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友瞿宛文是中研院退休的經濟學者，她最近出版新書《台灣的不成功轉型：民主化與經濟發展》，概述台灣從東亞四小龍的成功，轉變到近年經濟持續不振的過程，探討其經濟轉型不成功的原因，並比較台灣與南韓經濟轉型的差異。內舉不避友，筆者樂於在此簡介並推薦此書。

書中以C. Johnson的「發展型國家」理論來評估經濟發展的成敗。發展型國家理論最初被用來解釋二戰後日本的成功發展經驗，也適用於東亞四小龍中的台灣、南韓和新加坡。日本的發展型國家特色包括：採取具有發展取向、計畫式的市場經濟；以經濟民族主義為動力，獲得社會共識，立意以經濟發展來復興國家；由通產省擔任領航機構，施行產業政策來推動產業發展。

大約在1990年之前，台灣大致符合Johnson的發展型國家：採取具有發展取向、計畫式的市場經濟；以救亡圖存的「中華民族主義」為動力，獲得社會共識，立意以經濟發展來建設一個模範省以復興中華；领航機構起初不像日本通產省那麼穩定，但是經過逐步演變，形成負責執行的經濟部和擔任規畫的經建會，獲得國府高層的充分授權，有效地規畫及施行產業政策。產業政策從早期的「進口替代」後轉為「出口導向」，成功地推動了數波的產業發展，包括1950年代的紡織業、1960年代的石化業、鋼鐵業和1970年代之後的新興高科技產業。

1990年後的台灣越來越不符合Johnson的發展型國家：選舉民主的競爭使民進黨不願承認國民黨對台灣經濟的貢獻，把國府的發展型國家模式說成是僅為一黨之私的「黨國資本主義」；民進黨極力建構其「台灣民族主義」頗有進展，與中華民族主義對撞，使社會不易獲得共識，尤其在兩岸關係方面；台灣已經比較富裕，需要考慮經濟發展以外的目標，如環保、勞工、移民移工等議題，這些議題常跟政黨競爭糾纏在一起，使必須擴大的整體發展目標沒有共識；美國帶頭實行新自由主義，認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基本上不應該干預市場，對於被保護國台灣自然有吸引力。

比較台灣與南韓，「南韓因為沒有國家認同分裂的問題，故能持續推動整體經濟發展，同時也讓社會左翼能發揮制衡力量而能促進改革。而台灣的民主轉型的道路則導致國家認同的分裂因而缺乏推動整體經濟發展的動力，同時社會缺乏制衡的力量故難以推動改革。這些因素應是民主轉型之後，台灣整體表現不如南韓的主因。」台灣的物價比南韓低廉，看似可以拉平台灣較低的人均所得，「然而對於整體經濟而言，物價持續低廉反而是顯示升級困難，絕非好的徵兆。至今，台灣經濟可說已陷入一個低投資–低成長–低物價–低薪資–低預期的惡性循環中。」下表呈現台灣近年的投資占GDP的比重遠比不上南韓。

有人開經濟學家的玩笑：「10個經濟學家有11種意見。」瞿博士這本書當然僅是一家之言，但卻是言之成理，以Johnson的發展型國家理論完整解釋台灣與南韓從過去到近年的經濟發展狀況，簡明易讀，並包含很多有價值的數據圖表。探討台灣經濟的書籍一向不多，更凸顯這本書的價值。

新冠病毒爆發以後，起初說是武漢海鮮市場內的野味商店，由蝙蝠身上傳出，全國申討愛吃野味的人，要求政府立法禁止販賣野生動物，武漢海鮮市場也因此關閉消毒。

美國西方隨即炮製的「中國蝙蝠病原論」在世界大行其道。此說達到了四個目的：

1. 成功醜化了中國人，製造全球的排華運動。
2. 大肆宣傳中國政府掩飾疫情，打壓吹哨英雄，枉顧國民健康，治理能力值得懷疑。
3. 給國內慕洋犬反華公知勢力撐起了腰桿。
4. 成功掩蓋了真正的疫情發源地美國。

這些都導致了病疫災難的額外社會動盪，造成中國疫情越演越烈。

後來有人懷疑新冠病毒是人工合成的病毒，可能是武漢地區的國家P4病毒高級研究所，科學家不慎造成病毒外洩。美國共和黨參議員柯頓（Tom Cotton）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聽證會表示，病毒恐怕是從中國的武漢P4病毒實驗室流出。國內也傳出P4病毒實驗室主任王延軼，是資歷淺、能力差的80後美女，靠老公的背景上位，引起研究所研究員石正麗等人不服氣，導致實驗室內人事内鬥不斷，内部管理混亂，很容易出事。

第七屆世界軍人運動會10月18日在武漢舉行，美國派出172人的強大代表隊，更有人懷疑新冠病毒是美國人工合成的病毒，交由美國軍人代表隊來武漢施放，對中國發動生物戰。美國軍人代表隊的營區剛好在海鮮市場附近，時間地點極為巧合。

作為世界上研究SARS和MERS病毒的權威，RalphBaric實驗室早在2003年SARS疫情結束後研製出了一套用於合成SARS病毒的克隆(clone)平台，並於2013年MERS爆發時率先用此方法合成了MERS病毒的克隆，而這一技術也是隨後各大病毒改造項目所依賴的核心平台。其最大的特點就是可以根據病毒的基因序列人工構建出新型的病毒。

歐洲科學家在實驗室重組出新冠病毒並啟動，歐洲科學家利用反向遺傳學技術在實驗室重組出新冠病毒。各國科學家，包括中國、美國、印度、日本、歐洲，紛紛指控新冠病毒基因遭到人工重組，非自然演化而成，意即這是發生在中國的人工生化武器。

《信傳媒》持續報導新冠病毒非自然形成，引證是舟山蝙蝠病毒可以合成。印度學者發表新冠病毒被植入愛滋病毒一部分基因，到最近美國生物基因分析專家里昂斯維勒（James Lyons-Weiler）說，新冠病毒基因被植入奇怪的元素，有人造技術的痕跡，不可能存在於任何地方的野生動物體內，他確定這個特別的病毒來自於實驗室。

2月14日，美國疾控中心CDC表示，他們將在洛杉磯、三藩市、西雅圖、芝加哥和紐約市的公共衛生實驗室開始對患有流感疾病的個人進行新型冠狀病毒檢測。這証明美國對於這個冬天死亡嚴重的流感從未驚覺，毫無防衛措施。

日本共同通信社2月17日，報導一位日本的醫學家筒井富美尖銳的指出，美國自從2019年冬季起流感猖獗，有3000萬人感染，25萬人住院，16000人死亡，但是美國的疾病中心CDC一律視為普通流感病毒，從未做過新冠病毒檢測，所以很有可能新冠病毒早已在美國流行，只是無人知曉，毫無防衛措施，因而感染全世界。

中國科學院提出最新的研究發現新冠病毒有不同世代，在中國武漢僅僅發現許多H1世代，在廣東發現一例H3世代，在世界各國日本、韓國、伊朗、義大利發現的世代H3和中國無關，日本發現H52、H53，病源來自夏威夷，美国不但發現H35，而且發現完整的五個世代。新冠病毒的源頭指向美國，禍害世界，已經愈來愈明確。

結論

新冠病毒的源頭不是蝙蝠，不是野味，不是武漢，中國是受害國。中國科學院院士鍾南山作出同樣結論。

中國武漢首先發現新型的新冠病毒，疫情嚴重，全國首先發動抗疫機制，轟動世界，美國率領世界輿論進行污蔑中國的排華運動，非但毫無援助，更落井下石，圍堵中國。

日本首先揭發，美國從2019年冬季起流感猖獗，有3000萬人感染，25萬人住院，16000人死亡，醫療輕忽，從未做過新冠病毒檢測，極可能新冠病毒的發源地，早已在美國流行，只是毫無防衛措施，因而感染全世界。現在漸成定論。

美國曾經是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發源地，但是污蔑西班牙，因而取名西班牙流感害死全球5000萬到一億人。
美國曾經是2009年H1N1豬流感的發源地，但是污蔑源自墨西哥，豬流感害死全球30萬人。
這次美國最可能是新冠病毒的發源地，卻污蔑中國，落井下石。
美國是最善於禍害世界卻污蔑他國，推卸責任，沒有防疫能力的國家。

至於說新冠病毒是人工合成的美國對華生物戰，值得懷疑但無證據，中國必須加強生物戰病毒細菌的研究，防範未來極有可能的生物戰爭。

我居美幾十年，這是我十幾年前看到的美國真實新聞。

一個美國黑人來北京留學，愛上一個中國女生，兩人結婚回到四川偏僻鄉村，女生在小學當老師，黑人就幫岳家務農，岳家發現這個黑人力氣大能幹重活，會修農業機械、腳踏車、摩托車、電器家俱，而且謙卑好使，後來在小學兼教英語、唱美國歌，贏得全村喜歡。（我看過他騎腳踏車，後載十幾尺高的稻稈，在田間羊腸小道行車自由的畫面，如同本地農民，可惜畫面沒有留存）

這個黑人是知識份子，秉性純樸和睦無爭，痛恨美國社會歧視黑人，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物質生活的競爭搶奪。他發現中國的大都市也一樣，來到四川偏鄉，發現村民對他視若家人沒有歧視，正是他的桃花源鄉，就決定待下來，終其一生。

三、五年過去，美國家鄉的父母因為音訊全無，十分擔心，就報到美國國務院及大使館，尋找失蹤留學生，美國大使館發現黑人的簽證居留早已過期，失去音訊多年，就拜託中國公安部調查，從他的結婚證書資料，終於追查到這個四川偏鄉，大使館官員會同中國公安官員找到黑人，要起訴他非法居留，遣送美國。

但是黑人有婚姻關係，而且黑人自己有強烈意願要留下來，全村的人也要他留下來，那位土村長土警察也說不管什麼鳥簽證過期、非法居留，村子不差一張床一雙筷，村長及警察說我們讓他住這裡干你們北京的大機關大官人什麼事。

後來好像決定要黑人寫封信给美國父母家人報平安，中國公安给他長期居留簽證，美國大使館官員交差了事，失蹤人口化為無事，讓黑人在此居留。故事相當感人，只是沒有隨後的跟蹤報導。中國人有寬厚的包容性，美國鄉間會容納這樣的外國人嗎？絕無可能。

如果一個華人住到美國鄉下，第二天晚上可能就被三K黨用槍打死了。以前我看過一個「推廣鄉村生活的組織」開世界年會，各國代表介紹自己國家鄉村生活的美麗純樸，歡迎大家來旅遊。最後美國代表說，你們來美國千萬不要去美國鄉下，會被槍殺。

最近幾天，新冠肺炎的疫情已經從中國大陸蔓延到全世界，南韓的確診病例超過3500，義大利的確診病例超過1100，日本的確診病例超過900，而伊朗很可能被低估的病例數也達到600。上述國家在地球村裡都有相當重要性，疫情從這些國家幅射到所有其他國家幾乎難以避免，只是時間的早晚問題，而各國疫情的嚴重程度將考驗各國政府的防疫能耐。

新冠肺炎的疫情起於去年12月的湖北武漢，先蔓延到大陸全境，再蔓延到全世界。武漢和湖北起初對病毒完全不了解，或許也有些隱瞞疫情，因此成為疫情最嚴重的重災區。當疫情擴散到大陸其他省市，人們對病毒和疫情已有相當了解和防衛，因此其他省市的疫情遠比武漢和湖北輕微。疫情發展至今，世界各國理應對病毒和疫情已有更多的了解和防衛，然而疫情在各國擴散的迅猛程度似乎明顯超過日前疫情在大陸湖北之外的擴散。以此觀之，世界各國的防疫能耐多半比不上中國大陸。

大陸控制疫情的主要措施是對武漢和湖北部份城市的「硬封城」(參見《大陸封城抗疫 對不對？》)，延遲春節後的復工，並嚴格限制居民的行動自由，不經審核不得擅自進出小區（社區），更不得離城出行。硬封城損害經濟、民生和自由，卻能有效地防止疫情的對內、對外擴散，大幅減緩了武漢和湖北疫情向大陸其他省市的蔓延。疫情最嚴重的武漢和湖北硬封城，犧牲自己以拯救大陸其他省市，讓我想到安史之亂時，張巡和許遠死守睢陽，犧牲自己而保衛了唐朝的江南富庶地區，都是很大的功勞。而大陸其他省市疫情稍緩，就投入大量資源，極力支援武漢和湖北的防疫工作。這樣以一地的犧牲，換得全國的拯救，再以全國的資源拯救一地，顯示了大陸的制度優越性，是其他國家幾乎做不到的。

大陸爆發新冠肺炎疫情，讓一些台獨和反中人士幸災樂禍，以為大陸經濟將會遭受重挫。現在看來，大陸的經濟成長是會挫低，但是疫情蔓延全球，全球經濟都會走弱，已顯示於全球股市的暴跌，而大陸防控疫情的能力似乎優於其他國家，因此大陸經濟受損的程度很可能還少於其他國家，換言之，大陸仍保有其相對的經濟發展優勢，而台獨和反中人士又要失望了。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會嚴重到什麼程度還無法預料，將考驗各國政府的防疫能耐。原來受疫情損害最重的中國大陸，以武漢和湖北的犧牲，換得全國的拯救，顯示其防控疫情的能力相當優異，而頗能減少其整體經濟損傷。目前大陸的疫情已經大致獲得控制，而大陸之外的全球疫情正在加溫，展望未來，大陸似乎已經奮力通過暴風圈而將否極泰來(當然仍須小心疫情反覆)，而其他國家卻剛進入暴風圈而仍前途未卜。

看到韓國新天地教會的活動，也想到國內妙禪信徒聚會的一些剪影，令人諸多感慨！

人到世間一趟，到底為的是什麼？為什麼那麼多人要在宗教或神靈的信仰中，尋找依靠或安慰？為什麼人不能在自我人格、道德及智慧的淬鍊中得到心安或自肯！

這是為什麼我從大學時代受過洗禮的教徒，愛讀尼采、專研五術、再入佛海，
最後定於一句佛號的生命歷程！

因為佛法不是教你迷信、教你拜偶像，而是教你如何層層打破一切迷障，從外相到內心！讓你通體明透、不囿一法、亦不捨一法！得到身心的全然自由，即真正的解脫！而解脫也決不是毫無作為！

是不盡有為、不住無為！

自在地融入整個法界，無自無他、無始無終、納須彌於芥子！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浩浩乎凌虛御空而不知其所止！藹藹乎澍甘露霖法雨潤乎無窮！這才是生命的境界！

許多年來我以維摩居士為榜樣、為明燈，以《維摩詰經》「菩薩行品」為自我實現、自我完成、自我惕勵的法雨！我不希望自己有任何依靠，所以很多年了，不再祈求，不再祈求我那如母的觀音！因為我不能是弱者！一切法、一切菩薩，只能是那指月的手指！而自我完成、不能有任何依靠，那是永恆的自性之光，只靠你自己去發現、去成就！

希望所有生命，都能走出自己的光彩，不粘不著、燈燈無盡！

……….阿彌陀佛

說到台灣人的皇民化，這是一個籠統而不正確的說法，因為日本統治五十年後，被皇民化的只是台灣光復時年輕的一代，如李登輝、蔡潔生(蔡英文的老爸)那代人而已。

「台獨史觀」的開山祖師爺、台獨運動的元老史明，親身經歷過二二八的「革命起義」之後，就覺察出他自己這一代與他父祖輩的台灣人，在國家民族的認同上有著截然分明的差距。史明發現台灣人對二二八「大革命」之所以沒有群起響應，僅是年輕一代的學生和舊日的台籍皇軍在「起義」，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年長的台灣人心中依舊抱著殘存的中國情結，以至於未能振作起來與年輕人共同結合，加入「打阿山」的「革命起義」，使得青年人勢單力孤，致使二二八悲慘失敗。於是史明痛責老一輩的人內心的中國情結，說他們「死硬地拘泥著已成歷史木乃伊的血統關係，曲意畫成中國為祖國的幻想，並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台灣作家黃春明曾敘述他小時，當他家從收音機聽到日本天皇的「玉音」宣布日本戰敗時，他的阿爸當場傷心的哭了起來，黃春明的袓父很不解地問黃春明的阿爸說：「是我們打贏了，你哭甚麼？」，兩代人國家觀念的差距已是全然相反。

在台灣光復後不久，台灣愛國作家鍾理和就記述過他在北平時，在報上看到一個叫作張四光的台灣人發表了一篇題為「台灣人的國家觀念」的文章，指出「台灣二、三十歲以下的青年是沒有國家觀念的人」，對這種情形鍾理和亦覺十分感嘆唏噓。

總的說來，許多台灣青年的祖國觀念薄弱無根，不少人是對失去日本統治感到如喪考妣，難過無比，光復時熱情歡迎祖國的實際上僅是台灣老一輩的人。通觀世界殖民史，只要統治上了軌道的殖民政府稍加懷柔，就會起著同化作用的效果，然而何以同樣受日本殖民，韓國的青年卻沒有像台灣青年這樣徹底的皇民化？二戰後有位台籍皇軍就述說道：「日本戰敗，台灣隊員都與日本人同樣流下悔恨的淚水。沒想到朝鮮隊員…，甚至毆打日本人…，以戰勝國國民的姿態仗勢欺人。」

與台灣不同，日本統治韓國時，韓國人還有韓國本國史的歷史課，保持了所有韓國人的民族意識。而台灣人受日本統治時，並未讀到完整的中國史，台灣青年對中國的認識不但是一知半解，而且任由日本統治者醜化和污衊，心靈和意識完全是單方面受日本教育的灌輸和洗腦下長大。

因此，對韓國人來講，認同日本就是等於拋棄自身的民族尊嚴和驕傲，自甘低賤地向日本曲膝臣服作亡國奴。而台灣人卻有衰亂落後的祖國作為唾棄的對象，自身像是處於第三者的地位，在中國和日本之間作出選擇，認同日本即是等於去舊迎新、登高遠卑，民族尊嚴和驕傲由是於焉而得，於是皇民化就成功地教育了台灣青年會鄙視仇視自己的祖國，以作日本人為榮。

台灣青年的皇民化很像日本「脫亞入歐」的再版，日本的脫亞入歐的成功，就是因為中國文化並非日本的固有文化，中西文化對日本人來說都是外來文化，他們只是第三者，只需作出擇優去劣的選擇而已。「脫亞入歐」的發起人福澤諭吉，在十四、五歲不解事的少年時期學了幾年漢學，十九歲後就潛心西學，他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可說只是皮毛。他對儒家政治上的民本理想，個人道德上的人本根源，根本未入堂奧，對中國文化自然也就棄如敝屣了。

福澤說「中國的儒家教旨號稱『仁義禮智』，只不過是徹頭徹尾的虛飾外表的東西。實際上豈止是沒有真理原則的知識和見識，宛如一個連道德都到了毫無廉恥的地步，卻還傲然不知自省的人」。福澤從中國的負面現象以偏概全，對中國的人種、文化、思想作出全然惡質的評價，最後得出「凡是有支那色彩的東西都應該摒棄」的主張。

福澤諭吉對中國的觀點，正就是皇民化的台灣青年所接受的核心思想，尤其是受過中學以上日本教育的台灣人，在長久的薰陶下，更是根深蒂固。而這種全盤徹底否定與詆毀被殖民者的文化和傳統的作法，日本在韓國是不敢做也做不到的，這在世界殖民史上也是獨一無二，這就是台、韓皇民化的不同之處。

當時青年是在日本統治完全穩固之後成長的一代，並未親身體驗日本統治初期殘酷的一面，他們對中國的認識是一片空白，而任由日本統治者塗上圖案和色彩，連自己的台灣抗日先人都視之為「土匪」，心靈和意識都是單方面在日本教育的灌輸下長大，日本的強盛進步和中國的衰亂落後更是眼前的事實，自然也就形成這些青少年崇拜日本，鄙棄中華的價值觀。

二戰的前期日本在各地戰場節節勝利，國威如日中天，更使得這些青少年慕效憧憬的少艾心靈感到仰慕和嚮往，陶醉在大日本帝國雄霸天下的美夢中。為了能夠擺脫自己「支那人」的劣等地位，他們競相響應皇民化，熱衷於成為日本人的「皇民煉成」。日本在二戰敗於美國並非敗於中國，戰後日本的迅速復興，更驗證了日本的優秀和堅強，以至於直到今日，這代人仍然陷於感性積累的崇日死結而不知自解。

與同一代的中國人對中國的衰亂落後引以為恥，奮發圖強追求民族復興的心態不同，李登輝、蔡潔生這一代的多數台灣人，對中國的衰亂落後也引以為恥，然而卻是鄙夷唾棄，決心一意切斷與中國的民族關聯。

比起「斯德哥爾摩症」的心理轉變，皇民化猶有過之，是傳說中人類小孩被狼群餵養長大的「狼孩」的真實例子，當時青年就是日本的皇民教育所教導出來的認狼為父，反噬同類的狼崽。在祖國大陸飽受日本侵占蹂躪之時，他們還積極響應日本的「膺懲暴支(那)」「替天征討不義之徒」，在中國耀武揚威，與日本人同惡相濟。每當日本在中國的戰事取得勝利，台灣的學生是要敲鑼打鼓，遊行慶祝的。

光復後國民黨在財政上捉襟見肘的統治，以及台灣人與大陸人因習性不同的磨擦，更使得原本就是心不甘情不願回歸中國的這些皇民青年的反華心理火上加油，二二八事件就是出自皇民情結而爆發出來。繼之而起的台獨再編造出「日本殖民統治的德政」、「二二八大屠殺」、「國民黨是殘害台灣人的政權」、「台灣四百年來追求獨立自主的意識」，這些竄改史實、顛倒是非的「佐證」，以說明台灣人理該應當媚日仇華，就是現在台獨史觀的內容、文化台獨的本質、「天然獨」的思想養份。

至於「反共」，是屬於大陸以外一般華人的共同心理，這是鑑於毛共殘民以逞、倒行逆施的極權暴政所導致。台獨別有用心，將之引申為中國文化是低劣殘暴的證明，反共是台獨反中的附加理由，媚日仇華才是台獨思想的主根。大陸人跟台獨說破了嘴，告訴台獨現在的中共已經是如何如何的轉變，都不會讓台獨改變反中的立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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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日本當局在皇民化運動中開啟「內台一如」(日本內地與台灣一樣)、「皇民煉成」之門，宣傳只要人人自我 「煉成、精進」，就可以鍛造成為「真正的日本人」。

註2：
以前台灣稱大陸是唐山，是以光復之後台灣稱呼大陸人為「阿山」，現在改稱「阿陸」。

註3：
共產黨在二二八是隨後跟風，而且主要是日本那一派系的共產黨，順勢組成了「二七部隊」，僅在台中的局部山區軋了一角，對全局而言只是小配角，二二八與中共無關。

綠營為了貶低國民黨對台灣的貢獻，總極力美化過去日本對台灣的統治，把台灣的工業化和經濟發展大半歸功於日本殖民台灣時所打下的基礎。好像日本特別善待台灣，優於其他殖民者對待其殖民地。是這樣嗎？

日據時期，台灣的經濟如何？經濟問題複雜而專業，一般人不易看穿綠營對台灣殖民地經濟的美化，所幸中研院經濟學者瞿宛文在其新書《台灣的不成功轉型：民主化與經濟發展》中，以一張圖清楚呈現了台灣經濟從日據時期到光復後工業化的梗概。

上圖呈現了1897年至1970年在台灣總出口中，米與糖所占的比例。自1900年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逐漸穩定，糖的出口就穩定攀升，1910年之後，糖的出口占比達到60%以上，而米與糖的占比和達到70%以上。後因為日本侵華戰爭的影響，米與糖的占比和稍有下降，但仍超過55%，直到1945年台灣光復。光復初期，米與糖的占比和又超過70%，直到1955年之後，台灣快速工業化，米與糖在總出口中的占比於是逐年下降，到1970年，台灣幾乎不再出口米與糖了。

日據時期和光復初期，台灣出口大量的米與糖(日據時期出口到日本，光復初期銷售到中國大陸)，是典型的「殖民地經濟」。有關殖民的研究早已確認，殖民者普遍主導及利用殖民地提供殖民者或西方市場上所需要的自然資源，包括能源、礦產和農產品等，就是所謂的大宗商品。殖民地因此普遍很依賴大宗商品市場，成為殖民地經濟的典型特徵。日據時期和光復初期的台灣出口大量農產品，完全符合這樣的特徵，也確證了日本殖民台灣所實行的「農業台灣，工業日本」政策。

殖民地經濟很依賴大宗商品市場，絕不是好事。由於氣候變化、市場供需狀況的改變等因素都可能影響大宗商品的價格，大宗商品的價格常有較大波動。當大宗商品的價格大幅走低時，就很可能嚴重損害殖民地的經濟和民生，甚至導致社會和政治動盪。這種現象在今日的中東和拉丁美洲仍常發生，一些國家雖早已從其殖民母國獨立，但是仍持續其殖民地經濟模式，當某些大宗商品的價格大幅走低，就很可能造成這些國家的經濟危機。

從台灣歷年的出口數據，可以清楚看出日本殖民台灣就是實行「農業台灣，工業日本」的政策，使台灣形成典型的殖民地經濟，與其他殖民者對待其殖民地並無本質上的不同。日本就像其他殖民者一樣，也會為了本身利益，偶而對其殖民地做些好事或建設，台灣人實在沒理由因此而刻意美化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台灣人應該慶幸台灣光復後不久，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就迅速工業化，讓台灣脫離了殖民地經濟，而很多中東和拉丁美洲國家至今都做不到呢！

蔣勳已經不再如日中天了，余秋雨沒看他出新書了。我覺得江郎才盡不是悲劇，而是人間常態，除非你大才細放、持久終身，但是細放沒有名利，你要另有謀生的本事。

十年前聽易中天講三國，極盡享受時，第一次看到于丹講《論語》，還買來CD，仔細聆聽，于丹教授兼具美麗及言談，真是紅極一時。但是我相信江郎才盡的道理適用到每一個人，記得李敖後來出的書幾乎就是從他以前的著作裡挑來翻去的湊成一本一本，只為了多賺點錢，即使我懍於他的聲望，也在失望兩三次以後不再買他的書了。

好像易中天有相當歷史、文學、藝術、美學…..的才華，除了講三國之外，他還講《文心雕龍》、美學思想、漢代風雲人物、先秦諸子百家爭鳴。江郎才盡後，在講壇偶而被人挑戰，從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退休，2013年隱居江南某鎮，潛心寫作《易中天中華史》（類似中國通史，但包括一點歐洲）。回歸平淡，晚景不錯，現已73歲。

于丹和易中天不同，她把自己放在兼具學者和明星的地位，講解《論語》暴紅之後，再講《莊子》，再講《遊園驚夢》（崑曲），後來變成指導人生的導師地位，以孝敬、智慧、誠信、學習、治世等方面為題，演講各地，終於露出善於言辭包裝，缺乏學識實力的弱點。在一次遠赴倫敦的講學，過度要求明星級的食宿，指責隨行的生活、翻譯等服務人員，引起隨員離去，拒絕為于丹工作，稱為倫敦事件。2012年一次在北大談崑曲，因為見解淺薄，嚴重低估北大學生的程度，被觀眾轟下講台，然後再掀風波，被迫卸任北師大黨委書記的職務。于丹55歲，目前做一些教學及策劃的工作，回歸平淡。

總之，江郎才盡不是悲劇，而是人間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