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直到很久後，我終於琢磨明白：臺灣漢人中，會有閩南人、客家人與外省人的自稱，來自這群人始終不願意被「土斷」，他們始終惦記著自己的故鄉，從生至死都堅持家族賦予自己的祖籍。因此，如果有人說「臺灣有著族群問題」，這是指先來後到的人，只因從大陸而來的時間點不同，產生不同的群體認同，因共同生活在臺灣從而產生的人際摩擦；但，當有人開始反過來主張「臺灣不再有族群問題」，大家全都是「臺灣人」，這裡面隱藏著更深一層的問題，就是當人徹底承認自己已經「土斷」，就此落地生根於斯土，這意謂著其與大陸的故鄉不再有任何關係，沒有情感的牽掛，這反而會引發嚴重的國族認同危機，這就是為何當前會出現有漢人卻對外聲稱自己屬於「南島語族」的怪論。

讓我們先來講一段歷史。話說永嘉五年（311），匈奴漢趙政權攻陷洛陽，西晉滅亡，大量原本世居於中原的士族攜家帶眷南遷江左，史稱「永嘉南渡」，從此東晉立國於江南，首都建康（今天江蘇省南京市），這導致本來的人口結構、田地配置與制度格局都被打亂，同一片江南，同時存在本來設立的「土郡」（本地的行政區），還有暫借行政區居住的「僑郡」，意即不只有本來長年就住在這裡的「土著」，還有大量說「自己是哪裡來」，該地點不屬於這裡，沒有被登記造冊或很難具體管理的「僑民」。東晉朝廷面對維繫政府運作的根本問題：如果不知道某人從哪裡來，就不知道他該向哪裡納稅，更不知該讓誰服兵役或服勞役，有效統治就變成問題。

因此，東晉採行「以居土為斷」，包括兩回咸康土斷，庚戌土斷與義熙土斷各一回，意即不再問你從哪裡來，而是問「你實際住在哪裡」，從中決定戶籍歸屬與稅役義務的事宜，後世常混淆這兩件事情：土斷的目的旨在解決「國家的問題」，意即面對「土郡」與「僑郡」的隔閡，不再虛設有如空中樓閣的「僑郡」，全部都變成「土郡」，如此纔能真正有效統治；但，土斷本來並沒有要解決「個人的問題」，對大量的南渡士族與其僑民而言，「我是某州某郡人」的記憶並不會因此消失，他們只是在國家戶籍上被重新安置了，這在當時就實質變成「吳姓」與「僑姓」的認同差異，這種認同差異直到「江左士族」全部消失纔徹底結束，但這背後蘊含的「郡望認同」就此變成後世「祖籍認同」的起點。

從東晉開始土斷，中國歷史就清晰浮出兩種不同的「你是哪裡人」，國家關注於戶籍；個人關注於祖籍，兩者共同讓東晉人活出現實與理想交織的人生，如果戶籍與祖籍一樣，那就是「吳姓」；如果戶籍與祖籍不同，那就是「僑姓」，大家都是東晉人，但有的人本籍始終只是會稽郡人，這就是戶籍與祖籍結合；有的人戶籍在會稽郡（家居），祖籍在琅邪郡（本居），這就屬於有兩種認同的人（會稽人與琅邪人）。這種現象到宋明時期，家譜與宗族的意識興盛，大家開始強調家族的起源，即便家族早已遷徙數百年，其遷居前的原始地點依然被寫入家譜，甚至掛在祠堂變成「堂號」，就此變成家族共同「想像的故鄉」，這就是自我敘事與家族記憶的起點。

按照這個脈絡來看，由於原住民由大陸遷來臺灣的時間甚早，其本籍始終就在臺灣省，屬於最徹底的臺灣人；閩南人、外省人與客家人的戶籍與祖籍不同，除戶籍屬於臺灣人外，還會稱自己的祖籍是來自哪裡，譬如閩南人會自稱來自「福建省泉州府安溪縣」或「福建省漳州府漳平縣」，漳州與泉州的地域意識對閩南認同很重要；外省人則來自大陸各省，但與閩南人早在明鄭時期已來臺不同，外省人來臺主要在臺灣光復到政府遷臺後，祖籍的記錄與書寫都會保留民國行政區畫，該區畫甚至不見得與大陸當前行政區畫相同，譬如祖籍會直接寫「南京市」而不是「江蘇省南京市」，因南京市不只是直轄市，更是中華民國的首都，這種記錄與書寫都帶有濃郁的情感認同。

客家人來臺主要在清朝康熙中後期，其源頭像是「一花開五葉」：（一）廣東省嘉應直隸州系，主要來自梅縣，再包括當時興寧、平遠、蕉嶺與五華這四縣，譬如祖籍會自稱「廣東省嘉應州程鄉縣」；（二）廣東省潮州府系，包括當時大埔、豐順、饒平與潮安這四縣，譬如祖籍會自稱「廣東省潮州府豐順縣」；（三）廣東省惠州府系，包括當時海豐與陸豐這兩縣，譬如祖籍會自稱「廣東勝惠州府海豐縣」；（四）福建省汀州府系，包括當時長汀、上杭、永定、武平與寧化這五縣，譬如祖籍會自稱「福建省汀州府寧化縣」；（五）江西省贛州府系，包括當時南康、安遠與會昌這三縣，這些客家人來臺人數不多卻確實存在，譬如祖籍會自稱「江西贛州府南康縣」。

當我在民國一百０七年（2018）十月十六日聽到賴清德在行政院長任內接受民進黨立委蔣絜安質詢時強硬表示：「我從來不認為我是閩南人，我是台灣人！你要注意，你不能說我講得話就是閩南語，我母親講得話就是臺語。」我突然首度反向意識到：豈止是外省人，生活在臺灣，還認同自己是閩南族群或客家族群的同胞，不只是臺灣人，更是中國人。因為不只外省族群認同自己來自大陸各省，閩南族群根本不生活在閩南，客家族群始終認知自己是客家，自稱「閩南」與「客家」都是在隱喻著生命的飲水思源。臺灣漢人全都是有祖籍的人，只要人還對故鄉有眷念，這種「不忘故國」的情懷，就不會支持臺灣獨立的意識型態，更是在選舉中會支持中華民國的基本盤。

當民國八十一年（1992），經由李登輝總統做出決策，政府修正《戶籍法》並經立法院通過，廢除本籍（這裡就是指祖籍）的登記，從此國民身分證不再有該欄位，李登輝總統的目的在於想發展出一種「新臺灣人」的認同，這種認同不再讓臺灣人的認知僅侷限於傳統意義的「本省人」（意即閩南人、客家人與原住民），還包括意圖接納「外省人」到臺灣人群體內，這種政策措施自然有其效果，不只開一扇門，讓多數外省族群的後裔子孫開始只自覺是臺灣人（不只不是外省人，更不是中國人），並讓部分閩南族群開始「忘記祖籍」，當前年輕人中支持臺獨者主要都來自這兩大族群，甚至大有發展成「臺灣民族」的傾向，只有絕大多數的客家人始終堅持不忘本，牢記自己來自中原。

因此，任何臺灣人只要還願意承認自己的族群是閩南人、客家人與外省人，這就表示其堅持「拒絕土斷」，我就會說：「這些人都是臺灣漢人的硬骨頭！」「拒絕土斷」不是指拒絕臺灣的戶籍制度，臺灣擁有全球罕見極其便利的戶籍制度，譬如本來戶籍在新竹市的人，除帶身分證外，只要再帶水費單或電費單來證明有居住的事實，下午就能入籍宜蘭縣；「拒絕土斷」的真正意義是指「不忘祖籍」，只要我們始終飲水思源，不只牢記自己的祖籍，更跟故鄉保持聯繫，我們就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如果大陸人想瞭解臺灣人面對「文化中國」的態度，不需要探問其支持國民黨、民進黨或民眾黨，而該去問其「出身背景是哪個族群」，如果是漢人，接著問其祖籍，答得上來者，就知道其是否認同文化中國了。

附註（一）：本文屬於《族群和解共生藍圖：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四十八篇，歡迎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解共生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眷村懷舊情：前瞻外省族群的未來」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群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社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82925069186348

藍白立院黨團提出賴總統彈劾案，把賴清德比作袁世凱：
藍白提出賴總統彈劾案 轟如袁世凱危害民主憲政
賴清德比得上袁世凱？

袁世凱這一生，在朝鮮屢屢挫折日本的陰謀，在山東剿滅拳匪保護鐵路、洋人以及傳教士，後來建立中國新陸軍，辦了中國第一間真正的陸軍官校，建立第一間中國人的理工大學，建立第一間中國人的女子高級學堂，建立第一間中國市議會，建立中國的警察制度，建立中國的軍醫制度，建立中國空軍的雛形，其他如辦外交、平息辛亥革命之後的動亂，而他所培養的文武百官成為後來北洋政府的骨幹。他一生建功立業，只是可惜晚年鬼迷心竅，再加上國內勢力與列強的勾結，最後晚節不保，死於非命，還受到歷史無情的批判。

他的確有九個老婆，其中三個是朝鮮人。但是他這九個老婆中有六個被他送出國留學，三個讀到大學畢業，這個在當時可說是逆天的成就。他早早就不許家裡的女人纏足，女孩年齡到了就一律送進學堂讀書，與男孩完全相同。

他在遺囑當中自嘲「為日本除一大敵」。他的確是當時日本企圖分裂中國的最大障礙！他的死也預告中國在未來將四分五裂，也讓日本人更容易動手。

其實，他固然開歷史的倒車應該被譴責，但是他也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里程碑人物。後人能夠客觀給予一個歷史定位，其實是必要的。後來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歷史學家都不會提上面這些事，弄到好像他這一輩子除了想當皇帝之外都沒有別的事了，簡單說就是沒有人幫他說話，一直到最近這20年左右狀況才有所改善。

看見他到今天竟然被跟一個無能無德的昏君放在一起，也真是替袁宮保感到難受！

乍聞「在野獨裁」4字，劉杯杯還真愣了一下；在野也能獨裁？

兼修政治學與文學的劉杯杯忍不住要來說文解字一下：
在野指的是，政黨、政治人物或政治勢力未掌握正式國家統治權力的狀態。
而獨裁則指的是，在缺乏制衡機制的情況下，國家統治權力高度集中於單一政黨、政治人物或政治勢力，並得以運用國家暴力壓制反對者的狀態。

這兩個狀態在邏輯上根本不相容，因為：
獨裁必須具備實質統治權，制度性或暴力性的強制力，以及排他性的最終決策權；而在野的本質恰恰是沒有行政權，也無法單方面動用軍警、司法等國家暴力機器。

能將這兩個水火不容的概念合併在一起來說，還真是得具備相當的創造力跟幾分幽默感；因為說在野的政治勢力獨裁跟控訴還在門外的人非法佔屋，或是說一個還沒上駕駛座的人超速行駛是一樣的道理。

那麼為什麼還要這麼說？

首先，這說法隱含的意思是，就算現在不是，但在野勢力若取得政權之後，就會獨裁，因為在野勢力反民主，有威權傾向，所以是個危險且不具正當性的政治存在；說在野政治勢力獨裁就是要事先排除其發言，否定其在野監督的正當性，更將正常的反對行為視為破壞民主。
這種說法的問題在於，將預測性的指控包裝為既成事實，以及將自我的價值判斷偽裝成政治實況的描述。

再從｢矛盾修辭」(Oxymoron）的概念來看。
在文學上，矛盾修辭的用意是將兩個在邏輯上互相衝突的概念並置，以創造張力，強化修辭效果，或傳遞隱含的意義。
像是「甜蜜的負擔」、「公開的秘密」、「活死人」、「震耳欲聾的寂靜」、「理性的瘋狂」等等辭句，其目的都是為了強調某種特殊情境或情感的複雜性。

而在政治語言上刻意用矛盾修辭顯然就是有意利用語義衝突來製造認知震盪了，其真正功能並非表達或定義，而是用話語定錨（framing）來對在野勢力貼上反民主的標籤。

或有論者曰，這只是修辭，並非事實，但人類的行為通常是受語言框架所左右的；就跟「良性通膨」，「自願加班」，或「彈性凍薪」這種辭句的運用一樣，重點不在真實性，而在於讓聽者在一瞬間產生某種情緒反應。
只要是良性，通膨有啥關係？只要是自願，加班哪是重點？只要是獨裁，在野也會。

這種說法的可怕處在於，經過重新的定義讓語言產生通膨與貶值；當獨裁一詞被過度擴張使用之後，真正的獨裁與威權行為就會被稀釋，如果在野也是獨裁，那獨裁就不再是一種需要極度警惕的政治狀態，而只是一種用來形容討厭對象的形容詞。
久而久之，當掌握權力的人行為越界，要開始獨裁的時候，民眾早已彈性疲乏，失去了對獨裁所有的警覺。

台獨猖獗，其背後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很多人都從歷史上找原因，這方面的分析非常多；我想另闢蹊徑，從最根本的人情世故上看。

台灣出現分離主義的意識，
大背景在於近代歷史造成的「土」、「洋」高低之分；
小背景在於台灣與大陸在事實上的長期分離。

由於「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土」、「洋」之分既然非常普遍，那麼眾人嚮往「洋」而輕視「土」，那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當然，崇洋媚外不足以造成分離意識，但是，當台灣長時間與中國本土分離，一邊是「土」，另一邊自認為「洋」，那「不想跟你『土』在一起」，不就是很合理的想法嗎？

所以說，若無大背景，兩岸既使長期分離也不會破壞文化認同；沒有小背景，即使強烈的蔑視頂多就是派別對立，但也不可能形成「割據獨立」的想法。唯有此二者疊加，才給了台獨的空間。

台獨之人一概是崇美日而輕中華的，此即反映了大背景。而高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來沒有統治過台灣（而不管中華民國曾經統治過大陸），則反映小背景。二者相重疊，意願與空間結合，才會造成台獨意識的興盛。

以此而觀之，若要消滅台獨，此二者只要破解一個就可以了。過去是想改變「小背景」，想要扭轉兩岸分離的事實，但一直沒做成；現在看來，改變「大背景」反而更為可能。當中國不再「土」，變為連歐美日都要羨慕的地方，那台獨也就自然消散了。

結論︰中國大陸的持續崛起看來是無可避免的，「大背景」逐漸消散，因此時間對台獨不利。

辛亥革命雖然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但是實際上政治的權力，依然在軍閥手中。軍閥透過自己的私人武裝，控制當地政治及資源，盜賣壟斷國家資產，將國家的財富收入自己囊中，並透過武力鞏固自己的政治上的權力，較著名的有袁世凱、張作霖、吳佩孚等等，然而這樣軍閥互鬥爭利的是軍閥，受害的還是人民。

同時，軍閥為了爭奪當地利益，同其他軍閥爭鬥或與外國勢力勾結，討要武器彈藥軍餉，與之交換的是自己國內的通商權、鐵路權、採礦權等等。例如袁世凱的中華帝國、溥儀的偽滿州國政權、殷汝耕的冀東防共政權、汪精衛的偽南京政權等。

至於過去王朝封建制度下，由君主賞賜功臣名將土地，這些人的後代就形成所謂的大地主階級，較著名的有清末名臣盛宣懷、四川軍閥劉文彩、台灣霧峰林家等，雖也不乏有經商致富形成地主，但一旦買下大批土地超出自己耕種規模，往往也不是靠耕種本業在過活，而是靠收取租金而致富。

土地是有限的資源，卻被這些少數大地主把持著，一代傳著一代，靠著收購土地致富，再繼續購買土地，一代傳著一代，如果不加以節制，過了二三代，土地資源會越加稀缺，物以稀為貴，土地會更加的買不起。當時真正需要土地的大多數農民，因為繳了大半的地租，實際上只收穫得少部分的勞動成果，而地主卻享用了農民大半以上收穫的成果。有人說共產黨收繳地主的祖產，屬於不公不義，但真正不公不義的是不勞而獲的大地主，所以才需要土地改革。

工業革命後，資本家透過機器使用，大規模的生產商品，然而生產的利潤，並沒有給勞工合理的報酬，反而還比工業化前，工作增加了負擔。翻開上海工運史，1868年英商「耶松船廠」的工人反對資方降低工資而罷工，1890年，江南製造局工人為反對延長工作時間而罷工。1925年在台灣有二林蔗農事件的爆發，細看蔗農要求廠方修改的內容，包括秤量只能由廠方進行、收購價格只能由廠方制定等等，在今日訴求看起來非常合理，在當時則必須要抗爭，甚至是犧牲性命才能爭取到。

現在社會要講人人平等，則必須在思想上消滅階級意識。封建社會下，最講究的是階級，因為有了階級，人才會有高低種性，官僚、資本家、地主可以視佃農和勞工如奴僕，甚或是牛馬。因為封建社會是最擁護階級的，以便於官僚來統治人民，也最講階級調和，因此在思想上必須廢除封建遺毒。

軍閥侵奪國家資本，資本家、地主階級結黨營私。在上位者只談個人利益，不談人民利益，利用職位權勢撈得好處，上行下效，形成貪汙腐敗政權。帝國主義者透過資本家聯合形成的政府，在他國從事掠奪資源的工作，例如過去的東印度公司，或為資源進行殖民，也包括搶奪人力，當然也包括近期的美帝國主義。

資本為何物？不倚靠人工而生利，例如土地、礦產、機器，甚至是金錢、專利等物，只要能生利，即是資本。因此，不論是地主、資本家、軍閥或帝國主義者，皆是想掌控資本，透過資本而致富，而這些財富也多流向自己私人的財產，並不會流向人民。因此，孫文所說的『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如何『節制』私人資本？才是重點。以土地資本來說，除了限定購買數量、限制用途之外，還能怎麼做？政府還要有權力收回土地，避免個人將國家的土地資產當成個人私產。

因為『共產主義』的理想是將全國的生產資料收歸國有，由國家進行合理的分配，不再將國家資源經由私人資本家進行壟斷，而國家資本產生的利益用於人民，而不流向私人。所以，地主為什麼「反共」？因為妨礙他們不事生產靠收租金致富。資本家為什麼「反共」？因為妨礙他們靠壓榨勞動力，吸取暴利。軍閥為什麼「反共」？因為妨礙他們出賣國家的資源、礦產、通商權等。帝國主義者為什麼「反共」？因為這樣他們就無法在他國掠奪資源了。而資本家和帝國主義者又掌控媒體，總是大肆宣傳「反共」，這些加在一起，就是「反共」的根源。

澳洲開全球第一槍，禁止16歲以下的孩子玩網路社群。但問題是，家長呢？家長沈迷手機，誰陪孩子玩？

在家族群組中，看到姪兒每逢假日就帶孩子們出去玩，欣慰之餘，也想到二十多年前，我們夫妻也幾乎是每個周末假日都帶孩子出去玩。都說孩子的成長是要人陪的。但是，再回想我們自己的小時候，那時的父母可沒這閒工夫陪孩子玩，小朋友都是自己結伴出門去玩。我家在鄉下，可玩之處自然多。但即使在城裡，那時路上車少，加上住家附近總有很多沒開發的「邊角料」，總之，一定有可供小孩玩樂「冒險」的地方。

但現在的都市生活，沒大人陪，那個家長敢把孩子放到外面去？十二、三歲以上，還可以結伴自己玩，但小一點的，已經沒有以前那種「哥哥姊姊帶弟弟妹妹」的大環境了。而就算是大孩子，如果內向一點，還是得父母帶。

帶孩子很花時間，這是新時代經驗。美國雖然比我們都市化、工業化的早，但人家地大，住宅區附近有的是安全的空地，而且他們家家有車庫，也夠小孩子在裡面自得其樂，與我們這兒的情況很不同。現代的孩子要大人陪，至少陪到十二、三歲。這是現代父母辛苦的地方，可能也是現代人不想生小孩的原因之一。

以前用電視帶孩子，就已經被批評了。而父母本身不太會沈迷於電視，所以還是可以將小孩從電視前拉起來出去玩。但現在的父母用手機、平版帶孩子，而自己也沈迷其中。假日，人手一機，各自安好，大家都不想動，誰帶孩子出去玩？爺爺奶奶嗎？說不定也在「網路上癮」啊！

有了手機，傳統的人際關係都變了。學校裡同班的集體感情已經大大衰落了。沒有班遊，沒有聯誼，沒有舞會…康樂股長早就沒用了。以前老師進教室的第一句話總是「安靜，不要講話。」現在則久違了，教室裡也一片寂靜，很少交談。不開燈還以為沒人。

時代在變，新的親子關係、人際關係會是怎樣？是船到橋頭自然直嗎？還是有點小小的擔憂？

我開「愛情與婚姻」這門課，很多同學問有關「遠距戀愛」，「大齡差戀愛」的問題。一開始有點奇怪，但很快就明白這都是「網戀」的結果。

眼不見心不煩，網上關係比現實遇見的更美好。網路深刻地、全面地影響了人際關係，一切方興未艾。禁十六歲以下玩社群，終於算是有了大動作的反應。現在還有AI來攪局，接下來會如何？真是天知道。

蔡孝乾的叛變，確實使中共在台灣的組織系統遭遇了毀滅性的打擊。台灣省工委會作為中共建構「台灣省黨部」的預備機構，原本負責在台灣發展基層組織、滲透行政體系、聯絡知識分子與青年力量。蔡孝乾作為最高負責人，其投向國民政府後的供述，使整個工委會幾乎全盤瓦解，骨幹被捕、地下網絡被清除，某種程度上，確實象徵着中共在台灣的政黨體系建設遭到摧毀。

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工委會的毀滅，並不等於中共在台情報能力的瓦解。原因在於台灣省工委會負責的是「群眾組織與政治工作」，其主要任務並非高階軍事情報。真正掌握專業情報系統的，是中央社會部（後併入中央調查部）內的李克農體系，以及他領導的「隱蔽戰線」專業情報人員。這一群人並不隸屬省工委，而是直接受中共中央與華東局、華南局等地下情工渠道指揮。他們運作的重點，不是組織大眾運動，而是滲透、策反、長期情報布建。因此，蔡孝乾叛變雖然重傷「組織線」，但並未觸及「情報線」。國民政府即使全面收網，也抓不到被刻意分層隔離、深度掩護的真正情報員。

李克農系統的情報員仍留在台灣的軍中、情治體系、港口、機場及外圍關鍵部門，形成了若干「點狀」高價值滲透。此種滲透，不追求大量人脈，而追求精準、穩定、位置關鍵的少數人。例如軍官、測量人員、飛行相關單位、後勤人員、甚至與美軍合作的通訊支援者。

到了 1950–1960 年代，美國與中華民國合作執行深度偵察任務，包括：
黑蝙蝠中隊（空軍34中隊）：夜間沿海滲透、空投特工、電偵任務
黑貓中隊（空軍第35中隊）：駕駛 U-2 高空偵察機進入中國內陸
這些行動完成度高，但也極度敏感，而中共之所以能迅速掌握其行動動向，有幾個層面：

第一，台灣端資訊並不完全封閉。
無論是飛行前準備、油料補給、航電測試、作戰命令下達，都會經過若干層級的人員，而李克農體系的「點狀」滲透正是盯住這些節點。這些情報員多是 1946–1949年間早已被滲透好的軍方或技術人員，並未被蔡孝乾的叛變波及。

第二，台美之間的合作在初期存在訊息外溢。
美軍顧問組、協防司令部與台灣空軍之間有大量協作，指令、機務紀錄、甚至通訊設備的使用方式都可能被側錄。李克農體系的情報員利用這些交叉點蒐集資訊。

第三，中共地面雷達與空防逐漸建成。
特別是 1960 年代後，大陸導入蘇聯提供的雷達、地對空飛彈（尤其是 SA-2），讓黑貓中隊的飛行逐漸被鎖定。每一架 U-2 的起飛時間、航線方向、甚至目的分析，都能與台灣端的情報相互印證，使中共的攔截行動愈來愈精準。

第四，「隱蔽戰線」從不倚賴單一情報來源，而是多源交叉驗證。例如：
台灣軍中、機場或後勤端的情報
香港、澳門的交通線側錄
大陸內部雷達與偵測資料
國際新聞、外交活動的分析
外國記者、商人帶來的碎片情報
這些訊息被李克農體系整合後，中共對台灣空軍行動具有高度預判能力。
於是，黑蝙蝠的低空滲透逐漸變得危險；黑貓的U-2任務從1962起相繼被擊落，甚至常常是剛入境不久就遭鎖定，形同「甕中捉鱉」。

換言之，雖然蔡孝乾的叛變摧毀了中共在台的「政治組織」，但真正致命的「情報網絡」仍完好無缺。李克農系統以高度專業化、點狀部署、長期滲透的方式，使得台灣在冷戰前期的高敏度軍事行動，無可避免地暴露在中共的掌控之下。這種情報優勢，甚至一直延續到 1970 年代初美中和解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