宴到深夜而行止荒唐到極點的好色軍官，他們的勤務兵則被奉命爲這樣的女人端酒菜，自己吃的卻是聊可免於餓死的粗糙軍中伙食……」〈「台灣不可欺記」，伊藤金次郎著，日本文教基金會編譯，頁39、41〉

但是，卻由於總督府運了整飛機大額的鈔票來台，搶購我台灣各地物資以為己用，解決了日人返日前的生活問題，造成我們台灣物價嚴重膨漲，但是，他們對我台人卻表演出了一付很刻苦而極有秩序的樣子。讓外人都十分感動──

因而，乃有著名的所謂

「日本的統制經濟和停戰同時崩潰了。因為八年的戰爭而物資缺乏，疲敝困憊之際，加上統制經濟的體制崩潰，於是米的配給將斷絕，因此米價只有每天上漲了。首先依靠日本政權生活的官吏薪水階級者，發出了哀叫，加上日本銀行券的千圓鈔票上，加印台灣銀行幾個字的鈔票出籠，貨幣就驟然膨脹而更加刺激了物價的上漲。丟了職的日本官吏立刻跌入生活困境，有些人就打發家屬出外工作：小孩去賣香煙，女人就開露天店舖。無罪而純真的小孩不准上學，對著街上來往的人們點著頭『叔叔，請買一包香煙吧！』……」[2]

「那些曾經與我共事的日本記者們，率先垂範，成為一個團體而像苦力般地工作著。在街上看到他們頭上纏著白布賣力工作的樣子，實在悲壯極了。住在這個市營住宅區的貧民最先被遣送回國，但是當他們要離開的時候，實行所謂『要離開的鳥兒不弄髒窩』，於是把紙門重新裱好，然後離開。我看到這種情形說不出有多少感慨。」

──這如何能不使皇民化的，不知事實底細的年輕人更是以為日人之可敬？！

這一情形，日人主事者之「偷笑」，實我先民之悲運也。

末句之「美方竟來革命書」，是指盟國此時竟然向我台灣散播鼓吹革命的小冊子；在著名的台獨經典「被出賣的台灣」裡，我們就可看到那位美國作者，二二八事件期間的美國駐台領事館的副館長柯喬治做這樣的自述──

「舉例來說，在1946年年末，領事館接到華盛頓數萬分印刷精美的小冊子，題為『美國政府的故事──其發生及功能』，這本小冊子像其他許多手冊一樣，富有插圖，以發給中學生程度為對象，這年齡正是對政治充滿單純想法，以為只要經過直接的方法，萬事似乎皆可以達成。……從下列的幾句話，可以看出不負責任的美國宣傳小冊的一斑，而在當時它格外不適合當地人民閱讀，這足以引起反叛……這些分明是在說明美國政府及美國人民已經準備好，要來『拼命努力』支持實現民主制度。」[3]──

這就是本篇此句所述「美方竟播革命書」的由來；而其實美國當年並未伸出援手，以至於該柯爾名其著作為「被出賣的台灣」；也應該正是當年熟知此中原委的我台灣祖國派領袖林獻堂先生在日後落難東京時，猶拒見該一身份重要的美國官員的理由。最後，本篇末句，就是指在這樣的複雜情況下，作者為我們被撥弄的先民，落入二二八悲劇中，被犧牲之哀嘆──悲痛那入人毒彀中的「久別兄弟血流誤」了。

[1] 例如，臺獨大將蔡同榮回憶中所及──「國民學校五年級時，我的級任導師是台北師範剛畢業的林老師，他不喜歡大陸人，也不會教國文，大部分的時間都教我們算術，他使我對數學發生興趣，其後一連串的入學考試，我都靠優異的數學成績而被錄取，這要歸功於他替我奠定的基礎。   林老師教我們半年後二二八事件爆發了。他非常興奮，寫了好多標語，叫我們貼到村上的電線桿上。他在廟前演講，呼籲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打倒貪官污吏，好多村民響應地的號召捐錢，他跟幾位曾被日本政府徵調到海南島作戰的青年，一起到嘉義飛機場攻擊蔣。隨後幾天我都守在收音機旁邊收聽他的「戰況」。但此後他一直沒有回來，到現在仍不曉得這位我所敬愛老師的下落。」〈「我要回去」，蔡同榮著，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印行，頁11〉

[2] 「無花果」，吳濁流著，前衛版，頁142。

[3] 「被出賣的台灣」，喬治‧柯爾著，陳榮成譯，前衛出版社1996年印行，頁224。

活在當下，時局動盪，擱下歷史，就談談當下的論述場域的荒謬與悲哀吧。。。

網路大作家管人健先生，在網路上有如此高見──批評非公衛專業的館長說，館長『亂發高見』──然而，究竟誰「亂發高見」？

以下是大作家管先生的高見──

『美國境內也有窮人問題，但美國當年也不會用這些理由來規避對全球公衛的援助，如果要等國內問題完全解決才能援外，台灣現在可能都還難逃瘧疾肆虐。為什麼館長要對自己完全外行的問題亂發高見？。。』

真是多麼義正詞嚴，多麼正確無比的語氣，然而，其實卻是避重就輕的，也是被欺騙而不自知的言論。。。大家請看他這個公衛逃兵，是否才真的不應該發言。。。
我先要指出，我不是公衛專業，我是學教育的，不能欺騙；我願在此提出四個觀點，請大家思考──

一、 何謂「規避」對全球公衛的援助？
其他國家或地區，都有那樣的一條援助的規則，只有我們沒有遵守這樣的規則嗎？否則，如何稱之為「規避」？

二、 如果真有那樣的規則，我們島嶼的經濟狀況，可以與美國相比嗎？
大家應該知道的常識，自從1900年開始，美國已經是當時全世界國力最強的國家；到二次大戰後，更由於最少受到大戰的破壞，而更是世界上獨霸全球幾十年的國家。我們島嶼應該如何與美國比較──

三、 美國真的那麼關心全球公衛？
美國在二戰後，財大氣粗，到全世界戰略要地，設立軍事基地；所到之處，多數都是落後地區，他不僅是充當老大，還要搶奪在地資源，例如，石油或鑽石，作為其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動力；但是落後地區常有各種疫情；美國人很害怕在當地被疫病傳染。他們自然必須為自己花大筆經費來控制疫情；想想這是否很大的一筆不能不花的開支。這是他們關心全球公衛的真正原因。

四、 管先生的錯誤──並不可恥，只是被偉大的美國、英國。所騙而已──
建議管先生，只要這樣思考，美國搶奪資源雖多，但是這筆不能不花的開支，是否必定影響了他原本的利潤，大老闆們是否總要努力設法減低自己的這項負擔，也就是希望其他國家為他們分擔這筆開支？如何做呢，不是由今天才開始，也不是由二戰後才開始，早在重商主義時代提出著名的「白種人的天職」時，就開始了──那是利用宗教，要所有如奴隸般的白人也支持它們的侵略時，就開始了──只是這時是利用人類高貴的同情心，來為老闆們分擔這筆巨大的開支。
至於，為何說只是被美國、英國。。。所騙而已呢？
因為，我們誰沒有被騙過？真的並不很稀奇，只要下次不要被騙就好。雖然大作家管先生，應該也被「一視同仁」。。。更何況，這一欺騙不僅被當成常識，還被寫成管先生所讀的「公衛學」中；而且不但被寫入專業的公衛學，而且還寫成鋪天蓋地的「現代化理論」，當作是傳統向現代發展的重要表現之一。。。多麼進步，多麼全球一體化。。。我們的好學生，如管大作家就死背了下來。。。我們該同情他，只是一個受害者。。。對不起，管同學，一、兩百年來，美國霸權還沒有倒，我們不能為您爭取「轉型正義」。。。就像被害兩百年的所有中國人一樣，我們也無法為所有中國人爭取「轉型正義」。。。

最最後，知道這個問題和台灣史的關係嗎。。。很多人都以為殖民者曾經在我們島上提倡公衛

知道嗎，理由完全一樣。。。只是史實更為曲折，下次有機會再談了。。。

    婆娑台灣島福摩    原漢應謳出運歌

    祖國當迎歡同笑    詎料日美伏暗波

    總督溫順少壯惡    飛來鉅票陰謀設

    私產授受公產分    紛傳傀儡託管說

    缺席南京猶慰藉    林陳講演飆通貨 

    何以故    何以故    儒者丹心墜毒彀

作者自註

此十二句是陳述戰後光復，我台民原應可立刻平順地重回祖國懷抱；然而，事實卻非如此平順，在日軍投降之後，國府來台以前，島嶼上空已是陰霾深重了──先看下四句──

 祖國當迎歡同笑    詎料日美伏暗波
 總督溫順少壯惡    飛來鉅票陰謀設  

原來這時日本與美國各有圖謀；首先看日本在台軍民，光復之際，就有日本情報部少壯軍人中宮悟郎、牧澤義夫與日軍參謀長諫山春樹共謀以駐台近20萬日軍與10餘萬日人與部分台灣皇民結合，公開以台灣未受戰事的軍火實力為後盾，推動所謂「自治運動」；

消息流布迅速，台灣總督安藤雖然於1945年8月20日根據東京天皇命令公開禁止；但是，日本浪人素有「替天行道」的「天誅」傳統，在日軍內部表現為「下剋上」之歷史傳承，因而他們對於「自治運動」之推動，並未停止；

9月9日，日人鹽見俊二〈台灣總督府主計課長〉由東京空運來台灣巨量台銀鈔券〈堆滿整個機艙，鹽見氏睡在鈔券上〉，號稱是發放對於總督府人員欠薪，預支薪金至1946年2月，並藉退休、退職金之名，大量散發鈔票；並且在公營機構對民間協力戰事者之所有欠款，並將各國策會社清算，將資產分發所有相關人員；

這時，國府接收人員還未抵達。如此，大批鈔券投入戰後台灣百廢待舉的蕭條市場，日據五十餘年來，最大的，難以想像的通貨膨脹發生了──由1945年8月至10月，台北市白米平均每斤由0.2元上漲至每斤3.6元；即，18倍；至11月，更上漲至12元，即60倍──在這樣的情形下，誰能有效控制上漲之勢。

至於，此中說「詎料日美暗生波」，與美國有何關係呢？

 原來美國對於台灣有野心，那是我們可由歷史與當時現實兩方面的情勢來理解。

       那是歷史上，不僅日本對於台灣早有野心，美國在日本明治維新以前，就曾經考慮取得台灣；並且，二次大戰中，美國海軍更曾經研究與設計登陸台灣建立軍政府的計劃。而前述日人鹽見將巨額鈔券運來台灣時，東京在美軍控制之下，物資不得自行處理，飛機非經同意，更不得起飛；因而，前述之「詎料日美暗生波」是陳述該一激盪台灣金融、破壞台灣經濟的陰狠設計是經過美方同意的史實。

          後六句，

 「私產授受公產分    紛傳傀儡託管說 

  缺席南京猶慰勉    林陳講演飆通貨     

  何以故    何以故    儒者丹心墜毒彀」

原來日人離台前不僅有上述的設計，還有其他破壞台灣重建的配套措施──它可以區分為對公產與私產的處理。對於前者，這是把各生產事業之資金全數朋分完畢。因而，戰後台灣立刻陷入無法抑制的迅速通貨膨脹中。史料中有所謂

 「日本人行員每人發三萬元，台灣籍員工之男行員每人發二萬元，女行員發一萬五千元，雇員發一萬元，工員發一萬元以下……」〈請見於「台灣銀行史」，本橋兵太郎總纂，台灣銀行史編纂室出版，轉引自「光復前後的台灣經濟」，袁穎生著，聯經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頁72。〉；

 另也可由台南纖維統制株式會社對於員工的「照顧」為例，而見其史實是

「經過兩年的逃難生活，現款已全部花光，……，正在焦急之際，突然接到好消息，獲得一筆相當可觀的意外之財；恰可作東山再起的資金。……蒙會社發給 一、退職慰勞金446元，二、臨時賞與金385元，三、解散津貼布疋一批，經賣出後得款數千元。」〈請見於「吳修齊自傳」，吳修齊著，遠景出版公司，1993年10月五版印行，頁144~145。〉」

以上，這些是對於公產的處理。而對於私產的處理，則是推動各地有力人士接收日人私產；它的方式是以離奇的──

「台灣王」林獻堂被迫公開到台北市鬧區接收日人產業而展開──那實在不像一個讀過儒家典籍中所謂「臨財勿茍得」的士大夫的行為，如果是真的貪婪的話，應該會儘量暗地進行吧──這卻全面帶動了各地爭相接收的社會風潮！這一變動的史實是我台先民的回憶錄中所描述的

 「戰爭結束後，待遣回的日本人將他們原有的房子送給與他們有親交的台籍人士，……台大名教授中都有受贈的人……有的人全靠接收成為巨富。……光復後登場的台灣巨富中，有很多人是背如上的原罪──非法接收。」「現在想來，台北市城內的商店或日本人的高級住宅，都那樣地被有權勢的人強佔為私人財產，……」──這樣的不勞而獲所引起的爭奪，除讓有力人士間發生了分化外，更是也讓人心極為不平。

當時的情況是，林獻堂在八月下旬來到台北，公開接收日產；消息傳出，全台各地都出現我台人私自接收日產的情況；然而，誰真的有資格接收日產，漂亮的日本人的住屋誰不喜歡？在地與日人有親密關係的權勢者透過私人關係自行轉手，但是當地人都知道那些日產的主人原本是日人的；當時由於爭奪這種產業，甚至地方上發生槍擊聲。據稱原來應該由政府來接收的日產達420億日圓，在此一波的私相授受後，國府來台後，所接收到的日產僅有120億日圓而已。也因為這樣不公的情況，很容易造成社會的失望與不滿。。。

        然而，由於日人臨去時的這些惡毒設計，本身應是以其戰後「台灣自治運動」為出發點，拉攏戰時與日軍協力的有力人士，以及與日人有「親交」的人士的。意圖為其設計的所謂「台灣自治運動」，完成可以任意操弄的基礎；這也就是本段指日軍意圖將皇民作「傀儡」之說的背景。

         在日軍這樣的意圖之外，當時情勢的複雜，還另有我們不可不知的，也是讓人更遺憾的，是1945年底，抵達台灣的美國情報單位，竟然不顧美國總統羅斯福在開羅宣言中把台灣交給中國的主張，不僅在台灣街頭公開以「台灣應該歸屬於那一國」為題，展開民意訪問，主持者中沒有公正中國人在內，其發問顯然易於偏頗；更離奇的是，該偏頗的訪問結果竟公開刊於美國的媒體上。其結果是，第一、美國，第二、日本，第三、中國。當時該事件鬧得很大，稱為「台灣託管問題」。
這兩者都是那個過渡時代極重要的一段史實，其中可以讓我們看出過去歷史與今日我台灣問題的複雜臍帶關係，因而，本文特別再以後一句，「紛傳傀儡託管說」，將之勾勒出來。

至於最後

   「缺席南京猶慰勉    林陳講演飆通貨 

      何以故    何以故    儒者丹心墜毒彀」

 是敘述被日人設定為「台灣自治運動」的傀儡王的林獻堂先生，當1945年9月9日國府在南京舉行日軍無條件投降的受降典禮時，受邀的林先生，當時已在南京，竟然因受台灣軍參謀長諫山春樹以十八萬日軍可能失控之威脅而沒有代表台灣出席；然而，10日，兩先生往拜訪南京受降的負責人何應欽將軍時，並未受到太多指謫，反請林與陳共謀維持台灣金融穩定之道；

不料在9月20日，林先生與其得力助手陳炘先生，在台中樂舞台講演後，竟傳出因兩先生提供了上海金融的錯誤消息，遂引起台灣物價飆漲；啊，這些，加上前及的「台灣王」公開至台北接收的事件，將給國府怎樣的印象？──而這正是今天台灣所有研究戰後台灣史之研究者之應該嚴肅面對，應該深刻反省的史實！

 然而，我台灣人是否會願意參加此一所謂「自治運動」？更坦白的講，既使真是大皇民，當年的大順民，在日本人已投降情況下，還會肯為投降的人去賣命嗎？他們這樣的私心自保，並非不合理。況且當年被尊為當然領導人的林獻堂先生，是一位在日據下五十年曾經堅拒說日語，穿日服，深具傳統儒者風貌的祖國派領袖，怎可能真心甘願地去做戰敗日軍的傀儡王！

 換言之，在日據下丹心一片的儒者林獻堂，確是落入了日人的設計裡，給了國府極壞的印象，增加了國府判斷的遲疑與錯誤。因此，泥土只能在此深沉地慨嘆「儒者丹心墜毒彀」──

〈按，此「彀」字，余首見於唐太宗之行科舉制度故事；史稱太宗見士子魚貫入考場，撫掌曰，「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寫作此哀詞時，此引太宗以喻日人，實欲以此激我人之自強，望勿僅以怨日為能事也〉

 

婆娑台灣島福摩     滄桑長者憤呼天

南進高明污本土     聖戰禍心逐漢原

有方自可欺年少     求鍊皇民榮殊獻

中途海戰假長勝     珠港高揚九贗神

倘非父老明真相     薪高爭報志願兵

何以故    何以故     乏史乏壽五十冬

作者自註

婆娑台灣島福摩    滄桑長者憤呼天

南進高明污本土    聖戰禍心逐漢原

以上四句，由「滄桑長者憤呼天」，延續了歷史悲劇的發展，以曾經歷史悲劇滄桑的老輩，心中存有歷史悲劇的憤懣而展開；然而，本期中的史實發展，並不那麼簡單：作者本著對於「君子可以欺之以方」的同情，描述皇民化運動當時，我台灣部份年輕人，由於沒有經驗而被欺騙的可悲處境。

那些年輕人在日本皇民化教育下，由於不知道自身的真實歷史，例如，皇民化教育，其實不止起於1940年皇民化運動之後，日人早在1906年就在漢文教科書裡污衊著本土；其最可悲者應是台人的課本中有一課文嘲笑我先民嗜吸鴉片，如下：

「……夫阿片之流毒於人不少矣，然在本島人視之以少吃何傷也，而不知吃愈多毒愈深，斯癮癖愈固，遂至每日不食，則困苦萬狀，而不能堪焉。試問好吃阿片之人，體瘦氣衰而百事卒無一成者，何其不知悔悟也，世如此者曰煙鬼。」
「許多煙鬼最堪憐，憔悴形容如坐禪；不覺漸成長命債，對人無語更淒然；煙鬼癡迷真可憐，室家重寶化成煙；人人談笑渾無恥，剩得妻孥泣涕漣。」

其實史實哪裡是那樣？！悲哀呀──史實是──

當年日人據台之初的「攘逐政策」並不順利，但是它的主要阻礙並不是我們奮死自保的義軍，而是日軍不習慣氣候與風土，以及日軍的衛生習慣，日軍病死者很多；在死守鄉土的反抗下，征伐很難持續，至1897年不得不以尊重民俗為名，發布「恩典」，普遍准許台人根據日人所發特許〈特別許可證〉繼續吸食鴉片，台人既經屠殺，且清代早知鴉片為毒物，對此陽謀式的特許，自然深為痛恨而激發出堅強的主體性；就接受當時由大陸傳來一種極為先進的戒鴉片之方法，我先民紛紛自發地依該法實施禁絕鴉片的工作，發展至1901年，我台人禁絕鴉片繳回特許者近三分之一，以致當時日本一面因鴉片滯銷，必須削價出售；一面日人出動警察至各地威壓與逮捕該運動的主持人，我先民所處的情勢真是令人遺憾，但是其主體性的種種，真是有能使「頑夫廉懦夫立志」的作用；試看一位當時運動裡的善堂主持人李緝庵先生在警方威壓下的抗言：

「……堂中施行之事，以降筆造書、勸戒洋煙為主；其書中所引證者皆是善惡應報之事，使民若知警醒不敢為非，大有關於風化；若戒煙一事，又屬顯然之利益也。至於堂內供職之人係為行善起見，各皆自備飯食，並不敢取分文，豈邪術師巫、惑世圖利者，所可同年而語哉。……未知身犯何罪，律犯何條？誠令人不解也。倘政府強欲加之以罪，私等有殺身成仁之美，政府有妄辱善民之名；雖肝腦塗地亦無恨焉。」

以及當年日本官報「台灣日日新報」對於我先民這一自發的戒絕鴉片運動曾有如下的記載：
「嘉義紳民假外較場王爺宮為神壇降乩之所，惟戒煙人等尚無房屋可棲，各庄運送竹、木、茅草，以助蓋造之需，今日肩挑背負者，更覺接踵於途，現已堆積如山矣」

──對不起，作者看這樣的史實，都快哭出來了──

然而，不知道這段史實的年輕皇民化的朋友們，不僅聽信關於大和民族的神道觀，把天皇看做是「現人神」，是「萬世一系」，自卑地相信原本自身所屬的民族的卑賤，相信大和民族能夠「八紘一宇」，統治世界的神話；同時，日本統治者並高明地揭示一種對歐美列強在東亞侵略行徑的抗爭精神，不僅使其自身所發動的「南進」侵略戰爭行為，成為所謂「大東亞聖戰」；並且號召青年人，應該在鄙夷本土社會的認知下，投身該偉大的「南進」行動中。

當時在日本官方所推動的文學樣版「陳夫人」一書中，其中強調所謂「大好的喜事嘛，這些人何不穿整齊些。不論坐花轎的新娘裝飾得如何嬌美，迎親的行列如何豪華，抬轎或抬吊台的漢子衣著如此，這總是美中不足。民族性的心情鄙野，從這一點便暴露無遺」及「台灣的冠婚葬祭非常煩雜奢侈的陋習，不只清文一個人極力倡導矯正，新時代的人都抱著和清文一樣的看法。……但清文這種意見，全家親族並不依從‧……」，把台灣傳統社會進行了強力的污名化；而結果導出了書中主角清文，最後懷抱理想，決心離開台灣，勇往前進印尼的結局。就是當時最好的例子。

相對的，我台灣文學家吳濁流在其名著「亞細亞的孤兒」中所謂的

「……最近又盡量把台灣人送往南方，然後在衛生狀態已經確立了良好基礎的台灣，將日本人移住過來。而台灣人的所謂『皇民派』也趁這這個風潮附和著往南方發展。殊不知這是日人想利用台灣人作替死鬼的毒計。……那不是即將滅亡的民族的悲哀的一側面嗎？」

則是當時滄桑長者的深刻認知；這也正是前述「滄桑長者憤呼天」的由來。

此篇後四句──

有方自可欺年少    求鍊皇民榮殊獻

中途海戰假長勝    珠港高揚九贗神 

倘非父老疑真相    薪高爭報志願兵

何以故    何以故    乏史乏壽五十冬

 則是作者慨嘆古語所稱之「君子可以欺之以方」，描述在前面的曲折陰謀設計下，年輕人難免因美麗的謊言而接受皇民的觀點。例如，1941年，日本在偷襲珍珠港事件中，曾派出五艘兩人操作的袖珍潛艇，配合空中轟炸，入港攻擊；該戰事中，五艇之一，在珍珠港外就被發現、擊沉；之二，在港內之暗礁上擱淺，浮出水面，一人被俘；其他三艇在戰事中失蹤，並無可歌可泣的事跡；但是，戰報上卻稱九人皆完成任務而殉國，號為「九軍神」，要求青年以之為榜樣，因其並無實事，故此稱「九贗神」；當年隨該報導，就有年輕詩人周伯陽[1]寫了頌贊「太平洋上東亞諸民族已躍起的黎明，粉碎了央格魯撒克遜民族的野心」之「九軍神贊歌」，鼓動年輕人投入聖戰的熱血；即是一例。而1942年，美日中途島海戰之役，是珍珠港戰役後，制海權的決定性之一戰，日本聯合艦隊全軍覆沒，然而，卻對所有高級官員與平民完全隱匿了這場嚴重的敗績，該「大勝」的戰報使得各地仍為大捷舉行了旗海遊行與提燈祝捷大會[2]，繼續鼓舞青年加入「武運長久」的軍隊；又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其次，另一獎勵皇民化的表現，是日本殖民統治當局，因日據末期兵源缺乏，才「特准」我台灣先民有到當兵的資格〈主要去南洋，避開大陸〉[3]；當時，台灣島嶼的物資缺乏，並且工資普遍低下，於是就在1942年以「大東亞聖戰」之名與「取資於敵」所提供的高薪給誘惑下[4]，展開了吸引年輕人的所謂「志願兵」制度。

以上這些推動皇民化，皇民奉公，皇民鍊成運動的欺壓手法，如果不是透過我先民長者傳承所親歷的殖民統治經驗，年輕的皇民竟真的產生了一種強烈的自卑，當年另一著名的皇民文學中，年輕人竟形成了如下的想像──他們沒有社會生活的現實經驗，把皇民教科書上的理想假設，當做是日本社會已存在的現實──今天，日本人會來台灣尋找已不存在於日本的「日本精神」，就是這樣的史實的反映。當時沒有真正主體性的、自卑的少年，是如下地接受了皇民鍊成運動的指導：

「雖然自以為是日本國民的這個軀體裡    可悲啊    卻沒有那天生的血液    島人的我只能自勵於滾滾淚中    島人的我只好自勉於滾滾淚中   而今我等為聖上作擋箭牌… 當勇敢赴死於沙場…既決意捨身則無慾望… 但願成為皇民而後已……」〈「道」，高山凡石著〉

所以本篇乃有「倘非父老疑真相    薪高爭報志願兵」之句。而本篇末句結語之「何以故    何以故    乏史乏壽五十冬」，即是對此一情況的總結──我灣先民之皇民化，實在是在日本五十年殖民殘酷統治下，我台民絕無自己書寫的歷史，而且在平均死亡年齡又不足25歲的限制下，歷史苦難經驗確實難以充分延續傳承的結果[5]。

[1]周氏就是戰後寫出童歌「妹妹抱著洋娃娃」的作曲家。

[2] 見於「日本的崛起與沒落」〈二〉，John To Land著，劉方矩譯，黎明文化頁238。

[3] 在發動了侵略東亞的戰爭後，很早就徵用了台人，但是在此之前，我台人是沒資格拿槍當兵的，只能當所謂「軍屬」，即軍中附屬的工員；在軍中地位居於軍隊專屬的軍人、軍馬、軍犬之後。

[4]當時對於所謂台人的「國語家庭」，能得官方較高的配給，但是仍不如一般日人，成為志願兵則成為地方上的榮譽階級，得到極 佳的待遇。

[5]不過這一結果，是應該對照日本據台最後的安藤總督那為惡者心虛的內部談話來看的；其所謂──「……領台五十年，如今正是要把歷任總督之政治成績單公諸於事的時候。倘若統治甚得民心，萬一敵軍登陸而全島戰場化，台灣同胞應該會與皇軍合作，挺身與敵軍登陸部隊作殊死戰才對；真正的皇民化必須如此，萬一與此相反，倘若台灣同胞中有與敵人相互呼應，甚至由背後突襲我皇軍，這不是茲事體大嗎？；而以我個人的看法，我還不敢對台灣同胞寄予絕對的信賴……」，實在發人深省。

出處: 勵志台灣大哀詞──八〉日據晚期篇 – 泥土 的網誌 – udn部落格http://blog.udn.com/h1234567am/984394#ixzz5GE83nFb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