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起起伏伏,為何? | 郭譽申

共產主義由馬克思在十九世紀中葉創立,也稱為馬克思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

1917年俄羅斯爆發革命,1922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使馬克思主義的浪濤席捲全球。在二戰期間,蘇聯以死傷慘重的犧牲,奮力擊敗納粹德國的進攻。二戰後,蘇聯領導社會主義集團與美國領導的資本主義集團對抗,有分庭抗禮之勢。然而到1980年代,蘇聯卻爆發嚴重的經濟危機,而在1991年解體,使馬克思主義進入非常黯淡的境地。然而不過20年後,另一個馬克思主義國家中國大陸迅速崛起,其GDP在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及美國的最大勁敵,於是馬克思主義又翻紅了。

馬克思主義一時爆紅,一時黯淡,現在又翻紅,百多年來是起起伏伏。怎麼會這樣?簡單說,資本主義是基於私有制,已有幾千年的歷史和經驗,因此雖有不少弊端,卻是容易運作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強調平等、主張公有制,是馬克思和一些思想家近代從無到有的創新,從抽象的思想創新到具體的社會實踐,難免需要經過一些實驗試錯的過程。

根據馬克思的理論,人類社會的演進有五個階段:
原始社會
封建社會
資本主義社會
社會主義社會
共產主義社會

共產主義社會是社會發展的最後階段,這時的世界已經不再有階級、國家和政府,公有制獲得高度發展,而社會有極高的生產力,因此人人自由富足。沒有階級、國家和政府,人人自由富足,這些太美好了,跟現在的世界天差地遠,恐怕幾百年、上千年都不可能實現,因此共產主義社會應該只是馬克思心中不可及的烏托邦。

然而蘇聯和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或許是急於求成,也或許誤解了馬克思主義,都企圖跳過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階段,而直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例如搞人民公社、集體農場及全面的去私有制等等。這樣的冒進路線等於是揠苗助長,終造成蘇聯的經濟崩潰和解體,以及中國當年的一窮二白。

中國大陸幸運,在經濟崩潰之前及時改弦易轍,實行改革開放,即回到共產主義社會之前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社會,實行融合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因此能扭轉頹勢而迅速崛起,也使馬克思主義重新翻紅。

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容易讓人誤解為當下就要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烏托邦,因此是不大恰當的名稱。不過這樣的稱呼已行之有年,是不可能改了。筆者寧願稱呼馬克思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以紀念悲天憫人、偉大的馬克思(參見《如何評價馬克思?》)。

比較中國的尚賢制與選舉民主 | 郭譽申

加拿大籍、任教北京清華大學的貝淡寧(Daniel A. Bell)教授出版[1],從學理上比較中國模式,一種政治尚賢制,與西方的選舉民主制,相當客觀地指出兩者的優缺點和改進方向。

書中首先指出選舉民主的四個弱點:
一、多數派暴政,選民多數派使用其權力壓迫少數派。
二、少數派暴政,少數派,如富人,利用其高於一般人的影響力追求本身利益。
三、選民共同體暴政,非選民,如子孫後代和外國人,的利益被忽略。
四、競爭性個人主義者暴政,民主選舉往往基於個人或政黨實行負面宣傳,會加劇而不是緩解社會衝突。

針對上述弱點,作者提出四個對應的替代選擇:
一、新加坡的賢能政治(以賢能決取代多數決,尊重/融合少數族群)
二、限制資本家
三、以長期執政顧及子孫後代
四、取消黨派政治
中國大陸的政治尚賢制大致綜合了這四項特徵。

政治尚賢制的目標是挑選優秀領導人,書中主張需考慮領導人的四方面:
一、不同情境下的領導力
二、智識(智力和識見)能力
三、社交技能
四、美德
並提出優秀領導人應以政治為志業,選拔機制須認真對待官員的性格特徵,並重視同級評價。作者又指出中國一向有政治尚賢制的傳統,古代的科舉考試就是一種政治尚賢制,著重在官員的智識能力。

貝教授指出政治尚賢制的三大弱點是:
一、腐敗問題
二、僵化問題
三、合法性問題
他並提出一些可能的解決辦法:
腐敗問題能夠通過獨立的監督機構,提高官員的工資待遇等方式處理。
僵化問題需要執政黨向多樣的社會群體和更多言論自由開放,並根據不同賢能標準選拔不同類別的政治領袖等方式處理。
合法性問題則需要通過民主改革的方式處理,包括某種明確的民眾認可。

尚賢制和選舉民主各有優缺點,書中探討了結合/調和兩者的一些可能方式,結論是,在中央政府層面實行尚賢制和在地方層面實行選舉民主,這樣的結合具有可行性,正是中國大陸目前實行的制度。


尚賢制與選舉民主,哪個挑選出的領導人較優秀?書中沒有回答這問題,大概也沒有理論能回答這問題。回顧30年來的政治實踐,中國的領導人率領中國迅速和平崛起,而美國的領導人卻發起大耗國力的反恐行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尚賢制挑選出的領導人看來明顯強過選舉民主選出的領導人!

在歐美的大力鼓吹之下,選舉民主幾乎成了「普世價值」。書中所列選舉民主的弱點其實都是老生長談,在政治學界早有認知,但是在民主的普世價值光環之下,一般人或無知或故意忽略,造就了世人對選舉民主的迷信。(參見《選舉民主的優缺點-駁蔡英文推崇民主》)

貝教授的出書代表政治學界有了另一種聲音,中國模式或政治尚賢制正式成為選舉民主制的競爭者。中國大陸的尚賢制和選舉民主各有優缺點,中國一直努力改進其尚賢制,選舉民主的支持者卻沈醉於民主的美好,不求改進 (例如固步自封的台灣並未出版此書),這恐怕最終將決定尚賢制和選舉民主的優劣勝敗。

[1] Daniel A. Bell《賢能政治:為什麼尚賢制比選舉民主制更適合中國》,北京中信出版社 (The China Model: 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 2015)。

企業內有(中共)政黨組織,如何? | 郭譽申

在中國大陸,中型以上的企業內部多半都有共產黨的政黨組織。被一些人批評為,中共無所不在的極權控制私有企業。這樣的批評有道理嗎?要探討這問題,應該先撇開中共,考慮企業內若有政黨組織,合法嗎?能做什麼?利弊如何?

企業內有政黨組織是指,一個企業內的部份員工可能同屬於某一政黨,這些同黨的員工以黨的名義組織起來,並推舉出(或許根據黨內資歷)一位或多位領導人,來領導這些同黨的員工,在企業的本職工作之餘,執行政黨的工作,以及這些員工本身在乎的任何事務或活動。

在任何國家,企業內的政黨組織都是合法的,只要這個政黨是合法的。政黨都希望其黨員是有組織的,而不是一盤散沙,企業內的政黨組織提供政黨一種組織黨員的方式,是一般政黨所樂見的,卻未必做得到。譬如,有些政黨的組織原本就很鬆散,根本不知道企業內那些員工是黨員;企業的本職工作已經很繁重,使身為黨員的員工可能沒意願再去執行政黨的工作。

國營企業的經營高層都由執政者或政府派任,通常自然形成並領導企業內執政黨的黨組織。當執政者政黨輪替時,國營企業的經營高層一般都會大幅更換,形成企業內新執政黨的黨組織,而前執政黨的企業內黨組織可能繼續存在,但比較消聲匿跡。

在實行政黨政治的國家,由於政黨的競爭,執政者或政府派任國營企業的經營高層時,一般都會優先考慮與執政黨的關係,而經營專業反而是其次的,因此損害國營企業的經營績效 (這是台灣國營企業績效不佳的主要原因)。

中國大陸實行黨政合一的制度,執政者或政府派任國營企業的經營高層時,不需顧及政黨競爭和政黨輪替,自然優先考慮其經營專業,因此有益於國營企業的經營績效。

私有企業與國營企業不同,其經營高層與執政者或政府沒有法定關係。即使其內部有(執)政黨組織,此政黨組織與經營高層沒什麼關係,因此對企業經營沒什麼影響力,最多有一些監督的功能。亦即,當私有企業的作為違法或違反國家政策時,企業內的政黨組織可以提出反對意見或向執法機關提出檢舉。其實個人員工本就可以監督企業,不過企業內的政黨組織對企業的監督比個人員工更加有力。

批評大陸以企業內的中共黨組織控制私有企業,是惡意的抹黑。私有企業內的中共黨組織沒有任何經營企業的法定權力,如何能控制企業?大陸現在是依法治國、從嚴治黨,共產黨沒有權力處置私有企業,最多只能向執法機關提出檢舉,由執法機關決定企業是否有違失。這樣跟所謂的民主國家其實是類似的。

大陸的某些私有企業還刻意在企業內部成立共黨組織的部門,以便和政府打交道,可說是企業公關的一部份。

社會主義志士與頭陀(苦行僧)的類比 | 張魯台

社會主義者必定是無神論者,頭陀(苦行僧)則是嚴格遵守佛教戒律的精進修行者,兩者似乎是無法類比?實則不然,首先兩者皆是無神論者。

正信佛教徒是無神論者,這一點可能會讓許多人覺得驚訝,佛教講緣起性空,當然不會認同有一個憑空出現的神,這個神又憑空創造世界,這絕對不符合緣起法則,探討有神或無神,有如探討宇宙有邊或無邊,時間有無開始與結束,神又是從何時何處先出現?這些都是戲論,探討不出結果的,對現實生活或修行毫無益處,因此頭陀必是無神論者。

有堅定的信仰(一個追求的目標),不虛談不唯心,務實的生活,這是兩者第二個相同處。

清末民初中國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困境,俄羅斯十月革命啟發了陳獨秀、李大釗、朱德、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人投入革命,引領社會主義戰士們投身革命,才有今日新中國。這些革命黨人如同精進的僧侶,自律甚嚴,不追求個人物質享受,這是兩者第三個共同點。

中國僧侶中以大唐三藏法師玄奘最具代表性,西行、東歸,歷經磨難、考驗毫不退縮,其人格與毅力正是典範,紅軍長征差堪比擬。兩者的共同點還有很多很多,歸結成一句話,就是革命志士與苦行僧皆有非凡毅力與信念,有一定的人格條件,不然兩者皆不會成功。

社會主義者能夠革命成功,還必須有一個列寧式政黨引領革命,如同有根器、有頭陀心理特質的出家人也要有僧團的約束與砥礪,就不致放逸而易於成就,僧團與列寧式政黨竟然也有共通之處,這絕非偶然。 

台灣有兩個列寧式政黨,一個是從大陸敗退到台灣的K黨,一個是由岩里政男豢養大的冥黨,雖然都是列寧式政黨,但是此二政黨卻沒有革命志士。以K黨而言,在大陸真能做到「升官發財請走他門,貪生怕死莫入此門」,就不至於退守台灣,到了台灣未能記取教訓,最後還是被冥黨「轉型正義」玩的奄奄一息,他們還是甘之如飴的守著遇雨漏水的茅篷,既不敢起而抗爭,又捨不得那三坪小地盤,一有黨內外選舉,你瞧那熱乎勁,可又看不出他們在臥薪嘗膽,這如何能夠再起?

冥黨玩選舉其手法遠勝對手,看它們玩轉型正義玩的個個腦滿腸肥,將轉型正義過來的公司、基金會,全家族都派上去當董監事、經理人,這種黨會有革命領袖與志士嗎?喊台獨口號只是拿來騙騙傻老百姓,他們要再吃肥一些,準備多弄些盤纏,隨時可以跑路才是最重要的。更何況俄烏戰爭赤裸裸的告訴他們美國是靠不住的,大陸也是軍事強國,美國怎麼可能為了台灣冒世界大戰的風險?假革命份子還是先撈吧!到時再跑吧!千萬不要以為他們有苦行僧般的信念與毅力!

現代中國從何而來?駁斥反中謬論 | 郭譽申

Bill Hayton,英國BBC新聞記者,算得上是中國通、亞洲通,他已經出版了三本有關中國和亞洲的書籍 [1] [2] [3]。本文是筆者讀完[1]後的感想和批判。[1]的中文標題頗不達意,我願建議中文標題:「現代中國從何而來?」也作為本文的主標題。

[1]的主旨很簡單清楚,現代中國從國名「中國」、「中華」,到各種相關的主張,都是清朝末年以來,許多愛國志士受西方影響而建構出來並加以推廣的結果。這些主張包括:中國的多民族要融合成以漢族為主的中華民族,中國有五千年優異傳統文明,中華民族是創造大一統的偉大民族,中國要有統一的語言-普通話,中國的領土(包括蒙古、西藏、新疆、台灣等等)一點都不能少,中國擁有南海九段線以內所有島和礁的主權,中國要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等等。

上述[1]的主旨,筆者頗為贊同。國家的概念,現代與古代很不同。不僅中國,所有的國家,始於歐洲國家,都在近代從古代國家逐漸演進成現代國家。

然而筆者不贊同,作者從上述主旨輕率推論出,中國的各種主張都是近代民族主義者建構出的,因此沒有道理、沒有根據,是不適當的。[1]於是幾乎成為反中的謗書。其實現代中國的各種主張大多有其歷史淵源和合理性,否則不可能被全民普遍接受。

中國主體的這片土地,雖然曾多次被外來的少數民族統治,但是外來少數民族大多逐漸被數量眾多的在地民族所同化,使得這片土地上的居民始終呈現類似的習俗和文化,並形成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漢族,其他民族則占比很少。國家的主體是人民,這片土地上的居民少有改變,表示中國一直是一個國家(雖然曾經分裂),只是歷經了多個政府的更迭。中國文明五千年?看你從何時起算,是沒有意義的爭辯;但是中國文明是唯一不曾間斷、延續至今的古文明,當無疑議。

作者主張,中國過去沒有清楚的國界,直到清末民初時才逐漸界定其領土和國界,但是這些疆界多屬民族主義者的想像而非事實。譬如民初時,蒙古、西藏都處於獨立狀態,不受國民政府的統治,但是民族主義者仍把蒙古、西藏劃入中華民國的領土。簡單說,作者不承認中國的疆域,甚至惡毒的希望裂解中國。

一個國家在衰弱時很容易分裂,尤其像中國這樣的多民族大國。清末民初正是中國最衰弱的時候,當時中國確是分崩離析,但只是暫時的現象,繼承清朝的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張並致力於承襲清朝的原有疆域,是天經地義的。作者以中國的暫時分崩離析,否定中國疆域的合法性,不過凸顯其無理的反中情結而已。

中國要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被作者視為激起民族主義的衝動,威脅世界和平。曾經輝煌的國家不都想恢復過去的輝煌?川普的競選口號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讓美國再次偉大),拜登的競選口號Build back better (重建美好),不都是類似的話語?作者是只准美國偉大,不准中國偉大!

[1] The Invention of China  (製造中國:近代中國如何煉成的九個關鍵詞),2020。

[2]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Asia,  2014。

[3] Vietnam: Rising Dragon, 2010。

國民黨敗給共產黨、民進黨的原因 | Friedrich Wang

大陸學者王奇生等人對國民黨在大陸時期的性質、統治方式、組織狀態都有很精彩的研究,值得我們今天注意。

他們的結論,國民黨是一個『弱勢的獨裁政黨』,只學到蘇聯共黨的半套功夫,所以不是青出於藍的中國共產黨的對手,故丟了大陸。此說有理,國民黨組織鬆散,且地域主義瀰漫,當然不是歷經過幾次整風運動,對於組織與領導絕對效忠的中共的對手。

但是這些學者卻有意無意忽略了一件事:孫中山的遺訓是要施行民主憲政,一黨訓政只是階段性任務,國民黨慢慢放出政權而不是死抓著不放。國民黨在各個階段中有各種不同的口號或者任務信條,但是完成民主憲政這一句卻永遠存在,基本沒有改變過。所以,國民黨是逐漸由一個準列寧政黨走向民主開放式的政黨,過程中或有曲折,但是大方向卻沒有改變過。

所以,國民黨對地方勢力比較可以容忍,黨內各派系也可以有較大的活動空間,一定程度上內部的言論以及路線的討論也可以開放,而不是類似中共的內部鬥爭那樣非要搞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不可。這種情況,若遇到了革命性格堅強,鬥爭手段殘酷的對手,如中共、民進黨,那自然完全不是對手;因為習慣妥協,但一妥協就敗退,一敗退就止不了,最後就是散落一地。

當年小蔣來台主持黨務改造,一度將國民黨又朝列寧政黨方向前進,變成一台效率很高的機器,將軍隊、黨務、特務三者完美結合,穩定控制台灣。但是美麗島事件之後,尤其是1980年代中期以後又逐漸朝民主憲政的方向邁進。這本來是一件好事,但在最為關鍵的轉型期,小蔣卻所託非人,把權力給了一心毀掉國民黨的李登輝,而後面幾個領導人,如連戰、馬英九等,都是庸才而已,沒有勇氣、能力與決心去撥亂反正,甚至本身就是私心自用。最後,就是整個黨走向一敗塗地。

命運吧,只能這樣說。

中國獨特的建國方針 | 張自立

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制度跟其他國家有很大的差異,形成相當獨特的建國方針:

1,一黨主政,政局安定

不浪費精力在選舉上,國家政策可有穩定的長期連貫性。對比之下,民主是靠選舉,而選舉很容易造成不同意見的嚴重對立和製造民粹,在台灣有藍綠的對立,在美國,有民主黨和共和黨嚴重兩極化的對立。以我在美國的感受,目前這種對立日趨嚴重,而且看不出短期內有化解或緩和的可能。但是一黨主政有一個致命的危機,就是不能失敗。中國政府深刻了解亡黨亡國的危機,其施政佈局正如兵法所云,置於死地而後生。

2,土地國有

非常高效率的支持城市發展和基礎建設。對比其他的國家,要建鐵路、公路或任何公共設施,徵地就是一個非常繁煩的事情。印度要建高鐵,2014年和日本談好,預訂2021年完工,結果到現在還沒開工,因為徵地太困難。

3,中國的行政不接受外國政府的干預

舉幾個反例吧,南韓的軍隊是受美國指揮;大量的美軍駐紮在日本,日本的政治、經濟、國防均受制于美國;2009年10月,陳水扁向美國軍事上訴法庭請願,主張自己是美國委託在台灣治理的「實質民政首長」,他主政時,按美政府命令行事,經常接受美在台協會主席的指示;再看看今天的台灣,政府有膽子做任何美國反對的事嗎?

4,中國國家政策不受任何財團或特殊利益團體的影響

眾所周知,美國國策受軍工複合集團的長期影響。

5,政策不受任何宗教團體的影響

看看世界上那些回教國家是怎麼治國的,印度受印度教的影響,世界上每個國家,當一個宗教的教徒數量達到一定的比例時,這個國家的行政必然受到這個宗教的影響。

6,國家重視民意,但國家政策不盲從民意

民間崇尚快意恩仇,而政府卻必須深謀遠慮。民主國家的政客們,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絕對不敢違背民意,不惜用人民的生命、國家的前途,做賭注來冒險,台灣與美國皆如此。親美反中,真的是台灣最佳的選擇嗎?可是現在台灣的民意,連討論的空間都沒有。目前兩岸關係惡劣,大陸民間的武統聲音不斷,中國政府此時,對武統發出「不得妄議,國之大事」,這就是政策不盲從民意的一個例子。李光耀曾經說過,政府政策有時候可以一時不被公眾理解,但是終應該通過落實政策的成效,來贏得公眾的認可和接受,中國的武漢封城又是一個例子。

中國的歷史文化有益國家治理 | 張自立

中國的歷史文化不僅影響整個民族的民族性 (參見《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是中國崛起的根本》),也深刻影響歷朝歷代的國家治理。

1. 兩千年治理大國的豐富經驗

秦始皇在西元前221年滅六國,一統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建馳道(形同今日之高速公路),為治理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奠定下基礎,秦始皇的琅琊刻石,"今皇帝並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所以中國是有二千多年大國治理的經驗。

2. 治國求穩

改革開放時有一句話"穩定壓倒一切”,這是從中國幾千年歷史教訓中學來的,中國是一個大國,治理不易,所以能夠"百姓安居樂業,天下太平”,就是每一個中國主政者的理想,只有天下太平以後,人民才有機會富足,就是穩定中求發展。

3. 中國特有的任賢選能的官僚制度

自隋唐開始,開創了科舉制度,是全國選拔人才,歷朝歷代都非常重視考場公正無私,舞弊被抓的,都是嚴厲處理,比較出名的,就是清朝咸豐年間,戊午大案,大學士柏葰(等比宰相)及其他諸多涉案的官員,皆斬於西市(菜市口),科舉能考上的,都是聰明人,以後官職的大小,就看個人的能力和政績,伏爾泰說,中國人發明的這種官僚制度,是唯一一種不靠愚昧和迷信,來統治國家的制度。

4. 沒有向外侵略的文化

中國自古以農墾立國,老百姓守著一畝三分地,只希望風調雨順,天下太平,能過上豐衣足食的生活,就心滿意足。做皇帝的,治理一個龐大的帝國,累都累死了,四周都是蠻夷之邦,對中國沒什麼吸引力,在北方修一個萬里長城,只要別人不來打我就成,所以中國從上到下,自古到今,就沒有要侵略別人的想法。譬如,以鄭和下西洋所帶的軍力,打平任何一個南海國家都沒問題,但是只是去看看就回來了。這種文化一直延續到今天,中國政府一再重複宣佈不稱霸、不結盟、不干涉他國內政,在骨子裡,中國就不是一個要去侵略他國的國家。

反觀以前的列強,豐臣秀吉剛剛一統日本,立馬向鄰國朝鮮和大明動手;英國從英倫三島變為日不落國;俄國侵佔中國海參崴、庫頁島一大片土地;美國從開國的東部13州,只用了不到200年,就拓展到今天的50州 (做美國的鄰居很倒楣,看看可憐的墨西哥)。

5. 從大局考慮處理問題

中國4000年來,總是在強敵環伺之下,習慣從大局考慮處理問題。在這裡,我們把中、美作一個比較。美國先打了多年的越戰(1961年美軍介入,1973年全撤),花錢無數,死了5萬8千多人,一無所獲。同樣的故事,911後的2003年,在阿富汗重演,出兵20年,同樣一無所獲。其原因很簡單,每一執政者,只有4到8年的政治壽命,根本沒有辦法深謀遠慮,因為考慮到選票,國家大政只是根據當時的民意,而民意只是快意恩仇,哪有什麼深謀遠慮。

對比一下,中國上一次的戰爭,是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當時中、蘇已交惡多年,蘇聯正陳兵百萬在中國的北邊;1975年,北越在美國全面退出越南以後,揮師南下,一舉滅了南越;隨後進軍寮國、柬埔寨,一心要成為東南亞之虎,而且忘恩負義的和中國翻臉,向蘇聯靠攏,對中國形成南北夾擊之勢。

為了破解越南和蘇聯的南北夾擊之勢,中國發動懲越戰爭(詳見《從中越戰爭看中國的戰力戰略》)。此戰從1979年2月17日開始,到3月16日結束,總共28天,不但解除了中國在南疆國防安全的憂慮,而且穩定了整個中南半島的局勢。這次對越戰爭,戰爭的必要性、戰爭的時機、戰爭的準備、戰爭的執行和戰爭的結束,無不條理分明,絲絲入扣,尤其是忍住可以攻取河內的誘惑,果斷撤軍。不像美國,打了20多年的越戰、20年的阿富汗戰爭,結果均一無所獲、狼狽撤軍。

6. 中國的大一統文化和台灣 (參見《中國的大一統文化和台灣》)

六中全會,習近平憑什麼比肩毛、鄧 | 郭譽申

前兩天,中共的第19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六中全會)剛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是百年黨史上的第3份歷史決議。前兩份歷史決議分別確立了毛澤東和鄧小平的重要地位和路線,而這第3份歷史決議則肯定習近平的重要地位和路線。毛有建國的大功,鄧有改革開放的大功,習近平憑什麼能與毛、鄧比肩並列?

習近平主政9年,政績豐碩,至少包括:嚴懲貪污,加強環保,整軍建軍,整體脫貧,安定香港,新疆反恐,迅速控制新冠疫情,執行一帶一路政策,抵抗美國的全面打壓等。這每一項都是大功績,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基礎。政革開放雖然釋放中國的巨大動能,卻是各地自行其是、各顯神通,也可說是沒有章法、無法無天的。習的重大貢獻是把改革開放納入章法、納入正軌,使中國逐漸成為依法而治的現代化國家。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是相當徹底的社會主義國家,公有制是常態,私有制是例外,只允許少數很小型的私有企業。因此改革開放要實行私有制為主的市場經濟,完全無法可依,甚至是根本違法;也不可能事先及時立法,因為在沒看到私有制的好處之前,習慣於公有制的人們,包括中共,都不可能支持改制 (由此可見改革開放的艱難)。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因此只能交給地方官員自行其是、各顯神通,即所謂的「摸著石頭過河」。譬如,公有制沒有徵稅的制度,地方官員於是與私有企業自行協商稅額。

改革開放的前二、三十年都是各地自行其是、各顯神通,也可說是沒有章法、無法無天的。例如,直到1999年才制定《合同法》,2007年才制定《物權法》《企業所得稅法》,讓市場經濟逐漸有法律可以遵循。各地官員自行其是、各顯神通,造就了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但是因為沒有章法、無法無天,也導致許多弊端,如大量的官員貪腐和群體性事件。後者多半因為弱勢群體的權益受到官員政策或企業行為的損害而聚集示威抗議,甚至造成衝突。

官員貪腐和群體性事件的根源相當類似,大多因為官員有幾乎不受約束的行政裁量權,亦即沒有法治的緣故。法治不僅要立法,更要能執法。各地官員已多年習慣於自行其是、無法無天的施政方式,並從中獲利,要他們戒除積習、放棄利益而改為依法施政,當然有極大的阻力。因此在習近平上台之前,大陸普遍流傳順口溜:「不反貪腐要亡國,反貪腐要亡黨」;而很多人也憂心,愈來愈多的群體性事件終將動搖國家社會的穩定基礎。

改革開放需要制度化、法治化,很多人早就看出來。但是阻力太大,江澤民、胡錦濤在任時都做不到或不敢做,使問題愈積累愈嚴重。幸而習近平上台後,他意志堅定,手段高明,終能排除萬難,嚴懲貪腐,使中國逐漸走上制度化、法治化之路,使官員貪腐和群體性事件都大為減少,才能繼續推進更上層樓的發展。習近平救了中國,也救了中共,因此足以與毛、鄧比肩並列。

大陸努力全面脫貧 | 張自立

2015年全中國有12.8萬的貧困村,2949萬的貧困戶,832個貧困縣,5630萬的貧困人口,這些調查與核實的結果,登記在國家的資料中心,目標訂於2020年底,全面脫貧。

大陸的脫貪,絕不是發發錢了事,1986年5月,政府爭取在"七五計劃"解決絕大多數貧困地區人民溫飽問題,徹底改變單純"救濟扶貧"的辦法,實施新的經濟開發方式。

政府脫貧的目標是,一收入,二不愁,三保障。收入的目標2015年是9000元人民幣一年;二不愁是,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是,保障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

脫貧的最終目的是:
1. 要讓脫貧的百姓,心理上建立強化的自願脫貧的動機。
2. 教育脫貧、職涯規劃和發展計畫。
3. 要就業自立、助學脫貧、免收學雜費、供工讀生。
4. 鼓勵存款。

2015年22個省區向中央簽訂"脫貧攻堅責任書",以軍令狀方式層層簽署到基層,中國脫貧的做法是:

1. 以發展比較好的省份或直轄市,對口西北和南方艱苦的省區,提供資金、專業技術與人員的協助,例如北京對口內蒙古,江蘇對口陜西,浙江對口四川,福建對口寧夏等等。最近中國拍了一個電視連續劇"山海情”,就表述出福建支持寧夏扶貧的一些實際發生的故事,其中一個村子就叫"閩寧村(福建支援寧夏)”,從1997年人均500元到2019年1.4萬元。

2. 對於一些貧困地區交通不便,能修路就修路,不能修路就搬村,到2020年,搬遷的貧困人口共有981萬。所謂要想富,先修路,路通了,人可以走得出去,貨也可以運得出去。

3. 每一個貧困地區都有扶貧專員進駐,長達數年之久,要為這個貧困地區解決困難,想出出路。

4. 網路一直通到到窮鄉僻壤,讓這些貧困人民可以接觸到外面的世界,而且網路可以直銷,把村子的生產銷到全國。

5. 扶貧中另外一個重點是重視下一代的教育,希望貧民的下一代,不再是貧民。

從2015年脫貧攻堅開始,到2020年底,中國政府宣佈,全國全部脫貧。中國目前和以後會不會有窮人?當然會有,任何一個國家和社會總有一部份人,不願意工作,不知道努力,不知道量入為出,註定還會變為窮人。中國的全面脫貧,只是國家努力完成了對全國人民脫貧的處理,不可能完美,但很少國家能這麼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