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努力全面脫貧 | 張自立

2015年全中國有12.8萬的貧困村,2949萬的貧困戶,832個貧困縣,5630萬的貧困人口,這些調查與核實的結果,登記在國家的資料中心,目標訂於2020年底,全面脫貧。

大陸的脫貪,絕不是發發錢了事,1986年5月,政府爭取在"七五計劃"解決絕大多數貧困地區人民溫飽問題,徹底改變單純"救濟扶貧"的辦法,實施新的經濟開發方式。

政府脫貧的目標是,一收入,二不愁,三保障。收入的目標2015年是9000元人民幣一年;二不愁是,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是,保障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

脫貧的最終目的是:
1. 要讓脫貧的百姓,心理上建立強化的自願脫貧的動機。
2. 教育脫貧、職涯規劃和發展計畫。
3. 要就業自立、助學脫貧、免收學雜費、供工讀生。
4. 鼓勵存款。

2015年22個省區向中央簽訂"脫貧攻堅責任書",以軍令狀方式層層簽署到基層,中國脫貧的做法是:

1. 以發展比較好的省份或直轄市,對口西北和南方艱苦的省區,提供資金、專業技術與人員的協助,例如北京對口內蒙古,江蘇對口陜西,浙江對口四川,福建對口寧夏等等。最近中國拍了一個電視連續劇"山海情”,就表述出福建支持寧夏扶貧的一些實際發生的故事,其中一個村子就叫"閩寧村(福建支援寧夏)”,從1997年人均500元到2019年1.4萬元。

2. 對於一些貧困地區交通不便,能修路就修路,不能修路就搬村,到2020年,搬遷的貧困人口共有981萬。所謂要想富,先修路,路通了,人可以走得出去,貨也可以運得出去。

3. 每一個貧困地區都有扶貧專員進駐,長達數年之久,要為這個貧困地區解決困難,想出出路。

4. 網路一直通到到窮鄉僻壤,讓這些貧困人民可以接觸到外面的世界,而且網路可以直銷,把村子的生產銷到全國。

5. 扶貧中另外一個重點是重視下一代的教育,希望貧民的下一代,不再是貧民。

從2015年脫貧攻堅開始,到2020年底,中國政府宣佈,全國全部脫貧。中國目前和以後會不會有窮人?當然會有,任何一個國家和社會總有一部份人,不願意工作,不知道努力,不知道量入為出,註定還會變為窮人。中國的全面脫貧,只是國家努力完成了對全國人民脫貧的處理,不可能完美,但很少國家能這麼做。

中國特有的國家領導人制度 | 張自立

1976年,中國在文革十年浩劫之後,整個國家只剩一口氣,當時世界局勢,美國新敗於越南,蘇聯當時國力鼎盛,所以先說蘇聯。

蘇聯是年擁有精兵四百萬、遠程戰略空軍、核潛艇、核子洲際導彈等先進武器,軍力稱雄於世,而且國土遼闊,資源豐富(黑土地、礦產、原油、天然氣等),科技先進,文學、藝術、教育、體育(1976年奧運49面金牌,美國34) 均有深厚的基礎,誠一世之雄也。然而就在蘇聯國力頂峰之際,因為領導人擬定國家政策方向的錯誤,在短短15年後,1991年聖誕節,一日之內分崩離析,從世界一等強國到一夕崩潰。

根本原因為何,我個人認為最致命的一點,就在於蘇聯立國之初,沒有訂出一個國家領導人制度,所以終蘇聯之世,一直就是強人領導,至死不休,所有的領導人不是老死病死,就是政變下台,基本上一旦掌權的人,絕不放手權力,形成一代又一代的老年政治,政策老舊且僵化,即使錯誤,也不做任何變動革新。

直到最後一任領袖,戈巴喬夫,1985年上台,因為當時蘇聯民生經濟的全面失敗,面臨不得不變的窘境,從而聽從以美國和西方民主國家為範例,進行全方位的經濟改革,然而改革因"輕舉冒進”而失敗。經濟改革失敗以後,西方國家再告訴他,經濟改革的失敗,是因為政治沒有改革,所以戈巴喬夫再進行全面的政治改革,政治改革依然失敗,在一切改革失敗以後,人民徹底失望,蘇聯一天之內,沒有死一個人,沒有流一滴血,而分解為15個國家。

美國的國家領導人,總統,每4年選一次,35歲以上,在美國出生的美國公民,都有資格競選美國總統。我對這個制度有些看法,首先這個制度有其“靈活性”,但是沒有“連續性”,一個新的總統、新的政黨,上任以後,可以立刻推翻前任所作所為。例如川普上台廢除歐巴馬一大堆的政策、條約,拜登上來,除了保留一些對中政策以外,對川普所有的政策,施政方針、外交,改了一個遍。國家大政的搖擺,多少浪費國家的國力,這是沒有"連續性”的缺點。

其次在選總統的時候,要當選,一定要有政治魅力,長相拿的出去,口才便捷,有親和力,個人和親人沒有致命的黑材料,表現出像一個沒有缺點的聖人,至於這個最後當選人,施政的能力如何,就只有靠上帝保佑了。例如川普,一個商人總統,歐巴馬只是一個參議員,二人均沒有任何施政紀錄經驗;小布希的能力,一直為人詬病,在他主政期間,因為911後的反恐,而發動中東戰爭成為他主要的施政方針,這個決策對美國國力和國運有著深遠的負面影響。結論是,能當選總統一定是會選舉的人,但是不能保證是會治國的人。

最後,競選總統,要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一般人選總統,一定要有外界強力的支持,但是拿人家的手軟,所以美國政策受制於財團、利益團體或者是武器製造商,時有所聞。根據蓋洛普民調,美國民眾對美國總統選舉的信心,只有19%。

中國由於制度和政權穩定,所以國家領導人的產生是全國選拔、長期培養、年齡限制、定期更換。因為政權穩定,每次國家領導人的變動,基本上沒有政策“不連續”的問題,而且每個領導人的選拔,一定是能力超群,政績傑出,而不是權力的鬥爭或者權利的營私抱團。中國是十四億人口的大國,有龐大的公務員政務官團隊,要想做中國的國家領導人,一定要有跨省和直轄市長期任職的經歷,政績卓著,有應付突發事變和駕馭手下官員的能力,並了解國情民情。一旦備選,先就任國家副主席,重點培養,熟習國家政務及對外交往的經驗。所以在這個體制下,中國不可能出現一個老年或沒有經驗、沒有能力的國家領導人。

就中國領導人的能力,隨便說說。江澤民,911事件發生後,中國迅速做出反應,以最快速度譴責恐怖分子,9月12日,江澤民和布希通電話,表示“我們願向美方提供一切必要的資源和協助”,使美國認識到中國不是美國的敵人,恐怖主義才是美國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江澤民成功利用911事件扭轉美國遏制中國的態勢,增加中美合作的因子,改善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使中國在錯綜複雜的國際博弈中抓住了寶貴的戰略機遇期,從而改變了中國的國運。

胡錦濤上任時,日本的GDP是中國的2.58倍,十年之後,胡錦濤卸任時,中國的GDP是日本的1.86倍。

習近平的重要政績太多了,就我想到的,列舉於下:

第一,嚴懲貪污。(參見《大陸整治貪腐》)

第二,全國注重環保,所謂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第三,2015年整軍建軍。

第四,2020年底中國整體脫貧。

第五,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得到控制。

第六,平安安定香港。從2019年3月份開始反送中運動,6月份進入高潮,百萬以上青年上街,7月1日衝進立法局,開始打砸燒地鐵站,圍國際機場,霸佔校園,用磚頭和汽油彈和警方對戰,外加美國和西方國家的扇風點火,時間長達一年。我要提的是中國政府和香港當局是非常節制,只有一個人從立交橋上摔死,然後2020年頒布國安法,現在香港基本平靜。反觀美國,今年1月6日華盛頓國會之亂,警力進場,才幾小時就死了5個人。

第七,新疆反恐成功。新疆從1990年巴仁鄉恐攻開始,一路蔓延,2013到2016年間為高點,每年有一百多件恐怖攻擊事件,而且還外溢到北京金水橋、昆明火車站。中國用的方法是“三學一去”,三學,學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律知識和職業技能,一去,去極端化主義,同時大力發展新疆的經濟。2017年以後沒有再發生任何恐怖攻擊,新疆目前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反觀美國的反恐,利比亞、敘利亞、伊拉克,只要美國介入,無不山河破碎,人民流離失所,大量難民湧向歐洲,最近的阿富汗反恐20年後,失敗告終。

第八,領導全國軍民,在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全面打壓下,求生存與發展。

其中任何一項,都非常不容易,這些政績絕不是一個平庸的領導人可以做到的。

中國從1976年的一窮二白到2021年發展為讓美國坐立難安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政情的穩定和歷屆國家領導人傑出的能力是中國40年來驚人發展的必要條件。

原來中國國家領導人最多兩個任期,每一任期五年,但是在2018年13屆人大修改憲法,廢除國家主席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限制。凡事必有因,為什麼要做這個修改,我個人不了解,也不願意猜測,歷史總有一天會知道真相和原因。

大陸的官員任免制度:選賢任能、問責究責、限齡退休 | 張自立

縱然中國中央能設定出縝密完美的發展計畫(參見《中國的中央集權優勢》),中國仍需要有從中央到地方基層,千千萬萬的領導幹部去實施這些計劃,那麼這些領導幹部是怎麼形成的?

選賢任能

中國從國家的最高領導,一把手,到最下層的鄉鎮長領導官員的任免,基本上是“選賢任能”,看能力和政績,最起碼要政通人和,人民能够安居樂業,有行政能力,能選拔、駕馭、善用手下官員幹部,能够完成國家交待的任務,發展當地的經濟,注意環保,照顧弱勢人民,還要有危機處理的能力。一個領導官員上任,就是努力做好他該做的事,而完全不用分心費力在選舉、選票上。

在這裡忍不住要吐槽一下,所有民主國家從政的政要和國會議員,都要花大量的時間、精力、注意力、金錢在選舉、選票上,而且施政的政策也基本上隨著選票的走向(可算是民意,卻不見得正確),而受到很大的影響。就以上所述,我認為在“施政效率”上,中國體制和西方民主制度優劣立判。

問責究責

在中國,如果官員能力不夠或者行政失誤,因為該官員是被任命,不是因為選舉勝利而上,所以任何時候,都可以被降職或免職。2020年,湖北省委書記、武漢市委書記、湖北武漢的疫控中心領導,因為處理疫情不當而立即被免職;全國從省到地方官員領導,因為處理疫情不當而下馬的時有所聞。相對地,美國因為新冠肺炎,有4000多萬人感染,70多萬人死亡,我沒有聽到有任何一個官員出來承擔責任或者被貶官。

1976年以後,文革時的舊制已不堪再用,國家新的方向和政策正在摸索之中,在此期間因為政策的錯誤而下台的國家最高領導,一把手,就有三人,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注意,這三個人下台,並非爭權奪利,是因為治國方向有問題,負責任的“被”下台。所以在中國的系統中,不論是多高的位置,無能的官員、施政犯大錯誤的官員、不支持國家政策的官員,是無法在優勝劣敗,競爭嚴酷的官場生存的。

官員因行政失誤會被降職或免職,更嚴重的若涉及違法或貪腐,則會被追究刑事責任,請參見《大陸整治貪腐》。

限齡退休

1976年10月後,文革已過去,政局慢慢穩定下來,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和計劃,1982年,中國政府解決了一個攸關整個國家前途發展的大事,就是"各級領導班子老化的狀況和事實存在的領導職務終身制”,1980年全國革命老幹部250萬,主要領導66歲以上佔40%,55歲以下的只佔9%,全國幹部老化情形嚴重。

1982年中央發布"老幹部退休制度”,規定高職主要幹部,正職不超過65歲,副職不超過60歲。最高領導班子,中央政治局常委,現為7人,有所謂“七上八下”,就是每五年換屆的時候,67歲以下的“留”,68歲以上的“退”,發佈以後,4老全退,彭真、鄧穎超、徐向前、聶榮臻;留下來3老,半退壓陣,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在大老們帶頭示範支持下,老幹部退休的問題,完滿解決,波瀾不興。

回顧這一段歷史,請體會一下,這件事情的重要性和困難度,這是在要求一個手握實權的龐大團體集體放權,容易嗎?

解讀恆大地產危機 | Friedrich Wang

很多人對於最近恆大地產的危機都有解讀,但是多數沒觸碰到重點,原因是對於中國大陸政經體制的不了解。這場地產集團的危機與當年美國雷曼風暴,或者幾年後的歐債危機可說完全不同。

簡單說,中國大陸的憲法明白規定土地國有。所以這20年蓬勃發展起來的地產與建築業,基本上是建立在官商合作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地方政府藉由開發的名義,將土地出售給地產商,然後各種建案得以動工上馬。當然,這中間就是地方官僚、財團、建商,三位一體下的利益共生結構。這,自然衍生出許多的問題,也製造了腐敗現象。而這種官商利用開發名義的合作,與上面雷曼風暴或歐債在結構上不可劃歸一類。

當房地泡沫開始湧現,銀行爛頭寸越來越大,中央再出手整治炒房,這就使得恆大急速墜落,終於一夕崩潰。所以,這與上述歐美金融危機的第二個不同點在於,這是北京中央主動打房政策下的產物。簡單說,這個經濟大泡沫是共產黨主動去刺破的。

那為什麼要主動去刺破泡沫?就不怕引發系統性危機嗎?風險的確是存在。但是對中共政權來說,若繼續放任財團的肥大,壟斷社會資源與財富,那最後的結果就是引發社會更大的危機,甚至於動盪。中共的思考,永遠都以維護政權的永續存在為第一,所以其必須下這個狠手,冒這個風險。

當然,中共應該有評估過後果與執行的步驟。我們接下來,就看看這場大戲最後會牽連多廣,會有多少不良金融機構與地產商勾結的地方官員會因此下馬或法辦。8月底,杭州市委書記就被停職查辦,而杭州在這20年的房產突飛猛進,已經是比美北上廣深四大一線城市了。

大陸不僅在整治房地產業,也包括金融業。前幾天習近平已下令徹查25家重要的金融單位,是否與大型民營企業(包括恆大)有不當的利益關係。這樣的發展到明年約11月的中共二十大(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大陸領導人換屆,將可以看出端倪。

中國的中央集權優勢 | 張自立

多數國家,尤其大國,都實行聯邦制,屬於地方分權;中國大陸則實行獨特的中央集權制度,整個官僚體系如一條鞭似地從上到下層層管理節制。中國的中央集權有下列優勢:

穩定的中央集權的第一個好處,是施政方向企劃的連貫性,譬如中短期的施政方向是提出一個接一個的五年計劃,中國每擬定一個五年計畫都是十分慎重的,各級政府分析過去和現在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狀況,以及國際發展動態,了解新一輪五年發展的國際環境,在分析國內國際情勢的基礎上,提出未來發展的方向和目標,從開始制定到定案,一般過程需持續兩到三年。

在此同時,國家也設訂長期發展的目標,例如2017年十九大提出,2020年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的現代化,2050年全面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整個國家的施政發展,不論短期、中期、長期,都在有條不紊的進行。

第二個優點是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例如,目前中國以舉國之力對抗美國在政治上、經濟上、科技上、文宣上、軍事上全方位的打壓;再譬如,大規模的基礎建設,如青藏鐵路、三峽大壩、南水北調、八橫八縱的全國高鐵系統、建構全國的5G系統,以及最近完工的白鶴灘水電站、拉林鐵路等等。

第三個優點是國家有大災難發生的時候,可以傾全國之力,迅速反應,正是一方有難,八方馳援,例如2008年四川的汶山大地震、這兩年的對抗疫情等。

2020年1月23日農曆新年的前夕,湖北武漢因新冠肺炎爆發而封城,幾乎同時,全國支援的資源和醫護人員,火速集結,緊急奔赴武漢,向武漢集中,立即興建武漢的火神山醫院和雷神山醫院,兩院同為高標準的傳染病專門醫院共2400餘病床,十日內完工交付使用,至3月8日,全國共調集346支國家醫療隊,4.26 萬名醫護人員,同年3月20日本土病例階段性消失,疫情獲得有效控制。

在此次對抗新冠疫情中,中國再次顯示出強大的動員能力和國家體制的優勢。2021年7月7日日媒“日經亞洲,Nikki Asia” 發表的全球新冠疫情復甦指數,中國居榜首。

中國「共同富裕」政策影響深遠 | Friedrich Wang

中國大陸近年推動的「反壟斷」、「共同富裕」等等政策,造成「國進民退」現象,引發了很大的爭論。那以後會不會再像過去毛澤東時代一樣清算鬥爭,「打土豪分田地」?

要回答這個問題先要了解,現在的中國社會跟1949年的情況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基本上已經是一個私有財產為主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大家都在這40幾年的改革開放中獲得了好處,所以誰也回不去了,包括現在當權的中共領導人在內。如果真的這樣橫柴入灶,那只會加速社會的動亂,甚至政權的瓦解。因為,任何人都不可能放下自己的財產與利益。

中國共產黨不可能跟大多數的老百姓利益站在對立面,反而要開刀的是大財團以及一些特定目標顯著的對象來爭取民心。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各國都在大印鈔票來刺激經濟,而中國大陸也不例外。這造成了貧富差距的擴大以及十幾年來大財團的快速興起,幾乎支配了絕大多數人的生活。而原本屬於中國社會中堅結構的中小企業則被嚴重壓縮,實體商店大多很難經營下去。長此以往,對中國整個社會結構勢必造成很大的衝擊以及扭曲。當然中國共產黨最擔心的是這一些大財團以後會反過來威脅到自己的執政。

所以中共現在這樣做是同時有政治、經濟、社會等多重層面的考量。當然,在改革開放之後,尤其是江澤民時代開始,所謂的「海派」當家,對過去中共的原始教義有了很大的衝擊以及改變,出現了大批富可敵國的財團以及富豪,也改變了中國從1949年以來的社會價值觀。這種意識形態的鬥爭,其實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當中始終沒有停過。「勿忘初衷」現在取代了「改革開放」,成為中國共產黨官方的核心口號。這中間的改變以及路徑都很值得我們去思考。

筆者這一年以來不斷說22-27年海峽兩岸的局勢可能會發生很大的改變,而這其中最大的關鍵就是中國大陸自己本身社會、政治結構與狀況是否會發生波動。而如今中共領導人等於是在進行一場人類社會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實驗:純由政府的力量,能不能夠達到均衡社會財富的目標?這其中牽動的層面非常廣大,對於中國的未來,甚至於整個世界局勢,都會有很深遠的影響。

該說我們很幸運嗎?作為一個歷史學者可以親眼目睹這一場大革命的發生,應該說是很幸運。但是前途如何確實是任何人都難以逆料的。我們大家就綁好安全帶、戴上頭盔,一起來看這場大戲吧!

大陸該還原蔣介石的真面目 | 徐百川

除了美國與日本,阻礙兩岸統一的唯一敵人、共同敵人,就是認賊作父,反噬同類的倭奴台獨!

大陸的對台政策不是讓利就是武嚇,文攻方面只會呼喚骨肉同胞民族大義,共同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鬥,結果都是毫無效果。中共對台灣從未察覺到在思想上,進行認知作戰的重要性。若不了解台獨的想法,大陸對台工作的方向和策略,永遠都是錯誤的。

大陸過去不顧史實大肆批蔣反國民黨,只是作繭自縛,等於配合台獨的反蔣去中,等於為台獨的立論和主張取得正當性。近年大陸雖已對蔣介石大致平反,不再惡言相向,但是仍做得不夠。

國共之爭已成歷史,中國已經崛起,民眾普遍脫貧。中共已是全民擁戴,萬眾歸心,統治根基穩如磐石。難道中共還怕蔣介石的幽靈反攻大陸?國民黨在大陸復辟嗎?

大陸還是聰明點,客觀評價歷史,還原蔣介石的真面目。這麼一來,台獨反蔣去中的理由就無法立足了。這樣就能揭開日本殖民遺毒的皇民化才是二二八與台獨的真正主因,就可針對皇民化的謬誤發揮認知作戰的真正效力,從而遏止台獨思想的擴散,甚至能夠熄滅台獨思想的生存力,也未可知。

「白色恐怖」是罪惡?還有「紅色恐怖」嗎? | 徐百川

就算真如台獨所言,是靠美國協防台灣,使得共產黨不能渡海犯台,但是當年的時空背景,共產主義席捲半個世界,無孔不入,勢不可擋。除了大陸的匪諜滲透顛覆之外,台灣在共產思潮的侵襲下,不會有土生土長的台灣「共匪」興風作浪?起而鬧武裝革命?

看看韓戰、越戰,以及世界各地共黨肆虐的鬥爭迫害,生靈塗炭的禍亂戰亂。若非蔣介石的「白色恐怖」擋住了共產黨的「紅色恐怖」,台灣豈能倖免,台灣不會死人無數?

況且「白色恐怖」與一般人民根本無關,人民絲毫不受影響。被殺被關的人都是與共黨的活動有關,死的幾乎全是大陸人,台灣人屈指可數。

而且正就是由於所謂的「白色恐怖」,使台灣成為共產病毒無法侵害的無菌室,使得台灣安定繁榮,台灣人戶戶笙歌樂太平。

戰爭未必就是刀槍火炮的熱戰,戰爭還有看不到、感覺不到的諜報戰與思想戰。戰爭的勝負,國家的存亡,情報常常是決定性的因素。思想戰能從心理上瓦解對方的鬥志,甚至倒轉對方軍民的敵我意識,與諜報戰同樣厲害可怕,戰爭中清除間諜與內奸是絕對必要的正當行為。

評斷政治的是非,是不能脫離當時的時空條件的,以太平時期的自由、民主、人權的標準,而對戰時的蔣介石升級加罪,就如以現代的標準來評斷古代為民除害的打虎英雄,英雄就變成了虐殺保育動物的大壞蛋。因此,蔣介石的「白色恐怖」是絕對正當的,只有一個有無矯枉過正,亂世用重典的過當問題。

當然現在的時空條件也與當年不同,中共已經不以共產主義治國,也不向世界推廣共產主義革命,而且大陸又成為世界的脫貧典範,台灣和世界沒道理再宣傳什麼「紅色恐怖」了。

民主社會主義-簡介與感想 | 郭譽申

世界各國的貧富不均問題嚴重,應該是社會主義發揮所長的時候。社會主義流派眾多,現在歐美主要的社會主義流派可說是「民主社會主義」。當代重要的左派學者,曾擔任美國社會學會主席的Erik Wright在其最後遺作《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反對資本主義》(How to Be an Anticapitalis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19) 裡,以非常淺顯的文字介紹民主社會主義,及如何推進民主社會主義,以降低資本主義在國家社會的比重。

作者先界定資本主義的特色是自由市場經濟和私有資本。前者表示市場交易只受到國家最低限度的規範管制,而後者表示資本主義帶有一種特殊的階級結構,即區別擁有資本和生產工具的資產階級及擔任員工而提供勞力的勞動階級。

作者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論點在三方面:平等/公平、民主/自由、社群/團結。這些也是民主社會主義所追求的目標。平等/公平的涵義:「在一個公正的社會裡,所有人都擁有大致平等的管道可以取得享有美滿人生所需的物質與社會工具。」民主/自由的涵義:「在完全民主的社會裡,所有人對於有意義地參與影響自身生活的決策所需的必要工具,都享有大致平等的取得管道。」「社群/團結表達了人應當互相合作的原則,不僅是因為個人能夠從中得到好處,也是因為他們真心關注別人的福祉,並且認為自己有這麼做的道德義務。」

推進民主社會主義及弱化資本主義的方法包括拆解資本主義 (漸進式取代資本主義機制)、馴服資本主義 (消除資本主義的傷害)、抵抗資本主義 (抗爭活動) 和逃離資本主義 (如建立非資本主義社區),但不包括全面推翻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經濟的建構元件包括無條件基本收入、合作式市場經濟、社會與團結經濟、資本主義公司的民主化、把銀行轉變為公用事業及非市場經濟組織 (如國家供應的商品與服務、同儕合作生產、知識共享) 等等。

推進民主社會主義及弱化資本主義的難題在於國家,資本主義國家的「內在結構存在著先天的偏頗,偏向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且「國家受到與資產階級關係深厚的強大菁英分子所把持。」要克服國家的難題就需要深化民主,以稀釋國家機制的資本主義性質。


歐洲國家一直有一些左派政黨,其政綱接近民主社會主義。不過即使這些左派政黨曾獲得執政權,它們多半無法大幅度地推進民主社會主義,等過些年,右派政黨班師回朝,國家於是又回到更多資本主義,歐洲國家就這樣在左右間擺盪,但是其主軸仍多偏向資本主義而非民主社會主義。北歐的一些國家是少數例外,比較接近民主社會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指出 (上述的民主/自由涵義),資本主義的民主不是充分的民主,因為資產階級參與政治的管道遠勝勞動階級。台灣一向偏向資本主義而非民主社會主義 (藍、綠兩大黨都是偏袒資產階級的右派政黨),可嘆台灣的勞動階級大眾卻沾沾自喜於手中一點點無效的民主權力,真是很好騙啊!

歐洲國家雖有左派政黨,但是民主社會主義多不得勢,大約有兩個原因:其一,如上述,資本主義國家的內在結構存在著先天的偏頗,偏向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且國家受到與資產階級關係深厚的菁英分子所把持。其二,民主社會主義有經濟效率的難題,左派政黨執政一般比不上右派政黨執政善於治理經濟。北歐國家較能實現民主社會主義,因為它們人口少 (不超過千萬),較容易克服這兩方面的難題。

社會主義是崇高的理想,然而民主社會主義看來只適用於小型國家,中國大陸這樣的龐大國家,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看來是適度的妥協,能兼顧理想和效率。

回顧國共的主義競爭 | 郭譽申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的建黨百年,讓我特別思考,百年前的一小撮人為何終能打敗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的大黨,中國國民黨?原因當然很多,本文專注於國共兩黨的主義競爭。國民黨主張三民主義,而共產黨主張馬克思社會主義。

先回顧一些歷史。中山先生最早建立的革命團體,興中會,被視為國民黨的前身組織,成立於1894年。1905年興中會與其他幾個革命團體聯合組成同盟會。同盟會的共同目標是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但由於來自不同革命團體,成員們的政治理念頗有差異,算不上有共同的主義。辛亥革命後的1912年,同盟會又與其他幾個團體聯合成立國民黨。

孫中山最重要的政治思想,三民主義,最早出現於1905年他所寫的《民報》發刊詞中,後來他在一些演講裡曾概略介紹三民主義,但完整的三民主義則遲至1924年1月到8月間,孫中山在廣州高等師範學院的16次演講才詳盡發表,並被記錄成書,成為國民黨的指導思想。

馬克思社會主義早已在歐洲流傳多年,1917年俄羅斯布爾什維克「10月革命」成功,更增加其號召力。1919年中國發生「五四運動」,在其前後幾年被稱為「新文化運動」,馬克思社會主義就在那段時間被引進中國。奉行馬克思社會主義的中國共產黨成立於1921年,頗受俄國革命成功的鼓舞。

國共的一個顯著差異在於,共產黨自始就以馬克思社會主義為其政治思想和追求目標,而國民黨起初只想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並沒有清晰一致的政治思想。國民黨的建立比共產黨早27年,但是國民黨的奉行(完整版)三民主義幾乎還稍晚於共產黨的奉行馬克思社會主義。

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演講的民生主義第一講裡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因此民生主義與馬克思社會主義是很接近的。然而在實行上,蔣介石的國民黨不像共產黨那麼搞工運、農運和蘇區的土地改革,使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不如共產黨的馬克思社會主義更具理想性。(蔣到台灣後實行土地改革,才重建三民主義的理想性)

國民黨的前三十年,少有共同的政治理念,其三民主義思想不早於共產黨的馬克思社會主義,而且在當時人們的心中又不如馬克思社會主義更具理想性,使國民黨在主義競爭上居於劣勢,很多知識分子因此傾向共產黨。

國民黨內派系林立,經常分裂,至少部份原因在於政治理念不一致,沒有共同的理想追求;對比之下,共產黨黨內也曾有激烈競爭甚至鬥爭,卻少有分裂,主要原因在於他們有共同的社會主義追求。此外,馬克思社會主義的理想性使很多信仰者願意為之拋頭顱、灑熱血,讓當年弱小的共產黨能夠奮力撐過被國民黨到處追殺、朝不保夕的艱苦歲月,才有後來的反敗為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