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對抗,黎智英案震撼港台 | 郭譽申

中國大陸崛起威脅美國的霸權,美國自然想要壓制中國,加以即將總統大選,美國的民族主義反中情緒於是高漲。在此氛圍下,川普政府一方面惡整華為、TikTok、微信等中國的高科技企業;另一方面,推出一些支持台灣和香港民主派的法案,又派出衛生部長象徵性的訪台。

大陸不想升高中美衝突,多半不直接反擊美國的敵對行動,卻以軍機多次迫近台灣發出警告,並在香港迅速實施國安法。香港政府最新的動作是昨天以違反國安法,逮捕了黎智英、他的兩個兒子及一些同謀手下。黎智英案造成港台的大震撼。

川普的反中動作有利於他落後的選情,因此他很可能還會繼續採取一些新的反中行動。有些人甚至預測,川普可能對中國的南海島礁,如黃岩島,發起有限的攻擊;攻擊是有限的,因為川普只想博得聲威和選票,不想導致中美大戰。筆者相信川普不會這樣做,因為主動動武跟惡整中國企業不同,會受到國際的嚴厲譴責,未必有利於川普的選情。此外,中國有可能對美國的軍事基地,如關島,以飛彈還擊報復(也是有限的攻擊),美國要如何因應?升高反擊嗎?兩個核武大國是不能輕易動武的。

黎智英是著名的媒體大亨,他幾乎是公開地勾結美國,曾在媒體上呼籲美國支持香港的反政府活動。黎智英曾被逮捕但很快獲釋,因為他的行為當時無法可管,現在香港有了國安法,他多半無法再逍遙法外,雖然他的強大律師團仍會與港府鬥法周旋到底。港府逮捕黎智英,就像美國以損害國家安全為由,逮捕了不少大陸有合作研究計畫的在美科學家(多數是華裔),國家安全總是高過科學研究、新聞自由等等。港府大動作逮捕黎智英及搜索他的媒體王國,當然是企圖瓦解他的反中媒體,並且趁機敲山震虎,警告民主派不要違反國安法,看來是會收效的。

台灣不像香港有黎智英案那樣震撼。蔡政府全面倒向美國,美國報以口頭上的強力支持,讓一些獨派非常嗨,趁機在媒體和網路上鼓吹制憲建國,此時大陸的軍機多次迫近台灣,自然製造了緊張氣氛,不過明眼人多看穿,兩岸目前只是虛張聲勢,双方都不願擦槍走火。美國口頭上支持台灣,實質上敦促台灣購買昂貴的武器裝備。台灣既要投靠美國,只好做冤大頭買單了。兩岸緊張恐怕讓投資台灣卻步,台灣是得不償失啊。

香港大動作逮捕黎智英及其同伙,震撼港、台兩地。簡單說,中美對抗,双方都把國家安全擺第一,不管是否真正為害國家安全,就優先以國安法侍候。小老百姓改變不了大局,只能明哲保身。若是挺獨反中,就別去大陸、香港吧;若是親中反美,就別去美國吧。台灣也有國安法律,但是不像中、美強勢(也沒強勢的能耐),異議者因此還能苟活。算是台灣的優點?

法蘭西斯•福山這個人 | 盛嘉麟

現在大家都知道法蘭西斯·福山這個人,Francis Fukuyama從另一個角度看,是一個很會附炎趨勢的投機學者。

政治學這個成熟的領域裡,學者眾多,想要出人頭地一舉成名並不容易,必須會看風向,甘為御用,才能受寵。

譬如經濟學領域裡學者濟濟,以反華著稱的Peter Navarro 2011年出版《Death by China》,原來只是加州大學Irvine分校的教授,一個無理狂熱反華的不入流的經濟學教授,原是民主黨人,幾次參選議員失敗,後來加入共和黨,得到川普的賞識,終於登上大位。

我相信章家敦(GG Chang)一再出版,一再推遲的「中國崩潰論」,也在等待機會,希望日後得到西方陣營的賞識,名利雙收。

Francis Fukuyama 1989年在蘇聯搖搖欲墜時,發表文章《The End of History》,在西方備受追捧。1992出版了《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一書,作為自由主義必勝的理論基礎,等待御用。

到了1997年中國崛起逐漸顯現,政治學界開始有了「北京共識」與「華盛頓共識」意識形態的討論,這本《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又受到「華盛頓共識」西方陣營的賞識,作為扳倒「北京共識」的理論基礎。

於是Francis Fukuyama 開始活躍於「美國新世紀專案」智囊團,簽署文件建議當時美國總統柯林頓推翻伊拉克總統海珊,這時成為吃香喝辣的御用政治學者,會議不盡,演講不斷,舉世聞名。

但是Francis Fukuyama比Peter Navarro、章家敦(GG Chang)見風不轉舵,守株待兔之流的學者更勝一籌,他更會見風轉舵。在眼見中國崛起強大之後,2014年福山又出版了《政治秩序及其衰落》(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對自己歷史終結的理論做出修正,思考國家穩定性的重要,強調「國家治理能力」的因素。

2015年1月,北京《環球時報》記者採訪的時候,他表示「我們誤判了中國」,於是取悅了「北京共識」的中國,Francis Fukuyama受到了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關注,他曾參加中國政府策劃的座談會,並於11月份應清華大學邀請進行了演講。值得人們關注的是,他還以此為契機,不斷與中國最高領導層人士會面,包括中國指揮反腐敗運動的王岐山,最終見到了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主席,名利雙收,堪稱破例。

最近眼見川普的言行受到唾棄,Francis Fukuyama又見風轉舵,批評川普政府,取悅美國的建制精英。所以批評川普時不忘帶著「在美國改變中國之前,美國需要先努力恢復其全球自由民主價值觀燈塔的地位」,不得罪美國人。讚揚中國時不忘帶著「中國政府現在藉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科技手段監控民眾的日常活動,利用一帶一路的外交政策,建立中國的霸權主義」,也不得罪美國人。

我對Francis Fukuyama這樣見風轉舵八面玲瓏的政治學者,只有佩服讚嘆,沒有多少尊敬。會說出美國的民主制度是人類歷史的終結,根本上就是一個妄自尊大的人,不夠一個真正學者的風範。在人類的歷史長河裡,人類文明是漫長無際的摸索進步,區區一個不到300年的國家就敢號稱是人類歷史的終結,是全球普世價值燈塔的地位,你能相信嗎?

回顧《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對中國的研判 | 郭譽申

Daron Acemoglu和James A. Robinson合著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Why Nations Fail) 算得上是政治學的經典名著,曾獲得多個獎項,上網搜尋就能看到多篇中英文的評介。該書的英文原本出版於2012年,因此寫作時間約在2010年,10年後的現在回顧此書,比較能夠判定它說對了什麼及說錯了什麼,特別是有關中國大陸的發展。

此書探討政治學的重要問題:為何有些國家成功?有些國家失敗?相關的,為何有些國家富裕?而有些國家貧窮?結論是「制度、制度、制度」;而不是地理、文化或統治者無知等因素。作者區別兩類的制度:廣納性 (inclusive) 和榨取性 (extractive) 制度。經濟制度可以是廣納的或榨取的,政治制度也可以是廣納的或榨取的。

「廣納的經濟制度必須具備安全的私有財產,公正的法律制度,並且提供公共服務讓所有人可以在公平的規則下交易和締結合約;經濟制度也必須允許新企業跨入,並讓人們自由選擇職業。」不符合這些的將讓部份人有發展優勢,就是榨取的經濟制度。

廣納的政治制度有兩個條件:政治權力的集中化和多元化。前者保障國家的安定和有序;後者表示政治權力不只授與少數人,而在社會中廣泛分配,政治權力並受到節制。不符合這兩個條件的就是榨取的政治制度。

書中主張,廣納的政治制度與廣納的經濟制度常是互相支援的,而榨取的政治制度與榨取的經濟制度也常是互相支援的,即良性循環與惡性循環是常態,雖然偶而會有例外的轉折改變。廣納的政治與經濟制度導致國家成功、富裕,而榨取的政治與經濟制度則導致國家失敗、貧窮。作者列舉了歷史上非常多的國家、城市等作為例證,以支持其主張。

此書非常強調政治與經濟制度的重要性,卻沒有清楚區別制度本身和制度實行的結果現象。制度本身是一些規則,如法律;不同的國家實行類似的制度規則可能呈現不同的結果現象。例如,很多國家都實行了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是成效卻天差地別。不清楚區別制度本身和制度實行的結果現象,會讓讀者誤以為,複製成功國家的制度就能成為成功的國家。

雖未清楚言明,書中廣納性和榨取性的區別主要是根據制度實行的結果現象,而非制度本身。廣納性制度無疑是正面的,而榨取性制度是負面的,因此廣納性制度導致國家成功、富裕,而榨取性制度導致國家失敗、貧窮,似乎是無庸置疑、不證自明的。但作者沒解答,國家如何能達成廣納性制度?實行西方民主嗎?實行西方民主的失敗國家很多啊!例如菲律賓、印度等等。

西方的民主制度近年呈現很多弊病,事實上自2006年起就有全球民主退潮的現象 (參見《全球民主在退潮》),書中對此並無著墨,作者顯然非常偏愛及偏袒西方民主。例如,作者稱讚巴西起於1970年代後期以來的民主化,是朝向廣納性制度的發展;卻貶低同時間的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仍是榨取性制度而無法持續成長。10年過去了,持續成長的顯然是中國,而不是巴西。現在大概沒人會認為巴西發展得比中國好吧!

作者雖然誤讀了中國,筆者卻不認為書中的主要論述不正確。中國的持續成長正是因為它的廣納性制度,例如,中國的領導人來自於九千萬共產黨員,而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多半來自於少數資本家和其代理人,因此中國的政治制度實質上比多數民主國家更有廣納性,雖然後者披上了全民選舉的外衣。選舉非錢不可,西方民主被視為能讓政治權力在社會中廣泛分配,不過是一假象 (尤其是在大型國家)。

內憂外患與獨裁專制 | 徐百川

許多人總是認為國、共兩黨的獨裁專制都是出自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源,數千年專制統治的封建遺毒,必然根深蒂固地支配人心,才使得中國難以民主化。但是事實上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國人鑑於過去帝王專制之害,只要略通知識的中國人,都有強烈的反專制心理和嚮往自由民主的心願,從五四到六四就說明了這個強烈趨勢。而毛澤東正就是靠著高喊民主的口號,趕走了獨裁的蔣介石。 

眾所週知,自由民主都是在長治久安的穩定情況下,才容易發展起來,像有著與世隔絕的海洋天塹的英國和美國,就是大家常舉的民主成功的例子。而民主進展並不順利的歐陸各國,文化傳統都和英國一樣,都是以貴族封建的形式立國,都承續了羅馬的貴族共和與城邦自治,都有著共和的議會體制。有些國家還像英國一樣,實施了君主憲政,如瑞典、波蘭、荷蘭。但是歐陸國家領土接壤,容易受到鄰國侵入,各國之間戰亂頻仍,政治發展的模式就與英國迴然不同,只有處於大國緩衝,能夠經常保持中立的瑞士,共和體制才得以持續地發展,其他歐陸各國都是走上集權或極權的路上。這種為抵禦外侮而形成中央集權或極權的現象,通觀世界歷史不僅歐陸而已,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我們中國周朝在北邊夷狄的威脅下,就主張尊王攘夷而結束了貴族共和,形成了君主專制。

由此可見,當一個國家容易處於嚴重的外患入侵,都會導致獨裁專制的,並且,即使在西方步入自由民主的時代,只要是陷於內憂外患的局勢下,還是同樣會轉成獨裁專制,或是走上壓制異端異己的偏差。最鮮明強烈的例子,就是法國大革命,法國革命成功之後,在內外交困的危殆局勢下,高唱自由、平等、博愛的革命政權,就立刻轉成恐怖的暴政,鎮壓的對象還包括路線溫和的革命同路人。最後總算全民奮起擊退外敵,但是內部政治仍然青黃不接,外圍仍在強敵環伺下,強人拿破崙於是在全民擁載下轉回獨裁專政,共和政治就短命而亡。有人歸因於當時法國沒有出現像華盛頓這樣偉大的人物,其實易地而處,客觀形勢不同,法國當時即使再多幾個華盛頓也是無濟於事。即使以民主精神著稱的林肯總統,在南北戰爭時,就把北方數百名發表反戰文章的人士統統送入監獄。

再以被我們視為自由民主典範的美國來講,當五十年代以蘇聯為首的共產勢力迅速擴張,國際風雲險惡,就發生了以麥卡錫參議員為首的政治迫害,那個時候只要是與共產黨有過來往,都可能被視為叛國,就連好萊塢的劇作家寫了社會性高,或說了蘇聯還不錯的劇本,也受到了政治迫害。這種情況過了幾年才有所矯正,但是假設蘇聯的擴張沒有受到遏止,赤化的地區擴大,甚至連拉丁美洲都布上蘇聯的核子飛彈,美國面臨國家安全的當頭威脅,這就不知道美國是否會矯正它的政治迫害,還是會變本加厲下去?

除了內外爭亂會造成獨裁專制之外,當一個國家急需根本改革以振衰起敝,也會為了貫徹改革的主張而壓制異端異己,形成大權獨攬的局面。像宋朝的王安石就主張「經無異說,士宗一義,以一道德」,明朝的張居正也極力壓制諫官的言路,在西方這種例子也是不勝枚舉,著名的像英國獨裁的攝政王克倫威爾和德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都是走上強人專政的路子,以便順利進行革新或推行改革。相對地,像近代自由民主發展比較順利的英、美兩國,都是有著經濟穩定、社會安定的基礎,自由民主才得以穩步進行,也足以反過來說明國家的衰亂不安對發展自由民主的阻力了。我們如何能夠想像哥倫布在航向中國的途中,遇到風險危難,前途無望的時候,會尊重言論自由,能夠容忍異議人士對全體船員議論,地球是圓是方,而莫衷一是、折返回航?

中國的民主先驅,發起革命推翻帝制的孫中山先生,在經歷了民國以後一盤散沙到四分五裂的過程之後,就要求黨內要員對他個人宣誓效忠。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孫中山跑到日本去組織中華革命黨,提出「革命民權」說,就是說,不是所有中國人皆有民權,只有參加中華革命黨所標榜之革命的人,將來才有民權。他對列寧革命成功之後,共產黨在蘇聯的順利進展十分羨慕和欽佩,把共產黨那一套一元化領導的組織制度,也引進到國民黨來。當袁世凱當了總統,面對中國議會一塌糊塗的民主亂象,居然決心效法拿破崙,也搞起復辟,要把民主恢復成帝制。那位以接受新思想,翻譯西學出名的嚴復,赫然就是袁世凱的強烈支持者!

所以一個國家處於內憂外患或是急需銳意興革之時,必然會傾向獨裁專制,並且,一般民眾或是基於共赴國難的愛國心理,或是基於求穩怕亂的小民心態,也是會支持或容忍專制政權。通觀世界,像最早革命的法國,共和與專制三度反覆經過了八十年,雛型民主才算穩定下來,其他歐陸各國在內外爭亂的動盪下,也都是時進時退蹣跚搖擺地,費了百年左右才走上了民主之路。自由民主之道的坎坷難行,豈獨我們中國為然?

可見,由於我們近代中國一直處於內憂外患、百廢待舉、動亂衰敗的狀態下,是以中國自辛亥以來走向自由民主的舛逆命運,實在是理數應然,是屬於世界歷史的普遍現象。主因全是內憂外患的時代因素,並非是國情特殊、傳統文化、人民素質,也不是蔣、毛二人靠著軍隊和情治系統,就能遂其獨裁心願的。固然蔣、毛二人鎮壓異己的手段過於兇殘,這是屬於蔣、毛二人的仁德和政治智慧的問題,但是把蔣、毛二人簡單地貼上「反民主、反人權」的標籤,歸咎為中國專制傳統文化的陰魂不散,這就是錯失問題的真正癥結所在了。今日台灣之所以能夠自由民主化,除了國民黨朝著三民主義的方向建制外,主要就是在經濟繁榮社會穩定,不虞共黨的顛覆之後,才能逐漸開放轉為自由民主,台獨只是順水推舟加速了進行而已。

認不清內憂外患對政治局勢的嚴峻影響力,把近代中國的獨裁專制和傳統文化串聯在一起,把傳統文化罪惡化,蔑稱為「醬缸文化」,完全是一種淺薄直觀的表面看法,這不僅使我們不能均衡地看待自己的文化,無謂地賤辱自己的傳統,誤拋了國本。而且一味罪責傳統,視為中國自由民主化的頭號敵人,僅是使我們徒然費心費力向實際上已經死去的專制傳統鞭屍,向虛空的影子搏鬥,而轉移了對自由民主所應致力的真正方向和努力,忽視了建立自由民主政治賴以存在的基礎結構,如均衡的經濟、社會的共識、真正客觀求實的新聞等等,結果只會使我們走向自由民主之路更加曲折和長遠。

新冠疫情凸顯中國的文化和制度優勢 | 郭譽申

新冠肺炎在全球大流行,起初肆虐中國大陸,現在大陸的疫情已受到控制,而歐美的疫情正進入高峰,嚴重程度明顯超過先前的大陸。大陸對抗疫情優於歐美,有些人簡單的歸因於大陸的極權體制,似乎頗為不屑。然而不論大陸是否極權,中立客觀地看清大陸的抗疫優勢對於全球抗疫無疑是有益的。而且重大的疫情足以影響世界文明的發展(參見William H. McNeill:《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s)),因此看清大陸的抗疫優勢甚至有助於未來的世界文明。

中國的抗疫優於歐美,不僅因為政治制度,也由於文化差異。歐美文化非常強調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現代中國引進西方的市場經濟,相當程度接受了歐美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然而並沒有達到歐美的程度,而仍保有較強的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有益於抗疫:

其一,習慣自由的歐美人大約把戴口罩當作一種難受的束縛而無法接受;中國人則覺得以戴口罩的一點點束縛,換得較低的感染風險很值得。其二,政府雖然呼籲民眾避免群聚活動,奉行個人主義的歐美民眾多半自有決定、自尋樂趣,不太會管政府的呼籲;而仍有相當集體主義的中國社會對民眾有較大影響力,因此較能促使民眾接受政府的呼籲而避免群聚活動。其三,在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歐美,人們彼此互助比較屬於個案;但在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中國,人們彼此互助則是通案,因此中國能迅速集中全國的資源和醫療人力,投入支援疫情最嚴重的武漢和湖北而成功抗疫。

抗疫除了要民眾同心協力,也需要公權力的介入,執行大量的管制、監督、救助、供應等工作,如管制進出、監督隔離者、救助染病者、供應生活必需品等等。這大量的抗疫相關工作遠遠超出一般政府的職能,而需要額外的動員和組織能力。從抗疫至今的表現看,歐美的民主制度並不擅長抗疫所需的額外的動員和組織能力,即使歐美有充分的支援民主的公民社會,諸如慈善團體、社區組織、宗教團體、專業協會等等。

額外的動員和組織能力正是中國黨政合一制度的長處。歐美政黨的主要甚至唯一功能是選舉,中國政黨的主要功能則是協助政府治國。近九千萬的共產黨員平常只有少部份擔任公職,而未擔任公職者大多可以成為抗疫時的額外動員和組織力量,加上原就有的基層社區組織、維穩組織等等,因此中國能夠達成抗疫所需的軟、硬封城(參見《大陸封城抗疫 對不對?》),而歐美雖然也聲稱要封城抗疫,卻成效有限。

歐美的新冠肺炎疫情比中國大陸遲了大約兩個月,照理應該有較充分的抗疫準備,然而歐美的疫情卻比中國更嚴重。中國的抗疫優於歐美,是因為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差異。中國仍頗有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使民眾更能團結互助抗疫,而中國的黨政合一制度具備了抗疫所需的額外的動員和組織能力。

政治制度須與文化相適應,因此中國的政治不能學歐美,而歐美的政治也不能學中國,看來歐美仍會被疫情荼毒一段時間。

中國神明與社會主義 | 張魯台

中國神明、無神論與社會主義不衝突

媽祖、關公等眾多「中國式」神明,深受華人崇信,社會主義人士卻是無神論者,兩者似乎只能擇一從之,然而無神論並不是馬克思的創見,無神論應是指沒有一位創造天地與人類的上帝,此說包括科學家、非社會主義人士,許許多多人也都認為神是唯心產物,上帝歸上帝、凱薩歸凱薩,非一神教信仰人士有權主張人的日常生活不應受神與宗教狂熱份子的影響,科學家也會主張對天變地動的解釋絕非神職人員之事,中世紀歐洲黑暗時代的殷鑑未遠。

媽祖、關公等神明,在中國歷史上確實存在過,且生前有實際護佑國人,保鄉衛土等忠肝義膽精神與事蹟,其忠義精神為後人典範,其事蹟為後人景仰,因其修為與功德而為後人祭祀與紀念,是國人的楷模與精神支柱,在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世界邁入大同過程中,眾多中國式神明,仍然會是國人的楷模與精神支柱。

上帝們莫衷一是

世界上有三個信徒上億的上帝教,閃米特人就創建了兩個,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然而這兩教信眾彼此之間,互斥異端殺伐至今,為國際爭端紛擾主要來源之一;雅利安人創建了另一個,印度教,卻是種性壓迫的淵藪。中國雖有盤古開天闢地之說,但這只是代表中國人對天地成因的一種交代說法,有天有地之後,天地之運行太奧妙了,要有另一個神去總持,玉皇大帝就出現了,但是他老人家也非上帝,什麼事都要「賴」在他一人身上,沒有配角與觀眾的獨角戲是毫無意義了,所以還有什麼玄天上帝、南極仙翁、西王母、東嶽大帝…等神明,出來「共構天地人之關係」,多神信仰才是地球上各個原始部落的主流認同,多神信仰干政甚至於政教合一之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

未知生焉知死

對於生死祭祀等問題,孔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與祭,如不祭」、「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孔夫子的態度實際上就是要國人慎終追遠,此態度對國家社會的穩定起很大作用,不重祭祀比禮崩樂壞之後果更加嚴重,筆者稱孔夫子的態度為存神論,祭祀之事不能以見不到神靈,就否定神明之存在。

亞洲另一聖者,佛陀喬達摩‧悉達多駐世時,佛教並無祭祀、超度、薦亡之事,佛陀也不許弟子去探討天地成因、人類來源等問題,原來喬達摩也是無神論者,與孔夫子對比,佛陀是純粹修行者而孔夫子是政治家,因此孔夫子重祭祀,佛陀只管修行事。

中國神明由三不朽聖賢組成

中國神明可以歸類為兩大類型,一是用來代表天地大自然奧妙的神明,如盤古、玉皇大帝…等為上層神明,雨神、雷神…等為基層神明,一是人類文明發展進步過程中具有莫大功德,而為後人所祭祀紀念之神明,又可分為史前神明與信史神明,人類由石器時代發展至邦國出現,過程中教導人們鑽木取火的燧人氏、結網捕魚的伏羲氏、構木為巢的有巢氏、耕種識本草的神農氏,繅絲紡衣的嫘祖,這些神明為史前神明,因其功德大,堪稱德配天地,與代表大自然的上層神明同歸屬於「廟堂神明」,信史神明是部落邦國發展征伐過程中,既要與天爭又要與人鬥,過程中護佑人民、教導人民,具有人格典範之神明就一一出現,如:媽祖、關公等,信史神明與代表大自然的基層神明屬於「鄉野神明」,祭祀信史神明是為了讓後人感恩先祖先輩開創守成不朽之功。

生存危機中 救主誕生 徒增紛擾

閃米特人神話中,神威是不可侵犯了,如:神不喜人類獲得智慧以分別善惡(亞當、夏娃吃了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更畏人類與其一般長壽(食用生命樹果子),為此逐亞當、夏娃出伊甸園,再亂人類語言(巴別塔),更起洪水滅「不義」(若亞方舟),最後還有末日審判,這些神話傳說只是人類諸多神話之一,也是人類對於未知事務、天變地動的恐懼心理所轉化出來的,人類將具有毀滅殺傷的自然現象,想像為有神靈在操弄,人們祝禱於上帝或眾神只為求赦罪免災,卻因各族各邦所祀之神不同,其教誡亦不同,徒增更多紛擾。

中國人有人定勝天思想

對於一神教信徒而言,別無他神,別無教導,別無救贖,但是有末日審判,上帝信仰建立在人們必須承認有原罪之前提上,信仰者只能間接的單向的接受神的代理人指導。

而中國人對於宗教信仰與大自然異相的態度卻截然不同,玉皇大帝絕對是和藹可親的,天空破裂也不是玉帝生氣所為,但是女媧一定會去補,太陽肆虐后羿會去射,大水肆虐鯀、禹先後去治,還有夸父追日、精衛填海、愚公移山、吳剛伐桂、鐵杵磨針,這些寓言表達中國人有人定勝天思想,對於天變地動絕對不會坐以待斃。

西方神權協助資本家實現帝國主義及壓迫勞動人民

《出埃及紀》記載摩西得到上帝諸多戰略指導,終於引領以色列人回到上帝「應許之地」,再看閃米特人神權主張傳到歐洲,幾經波折後終於為羅馬君士坦丁大帝接納,只因君士坦丁獲得「神示」而贏得戰爭勝利,我們可以說「祂」是上帝更像戰神,君士坦丁大帝戰勝之後,尊耶教為國教,從此神權政權結合互取所需,神權強時教廷能發動宗教戰爭,還可以指揮或懲罰歐洲各國國王。近代帝國主義擴張,神權也弱化成為帝國主義殖民侵略的馬前卒,但是神權與政權始終是緊密結合,神權與人民之間,反而是一種剝削關係,天堂幻境末日審判,成就此種剝削關係。

工業革命之後,生產資料更加集中於資產階級,勞動異化到工人只能單調的重複同樣工作,就像是機器人一般,盡管勞動人民已經無法承受壓迫與剝削重擔,神職人員仍然是引導信徒「妥協」於現實上的壓迫,仍然是在提供信徒病態性的心理支撐基礎,仍然要求信徒奉獻、忍受世俗折磨,成為義人才能贖罪,死後才可上天堂通過末日審判,宗教不但不能解決信徒現實上的問題,反倒是神棍與資產階級結合成更穩固的壓迫政體,唯心信仰也就成為人民的鴉片煙。

唯物社會主義解決唯心宗教與資產階級的聯合壓迫

唯心信仰面臨破產,唯物主義應運而生,經由社會主義革命家的推動,而有禁止童工、女性工作者的保障、三八工時制等人道舉措,也只有社會主義革命家,才能解決唯心宗教與資產階級的聯合壓迫,帶給廣大人民曙光與實質利益。

中國人紀念黃帝、神農等廟堂神明,早已是中華文化不可動搖之一部分,在民間祭祀鄉野神明其實與祭祀祖先並無不同,同姓為祖、異姓為神,憑著一炷香就可以上禱,當宗教不需要依靠教士時,就可以減少宗教帶來的禍患,在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世界大同之前,中國神明可以陪我們走這一段路。

中國神明是中國特色不可缺之一環

中共實現孫中山政治理想 | 杜敏君

我對台灣的假民主選舉制度已不抱希望,弔詭的是學生時代為了反共救國而讀軍校,四年的軍校生涯讓我知道國共兩黨都是一丘之貉的難兄難弟,平分秋色的列寧信徒。
毛、蔣互爭領導位置罷了。

最後中共知道反省檢討,回頭是岸,脫胎換骨,改頭換面,搞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實就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想,致使中國人能揚眉吐氣,傲視全球。只是為了面子問題,不便公開承認罷了。
大陸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專政,是集體民主,是有組織的民主,是代議政治的民主,不是票票等值的假民主。

國父將平等權分成三類的等級來說明,即真平等、假平等、不平等。
天生的不平等,如聖、賢、才、智、平、庸、愚、劣。
如何票票等值?社會的賢愚是寶塔形式,智力低層具絕對多數,如何分辨參選人的優劣?台面上的政客如過江之鯽,偶爾有幾位謙謙君子的瑰寶,又受到眾政客之圍剿,無技可施,政風怎麼會好。
票票等值就是齊頭式的平等,是假平等。

中共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一黨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人民欲參政必須有黨的政治背景,經過共青團的嚴格考核,擇優加入共產黨接受教育及考核,通過檢驗才能成為正式黨員,然後再逐層篩檢,從政同志個個菁英,然後經過人代會通過,才能肩負國家的領導重任。

在各級黨組織裡面,會議討論中,代表基層人民的意見,提出探討,首先由黨員輪流做自我檢討報告,並由黨員公正批評,提供改進。
會議中心中有話,合盤托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以達盡善盡美的地步。這才是真正的民主,黨以服務人民為宗旨,絕不可為私人利益侵犯了人民的利益,會受到黨的嚴厲制裁,黨代表了人民的旨意,黨的專政,就是人民自我專政,這才是真正的民主,人民民主專政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人民才是國家主人。
人民的基層聲音透過組織層層反映到中央,作成總結,形成政策,再貫徹下去。
這就是庶民專政,能說中共不民主嗎?

國父還提到社會階級的不平等,在古代是公、侯、伯、子、男、民。
但是有科擧制度做配套補救,可以從布衣透過考試成為國之重臣,所謂十年寒窗無人問,一朝成名天下知,一人得道,鷄犬升天。
國父參考中國的科擧制度及監察御史制度,將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加上考試、監察成為五權分立制度。
使我國的政治制度更趨完美。
政府公務人員透過各領域專長考試、普考與高考,晉用人才,公務人員缺員,依名次先後遞補,無關說、人情干擾,做到公平公正,這項制度在李登輝時代破壞殆盡,蔡英文更是違法亂政,完全不顧考試制度,御用私人,酬庸同黨,廣設組織,竟倡言廢止考試、監察二院,根本是太上皇。

目前最迫切的是先下架叛國賣台的亂黨。
然後再廢棄藍、綠兩個蹂躪中華民國人民的爛黨,由庶民選出真正造福人民的總統,代表人民處理國是。

中國司法驚人的進步 | 盛嘉麟

王立強的烏龍共諜案意外展現了中國大陸司法驚人的進步。環球網記者27日從福建南平市光澤縣人民法院獨家獲得一份2016年王立強因詐騙罪在該法院接受審判的庭審視頻。視頻中的王立強對於其詐騙12萬元人民幣的事實供認不諱,並稱自己「法律意識淡薄」,「希望法院從輕處理」。最終,王立強因犯詐騙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三個月,緩刑一年六個月。

大陸環球時報獨家揭露「假中國特工王立強,庭審視頻曝光!」

現在全世界都清晰的看到了這段視頻,2016年,福建南平市光澤縣人民法院,這樣一個普通的鄉鎮法院,可以保存所有接受審判案件的庭審視頻,引起世界數位強國的關注,全世界沒有幾個國家有這樣的數位能力、經濟能力,中國大陸自從2010年已經具備了這樣的數位能力、經濟能力。

其次,保存所有審判案件的庭審視頻代表大陸改革司法及進步的決心與基礎,因為保存完整庭審視頻可以提供日後對本案的置疑、挑戰、批評的完整基礎資訊,可以把檢察官、法官、律師在法庭上的言語動作公諸社會,促使司法官員審判案件時必須大公無私。

反觀嚎叫自由民主、法治正義的台灣,能做到這樣嗎?

從香港選舉看政治的難處 | 郭譽申

經歷了近半年的反送中動盪之後,香港剛完成了區議會選舉(共452個民選議席),如預期地傾向反中的泛民主派獲得大勝,而親中的建制派輸掉了大部份的議員席位。區議會議員大致類似台灣的縣市議員,是地方的民意代表,一般管不到香港的中央政治事務。然而選舉香港特首的選舉委員會(共1200人)包含區議會選出的議員代表(共117人),因此區議會也有相當的中央影響力。

香港動盪的根源,其實不是反送中條例,而是大陸與西方政治制度的衝突。香港的特區選舉制度採取了許多大陸的選舉制度,而多數香港人要求實行完整的西方選舉制度。我們台灣人很了解西方的選舉制度,在此簡單說明大陸選舉制度的差異。

大陸的選舉制度強調功能別的選舉,即各行各業都有代表,而沒有面對一般大眾的普選。以各級人大代表(類似台灣的立委和縣市議員)為例,各行各業事先分配了代表的人數,然後勞工界選出勞工代表,教育界選出教育界代表等等。因為沒有普選,各級領導人由各級人大代表選舉產生,是間接選舉。

功能別的選舉與普選,何者較佳?理論上,功能別的選舉較佳,其優點包括弱勢群眾,如低階勞工,也能有代表;各行各業的選民比較了解各自領域的候選人,較能選出優秀的當選人;選民比較了解候選人,候選人因此不需要花大錢做宣傳,而選舉比較不會被金錢左右。然而實務上,功能別的選舉未必較佳,因為一個選舉被切割成幾十個不同行業類別的選舉,會增加執行的困難度,較難做到全都公平公正公開。

或許關鍵不在制度優劣?多數人是膚淺的,根本不管制度優劣,就喜歡直接選舉各級領導人,超過間接選舉。

西方列強和多數國家都實行選舉民主制度,多數香港人於是堅決要求實行西方的選舉民主。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實行獨特的「中國模式」政治制度,四十年來,其各方面的進步優於所有的民主國家,大陸因此堅持其中國模式。陸、港的不同政治制度偏好,是它們之間難解的結。

香港目前的選舉制度結合了功能別的選舉和不區別功能的選舉,例如區議會選舉不區別行業功能,而立法會選舉包含一些功能別的議席。香港人期望完全捨棄功能別的選舉,而實行全面普選,大陸以其中國模式的成功經驗,大概是不可能接受的。香港人是否要繼續暴力抗爭,是自己的選擇,自己要承擔大部份的後果(大陸承擔小部份的後果)。

政治的難處在於嘗試的成本很高,而且選擇了這一條路,就只能接受其後果,而無法知道選擇另一條路的後果會如何,因此永遠可以爭辯。我們台灣人只是旁觀者,請香港人自求多福吧。

民主的神話─富強和文明是民主的果實 | 徐百川

絕大部分華人對民主最大的誤解,就是認為民主是產生歐美富強和文明的原因與動力,因而歌頌民主,崇拜民主,這完全是本末倒置的看法。

從歷史發展的事實來看,歐美的富強和文明是西方理性革命後追求文明與發展工業的產物,富強和文明早在西方帝國主義時代就已產生和存在,是先於民主制度的真正落實之前,現代民主只是附著於西方現代富強和文明的末期產品,民主並非西方現代文明的原動力。也就是說民主只是西方富強和文明的末端成果並非根由,民主政治對西方富強和文明的實質貢獻和影響其實微小。

沒有一個國家是通過所謂的「民主自由」而達到富強的,任何西方國家經濟騰飛時都談不上民主,日本如此,亞洲四小龍們也如此。美國雖是民主立國,但大都時間只是半調子民主,美國要到1970年代才有今日我們所見的民主體制,而且真正的富強盛世是在二戰之後,二戰的浩大規模使原本資源豐富的美國發動了全面性的總動員,激發了生產力,美國令人艷羨的富裕環境又使美國能夠吸引和網羅世界各地的科技菁英,使得美國的科技和工業得到充分的發展,這些都與美國的民主政治關聯不大。

但是民主政治是西方異於所有世界其他衰亂落後國家的最主要特色,成了西方富強進步和優越文明的光輝燦亮的門面,於是我們目眩神迷,心仰神慕,誤把民主政治當作西方富強和文明的主因。於是把民主等同於公平、正義,有促進理性、推動進步的功能,是人性的光輝、神聖的普世價值,於是我們把種種之善歸於民主,許多歌頌民主至上、崇拜民主萬能的論調和主張,就充斥於各式各樣的言論發表,盈耳不絕。

於是,民主是提升文明必經的正確道路,是文明進階必遵的政治方程式,支持民主才是理性的覺醒,良心的抉擇。而專制就是貪戀權位私利,殘民以逞,開文明倒車,是萬惡的淵藪,支持專制就是急功短視,見利忘義,擁抱罪惡。

中國之所以不民主,綿延數千年的專制文化自然就是罪魁禍首,是歷史久長的專制統治使得中國人養成順服權威的劣根奴性,缺乏自主的理性思考,不是服從就是叛逆而培養不出理性包容的所謂民主素養,甚至有人指責中國文化根本理性不足,甚或缺乏理性這項質素,是醬缸文化,還有位民主奇葩說「需要接受西方殖民三百年」。結果本是在世界獨樹一幟,擺脫神教神道,人本理性的中國文化就蒙上奇冤,被踐踏在地。

其實西方躍入現代文明是由於科學對自然奧秘的發現,使得西方從宗教迷信中解放出來,這才使得西方從神權黑暗走向理性光明。由於西方人找不出看不出宇宙與人世能有上帝的代替物,對宗教的精神信仰就仍然保存下來,上帝的存在和上帝的旨意仍是西方的絕對真理。因此盡管科學興起,基督教仍是西方文化的主流。宗教的力量可使人像我們中國古代墨家那樣赴湯蹈火死不旋踵,結合科學革命後理性的啟示和輔導,這才使得西方的文明進階提升到現代的層次,與民主的作用毫無關聯。

民主政治也並沒有一般人所美稱的那樣:「有自我修正錯誤的機能,改良問題的機制」,是篤信上帝的公平、正義和仁慈的林肯解放了黑奴,並非民主政治,是篤信上帝的公平、正義和仁慈的威爾遜(1913-1921的美國總統)遏制了富豪壟斷財經,保障了弱勢農工的福祉,並非民主政治。

況且專制政權就不會自我修正、自我改良嗎?中共不是揚棄共產主義,改走資本主義?不是在防制個人極權獨裁,採用上層精英民主制?

除了民主政治不見得有修正改良政策的作用,甚至還會倒行逆施,1999年美國在財閥的操縱下,居然廢除了1933年通過,對投機採取一些控制措施,保證商業銀行避免證券業風險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結果造成了2007年的次貸危機,演成了金融海嘯這樣重大的禍害。這並非極端特例,由於選舉耗費鉅量金錢,西方的民主政治就已經淪為資本家與豪門權貴的「財閥治國」的現象,開始背離民意民利。

民主的真意,固然是應該基於民智的選擇,但是人民有興趣有時間思考公眾問題的人少之又少,絕大多數的人民都是受政黨精英和媒體的左右,甚至從眾隨大流相當盲目,所謂「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這句根本是瞎話。尤其是在矛盾對立的政黨相鬥的國家,民眾在政客和媒體的操弄之下,就像我們台灣,會造成民眾集體情緒化、偏見、非理性反應的問題。總的來說,即使在民主制度下,韓非子所說的「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而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這句話到現在還是適用的。

民主與專制相比較,民主唯一的優點只是人民在政治上的自由程度而已,若光光只是日常生活來講,專制政權治下的人民照樣能享受自由自在,安和樂利的生活。大陸現在大體上富強了,但是許多社會缺陷不是短時間能解決克服的,會有這麼多有錢人擠破頭要移民到美國來,那只是貪圖美國的生活品質和生活環境而已,與他們連邊都沾不上的美國自由民主政治無關。

主張民主的人士最有力的論述,就是民主政治至少可以防止像三反五反、大躍進以及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專制慘劇發生,不過這樣慘劇的發生,專制並非主因,而是謬誤的主義邪毒,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才是元兇,其他如納粹狂熱激烈的法西斯民族主義也是,都是自認自己主義的正確,來壓制他人、侵害他人,並非正常專制。專制若得到善用,同樣也可達到自由、開放、公正、人道的社會。(別說善用,春秋戰國時代不夠自由開放嗎?唐朝不夠自由開放嗎?)

而且政治上的自由程度與絕大多數人民無關,只對自身意識形態強烈,與當政者的主義互不相容的人有意義,而正就是因為矛盾對立的不同主義的抗爭相鬥,才是專制政權壓制言論自由的主因,如過去老蔣壓制共產主義,現今中共壓制民主主義。固然,壓制不同的意見,就是壓制自由,但是異議份子和反對人士也該遵守多元包容的原則吧!異議份子和反對人士不能基於自身立場,對政府全盤貶斥、徹底批判,甚至為反對而反對,如此只會升高矛盾,激化對立,導致本來不應該發生的鎮壓和迫害。

尤其最不應該地就是:異議份子和反對人士面對著勢力龐大鞏固的當權者,往往藉著自由民主的名義,以偏頗不實的觀點和事實煽激鼓動他人,以圖發展自己的勢力顛覆鬥垮當權者,如納粹、共產黨、台獨、法輪功都屬是。一般人大都惑於自由民主是多元包容的崇高原則,而盲目縱容,不知這是導致禍害的自由民主偏差,沒有一個民主成功的國家,是會任由偏頗不實的觀點和事實繼續宣傳散播下去的,尤其是攸關國家民族安危的時刻,鎮壓和迫害就難免發生了,就是現今民主楷模的美國也是一樣。

我們要呼吸的自由空氣,是不受曲解、掩飾、竄改的完整事實,若基於偏頗不實的觀點和事實(如台獨基於二二八大屠殺、日本統治的德政),任何主張和理由都可以說得頭頭是道,正確無疑,讓人分不清楚是毒霧霾害還是純淨空氣。一個純正客觀中立、深入探明全面事實的媒體就能過濾空氣,讓人易於分辨是非,所謂的自由呼吸空氣才有意義,才能提升民智,民主政治才不會受政客操弄壟斷,虛耗空轉,把持自肥;專制政權才能易於與民意調和,也能享受言論自由而避免無謂的鎮壓和迫害。在現今資訊發達,網路縱橫的時代,一個健康的媒體,才是為萬世開太平的仁人志士所應致力的新方向。

時至今日,民主的諸多弊端已開始浮現,也見不到能有方案和措施能糾正或逆轉這些後果,卻仍有一大票人對民主仍然抱有美麗的誤解,視專制為絕對之惡,相對地把民主視為絕對之善,視民主為吃飯睡覺那樣必行的天經地義,如同無思考能力的白癡、殭屍般地爭求民主,捍衛民主,頌揚民主。我們的民主乖寶寶馬英九,在2014年的六四感言還說「我常在想為什麼中國人追求自由民主、人權法治都是這樣充滿波折?」

是到了從民主的迷夢中驚醒的時候了,與其邯鄲學步,東施效顰地追求民主、擁抱民主,讓無心也無力了解全面事實的民眾只享受投票那天的「一日民主」,還不如勞心苦思地創立制度化、法治化的民本主義專制,或是半專制吧!

若無法解決民主制度的弊端,天佑中華!中國大陸的民主化還是愈晚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