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知識分子，筆者自然很想知道，大陸的知識分子如何？對國家和社會有何影響？雖然媒體和網路讓兩岸的資訊可以交流，然而大陸龐大，有關知識分子的資訊太多了，使一般人（包括我）不可能充分掌握和了解。法國教授Sebastian Veg出版 [1]，深入介紹1990年代之後大陸民間知識分子的各種活動，剛好滿足了我的期盼。

民間知識分子的「民間」表示，他們是體制外的，不受雇於政府或國營單位，但可能是政府或國營單位的退休人員。「民間」也表示，他們很貼近一般大眾和弱勢群體，而他們中的部份人致力於協助解決弱勢群體所面臨的困難。1980年代的知識分子大多關注國家的政治體制這類大問題，經過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很多知識分子轉而關注一些「民間」的特定問題。

下列是 [1] 的各章標題，第二章的王小波（1952-1997）被視為民間知識分子的開啓和代表人物，民間知識分子被區分為四大類（第三、四、五、六章），包括：民間史家、獨立電影的製作者、維權律師、以及學者、記者、部落客等。

導論
第一章   草根知識分子：理論與歷史視角
第二章   王小波與沉默的大多數：重新定義天安門之後的知識分子
第三章   研究毛澤東時代的民間史家：紀念、記錄、爭論
第四章   從邊緣探索及改變社會：獨立電影的興起與落幕
第五章   草根專業人士：維權律師、學者與訪民
第六章   記者、部落客與新的公共文化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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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介紹的民間知識分子關注於特定的民間問題。當然另外有一些知識分子則關注國家的政治體制問題，[2] 介紹了這部份的知識分子（參見《中國的九大政治思潮》）。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前，後者的比重看來非常高，而在事件之後，前者的比重變得較高。這是好現象。沒有政治體制是完美的，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以及歐美的民主制度曝露很多破綻，中國沒理由再爭論其政治體制，知識分子關注及協助解決特定的民間問題，是最大的貢獻。

有少數知識分子同時關注民間和政治兩方面的問題，成為有相當群眾基礎的政治異議者，使中共無法容忍。他們或被迫離開中國大陸，如視覺藝術家艾未未，或被依法判刑入獄，如許志永律師（判處徒刑四年）。筆者贊成前者的方式，人有選擇政治體制的自由；後者卻是中共和知識分子的双輸，並不可取。

[1] Sebastian Veg《在人民之間：業餘史家、獨立導演、維權律師與部落客，從草根崛起的力量，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聲音與行動》聯經出版，2021。（Minjian: The Rise of China’s Grassroots Intellectuals, 2019）

[2] 張博樹《改變中國：六四以來的政治思潮》香港：溯源書社，2015。

反共的「共」是什麼？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嗎？前者正確，後者不正確。共產主義是馬克思的未來理想，從未實現，也不是共產黨的指導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共產黨早期的主要指導思想，常被混淆為共產主義。因此「共」意指共產黨和馬克思列寧主義。

我在馬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和政法學院都擔任過教職，我也看過他們思政（思想政治）專業與馬院專業的課程，早很久以前大陸的馬院和思政專業就是研究社會主義了，不是獨尊馬克思主義。很多馬院的核心研究是中國哲學。黨中央還堅持馬列主義，那是因為現在的還是共產黨，如果未來改名叫做「中國社會主義黨」呢？（歐洲就相當盛行社會主義）這不是不可能。

在這個趨勢之下，台灣反共的人，我只能說你們在反一個寂寞，連大陸內部實際情況是什麼都沒搞清楚。這麼說吧，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馬克思列寧主義只出現過兩次，分別是：

1.「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戰勝許多艱難險阻而取得的。」

2.「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

至於共產主義呢？一次都沒出現。而從這兩段馬克思列寧主義出現的段落可以發現，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開創時的主體，但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思想是同等重要嗎？說實話，毛思想比馬思想更重要。

在第二次出現的段落中，是說明建設國家階段，這時候馬思想的比重就更低了，除了毛思想外，還有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我的觀察，最後一個才是重中之重，習近平現在要的是重新建立一套承平的理論體系，如同漢武帝藉由董仲舒與司馬遷的筆，建構新的漢帝國文化價值體系一樣，現在中國要的是主體思維下的中國文化體系以及價值觀。

我引用的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以國民黨與台灣眾多反共的人們，你們是不是應該醒了？你們除了是在反對共產黨這個黨，我看不出來還在反對什麼？意識形態嗎？對於堅持中華民國三民主義憲法的人，我再次重申，我在大陸擔任過思政與馬院的教職，三民主義是他們教授的課程之一，還是思政必考。這不是實現了蔣經國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嗎？以後要努力的是將比重提高，很可能直接取代馬克思主義，因為孫中山是中國人，本土的，土生土長的，毛澤東跟孫中山關係還不錯，要用三民主義取代馬克思主義，沒有難度啊！所以反共在反什麼？

另外一些反對共產黨專政的人，認為共產黨一黨獨大很可怕。對，美國是兩黨，但美國兩黨背後都是那幾個家族，這樣不可怕？被寡頭永遠統治不可怕？他們可能會說，那是幾大資本集團，他們會彼此制衡。我信你個鬼！這些資本家族只會在衝突發生的時候，密室分贓，然後我們繼續被當羊毛與韭菜。制衡，這種天方夜譚的東西就去騙騙小孩好了。

中共的意識形態已經與當年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大不相同，馬列主義甚至有可能被社會主義或三民主義所取代，台灣人還要反共嗎？

自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後，中國歷經康梁變法、辛亥革命等努力，不斷尋求富國強兵、救亡圖存之道。百多年來，多少仁人志士為此拋頭顱灑熱血，寫下了無數可歌可泣的歷史篇章，足資後人緬懷效法。

西方工業革命後，積累了豐厚的資金與技術，他們挾其船堅炮利到處掠奪、擴張。十九世紀的中國與日本同受西方強權威脅，於是雙雙尋求自救之道。日本1868年開啟了明治維新的序幕，隨1889年頒佈君主立憲的憲法後，遂告一段落。明治維新後，日本前後於1894-1895年甲午戰爭，以及1904-1905年日俄戰爭中戰勝了中國與俄國，奠定了世界強國的地位。較之日本，中國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尤其歷史文化悠久深厚，要實施現代化，必須固有文化、制度騰出空間來，接納新的文化、制度進入中國。

筆者經常思索，為什麼日本明治維新成功了，而中國戊戌變法等一系列現代化的努力，卻一再失敗呢？其中固有種種因素，但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文化根基深厚，不如日本歷史文化淺，包袱輕，要放下，吸收新事物不難。是重要原因。

中國從1894/95年甲午戰爭起，至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止，被現代化後的日本，整整欺負了五十年。而今日本雖已不敢明目張膽地直接侵犯中國，但借助美國的勢力，仍在釣魚島，甚至臺灣問題上挑釁中國。蕞爾小國的日本，在歷史上長期扮演著中國的小徒弟，竟敢爬到師父頭上來“拉屎拉尿”，此令中國人情何以堪？中國能不奮發圖強，加速致力國家的現代化嗎？

談到現代化，人們首先想到的是，仿效歐美、日本等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這個觀念，長期以來無人提出過異議。中國從清末起，就不斷有大批留學生到西方學習，戰前主要是歐洲的德、法等國和近鄰的日本，戰後則漸改為去美國留學為主。基本上哪個國家富強先進，就往哪個國家去學習。日本雖不如歐美先進，但因文化相近，距離不遠，清末、民初到日本留學的人也不少。臺灣名牌大學的畢業生，尤其是理工科的，幾乎一半以上都去了美國。

中國必須走現代化的道路，幾乎是整個民族的共識，無人會提出異議。然而最近中共在其二十大上卻首次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主張，不但提出了現代化，還強調了中國式，而非西式，更不是日式、美式的。這有何新意呢？既然如此，中國還需要再派遣留學生赴歐美、日本留學嗎？學術，尤其是自然科技，本無意識形態、國界的區分，在誰手裡就為誰服務。然則何以還要強調“中國式現代化”呢？

戰後美國，通過吸納外國留學生去美國留學的政策，囊括了來自世界各國最尖端的人才，為美國的發展、富強效力。人才比金子還珍貴。文革後的大陸提出，科技是最大的生產力，從而提高了知識份子在國家社會中的地位。他們的地位提高了，待遇改善了。此不但吸引了海外中國知識份子回國，還吸引了不少外國科技人才到中國服務，這頗像美國戰後“楚材晉用”的做法。

科技猶如工具，本無意識形態與國界的區分。戰後的美國就是利用了此一觀念，吸收各國人才為其效力，出謀獻策。通過此一政策，美國確實快速地強了大起來。不幸的是，美國強大後，尤其成為超級獨霸後，卻利用其實力欺壓剝奪較落後的國家、地區。這其中當然也包括了那些留在美國，為美國服務的外來族裔的國家和地區。

最後，容筆者嘗試對中國式的現代化下個定義。首先，中國式的現代化，不是資本主義的，更不是帝國主義的，那是有害無益，不足取的。它必須是社會主義的，立足于中國的現實與國情，是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服務的。其次，它是為世界和平，人類的共同發展服務的。         

偶然間看到陳文茜對二十大（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的批評，她的意思大概是說，那些黨代表就只是投票機器，沒有自己的自主意識，不會獨立思考，因此很少反對票。

我認為陳文茜和很多人根本不懂什麼是民主集中制。在大陸，針對黨代表大會要討論的內容，早在會議開始前很久就在各階層的黨組織內討論了。然後再將這些內容上報到黨中央，在黨中央的各組織內相互協商討論。這些討論的過程中，可能會相互批判，針鋒相對，但取得一個共識後，大家就所形成的共識達成一致的決議，最後在全國黨代表大會上形式表決通過。

這是為什麼整個黨代表大會都是同意票，沒有反對的原因。不是說這些過程沒有人反對，而是反對的意見在協商的過程中已經求同存異了，所以在大會上沒有什麼需要反對。就全黨貫徹執行。執行的過程中若碰到什麼問題，會在每次定期的黨代表會中再進行討論，然後修正。

在大陸，常常會針對某些問題進行排查、摸底。這個名詞感覺起來不是很好聽，但實際上就是各黨組織在針對某些問題收集民意資料，將這些意見、建議等數據，從基層逐級上報，於是在市、省等黨部彙整，經過市、省黨部的討論，調研之後，再往中央提交，在中央進行最終的討論。現在還可以透過大數據作為各黨組織討論的依據。

所謂的民主，只要是能貼近民意就是民主政治，黨代表也是從基層選舉出來的，並不全是領導拍腦門決定的。不去好好了解共產黨的制度，只是靠著在台灣惡搞的經驗胡謅，不是笨就是壞。

如預期的，習近平獲得續任中共的總書記（即最高領導人）。由於中國大陸是以黨領政，他明年初無疑會續任國家主席，成為三連任的中國最高領導人。習打破最高領導人僅二連任的前例，因此被反共、反中的批評者譏為「習皇帝」。撇開反共、反中心態，平心而論，習的三連任對中國有何利弊得失？

首先，不必把習的三連任看得太嚴重。批評者顯然忘了，或是故意隱瞞，被視為憲政典範的美國到1951年才修改憲法，禁止總統連任超過兩次，在此之前美國總統都沒有連任限制。而小羅斯福從1933到1945擔任了四任美國總統（第四任就任幾個月就去世），他是「皇帝」嗎？

簡單說，習近平的三連任短期內對中國大陸是必要的、有很大益處，但難免增加長期的政治風險。

習近平成功實行依法治國、從嚴治黨、反腐打貪、整頓解放軍、嚴控新冠疫情、抵擋美國的貿易戰和科技戰等重要工作，功績顯著。若習兩任就卸任，這些工作都已功德圓滿了嗎？顯然尚未。

大陸原來是反資本主義的，因此「改革開放」其實違反原來的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換言之，改革開放的前二三十年都是人治而無法可治的；等改革有了成效和共識之後，才能逐漸跟上立法修法。由於是人治而非法治，改革開放導致廣泛的貪腐，幾乎無可避免。在習上任之前，廣泛的貪腐和黨、政、軍的紀律鬆弛已三十多年，習至今的十年改革雖然卓有成效，然而「三年之艾」不足以治「七年之病」，依法治國、從嚴治黨、反腐打貪、整頓解放軍等工作顯然仍須繼續進行。

不僅很多國內整頓的工作仍須繼續進行，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美國貿易戰、科技戰等的全面打壓，而且中、美已進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險對峙。中國發展的勢頭雖然很可觀，要抵擋及突破美國長期霸權勢力的全面圍堵絕不容易。

中國正面臨國內外的極大挑戰，此時的最高領導人極為關鍵。已有執政經驗和崇高威望的習近平的延任看來比更換一位新的最高領導人更有把握應對當前的挑戰。習的三連任就像小羅斯福的三連任，後者為了應對二次世界大戰，而現在中國所面臨的挑戰，絕不遜於美國當年的面臨二次大戰。

習的三連任使國家主席沒有連任限制，難免增加長期的政治風險。其一，雖然中共實行「集體領導」，有相當的黨內制衡機制，一個人長期執政容易造成權力過分集中，而缺少制衡。萬一決策錯誤，將難以糾正；萬一違法違紀，將難以法律追訴。其二，國家主席長期執政，有可能因年老而精力不濟、判斷力減低，因而荒廢政務或形成錯誤決策。這些缺失雖然未必會發生，國家主席無連任限制確實增加長期的政治風險。

習的三連任短期內對中國是必要的、有很大益處，但難免增加長期的政治風險。或許中國可以仿效美國。美國在小羅斯福打贏二次大戰後的1951年修改憲法，禁止總統連任超過兩屆。等中國突破美國勢力的圍堵，不再受美國的威脅和壓制時，再重新設定國家主席的連任限制吧。

習近平對社會的全面控制，並非為了打造極權國家，而是為了防止貪官的全面反撲。

「奪人錢財，有如殺人父母。」要打貪反腐，你能想像貪官的反抗會有多強？十年前，流行一句話︰「反腐、亡黨，不反腐、亡國。」忘了嗎？在貪官遍地的時代，反腐有多難？（如果容易，胡錦濤早就作了。胡這個人也是反貪的。）

習不全面控制，貪官必藉「自由」而大造其謠，把水攪渾，讓你一身髒水，讓你反腐辦不下去。更有甚者，面對反腐，貪官一定唱民主的高調。因為一旦有反對黨，有群眾支持，反腐就反不下去了。請看陳水扁的例子。

而且，就算當不了陳水扁，民主自由也可製造話題，藉枝微末節半真半假的事情上綱上線，以偏概全，悚動視聽，以抹黑反腐，打亂節奏；或勾結外國勢力，節外生枝，造成全國性的輿情洶湧，最後讓你窮於應付，而反腐不得不半途而廢。

總之，反腐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習全面控制，大家都不滿，尤其對靠筆桿謀生的人（學者、新聞、文藝線上的人）更是覺得不便，更反感，我很了解，也很同情。若我生活在大陸，可能也有怨氣。但為了反腐大局，你告訴我，還有別的辦法沒有？（我是想不出來。除非你把貪官都想成好人、想成笨蛋，認為他們會乖乖認罪，俯首就擒。）

有人以為民主化就能反腐，是嗎！菲律賓、印度就沒人想反腐嗎？他們國家就沒有愛國者要出來反腐嗎？反得成嗎？至於台灣，執政的民進黨腐不腐？大家心知肚明。

註：我不是反對民主自由，也不是說民主自由的社會沒有辦法反腐，而是說，在中國經過全面性腐敗的情況下，在文革傷痛左右派對立並未消失的情況下，目前的做法有其合理性，推動民主自由要十分謹慎。

台灣藍綠營骨子裡雖然都反共，但有本質上的不同。綠營台獨史觀是歷史虛無塑造的空泛台獨。但藍營，或曰獨台/華獨，卻有刻在骨子裡的階級意識優越感。如果中國人將國共內戰只看作是政爭奪權，而不是根據中國政治文化特質，探索一條不一樣的社會制度，中國共產黨將永遠無法正視自己在抗日與國共內戰中的角色定位，也永遠無法佔領包括對抗盎撒霸權的輿論話語道德高地。

藍營的問題其實是延續自民國時期以來，國府地主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買辦角色的外溢。許多隨蔣軍來臺的“外省人”，除了被抓伕，吃不上飯依附軍隊的人外，許多是家底殷實，最起碼也是小資產階級或小地主階級的家庭。不少人對共產黨是又怕又恨，存在不少負面情緒。如果沒法認清自己階級意識的誤區，又無法區分家族成員在土改與文革等政治運動中被清算的真實對象與背景，當然就歸咎於毛主席與共產黨。

事實上，這些有條件的子女隨蔣軍來台，許多父母的觀點是“分散風險”。在未能察覺國、共最後勝出者來說，分散一部分子嗣留下，另一部份依蔣軍是許多家庭的共同特徵，才會有兩岸相隔的時代悲劇。然而，來台者，包括我父母，大多經歷困苦階段。早期蔣軍部隊待遇不好，尤其是中下階級軍公教，配給的房舍也相對簡陋，不比當時本土家庭優渥。當然，一些黨政軍高層與江浙財閥之後除外。

許多久居眷村的老一輩人，明明只是家眷與退休人員，仍習慣稱本省人為“老百姓”。自己又何嘗不是老百姓？這種階級意識，也是延續國府蔣軍的一貫軍閥心態。不思自己如何不得民心，節節敗退，反而以輕佻污衊的態度，仇視中共與親共的無產階級人民是“泥腿子，土八路”，靠坑蒙拐騙奪權的道理是一樣的。

最近發生的李立群事件，就是一個典型。但大陸同胞有資格評斷他嗎？要評斷他，是否也用相同標準對付內地那些懷著民國黃金十年美好記憶，認同右傾路線，甚至資產階級與西方霸權買辦心態，以及改革開放後過得無比滋潤，自視高人一等的前朝遺老遺少呢？

國民黨真這麼壞嗎？壞，非常壞！國民黨某種程度上代表人性的墮落陰暗面，是人性慾望的具體外顯。如果大家爭相和稀泥，對階級鬥爭沒有絲毫敏感度，屆時或現在進行式，中國共產黨會嚴重國民黨化，中國將奢言民族復興，也愧對先烈先賢。

這種反省可不是前朝夢縈、城南舊事，因為會左右對內治理與對外關係是否路線正確，是否把握歷史機遇，是否全心為人民服務、為中華民族服務，會左右國家經營、人民共享國家資產服務的重要決策方針。

共產主義由馬克思在十九世紀中葉創立，也稱為馬克思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

1917年俄羅斯爆發革命，1922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使馬克思主義的浪濤席捲全球。在二戰期間，蘇聯以死傷慘重的犧牲，奮力擊敗納粹德國的進攻。二戰後，蘇聯領導社會主義集團與美國領導的資本主義集團對抗，有分庭抗禮之勢。然而到1980年代，蘇聯卻爆發嚴重的經濟危機，而在1991年解體，使馬克思主義進入非常黯淡的境地。然而不過20年後，另一個馬克思主義國家中國大陸迅速崛起，其GDP在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及美國的最大勁敵，於是馬克思主義又翻紅了。

馬克思主義一時爆紅，一時黯淡，現在又翻紅，百多年來是起起伏伏。怎麼會這樣？簡單說，資本主義是基於私有制，已有幾千年的歷史和經驗，因此雖有不少弊端，卻是容易運作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強調平等、主張公有制，是馬克思和一些思想家近代從無到有的創新，從抽象的思想創新到具體的社會實踐，難免需要經過一些實驗試錯的過程。

根據馬克思的理論，人類社會的演進有五個階段：
原始社會
封建社會
資本主義社會
社會主義社會
共產主義社會

共產主義社會是社會發展的最後階段，這時的世界已經不再有階級、國家和政府，公有制獲得高度發展，而社會有極高的生產力，因此人人自由富足。沒有階級、國家和政府，人人自由富足，這些太美好了，跟現在的世界天差地遠，恐怕幾百年、上千年都不可能實現，因此共產主義社會應該只是馬克思心中不可及的烏托邦。

然而蘇聯和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或許是急於求成，也或許誤解了馬克思主義，都企圖跳過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階段，而直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例如搞人民公社、集體農場及全面的去私有制等等。這樣的冒進路線等於是揠苗助長，終造成蘇聯的經濟崩潰和解體，以及中國當年的一窮二白。

中國大陸幸運，在經濟崩潰之前及時改弦易轍，實行改革開放，即回到共產主義社會之前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社會，實行融合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因此能扭轉頹勢而迅速崛起，也使馬克思主義重新翻紅。

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容易讓人誤解為當下就要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烏托邦，因此是不大恰當的名稱。不過這樣的稱呼已行之有年，是不可能改了。筆者寧願稱呼馬克思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以紀念悲天憫人、偉大的馬克思(參見《如何評價馬克思？》)。

加拿大籍、任教北京清華大學的貝淡寧(Daniel A. Bell)教授出版[1]，從學理上比較中國模式，一種政治尚賢制，與西方的選舉民主制，相當客觀地指出兩者的優缺點和改進方向。

書中首先指出選舉民主的四個弱點：
一、多數派暴政，選民多數派使用其權力壓迫少數派。
二、少數派暴政，少數派，如富人，利用其高於一般人的影響力追求本身利益。
三、選民共同體暴政，非選民，如子孫後代和外國人，的利益被忽略。
四、競爭性個人主義者暴政，民主選舉往往基於個人或政黨實行負面宣傳，會加劇而不是緩解社會衝突。

針對上述弱點，作者提出四個對應的替代選擇：
一、新加坡的賢能政治(以賢能決取代多數決，尊重/融合少數族群)
二、限制資本家
三、以長期執政顧及子孫後代
四、取消黨派政治
中國大陸的政治尚賢制大致綜合了這四項特徵。

政治尚賢制的目標是挑選優秀領導人，書中主張需考慮領導人的四方面：
一、不同情境下的領導力
二、智識(智力和識見)能力
三、社交技能
四、美德
並提出優秀領導人應以政治為志業，選拔機制須認真對待官員的性格特徵，並重視同級評價。作者又指出中國一向有政治尚賢制的傳統，古代的科舉考試就是一種政治尚賢制，著重在官員的智識能力。

貝教授指出政治尚賢制的三大弱點是：
一、腐敗問題
二、僵化問題
三、合法性問題
他並提出一些可能的解決辦法：
腐敗問題能夠通過獨立的監督機構，提高官員的工資待遇等方式處理。
僵化問題需要執政黨向多樣的社會群體和更多言論自由開放，並根據不同賢能標準選拔不同類別的政治領袖等方式處理。
合法性問題則需要通過民主改革的方式處理，包括某種明確的民眾認可。

尚賢制和選舉民主各有優缺點，書中探討了結合/調和兩者的一些可能方式，結論是，在中央政府層面實行尚賢制和在地方層面實行選舉民主，這樣的結合具有可行性，正是中國大陸目前實行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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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賢制與選舉民主，哪個挑選出的領導人較優秀？書中沒有回答這問題，大概也沒有理論能回答這問題。回顧30年來的政治實踐，中國的領導人率領中國迅速和平崛起，而美國的領導人卻發起大耗國力的反恐行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尚賢制挑選出的領導人看來明顯強過選舉民主選出的領導人！

在歐美的大力鼓吹之下，選舉民主幾乎成了「普世價值」。書中所列選舉民主的弱點其實都是老生長談，在政治學界早有認知，但是在民主的普世價值光環之下，一般人或無知或故意忽略，造就了世人對選舉民主的迷信。(參見《選舉民主的優缺點－駁蔡英文推崇民主》)

貝教授的出書代表政治學界有了另一種聲音，中國模式或政治尚賢制正式成為選舉民主制的競爭者。中國大陸的尚賢制和選舉民主各有優缺點，中國一直努力改進其尚賢制，選舉民主的支持者卻沈醉於民主的美好，不求改進 (例如固步自封的台灣並未出版此書)，這恐怕最終將決定尚賢制和選舉民主的優劣勝敗。

[1] Daniel A. Bell《賢能政治：為什麼尚賢制比選舉民主制更適合中國》，北京中信出版社 (The China Model: 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 2015)。

在中國大陸，中型以上的企業內部多半都有共產黨的政黨組織。被一些人批評為，中共無所不在的極權控制私有企業。這樣的批評有道理嗎？要探討這問題，應該先撇開中共，考慮企業內若有政黨組織，合法嗎？能做什麼？利弊如何？

企業內有政黨組織是指，一個企業內的部份員工可能同屬於某一政黨，這些同黨的員工以黨的名義組織起來，並推舉出(或許根據黨內資歷)一位或多位領導人，來領導這些同黨的員工，在企業的本職工作之餘，執行政黨的工作，以及這些員工本身在乎的任何事務或活動。

在任何國家，企業內的政黨組織都是合法的，只要這個政黨是合法的。政黨都希望其黨員是有組織的，而不是一盤散沙，企業內的政黨組織提供政黨一種組織黨員的方式，是一般政黨所樂見的，卻未必做得到。譬如，有些政黨的組織原本就很鬆散，根本不知道企業內那些員工是黨員；企業的本職工作已經很繁重，使身為黨員的員工可能沒意願再去執行政黨的工作。

國營企業的經營高層都由執政者或政府派任，通常自然形成並領導企業內執政黨的黨組織。當執政者政黨輪替時，國營企業的經營高層一般都會大幅更換，形成企業內新執政黨的黨組織，而前執政黨的企業內黨組織可能繼續存在，但比較消聲匿跡。

在實行政黨政治的國家，由於政黨的競爭，執政者或政府派任國營企業的經營高層時，一般都會優先考慮與執政黨的關係，而經營專業反而是其次的，因此損害國營企業的經營績效 (這是台灣國營企業績效不佳的主要原因)。

中國大陸實行黨政合一的制度，執政者或政府派任國營企業的經營高層時，不需顧及政黨競爭和政黨輪替，自然優先考慮其經營專業，因此有益於國營企業的經營績效。

私有企業與國營企業不同，其經營高層與執政者或政府沒有法定關係。即使其內部有(執)政黨組織，此政黨組織與經營高層沒什麼關係，因此對企業經營沒什麼影響力，最多有一些監督的功能。亦即，當私有企業的作為違法或違反國家政策時，企業內的政黨組織可以提出反對意見或向執法機關提出檢舉。其實個人員工本就可以監督企業，不過企業內的政黨組織對企業的監督比個人員工更加有力。

批評大陸以企業內的中共黨組織控制私有企業，是惡意的抹黑。私有企業內的中共黨組織沒有任何經營企業的法定權力，如何能控制企業？大陸現在是依法治國、從嚴治黨，共產黨沒有權力處置私有企業，最多只能向執法機關提出檢舉，由執法機關決定企業是否有違失。這樣跟所謂的民主國家其實是類似的。

大陸的某些私有企業還刻意在企業內部成立共黨組織的部門，以便和政府打交道，可說是企業公關的一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