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中外史料中的平滿納會戰|賈忠偉

遠征軍制定會戰的目的是希望能在平滿納佈置一個口袋陷阱,將日軍主力引入並進行圍殲作戰,如果平滿納會戰能按照計劃進行,遠征軍就不會發生後來倉促退入野人山的悲劇…甚至英軍如果能守住馬圭與東敦枝的右翼,應該就不會有後來的仁安羌戰役…即使發生最糟糕的狀況──平滿納會戰失敗,也不會出現後來一路兵敗如山倒的情況,緬甸情勢我認為不會那麼悲慘。

【圖片摘自──呂牧昀、袁梅芳:《中國遠征軍:滇緬戰爭拼圖與老戰士口述歷史》(青森文化),p69。】

(一)如何將日軍引入平滿納

◆遠征軍紀錄:

其中負責欺敵與吸引日軍的是由廖耀湘率領新22師,他們利用斯瓦至平滿納多為隘路的地理條件,各部交替掩護,經過兩週不斷的戰鬥,逐步的將日軍主力逐步吸引到第五軍主力在平滿納的口袋設伏區。

◆日軍紀錄:

新編第22師及裝甲兵團,位於我第55師團之正面,在利用各村落逐次進行抵抗,並向平滿納(賓文那)方向後退中。

第五軍之右翼依託在英印緬軍,左翼依託在第六,作為緬甸北部防禦之中堅,企圖堅守沿平滿納(賓文那)──曼德勒道路之地區,鑑於平滿納(賓文那)附近之戰略價值,將力求長期確保。(根據空中偵察,發現平滿那南側之線及該地西方高地上有陣地)

參見──《(44)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緬甸攻略作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492。

(二)右翼英軍在平滿納的表現

◆遠征軍紀錄:

負責掩護中國遠征軍右翼,駐防於伊洛瓦底江一帶──即馬圭(Magway,或譯為馬魏)、東敦枝(Taungdwingyi)一帶的英、緬軍則早已喪失鬥志,4月17日,只跟日軍第33師團一接觸就潰散而後撤,再加上原有駐於曼德勒的預備隊──新38師兩個團被史迪威給調至仁安羌(「仁安羌」在緬甸語為:油河之意,當地有中南半島最大的油田,又翻譯成:「燕南揚」)解救被圍的英軍,只剩114團留駐曼德勒,在沒有足夠兵力可以填補缺口的情況下,使得平滿納地區中國遠征軍的右翼完全暴露給日軍。

◆英軍紀錄:

斯利姆將軍(1891~1970,或譯為:史林姆)在:《反敗為勝:斯利姆元帥印緬地區對日作戰回憶錄(1942~1945)》書中委婉寫道,他在英緬印第1師從馬圭往仁安羌方向北移後,原本計畫棄守東敦枝,派出一支分遣隊在北面大約25英哩的納茂(Natmauk),去掩護英緬印軍與曼德勒之間的交通線,並讓英緬印第17師主力通過主幹道前往馬圭。這樣一來,就可以切斷追擊英緬印第1師的日軍交通線,並從後面攻擊日軍,但計畫遭到亞歷山大將軍(Harold Alexander,1891~1969)──不願意做任何可能會對中國遠征軍造成不利影響的事而做罷!在遠征軍於4月18日凌晨放棄平滿納會戰後,英緬印第17師直到4月25日才撤出東敦枝,轉移到默萊(Mahlaing)、扎耶特康(Zayetkon)一帶…………5月撤入印度。

參見──威廉•約瑟夫•斯利姆(萊桑卓譯、甄銳審校):《反敗為勝:斯利姆元帥印緬地區對日作戰回憶錄(1942~1945)》(民主與建設出版社),p62~66、85。

◆日軍紀錄:

(一)第17英緬印師及第7機械化旅軍在伊洛瓦底江畔與日軍第55師團之正面,正在敗退中。

(二)第1英緬印師,似已從同古方向轉進至伊洛瓦底江方面。

(三)英緬印師相繼吃敗仗,已喪失鬥志,今後可能無力大事抵抗。

參見──《(44)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緬甸攻略作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493。

(三)遠征軍放棄平滿納會戰之後的戰局變化

◆遠征軍紀錄:

在危急時刻,參謀團團長林蔚提出兩種意見:(a)繼續平滿納會戰,努力擊破敵軍一路,以解危局;(b)徹底脫出包圍圈,一舉退守曼德勒東北,再增調兵力,重新部署作戰。因為電話不通,於是林蔚星夜派代表到飄背通知羅卓英。史迪威與羅卓英思考再三,原則上同意林蔚的第二種方案。可是在具體戰術上,他們又不同意退到曼德勒東北的方案,而是決定將防線放在平滿納稍北一點的梅提拉(Meiktila,位於緬甸中部城鎮)一線,繼續準備曼德勒會戰。但這個方案遭到杜聿明的反對。他認為,這個計畫的結果,是將第五軍、第六十六軍分佈於長達300公里的平曼公路上,既不能攻,也不能守。杜聿明的看法是,要麼在平滿納打下去,要麼退守東枝、眉苗,「我不同意這樣分散兵力,被敵人各個擊破」。相持不下,又時間緊迫,最終杜聿明還是服從了羅卓英。4月18日凌晨,羅卓英正式下令放棄平滿納會戰,4月20日,平滿納陷落。

參見──

(Ⅰ)黃道炫:《緬甸戰役蔣中正、史迪威的失敗責任》(《抗日戰爭研究》2001 年第 2 期)。

(Ⅱ)郭榮趙:《從珍珠港到雅爾達~中美戰時合作之悲劇》(中國研究中心),p95~96。

(Ⅲ)《(44)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緬甸攻略作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493、502。

◆日軍紀錄:

兩翼部隊──右翼隊(第55師團步兵第143聯隊基幹)、左翼隊(第55師團步兵第112聯隊基幹)於18日夜再接近敵人,翌19日拂曉,右翼隊擊破西南都附近之敵後繼續進入平滿納北側,而左翼隊亦大致到達該線,但此時,平滿納市區已無大部隊存在,乃於同日15:30完成市區之掃蕩工作。

師當面之敵,據判斷為第96師之第286團,第278團及新編第22師之一部。

該敵無意堅守平滿納,經小戰鬥後撤退,但之後遇到從西唐河東岸北進之第18師團,在吉洞干附近遭受更大之打擊。

參見──《(44)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緬甸攻略作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495~496。

(四)結論:

3月31日杜聿明擬定命令,決定將第五軍分為──「阻擊、 固守、機動」三兵團,分別以新22師、第96師、第200師擔任「以阻擊兵團逐次阻擊消耗敵人後,以固守兵團吸引於平滿納附近,待其膠著以機動兵團轉取攻勢,將敵夾擊包圍於平滿納附近而殲滅之」。4月7日,史迪威在遠征軍高級將領參加的會議上向蔣提交平滿納會戰計畫,並獲批准。10日,由羅卓英正式予以發佈。其作戰設想是:利用斯瓦至平滿納的隘路預設縱深陣地,逐次抵抗優勢敵人的攻擊;在誘敵深入我陣地內尚未立足時,兩側埋伏部隊配合正面部隊一舉反擊消滅敵人。計畫明確應在4月15日前結束作戰。平滿納會戰進行了十多日,單從局部的戰鬥看,遠征軍作戰是積極的,也達到了遲滯敵人的效果,但從全域戰略看,平滿納會戰未達到擊垮敵人的目的,且最後由於西線英緬軍的後撤(4月17日)及東線防線(伊洛瓦底江防線)的瓦解而不得不隨之撤退,遠征軍的戰略目標再次受挫。

另外如文中所述,唯一的預備隊、原駐於曼德勒的新38師被史迪威抽調至仁安羌,在沒有補充兵力的支援下,平滿納戰役只能被迫放棄。而最為悲慘的是──之後一連串的倉促後退導致的野人山悲劇。

參見──

(Ⅰ)黃道炫:《緬甸戰役蔣介石、 史迪威的失敗責任》(《抗日戰爭研究》2001 年第 2 期)。

(Ⅱ)郭榮趙:《從珍珠港到雅爾達~中美戰時合作之悲劇》(中國研究中心),p95~96。

臺灣日據歷史的翻譯亂象 | 賈忠偉

早年興建捷運時,工程單位在臺北北門站挖出清朝臺灣第一個省長劉銘傳的古蹟,那時就有受過皇民謠言誤導的記者質疑劉銘傳的縱貫鐵路太爛,爬不過林口台地與桃園縣龜山鄉的迴龍大峽谷……著名的考古學家劉益昌教授(目前是成大考古所特聘教授)回答說,日本人造的鐵路也爬不上去啊,最後把路線改成--繞到鶯歌、樹林,才能繼續往南……

而這類的事情在臺灣比比皆是,比如以下宋亞伯翻譯的《福爾摩沙的呼喚-一位紐西蘭人在臺灣二二八事件的親身經歷》……嚴格來說,這本書不算翻譯,而是(惡意造謠)……

另外,矢內原忠雄教授所寫《帝國主義下之臺灣》就因為嚴厲批評當時的臺灣總督府而成為禁書,但戰後有許多臺籍教授在翻譯這本書的時候,竟然也出現類似宋亞伯的問題,不是漏譯、就是改譯……周憲文教授翻譯的書,雖然不好讀,但沒有偏漏,只是這書不會成為很多臺史系所教授所指定的必讀書籍……原因應該很簡單,因為內容對日本不恭敬、不狗腿……

台獨教授蔡丁貴 無言以對 不敢辯論 | 丁紹傑

2023/4/27蔡丁貴教授在FB的貼文:

勇敢的「台灣國」理事長陳峻涵先生,今天拿著一隻玩具槍(我猜),走入蔣介石臭頭廟,一面拿槍射擊(沒有槍響),一面喊著:「拆除銅像,轉型正義」。他還沒有跑近銅像旁邊,就被保全與替代役圍住,壓制在地上。在被拖離現場途中,仍然喊著:「殺人魔王、拆除銅像、轉型正義!」在現場圍觀民眾觀光客大約有100人。在此,公開對陳峻涵理事長及台灣國的夥伴進行這一場非暴力抗爭行動的策劃與勇氣表示敬佩。我年紀大了,膽量變小了,行動變慢了!
勇敢!勇敢!真勇敢!
敬佩!敬佩!再敬佩!
轉型正義,拆除銅像,永不放棄!

2023/4/27我與蔡丁貴教授的對談如下:

丁:歷史要多元全面的了解。

蔡:台灣奴隸要了解自己被奴隸的歷史。

丁:你若覺得仍是奴隸,這樣你的言論,屬於「心不平,理不正」。

蔡:我是已經覺醒的台灣奴隸。奴隸要反抗是天經地義。

丁:這樣我邀請你,我們二人公開辯論,你敢接受嗎?

蔡:蔣介石是228大屠殺的元凶,有需要再辯論嗎?

丁:當然,你應該換位思考,換成你,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會如何?白色恐怖下,你該知道有多少共黨在台灣,請蔡先生不妨指出,北京西山無名英雄廣場,有多少是造假,先由李友邦開始。

蔡:認罪悔改才是正途。人自以為必要的邪惡,只是一塊公開的遮羞布。

丁:2021/02/24 今天是南海路二二八紀念館開館十周年慶,馬英九參加早上紀念活動,下午前館長廖繼斌先生以「二二八協會」的名義借該館舉行二二八座談會,希望促成藍綠對話。結果下午只有張亞中、張若彤、錢達、鍾情、武之璋等藍營學者發表談話,綠營受邀學者都沒參加。真相越理越清,為何不參加?是理虧?還是心虚?讓人想起,「2017年绿營蔡丁貴教授,欣然接受「二二八真相」辯論挑戰,結果時至今日,仍避不見面。」

蔡:只需要更多真相,公佈機密檔案,不需要辯論。真相自己會說話!

丁:你都深深的認為及認定,還需要什麼更多真相資料,現有的公開檔案就夠多了,你是教授,我只是學士,我們就把真相,辯清楚。

蔡:現在已經有足夠的證據顯示蔣介石是228大屠殺的元凶。因為你們不接受這樣的事實,應該公佈現在隱藏的機密文件,可以讓你們無話可說。

丁:蔡教授,前段你說:「只需要更多真相,公佈機密檔案,不需要辯論。真相自己會說話!」,現在你又說「現在已經有足夠的証據顯示蔣介石是228大屠殺的元凶。因為你們不接受這樣的事情,應該公佈現在隱藏的機密文件,可以讓你們無話可說。」你這不是前後矛盾,如果真相資料不全,你不該任意推論(亂講話),如果你認為你有把握,這樣快來跟我辯論,我們打賭10萬元,由旁觀者無記名投票。

蔡:現在的證據對我來說已經足以證明蔣介石是元凶,你們需要更多的機密資料才能認罪悔改。

丁:這樣資料足夠了,快同意跟我辯論。

台獨教授蔡丁貴,不再回應了~

中國駐印軍在印度新德里參與美國國旗日與聯合國日慶典|賈忠偉

【在紀錄上,中華民國駐印軍(遠征軍)的新38師與新22師,曾分別在1942年(民國31年)6月14日與1943年(民國32年)6月14日,各派一個排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在印度新德里參加聯合國國旗日日閱兵典禮(遊行)。當時挑選參與閱兵儀式的條件是──身高在170公分以上,年輕體健,能說簡單英語更好。

為什麼會在6月14日舉行閱兵典禮呢?第一,雖然美國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1949年8月3日,才正式由美國國會以《63 Stat.492號》聯合議案,將6月14日正式制定為國旗日(Flag Day),但其實早在1916年的5月30日,就已經由美國第28任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宣告每年的6月14日是官方的國旗日,到2014年,這節日已經由美國總統歐巴馬簽署擴大為「國旗日和全國國旗週」(Flag Day and National Flag Week,2014);第二,1942年1月1日,有26個國家政府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共同簽訂《聯合國共同宣言(Declaration by United Nations)》,而在羅斯福總(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即小羅斯福)的強力主導下,將美國國旗日6月14日訂為聯合國日,並發文(希望)各國要同步慶祝,因此才有了以上兩次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的閱兵典禮(遊行)。只是羅斯福總統因病在1945年4月12日過世,聯合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1948年才正式宣布設立,為了紀念《聯合國憲章(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生效三周年,聯合國日因此由原來的6月14日改為10月24日。

第一次參與美國國旗日與聯合國日閱兵儀式的是由新38師王東籬少校擔任領隊,馮皓如上尉擔任閱兵排排長,共52位官兵參加。

1943年6月14日的聯合國日,擔任閱兵排長的則是時任新22師第65團團長、身高190公分以上的李定。李將軍隨政府來臺後曾任第十軍軍長兼馬祖防衛司令部第二任司令官(58.08.12~60.07.16)與政委會主委。(註)照片為第一次參與美國國旗日與聯合國日的新38師官兵】

【1942年(民國31年)6月14日,中國遠征軍(駐印軍)派出新編第38師一個排的官兵,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參加在印度新德里舉辦的盟軍國旗日閱兵典禮2!由於當時僅為一般慶祝遊行典禮,因此沒有後來宣稱的各國閱兵隊伍之比賽排名等活動與紀錄】

【中華民國國史館內收藏的──美國將國旗日6月14日訂為聯合國日之檔案公文,簽署發布者為當時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先生】

(註):參見──《抗戰時期滇印緬作戰(一)~參戰官兵訪問紀錄(上)》(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印),p276~277、230~231。

1947年1月8日在東北的張麻子溝戰役中,第113團遭東北民主聯軍一縱伏擊,最後導致第113團全軍覆沒,團長王東籬陣亡。

李定將軍,本名定一,湖南永興(郴州市)人。1914年(民國3年)9月5日生,先後畢業於陸軍官校步科11期、美駐印高級戰術班2期、陸軍參大3期、實踐學社聯戰班及高級兵學研究班等軍事學府。他於抗戰期間,因勇猛善戰,被盟軍譽為「森林戰楷模」、「陣中之虎」。根據《國軍外島地區戒嚴與戰地政務紀實》記載,李將軍曾任第十軍軍長兼馬祖防衛司令部第二任司令官(58.08.12~60.07.16)與政委會主委。

矢內原忠雄拆掉日本的假面具~以酒類專賣為例! | 賈忠偉

總督府在專賣法公布之後(1922年總督府以律令第3號公布《臺灣酒類專賣令》,嚴禁私自釀造販售,臺灣成為日本唯一實施酒類專賣的地區),總督府的第一步工作,先強迫小規模的私人造酒工業歇業,並收買具有相當規模的民營造酒設備。第二步工作,則是嚴禁民間釀酒。

由於專賣局的自製酒的產量一直是「供不應求」,再加上每個人的喜好不同,故在實行專賣制度之後,每年仍有大量酒類進口。其中進口最多的是啤酒(約占總輸入量的70%),其次為日本清酒(約佔輸入總數的20%),其餘為紹興酒及洋酒…但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由於當局的禁令,中國酒及洋酒的輸入,已告絕跡。

被日本歷史學家家永三郎讚譽為「日本人的良心」的矢內原忠雄在他所寫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中指出:「總督府禁止民間的酒類製造,封閉過去散在全島的200個釀酒廠,而於專賣局的15工廠集中生產……總之,酒專賣制度乃使一般酒類製造業及販賣集中獨佔於國家資本,而同時對於日本人資本家大企業的酒精及啤酒,則認作例外。這一制度的特徵,顯然是在保護資本家的企業,使由國家資本及日本人資本的臺灣酒類生產獨佔資本主義化」現在,我們重複地說一句;關於酒精與啤酒的專賣,雖然後來辦法已有變遷(1933年啤酒只許自由生產與輸出,不許自由販賣;1938年酒精亦已列入專賣,但仍許私人生產與輸出),但其「保護資本家的企業,使由國家資本及日本人資本的臺灣酒類生產獨佔主義化」,却依然如故。

【被日本歷史學家家永三郎讚譽為「日本人的良心」的矢內原忠雄】

◆當年被臺灣總督府以妨害統治為由列為禁書──矢內原忠雄(1893~1961)所寫、在1929年10月出版(矢內先生是在1927年來臺灣實地考察)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對於1922年組督府實施臺灣的酒類專賣,曾有一節「富有意義」的記載;雖然在此書出版以後,專賣的範圍,已有所改變,但仍具參考價值

「…總督府禁止民間的酒類製造,封閉過去散在全島的200個釀酒場(廠),而於專賣局的15工場集中生產;又,酒類的自由販賣亦在禁止之列,而由總督府的指定商人所獨占。酒精與含有酒精飲料的販賣,一概收歸總督府的掌握。例如清酒、米酒等日用酒類的販賣,不用說了,就是過去以藥酒名義在藥店販賣的藥用葡萄酒、病院(醫院)所用醫藥用的酒精與家庭所用吸入用的酒精、洋漆、celluleid(賽璐珞,即合成樹脂)、香水等製造用的酒精,甚而至於汽車燃料用的酒精,都非經總督府之手不可。不過,這樣廣泛的酒類生產及販賣的專賣獨佔,却公認有二大例外。一是製糖會社酒精工場的酒精製造及島外販賣,二是啤酒的製造與販賣。1926年末,民營酒精工場為製糖會社所屬10工場及其他2工場,每日的製造能力凡533石(明治時期一石為180.39公升/中華民國的1石為100公升),而專賣局2工場的製造能力則為70石;同年度的總生產額146,000石,其中專賣局的生產僅為936石。即酒精主要是屬製糖會社的副業生產。又,同年度酒精出口額136,000石、價額608萬圓,其為重要出口品,則大略可與樟腦相匹敵;即其生產額的大部份是供出口用的。在專賣制度上,拿酒精製造及島外販賣除外,據說理由因『這在島内的消費極少,而其製造原以向島外出口為主要目的』。不 過,如就主要以向島外出口為目的的商品來說,則樟腦的情形也是一樣。拿酒精歸在專賣以外,實際上的原因,恐怕是在尊重製糖會社酒精工場的主張。其次,啤酒的生產額,1925年度為6,000石、51萬元,全部為高砂麥酒株式會社(1919年月設立,資本金200萬)所製造,啤酒的製造與販賣,所以算作專賣制度的例外,據說是因為這一事業草創不久,尚在試驗時代的緣故;而其結果,是使高砂賣酒株式會社繼續存在。總之,酒專賣制度乃使一般酒類製造業及販賣集中獨佔於國家資本,而同時對於日本人資本家大企業的酒精及啤酒,則認作例外。這一制度的特徵,顯然是在保護資本家的企業,使由國家資本及日本人資本的臺灣酒類生產獨佔資本主義化」。

現在,我們重複地說一句;關於酒精與啤酒的專賣,雖然後來辦法已有變遷(1933年啤酒只許自由生產與輸出,不許自由販賣;1938年酒精亦已列入專賣,但仍許私人生產與輸出),但其「保護資本家的企業,使由國家資本及日本人資本的臺灣酒類生產獨占主義化」,却依然如故。

參見──周憲文:《臺灣經濟史》(臺灣開明書店),p617~621。

高砂麥酒株式會社,位於臺灣臺北市上埤頭(即今日臺北市八德路二段與建國北路交叉口一帶),創立於1919年(大正八年),其在1920年年(大正九年)4月落成的啤酒廠是臺灣第一座、也是日據時期唯一的啤酒製造廠。日本無條件投降後,高砂麥酒被臺灣省專賣局(1947年臺灣省政府成立後,改組為臺灣省菸酒公賣局)接收,廠房幾經更名,於1975年改為建國啤酒廠,因其仍保有日據時期的部分建築等原因而被指定為古蹟。

高砂麥酒會社是由日本芳釀株式會社社長安部幸之助號召成立,1919年1月13日於橫濱召開創立大會,同年4月在臺北設立工廠,1920年(大正九年)4月完工後開始生產…1922年(大正十一年)7月1日,臺灣實施酒類專賣,今後各酒類的製造與販售均由專賣局負責(酒精不在專賣範圍內),但啤酒在「酒類專賣令」裡規定「暫時除外」。之後總督府雖然數次想要將其納為己有,但因業者(為日本人)的抗議而停止實施…1933年(昭和八年)5月1日臺灣總督府以律令表示開始要將啤酒納入專賣,並於該年7月1日正式實施。但與其他酒類不同的是,專賣局採用「收購專賣」方式,讓高砂麥酒繼續生產啤酒,再統一由專賣局購買銷售…1943年(昭和十八年),高砂麥酒成立緬甸分部,除生產啤酒外也生產清酒與醬油,稍後也開始產硝…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該公司為臺灣省專賣局接收改為臺北啤酒公司,廠房幾經更名後在1975年改為建國啤酒廠,近年改稱臺北啤酒工場。

參見──中文《維基百科》之【高砂麥酒株式會社】(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AB%98%E7%A0%82%E9%BA%A5%E9%85%92)。

你知道「土地銀行」為什麼會取名「土地銀行」嗎?| 賈忠偉

那是因為…中華民國政府在接收日本勸業銀行後--日本「勸業銀行」是在1897年(日明治三十年)所成立的日本本土銀行,而「勸業」兩字,日文就是「提倡實業,獎勵產業」之意。1923年(日大正十二年)正式在臺灣臺北開設第一家分店,以提供農業開墾、灌溉、水利開發之長期融資為主要業務,是當時唯一辦理不動產及拓殖金融的銀行。最初在臺之業務均委由臺灣銀行代辦,隨著業務拓展,1933年(日昭和八年)和1937年(日昭和十二年)分別在臺北及臺南興建大型銀行廳舍。

臺灣光復後,陳儀即將勸業銀行位於臺灣的5個分行改組成為──「臺灣土地銀行(Land Bank of Taiwan,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改組後的臺灣土地銀行仍然與日據時期的勸業銀行一樣,繼續肩負調整農業金融之責,扮演全國農、漁會信用部業務的上層銀行,不同的是,土地銀行為政府機構,肩負更為重要的責任。

臺灣光復之初,百廢待舉,要解決戰爭時期所累積的問題,只能靠時間一步一步慢慢來,在現實世界是沒有仙女棒和神燈精靈的!

悲情城市…一個媚俗、沒有考據歷史的聲光煙花秀 | 賈忠偉

從歷史事實來看,臺灣光復之初,不管是米還是糖,幾乎都面臨了產量不足,或是無法生產的困境,再加上大戰之後,必然面臨的貨幣貶值與復員(如臺籍日本兵退伍、難民返鄉)重建壓力……

●所謂的糖輸出…

臺灣光復之初,原來日據時期留下來的42所製糖工廠,其中有34所遭盟軍轟炸受損,僅存8所未受損害。當時擔任臺灣行政長官的陳儀,為了實現「工廠不停工」的承諾,兩年間幾乎讓所有製糖工廠恢復生產。1946年臺糖工廠復工後,陳儀給中央十萬噸糖,在當時發揮了保護臺灣經濟穩定的作用。因為陳儀擔心法幣會影響臺灣穩定,因此才給了十萬噸糖做為四行(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來臺人員與物資的補償…

參見 糖業文化的建構刻不容緩

●所謂米輸出…

臺灣在光復之初,會缺米真正的原因是因為在受戰爭末期,臺灣遭到盟軍密集轟炸、日本大量徵兵入伍、海運遭到盟軍封鎖……結果造成──肥料不足、人工缺乏、水利設施遭破壞……最後導致耕地荒廢所致,再加上1945年第1期插秧期間,臺灣北部發生寒害,南部出現旱災,第二期作又遭遇颱風,致使1945年全臺稻米生產僅剩63.8萬公頓,不及1938年總生產量140萬公頓的一半,減產約54%。

二二八對我和親人的影響 | Benito Shu

每次談「二二八」,我都會很傷感,因爲我也是事件的間接受害人。

我母親的姊姊,即我的姨母王碧霞女士,是嫁給呂鐸先生,我稱姨夫。呂鐸在民國35年被派來台接收公路局的台北單位,他任材料科科長,他夫婦二人住同安街公路局宿舍。他們都是虔誠的基督敎徒,屬敎會聚會所,平日生活清淡,家中讀物僅中央日報和聖經一本而己。

二二八事件期間,我姨母受到大驚嚇,患上重度失眠症,日夜都無法合眼,服藥無效,幾次嘗試自殺,姨夫不得已,只有將她送入精神病院。

由於他們二老沒有孩子,我於民國43年從香港來台就讀台大,是他們唯一的晚輩親人,常被喚去照顧她。

第一次她是被送入永和的一家私立精神病院接受電擊治療,我要在晚上陪伴她,病院設備不好,燈光昏暗,半夜裡風聲、步履聲、病人的嘆嘶聲,那種滋味實在不太好受。

第二次是送入三張犂山上的公立醫院,環境較好,但那裡只准短期留住,不久就被迫退房。

第三次是送入信義路巷子裡的一家病院,從此她就沒有活着走出來,據說是自溺於浴缸。

那一天我被通知去醫院接親人,當她的大體從三樓被白布包住抬下來的時候, 我只有痛哭跪倒在地,她的人生太悲慘了。

她葬在安坑基督敎墳場,有一次我去掃墓,下山的時候有一隻烏鴉跟着我從一顆樹跳到另一顆樹,向着我叫,彷彿向我訴說,她有久久的苦情。

往事已矣,我相信她這個外省人在受難時曾有許多好心的台灣人保護她,不然她不會還多活了那些年,我也相信台灣人裡面好的比壞的多很多。我想要說的是,如今我也有些年紀了,在我還能寫作之日,我呼籲,好人要勇敢地團結行事,這個社會上公義方能高舉。

再炒作二二八,一整個世代的菁英都不見了? | 徐百川

抗中保台不靈了,民進黨把重點放在炒熱二二八大屠殺與白色恐怖,以民主對抗專制鼓舞士氣。

蔡英文25日在臉書表示,這個週末可欣賞《悲情城市》《天馬茶房》《流麻溝十五號》,「一起守護我們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

23日賴清德特別南下觀看《悲情城市》33周年特映會,又再重申「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我們不可能走回頭路回到過去專制獨裁時代,…特別是面對外在集權主義威脅」。

台獨宣傳的死亡人數有逾萬,甚至數萬這麼多,今年賴清德還老調重彈「因為二二八,台灣一整個世代的菁英都不見了」。

如果真是「逾萬、數萬」「一整代的菁英」,每年的二二八紀念日,為什麼都只是同樣的那一小撮二二八受難家屬,同一批戲班子在上演哀悼儀式?

而且去領600萬補償金的人中,台獨能夠提出來炒作的「菁英」,怎麼就只有那二、三十人?其他這麼多領不到600萬補償金的家屬,竟然都甘於沉默,寂然無聲?他們都忘了家族中有人在二二八被殺嗎?

二二八的補償有代位繼承,只要民法上的任何親等的血親,或這些血親的合法繼承人,依順位的次序都可求償,也就是當無直系親屬時,受害者的兄弟姊妹、伯伯、叔叔、舅舅、嬸嬸、姑姑的後代,依順位繼承都可領取補償。

二二八的補償包括移居國外的受害人家屬,總共等了十六年(1995~2011),認定寬鬆,寬鬆到自然死亡或意外死亡的人,只要有人出面作證是死於政府的殺害,都可混充冒領。

最後的人數僅比頭一年的679人死亡,174人失蹤多出幾人而已。這個數字與當時唯一有統計能力的政府報告也相若。而且二二八成為禁忌,是在蔣介石遷台之後,在此之前毫無隱瞞死難人數的必要。

 

那些中共烈士成了台灣英雄 | 丁紹傑

2013年,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建立了「無名英雄廣場」,紀念846位當年在台灣被國民黨政府以匪諜罪名處決的「隱蔽戰線烈士」。這846名中共烈士,與我們政府所公布的「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名單,有許多姓名相同(註1),這846名中共烈士的真實性是如何,對岸會不會造假?我們看下去~

對日抗戰期間,台灣反日人士在重慶成立「台灣革命同盟會」,由宋斐如、李友邦等人,先後擔任領導人,對台灣的戰後地位,與國民政府有不同的見解,希望由台灣人當家作主,建立一個高度自治的台灣省政府。

二二八期間,宋斐如進入行政長官公署工作,擔任教育處副處長,在老台共蘇新的邀請下,創辦了左傾報刊《人民導報》,宋斐如擔任社長,台共蘇新擔任總編輯,並接受中共在台最高領導人蔡孝乾的指導。《人民導報》因刊登國共和談敏感文章以及批評陳儀施政,引發當時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不滿,陳儀要求宋斐如辭去社長,宋婓如辭去社長之後,由王添灯接任。

二二八事變中,宋斐如與李友邦二人都沒有親自參與「二二八事變」,但李友邦領導的「三民主義青年團」,有許多成員參加了台中謝雪紅以及嘉義張志忠的武裝部隊。

結果,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宋婓如被不明人士,用黑布蒙上雙眼,押上黑色轎車,遭到特務殺害,但宋婓如沒參加共黨組織,沒有名列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

擔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的王添灯,被冠以「陰謀叛亂首要」,遭到特務逮捕後殺害, 但王添灯沒參加共黨組織,沒有名列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後,李友邦被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以通匪與幕後鼓動暴動罪名逮捕,並解送南京監禁3個月,經過其夫人嚴秀峰至南京向蔣經國辯解,李友邦才被釋放,返臺時在基隆港碼頭受到熱烈歡迎。

1952年,李友邦被以涉及朱諶之匪諜案之通匪罪名,遭中華民國政府處死,李友邦曾參加共黨組織(註2),故名列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

以上,我的推論是「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即使參加了左派活動而受難,只要沒有參加共黨組織,是不會列名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而列名者多是中共的烈士,這點爭議不大,大陸有官方資料,未來可以証實。

註1,丁窈窕、李媽兜、施水環、林日高、湯守仁,吳麗水,林瑞昌、高一生、陳顯富、陳智雄、高執德…(太多了,沒空查)。另外,大陸的中共烈士漏列二位重要人物,一位是中共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書記鍾浩東,《光明報》就是他發行的,另外一位是張志忠的妻子季澐,張志忠是中共台灣省委副書記兼武裝部長。

註2,李友邦,台北人,黃埔軍校二期,深得孫中山和廖仲愷器重。1927年,因蔣介石進行清黨,李友邦於杭州結交了許多左翼人士。1932年,被國民黨逮捕入獄,至西安事變第二次國共合作後才正式被釋放。

按人民日報出版社1994年版《中國共產黨浙江省組織史資料》透露,李友邦於1929年在杭州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曾任共青團杭州中心市委委員,並曾在杭州藝專秘密發展團員。

1938年夏,李友邦在浙江金華與中共黨員駱耕漠相遇,向駱耕漠暢談了他擬籌建「台灣義勇隊」的計劃,駱耕漠將此計劃向中共浙江省委作了彙報。中共浙江省統戰委員會書記張錫昌派中共黨員張畢來去金華,幫助李友邦籌建台灣義勇隊。

1939年3月,周恩來到浙江金華時,曾對台灣義勇隊作重要指示。台灣光復後,李友邦返台,與老台共謝雪紅聯絡,之後台灣地下黨領導人張志忠,向謝雪紅證實李友邦的政治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