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譽申教授發表一文《對習近平三連任的思慮》，故本文曰「也論」）
在台灣，要了解大陸的政治，我們有個優勢，就是可以看到海內外所有的反習言論。

長期看下來，我有個體會，就是大陸改革開放走到今天，其實面臨一個真真實實的政治選擇，就是要走美式資本主義道路，還是確保社會主義路線？長期地掛羊頭賣狗肉，不能名正言順，是行不通的，自然也不可行。

所有反習的人，都有一個傾向，就是肯定美式政治。換言之，他們避談兩點︰
一、美國的崛起過程，直到現在，是如何地在全世界巧取豪奪各種資源？
二、當美國國力稍衰（也就是近十來年稍呈下降之勢），其政治運作就有不能解決國內矛盾的嚴重問題，則美國還是我們的表率嗎？

這兩點，他們基本不碰觸。他們要的表面上是民主自由法治，實際上是像美國一樣，讓精英階層保有絕對的優勢。所以，反習的人，尤其是之前不反江、胡而現在反習的人，基本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既得利益者。他們重視個人事業發展甚於國家的發展，也甚於普通民眾的公平與正義。（當然，他們還是用國內的不公平與不正義來打擊習，但對美國與西方的不公與不義則完全視而不見。可見所謂公平與正義，只是用來打擊敵人的工具，而非真正的追求。）

習的路線，目標是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但這其中的制度規劃，則顯然無前例可循，要靠自己創新。所以習多次強調「理論創新」。中國現在仍在一個十字路口，政治體制仍在未定型的狀態，習本人當然是採取「權宜」了，他現在若循慣例下台，則必然遭到報復，有性命之憂。若下台但仍幕後掌權，那還不如不下台為好。習之所為，是在中國轉型階段的不得不爾。（若說私心，也說得通，就是怕下台後不但之前的努力化為烏有，而且個人還可能不得好死。）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政治要如何定型？

今天的中國政治，其實就是孫中山所謂的「訓政」，但訓政就是一個過渡性的安排。那永久性的安排是什麼？（別說「憲政」之類的；徒法不足以自行，百多年來的中外歷史，其教訓還不夠多嗎？）這真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估計習近平也不知道，只能呼喚「制度創新」、「理論創新」。

列寧式社會主義民主已經失敗，而歐美所行之多黨民主制（及與其配套的種種社會制度），如今也可以證明真的只是「資產階級民主」或「精英階層民主」而已。但民主仍然是歷史潮流，如何靠制度創新而有一個新而穩定的政治制度？這是世界性的難題，而中國則被推上了風口浪尖，無可逃避地成為解決這一難題的排頭兵。這個過程，伴隨中國崛起以及歐美的漸衰、不甘與掙扎，必定帶來混亂的世界；要延續多久尚不可知。

那是因為…中華民國政府在接收日本勸業銀行後－－日本「勸業銀行」是在1897年（日明治三十年）所成立的日本本土銀行，而「勸業」兩字，日文就是「提倡實業，獎勵產業」之意。1923年（日大正十二年）正式在臺灣臺北開設第一家分店，以提供農業開墾、灌溉、水利開發之長期融資為主要業務，是當時唯一辦理不動產及拓殖金融的銀行。最初在臺之業務均委由臺灣銀行代辦，隨著業務拓展，1933年（日昭和八年）和1937年（日昭和十二年）分別在臺北及臺南興建大型銀行廳舍。

臺灣光復後，陳儀即將勸業銀行位於臺灣的5個分行改組成為──「臺灣土地銀行（Land Bank of Taiwan，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改組後的臺灣土地銀行仍然與日據時期的勸業銀行一樣，繼續肩負調整農業金融之責，扮演全國農、漁會信用部業務的上層銀行，不同的是，土地銀行為政府機構，肩負更為重要的責任。

臺灣光復之初，百廢待舉，要解決戰爭時期所累積的問題，只能靠時間一步一步慢慢來，在現實世界是沒有仙女棒和神燈精靈的！

從歷史事實來看，臺灣光復之初，不管是米還是糖，幾乎都面臨了產量不足，或是無法生產的困境，再加上大戰之後，必然面臨的貨幣貶值與復員（如臺籍日本兵退伍、難民返鄉）重建壓力……

●所謂的糖輸出…

臺灣光復之初，原來日據時期留下來的42所製糖工廠，其中有34所遭盟軍轟炸受損，僅存8所未受損害。當時擔任臺灣行政長官的陳儀，為了實現「工廠不停工」的承諾，兩年間幾乎讓所有製糖工廠恢復生產。1946年臺糖工廠復工後，陳儀給中央十萬噸糖，在當時發揮了保護臺灣經濟穩定的作用。因為陳儀擔心法幣會影響臺灣穩定，因此才給了十萬噸糖做為四行(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來臺人員與物資的補償…

參見 糖業文化的建構刻不容緩

●所謂米輸出…

臺灣在光復之初，會缺米真正的原因是因為在受戰爭末期，臺灣遭到盟軍密集轟炸、日本大量徵兵入伍、海運遭到盟軍封鎖……結果造成──肥料不足、人工缺乏、水利設施遭破壞……最後導致耕地荒廢所致，再加上1945年第1期插秧期間，臺灣北部發生寒害，南部出現旱災，第二期作又遭遇颱風，致使1945年全臺稻米生產僅剩63.8萬公頓，不及1938年總生產量140萬公頓的一半，減產約54％。

當年，鄧小平說，姓資姓社“不爭論”。
為什麼？
不該爭論、不屑爭論、不值得爭論、不需要爭論、不該在當時、當地、當事上爭論？．．．？

沿著這些問號，中國人本應進行深入的探求、發展，達致飛躍。惜無鄧小平之睿智、宏觀、開放、權威。以致二十年來，中國思想、政治、理論了無新意，吃盡老本。

沿著“不爭論”後的問號。可否這樣續文：
資與社，不過近現代經世濟國的兩種（技、末）方法，哪裡有路線、道路、方向（本、體）的玄乎。

只不過，當年血火相拼、生死搏鬥的集團因政治對立、歷史局限、認識尺度而人為誇大了二者的不相容處與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人為地忽略了二者的相容處與經濟措施的性質。

現在不僅是不爭論，
而是應當在研究二者傳統對立的同時認真思考、探索二者之間相似、相同、相通、相容、相互轉化、相互補充的可能、依據與現實方法。

鄧小平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合理邏輯
或就是資、社共和，
就是不同政治面共存、共生、共競、共贏、共和，
這，或就是中國式的共和主義，
也即是源自幾千年前而今再復興光大的中式和文明！

中國的快速經濟發展震驚世界，很多經濟學者、政治學者都爭相研究中國是如何辦到的。中國的發展龐雜多端，要掌握到重點頗為不易，中研院院士朱雲漢出版《高思在雲》（[1]），在書中簡潔清楚地指出中國成功的三個主要因素，非常中肯，令人有撥雲見日的感覺，朱院士不愧是政治學界的頂尖人物。

中國能夠迅速崛起，最獨特的優勢是它特殊的政治體制，中國從1949到1979年改革開放以前，完成了相當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它把土地和工業資本都國有化或集體化，這些成為改革開放之後快速發展的資本。一個貧窮的國家開始發展經濟，最大的困難是缺少資金，窮國的人民只能勉強糊口，政府和人民都沒有餘錢可以投資基礎建設。中國因為都市土地都是國有，地方政府靠「土地批租」，即轉讓土地使用權，就能籌措到發展基礎建設的資金，而且隨著都市的發展繁榮，土地批租的價格會水漲船高，於是能籌措到更多的資金，進行更大規模的建設。此外，中國建立了非常強的國家意識，能夠把資源集中使用在最需要的目標上，而其政治體制的動員能力非常強，可以達到社會最底層，因此執行力非常強。

中國非常大，大可能是巨大的負擔，也可以是巨大的優勢。中國善用它地大人多的優勢，是它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首先，大才能夠有「規模經濟」，有些關鍵產業沒有規模是沒辦法發展的，例如台灣不可能建立高鐵產業，中國有市場和規模，已經打造出世界一流的高鐵產業，近年開始外銷到其他國家。其次，大市場有磁吸效應，世界的前五百大企業幾乎都搶著進入中國，希望搶占成長市場的有利位置，在這種狀況下，中國有談判籌碼，要求外資答應某些對中國有利的條件，例如移轉某些技術或在中國設立研發中心等。其三，因為大，中國產業可以建立完整的產業鏈，內部就能形成「垂直分工」，先利用沿海的有利條件，等沿海的成本升高，再遷向內陸，像接力賽一樣，延長經濟成長的高峰期。

中國快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它充分掌握「後發優勢」，中國的改革開放大量引進先進國家的資本，採用和借鑒先進國家成熟的計劃、技術、設備、以及與其相適應的組織結構，但可以視情況跳過先進國家當初發展的某些階段，特別是在技術方面，因此進步可以非常非常快。例如，在一些偏遠地區建置有線電話可能很困難，於是一舉跨入建置無線與數位通訊；中國的傳統金融服務業還沒有充分市場化，但是網路金融卻已經達到世界前列。中國一開始是模仿，現在逐漸能夠創新，掌握後發優勢和全球化，先成為「世界工廠」，現在再成為「世界市場」。

雖然中國現在的經濟總量仍低於美國，其每年的經濟增量已經超越美國，取代美國成為拉動世界經濟的火車頭，而上述的三項優勢仍然持續，因此中國被看好，還會繼續中高速成長相當長的時間，成為所謂的「新常態」。

[1] 朱雲漢《高思在雲：一個知識份子對二十一世紀的思考》遠見天下文化，2015。

                                                                                     

歷史常常驚人的相似。

毛澤東在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讓青年學生開始所謂的造反，不讀書、不學習、整天把老師拉到豬圈牛棚裡面批鬥，直接闖入政府機關，讓行政完全癱瘓，全國各地開始破壞文物，歇斯底里地武鬥，終於搞成了一場十年浩劫。

等到1971年毛澤東覺得自己的權力已經鞏固，不想再玩下去了。那這些已經搞了好幾年的上百萬學生要怎麼辦？那就來一個「上山下鄉」吧！向無產階級工農前輩學習。最後的結果，這些人的青春什麼也沒學到，年紀稍長之後就被丟到荒郊野外自生自滅，這種慘狀在許多後來所謂的傷痕文學裡面都有各種描述。等到改革開放，他們大夢初醒，但是已年華老去，除了很少數的例外，幾乎這一輩子已宣告毁滅。中國大陸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到今天都還隱隱作痛。

台灣又何嘗不是如此？民進黨在2000年執政之後，等於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七、八年級就跟著他們搞各種運動，並且在2008年之後隨著網路普及而逐步加溫。「公民不服從」、「大腸花」，「佔領國會」、「萬人送仲秋」等等，終於幫助貓女王獲得無上的權力。

坦白說，七、八年級是台灣最糟糕的一個世代，專業素養最差，辦事能力最不行，學術研究能力低落，許多即使受了高等教育，也沒有太多的思考能力，中國文化的認同已經逐漸消滅，但是也沒有新的世界觀或者文化觀可以取代，變成虛無飄渺的一群。他們把自己的青春以及選票都給了民進黨，換來的是一個暗黑的未來。

現在七年級已經逐漸進入中年，八年級也早就不是鮮嫩的少男少女。你們這些人還有什麼利用價值？那就為台灣犧牲，自生自滅吧，或者去東南亞賣淫、賣器官。就如貓女王所說的，2024之後，就完全不干她的事。

看起來九年級有覺醒的跡象？但是對於這一點，筆者並不樂觀，因為為時已晚，就算他們集體覺醒，面對的也是一個破敗的島嶼，核心產業出走，兩岸關係惡劣，隨時準備上戰場。而這一切都要他們去承擔，正如貓女王曾說的「只要台灣足夠強大，就不必擔心戰爭」，所以九年級如果未來搞不好，那完全就是你們自己沒有自立自強，跟現在這些掌握權力的人沒有關係。

筆者這種六年級的大叔阿姨，現在也只能冷眼旁觀，幫九年級加油，為七、八年級感覺活該。

身為知識分子，筆者自然很想知道，大陸的知識分子如何？對國家和社會有何影響？雖然媒體和網路讓兩岸的資訊可以交流，然而大陸龐大，有關知識分子的資訊太多了，使一般人（包括我）不可能充分掌握和了解。法國教授Sebastian Veg出版 [1]，深入介紹1990年代之後大陸民間知識分子的各種活動，剛好滿足了我的期盼。

民間知識分子的「民間」表示，他們是體制外的，不受雇於政府或國營單位，但可能是政府或國營單位的退休人員。「民間」也表示，他們很貼近一般大眾和弱勢群體，而他們中的部份人致力於協助解決弱勢群體所面臨的困難。1980年代的知識分子大多關注國家的政治體制這類大問題，經過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很多知識分子轉而關注一些「民間」的特定問題。

下列是 [1] 的各章標題，第二章的王小波（1952-1997）被視為民間知識分子的開啓和代表人物，民間知識分子被區分為四大類（第三、四、五、六章），包括：民間史家、獨立電影的製作者、維權律師、以及學者、記者、部落客等。

導論
第一章   草根知識分子：理論與歷史視角
第二章   王小波與沉默的大多數：重新定義天安門之後的知識分子
第三章   研究毛澤東時代的民間史家：紀念、記錄、爭論
第四章   從邊緣探索及改變社會：獨立電影的興起與落幕
第五章   草根專業人士：維權律師、學者與訪民
第六章   記者、部落客與新的公共文化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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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介紹的民間知識分子關注於特定的民間問題。當然另外有一些知識分子則關注國家的政治體制問題，[2] 介紹了這部份的知識分子（參見《中國的九大政治思潮》）。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前，後者的比重看來非常高，而在事件之後，前者的比重變得較高。這是好現象。沒有政治體制是完美的，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以及歐美的民主制度曝露很多破綻，中國沒理由再爭論其政治體制，知識分子關注及協助解決特定的民間問題，是最大的貢獻。

有少數知識分子同時關注民間和政治兩方面的問題，成為有相當群眾基礎的政治異議者，使中共無法容忍。他們或被迫離開中國大陸，如視覺藝術家艾未未，或被依法判刑入獄，如許志永律師（判處徒刑四年）。筆者贊成前者的方式，人有選擇政治體制的自由；後者卻是中共和知識分子的双輸，並不可取。

[1] Sebastian Veg《在人民之間：業餘史家、獨立導演、維權律師與部落客，從草根崛起的力量，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聲音與行動》聯經出版，2021。（Minjian: The Rise of China’s Grassroots Intellectuals, 2019）

[2] 張博樹《改變中國：六四以來的政治思潮》香港：溯源書社，2015。

反共的「共」是什麼？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嗎？前者正確，後者不正確。共產主義是馬克思的未來理想，從未實現，也不是共產黨的指導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共產黨早期的主要指導思想，常被混淆為共產主義。因此「共」意指共產黨和馬克思列寧主義。

我在馬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和政法學院都擔任過教職，我也看過他們思政（思想政治）專業與馬院專業的課程，早很久以前大陸的馬院和思政專業就是研究社會主義了，不是獨尊馬克思主義。很多馬院的核心研究是中國哲學。黨中央還堅持馬列主義，那是因為現在的還是共產黨，如果未來改名叫做「中國社會主義黨」呢？（歐洲就相當盛行社會主義）這不是不可能。

在這個趨勢之下，台灣反共的人，我只能說你們在反一個寂寞，連大陸內部實際情況是什麼都沒搞清楚。這麼說吧，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馬克思列寧主義只出現過兩次，分別是：

1.「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戰勝許多艱難險阻而取得的。」

2.「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

至於共產主義呢？一次都沒出現。而從這兩段馬克思列寧主義出現的段落可以發現，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開創時的主體，但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思想是同等重要嗎？說實話，毛思想比馬思想更重要。

在第二次出現的段落中，是說明建設國家階段，這時候馬思想的比重就更低了，除了毛思想外，還有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我的觀察，最後一個才是重中之重，習近平現在要的是重新建立一套承平的理論體系，如同漢武帝藉由董仲舒與司馬遷的筆，建構新的漢帝國文化價值體系一樣，現在中國要的是主體思維下的中國文化體系以及價值觀。

我引用的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以國民黨與台灣眾多反共的人們，你們是不是應該醒了？你們除了是在反對共產黨這個黨，我看不出來還在反對什麼？意識形態嗎？對於堅持中華民國三民主義憲法的人，我再次重申，我在大陸擔任過思政與馬院的教職，三民主義是他們教授的課程之一，還是思政必考。這不是實現了蔣經國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嗎？以後要努力的是將比重提高，很可能直接取代馬克思主義，因為孫中山是中國人，本土的，土生土長的，毛澤東跟孫中山關係還不錯，要用三民主義取代馬克思主義，沒有難度啊！所以反共在反什麼？

另外一些反對共產黨專政的人，認為共產黨一黨獨大很可怕。對，美國是兩黨，但美國兩黨背後都是那幾個家族，這樣不可怕？被寡頭永遠統治不可怕？他們可能會說，那是幾大資本集團，他們會彼此制衡。我信你個鬼！這些資本家族只會在衝突發生的時候，密室分贓，然後我們繼續被當羊毛與韭菜。制衡，這種天方夜譚的東西就去騙騙小孩好了。

中共的意識形態已經與當年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大不相同，馬列主義甚至有可能被社會主義或三民主義所取代，台灣人還要反共嗎？

自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後，中國歷經康梁變法、辛亥革命等努力，不斷尋求富國強兵、救亡圖存之道。百多年來，多少仁人志士為此拋頭顱灑熱血，寫下了無數可歌可泣的歷史篇章，足資後人緬懷效法。

西方工業革命後，積累了豐厚的資金與技術，他們挾其船堅炮利到處掠奪、擴張。十九世紀的中國與日本同受西方強權威脅，於是雙雙尋求自救之道。日本1868年開啟了明治維新的序幕，隨1889年頒佈君主立憲的憲法後，遂告一段落。明治維新後，日本前後於1894-1895年甲午戰爭，以及1904-1905年日俄戰爭中戰勝了中國與俄國，奠定了世界強國的地位。較之日本，中國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尤其歷史文化悠久深厚，要實施現代化，必須固有文化、制度騰出空間來，接納新的文化、制度進入中國。

筆者經常思索，為什麼日本明治維新成功了，而中國戊戌變法等一系列現代化的努力，卻一再失敗呢？其中固有種種因素，但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文化根基深厚，不如日本歷史文化淺，包袱輕，要放下，吸收新事物不難。是重要原因。

中國從1894/95年甲午戰爭起，至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止，被現代化後的日本，整整欺負了五十年。而今日本雖已不敢明目張膽地直接侵犯中國，但借助美國的勢力，仍在釣魚島，甚至臺灣問題上挑釁中國。蕞爾小國的日本，在歷史上長期扮演著中國的小徒弟，竟敢爬到師父頭上來“拉屎拉尿”，此令中國人情何以堪？中國能不奮發圖強，加速致力國家的現代化嗎？

談到現代化，人們首先想到的是，仿效歐美、日本等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這個觀念，長期以來無人提出過異議。中國從清末起，就不斷有大批留學生到西方學習，戰前主要是歐洲的德、法等國和近鄰的日本，戰後則漸改為去美國留學為主。基本上哪個國家富強先進，就往哪個國家去學習。日本雖不如歐美先進，但因文化相近，距離不遠，清末、民初到日本留學的人也不少。臺灣名牌大學的畢業生，尤其是理工科的，幾乎一半以上都去了美國。

中國必須走現代化的道路，幾乎是整個民族的共識，無人會提出異議。然而最近中共在其二十大上卻首次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主張，不但提出了現代化，還強調了中國式，而非西式，更不是日式、美式的。這有何新意呢？既然如此，中國還需要再派遣留學生赴歐美、日本留學嗎？學術，尤其是自然科技，本無意識形態、國界的區分，在誰手裡就為誰服務。然則何以還要強調“中國式現代化”呢？

戰後美國，通過吸納外國留學生去美國留學的政策，囊括了來自世界各國最尖端的人才，為美國的發展、富強效力。人才比金子還珍貴。文革後的大陸提出，科技是最大的生產力，從而提高了知識份子在國家社會中的地位。他們的地位提高了，待遇改善了。此不但吸引了海外中國知識份子回國，還吸引了不少外國科技人才到中國服務，這頗像美國戰後“楚材晉用”的做法。

科技猶如工具，本無意識形態與國界的區分。戰後的美國就是利用了此一觀念，吸收各國人才為其效力，出謀獻策。通過此一政策，美國確實快速地強了大起來。不幸的是，美國強大後，尤其成為超級獨霸後，卻利用其實力欺壓剝奪較落後的國家、地區。這其中當然也包括了那些留在美國，為美國服務的外來族裔的國家和地區。

最後，容筆者嘗試對中國式的現代化下個定義。首先，中國式的現代化，不是資本主義的，更不是帝國主義的，那是有害無益，不足取的。它必須是社會主義的，立足于中國的現實與國情，是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服務的。其次，它是為世界和平，人類的共同發展服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