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佈日期：2017年6月25日

今天台灣的政治亂象的前因是來自1894年甲午戰爭清廷戰敗，被迫割讓台灣和澎湖群島給日本，台灣從此被日本佔據了半個世紀之久；而當時台灣同胞拒絕日本佔領，所引發的1895年乙未戰爭，當年反抗的義軍官兵陣亡了1萬4千多人，受牽連被屠殺的平民最少有十萬人以上，而後來日本佔領的前期21年中，日軍更在陸續鎮壓台胞抵抗時，以平亂之名屠殺了近50萬的台灣同胞！

乙未戰爭是發生在台灣史上，戰鬥地域最廣、時間最長、參與人數最多、死傷嚴重、規模最大的一次戰爭，當時不分來中國大陸各省和台灣本地的官民，幾乎是全民參與，其中以客家族群作戰死傷最為慘烈。

這就是為何要製作1895乙未戰爭節目的宗旨，借用現代化多媒體的製作方式，將這一段國民黨弄不清楚？民進黨有意遺忘？世界各地華人也不知道的歷史，運用網路可以隨時、隨地、隨選的三大特點，擴大傳播範圍至世界各地，不受傳統紙本或廣播電視的局限性。還原歷史真相，讓所有關心台灣前途的人們記取教訓，不必也不用再挑撥仇恨，製造族群衝突。

任何政客若想從衝突中圖謀個人政治利益，全民應共同唾棄之。我們初期規劃製作10集，目標是20集；每集15分鐘，首先感謝當年一群為保護釣魚台的留學生所成立的北美保釣會，他們贊助頭二集的製作費，希望播出後能達到拋磚引玉效果，使全球各地認同的朋友們能夠後續接力贊助，積沙成塔聚集足夠的製作費完成，2400萬台灣人不可遺忘的史事。

為了讓年輕人喜歡在網上觀看，我們請同學的旅美音樂碩士魯基祥，和他的製作團體作一首1895乙未之歌的RAP，從現在台灣年輕人角度看122年前的為抗日而死的11萬台灣同胞悲劇，一段被居住全世界各地14億華人忘記的真實故事。

製作單位：尖端科技軍事雜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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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版見：http://opinion.chinatimes.com/20180225000545-262114

統獨問題在國府撤退台灣後，一直是內耗的核心問題。不論死守台灣地位未定論不放的台獨支持者或是民國派的以中華民國為正統之論述。嚴格而論，都是獨。只是「台灣國」與「中華民國」之別而已。面對重新回到歷史高點的中國大陸，台灣當如何因應？

在論及台灣的統獨問題之先，我們先來看世界在現代經濟與國家走向是趨統還是向獨？如果獨立是世界趨勢，就不會有當年歐盟的出線。歐盟儘管仍保留各會員國的獨立性與軍隊，卻仍要求遵守共同制定的統一法律與流通歐元貨幣。這是一體化的表現。獨立對絕大部分新興國家而言是要付出慘重代價的。蘇聯解體後，原來的聯盟國現今何如？好過前蘇聯時期嗎？當許多資料解密後發現蘇聯的分崩離析是自作自受，戈巴契夫明顯是西方代理人，蘇共中央被西方勢力下蠱使絆子。由共產國際的領導者一夕之間讓共產主義成為票房毒藥。蘇聯的瓦解，會員國的獨立是西方陰謀所致。領導班底與群眾民智未開。未切實體悟到民主制度的獨特性是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文化制宜的。未能體現無論在經濟上或政治上，「分則兩害，合則兩利」的千古不變的真理。

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不斷以武力與文化優勢顛覆其他國家的同時，我們看到基督教對西方白人至上主義的深刻影響。美國也以上帝自居，不斷對其他國家進行「混亂」。我們就不免想到舊約聖經，創世紀第十一章中有關巴別塔（Tower of Babel）的典故。「那時，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樣」。人們說：「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耶和華降臨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華說：「看哪，他們成為一樣的人民，都是一樣的言語，如今既作起這事來，以後他們所要作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了」。因此「我們下去，在那裏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通。於是耶和華使他們從那裏分散在全地上。他們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為耶和華在那裏變亂天下人的言語，使眾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別（就是變亂的意思）。

語言相同與建塔是追求統一的象徵。而其果效是恢弘的。耶和華說：「如今既作起這事來，以後他們所要作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了」。所以「巴別」在巴比倫語中也稱之為「上帝之門」。問題是人們這個舉措妨礙了耶和華神權的至高無上性，不符合耶和華的利益。所以耶和華才要變亂人類的語言，迫使建塔停工以遂耶和華意旨。

追求統一，宣揚己名本是人類社會的特徵。一如現代國家對外追求主權獨立自主，對內追求治權完整統一，這是所有國家所追尋所期盼的。然而卻不被以美國為首的白人至上主義者所悅納。因為嚴重影響了其區域競逐與資源掠奪的利益，所以西方國家才處心積慮地對各國輸出西方式自由民主以變亂諸國內政。西方透過各種手段妄圖裂解中國也是如出一轍。

面對目前中國崛起態勢，收復台灣土地將是最後一塊拼圖。台灣命運也將在歷史的必然中重現。統一台灣是對中國整體國家統一新氣象與反分裂國家法的進一步落實，將有無可磨滅的歷史意義。對於中國於全球競合、國土保安、邊防綏靖等目標都有巨大效益。而大陸的態度則非常清楚。統一的對象其實是台灣這塊土地與自認是中國人的島民。台灣人當然可以宣布獨立，但不能在隸屬中國領土的台灣島搞獨立。否則只有留島不留人。這個概念有效地劃定出兩岸統一的底線。

許多台灣藍營知識分子，尤其民國派（國粉）仍視自己為正朔，優越感仍深。認為中國只有走純西方民主自由道路，實行西式治理架構，包括言論自由、司法獨立、財產私有化，政黨政治。更有甚者，認為只有改弦易轍頒布類似英國大憲章，高舉憲法大旗。才願與之相交，才可以與西方甚至世界接軌。這是別有用心人士的鬼蜮伎倆亦或烏托邦派讀書人的單方面癡心妄想。事實上期盼中國走大憲章之路，就是重走國民黨的老路，最後自己在聲討中灰飛煙滅。對知識分子而言，他們心中的法治、自由多數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中國要是行資本私有化，多少金融禿鷹將在中國國內舉債，轉向國外。等著經濟崩潰，再回來低價收購資產。到時受苦的還是窮人。資本家最喜歡的就是自由，並且算計法律，操弄法律，因此獲利。因此，節制私人資本，獎勵國家資本才是王道。

知識分子一味用理論治國。然而，政治不是靠理論培養起來的，更多是對環境的敏銳感知。歷史與法律都是為政治服務的。歷史中正確的人事物多了去了，但勝者為王，其他俱往矣。知識分子以歷史正當性來妄議時政。卻陷國家於萬劫水火之中。總是昧於現實。僅憑一己之好，一己之私針砭春秋。

許多人強調「反共不反中」。筆者認為是藍營民國派（國粉）對兩岸統一最大的危害。民國派的論述還是以1911～1949年中華民國時期為基底。然而任憑民國派再對 再正統，也是昨日黃花。面對現狀，應有當下之策，無需用明朝劍斬清朝官。而「反共不反中」亦是偽命題。因為中共是目前唯一實質有效統治中國的政黨。即便是統派也只是統一前的過渡勢力，是統一大業的側翼。一旦統一就應該回歸常軌，不應存在有別於目前中共中央的其他框架。否則就是企圖顛覆。任何寧靜革命當在和平發展中進化，而非以新框架取代舊勢力。對統派而言，中國統一就是終極目標。

中國的問題固然很多，中共即便再不好，也是中國人自己的事，絕不能讓外力插手，否則與清末八國聯軍何異？何況近年來中共去官僚主義、去形式主義路線、領導法治化、清明吏治、強軍與科技治國上均有長足進步。一切改革腳步也往正確道路前行。中共即代表中國。顛覆中共就是摧毀中國。協助中共在穩定中深化改革，才是真正對中國好。任何單方面懷抱一國兩制等統一條件論的台灣政黨都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騎牆派。

台灣民眾在惡質媒體長期餵養下，仇中排富。導致內政混亂、外交失勢。民居危邦而不自知，著實令人扼腕。然而，歷史的弔詭也在於此，台灣內部的衰敗，大陸全球化的快速發展相形對比下也為兩岸統一創造出千載難逢的機遇。也是台灣唯一生機。

「文化大革命」開始於1966年，歷時10年，是全面的大整肅，黨、政、軍、民、學，都整了，本就貧窮的中國大陸幾乎成為無政府狀態，瀕臨崩潰的邊緣。然而「文革」結束之後不過兩年，1978年鄧小平掌權，開始「改革開放」，大陸自此開創了30多年的高速經濟成長，讓10億人脫離貧窮，創下世界史上不曾有過的脫貧記錄。大陸從「文革」的浩劫到「改革開放」的成功，執政的都是共產黨，執政成績卻有天壤之別，為什麼會這樣？

中國共產黨信仰共產主義，即馬克斯的社會主義理論，有崇高的理想，要追求普遍的平等。有能力的人信仰共產主義，表示他願意為一般人爭取普遍的平等，並放棄他能力上的優勢，過一般人平等的生活，是高貴的情操。早期的共產黨人為了共產主義理想，需要冒被國民黨政府處死的風險，更是難能可貴，多算得上是視死如歸的菁英。

有理想又篤信理論有時特別容易犯錯，篤信理論容易忽略實際現實，而有理想則容易固執自己脫離現實的善意，共產黨在「文革」時和之前所犯的錯誤幾乎都因篤信共產主義理論，想要消滅資產階級，甚至消滅私有制度、官僚制度等所致，加以共產黨長期是革命黨，權力極為集中，自然導致個人崇拜，而糾錯機制成為虛設，使錯誤無限放大，因此造成「文革」的大浩劫。

鄧小平看清了篤信理論、脫離現實的危險，因此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摸著石頭過河」，當理論不脫離現實，有理想、有菁英和權力集中都成為執行上的優勢，因此「改革開放」能夠大為成功。世界的現實是西方國家已有市場化和工業化的成功經驗，「改革開放」不妨引進、學習西方的制度和技術，並視中國的環境做適當的調整。

從鄧小平「文革」後得以上台執政可以看出早期共產黨人的優秀和理想性，鄧雖然早有重要貢獻和崇高威望，但是在1966年「文革」初起時被打倒，下放到江西担任普通職工，直到1973年才復出，1975年再被罷職，「文革」結束時，鄧無權無職，而當時捉拿「四人幫」的功勞主要屬於在職的葉劍英、李先念等，葉、李等都是革命時期元老，也有崇高聲望，卻推舉無權無職的鄧小平担任領袖，可見他們的無私和理想性，而後來「改革開放」的成功則證明他們的推舉正確。葉、李等的主動讓賢之舉在一般爭權奪利的政治圈真是難能可貴。

中國大陸從「文革」的浩劫到「改革開放」的成功，差別在於認清理論不能脫離實際現實，「改革開放」初期的扭轉則得力於早期共產黨菁英的理想性，屬於「人治」，隨著「改革開放」的進展，不難發現需要從「人治」轉為「法治」，讓一切制度化，共產黨於是從革命黨轉為執政黨，依憲治國、依法施政、嚴以治黨，雖然這樣的轉變不是短期就能完全實現，大方向是正確的，類似「文革」的浩劫不可能再出現，而「改革開放」的前途看來充滿光明。

知識份子總想觀察、了解世界。世界一直在演變之中，觀察不能停在過去，須隨時接收新資訊，調整個人對世界的認知，就是「與時俱進」。唐太宗曾說：「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近代國家的興替比古代複雜得多，而國家的發展屬社會科學，雖有很多理論，不像數理科學有絕對嚴格的邏輯支持，因此歷史事件的對照印證比雄辯滔滔的理論更近真理、更有說服力，就是要「以史為鑑」。

中國近一百多年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急劇的改變超過任何其他地方，因此觀察中國特別需要與時俱進。與時俱進看起來不辯自明，是老生常談，很多人卻做不到。以六四天安門的學運領袖為例，他們當年的熱血令人欽佩，但是很多人至今活在當年的情境裡，持續宣揚反共和西方民主，完全漠視大陸三十年來所獲得的大幅進步；類似地，長期接受反共教育的台灣人至今仍常以文化大革命、大躍進、反右等政治運動嚴厲批評中共政權，忘記了這些政治運動全都發生在四、五十年甚至更久以前，現在的大陸已經完全不一樣。觀察中國大陸顯然應該多看它近三、四十年的發展，較少關注它很早以前的歷史。

與時俱進的一個重點是要看當下的實質內涵，而不惑於文字表面。例如中國大陸一直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幾十年來，上列文字不曾改變，然而其涵義則已頗多調整。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以前是獨尊社會主義、排斥資本主義，現在則以社會主義為目標，以資本主義為手段，甚至不必也無法區別目標和手段；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以前要消滅資產階級，現在則要讓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都富起來；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以前是黨比法大，現在則是法比黨大，黨要依憲治國、依法治國；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前是獨尊馬、列、毛思想，現在則要融合馬、列、毛思想、中國傳統文化、資本主義等於一爐，以截長補短，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以史為鑑需要客觀地、全面地從歷史裡吸收教訓，並利用比較或對照的研究方法來釐清事實真相。

由於歐美先進國家都實行多黨選舉的民主制度，很多人於是認為多黨選舉式民主是現代化的必須要件，是這樣嗎？更全面地看，一般公認歐美先進國家的發展得力於三樣東西：工業革命、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多黨選舉式民主，在過去很難區別三者各自的重要性，然而中國大陸的崛起讓我們能認清三者的重要性。中國自80年代開始「改革開放」，擁抱工業化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獨缺多黨選舉式民主，竟獲得舉世無双的長期高速成長，對比中國和歐美先進國家的發展，顯示工業化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現代化的關鍵，遠比多黨選舉式民主重要，民主是好東西，但不是最重要，也不只多黨選舉一種方式。

中國大陸仍需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影響巨大又不容易回頭，特別需要以史為鑑。民主制度已經在很多國家實行，有些成功，失敗的也不少，有志於改革者應該全面檢視各國成功和失敗的例子，從歷史經驗中擇善避惡，以形成符合中國國情的政治制度，不能像某些民主支持者只空言民主的優點，總忽略民主的缺點及如何實踐民主。

歷史經驗實在功效宏大，回顧清末民初的中國，當時中國全面落後於西方先進國家，即使最頂尖的知識份子都不確知中國錯在哪裡，因此鄙夷中國傳統文化，多主張全面西化，而有所謂的「新文化運動」。時至今日，中國的快速崛起顯示其傳統文化並不落伍，甚至有許多優點，實無必要全面接受西方的文化。不是過去的知識份子不優秀，他們受限於當時的歷史經驗。

民主幾乎是人人耳熟能詳的概念，但是每個人心目中的民主可能不大一樣，這可以說很正常，因為民主概念起於古希臘時代，距今已有約兩千五百年，在這漫長歲月裡，民主概念經歷了不少改變，多年的演變自然讓民主有多個不同形象，每個人的理解不盡相同。

古希臘有許多城邦，各自實行不同的政治體制，亞理斯多德深入研究這些政治體制的差異，成為政治學的開山祖師，他依據兩個標準，統治者人數和是否以城邦的公共利益為宗旨，把政體劃分為6種主要類型：君主、貴族、共和、僭主、寡頭和民主。前3種是正體，以城邦全體公民的利益為依歸，後3種是變體，不照顧城邦全體公民的利益，例如民主政體由平民主政，只照顧平民或窮人的利益。

亞理斯多德

古希臘民主政體的實踐只有很短時間，但這樣的民主概念持續了兩千多年，偶而總會被一些思想家提出討論，思想家們幾乎都和亞理斯多德一樣，把民主視為貶詞，對民主頗有保留，認為平民缺乏治國的知識和能力而且不理性，擔心民主變成民粹，甚至成為多數暴力。

古希臘的民主跟貴族統治、菁英統治是區別開的，比較接近現代所謂的民粹，到了近代，民主的涵義被擴大，不再排除貴族統治和菁英統治，於是民主逐漸從貶詞變成了好詞。1688年英國的「光榮革命」和1776年的美國獨立被視為民主發展的里程碑，那時的英國和美國無疑屬於貴族統治和菁英統治，英國直到19世紀才有普遍的公民權，而美國到1830年代，大部份成年白人才有選舉權，到1963年黑人才有選舉權。

近代民主的興起與社會主義的興起頗有關係，因為兩者都強調平等，都支持平民大眾的權利。進入二十世紀，美國與蘇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激烈競爭，双方都提倡民主，使民主更大行其道，雖然資本主義民主與共產主義民主有些差異，由於後者更強調平等，佔據了道德的制高點，一度較有優勢。

不論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民主，民主一直講的是如何讓人民參與，有效治理國家，再把成果普遍分享給人民，可以稱為「實質民主」。

1942年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出版《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認為政治權力始終都在菁英階層當中轉讓，實質民主幾乎是空想，他因此強調「程序民主」，民主僅是產生治理者的一個過程，選舉治理者才是民主的核心。為了扭轉上述資本主義民主的不利地位，因為美國普遍實行選舉，美國完全接受了熊彼特的理論，大力推崇和推廣程序民主，即選舉式民主。隨著蘇聯共產國際的崩潰，選舉式民主成了民主的標準。

選舉式民主已經被推廣到世界大部份地方，但是成效並不好，許多二十世紀後期民主化的國家(被稱為「第三波民主化」)雖然有了民主的程序和形式，國家治理卻長期停滯不前，而「阿拉伯之春」的民主化更只有災難，顯然只有程序民主不見得能達到實質民主，民主的涵義還是需要從程序民主回到實質民主，但現代國家人口眾多，實質民主也不容易實現。

約瑟夫·熊彼特

除了電腦和相關的電子產品刻意地被設計成只有0與1的二元系統，真實世界的事物或概念幾乎都不只有0與1的兩極屬性，其屬性多半是介於0與1之間不同程度的數值，而且事物或概念更經常包含多個面像，從不同面像審視事物或概念，看到的會不一樣，因此要比較事物或概念當然需要考慮其多個面像和非二元的複雜性。

政治顯然是多面像、複雜的，政治人物為了易於宣傳、凸顯自己及打擊異己，卻習於把政治簡化為單面像及二分法，總宣傳自己是好的、正義的，而敵對者則是壞的、不義的，久而久之，民眾也多被洗腦，習慣於把政治概念簡化為單面像及二元對立，本來双方可能差異不大，卻變成兩極對立和嚴重衝突，這恐怕是世界動亂不寧的根源。

綠營打擊藍營的一個超簡化說法是「綠營愛台灣，藍營不愛台灣」。愛是複雜的心理，包含多面像，每人愛的方式都可能不同，愛的強弱程度可能不同，何能簡化二分為「愛」與「不愛」？

有些台灣人會說「台灣自由，中國大陸不自由」，可以這樣二分法嗎？現在很多大陸人到台灣旅遊，問他們，大概沒人會覺得大陸不自由。台灣人是很自由，對岸的人只要有錢、買得起，一般食衣住行育樂看起來都和台灣一樣自由(台灣人也需有錢、買得起)，有多大差別？是有點差別，例如台灣有宣傳反共的自由而對岸沒有，台灣有宣傳獨立或分裂國家的自由而對岸沒有，台灣有向國家元首扔鞋的自由(台灣國總會長王獻極向馬英九總統扔鞋被判無罪)而對岸沒有，台灣有觀看色情影片的自由而對岸沒有。台灣似乎比對岸多一點自由，差別大嗎？多那一點自由一定比較好嗎？大家都知道人不可能百分之百自由，如果人人都完全自由，就天下大亂了，很多法律都在規範或限制人的自由，自由不見得越多越好。

有些人會說「台灣民主，中國大陸不民主」，說得通嗎？很多人認為台灣有各級選舉，所以是民主。其實民主是國家由人民作主，絕不等同於選舉。即使以選舉代表民主，大陸也有基層選舉，只是沒有較高層級的選舉，因此兩岸最多只是民主程度的區別，而不是民主和不民主的區別。假使選民對候選人充分了解，選舉確能表達選民的意志，因此相當程度能實現由人民作主。台灣的選民對候選人充分了解嗎？以陳水扁、馬英九和蔡英文總統的選舉為例，他們在選前和剛當選時民調都極高，當選就任相當時間以後，民調就大幅走低，當然是施政不佳所致，卻正顯示選民在選舉時無法認清候選人的真正施政能力，選民根本不大了解候選人，選民的投票有多大意義？選民能作什麼主？全世界幾乎無一國家能達到民主的理想，何能以不民主苛責大陸？雖然其政治制度仍有改善空間。

政治顯然是多面像、複雜的，但是出於政治人物之間的競爭和國家之間的競爭，政治常被宣傳成是單面像及二元對立的，我方總是好的、正義的，而敵方則是壞的、不義的，双方都這樣宣傳，於是勢不兩立，在國內必是政黨彼此惡鬥，在國際上則是國家彼此惡鬥，世界因此永無寧日。但願世人對政治多一些了解和包容，認清政治的多面像和複雜性，這個世界才有可能獲得長遠的和解和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