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大地震,四川汶川如何? | 鄭可漢

2008年中國大陸四川發生大地震,震央位於四川省阿垻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縣,根據中國地震局的資料,此次地震的表面波規模達8.2,地震矩規模達8.3,破壞地區超過10萬平方公里,地震震度可能達到11度。大地震造成死亡69,227人,失蹤17,923人,受傷374,643人(截至2008年9月資料)。現在的四川汶川如何? 

入秋後這一段時間,正是四川省阿壩州汶川縣青紅脆李等特色農產品大量成熟上市的時節。

伴隨著一陣機械轟鳴聲,一輛無人駕駛“小輕軌”運輸車滿載著幾大筐脆李子,奔跑在汶川縣綿虒鎮玉龍村的田間地頭。一眨眼功夫,運輸車已經到達山頂,穩穩當當地停在了村民王明友的房前。王明友迅速卸下幾大筐脆李子,又重新調整了“小輕軌”運輸車車身位置,掛上倒擋的運輸車又重新返回果園。據瞭解,該田間“小輕軌”單軌運輸車,具有穩定可靠的爬坡、轉彎能力,操作簡單,隨停、隨用靈活性強,直接延伸覆蓋至產業道路末端,目前已覆蓋當地近千畝水果園。

灞州鎮果農正在採摘紅脆李 / 無人駕駛“小輕軌”運輸車滿載著幾大筐脆李子

在汶川縣綠庫食品公司,員工們正在加緊分類挑選青脆李,並精心包裝準備配送。“我們的訂單,都是在農戶田間直接採收,現在平均每天有幾千斤青脆李要發貨。”汶川縣綠庫食品公司電商負責人李昌磊說。

依託國家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範縣載體,汶川縣大力實施“互聯網+”現代農業示範行動,加快川青甘高原物流產業園區建設,建成阿壩州電子商務發展中心(汶川)站,建成電商發展中心、物流商庫17000平方米和冷鏈物流6340平方米。為促進電子商務發展,汶川縣建立了電子商務實訓基地,編發《如何開網店》等實用手冊,還制定出台支持電子商務發展實施意見、扶持政策,並落實專項發展資金,不斷促進電商健康發展。

三四月賞櫻花,五六月品甜櫻桃,七八九月吃青紅脆李。品嚐汶川特色水果已經成了眾多遊客來汶川的理由,特色水果也成了無數汶川果農的“致富果”。汶川縣按照“南林北果+特色畜牧”的農業發展思路,以農業綠色發展為導向,做精做優甜櫻桃、青紅脆李為主的汶川特色水果產業。2020年底,全縣特色小水果種植面積達7萬畝,產量9萬噸,產值9億元。

解讀拜登致電習近平 | 郭譽申

前天(9月10日)早上習近平應拜登之約,双方電話交談了約90分鐘,立刻成為兩岸及全球的媒體焦點。中、美是世界兩大強國,近年競爭和對抗加劇。拜登就職後,兩國領導人既不會面,也少有直接接觸,回顧上次的接觸已是7個月前的電話交談。兩位領導人終於再次電話交談,如何解讀?

媒體的解讀大約是,兩位領導人希望減緩中、美的對抗關係,確保兩國的「競爭」不會演變為「衝突」;而部份媒體則強調,拜登向習表明無意改變「一中政策」。後者應該不是重點,因為美國從未表示要改變一中政策,最多偶而口誤,讓台獨找到故意曲解的空間;前者的說法雖然沒錯,但是並不充分,因為沒考慮拜登上任以來中、美關係的發展脈絡。

根據媒體的報導,比較7個月前與這次的電話交談,習近平的說法少有改變,都在強調中、美關係的重要,並期望兩國保持友好關係,既有益於中、美,也有益於世界;但若美國選擇對抗,中國也不怕、不會退讓。

然而拜登在兩次電話交談裡的說法卻頗為不同。上次拜登明確地批評北京鎮壓香港、侵犯新疆人權、以及其經貿做法不公平且有強制性,並且對其升高區域內(如台灣、南海)緊張的行為表達高度關切。但是這次拜登幾乎完全沒提這些令中國不快的責難。簡單說,拜登改變了,他上次明顯想壓制中國,這次似乎想要改善中、美關係了。

拜登原來想要壓制中國,因為中國是美國的競爭對手,也因為川普前政府已把中國妖魔化,導致美國民意傾向要對抗中國。然而8個月來的對抗,中國幾乎毫髮無傷,既控制疫情於非常零星的偶發,又創下上半年12.7%的高經濟增長,以及27.1%的外貿進出口增長。

相對地,美國的疫情持續延燒,導致美國的經濟復甦不如預期,而阿富汗撤軍的荒腔走板更重挫拜登政府的國內外聲望。此外,喀布爾機場的恐攻事件顯示,失去阿富汗的美國未來恐怕更難對抗各種恐怖主義和組織。簡單說,美國現在的狀況遠遜中國,讓拜登是內外交困。拜登此時致電習近平,至少能稍微轉移媒體和美國民眾對阿富汗撤軍和喀布爾機場恐攻的關注,也能讓人們產生中、美關係改善,未來前景可期的聯想。

內外交困的拜登明年就要面對期中選舉,而三年後還需要競選連任。他是否因此改變抗中政策,而想要改善中、美關係,猶未可知,須視其後續政策而定。川普抗中,無法連任,是前車之鑑,拜登自行選擇吧。

即使拜登確實有意改善中、美關係,由於目前美國的民意傾向要對抗中國,拜登不太可能大刀闊斧的做,未來大約只能小步小步地逐漸改變。無論如何,中、美若能改善關係,是有益於中國、美國以及全世界的。大概只有蔡政府和民進黨不樂見中、美改善關係,不過其美國主子要怎麼做,奴才是管不了的。

回顧「九一一」的影響 | Friedrich Wang

20年前的這一天晚上大概將近七點鐘,我正在陽明山上跟當時的女友一起吃土雞,電視螢幕上竟然傳來紐約發生客機撞上大樓的事件。當時只是覺得有點不可思議,怎麼會突然間發生這樣的事情?到了晚上11點鐘就確定這是一起恐怖攻擊而且重創了美國的金融中心,也是聯合國總部所在地,紐約。

一時之間,世界震撼,美國與其盟邦隨即開始了長達20年的反恐戰爭。西方文明從此陷入經濟危機與難民潮交替不斷的困境,但是讓人想知道的是已經500多年的殖民主義是否清醒了?而這驚天的三次撞擊,不但敲響的文明衝突的鐘聲,也幾乎改變了冷戰結束10年後整個世界的面貌與格局,一直到今天。

對中國大陸來講這是迎來了20年的黃金發展機遇。我們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發生「九一一」,美國勢必很早就將矛頭對準了中國大陸,今天是否還有中國崛起就說不準了。只能講中國倒楣了兩百年,這算是好運嗎?中國大陸如今的經濟總量已經達到17兆,距離美國23兆已經不遠,重新坐上世界第一把交椅似乎指日可待。

台灣這20年呢?在這之前喊了公民投票決定台灣獨立的政黨早就執政,後來又執政多次結果依然如此,只能持續沉淪。台灣人民在這20年中有過許多的憧憬,但最後都只能發現,這個島的地位終究只是兩個強國的玩物。大把大把的金錢進了美國軍火商的口袋,而生活環境與教育品質只能每況愈下,人民對文化卻變成幾乎一無所知。

20年後的今天,人類文明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打擊:百年難得一見的瘟疫。長篇大論就不用了,其實這是告訴這個地球上的高等生物,未來人類不同文明之間必須攜手合作才能持續生存下去,如果不能夠想通文明衝突沒有意義和價值,人類的前途終究只能是暗淡的。

中國的造林成績 | 鄭可漢

路透社8月報導,原題:「中國加強植樹造林運動,有助於達到淨零排放」,為應對氣候變化並更好地保護自然棲息地,從今年到2025年,中國每年新增的造林面積將達3.6萬平方公里——超過比利時國土的總面積。

數十年來,植樹造林一直處於中國大陸環境保護努力的核心位置,也是中國計劃到2060年將碳排放降到淨零排放的重要組成部分。

地處毛烏素沙漠南緣的陝西榆林如今已綠樹成蔭,中國四大沙地之一的毛烏素沙漠「即將消失」。

中國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副局長李春良表示,要推進大規模國土綠化行動,到2025年每年將完成造林5400萬畝(約合3.6萬平方公里)。他說,到2035年全中國的森林、草原、濕地、荒漠生態系統的質量和穩定性將全面提升。根據公佈的林業和草原保護發展五年規劃,中國的目標是到2025年把森林覆蓋率從去年底的23.04%提高到24.1%。

規劃警告說,中國的林業和草原資源總量不足,尤其是北部和西部的乾旱半乾旱地區。規劃顯示,相關植樹造林戰略將部分依賴「自然造林」,這意味著將根據當地環境種植不同種類的樹木。

在經歷數十年經濟高速增長導致生態系統遭到破壞後,中國已承諾建立起「生態安全屏障」並保護1/4的國土不受人類侵犯。今後五年中國將擴大國家公園,修建野生動物走廊以緩解棲息地破碎化,還將進一步打擊非法野生動物貿易。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最新研究表明,過去近20年來,地球表面共新增超過200萬平方英里(約5.18億公頃)的植被面積,相當於多出一塊亞馬遜雨林。而其中三分之一的植被面積增長,要歸功於中國與印度——特別是中國的植樹造林工程與兩國共同的農業集約化管理。

在騰格裡沙漠南緣的甘肅省武威市,當地人正通過紮草方格的方式固定沙子。
2017年青海省大通縣遜讓鄉尕漏村莫合梁一處高標準造林地
中國當局從二十多年前開始推行防沙治沙和退耕還林等多個工程

影響兩岸統一的因素 | 謝芷生

中國自古就是個偉大的國家。在歷史長河中,曾多次名列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它們分別是在漢、唐、元、明、清。

至鴉片戰爭後,由於沒趕上西方工業革命的浪潮,致科技落後,遂為西方的船堅炮利所挾制。從此國力衰退、民生凋敝,長達約百年以上。這段時間堪稱中華民族最黑暗的時期,尤其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列強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一度欲瓜分中國。幸中國疆域遼闊,人口眾多,列強無一能獨吞。當時實力尚無法抗衡英、法、德、俄的美國,擔心瓜分行動將損及其在華利益,而主張“各國利益均沾“,中國始倖免於難,勉強保持領土主權完整。

提到國家過去的光榮史,是希望國人知道,中國並非自始不如西方,不可失去信心。而提到國家的苦難史,是希望大家提高警惕、奮發圖強,莫重蹈國家衰敗的覆轍。

兩岸長期分裂,至今未能統一,與前述背景有著密切關係。筆者認為,妨礙兩岸統一的因素很多,但今日觀之,則主要有兩個方面,即外部因素與內部因素。就外部因素而言,範圍很廣,但隨著國家快速崛起強大,今日尚能起作用的僅剩美國因素。內部因素範圍也很廣,但溯本追源,心理因素最重要。

二戰結束後,美國的影響力遍及全球,有形的、無形的,可說無孔不入。美國為何要在世界各個領域中滲入其影響力呢?筆者認為,一為鞏固其霸權地位,以維護其既得利益。二為防範過去以蘇聯為首共產主義的擴張。過去的蘇聯奉行世界革命,要將其意識形態輸出到世界各地,尤其是新興國家。這對信奉資本主義的美國,自然構成實質上與心理上莫大的威脅。在美、蘇兩大陣營尖銳對立時期,海峽兩岸不幸被拖入了兩個相互對立的陣營。在制定政策時,需要考慮自己所屬大陣營的因素。這增加了兩岸妥協和解的困難度。

“以俄為師”是孫中山先生晚年提出的主張。中國與蘇聯長期保持著密切關係,直到1956年蘇共五十大後,中蘇間發生意識形態的分歧,關係才漸行漸遠。筆者認為,意識形態的對立只是表象,實質的利益衝突才是關鍵。從赫魯雪夫起,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色彩越來越濃,企圖像東歐一樣,將中國置於其控制下。這違背了中共革命,首先是為了追求國家獨立和發展的目標。引入社會主義,是為了借鑒蘇聯的經驗,使中國能發展得更好更快。但無論是借鑒西方也好、蘇聯也好, 其根本目的都是為了中國自身的發展、復興。

國民黨自1927年實施清黨後,即與孫中山先生“聯俄容共扶助工農”的政策背道而馳,重回仿效西方資本主義的老路。尤其1949年國共內戰敗退臺灣後,更是緊抱美國大腿不放。這哪裡還是孫中山先生時期的國民黨呢?北伐時期最主要的口號是:“打倒列強,除軍閥”。列強即當時的帝國主義者,而軍閥則代表著中國的封建主義,都是革命要打倒的對象。現在國民黨已失勢,並逐漸泡沫化。後繼的民進黨,其親美反中的態度卻更肆無忌憚。

中華民族只有走獨立自主的道路,才能繁榮發展,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此中共早在上世紀5、60年代,即已擺脫了蘇聯的控制。在意識形態上,也樹立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旗幟。不論在實體上或精神上都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過去臺灣常有人說,大陸是蘇聯的附庸或傀儡。現在倒是,臺灣應設法擺脫美國的控制,不要淪為美國的附庸、傀儡或棋子。

蘇聯早於1991年底即解體了,後繼的俄羅斯與中國平等相處,關係良好。從孫中山先生的“以俄為師”,到今日的中、俄互不設防,足見中、俄間緣分之深。維護好中俄關係,至關重要,應可提高至戰略層次。只有搞好中、俄關係,中國才不致陷入東西兩面作戰的困境。                      

中國「共同富裕」政策影響深遠 | Friedrich Wang

中國大陸近年推動的「反壟斷」、「共同富裕」等等政策,造成「國進民退」現象,引發了很大的爭論。那以後會不會再像過去毛澤東時代一樣清算鬥爭,「打土豪分田地」?

要回答這個問題先要了解,現在的中國社會跟1949年的情況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基本上已經是一個私有財產為主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大家都在這40幾年的改革開放中獲得了好處,所以誰也回不去了,包括現在當權的中共領導人在內。如果真的這樣橫柴入灶,那只會加速社會的動亂,甚至政權的瓦解。因為,任何人都不可能放下自己的財產與利益。

中國共產黨不可能跟大多數的老百姓利益站在對立面,反而要開刀的是大財團以及一些特定目標顯著的對象來爭取民心。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各國都在大印鈔票來刺激經濟,而中國大陸也不例外。這造成了貧富差距的擴大以及十幾年來大財團的快速興起,幾乎支配了絕大多數人的生活。而原本屬於中國社會中堅結構的中小企業則被嚴重壓縮,實體商店大多很難經營下去。長此以往,對中國整個社會結構勢必造成很大的衝擊以及扭曲。當然中國共產黨最擔心的是這一些大財團以後會反過來威脅到自己的執政。

所以中共現在這樣做是同時有政治、經濟、社會等多重層面的考量。當然,在改革開放之後,尤其是江澤民時代開始,所謂的「海派」當家,對過去中共的原始教義有了很大的衝擊以及改變,出現了大批富可敵國的財團以及富豪,也改變了中國從1949年以來的社會價值觀。這種意識形態的鬥爭,其實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當中始終沒有停過。「勿忘初衷」現在取代了「改革開放」,成為中國共產黨官方的核心口號。這中間的改變以及路徑都很值得我們去思考。

筆者這一年以來不斷說22-27年海峽兩岸的局勢可能會發生很大的改變,而這其中最大的關鍵就是中國大陸自己本身社會、政治結構與狀況是否會發生波動。而如今中共領導人等於是在進行一場人類社會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實驗:純由政府的力量,能不能夠達到均衡社會財富的目標?這其中牽動的層面非常廣大,對於中國的未來,甚至於整個世界局勢,都會有很深遠的影響。

該說我們很幸運嗎?作為一個歷史學者可以親眼目睹這一場大革命的發生,應該說是很幸運。但是前途如何確實是任何人都難以逆料的。我們大家就綁好安全帶、戴上頭盔,一起來看這場大戲吧!

信教不利抗疫-中國有優勢 | 郭譽申

這個標題大概會讓很多有宗教信仰的人不高興,我先道歉。我沒有明確的宗教信仰,但也不反對宗教信仰。標題不針對個人的宗教信仰,而是泛指有較深宗教信仰的地區,如信仰基督宗教和伊斯蘭教的許多國家,對比於較少宗教信仰的中國大陸和台灣。信教當然不是影響抗疫的唯一因素,甚至可能不是主要因素,但是一些實例顯示,宗教信仰對於抗疫的確有些不利的影響。

根據媒體報導,歐美很多人拒絕注射疫苗是基於宗教信仰。他們相信生命取決於上帝的旨意,是否染疫也取決於上帝的旨意,因此不願注射疫苗。他們甚至認為疫苗是不自然的,是違背上帝旨意的,由此甚至衍生出疫苗有毒有害的很多傳言。這些造成歐美雖有充足的疫苗,但是疫苗的注射率不能達標。

抗疫的一個重要措施是避免群聚,然而宗教信仰卻常要求信徒群聚,例如信徒群聚參加佈道大會。由於宗教信仰的堅定以及宗教自由是基本人權,政府和政黨對於宗教信徒的群聚很難加以制止,甚至為了選票還要加以支持。於是宗教群聚活動時常成為傳播病毒的溫床,例如新冠疫情期間,美國、南韓都曾出現多起宗教群聚活動的爭議 (群聚造成染疫,不准群聚則抗爭),而印度的四、五月疫情大爆發也與印度教大壺節的群聚活動頗有關聯。

現代化的世界可說起源於十七八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該運動相信理性發展知識可以解決人類實存的基本問題。… 啟蒙時代不同於過往以天主教神學權威為主作為知識權威與傳統教條,而是相信理性並敢於求知,認為科學和藝術的知識的理性發展可以改進人類生活。」啟蒙運動讓宗教的關切僅限於人類的心靈,而把人類的實存問題交給理性、科學。這次疫情,很多國家都呈現出宗教信仰不利於抗疫,顯示其啟蒙仍不完足;即使歐美屬於啟蒙的先進國家,其抗疫仍頗受宗教信仰所干擾,而無法充分發揮理性、科學的優勢。

歐美經由啟蒙運動,花了約兩百年才擺脫宗教對於其生活、知識的大幅度掌控,進而產生了工業化和現代化,然而其啟蒙仍不完足,因此不利於抗疫。伊斯蘭教和印度教世界仍相對落後,因為他們仍未充分擺脫宗教對於其生活、知識的掌控,而強烈的宗教信仰很阻礙他們的抗疫。中國幸運,也或許文化優異,其儒釋道糅合的信仰不像多數宗教信仰那樣強烈,因此能從後進國家迅速啟蒙,發掘理性、科學的優點,而快速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又有優異的抗疫能力。

由疫情思考中西的歷史文化 | 郭譽申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台灣和大陸的疫情相對輕微,而歐美則嚴重得多,其染疫死亡者已經超過百萬。不過,西方人好像不怕死,很多人不僅不願戴口罩、打疫苗,還上街示威抗議政府所規定的一些限制自由的抗疫措施。

歐美抗疫的失敗與相對貧窮的國家不同,後者醫療資源不足,疫苗不足,而且貧窮的人民不得不冒染疫風險在惡劣的環境工作;對比之下,歐美醫療資源充足,疫苗充足,工作環境相對優良,照理其抗疫應能至少做到跟台灣和大陸差不多,但實際卻不然,因此這樣的抗疫差異應該是文化因素和政治體制造成的,而文化因素尤其關鍵,因為政治體制也多取決於文化因素。

既然文化因素很影響抗疫能力,則其影響不僅是現在,也很可能包括長遠的過去,因為文化是長久形成的,不會短期突然改變。換言之,歐美現在的抗疫能力比不上中國,很可能表示,歐洲過去的抗疫能力一向比不上中國 (美國歷史短,無法談其過去)。

筆者研讀世界史時一直有個疑問:歐洲面積跟中國差不多 (歐洲面積1018萬平方公里,中國面積960萬 平方公里),為何自古至今的大部份時間,歐洲人口都比中國少?北歐嚴寒不大適合人居,同樣地廣大的青藏高原也不適合人居,因此中國與歐洲的自然環境其實差異不大。而近代以前都不講究節育,東西方的人口自然增長為何頗有差距?這次疫情似乎提供了答案。歐洲的抗疫能力一向比不上中國,因此人口一向比中國少。古代的醫療水準比不上現代,因此瘟疫在古代對人類的衝擊和人口的減損超過現代。歐洲的抗疫能力不佳,造成其長期的人口增長低於中國。

瘟疫可能造成人口的大量減損和經濟的崩潰,曾經對人類形成重大的衝擊 (參見[1] [2])。歐洲歷史上有些種族和文化消失得無影無蹤,就是因為可怕的瘟疫。而中國文明能夠長期存續和歷久不衰,其優異的抗疫能力應是原因之一。現代醫療大幅進步,瘟疫或許不再像古代那樣可怕,但是這次疫情仍顯示,中國文化導致的抗疫優勢有其重要性。

歷史的發展是吊詭的,大約物極必反吧。中國文化導致優異的抗疫能力,使其人口一向多於歐洲。中國人口多,人力價格便宜,因此沒有動機以機械取代人力。這是工業革命未發生在中國的原因之一 (當然還有其他原因),也間接造成中國近代的積弱。不過,這是中國文化的優點所導致的極罕見的不幸吧!

瘟疫長期對人類形成衝擊,中國文化比西方文化較能平衡個人與群體的重要性,因此有較強的抗疫能力,是中國的優勢。文化不易改變,因此即使抗疫失敗,歐美仍堅持其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而美國甚至把其抗疫失敗甩鍋給中國。歐美不會改變,但是對於歐美和中國之外的第三者,中國文化的吸引力將會增大,而西方文化的吸引力將會減小,應該是肯定的。

[1] Jared Diamond,《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時報出版,2019。

[2] William H. McNeill,《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天下文化,2020。

快哉八.一五,侵略者投降日! | 天人合一

七十六年前八月十五日,侵略中國、侵略南亞、罪惡滔天的日本鬼子無條件投降。

今天,又臨八.一五,在阿富汗,侵略者夾著尾巴逃跑,侵略者的帶路軍成群集隊投降,侵略者的傀儡開始交權了。

兩個八.一五,時空自然有異,意義當然不同,與我們的關連度完全不一樣。然而,有一種相同處,至少就是侵略者及帶路幫兇的失敗,反侵略反壓迫人民的勝利!

不能忘當年,亦開心今天。

警告:美日及西方無良政客吸取歷史慘敗教訓,緊急收手!
警告:蔡英文們看漢奸、越奸、阿奸可恥下場,趕快回頭!

為什麼應該譴責余英時 | 譚台明

托克維爾說︰「國家最危險的時刻,不是來自「不改革」,而是來自開始改革。」這說明「改革」是極其凶險的事。不改革,一潭死水,生機消沈,所以不改革不行。但一旦開始改革,各路精靈全部釋出,妖魔與神佛齊飛,鬼怪與聖賢共舞,人馬雜沓眾聲喧嘩,一個小小的不慎或意外,都有可能造成全盤覆滅的結果。

李澤厚與劉再復寫了「告別革命」。不止他們倆,其實近數十年一個眾多學者的認識,就是激進的革命,正是毀滅革命理想的最主要原因。

中國經過一百多年的動蕩,走了不知多少彎路,現在總算走到了一個相對穩定而又前景可期的境地,這個時候,一個學者,一個歷史學者,余英時,還要倡言革命、鼓勵所有的革命行動,那只能說,不是笨,就是壞。

也許有人會問,西方的民主自由,也是從改革與革命中來,為什麼人家沒有覆滅?好,這個答案,也早有無數學者研究過了。簡單的說︰

第一、西方是「帝國主義」先行,帝國主義為西方國家累積了遠遠高於其他地方的豐厚資源,經得起「民主化」的內部消耗,說得淺白一點,就是經得起折騰。

第二、西方的民主化,前無古人,所以可以慢慢試錯,逐步修正,徐徐進步。沒有人逼他一步到位。

第三、正因為前無古人,加上帝國主義,已經造成了西方成為世界最富而又獨強的國家集團,所以其民主化與種種社會進步的改革,都是內部自發的,可以自主的進程;所有異見與競爭,都可因接受反饋信息而自然調節以達到某種平衡。沒有外部資源的輸入,沒有外國的橫加干擾。

以上三點極其重要。反觀所有的民主後進國︰

第一、帝國主義被否定了,他們不能再走掠奪他國資源的老路。要累積國內的資源,比起西方先行者,是極為困難的。更何況西方國家已搶佔了經濟資源的戰略高地。

第二、他們被西方已創造出來的「民主」意識形態所綁架,失去了自行摸索、試錯、自我發展嘗試的機會。要創造適合自己民族文化與社會生態的民主形態,極其艱難。

第三、他們的民主,受到已經民主化的富強國家的強力介入與干涉,所以不能產生內部平衡。即如一缸晃動的水,從外插入攪混且不斷注入新東西,則這缸水永遠澄靜不下來。

以上三點,就是在西方以外,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民主化成功而進入富強之林的原因。也許有人不服,會說︰日本、韓國,還有台灣,就是民主化成功的例子,國家依然發展的很好啊!對不起,日本、韓國,不是正常國家。他們國內都有美國駐軍,國防軍事等國家生命線可以說都操在美國人的手裡。至於台灣,維基解密都公佈了,如果你不知道美國是如何控制台灣政治的,那就去讀一下吧!而且,我們都生活在台灣,如果你認為台灣的民主化是成功的,那我只能說,你對台灣的要求實在太低了,你真的不愛台灣。

歷史過了就是過了,一些國家靠蓄養黑奴、廉價且不人道地壓榨外國勞工、剿滅土著民族、對外侵略殖民而起家,搖身一變成為人權的護衛者。好,這也是一種進步,既往可以不咎。但在今天,拜科技發達之賜,世界已走向互聯互通,全球一體的時代。種種的問題,顯示這個世界正在呼喚一個更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而某些國家,與此歷史潮流相違背,仍然想要壟斷資源,透過金融主導世界的資源分配,透過軍事實力控制全球的所謂「秩序」,而最終,卻只是想維護自己國度,或自己同膚色人種國家的霸權地位,你覺得這是合理的嗎?

如果是市井小民,不懂上述這些分析,僅著眼於表面,一味地羨慕西方國家的民主自由,蔑視自己國家的落後與愚昧,則我亦不想苛責。但身為一個歷史學者,居然連歷史進展的基本知識都沒有,完全無視於歷史發展與人類進步的艱辛歷程,只一味地大唱不切實際的高調,甚且是只知道將一切的過失歸罪於某個人或某個集團,以為打倒某人或推翻了某集團,就會天下太平,…而對其所在國家正在發生的罪惡則完全視而不見;則其見識,與郭文貴相去不遠。受到某些人士的肯定與歡迎,也就不足為怪了。

多年前,看過余英時為一本《一百年來的偉大發明》(書名記不清,大約類此)的翻譯書籍寫的序。他在序中讚美了這些偉大的發明,也不忘說到,這些對人類大有貢獻的發明,其中居然沒有一件是中國人的發明,中國人該深切反省云云。這是一個治中國思想史的學者該有的話嗎?你既然提到這一點,難道不該解釋一下中國人為何在近代國際舞台上缺少表現的原因嗎?就這麼一句不痛不癢的話,就算是他「勗勉國人」的表現?

余英時諸多崇外媚洋的噁心言論,大率類此。不痛不癢,作公平高尚的超脫之狀。

如果說,余英時史識史德就是如此,他怎麼就成為一個「國際知名」又備受兩岸三地學人崇敬的歷史學者?尤其還是一個思想史的學者?他的治學成績,能不受懷疑嗎?說實在,我雖也讀過一些他的書,但印象不深,一時之間也無暇翻出來再讀。照理說,我是沒有資格評論他的學問的。不過,我也願意提出一個「大膽的假設」,供各位有心人去追索。

余英時多次讚美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他認為這是一本可以出數十個博士論文的大書,值得一讀再讀。竊以為,他在治學上若有點成績,或應是順著錢賓四先生的某些洞見向前深入挖掘。至於一些他自己獨自的東西,如寫陳寅恪、胡適、《紅樓夢》等,聰明當然是有,但稱不上什麼偉大的學術貢獻。而他的獨到學術見解,如「反智論」之類的,則根本可議。另外則是一些考證上的工夫,或也是有貢獻的,但問題是,這與「思想史」關係不大。

論人情,他剛死,本不該痛批。但余英時確實有許多低劣惡質的言論,事關大是大非,不能不趁此機會講明要點,以免一些人假借他的大名欺世惑眾,而使社會大眾不明就裡,盲目崇拜,造成未能深思的年輕人走上歪路,再陷國家於動蕩。區區此心,尚祈讀者諸君諒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