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時間主張頒佈《國家統一法》的聲音越來越響亮了。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兩岸分治已長達七十年了。2005年大陸頒布《反分裂國家法》不久，筆者曾不憚簡陋，寫了一篇闡述該法內容的拙文。轉眼間已過去十五年了。

一般人認為，《反分裂國家法》是一部被動的法律，旨在「反獨」，而非「促統」。只要台獨分子沒有具體實施台獨的步驟，就奈何不了他們。而台獨分子也看準了這點，狡猾地游走於台獨的邊緣地帶，而沒有觸及核心，也就是沒有踩到導致「武統」的紅線。那麼「武統」的紅線又劃在哪裡呢？其實這在《反分裂國家法》第八條中已有明確規定。請容筆者將該條文內容複述一遍，幫助大家記憶：

「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有發生將會導致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自從《反分裂國家法》頒佈以來，經常有人提出疑問，為什麼是《反分裂法》，而不是《統一法》呢？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兩岸在主權上本就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並不曾分裂。分裂的只是「治權」的部分，而主權的部分是完整無缺的。2014年習近平主席在接見臺灣訪問團時也曾說道，「兩岸雖尚未統一，但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也不能改變。兩岸沒有主權的分裂，只有治權的分裂」。

質言之，這就如同有人將其房屋的一部分，租賃給別人使用，此時承租人對該租賃標的物即取得管理和使用的權利。任何人，包括房東，均不得加以干涉，否則即將構成侵犯居住權的違法行為。雖然如此，但房東並沒有因此而喪失其對該標的物的主權。當然這並不完全適用於大陸與臺灣的關係，筆者只是想藉此說明，治權的分離並不會影響主權的統一。

《反分裂法》表面上看起來是消極被動的，其實含有積極主動的一面。尤其實施非和平方式捍衛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的第三種情況，即「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此一情況的是否已出現，其裁量與認定權完全操之在大陸一方，台獨對此並無任何置喙餘地。

今日大陸與臺灣在治權上分裂，並非兩岸中國人所願。1949年國共內戰，形成隔海對峙，本應是過度現象。要不臺灣反攻大陸，要不大陸解放臺灣，中國都不會發生治權長期分裂的狀況。這是外力干涉所致。而任何一方謀求統一的行動都是完全合法的，無需法律的依據。因中國人、外國人都知道，兩岸本是一個國家。而謀求國家統一本就是天經地義之事，古今中外無不如此。中國歷朝歷代的更替，除外族入侵外，誰會懷疑其合法性呢？

今日國家無法統一，並非缺少一部《統一法》。憲法、國際公法、建交公報等都可作為依據。我們缺少的只是「統一的實力」。因此我們要致力的並非立法，而是加速提升國力，尤其是必須在綜合國力上，超越阻止兩岸統一的美國霸權主義者。

一旦頒佈《國家統一法》，我們反將自縛手腳，成為台獨與反華勢力嘲諷挑戰的對象，除非我們確已具備明天就實施「武統」的實力。而即使有此實力，也無需大張旗鼓，通過立法程序大肆宣揚。而是應看準時機，出其不意、趁其不備地放手一搏。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中國大陸雖然國土廣大，其領土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特性卻不優越。主要在兩方面：大部份領土居於內陸，而只有東邊面臨海洋，及平均海拔高達4500米的青藏高原占了國土的約四分之一。內陸加上高原的經濟發展，比沿海地區困難得多，是中國的先天劣勢。

世界自「地理大發現」之後，海運和海權愈來愈重要，歐美列強就是以海運和海權殖民全球。現代雖然不再是殖民世紀，海運仍然比陸運有優勢。陸運總是點對點，而且需要先築路，公路或鐵路；而跨國陸運更必須要通過的國家同意才行。海運完全沒有這些陸運的限制或要求，一個沿海城市因此可以以通過公海上的海運連接任何另一個(可能遙遠的)沿海城市，而完成双邊的商業交易。海運比陸運有優勢，因此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總比內陸地區有很大優勢。這是大陸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與台灣差不多，而大幅優於大陸內陸地區的根本原因。

青藏高原比一般內陸地區更難發展經濟。青藏高原海拔高、氧氣稀薄，有些人上去會罹患高山症；而高原寒冷，一年裡時常大半年被冰雪覆蓋，使傳統的農牧業都不易發展。此外，冰雪長年覆蓋形成所謂的凍土，使鐵路建設非常困難。

中國大陸的地理劣勢對比美國和印度即很明瞭。美國東、西兩邊都面臨大洋，因此東、西兩岸都有沿海地區，都能獲得海運之利；而其內陸地區不像中國的內陸地區距離海岸那樣遙遠。印度是一個大半島，三面都臨海，比美國更有海洋之利。美國和印度境內都有高山高原，但是不像中國的青藏高原那樣廣大、高海拔。

大陸有先天的地理劣勢，不能怨天尤人，只能更加努力建設其公路網、鐵路網，尤其鐵路網(鐵路貨運較公路有優勢)。大陸至今已完成其「八縱八橫」鐵路網的大部份，充分連接其內陸地區與沿海地區，於是能以沿海地區的發達經濟拉動內陸地區的經濟發展。即使偏遠高海拔的青藏高原，大陸耗費52年之久，終於在2007年完成連接西寧和拉薩的青藏鐵路，使青藏高原也連上鐵路網。而另外一條進入青藏高原的川藏鐵路已在建構中。

除了全面覆蓋的鐵路網，中國大陸也以「一帶一路」支持其內陸地區，尤其邊疆地區，的發展。大陸的邊疆地區，如黑龍江、新疆、雲南等，都距離沿海遙遠，而其鄰近的外國地區普遍經濟落後，很不利邊疆地區的發展。大陸因此以「一帶一路」投資協助鄰國的基礎建設，使鄰國和邊疆地區能夠同時一起發展，對邊疆地區有很大助益。

大陸的廣大內陸和青藏高原是其地理劣勢，使內陸地區的發展落後於沿海地區。所幸大陸已完成全面覆蓋的鐵路網，連接其內陸地區與沿海地區，並以「一帶一路」支持其邊疆地區的發展，這些看來足以克服大陸的地理劣勢，使內陸地區持續發展進步，而逐漸拉近內陸地區與沿海地區的發展差距。

台灣目前的經濟民生仍優於大陸的平均狀況，讓部份台灣人自大自負。殊不知台灣的領先源於海島的先天海運優勢，而不是台灣人的秉賦、文化等。台灣人真需要多一些自知之明，客觀及謙虛看待大陸的崛起。

最近看看佛教史，很有意思。佛教僧侶何時開始食素而戒除酒肉？這是一個佛教史上的問題，說法有幾種。最靠譜的一種說法是，梁武帝下詔天下僧侶「制斷酒肉」。因為梁武帝在佛教界地位崇高，甚至被追認為十八羅漢之一轉世，尤其推崇淨土宗，他的詔令有很大的影響力，很快在南朝被普遍遵行無誤。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中國的佛教早期來自西域而非印度本土，所以來華弘法的大多是西域各國的僧人。在西域，若堅決不吃肉，那大概只剩下沙漠裡面的沙子可以吃了。所以，早期中國的僧侶並非素食。後來，因為中國是農業國家，加上多數的百姓平常沒有多少肉可以吃，都以素食為主，所以才會有了佛教僧侶可以全面素食的土壤。

但是北方的僧侶，當時還在鮮卑朝廷統治下的華北、西北地區呢？基本上仍是可以肉食的。中國佛教僧侶還要經過幾度的辯證、融合，甚至教義的折衝，而且禪宗與淨土宗幾位大師都是南方人，如慧能等，使得北派佛教漸漸不如南派，最終使得素食成為佛教的基本戒律之一。所以最早要到接近五代十國時期，素食戒律才算是真正完成，而這已經距離梁武帝時期超過500年了。

不過史料證明，其他地區的僧侶，包括西域以及後來的西夏、吐蕃…..等廣大的地區，並未如中原一樣奉行素食。歸根結柢，還是上述的環境因素吧。

最近筆者看早期佛教在印度的情況就很有趣。釋迦摩尼佛祖行遍印度次大陸，帶領僧團弘法，中間歷經艱險。其中最大的一次挑戰，是他的堂弟，阿難尊者的哥哥，提婆達多的挑戰。提婆達多以聰明善謀著稱，並且與佛祖發生了很大的分歧，甚至幾度想要殺害佛祖。他另組僧團，並且公開質疑與挑戰佛祖。他另行公布自己僧團的戒律，其中一項就是不食魚、肉，理由就是不忍殺生，類似今天的慈悲為懷。而佛祖在與其辯論時，是明確反對這一項的，因為佛祖認為百姓所吃的，僧侶也該吃，否則又將要如何到民間弘法？

提婆達多這一派後來以佛教異端的姿態一直存在，直到盛唐時期三藏到天竺取經之時都還存在，在三藏的《大唐西域記》中有記載，並且稱信徒不算少。此時距離佛陀的時代，已經超過1200年之譜，可見其勢力著實不容小覷。

結果，素食這項早期經過佛祖認證的異端教義，竟然在中國的佛教成為正宗戒律。這證明了，宗教不但隨著時間推移而改變，也會因為環境而發生教義與解釋上的變化。…..這，真是太有意思了。

孫中山先生在對革命實踐的論述中，把人分成三類，即先知先覺革命家，後知後覺宣傳家，以及不知不覺實行家。國民黨中稱得上是先知先覺者，大概只有孫中山先生一人當之無愧了。其餘的追隨者不論多偉大，都只能算是後知後覺的宣傳家。例如臺灣人十分敬佩的林覺民烈士，以及原屬光復會，後加入同盟會的秋瑾烈士等，都屬於此一分類。

而當中國革命從舊民主主義轉入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後，此階段稱得上是先知先覺者，應首推最早把馬克思主義介紹到中國來的李大釗、陳獨秀了。但中共對二者的評價是有區別的。原因是，後者1927年後由於理念不同，尤其是在對國民黨態度上看法差異，而與黨漸行漸遠，甚至1929年還被開除了黨籍。

國民黨先烈中，秋瑾是令筆者印象最深刻，最敬佩的人。她是生於福建的浙江紹興人。大約三年前，筆者去紹興遊玩時，還曾經過她壯烈犧牲的牌樓。大陸對秋瑾十分崇敬，除了在紹興其犧牲處立有碑文外，杭州西湖邊還有她的大理石雕像。她是中國提倡女權的第一人，生在那個時代，能有此思想實在太了不起，太偉大了。婦女若無法取得與男性平等的地位，中國只解放了一半。

誰都希望自己能做個先知先覺者，但就革命而言，我們出生的年代只能做個後知後覺的宣傳家了。而且既不是民主革命，也不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宣傳家，而是中國和平統一的宣傳家。凡是1970年後陸續參加到保釣運動，以及後續的中國和平統一運動中來的人，不論加入的先後秩序，時間的長短，都不愧擁有此一稱謂。

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需要代代星火相傳，持續努力，才不至使前人的犧牲奮鬥付諸流水。因此今日的中國和平統一運動，與孫中山先生創導的民主革命，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及社會主義革命都是一脈相承的，並無價值上的差異。一個真正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信仰者、實踐者，就不可能反對後續的社會主義革命，以及今日的中國和平統一運動了。

中國和平統一的能否實現，關係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能否實現，是當代全體中國人必須共同努力奮鬥的目標。遺憾的是，1945年抗戰勝利後不久，國共間即爆發了內戰。1949年國民黨敗退臺灣後，由於手中仍掌握了制海、制空權，集結福建前沿的解放軍，在1949年10月登陸金門（古寧頭戰役）失敗後，就未再試圖渡海。1950年6月朝鮮戰爭（韓戰）爆發，美國遂派遣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兩岸統一終未實現。兩岸對峙的格局成了中國的軟肋，國際反華勢力動輒藉此進行敲詐，「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成了揮之不去的陰影。為著維持法理上的一個中國，我們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做個後知後覺的宣傳家，我們此時正應發揮宣傳的功能。讓大家知道，兩岸的統一關係到中華民族千秋萬世的成敗榮辱。上對祖宗、下對子孫，我們都義不容辭地需為此拼搏，哪怕付出生命的代價。台獨也好，獨台也好，支撐他們反統立場的並非什麼理念，而只是為著維護一點個人的既得利益罷了。他們鼠目寸光，看不到兩岸統一後，將為臺灣帶來的巨大利益 。這個利益不只是屬於少數特權階級，而是屬於廣大臺灣人民，甚至是整個中華民族的。                     

美國、日本、印度、澳洲劃成對中國的菱形包圍圈，名為印太聯盟，這兩年鑼鼓喧天，甚至台灣都非常興奮，自告奮勇的數次希望加入印太聯盟。

【節節敗退】

如果日本、流球、台灣、菲律賓、婆羅州組成的第一島鏈，就足以封鎖中國，為什麼需要退到日本、馬里亞納、關島、新幾內亞組構成的第二島鏈？如果歐巴馬的重返亞太戰略就足以封鎖中國，為什麼需要後退到印度洋，組建印太聯盟菱形包圍中國？第二島鏈、印太聯盟已經說明了紙包不住火，需要後退到更大範圍的區域來圍堵中國。

【包不住火】

2008年歐巴馬的重返亞太戰略就想移轉並集結美國的海空軍力量，重返亞洲太平洋地區，威懾中國，把中國鎮鎖在第一島鏈之內，保持太平洋是美國內湖的狀態，拒絕了習近平的呼籲，浩瀚的太平洋足以容納中美兩個國家。

但是中國的海空軍快速強大，進出日本、琉球、台灣、菲律賓構成的第一島鏈，中國的戰機、戰艦、濳艦從琉球群島之間的宮古海峽頻頻進出，從台灣、菲律賓之間的巴士海峽頻頻進出，在第一島鏈後方的太平洋上頻頻演習，已經習以為常。

當中國強大以後，他的戰機、戰艦、濳艦續航力、巡航力、戰鬥力都足以進出第一島鏈，日本、台灣、菲律賓、美國有力量阻擋嗎？敢開火嗎？他們只敢派軍機監視隨飛。中國的戰機、戰艦、濳艦不但突破第一島鏈，而且經常在逼近關島海域演練，然後大搖大擺的穿越第一島鏈回到中國。並且中國的導彈飛彈都足以有效打擊摧毀第一島鏈上重要的美軍基地，如橫須賀基地、佐世保基地、嘉手納基地。這就是紙包不住火的現象。

【第二島鏈】

第一島鏈紙包不住火，美國節節後退，再組由日本、馬里亞納、關島、新幾內亞，劃成第二島鏈，不少的美國的海空軍力量逐漸退駐關島，同時擴大重建關島基地的規模，避免第一島鏈的軍事基地受到中國的攻擊，以策安全。目前中國海空軍愈來愈頻繁的巡邏演練活動，更是經常在第二島鏈內進行，逼近第二島鏈。焦慮的美國於是再勾劃出第三島鏈。

【第三島鏈】

第三島鏈是從第二島鏈再往後退縮，希望從阿留申群島、夏威夷、紐西蘭、澳大利亞劃成第三島鏈，把中國圍堵在太平洋的西半部遼闊的汪洋海域內。隨著中國愈來愈強大，中國海空軍的蹤跡出現在太平洋上愈來愈靠近夏威夷，而且中國的戰艦、濳艦經常穿越印度洋，來到紅海亞丁灣保護國際商船隊，打撃索馬利亞海盜。中國海空軍的蹤跡又讓歐美國家，尤其是美國憂心忡忡。

【印太聯盟】

所謂印太聯盟就是美國拉攏日本、澳大利亞、印度三個國家，形成一個由日本、夏威夷、澳大利亞、印度連成的菱形包圍圈，其實是把第三島鏈延長，穿過澳大利亞，再連結到印度，並以美國在印度洋的迪亞哥加西亞島（Diego Garcia）的重要軍事基地，作為這一線海空軍的後援基地。除了把中國圍堵在太平洋的西半部之內，同時阻止中國進入印度洋。

【反華情緒】

從第一島鏈失敗，重返亞太失敗，第二島鏈擔心不保，再拉起第三島鏈，見到中國進出印度洋，來到非洲，美國憂心忡忡，計劃重建第一艦隊，組建印太聯盟，拉攏最不靠譜的印度，加上只有2500萬人口的小國澳大利亞，添上半推半就的日本，真能在汪洋大海的印度洋上拉起一條防線嗎？阻止得了中國海空軍的不斷穩步發展嗎？

美國已經不敢和中國進行面對面公平競爭，不願意充實自己的國力，能想到的都是氣急敗壞的市場封鎖、司法打壓、制裁官員、禁售禁買、破壞產業鏈……不擇手段的國家暴力。現在印太聯盟意猶未足，竟要籌建亞洲北約，RCEP都已經簽署了，請問亞洲幾十個國家有誰受到中國危害，需要挺身而出參加亞洲北約聯軍對抗中國的？記得韓戰就是美國拖著廿個國家組成聯軍和中國決戰朝鮮半島，亞洲北約聯軍也將是美國拖著幾個國家叫囂中國，情緒反華，而在中國眼中，中國只有一個敵人，就是美國。

法國國際專家大衛·高曼（David Goldman）稱美國將中國視為永久低利的世界工廠，在高端技術設置了嚴密防護網，美國根本沒想到今天中國能成為技術超級大國。高曼認為，全球病毒危機與美國科技戰，2020年導致了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的火車頭，無可限制。直到現在，西方依然不願意相信眼前發生的一切。美國不敢主動迎頭競爭，只想消極圍堵破壞，製造反華情緒，反而促成2020年中國科技的真正覺醒之年。如今美國更情緒化的意圖建立一個「反華聯盟」及「亞洲北約」，但未來的事實將證明這種情緒反應無濟於事。中國將贏得一場偉大的「世紀科技戰」，中國將會很快憑藉著對第四次工業革命關鍵技術的控制及創新，佔據主導地位，超越美國。

最近讀了两本書，張宏杰的《世界史座標下的中國》與陳方正的《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於西方》。主題雖然不同，两書都做了中、西歷史的對比，因此頗能突顯中國的獨特性和歷史上中國的興衰關鍵。

根據考古證據，中國文明始於約4000年前，晚於5500年前出現的中東兩河文明、5000年前的埃及文明和4500年前的印度文明，但是中國文明是古文明中唯一不曾中斷而延續至今的。中國文明起始時受到兩河文明的相當影響，例如最初的青銅和馴化的小麥、牛、羊等都來自中東，但是此後則幾乎自成體系，因為中國大陸距離其他文明遙遠而交通不便。

夏朝的歷史比較不清楚，中國至少從商朝就開始了封建制度，而到周朝，分封制度已經很完備，剛好和宗族制度相配合。從秦始皇開始，中國就實行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對比之下，歐洲的封建制度始於羅馬帝國的滅亡(5世紀)，到中世紀後期(14、15世紀)才逐漸形成國王的中央集權制(各國先後不同)，兩者都比中國晚了1000多年。因此中國的政治發展可說是非常早熟的。

中國自秦、漢到明、清，一直重複類似的治亂循環。在王朝前期，國家社會蒸蒸日上，然後逐漸走下坡，最後農民起義、天下大亂，經歷慘烈的改朝換代戰爭後，新王朝取代舊王朝，開始下一輪的治亂循環。如下圖，治亂循環造成中國人口相對於西方的大起大落，社會、經濟等自然也有類似的起落。

治亂循環的最主要原因是王朝前期都輕徭薄賦，然後賦稅會逐漸加重，最後超過人民所能負荷，因此是官逼民反。賦稅逐漸加重的主要原因在於財政供養的人員逐漸膨脹、越來越多，加上逐漸加劇的貪瀆腐敗。

現代以前，中國文明的頂峰在宋朝，隨後的元、明、清比宋朝有大幅的倒退。例如，宋代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取消了奴隸制，販賣人口被處以重罪；但是到元、明期間，奴隸制再度盛行。宋朝皇帝很能接受大臣的制衡、約束，幾乎從不殺戮士大夫；元、明的皇帝卻視大臣如奴僕，不時加之以刑戮；清朝則承襲明朝制度而稍寬大，但文字獄嚴厲壓制言論和思想自由。

《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於西方》是一部西方科學發展史，結論是西方從畢達哥拉斯(公元前5、6世紀)、柏拉圖(公元前4、5世紀)開始，就對宇宙奧祕懷有興趣和熱情，並與宗教熱情結合，因此終於發展出現代科學；而中國自古就對自然科學較少關注，因此發展不出現代科學。

中國的大一統中央集權在古代是很難治理的，理論上中央對地方可以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實際上當時交通、通訊都不發達，中央對地方的指揮、監督必然缺乏效率。此外，當時的印刷技術還很初步，更沒有現代的複印技術和各種票證，因此財務的管理和監督必定頗難執行。這些都容易導致人員膨脹和貪瀆腐敗，最後造成王朝的覆滅。

如上述，中國的治亂循環總有大起大落，起和落都較西方的發展急劇。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崛起、趕超西方，頗符合這樣的「大起」。現代中國能避免治亂循環的「大落」嗎？應該可以。現代的交通、通訊、印刷、複印等各種技術都極為高效，使中央對地方的指揮、(財政)監督沒有障礙，對大一統中央集權是大利多。中國反腐打貪的成功印證了這觀點，但後續當然仍需努力。

中國自古對自然科學較少關注，因此發展不出現代科學。這算不上什麼缺失，國家社會沒道理必要投資在2000年後才有用的研發上(古代的科研成果大多錯誤及無法驗證)。中國犯的錯是明、清時代的閉關自守和封閉心態；若明、清時能開放地大量吸收西方科學，中國必能很快地追上西方的現代化。

現代以前，中國文明的頂峰在宋朝。文明落後的蒙古人、女真人先後征服及統治中國，使多數中國人從唐、宋的開放、自由心態，轉為元、明、清的封閉、被奴役心態，是中國近代積弱落後的重要原因，就像五胡亂華/南北朝和日耳曼蠻族傾覆西羅馬帝國，都需要幾百年才能夠文明復興。

荷蘭人佔領台灣之前，中國人對台灣到底有無實質經營？這在史學界長期存在著爭議。中國史籍在這方面記載甚少，多屬商貿活動和零星的軍事行動，而主張台獨的學者則喜採用荷蘭、日本文獻，以證明中國並未實質經營這塊地方。

近年，有漳州地方文史研究者涂志偉先生，從浩瀚的文獻中，循其脈絡發掘出眾多漳州人在嘉、南一帶頻繁活動，並且在「赤崁」一地築城的事蹟。期間大約落在1575～1620年之間，也就是海盜林鳳集團之後，而在泉州人李旦集團的勢力抵達台灣之前，從而彌補了這段歷史文獻不足的缺憾，也讓世人得以連結當時其他的中國、荷蘭、西班牙、日本文獻，把這段歷史清楚的勾勒出來。(註1) (註2)

涂志偉先生的研究證實，當時台灣南部不僅出現眾多漢人居住，而且明朝政府的軍事管轄權也已明顯的擴及台灣，同時南部地區也成為閩粤亦商亦盗海上武裝集團屯聚的基地。他們打出旗號，稱王稱國，各霸一方，各立山頭，前前後後爭為雄長的事例比比皆是，包括林謹吾集團及長泰人沈國棟、漳州人李新等一批漳籍的武裝勢力，而其中又以趙若思的勢力，因具有明朝軍官的身分，更令人注目。

趙若思即趙秉鑑，漳浦縣人，萬曆末年，在名將沈有容麾下任水師水標中軍左翼把總。文獻指出，趙若思亦官亦寇，為鞏固他在台灣的盤踞勢力，於1617、1618年間，在台南以當時的快速築城工法，建成簡易的赤崁城堡。時間上，比荷蘭人據台建城，早了大約6～7年。

《大航海時代的台灣》一書的作者湯錦台，對涂志偉先生的這項研究如此評價說：「他(涂志偉)對台灣史研究所作出的巨大貢獻是毋庸贅言的，讓中國人可以大聲說出，台灣進入世界歷史的視野，是閩南人的功勞。」

註1. 「赤崁」是台灣西拉雅族地名，即後來荷蘭人佔領台南後築「普羅民遮城堡」的所在，西元1662年鄭成功驅逐荷蘭人後將其改回赤崁原名。

註2. 涂志偉：《明萬曆末年間台灣赤崁築城及晚明台灣開發》，閩學研究（季刊），2019年第3期（總第19期）。

中國有古老的文化傳承、不絕的歷史連續、浩瀚的思想結晶。春秋戰國百家爭鳴，開創國人無限遐思、自由想像、活力創造的先河。民本、仁善、兼愛、禮智、義勇、廉恥、誠信、至公、大同、和合等等，構成煌煌文明的主光譜。

而焚書坑儒、罷黜百家、文字獄、白色恐怖、萬里山河一片紅、一切向錢看、只准規規矩矩、不准亂說亂動，按藍綠站隊認是非、因觀念有異而台獨、為反對中共而獨台，以制度藉口而拒統，則成為太陽的黑子斑、春天的倒春寒。認識極端的危害、防範極端重演，是當代思想者的責任。

國人說，天生一人必有一路。善男信女眾生平等。基督徒言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類，生而平等性、命運共同性、危機災禍公共性，決定人類共有、共用、共治、共榮。

自然無限、認識有限，以有限囊括無限，建立包羅萬象、什麼都管用、放之四海、適之每個人而皆準的思想體系，似乎幼稚。
一把鑰匙開一把鎖、到了哪個山唱哪樣歌、量體裁衣、看菜吃飯、因病施藥、在自己研究領域發言、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實事求是，才是正道。

眾人遊山、視角不一、風景有異。
瞎子摸象、個別為真、概全即假。
條條大道通羅馬，世間從來無獨路。

個人（包括團體）認知的片面性，人類認知的有限性，階級、政黨認知的局限性，真理顯露的階段性，歷史演進的複雜性，都告誡我們：

政治、思想、文化上機械、僵化、單一、絕對、極端，是錯誤、有害的。
思想應當無禁區，探索應當無止境，異見不該被禁絕。
不同的觀點、意見、主義，除了鬥爭、還有調和。
調和與鬥爭，均是共存的一種方式，無所謂主次之分別。
共產黨不僅持「鬥爭哲學」、同樣持「和合哲學」。

治大國，若烹小鮮。在中國強盛、中華復興這鍋湯裡，離不開下里巴人的青菜蘿蔔，也需要陽春白雪的猛料鮮活，還要有調和百味、有之不奇、取之不貴、缺之不可的食鹽。這，或就是主張調和各種主義的共和主義。

共和之於其它主義，
不是破壞，而是成全；
不是取代，而是補缺；
不是隔絕，而是溝通；
不是獨行，而是共進。

其意在
以建設性糾正破壞性，
以寬容性消解對立性，
以整體性彌補片面性，
以前瞻性避免短視性。

以善意看待立論者的動機，懷尊敬吸取別人的精華，持遺憾揚棄對立面的迷誤。人們或許發現：

人世間，
思想，原本沒有妖邪；
主義，從來都怕絕對；
對立，或許並非必然；
人禍，往往緣由遺憾（獨斷、主觀）。

世間事，
大同小異、殊途同歸；
人之鬥，似是而非、自誤自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