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毛化」在某些人心中是劣義，但在另一些人心中則是勝義。

習近平是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這沒有什麼不對，蔣經國也是。習一生從政都很乾淨，「打鐵還要自身硬」，他是有資格說這話的，尤其在一個「無官不貪」的年代，這尤其難得。習不夠民主，你不喜歡，可以罵，但看不到他的優點，甚至把優點說成缺點，那就是意識形態的偏見。

資本主義已到窮途末路，凡有點知識與思想能力的人，應不會否認這一點（我持此一觀點是從勞思光《歷史之懲罰》的思路來的，讀者可參考）。但什麼才是社會主義的實現方式？毛以階級鬥爭來保證無產階級的純潔性，以此來搞社會主義，但最終失敗。他自己也承認。（毛說︰「 一生幹了兩件事…後一件反對的人多。」）

習搞社會主義，你說這是「毛化」，可以。但習不搞階級鬥爭，所以從這點看，他不但並未毛化，而且是反毛的。（凡看不到這一點的，都是偽學者。）

那麼，習是怎麼搞社會主義的呢？一是鐵腕反貪腐，斬斷資本與權力的關係。（習曾說，「要當官就不能要發財，只能選一樣。」）這事很難，但他真搞成了。（難在那裡？請參見《習近平反腐與自由民主的取捨》。總之，比一般人想像的難得多，不是你有權力有決心就搞得了的。）第二就是扶貧。第三反托拉斯、反壟斷。第四「房子不炒」。（這事還沒搞成。要是搞成了，就是不得了的大事。）以上四件事，都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國家不搞的。但我覺得他做的對。

要做成這四件事，習依托中國人的自尊心與傳統的理想性。此所以要提中國夢與民族復興。至於手段，你想，搞西式民主能做成這四件事嗎？資本家不結合政客反撲嗎？習反西式民主，是勢所必然，也是對的。

那麼，習能不能搞出一個「中式民主」或「社會主義民主」呢？在「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且越來越明顯）」的情況下，目前只能是謹慎地摸著石頭過河，因為民主自由，太有利於反對派了，而且無異於開大門引入西方反華勢力。緊縮有其不得已之處。當然，在執行上，很多地方做得太粗糙，可以批評，但大體上，不得不如此。

習的難點，在於未來。如何不「人亡政息」？（他總不可能永遠做下去）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最大的一個不同在於，資本主義放任人的貪婪，但以公開化與制度的制衡來抵消其壞的作用。在技術不斷進步的情況下，這招曾經很有效；但當新技術低迷，藍海消失，一片紅海時，貪婪則會使人殺紅了眼。目前的美國就是這一種情況。而社會主義呢，以權力抑制貪婪，但權力本身又可能成為獨大，恣意妄為，成了新的亂源。（不貪財而貪權）

習在二十大的報告中，特別提了歷史周期率與自我革命的問題，顯然他對此是十分有感的。（評論的人看不到這一點，則是昧於問題意識，可見根本不懂習，居然還能夸夸其談。）但習能不能做成功？他需要、也呼喚制度創新，未來如何目前尚不可知。

習的路，完全是正確的。他代表中國文化對西方衝擊一百多年後的最後一步回應，也是翻身一擊的回應。這一回應，也同時應該是超越西方，而代表人類文明走過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之後的下一步。（反觀美國與西方，工業革命的紅利吃的太順了，時代已前進，但還賴著不想動。）

社會主義，不再利用人的貪婪，則人的素質就是第一位的。人心的覺醒，相互親善，以愛與平等為主，再道德化（而非去道德化的現代化思路），強調自我節制，此或即歷史辯證發展的下一步。

習近平對社會的全面控制，並非為了打造極權國家，而是為了防止貪官的全面反撲。

「奪人錢財，有如殺人父母。」要打貪反腐，你能想像貪官的反抗會有多強？十年前，流行一句話︰「反腐、亡黨，不反腐、亡國。」忘了嗎？在貪官遍地的時代，反腐有多難？（如果容易，胡錦濤早就作了。胡這個人也是反貪的。）

習不全面控制，貪官必藉「自由」而大造其謠，把水攪渾，讓你一身髒水，讓你反腐辦不下去。更有甚者，面對反腐，貪官一定唱民主的高調。因為一旦有反對黨，有群眾支持，反腐就反不下去了。請看陳水扁的例子。

而且，就算當不了陳水扁，民主自由也可製造話題，藉枝微末節半真半假的事情上綱上線，以偏概全，悚動視聽，以抹黑反腐，打亂節奏；或勾結外國勢力，節外生枝，造成全國性的輿情洶湧，最後讓你窮於應付，而反腐不得不半途而廢。

總之，反腐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習全面控制，大家都不滿，尤其對靠筆桿謀生的人（學者、新聞、文藝線上的人）更是覺得不便，更反感，我很了解，也很同情。若我生活在大陸，可能也有怨氣。但為了反腐大局，你告訴我，還有別的辦法沒有？（我是想不出來。除非你把貪官都想成好人、想成笨蛋，認為他們會乖乖認罪，俯首就擒。）

有人以為民主化就能反腐，是嗎！菲律賓、印度就沒人想反腐嗎？他們國家就沒有愛國者要出來反腐嗎？反得成嗎？至於台灣，執政的民進黨腐不腐？大家心知肚明。

註：我不是反對民主自由，也不是說民主自由的社會沒有辦法反腐，而是說，在中國經過全面性腐敗的情況下，在文革傷痛左右派對立並未消失的情況下，目前的做法有其合理性，推動民主自由要十分謹慎。

近日，延長役期成為一個熱門話題。

不管是一年還是二年，現在服兵役，與過去的二年兵役有一最大的差別，就是過去服役知道不會打仗。但現在服役，則因知道是為了準備打仗延長的，心態上完全不同。

為何而戰？為反統一而戰。既如此，我們必須對服役者的忠貞有所要求。玆鄭重建議如下（不是開玩笑）：

一、詢問服役者是否反對與對岸統一？如不反對，則不能服役。

二、不反對者，必須提供一人全役期的薪水，以金代役。

三、為防有人以金代役而逃避兵役，凡不反對統一者，須強制性到大陸生活一個役期（役期為一年，就到大陸生活一年），以為懲戒。（說明︰之所以如此規定，是站在執政者立場，「統一」的生活必然是痛苦的，所以對「不知好歹」的贊成統一者，必須施以此「痛苦」的懲罰，以使其體驗沒有自由民主的生活，然後知所反省。）

以上三條規定，合情合理，可確保軍隊的忠貞，以免陣前倒戈。

再次說明，以前人人要當兵，不加甄別，一是因為以前沒有人權觀念，二是因為以前並不打仗，且兩岸也互不來往，沒有忠貞與否的問題。但現在台灣進入民主時代，執政黨標榜民主人權，且軍隊亦不容混入「支持統一」與「敵人」通氣者，故如此做，完全必要，且合情合理。

希望民代或官員採納鄙見，加以立法，以保軍隊戰力。
請贊成者多多轉發，尤其要轉給各級民代。

The time is nigh to determine your fate！（決定你命運之時接近了！）

台灣民眾何以必須思索接受一國兩制？並不是一國兩制有多麼完美。而是對台灣而言，它已堪稱是兩岸難題的最優解！

如今台人反對一國兩制的心態猶停留於三十年前，彷彿中國大陸還剛從一窮二白翻身不久，從而證明其制度的劣勢；然而三十年走過，中國反而證明了它的制度的優越性，已經超越了西方自我吹噓的所謂黨爭民主。

在此情況下，一國兩制不再是所謂優與劣的強制捆綁，不是一個低劣品跟一個高級品的摻和，它甚而可能是一個極優品與次優品的聯合。就算不是如此，它也是兩個相去不遠的制度的併立，而不是過去以為的強烈反差的兩個制度的勉強湊合。

其次，台人必須拋棄所謂的「專制與民主」、「極權與自由」的二元對立思維，習近平不是毛澤東，亦不是斯大林，中國早已沒有集體農場、更無人民公社，它實施的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公私混合的經濟，不是台人腦裡揮之不去的那個共產主義。

中共的政治體制裡，並非毫無民主成份，它的法律在推出前，都會有公告期，並跟與之相關的個人、部門與團體代表進行協商，這已行之多年，是另類的審議式民主。當然，這一類法令偏重於公共政策類。

第三，西方的民主已經在嚴重退潮。黨爭民主早已讓人民被摒棄於一旁，只剩政客藉著鼓動的民潮，與其政敵進行殊死鬥爭；所制定的政策也只是譁眾取寵，甚至是在所謂的價值觀的名義下，直接犧牲民眾福祉。

這從俄烏戰爭可以看到其真相，歐洲各所謂民主國家的領導人，竟以同情烏克蘭的民主意志為由，團在一起對抗俄羅斯，寧讓國家資金外流、能源短缺、產業外逃、人民陷入饑寒，卻無法清醒地認識真正的國家利益，並制定符合現實的政策。

但這並不是民主的表現，這是少數的政客為了其政治利益，為了虛飾的假象，將人民置於水火之中。歐洲並未告訴人民真相，這場戰爭是美國部署與拱火的一場代理人戰爭，烏克蘭與整個歐洲都是犧牲品。

這顯示了一個道理，西方的黨爭民主，不只是徒勞的，而且是脫離現實的。它在人民陷入交迫時，還在如夢遊者似地喃喃自語。

而美國又如何呢？當人看見所謂的偉大的國父們創建的山巔之國，竟有一天讓暴民衝入國會山莊時，不應只想到那是川普個人的民粹煽動下的荒謬個案，而應反省那是黨爭民主無法克服的基因缺陷。

眼下的台灣不亦如此？一個黨在獨大時，還是可以每天囁嚅著一些夢境似的囈語，喊著不切實際的獨立追求，從而將國家迅速推往戰爭邊緣。

在這種以民粹為基底的民主底下，才真的沒有說出真話的自由；因為一切清醒的語言都會被戴上叛國的帽子。而當一個社會失去思考力，真話無法浮上檯面，它就準備走向死亡。

反共只是一個教條。教我們反共的人早已或在地底或在天國，但反共卻像DNA遺傳給每一個台灣人，從而讓絕大多數人失去思考的本能。在宣傳的教條與口號中，你不可能思考。

美國正在台灣的周遭拱火。它準備將台灣送上戰場，以延緩它的霸權衰落的命運，但就算台灣燒成了泥炭，美國的衰落也是注定的，因為它的體制讓它只會吸血，卻不知如何重生。然而，台灣卻可能在這場戰爭底下，永劫不復。

思索接受一國兩制的可能，是台灣可以找到的最優解；否則你就得準備戰爭，以及戰死。但我分明知道，你不想戰爭。可是，你為什麼不思考呢？

我竹中同班，畢業於政治大學經濟系的某同學，年輕時投入黨外運動，既出錢又出力，是民進黨創黨黨員之一。他既未擔任黨職也沒有想謀一官半職，心中想的便是從國民黨的高壓之下爭取民主與自由，卻在十幾年前離開民進黨，不再談政治，然而蔡英文上台之後，他卻又關心起政治來，且對蔡政府多有批評。

之前，我對鄭寶清為了要找回民進黨的核心價值退黨參選，頗為讚許，並以之詢之於同學。不意，同學卻回答說：鄭寶清若是被提名，就不會用要找回民進黨的核心價值這種冠冕堂皇的話，來作為脫黨參選的理由。

他觀察蔡政府的兩岸政策，認為逐漸把台灣帶到戰爭邊緣，於是他開始備糧、備物資，並在鄉下買了房子以便疏散用，並勸我也要有所準備。

他每隔一段時間，便會將觀察局勢的心得與我分享，每回必定說：民進黨愈來愈離譜，愈來愈邪惡。我很訝然，為甚麼一個催生並參與民進黨創立的人，會有這樣的評論？

今天，他又在line裡傳來：「安居樂業比自由民主更重要」這麼一句話。我仔細想了很久，為甚麼有人說：「不自由，勿寧死」。原來，人是分等級的，對於衣食足，精神生活也很豐富的人而言，若沒有自由，就會窒息；然而對於追求三餐溫飽的人而言，活下去才是首要。

如我這種靠19,697元勞保退休金（據報導目前勞保退休基金大虧數千億，聽到後驚心動魄）+ 627元國民年金過退休生活的人，其實安居樂業才實在。若是台海發生戰爭，則不但無法安居樂業，且一切將化為烏有。

安居樂業比甚麼都重要！

台灣藍營的人大都是不分年齡的把所有台灣人歸為一體，把熱烈歡慶光復的情境都看成是愛國同胞，是以認為必然是先有民怨的累積，才有二二八的爆發。鼎鼎大名的二二八研究學者王曉波就認為二二八純粹是官逼民反，更別提對二二八毫無研究的一大票國民黨頭面人物了，馬英九就是突出的典型代表。

在是非與正義的思想力量上落了下風，國民黨就跟著台獨的節奏宣稱要「永遠與二二八受難者家屬站在一起」，追悼、反省、道歉、紀念…，失去民心也失去自己的黨魂。面對有目標、有動力、齊心協力的民進黨，就像國共內戰之時士氣渙散的國民黨，重蹈了在大陸離心離德、土崩瓦解的覆轍。

中共則一直封閉僵化在國共相爭時期反蔣的二二八宣傳八股，把事變中極少數的反蔣愛國的左翼人士視為代表整個二二八的屬性。事實上左翼份子為數不多，勢單力孤，除了起了搧風點火的作用之外，在二二八是完全被邊緣化，毫無作為可言。

加上蔣介石是殘暴腐敗的政權，已經是大陸人根深蒂固的成見，而且對不了解日本殖民台灣史的大陸人看來，崇日反華的皇民心理太過逾越常情常理，超乎一般人的經驗之外，難以想像。官逼民反就成了發生二二八與台獨的唯一合理解釋。

時至今日，台獨的皇民嘴臉暴露無遺，中共竟然還是完全看不出或是不提二二八的皇民漢奸本質。最有代表性的是2017年新華社發表的文章，對二二八的定義是：「反對專制統治、要求民主自治」，「台灣同胞光榮的愛國愛鄉傳統」，「就是官逼民反」，「是台灣同胞的愛國正義行動」，最可笑的是這句「所蘊含的，是台灣同胞熾熱的愛國主義情懷」。

今年2022年台盟主席蘇輝在二二八座談會上，依然宣稱二二八是：「台灣人民反抗當年國民黨專制統治的愛國民主運動」。

台獨利用「官逼民反」「中國人迫害台灣人」的二二八悲情，並且惡魔化中國，建立台獨意識的正義性、合理性，來凝聚台灣人民支持台獨的向心力。中共美化二二八是「全國同胞反抗專制腐敗政權的愛國民主運動中不可磨滅的一頁」，根本是表錯情的丑表功。

二二八就是皇民復辟的叛國運動，中共、國民黨以「官逼民反的起義抗暴」紀念二二八，就是讚美台奸、歌頌漢奸！等於承認台獨意識的正義性、合理性。國、共絲毫不自覺這是在一面反台獨，一面卻為台獨加油打氣，成了助長台獨意識的幫兇。

民進黨從黨外時期便為爭取民主、自由而與國民黨鬥爭，而最能體現民主自由的便是言論自由。其中又以新聞自由最被看重。因此，民進黨強力要求黨、政、軍退出媒體。國民黨雖然不捨，卻也從善如流地將媒體民營化。

執政者掌控媒體，則可肆意的洗腦百姓，就如早期的國民黨透過中央日報、中華日報、青年戰士報、中廣、中央電台和中視、華視等媒體，灌輸黨國思想，黨儼然是國的複合體。

民進黨在阿扁第一次執政時，便發現掌握媒體或者箝制媒體，對於執政者有諸多方便，因此曾有關閉TVBS的念頭，可是最終還是抵不過輿論的壓力而罷手。蔡英文政府是阿扁政府的進化版，凡是當年阿扁總統想做而含恨放手的，蔡政府挾其國會多數的優勢，一個個實現了。其中最徹底的應該是對司法與媒體的掌控。

國民黨專權時代，雖然有公論報、民眾日報、自立晚報扮演烏鴉，但發行量有限，影響亦受侷限，只能說聊備一格。現在，臺灣媒體的倒向民進黨與解嚴前的國民黨時代的媒體只聽國民黨的話，幾乎如出一轍。不過國民黨對媒體的反對言論僅止於停刊數日以示警告，尚不敢大膽到像民進黨關閉中天電視台或者藉系統台以不符商業利益之說，想把TVBS電視台排擠到後段頻道的作法。兩相比較，國民黨對民意、對輿論尚有顧忌，民進黨呢？

兩黨對輿論的態度，可以從以民國六十八年八月十七日的中央日報社論《孫院長談輿論》中看出端倪。當日的社論說：「…孫院長說，近來輿論對政府，似乎批評比讚揚的多。他認為這是一個好現象，因為讚揚的話說多了也沒意思，而批評卻對政府施政有幫助。因此，孫院長特別提示各部會首長，應當重視輿論，聽一聽輿論的批評。由此可見，孫院長對輿論界期望之殷切。…」。

解嚴前的國民黨對輿論是如此態度，自稱民主進步的民進黨呢？

蔣萬安在競選台北市長，他和其父孝嚴是否蔣經國的子孫，又成為議論的話題。多年來有關蔣經國和章亞若的緋聞已經挖掘極多，但是豐富的資訊有些支持肯定的答案，有些支持否定的答案，使疑團似乎仍然未解。筆者的專業是數學和資訊科技，也可說是邏輯思考。我就憑藉邏輯思考來判定一些資訊的真偽，從而推測萬安、孝嚴是否蔣經國的子孫。

首先要了解關鍵人物章亞若。有關章亞若的龐雜資訊會讓一般人覺得，她似乎是個不守婦道、人盡可夫的不堪女人。然而考慮她生活的時代正是中國的舊社會遭遇西方新思想巨大衝擊的時代，她其實更像是舊社會和新思想衝突下的無辜犧牲者。

章亞若1913年春生於南昌，1919年上小學，她成績優異，能歌善舞，還在學校辦壁報。1925年章考入南昌葆靈女校（初中），她擅長書法、女紅，自學平劇，畢業前後，還常以章蘋為筆名寫文章、吟詩作聯繪畫。以現在的觀點，優秀的章亞若當然應該繼續念高中、大學，未來很可能有不錯的發展前途。然而她卻在初中畢業後還不到16歲時（1928年冬天），就嫁給時年17歲的唐英江，並且在4年內生了兩個兒子。

由於章亞若想走出家庭，出外謀生，施展才能，並且在外有一些社交活動，而擔任低階公務人員的唐英江完全無法接受，兩人的感情於是破裂而婚姻走到了盡頭。1935年底當兩人在談判離婚時，痛苦的唐突然自殺身亡，並留下遺書指控章外遇和諸多不是。唐的自殺身亡和遺書成了當地的大新聞，而唐家則上法院控告章不守婦道、謀殺親夫，使章受到拘留。雖然章不久就無罪獲釋，她在當地的名聲是完全毀了，並出現不少不堪的傳言。

有新思想的章亞若與舊社會的唐英江和唐家無法相容，在那個時代例子不少，兩人離婚，各自重新開始就是了，唐卻走上絕路，使章背負滔天大罪，幾乎註定了她的一生悲劇。離婚無好話，而且世人喜歡獵巫，筆者傾向不相信唐家的指控和那些不堪的傳言，即使有些是實，人有些七情六慾也非大錯。

由於郭禮伯將軍幫助她脫罪獲釋，處於四面楚歌的章亞若很快（1936年）成為郭的情婦和秘書，後來進入郭家為妾（或許並無妾的名分），但章與郭妻頗多衝突，生活很不愉快（郭並不站在章這邊）。此時章的父親已過世，家道中落，而日軍迫近南昌，章的十幾口娘家人投奔她，都倚靠郭的照顧和接濟。受不了妻妾的爭鬧，1939年郭托人把章亞若介紹給蔣經國，章於是在6月跟隨蔣到贛州工作，而郭隨後帶著家眷赴重慶任新職。

在贛州的章亞若一邊工作，一邊參加了青年團幹部訓練班（同學包括後來在台灣曾權力很大的王昇），又得到蔣經國的寵愛。1941年秋，章已懷孕幾個月，於是到桂林待產並避人耳目。1942年3月，章在桂林產下雙胞胎，孝嚴和孝慈（與蔣的其他兒子同樣排「孝」字輩）。然而章卻在8月15日突然死亡，有可能是被謀殺。章死後，雙胞胎被交給章的母親撫養。

質疑孝嚴和孝慈不是蔣經國的兒子，有兩種說法。其一，蔣至死不曾公開承認這父子關係，甚至在1954年的日記上寫出，他的已故好友王繼春與章姓女子未婚生雙胞胎，章女病故以後，他是幫忙亡友照顧孩子。

王繼春1943年就去世了，完全死無對證。蔣經國和章亞若的親密關係，蔣身邊的一些部屬都知道，後來並留下證詞，因此蔣把章推給王是根本說不通的。蔣幾乎一輩子沒安穩過，而台灣的偏安狀況更令他戒慎恐懼，因此他隱藏任何會破壞他形象之事是可想而知的。譬如1954年時，蔣介石內有宋美齡，外有陳誠，蔣經國的接班態勢八字沒還一撇呢。

章亞若最知道雙胞胎的父親是誰，雖然她沒留下什麼證據，她必定告訴了她的母親。1949年大陸易旘，在兵荒馬亂的危局下，只有極少數與國民黨或國軍關係密切者才會逃到台灣。章母和一子一媳，帶著雙胞胎，排除萬難逃到台灣，就表示章母心中認定雙胞胎的父親是蔣經國（其他章家人多留在大陸）。若雙胞胎的父親是已死的王繼春，章母沒有理由帶著雙胞胎逃到台灣。

另一質疑孝嚴和孝慈身世的說法是，郭禮伯1941年5月初曾回到贛州，待了約兩個月，與章亞若有私下重續舊緣，正是雙胞胎受孕之時，因此雙胞胎有可能是郭之子。這是郭禮伯之子記述其父的說詞（[1]）。

郭禮伯的說詞很不合邏輯。以她的不幸經歷，章亞若得到蔣經國的寵愛和幹訓班學習上進的環境，加上蔣的地位和能耐，她必定對蔣心存感激和愛慕，而全心全意對蔣，怎可能與郭重續舊緣？而且郭兩年前帶著家眷赴任新職而獨留下章，顯然是要離棄她（即使未言明）。章怎會不知不怨？因此章面對郭，最多就是虛與委蛇、應付應付吧。

另一方面，郭禮伯知道，章亞若是蔣經國的心愛之人（[1] 中述及蔣告訴郭，蔣喜歡章），他怎敢勾搭章？郭雖然是將軍，但部隊不在身邊，而蔣是「太子」和「贛州王」，又有情報專長，因此郭若勾搭章，肯定會被蔣發現而祕密處死。換言之，章與郭絕沒有重續舊緣，而雙胞胎不可能是郭之子。

郭禮伯為何有那樣的說詞？有兩種可能。其一，即使有離棄章亞若之心，章被蔣經國奪走，郭難免心有不甘並且覺得沒面子，他聲稱與章私下重續舊緣，無非是在口頭爭回自己的顏面而已。其二，郭妻仍記恨當年與章亞若的衝突，即使章已死，仍要毀其名節，因此郭的說詞其實是郭妻的說詞。不論哪種可能，也或許兩者加在一起，不明內情的郭之子隨意把父母的無稽之談寫在書中散佈於眾，損害章的名節，莫此為甚！實在都很惡質。

根據筆者的邏輯推理，孝嚴和孝慈確是蔣經國的兒子，沒有疑問。此外，章亞若是舊社會和新思想衝突下的無辜犧牲者，受到很多無端的詆毀，令人低迴和同情，我願以此文為她打抱不平。

[1] 郭貽熹《我的父親郭禮伯》白象文化，2010。

晚清及民國初年有許多對時局針砭、嘲諷的譴責小說，如《二十年目睹的怪現狀》、《官場現形記》，很能反映當時的社會相。

會出現怪狀當然和社會風氣有關，而風氣之所以形成，往往是與上位者的性格、目的和喜好有關，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如今，臺灣最怪的現狀就是當官的都「不怕難為情」。

《二十年目睹的怪現狀》作者交代了他應世的二十年中遇到三種東西：第一種蛇蟲鼠蟻，第二種是豺狼虎豹，第三種是魑魅魍魎，而當今臺灣政壇的亂象與醜陋也正是如此。誠如作者所說的，遇見這三種東西而仍活著，可謂九死一生了。我則不但活著，而且還能寫文章發洩發洩，證明我的求生意志夠堅強，求生技倆還有兩招，否則會像作者般產生厭世的念頭。

《官場現形記》有一段卜士仁向他的侄孫卜通說的話：「你千萬記著『不怕難為情』五個字的秘訣，做官是一定得法的。如果心中存了『難為情』三個字，那是非但不能做官，連官場的氣味，也聞不得的了。這是我幾十年老閱歷得來的，此刻傳授給你。」。當官的不怕難為情，就是連臉皮都不要了，那還有甚麼事做不出來呢？

此中便有兩位學者出身卻「不怕難為情」的官員，一是農委會主委陳吉仲，另一是NCC主委陳耀祥。學者時代的陳吉仲說萊豬若要進口，「打死也要擋」，主委陳吉仲卻支持萊豬進口；他說千年藻礁一定要保存，卻又自打臉，簡直判若兩人。陳耀祥則被蘇貞昌說：「能力有問題，但是很聽話」。一般稍有個性的人，聽老闆這麼說自己，必然拂袖而去。陳耀祥不但眷戀職位，且自毀NCC獨立機構立場，如走狗般「聽長官話」繼關閉中天之後，現在又排擠TVBS，放任政論節目公然表態支持特定候選人等令人作噁、憤慨的事。

兩位讀書人，難不難為情？還要不要臉啊？
士大夫之恥是謂國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