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安羌之戰~苦澀的小勝,卻是遠征軍兵敗緬甸的開始 | 賈忠偉

前言

寫在仁安羌戰役神話之前

中國大陸研究遠征軍多年的歷史學者盧潔峰在《仁安羌解圍戰考~顛覆仁安羌大捷神話》的書中引述了幾段有關孫立人在臺灣第四軍官訓練班(1947.10~1950.09)中有關「仁安羌戰役」的談話:

記得我們在緬甸作戰時,那裡的天氣,非常的熱,皮膚上常常曬的起泡,同時我們又是在一個原始森林中向前進攻,有十幾天還找不到水源,官兵都在熱與渴的困難下苦鬥著。那天,團長報告我,士兵實在渴極了,一滴水都沒有了,無法再行忍耐。當時我詳細的研究地圖,發現我們陣地的前面不遠,地圖上載有一道沙河,我想,有了沙河就一定有方法取水,於是我命令團長,轉知下級說,只要向前攻擊,前面就有一道河,河裡有水。土兵聞訊,大家奮勇進攻,很快的就攻到了河邊,果然發現了水,而我們進攻的任務也告達成。

還記得我帶領(新)38師進入印度時,備受英印人歡迎,就因為我軍在仁安羌之役曾以不滿一千之兵,擊敗十倍於我之敵,而解英軍八千之圍,致使英國官兵個個都豎起大拇指高呼「中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更有許多軍官在被解救之時,壓制不住感激的熱情,抱著我們的軍官跳了起來,一直到我們入印,還對我們,對我們中國,輸以無上的崇敬,這才是我們軍人的光榮。

我帶領新38師出國遠征,首先在仁安羌一戰大捷,解了英軍八千之圍,敗敵人十倍於我之眾,正預備乘勝進攻,不料當時全盤戰局,與我不利,敵人以曼德勒為中心,完成鉗形攻勢,北上包圍,於是英方決定放棄緬甸,西撤印度。我國遠征的第五軍,亦即北撤,新38師奉命掩護英軍和國軍的撤退,成了殿後之軍。

接著,我們出國,到了緬甸,駐兵曼德勒。當時,主席蔣公,教我負起衛成曼德勒的責任。主席曾經教(叫)我去,說曼德勒很像南京,要我好好防守。我蒙此面命,認為很是光榮。當時曼德勒左翼是國軍第五軍,右翼是英國軍隊。不料英軍不爭氣,受了敵人壓迫後撤,而敵人又追逐得很快。結果英軍第一軍團第1師約及萬人,被敵人兩個聯隊約八千之眾,圍於仁安羌北面一山地上。另一聯隊,正在追逐英軍指揮所。於是英軍指揮官亞歷山大(現加拿大總督,總督任期:1946.04.12~1952.02.28),要求主席蔣公派人援助。

我在曼德勒佈置才有兩天,那晚上就奉到上面命令,教(叫)我派一團受第五軍指揮,派一團增援仁安羌,受英軍指揮,自己帶一團守曼德勒。我認為這種五馬分屍的方法不能表現戰力,而且分散後,曼德勒一定無法可守。所以,11時半接命令,12時即趕赴上級指揮官處報告。

我說英軍萬人,受日軍八千之圍,今派一團人援救,真能作戰者,不足一千,又受英人指揮,英人從來未曾指揮過中國軍隊,中國軍隊又從未受英人指揮,上下情意,必難貫通,作戰必無表現。況且英軍是敗兵之將,不足以言勇。如此處置,結果此一團,必遭消滅。一旦前線挫敗,敵人乘勝來攻曼德勒,我帶一團人,守曼德勒,亦必無功,等於坐以待斃。現在我願意去指揮,力量必大。並且我坐城待斃,亦非得計。兵法所謂「與其戰於城寧戰於郊」。如果此次增援部隊勝利,那麼守城部隊,也就高枕無憂了。

我雖如此說,但上面仍是不准。我又向參謀長詳為解說,那參謀長竟說,你不知道麼,這一團是送人情,以一萬人被圍,一千人何能解救?我說,我作部隊長的,不能白看著部下去死,就是去死,也要同死,死馬也得作活馬用。又從三時講到六時,上面才說「好吧,你去吧,如果打了勝仗,你算首功」。詞意之間,料定我必敗無疑。

當日晨八時,我就趕到前線指揮所,英第一軍長史林姆W.J.Slim(現任英軍參謀總長,總長任期:1948~1952)問我到了多少援軍。我說一團人。他聽了非常喪氣,因英軍被圍已兩天,水也沒有喝,師長斯高特Scott來電話說,準備投降。史林姆問我「怎麼辦?」我說,「教(叫)他們死守,告訴他中國援軍到了,一切忍耐。」接著第二次電話又來,史林姆手顫心慌望著我說:「怎麼辦?」我說「教(叫)他們死守,中國軍隊快要攻擊了」。那電話問,「中國軍隊什麼時候到?」史林姆仍只望著我。我說,「我沒有方法說定時間,中國軍隊打到最後一人,連我也在內,一定要將他們救出」。「真的嗎?」「君子無戲言」。「好吧,我們是君子協定」史林姆感動得緊握我的手。

本來我部官兵,平時處處受欺,時時嘔氣,早就想找一作戰機會,一顯身手,藉以一洩胸中憤慨不平之氣。所以,此次出發,人人奮勇,個個爭先,士氣的旺盛,戰鬥意志的堅強,無以復加,真如怒馬奔騰,喊也喊不住,第一天順利的猛攻,瘋狂的前進,一氣就打到了拼牆河(賓河)邊,接著就是多方擾亂,積極作渡河的準備,偵察地形等,絕未停留。敵人見我軍來勢兇猛,我們又冒稱為第二軍一軍人增援。所以,從頭一天打到第二天下午,就已擊潰整個包圍,日軍後撤,英軍一師脫險。他們出圍後,抱著中國兵接吻狂跳,豎起大拇指高呼,「中國萬歲!」「蔣委委員長萬歲!」「三十八師萬歲!」

由於上述這一個事實,英國軍隊近萬,馬幾千匹,圍師兩聯隊八千餘人,而我一一三團劉放吾團長所部,才千二百餘人,除伙夫雜兵外,真能戰鬥的不過八百餘人,而能以少擊多,擊潰十倍於我之敵人,解救十倍於我之友軍,其成功原因,就是士兵的戰鬥意志,與指揮官的決心而已。岳武穆以五百之眾,而能破金兀朮的拐子馬,其原因亦即在此。所以部隊受了氣,應從戰場上發洩,這一戰使中國軍隊的國際地位,提高了很多,所以是無上的光榮,而過去所受的骯髒氣,也可因此而洩盡無餘了。(註一)

但張鑄勳將軍在《中國遠征軍滇緬路之作戰》一書中,對於新38師《戰鬥詳報》的相關紀錄,就不客氣的指出:「……仁安羌協同作戰的指揮關係,有說孫立人到達後拆散第113團的協同作戰編組,單獨指揮戰車和砲兵顯然有誤……『《戰鬥詳報》記載:18日拂曉我劉團展開於賓河北岸,與英軍協定戰車搜索、砲兵支援,向敵展開攻擊,已經說明此戰由步兵團長指揮同作戰。《戰鬥詳報》又指師長星夜趕到親自指揮,前後自相矛盾,誤導歷史認知,成為引起爭論的源頭。此時所有的攻擊準備,都在17日下午第113團到達賓河北岸時,由團長按照〝部隊指揮程序〞完成。以團長職責,從攻擊準備到攻擊實施,均需親力親為一以貫之,於18日晨率部攻擊,指揮作戰責無旁貸……』……《戰鬥詳報》並增列一則4月20日24時下達以兩個團攻擊的命令,於明(21)日拂曉實施,準備和到達戰場的日軍第33師團主力決戰。而羅卓英的預備命令和史林姆回憶錄,都證明孫立人當時的決定為撤離仁安羌,不是攻擊日軍主力。所以下達的只有一則撤退命令,實際行動也是21日凌晨向皎勃東實施遲滯作戰。證實這則以兩個團攻擊的師作戰命令,不是仁安羌作戰時期所策定的計畫,係在戰後自行添加的虛構資料,嚴重違背必須輯錄『實戰經過』、記述『具體真相』的規定,收納在《戰鬥詳報》存檔,成為仁安羌作戰的不實歷史文件。這份文件賦予第112、第113團兩個團的作戰任務,附圖、附表齊全,目的在留下仁安羌作戰時期曾經以兩個團參戰的完整記錄,成為師級部隊的作戰命令,誤導為師長指揮」。(註二)

馬英九總統在2022年(4~5月)於國立政治大學舉辦的「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80週年座談會」中發表的《紀念仁安羌戰役~還原中國遠征軍的光輝歷史》一文中也特別指出:「……當時中國遠征軍新38師師長孫立人將軍的任務是戍守距仁安羌240公里曼德勒(又稱瓦城)的指揮官,他自行前來仁安羌的任務屬於督導性質,不是指揮,因為他的身分職責仍是曼德勒衛戍司令。中國遠征軍派往仁安羌的只有第113團一個團,是羅卓英司令長官接受盟軍之請求,交由英緬軍史林姆將軍領導為英軍解圍部隊。當年劉放吾團長在戰地是直接聽命於史林姆將軍前往仁安羌地區替英軍解圍的唯一部隊;而依照孫立人師長的行程,他由曼德勒經漂貝趕到仁安羌前線時,已是18日晨8時,自然不可能指揮正在激戰中的第113團,但在史林姆將軍同意下,曾參加相關作戰會議,提供意見。近年解密的檔案資料、往來電文,包括蔣委員長的日記與手令,都證實作戰是由團長劉放吾直接指揮。然而,戰後由新38師司令部編撰的仁安羌戰鬥詳報,卻聚焦於師長孫立人如何指揮,未見團長作為,影響至鉅……在仁安羌大捷中,113團劉放吾團長出力最多、犧牲最大(200多位官兵殉國)。他對內有孫立人將軍與部屬的爭功,對外有英軍官說謊諉過,受盡委屈數十年,歷史早就應該還他公道了!」(註三)

然這一切的是非曲折都必須從第一次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開始談起。

附註:

(註一)參見──盧潔峰:《仁安羌解圍戰考~顛覆仁安羌大捷神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p245~248。

盧潔峰的資料來源則為:孫立人:《統馭學初稿》收錄於──沈克勤(編):《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風山練軍實錄/1993年版》(學生書局),p197~198、277、337、545~551。

(註二)參見──張鑄勳:《中國遠征軍滇緬路之作戰》(元照出版),p137~138。

(註三)參見──馬英九:《紀念仁安羌戰役~還原中國遠征軍的光輝歷史》(收錄於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80週年座談會論文集),p1~4。

駁斥佐榮寫真館之『中華民國轟炸臺北?臺灣人的戰時生活』 | 郭譽孚

在當前的大時局下,偶見新出現的這個視頻的平台「佐榮寫真館」,
其中稱「有照片,才有真相」。
然而,配合著那些圖片的口白內容,那真的是『真相』嗎?
其實不過是有心設計出來的『懶人包』吧!

個人看了本視頻之後,感覺很痛心,因而不能不寫出這一篇來──
中華民國轟炸臺北?臺灣人的戰時生活
其中提到兩個重點──

其一,關於當年我島上總督府招募志願兵,應徵者踴躍的問題──

在這個視頻中,他們找來種種相關的照片,然後,配上這樣的口白文字──
「1945年,開始實施對於台灣本島人的徵兵。在此之前的1937年開始,則是公開招募非戰鬥性任務的文職、翻譯、農業、運輸、工程、航運的軍屬人員。
1942年,總督府對外招募陸軍第一回特別志願兵,名額是1,020人,結果應徵報名的人數高達了425,921人,佔當時台灣青年人口數的14%;而錄取率就只有0.2%而已。沒有最誇張,只有更誇張;第二年再招募第二回志願兵的時候,名額是1,008人,結果應徵的人數達到空前的601,147人,志願上戰場,是要有為國家捐軀的覺悟,難道會有人把死亡當成是兒戲的嗎?從上面這些驚人的數字看來,如果還有人再繼續說,台灣人是被迫從軍的,被拉去當軍伕,那真是對我們先人的熱情最大的侮辱」。。。。〈6分28秒~7分35秒〉

看哪,引用出懸殊的數字與熱烈激憤地宣告,是多麼的動人。。。然而,當年的史實如何?

在該影片中只提到了社會經濟上的統制與配給;卻沒有提到,至1942年之際,社會上普遍的生活如何,配給夠吃嗎?不夠吃,買得到嗎?請看以下是當年的史實──

「戰況一天比一天激烈,……那時物資相當匱乏,尤其是糧食不足所造成的影響最為嚴重。家裡的女傭及洗衣婦們抓了蟑螂在鍋裡煎了吃。我說『髒死了!』。她們只是不在乎地笑笑而已。……老百姓的生活如此」(《無情的山地》,林彥卿著,頁131。2007年二版一刷)

「體力測驗……母親為我準備的新內褲出了問題……當時已經沒有全棉的布料,都是使用人造絲,品質很不好。連內褲的小繩子也是人造絲造的,拉力不夠,所以開跑沒多久就拉斷了,內褲都快要掉下來了,……」(《台北三中末代學生記》,賴麟徵著,台灣風物五十七卷二期,頁38。)

「物資嚴重缺乏到連養豬人家的餿水桶裡,只要上頭飄著番薯的蹤跡,馬上就會有三、五個人靠過去搶著撈來吃,我也是其中的一個。女主人看到了就說:『阿品,番薯都給你們撈去吃了,那我的豬要吃什麼呢?』被人這樣說很難為情,但是肚子餓起來的時候,什麼尊嚴啦!面子啦!誰也管不了那麼多。」(《怒海孤舟‧一位體殘心不殘的素人作詞家的故事》,簡明雪著,南投縣政府文化局編印,頁38。)

這些應該就是大量志願兵應徵的最大理由,是否軍中要抗敵,應該一定能吃得飽?所以……?當然,另一理由,是可以不「志願」嗎?
至於是否「當兒戲」的問題,當年竟真不乏這樣「兒戲」的紀錄──

「對接受教育敕語長大,搆得上成為軍國少年的我們而言,最憧憬的是日本軍人和畢業的軍屬的英姿……由於長官們說,日軍無論在中國或在亞洲每戰必勝,所以我們完全沒有那種悲壯情緒……好像參加畢業旅行……」
據稱,這種「無知」,要到幾個月後──
「第一次親眼目睹戰爭的殘酷景象,我嚇得全身顫抖,在這之前,那種畢業旅行的氣氛一下子全部消失無蹤了。」(《我啊──一個台灣人日本兵簡茂松的人生》,濱崎紘一著,邱振瑞譯,圓神出版,頁47~50。)

或者,所屬的單位中,有比賽「志願」的,或起帶頭作用的,能不為單位的榮譽而「志願」嗎?
據稱,還有在東京讀書的兒子,「竟然接到台灣總督府東京辦事處偽造的」,以明明已經死去的母親的名義,來要我『志願當兵』的來信。(《我的抗日天命》,林歲德著,楊鴻儒譯,前衛,頁94)

除了以上這些不同的種種招募形式之外,據稱成為軍伕或者軍人,除了可得軍中的薪給外,家庭負擔的稅負可以減少,而各種配給可以增加,在那物資缺乏的年代,是否就等於是一種強迫的方式?該影片的『懶人包』,竟然不知哀矜而要人們熱情的謳歌。。。

其二、是關於我島當年被轟炸的情況──

他說是盟軍飛機的「無差別轟炸」。。。
該影片中,使用照片說到有民宅、教堂與學校被無差別轟炸的情況。〈9分21秒~10分10秒〉

該片藉著強調有一家六兄弟姊妹,六人不同姓氏;其原因是他們的父母以為躲入教堂可能安全,沒想到被炸死;乃有六個遺孤,被六家人分別收養的慘事──然而,此處所強調的「無差別轟炸」,其史實究竟如何?知否,由於此事涉及戰後二二八悲劇問題,故特別更值得釐清。

根據當年我島被轟炸的紀錄中,我島民回憶中,明顯地有軍機故意避開民房的情況;以台北為例,根據當年的皇民醫師家庭,自稱最早的國語家庭;其父為辜顯榮先生的家庭醫生的林彥卿先生的回憶錄《無情的山地》稱,當年的實際是──
「台北大空襲……城內被轟得很慘……不僅對準軍事設施、政府機構,也針對台北市的日本人居住地區做選擇性的轟炸……翌日,我的朋友坐在開往北投的火車上,聽到有個日本人說:『昨天空襲太可怕了,只是被炸得全部都是日本人住的地區,台灣人住的一點也沒有受損』」。

這位林醫師還說到──
「終戰後有個傳聞說,五月三十一日的台北大空襲是由戰前台北一中的英語老師柯喬治所主導的,否則為什麼一個勁兒往日本人住地襲擊,台灣人住地能倖免於難呢?若從受害人地區推測的話,確實目標僅對準日本人地區。科喬治也曾經任教過台北高等學校,該校就沒有被炸。聽說是因為柯喬治曾被一中的日本人老師欺負,甚至毆打他,才心存報復。台北一中第三十八期的杜武豪,在美國加州當醫生,和柯喬治有來往。柯喬治告訴過他:『每次要攻擊台灣之前,在菲律賓的基地作行動說明時,都會拿出地圖指示不可轟炸到台灣人住地的大稻埕、萬華等地。』從美軍飛機選擇性的投擲炸彈這件事來看,日本人也多少聽到此風聲,可是他們解釋為這是美國挑撥離間內台人的手段,要使內台人反目成仇的緣故。當時,台灣總督安藤曾經說過假如美軍一旦登陸,台灣人究竟會站在哪一邊呢?著實帶來一點不安。」〈頁407~409〉

由上述的史料看來,那能算是「無差別轟炸」嗎?據稱,當年有些戰略物資是被藏匿到附近的自以為具有安全性的建築物,如學校或廟宇裡,以安藤總督言,自身就躲到新店附近的文山農場去了。

個人研究台灣史幾十年,覺得此事應該影響到柯喬治在他大作《被出賣的台灣》中,所稱我島民誤以為美國會願意為「託管台灣」而支持該悲劇事件之發生的前因。何以當年我島大都市中,不乏年輕人莽撞的一大理由。可惜過去論該事件者,從來無人關切,個人認為若要思患預防,不應過分簡單化,應該深入理解各方面。

筆者心中覺得此時此刻,可能正是我們社會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那完全沒有檢討東京當局的決策錯誤的論述,卻只是一味強調台灣總督府當年進行了哪些社會統制,其在當前的時局中之意義為何。。。
那強調地謳歌當年皇民化青年從軍的意義,其故意扭曲之真實意義為何?──很不幸的,該一扭曲不僅是我島上可敬的師大名嘴蔡正元老師的說法,也是美國學界的定調,而史實真相應該如前述所揭示,絕對是某種被迫下,才應徵成為志願兵的。

以上,是我不能不說的,不論新台灣史,不論舊台灣史,幾十年研究的認知;建議我的朋友們深切參考。



臺灣漢人真悲哀-荷人據臺的殺戮 | 尹章義

——荷蘭人大殺平埔族和漢人,臺灣漢人瞎捧荷蘭人(1624~1662)!
——麻豆人大殺荷蘭人!

一,很多漢人瞎捧荷蘭人,其實荷蘭人和日本人一樣,都大殺臺灣漢人;平埔族原住民族則抵禦外侮,大殺荷蘭人和漢人(参見附圖,2003我發表的論文)

二,臺灣漢人把荷據時代的臺灣,寫成太平盛世。其實,有效統治區,大約滯留在今臺南市區附近(鄭成功接收的農地只有一萬兩千甲,清末77萬甲),戰亂連年,不斷的增建城堡,經常要從巴達維亞增兵。

三,荷蘭人的記錄中,經常出現「放火燒了該社」,責怪臺灣人激烈抵抗,「萬能的神要公正懲罰鹵莽的異教徒」(所有的侵略者的「侵略屠殺合理論」)。沒有最殘酷,只有更殘酷。

四,荷蘭人利用各社群之間的矛盾,操弄族群對立,脅迫各族人幫助荷蘭人攻打某一族人!

五,滅絕小硫球的拉美人,就是典型的例子。

六,小琉球是主要航道。
1630~1645年,幾乎每年都出兵「殺人放火,斬草除根」。
拉美人躲到大巖洞裡,荷蘭人「放各種可怕的煙進去使他們呼吸困難」,每次毒死、悶死、燒死、活捉數以百計。
聲稱:「萬能的神要公正懲罰這鹵莽的異教徒」

七,荷蘭人消滅拉美人之後,把小琉球租給漢人耕種。

八,1638年,荷蘭人往臺灣東部採金,結好瑯嶠廿二社,出兵討伐瑯嶠各社最大的敵人——太麻里社(2013年,我的團隊出版了《太麻里鄉志》),「經過強烈的射擊之後,終於佔領該地。
瑯嶠人割下40個太麻里人的頭顱,俘虜了70個女人和小孩,放火燒村」!
這可能是瑯嶠人殺人割頭最早的記錄。

九,最強大的抵抗,來自麻豆社!
麻豆人認定荷蘭人是侵略者。1627/07/13,荷蘭人派了66個槍兵攻打麻豆社,麻豆人乘他們半渡的時候,用弓箭和大標槍,在河上殺死了63個荷蘭槍兵,這是荷蘭人侵略發展史上,最大的潰敗!
荷蘭人深以為恥!

十,荷蘭人壓迫漢人,漢人很少反抗。
1652年,傳聞鄭成功將攻臺,郭懷一準備一舉奪下熱蘭遮城,卻被他弟弟出賣。荷蘭長官率領荷蘭兵和各社2千土番兵往剿,15天,殺4千漢人。

十一,荷據臺灣史,無論對於臺灣原住民族或臺灣漢人,都是悲慘的歷史!

(歡迎分享引述)

台灣地名的由來 | 丁紹傑

台灣曾被叫做「福爾摩沙」?其實不對。「福爾摩沙」一詞音譯自拉丁文及葡萄牙文的「Formosa」,均為「美麗」之意。15世紀以來,自大航海時代開始,葡萄牙人在全球開闢新航線後,世界各地都有「福爾摩沙」的稱呼,包括海灣、海灘、島嶼、山脈、河流、湖泊、城市等。所以「福爾摩沙」是形容詞,不是名詞,更不是地名。

明朝萬曆三十年底(西曆1603年初),福建福州連江人陳第隨沈有容(明朝將領,在澎湖有沈有容諭退紅毛番碑)追捕倭寇至臺灣安平外海,歸後作〈東番記〉。文中提到「大員」,為福建省府福州語音。其後文獻中的「大圓、台員、台灣」等,都是閩語發言,在17世紀指的就是台灣南部的一個圓形的內海或大潟湖,稱「臺江內海」。目前台南市内的「大灣」及「灣𥚃」(我小時候常去),這兩地就是當時「臺江內海」邊的地名,也是現在台南比較會淹水的地區,學者翁佳音先生也是這樣認為。

清軍入關後,荷清雙方的文書中,「Tayoan、臺灣」應該指的是熱蘭遮城(今台南安平)而「Paccan、北港地方」應該是指今天的臺灣全島。1661年鄭氏攻台之後,鄭成功將「熱蘭遮城」改為他的故鄉地名「安平」。之後「臺灣」逐漸成為台灣𡷊的正式稱呼,其他同音詞(大員、台員、大圓)逐漸消失。

台灣的「西式」或「近代」教育始於日殖時期? | 郭譽孚

我們的學界竟把日殖時期的伊澤修二學務部長推為島上「新教育」的創始人!在此「新教育」指「西式」或「近代」教育。其實台灣在日殖時期之前至少已有兩例「西式」或「近代」教育:

一是劉銘傳時代已有西學堂之設立,其畢業者可以考入電報學堂。日人千夫長在其「征台日誌」中曾紀錄:「就人智言,臺北由於教育之道稍已開啟,乳臭未乾的孩童,多數也能寫、能讀;甚至物理知識也已有概念,此乃得自著名的劉銘傳,在臺北築鐵路、開礦產,經營文明的實業,讓一般民眾在昏昧中醒覺所致。」似正可以做為日殖前已經發動了真正近代教育之證詞。

另一是英國長老教會在台南早已有兩級教會學校之設立,那是在伊澤來台之前的設施,也有被稱為「新教育」之起始者。

相對言之,我們根據伊澤當初所設計的教育,如其所自白,是「低一級」的(一級,這形容詞是多少程度?),且當年我們的學生感受其教育是「馬虎、不嚴格」的,甚至是「最低程度就好」;因此,儘管我們已發現伊澤與其同路人在朝鮮已經提出改革朝鮮教育的計畫,並不能就視為他在台的實際作為;我們的學界怎能把伊澤推為島上「新教育」的創始人?

然而,除非我們認為先民沒有資格接受「不低級」「不馬虎」「非最低程度」的教育,否則這種把伊澤部長視為「新教育」的創立者之觀點,是否是極不恰當的認知──若非我們認為我台人自身真是應該低一級,或低幾級的,並且應該接受那後來到後藤民政長官時代,更是退步成為「無方針」的教育的話──這種「西式教育」只是「『稀釋』教育」吧,這真應該被「美稱」為我們島嶼「西式教育」的「開始」麼?!

至於,要說「近代」或「現代」教育 ,日本本身的文化在許多方面就並不具有人性追求自由、平等、博愛的「近代性」(或稱「現代性」);因而,日本自身的學校教育當初就並不真正追求那樣的「近代性」;例如,當年的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是由軍人擔任,可以相當說明其偏頗;而其「維新」以來絕少批判自身神話性的歷史,可說更是徒具「近代化」的形式而缺乏近代化所應有理性批判的內容,那真的可以算是「近代化」嗎──或者那充其量只是日本種「劣質」的「近代」吧?!──這樣的殖民主所帶來的、高度「稀釋」或「變種」的教育,真也可說是「近代化」或「西式」的教育嗎?

李登輝所受的日殖教育 | 郭譽孚

日殖時期的台灣教育,種種未被重視的我先民所遭遇的史實資料,透過我們對於這一真實歷史的研究,從此不僅將能夠獲得它們應該被重視的地位,並且也能幫助讀者對於往後史實發展的理解。

例如,本期的史料之被抹煞或扭曲所影響的,請看1930年代曾真實發生在我們一位台北三芝地方一位台籍學童身上的如下故事──

「日本老師聽後大發雷霆的說:『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於公元1895年中日簽訂了馬關條約,明定將台灣、澎湖割讓給日本,當時台灣人就應該離開台灣返回大陸;可是,你們台灣人不走,不走就須歸日本統治,日本人叫你們怎麼樣,就需怎麼樣,沒有你們的自由權和選擇權,更不許提出疑問和反抗。』,自此以後,日本老師便藉故打我、罵我,更在以後的日子裡壓迫我……」(引自「我特別敬重小學老師與護士」,李登輝著,收入《細讀李登輝》,章益新主編,許蓉華輯,中央日報出版;頁89。)

據稱,真的我們那位台籍生李登輝從此就認同了該說法,視為自身不可違抗的命運──他完全不知道日本帝國憲法第二十二條中明白地載著,「日本臣民,於法律範圍內,有居住及轉居的自由。」,故這位日籍教師的話,根本是違憲的。這應該也與其家族曾獲得鴉片販售執照與其令尊當時已擔任日本警察的助手,以及他在1929年入公學校之時 竟然是以日本姓名「岩里政男」入學有關吧──當年一般我島民要到1939年前後才「被迫」改為日本姓名的。

可憐的他,只知努力改變自己,在其青少年時代,皇民化政策正式展開之前,就大力讓自己認同於殺戮者、攘逐者的文化與哲學,接受自身卑屈的族群地位;往後,這個無限容忍自身被高度壓迫下卑屈成長的人格,雖有最好的學、經歷,最好的發展機會,從屬於殖民者的雁形體系的經濟發展論永遠成為其認同的最高宿命,從而深深斲傷了我們整個島嶼發展的大好機會……

這是一個讓筆者痛心的例子,也是我重視日殖時期的台灣教育史的一大原因。

「主體意識」的「必要」與「不必要」 | 郭譽孚

在當前我們學界瀰漫歷史相對主義與多元主義(參見《駁斥流行的「歷史相對主義」》),以致於虛無主義上升的時代,「主體意識」是需要特別強調與辯證的問題。

主體意識,這個概念,通常不易說清楚,但是我們由它的對立概念「客體意識」,聯想到我們人際上那「客隨主便」「入境問俗」的關係;通常,正常狀況下,主人經營他的環境已非一日,客人來到寶地,應該尊重主人的種種習俗;客人應該自知作客期間不應過分要求,這是對於主人應有的尊重;而主人也不應該任意遷就客人的非份要求;因為某些非分的要求簡直意味著要我們放棄人類自身尊嚴的重要核心。例如,日本殖民台灣期間我島嶼受到大破壞、大殺戮,是我先民所遭遇到的何等重大的問題,我們不應該遷就於殖民者的論述,就是一顯例。

這是我們今天研究日殖時期所應強調的台灣人的主體意識之「必要」。

至於,台灣人的主體意識之「不必要」,是指當前主體意識被主流論述透過單純、幼稚的「自尊」,簡直等同於個人主觀的強烈傾向;原本主體意識只是一種人際相處時自然的心理情境,類似社會心理學的「我群中心」,無可厚非,至此則成為完全排斥客觀與相對客觀,淪入相對主義與多元主義與某種不顧史實的愚昧中。

應予指出的,今天我們台灣史的研究,提及台灣主體意識者不少,但是,真正敢於如上述而自省者罕見,而最為讓本人感到沉重的,是當前頗有「請鬼拿藥單」的現象;今天,由我們的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補助出版,又被我們島上各台灣文史研究所作為指定讀物的《同化的同床異夢》,就是。

該作者在該書末〈後記〉中所自述「從小聆聽大人們批判中國、懷念日本殖民統治長大的我……白天我浸染在崇華、仇日、貶台的環境中,晚上又得回到完全相反的政治氛圍……」,加上發現自身的外祖父奉祀在芝山岩神社的故事。原來,我們社會中,確實有著這類應該經過「去殖民」過程、卻沒有獲得充分「去殖民」,以至於長期缺乏「主體意識」,而自以為擁有「主體意識」的真實信徒;他們擁有的其實只是個人性的「主觀意識」。

他們的主觀意識,在認知上,造成強烈的錯誤而不自覺;在他那東京大學的博士論文中,以我台南企業家吳修齊幼時的家境論證當年日據下的台灣是一個「富裕社會」,就是一個極為荒唐可笑的鐵證──這當然是作者強烈的主觀所導致,應該屬於「主體意識」的「不必要」、極為錯誤與極可悲的例子。

日殖時期的台灣教育是基於「攘逐殺戮」和「神裔者的自大」 | 郭譽孚

透過史實的研究,發現到日本據台之初,就對清廷隱瞞了他們意圖大量移民的企圖,他們真的自以為可以高明而惡毒地把我島嶼上大多數的先民驅逐,進而順利地把日人移民來我們的島嶼。

日本據台初期的教育措施是建立在這樣「輕賤生命」且「過份自大」的基礎之上的──就像日本後來侵略中國,妄想「一個月」就可以成功;偷襲美國珍珠港,三個月可以結束戰爭。本研究是以此一來自「武士道傳統」的「輕賤生命」與「國體」的「高度自大」之發現為起點,這是往後日本官方有意隱匿的史實,也是我們坊間得意於美日文化霸權支配下的學者、專家們所努力淡化的史實。

然而,應該如何掌握這一史實,然後展開我們自己的論述呢?本研究頗經思考,才將之定位為一個「重大的錯誤」,因為,如前所及,日本政治傳統固然吸收了不少的中國文化,但是,他們以自身偏狹的「武士道傳統」與當時他們由西方學來的一點「文明論」來論斷中國的文化與精神是太片面了。

此外,我們虛心地考察,當年清代種種落後的情況,若日人不要如此錯誤地蔑視我台人,真能採取「同文同種」,平等的同化心態,接納我台人,在適切的治理下,以中長期言之,實在並非不可能逐漸同化我們熟悉「以德服人」「不嗜殺者能一之」的島人。

當年明治政府的法籍顧問李朋於1895年4月,完全不知有「攘逐殺戮」之實際時,就曾經認為「初期不應過度由東京統御彼土,……在最初之間,應設類似英國殖民地之地方立法議會,依人民之性情,查看應容許渠等何等程度的『自治制』。」「建議應採真正的縣制,此制將使此土逐漸與本土近似。」「近似化成該島人民,恐不須俟之多年」「相信將來也必定是帝國真正的一縣。」 ──所以,本研究就把這段其由先進國家禮聘來的外國顧問也無法想像的重大史實,以「重大的錯誤」的觀點,來與可敬的讀者共同展開我們所關切的、這段我們先民被強烈苛虐對待的歷史。

甚至,我們在此要以嚴格的研究角度,來強調這一史實的重要性;也為當年我台所有的順民們說話──此以被許多研究者詬病的辜顯榮為例;當代著名的日本學者曾稱「辜原本是鹿港出身的小商人,是俠客型人物。1895年日軍登陸……辜至日本軍陣地……辜成為後來日軍南下的嚮導……」;個人認為,辜顯榮當年若真預知日軍竟然早有「殺戮攘逐」之陰謀,本研究懷疑他真會願意把自身留下來當順民;而如果他真是個如日人所說的「俠客型人物」,則他可能會領導我台先民起來抗暴吧──由此所顯示出該一毒計陰謀之重要性,是否使得我們更有必要正視其存在而加以研究?

上述不可忽視的錯誤,是日本學界絕對不肯面對的;然而,重大的史實是任何真正的研究者研究時絕對不可略過的,例如,本期重要的史實是神裔者「攘逐殺戮」之大錯誤,而該大錯誤帶來伊澤的低智教育;教育是民間對於未來生活理想的寄託,低智教育就是未來簡直沒有希望的意思;民間如何能夠安身立命──神裔者的自大是何等的蔑視被統治者,然而我們的留日學者卻仍能夠提出前述那虛偽的所謂「以往伊澤將灌輸近代化知識當作教化台灣人之前提條件之構想」;是由於我們是低智育的後代,所以就可以如此瞞騙啊?!

對於林玉体教授《台灣教育史》的批判 | 郭譽孚

2003年,林玉体的《台灣教育史》,該書的四、五兩章是關於「日據時期」的部分。

該書作者是師大教育系教授,其公費留美研究的專題在西洋教育史方面;1980年,推出《西洋教育史》;1984年,剛推出其《西洋教育史專題研究論文集》,1994年又推出大作《西洋教育思想史》;不到十年,竟又推出《台灣教育史》專書,就某些研究意義上,真是粗製濫造可知;讀者自然不能要求其有太高的學術水準。至於考察其後來似乎狂熱地投入現實政治中,就更難怪該書實在粗糙,簡直就不該算是學術著作了。

林教授,當年是黨外所謂「民主運動」中的大將;其該書中似乎絕無考慮「客觀」與「學術中立」以及民主自由永遠應該與各種觀點對話的問題,他的論述無論多麼重要的觀點,簡直從來都是獨裁專制的論述。

例如,在該書日據史部分開篇不久,他就引用日人自我掩飾的「台灣是日本第一個殖民地」 的爛言;據台之前,蝦夷與琉球都是日本早先的殖民地,當年後藤新平的說法是類似「無方針」之避人詰問,為了減輕施政失策責任,依據「新手上路、敬請包涵」而提出的;我們有主體性的學者沒有義務沿用。

他除了毫無主體性地說出「一百年前,台灣是日本依據國際條約而合法佔領的屬地」 ,還把日人陰謀失敗的「攘逐殺戮政策」合理化地說成是「日軍抵台之後,對抗爭台民採取高壓政策;但為了取悅台民以便搾取台灣的土地資源,懷柔政策也是不可或缺的」 。甚至還說:「為了不失日本人的顏面,決心使台灣成為一個秩序安定,生產豐富,人民安居樂業又勤奮的樂園。」

然而,史實中──日據五十年,我台人的平均死亡年齡在1908年,即南北縱貫線鐵路開通之年,為最高值27.2歲,然後就一路盤旋下降,至1931年最低,為21.5歲;到大戰初期號稱「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的1939年,平均死亡年齡也僅到22.7歲;怎麼會是一個可以安居樂業的樂園?難道「安居樂業」的我島民樂於「短命」?

不僅於此的,他筆下描述前此提過的「芝山岩六士事件」──「芝山岩附近的台灣人竟然糾集鄉民打死了日本教師六名。離今一百多年前的台灣同胞,不分青紅皂白,認定凡是日本份子皆該殺,就是教師也無可逃。…這種對象的選擇,的確頗為不智。」 ,而當年的史實是當地潘姓仕紳勸他們不要離開學校,他們拒絕,以致死於街上;因此,事件後,該善意的仕紳竟被視為通匪而被殺;這是對於我們素來尊師重道的先民是怎樣的汙衊?

更不要說,該書中不顧乃木總督對我先民當年的反抗,曾自行以「官匪」 認罪的史實,竟為日人屠殺我先民找來理由,稱:
「皇太子都被台灣人用暗箭射死在台南佳里附近,但日軍對台灣人之屠殺也絕不容情。…」

這樣的學者,這樣的民主化的指導者,雖然曾獲得公費留學,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教育史,竟然對於基本史實,如此混亂。

尤其,其兄林玉鬃在1999年出版的《啟蒙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台灣鄉村小學生涯》一書中,所曾詳述的──

「光復後,有一天,我在清理父親之古代樂譜中,赫然發現了一本厚達五公分,且是用六百字格式稿紙,以毛筆正楷書寫,被高雄州政府列入『機密』之文件,乃與兄長們翻開一看,發現均為天素表兄之筆跡。而其內容都是詳細的將台灣人,凡未聽從日本政府改為日本姓氏者,即依部落的行政區域,詳細的劃入移民至南洋各島嶼,連地圖也劃得相當詳細。…要用軍艦強迫移民至南洋。有些人到菲律賓,有些人到關島或印尼等未開發之南洋群島,而將台灣全部土地,均由他們日本人移民過來。」

揭發了日殖末期,日本殖民者曾完成詳細計畫,將以軍艦把我島民全數押往南洋各地移民墾殖,但在其2003年初版的該書中,卻對該重大史實竟毫無與其兄對話之痕跡;如此惡質的學者,真是可嘆!加上該書的行文,主觀獨斷者極多,似乎充分反映了那個動盪時代深刻的無知與混亂。

由畫家教授施翠峰的回憶,看殖民者的感化教育 | 郭譽孚

施翠峰的家世──嘉慶初年間,科舉制度的拔貢。
曾祖父應成公在世時…由於他精研漢醫藥材有成,曾經製造當時被視為絕症的白喉的特效藥。本來幼兒一經罹患此症,咽喉立刻出現白斑點,發燒數日即亡,是一種無藥可醫的可怕傳染病,應成公私自研發特效藥,即免費贈送藥粉,供病患塗抹患部數日即可痊癒。歷來救人無數。

這樣的家世背景,怎會後來接受殖民者的感化?
那是在美麗的語言與訛詐的設計之下的一連串陷阱。其概要如下──

首先,請看其回憶錄中的相關自白──居然是少年時代對於學校生活有如此的感性回憶──
「由於太難考了,我曾經聽過老師說:『凡有投考上級學校,每天晚上到老師宿舍接受補習。』或許有人會以為『惡補』不是戰後才出現的怪現象嗎?我的回答:『不!』,唯一的不同點就是我們現在的『惡補』是要繳補習費的。日治時代的補習,純粹是老師自動自發,而且補習後肚子餓了,老師還會偶而叫師母煮一點東西填一填小朋友的肚子。還有,晚上,鄉村蚊子較多,師母拿著扇子坐在小朋友旁邊一邊替小朋友搧風,也一邊順便趕走蚊子。至今我都還記得…多麼溫馨美麗啊。」〈施翠峰回憶錄,頁40〉

真有那麼難考嗎?正常的教育下,是否應該會問為什麼難考?他習慣發問嗎?他知道當年難考的真實理由嗎?
他在其回憶錄中,只是混亂地說「當時要考上台中一中,如同登天那麼難。以現今情況而言,讀一所中學沒有什麼了不起,可是作者所言是七十多年前的時空背景…其中本島人較可能去投考者只有三所,其他雖也少數接納台灣人子弟〈約一成〉,可是台灣人總是喜歡擠進台灣人子弟較多的學校,致使台中一中變成台灣學子進攻的第一目標…」〈施翠峰回憶錄,頁46〉,並沒有說出當年真實重要的「時空背景」──

那是我們島上先民所曾指出的,例如:

1920年代曾經在我中台灣擔任公學校教師的楊肇嘉,曾描述他的經歷稱──
「台灣兒童讀的是公學校,日本兒童則有專設的小學校;台灣兒童是不許進入他們的小學校就讀的。而在施教程度上,公學校要比小學校相差約有百分之六十左右。」〈楊肇嘉回憶錄,一,頁183。〉

1926年,日本學者山川均曾在其「弱小民族的悲哀」一文中,更指出──
「小學校和公學校的區別,在制度上,不過是常用日本語與不常用的區別而已。可是實際上,於教程上很有差異,彼此都是六年制,但是公學校這邊,任是以偏袒的眼光來看,也沒有教到小學校的五年以上的課程,這是專門家所承認的。」〈「弱小民族的悲哀」〈續〉,張我軍譯,台灣新民報,1926/7/11〉

1940年,我島音樂家許常惠赴日留學時的時代紀錄則稱──
「當時一般台灣人都認為,公學校的學生程度比小學校至少差兩年以上,許多條件好的台灣人想盡辦法把子女送到小學校……」〈「昨日海上來‧許常惠的生命之歌」,邱坤良著。時報,頁75。〉

研究者很懷疑,施教授怎能只含混地說我們台灣人喜歡擠台灣人的學校?真不知道當年的升學考試有著如此的背景嗎?原來考題出自小學校的教科書──兩者的程度差距兩年級以上,這樣的難度,對於我們的公學校學生真是普通難而已嗎?如果不會解題,能說是我們公學校學童自身的責任嗎?據稱當年若是未經「補課」是不可能通過該考試的──同時,請問在國府統治之下,有類似如此的教程安排嗎?把它們兩者,混淆都稱為「補習」,合理嗎?

最後,作為師大學長的施教授,知否另一個背景?
當年每一個日籍教師比我同資歷的台籍教師的薪水高六成,同時,有一棟宿舍配給;而我台籍教師不僅薪水低,並且沒有宿舍可住,只可領微薄的宿舍津貼。日籍教師有多麼豐厚的收入。
同時,官方還有如此的規定,我們公學校的日籍校長與教師們,升學的錄取率將成為他們的辦學考績根據,知道嗎?
除了升學率高,可以升等、加薪,還有可能成為校長,校長可能成為視學,可以成為高等官!

最最後,施教授應該不知道的是──總督府先後曾另有這樣把小、公學校並舉、混淆而推出過反對「準備教育」的公文──
「因為中學志願入學者已劇增,須突破此所謂入學考試難關之競爭,亦甚為劇烈。結果對於欲升學兒童,在各小、公學校亦施行所謂準備教育,…在內地人之間,對於升學率多之小學校,均認為是優良學校,而以好評好感受歡迎。但對於升學率不良之小學校均給予嚴苛批評,責難學校當事者,結果在小學校即勢必以無理且勉強之方法、手段,露骨強迫授予升學準備教育。由於看到有此惡性補習現象,在總督府學務當局,針對升學考試需改善事宜,經種種研究之後,即勒令絕對廢止在各小、公學校強迫補習,嚴格厲行取締…」〈「台北市史─昭和六年」,北市文獻會,頁261、262。〉

官方的種種研究,怎麼只是高調絕對廢止在各校的強迫補習,卻完全沒有提到當局在考核學校的辦學成績時,應該把升學的錄取率,由其中去除呢!

由上述1940年時赴日的許常惠教授的認知看來,當年我島上公學校有相當嚴重的低智育問題,應該是社會上相當普遍的認知;何以施教授竟與許教授沒有相類似的認知?甚至,我們的學術界竟然因而也流傳著一些類似的那類感情豐富的錯誤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