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圖，民國初期的臺灣就有警總？還是說當時在中國大陸的戴笠軍統特務專程跑到臺灣來禁這些歌曲？你們這些不讀歷史的大概是把當時臺灣總督府的特高警誤認為警總了吧？有人告訴我們，《望春風》在『民國初期』遭到警總查禁，直到1970年代才解禁？

梗圖原創：高大全

我們就不要深究『民國初期』這個字眼好了，首先，郭金發先生於1966年（民國55年）發行的唱片『寶島懷念的旋律』中，就收錄了《望春風》這首歌，然後1969年（民國58年)，郭先生又唱了一次……，啊你們說的1970年代才解禁呢？

其次，有人沒告訴你的是，《望春風》這首歌早在日本殖民時代，就因為日本總督府強制推行皇民化政策，消滅臺灣人的漢傳文化，《望春風》被迫改成日文歌詞，以號召臺灣人前往滿州開發的軍歌《大地在召喚》（大地は招く）的姿態存活下來，直到臺灣光復後才能再度以閩南語歌詞傳唱。（天曉得，搞不好有些人認為改成日文反而是榮耀。）

是這個意思嗎？不管這首歌當年在台灣大街小巷人人傳唱到滾瓜爛熟，我說你有禁你就是有禁！

既然提到了《望春風》，自然不能不提鄧雨賢的另外一首名曲：《雨夜花》。這首歌是臺灣日據時期的臺語流行歌曲兼民謠，由周添旺作詞、鄧雨賢作曲，柏野正次郎所經營的古倫美亞唱片公司將其灌錄成78轉的唱片，由旗下歌星純純主唱，於1934年推出。

《雨夜花》這首歌曲最初叫《春天》，原本是日據時期的臺灣新文學健將廖漢臣在1933年為臺灣兒童所寫的一首兒歌，交由鄧雨賢譜曲。其後1934年，當時在古倫美亞唱片掌理文藝部的周添旺，由於工作上應酬的需要，有一次在酒家聽到一位淪落風塵的酒家女訴說她的悲慘故事，就將《春天》的旋律，改填悲涼的歌詞《雨夜花》，這首歌曲是鄧雨賢和周添旺合作的第一首曲子，由當時名歌手純純（劉清香）所演唱。

1938年，在臺灣的日本殖民政府將《雨夜花》這首歌改為鼓吹臺灣人民響應「聖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進行曲《榮譽的軍夫》（譽れの軍夫），栗原白也作詞、霧島昇演唱，用來鼓舞臺灣人踴躍去做日軍的軍夫。

《雨夜花》在1940年曾流傳到中國大陸，改成了華語版的《夜雨花》；臺灣光復後，《雨夜花》也被許多歌手重新翻唱，例如1963年由王秀如重唱，1977年由鳳飛飛重唱，1981年由鄧麗君重唱，另外齊秦亦有重唱此曲；然後，2019年的一部洗腦電影《返校》裡面的劇情說《雨夜花》是被國民黨的警備總部禁唱的禁歌，它就真的是禁歌啦？

實際上，從1956年（民國45年）到1987年（民國76年）解嚴前，據可查考的發行紀錄，不同的歌手翻唱，不同的唱片公司，總共發行了40張以上收錄有《雨夜花》這首歌的專輯唱片。所以你們說的禁歌禁唱呢？

『臺灣被害妄想症候群』這種疾病的患者，通常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會發病，只不過每年的二月是強烈好發期就是了。

對於那些迷信地雷的窮兵黷武的陸軍軍閥，說一個故事。

越戰期間，美國政府外交施壓澳洲，澳洲只好派駐軍隊到越南，澳洲軍隊防區在西貢（現已改名胡志明市）東南方，但因為兵力規模不大，他們就想到用地雷阻止越共的活動。

澳洲人反對參加越戰，婦女出來阻止政府徵調他們的兒子，碼頭工人拒絕為開往越南的船隻服務，郵差拒絕為軍隊遞送信件，但澳洲政府懾於美國壓力，還是派了幾個營過去打仗。

澳洲軍隊軍紀比美軍好，美軍在越南天天濫殺無辜，打死農民，虛報為越共，滿足白宮的虛榮心。澳洲軍隊不會亂開槍，不亂開砲，所以被澳洲軍隊打死的越南農民很少很少。

澳洲軍隊埋放了2萬2600枚地雷，剛開始阻擾了越共的活動，使得越共的整補出現問題，但是沒有多久，這些精明的越共，就知道如何把這些澳洲地雷挖出來，反過來利用，去炸澳洲軍隊。

許多澳洲軍人的傷亡，是被自己的地雷炸的。有一個營的澳洲軍隊一個月遭遇64次地雷，其中48枚地雷是被越共挖走的澳洲地雷。

澳洲軍隊最後不得不承認地雷戰術失敗，準備要清除這些地雷，結果又造成許多工兵與戰車的損耗與傷亡，只好放棄清除這些地雷。這些地雷留在那裏，倒楣的還是那些越南農民。

11世紀時北宋的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約4百年後，15世紀時歐洲的谷騰堡也發明了活字印刷術（有學者認為，西方的活字印刷術來源於中國，但其觀點並不為國際學術界公認）。活字印刷術的出現對中西文明有何影響？為何其影響極為不同？

活字印刷出現以前，有所謂的雕版印刷。雕版不能重複使用而活字可以，因此活字印刷能使印刷成本降低不少。然而活字印刷術的出現對中國文明並無非常明顯的影響，書籍是變得比較普及，但識字率並未大幅提高，而識字讀書仍然是少數人的專業。

活字印刷較著名的影響卻是，導致詩詞和書法大家蘇東坡差點死於「烏台詩案」的文字獄（[1] ）！烏台詩案的主要原因是王安石變法後的新舊黨爭，掌控御史台（又稱烏台）的新黨對屬於舊黨的蘇東坡進行打擊，對蘇的詩文雞蛋裡挑骨頭。在活字印刷出現以前，詩文流傳不廣，宋朝一向是「言者無罪」，但是有了活字印刷後，蘇的詩文被廣泛印刷流傳，被認為影響不小，蘇於是被下獄130天，差點處死，然後被貶任黃州團練副使，不准出黃州，亦不得過問公事。

根據維基百科/約翰尼斯·谷騰堡，谷騰堡的印刷術使得印刷品變得非常便宜，印刷的速度也提高了許多，印刷量增加。谷騰堡的發明在歐洲非常快地普及。在50年中用這種新方法就已經印刷了3萬種印刷物，共1200多萬份印刷品。它使得歐洲的文盲大量減少。谷騰堡印刷術的發明推動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時代、科學革命等，因此奠定了歐洲現代化的基礎。維克多·雨果稱印刷術為世界上最偉大的發明。

中國比歐洲早4百年發明活字印刷術，為何不能像4百年後的歐洲一樣文盲大量減少，並打下現代化的基礎？筆者相信，主要原因在於中國的方塊字和古文（文言文）比歐洲的拼音文字（僅由少數字母組成）和古文更複雜而難學；印刷術降低了擁有文書的成本，多數歐洲人就能夠識字讀書，但是中國人仍須克服學習方塊字和古文的困難；中國一直到清末有了現代學校，民初有了白話文，人民的識字率才大增，而知識分子也大增。

3千多年前中國人逐漸建立起方塊字和古文的文字系統，當時不可能想到這樣的文字系統複雜而難學，會妨礙識字和知識的普及，也妨礙了中國的現代化，即使印刷術降低了擁有文書的成本。從另一角度想，中國人自小學習複雜而難學的方塊字和古文，或許更能鍛鍊其思考能力？方塊字和古文的書法和簡練之美，是另一收穫！

[1]  費勇《這僅有一次的人生，一定要讀蘇東坡：不管你遇到了什麼，一句蘇東坡就能療癒。》大是文化，2023。

如果一個社會沒有基本的是非，那這個社會就將遭遇災難。梅西事件，竟然很多偉大的台灣人民拍手叫好，或者幫他這種行為說話。

西方能夠在最近這四百年領先世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精神，就是遵守契約。無論是自然契約或者社會契約，更延伸到具體的商業契約，都是如此。而契約精神的核心是基督教的十誡，人與神之間的具體約定。今天梅西的球隊是白紙黑字簽訂商業契約，這幾個明星球員必須要下場進行表演，結果這位世界足球先生竟然用這種方法來逃避下場比賽。而不過3天，他又在日本活蹦亂跳。

就算你對李家超以及香港政府有多大的不滿，全場幾萬名的球迷是無辜的，他們是抱著非常純潔的心情來看這場比賽。梅西先生這樣做，對得起這幾萬名買了昂貴門票進場的球迷嗎？梅西可以拒絕跟香港政府的官員握手，甚至於可以故意延後出場來躲避跟他們接觸，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用這種方法來應對長期支持他的球迷，這可有最基本的職業道德？這可是一個球王該有的風範？

香港政府現在的作為，很多人都不認同，但是同樣也得到很多人的支持。筆者對於2019年香港發生的事情，有過很多評論，所以這裡就不重複。但只想要說一件事：政治就歸政治，體育就回歸體育，兩者真的不要混為一談。

很多台灣人的腦袋好像進了大量的髒水：如果梅西不認為自己有錯，那兩天之後的道歉信又是為了什麼？他都已經發現不對想要收拾，事實上歐美社會幫他說話的非常少，因為就是違背了上述的契約精神，結果偉大的台灣人還在叫好。那以後，別人也可以用相同的方法來處理跟台灣人的契約嗎？因為不喜歡共產黨，所以丟掉所有的是非。這種情況就跟大陸很多人，因為不喜歡中共而去支持賴蛇是一樣的。沒有換位思考的能力，更沒有辦法把心中的標準攤平。

說白了，梅西的表演只是為了向美國表態而已。他在職業生涯的最後一站，應該會是在美國的球隊結束，拉丁美洲人只要有錢有辦法的差不多都定居美國。他等於向美國社會交了投名狀，做了一次政治交易而已。而這種行為，到底有什麼值得鼓勵叫好的？

這裡說清楚：筆者贊成中國大陸對梅西個人以及他所屬的球隊進行各種的抵制跟制裁。不為別的，這種耍賴的行為，不但沒有道德，而且未來若擴散開來還會造成別人的損失，必須給予懲罰。

我們通常不會察覺自己與周遭事物之間所建立的緊密關連，直到我們突然出現在一個陌生的環境裡。這是我剛到美國才深切體會到的事情。

我記得我剛到我學校所在的城市羅利。來接我的學長把我放在一個中國人的家裡。他有一棟房子，分租給去那裡留學的幾位學生。我不確定自己是否要在那裡住下來，也無從跟任何人商量。即將成為我導師的教授還在洛杉磯度假。房子裡的一位租客只跟我匆匆打了個照面，就說他要趕回學校做實驗。我其實無暇去憂慮這些問題，因為我感到異常睏倦。我是搭乘夜半的飛機飛來的，中間還在亞特蘭大換機。在這不熟悉的旅程中，我已經耗損了所有的精力。現在我只想睡覺。不是我自己那麼想睡，而是我的身體，我認為。

當我醒來的時候，突然不曉得自己在什麼地方。一切都不對勁！這是一個大白天，我卻感到還沒睡醒的那種昏沉。隔了好一會兒，我才想到我已經在美國了。這時我開始懊悔自己怎麼從來沒有好好想過，就貿然決定來到這個國家，還把她當成我唯一的出路。這時候，所有的問題突然湧進我的腦子裡。我晚上吃什麼？去哪裡買食材？用什麼方式烹煮？我想到，我應該先寫一封信給爸媽，告訴他們我平安到達了目的地。我在行李箱裡找出了媽媽為我準備好的紙筆與信封（還是西式的）。然而，就在寫信的時候，我想到另一個問題。我怎麼把這封信寄出去？去哪裡買郵票？要貼多少錢的郵票才能以航空的方式寄出？這些看似非常容易解決的問題，我竟然都沒有答案。現在，我才開始後悔，我應該事先設法聯絡這裡中國同學會的負責人，而我還刻意避免跟這樣的人聯絡。

這些過往其實發生在所有曾經在美國留學的人。然而大多數人都忘掉了，而且就像那些已經適應了海上生活的老水手，還喜歡拿剛上船的新手做嘲諷的對象。然而我沒有料到的是，當我在十多年以後回到台灣，我重新面臨了進入一個陌生環境的困頓。這對我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我在這個地方住了二十多年，我的父母與親朋都還住在這裡，我會發生什麼了不起的問題？

我不想再以自己的例子來描述這樣的困境。我只想用朋友的遭遇作為例子。一位比我早幾年回到台灣而且在同一個學術單位就職的老朋友告訴我，他在美國只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就克服了文化衝擊（cultural shock），而他在台灣直到他說話的當時還不能適應。有幾位比我晚一兩年回到台灣（並且在竹科園區從事高科技工作）的美國老同事也跟我抱怨，他們不明白為什麼自己完全不能適應當地的環境。我給他的勸告是：「你可能在美國過慣了節儉的日子。然而在台灣想過同樣的生活，反而必須捨得花錢。記住，凡是錢能夠解決的問題，都不是什麼大問題。」

很多人把上面的問題看做文化適應的問題。然而，文化只是一個含糊的名詞。它真正反映的是人的大腦與環境之間的一種特殊的關係。當你在一個熟悉的環境生活或工作了好一陣子，你的大腦建立了很多預測的能力，或者，很多「下一步是什麼」的預期。例如，當我走進自己的書房，我預期自己只要在鍵盤上按一下Enter，我眼前的螢幕就會亮起來。接著我曉得如何尋找我還沒看完的論文，去哪裡看親朋留給我的簡訊，或者去哪裡訂購我中午的食物等等。然而，當這樣的動作沒有達到預期的成果時，就會帶給我一些不便，甚至恐慌。例如，有一個早晨，我發現我按下Enter時，螢幕沒有出現任何亮光。即使經過很多補充的動作，我仍然無法在螢幕上看到任何東西。這帶給我一種瀕臨世界末日的感覺。幾乎所有我可以跟這世界打交道的管道都被這該死的螢幕遏阻了！你可以想像我如何悽慘地度過一兩天的日子，包括低聲下氣地跟一些懂得硬體的朋友求助。

我們的大腦從生活經驗中建立了很多「下一步是什麼」的期待。而這些期待支持了我們在熟悉的環境裡過著即使是以前的國王也享受不到的舒適生活，直到有一天我們發現這樣的環境無預期地離我們而去。我在猜，這是為什麼我有一些相當優秀的朋友在異地的環境裡罹患了某種失調的病症，例如 schizophrenia（這個話題我只能以後再討論）。只有當這樣的情況出現，我們才理解到自己的大腦做了多少我們並不察覺（也經常不特別感激）的事情。

劉毅老師80歲了，真是傳奇人物。

劉毅的英文補習班，過去在台北市的高中生來說，是炙手可熱，如果大學聯考想要有更好的英文成績，最好來這裡補習。補習班裡男生女生混雜，大家都是為了學好英文的應試技巧而來。

1981年中華民國大學聯考的歷史上第一次英文考試，出現了筆試，英翻中，中翻英，以及英文寫作。在這之前，英文考試只有2B鉛筆在答案卡上面塗塗抹抹，沒有筆試。也就是說，那年聯考沒有考古題可以參考，你根本無法知道聯招會要搞什麼鬼。

1980年高三上學期，大家都知道英文聯考別指望學校的英文老師了，跟著同學去信義路劉毅補習班報名，位置大約是今天大安森林公園對面。

劉毅的課程很簡單，一開始就是英文模擬考，然後解題，當然你的分數會在下課前發還給你，模擬考考題寫了幾個月，若你還不能拿高分，就是自己程度的問題了。

這個補習班很特別，不是交了錢，就可以隨便領取講義，劉毅編有一套文法寶典，好幾冊，學生必須研讀完畢，找助教小考通過後，才能領下一本，我到了高三畢業，都還沒能拿完全部的文法寶典。

還有一套是字彙手冊，按英文字母編寫，每冊薄薄幾頁，都是單字與例句，一樣是找助教口試後，才可以領到下一本，我從A到Z都通過了，背了好幾個月字彙，這個真的很有用。

回想起來，父母花大錢讓我念私立初中，初中三年的英文課程，比一般國中還要精實，老師寫講義給大家，每上新課，就有新字彙，但我們不是只學某個特定單字，還會教這個單字的各種型態，譬如上到prepare，同時要背preparation，還有相關的片語，學習量是別人的好幾倍。

高中入學後，覺得英文課輕鬆簡單，不太用功，月考考個七八十分也就覺得可以交差了，但到了高三，那真是緊張了，幸好初中三年馬步蹲得好，即使只有一年時間，加上劉毅的勤教，果然在大學聯考開花結果。

大一英文必修，很特別，不是同班上課，而是分組上課，一個班拆成好多組，要自己去看分組組別，一個教室有好多個系的大一新生一起上課，至今也不明白那個分組的標準是什麼。國文也是一班拆成很多組分組上課，很特別。

大二開始，原文書本開始慢慢多了，當代社會學名著選讀，葉楚生上課，其實這已經是社會學理論的基礎課程了，我就是把整本都看完了，才真正搞清楚我要攻讀社會學哪個方向，就是從衝突理論轉向馬克斯思想，向左轉，迎向人生光明面。

大三都市社會學、社會問題、社會階層等課程，都有大量原文素材，大四唯一必修社會學理論，又是原文課本，但這對我來說，已經不構成挑戰了，我已經自修許久，老師上課，不過是重新複習一下。

把社會學念好，英文真是幫了大忙，國內老師編寫的教材，有時候看了半天，不知道到底要說什麼，反而是圖書館借出來的英文原典，看了一下，就大概知道了。進碩士班之後，那是根本沒有中文教材，全都是英文書籍。碩一當時，還要帶大一新生讀原文的社會學導論，指導他們，若是英文沒有基礎，那真是很痛苦的事情。

劉毅80歲，自1981年以來，未曾有機會見到這位補教界名師，真要非常感謝他，才能讓我以英文高分填補非常差的數學成績，順利考上國立大學，可以說對我的命運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對於發生在香港的因「反修例」而引起的黑暴運動，我一直有些疑惑。如此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其起因究竟為何？中共在香港到底做了什麼缺德的事，何以激起如此多的香港人群起反抗？

自2014香港雨傘運動到2019的反修例風波，雖然這一路的新聞我都很關注，但一直有所疑惑。為了進一步了解這些反抗者的想法與心態，經友人推薦，我閱讀了香港反抗運動的領導人之一，陳健民教授所寫的書《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希望解開我的疑問。

讀後，我有兩點感想。

一

在九七之後，香港的民主與自由並無倒退，甚至還在向前。（因為之前港英時期，根本沒有民主。）但是，香港的知識分子如陳健民之流，對中共極不信任，所以芝麻小事都可以無限上綱擴大化，經由想像的加工，告訴大家「這樣下去不得了，會毀了我們的生活」。以此激起大眾的恐慌。至於是不是真的會「這樣下去」？早被人忽略了；沒有任何理性的探討，而被大眾認定為「一定會」，甚至被當作是事實來反抗。

這像極了台灣「反服貿」的太陽花運動，參加的人連什麼是「服貿協定」都搞不清楚，立刻就加入了激情的反抗。一個莫須有的賣台集團被泡製出來，馬英九立刻成為十惡不赦的獨裁者、賣台者，支持度下降到史無前例的個位數；群情激憤，人人得而誅之。當時在立法院周邊，反馬的口號極其慷慨悲壯，諸如「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島嶼天光，黎明前的黑暗」、「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等等，各種醜化馬英九的漫畫、標語、口號、歌曲、演講…，充斥在立法院四周，那裡早擠滿了激情的年輕人，安營紮寨，持久反抗；空氣中都充滿了熱血與激情，感染著每一個在場的人，大家都有一股「我們正在寫歷史」的豪情與激動。

如果問，為什麼這麼多人反對馬英九？馬英九做了什麼對不起台灣人的事？事實上一件也沒有。但因為台灣潛在的「不信任外省人做總統」的氣氛，只要有一個火苗，很容易被點燃。馬英九一點都不懂，他之所以能上位，是因為陳水扁的貪腐，而非對他本人的擁戴。換言之，民眾因為無奈與對陳水扁的氣憤，才選了馬英九，但在底子裡，是對這個外省人極其不放心的，所以一有風吹草動，有心人捕風捉影，立刻可以野火燎原。

香港的情況也差不多，關鍵在於對中共的不信任。對香港知識界來說，港英政府才是文明的、可以溝通的自己人。而中共在他們眼中，則是落後野蠻又霸道不講理的蠢笨獨裁者。這正如「外省人」在台灣知識分子眼中，是以為水龍頭裝到牆上自然就會有水出來的大老粗，而日本人才是真正有文化、有教養的進步族群。

中共在香港沒有做一件令香港自由倒退的事，唯一一件有點形似的，就是拘捕專出反中書籍的香港銅鑼灣書店負責人桂敏海。但桂敏海本為中國籍（非香港人），且是在中國大陸被捕的，並非在香港被捕。（而他之所以敢於回到大陸，可能是因為自恃取得了瑞典籍。）這件事，嚴格說，並沒有破壞一國兩制。而除此事勉強可算是沾上一點點邊之外，你真的再找不到中共破壞香港自由的證據。

同樣，陳健民在書中，對中共或香港政府的種種指控，都是因為他自身參與了所謂的香港民主運動，才受到香港政府的「惡劣對待」。如果他不搞這些民主運動（與港英時期一樣過生活），則不會受到這些「法」的「迫害」。那麼，在港英時期，你為什麼不爭取民主呢？這點就比台灣的民主運動更加不如了。

香港沒有民主或不夠民主，所以有民主運動。這與台灣戒嚴時期十分相似。然而，對香港來說，港英時代你不爭民主，現在中共來了，「五十年不變」，生活方式與規章制度基本與港英時代無異，你為什麼要爭民主？這就真不好說了。民主人士基本上都一句話帶過，比如「眼看香港政府管治邁向極權」（朱耀明的推薦序），坦白說，這都是自由心證的話，沒有堅實的事實基礎。當然，另一個理由，那就是「民主是世界的潮流」，所以不必分什麼港英或中共，反正要民主，這個旗號總是正確的，無可非議的。但是，如果只是這樣，那也只是如陳健民這樣的醉心於民主制度的人有興趣，一般人，如果生活與之前沒有什麼變化，又為什麼要跟從響應而形成浩大的聲勢呢？這就不得不說回前文提到的「自己人」問題。如台灣的太陽花，非自己人，則蛛絲馬跡都可以被有心人誇大，三人成虎、眾口鑠金，從而引起群眾的驚疑不安。

所以，對於像陳健民這樣的少數領袖而言，他們關心的也許真的是「民主」，但能引起群眾跟隨的，則是「自己人」效應。只要是自己人，而且可以連繫上高等的文明，則主不主奴不奴，其實不甚要緊。換言之，即便是奴，只要在上等人家，一樣可以鮮衣怒馬，食有魚出有車，一樣光鮮體面。但一旦要改換到下等人家，則顏面盡失，就非要起來革命不可了。

從這一點，我們可以明白，要作「主」，所謂「主人翁」的心態，其實是非常困難的。並不是有了投票權就作了主。其實，投票民主很可以只是個空架子，徒有形式；真正的政治運作，還是要看主子的臉色，跟隨真正有權有勢的人（國家）打轉。（以台灣為例，真是再明顯不過。）真正要作「主」，要有獨立自主的氣概，那是要有一點人格底氣，是要有一點真正的理想與志向的；不是光有投票權就辦得到。能自我主作，小到個人，大到國家，都要有真正的精神價值以實之，不為勢劫不為利誘，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具有獨立不撓之大丈夫的氣概，庶幾可以當之。這絕非幾個乖巧漂亮的口號，走上街頭的慷慨激昂，或是東施效顰搞一些「制度」來湊個門面，就可以換來「作主」的尊嚴與擔當。

正是因為沒有這種真正要求「作主」的氣概，所以所謂的民主運動，在有組織的力量面前，一觸即潰。中共不過是搞了個國安法，未見其殺人祭旗，不過抓幾個人判幾年刑，香港轟轟烈烈、浩浩蕩蕩、勢若不可擋的所謂「民主運動」，立刻就土崩瓦解煙消雲散了；就連「轉入地下」都未見其影，不過就剩一些人在那兒揉鼻搓眼哭哭啼啼不甘不願地忸怩作態了。

想想孫中山的革命，共產黨的興起，那是多少人用鮮血與頭顱換來的。能用性命相搏，不管主義真不真，你都不敢說其中沒一股真精神。相反的，那從頭到尾不過想換個門庭作高等人的，（本來想寫「高等奴才」，算了，未免太傷人。）無不在真正的力量面前一戳即破，一切想像中的美好或是恐懼，本就無根，此時也都現出原形，都化作了夢幻泡影。

我想，陳健民與他的同道們，大概是沒有什麼「為生民命立命」的「作主」之精神。他們所追求的，大約是民主自由人權一類；他們所嚮往的，大約是「世界公民」之類的格調。他們不能理解，中華民族復興在人類文明史上將會產生如何的重大意義，也不在意中國強盛能為第三世界國家與全球正義與和平帶來什麼樣的正面刺激與貢獻。他們不理解，也志不在此。這就是他們的局限。

更為要緊的是，他們不理解民主自由人權只是架起一個平台，其本身並不代表重要的價值。當然，這個平台本身，在人類歷史上還是有進步意義的，但其意義是消極性的、架構性的、保障性的（屬易經中的「陰」性），而非積極性的、創造性的，方向性的（屬易經中的「陽」性）。換言之，這個平台本身雖有一定的進步性質，是在一定的物質條件之下方能建立起來的產物，但遠遠不是人類文明價值之全部，更不是唯一能創造文明價值的平台。等而下之者，則是想藉此平台獲得更好的保障，以便謀求私利，得到更大的方便，而成為「為非作歹」更好的掩護。所以，過度誇大民主自由人權云云的所謂「價值」，執一廢百，結果是一葉障目，對社會的均衡發展與文明的進步，恐怕都會造成一定的危害。

或許在陳教授本身，對民主自由人權的嚮往是真誠的；但能在香港造成這麼大的動靜，靠的則是一般民眾之「自己人」、「（西方）文明人」情結的發作，折射成對中共的恐懼與對中國的鄙視。民主自由人權的倒退云云，說到底，不過是陳教授等人提供給一般民眾的一個神聖而合理的藉口而已。

二

陳教授自述，其對民主自由社會的嚮往，主要是受到如韋伯、卡爾·波普爾等偉大思想家的啟發。誠然，這些偉大的西方思想者，對社會演變及其合理性與否，都有深刻的觀察與分析。對極權的批判與民主社會的肯定，其學說都有顛撲不破之處。但對於傳統社會該如何轉型為現代民主自由社會，相對而言，就缺乏足夠的路徑分析。西方進入民主社會，多經由暴力革命；但唯一肯定暴力革命之合理性與必要性的，剛好是陳教授所不喜歡的馬克思。

提不出轉型的合理路徑，也不深入探討轉型的艱難何在，而只將一切歸咎給當權者或舊勢力，則是學者的懶惰與失職。革命家也許可以這樣做，但學者不能深思，恐是太過依賴既有的理論而缺乏自己的深入觀察與思考。

更重要的是，即便是既有的關於民主社會的美好學說（如陳教授喜歡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也沒有一個提到「外來勢力」的問題。因為西方民主社會的建立，基本上是「前無古人」的，並沒有一個先行者或強權可以作為「外來勢力」來進行指導與干涉。所以，社會的本身，其內部可以創造理論，逐步嘗試，緩緩前行；一切改革與變化，都是社會內部各種力量自行互動且相互較量並感受其結果而產生的進退與妥協。如果有「外來勢力」，則一切都變樣了。因為外來勢力並不受到社會變化的影響。換言之，「外來勢力」是社會變化、進步的「干擾項」，而非「參與項」；它是獨立於這個社會之外的，不必接受社會變化的反饋。故不論其居心為何，結果一定是干擾、破壞社會本身之協調、妥協與自我進化的能力，使社會變遷的「化學反應」永遠達不到該有的平衡。

西方社會在現代化的進展過程中，沒有「外來勢力」的現象，所以他們的種種政治社會的學說，自然也不會涉及到「外來勢力」的問題。如今我們的學者，拿西方的經典照本宣科，卻不知時移勢異，完全沒有意識到「外來勢力」是後進民主國家最嚴重問題，也是後進國家民主化不能成功的重大原因。不但不知，甚至有意忽略，甘為「外部勢力」所用，以致自身社會永遠找不到一個合適的折衷平衡點。最後除了造就自己「悲壯」的美名之外，對全社會一無好處。從一四年的雨傘運動到一九年的反修例暴亂，香港有好多次機會可以達到「各退一步」的妥協，但最終都被錯過。如果不是「外來勢力」讓某些人有恃無恐，會是這樣的發展嗎？一部國安法就能戳破「強硬」的假象，那麼請問，當初憑何強勢？豈不是全靠外部勢力撐腰嗎？外部勢力使這些運動領袖對自己實力造成誤判，其結果就是完成了西方英美等國的願望—搞爛香港，制裁港府，並藉此削弱中國。而對於香港本身，乃至這些運動領袖本身，都是一點好處也沒有。

像陳教授這樣的學者，我不懷疑他的人品，（我的朋友說他是好人，我相信我的朋友。）但恕我不客氣的說，他真是學藝不精。生搬硬套，不查時變，觀察力十分膚淺，更缺乏深入思考批判的能力。這樣的學者，雖然用功，但只勉強適合在書齋裡作學問，傳承推廣一些既有的理論或許還可以，講學則可能誤人子弟了，更不要說社會運動，更是自誤誤人，貽害蒼生。而令我更難過的是，像陳教授這樣的社會學科學者，正不知還有多少。冥頑不靈，食古不化，好心也辦壞事，更不要說那些本就居心叵測者。學術一差，人才自壞；百多年來的崇洋媚外，學術不能獨立，士人精神低下，裝模作樣，邯鄲學步，其惡果，總是要後人承擔的。為之奈何！

自2010年底開始，北非和西亞的阿拉伯國家的很多民眾紛紛走上街頭，反對本國的獨裁政府，並要求實行民主制度，於是造成大量的動亂，以及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葉門、阿爾及利亞、蘇丹等國的執政者垮台，被稱為「阿拉伯之春」。這些街頭運動大多利用網際網路的社群媒體，如臉書（Facebook），成功集結大批抗議民眾，使得社群媒體一度被視為進行革命的有效工具。

阿拉伯之春曾被視為民主的成功和希望，然而至今的發展卻乏善可陳，二十多個受影響的阿拉伯國家中，幾乎無一成功建立穩定的民主制度。由此可知，社群媒體能夠集結大批抗議民眾，卻不足以發起和進行有建設性的真正革命。《革命前的寧靜》（[1]）探討革命前需要哪些重要卻寧靜的準備工作，並且由此指出一般社群媒體用於革命的不足之處。

[1] 探討的革命不限於政治上的革命，而涵蓋任何革新、激進想法的實現和推廣。書中列舉了十件過去具有革命性的案例，其中六件屬於網路時代之前，四件屬於網路時代。網路時代的案例包括：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埃及動亂、2017年美國的一些另類右派（白人至上主義）的活動、2020年美國遭遇新冠病毒疫情時一些抗疫小團體的活動、2020年美國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的一些社會和政治活動。

由這些案例，作者歸納出推動革命需要什麼，被比喻為需要房間裡有一張桌子，讓志同道合的參與者能夠環桌而坐，私密而有規範地討論及辯論革新、激進的想法，並擬定實行方案。

一般的社群媒體並不符合房間裡桌子的比喻。為了營利最大化，社群媒體歡迎參與者多多益善，不管是否志同道合，也幾乎沒有私密性和發言規範，於是參與者的發言大多算不上是討論或辯論，而時常成為各說各話或甚至吵架漫罵。這樣怎能釐清革新激進的想法，並擬定實行方案？

作者在書中最後列舉了一些有私密性的社群平台，如Mastodon、Polis、Discord等等，被視為較符合發展革命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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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優秀的媒體人，但是似乎不熟悉社群媒體的使用。譬如：臉書上可以建立私密的社團，符合房間裡桌子的比喻，讓志同道合的參與者私密而有規範地討論及辯論革新、激進的想法，並擬定實行方案。臉書的環境確實相當吵雜而商業化，但有志革命的參與者只要視而不見即可，吵雜的環境甚至可以成為革命的掩護。

由書中列舉的十件革命性案例可知，發展革命的關鍵在於有目標、有組織、能合作、能動員群眾。社群平台很有幫助，卻只是輔助性的。

[1] Gal Beckerman《革命前的寧靜：激進想法的起源，往往在意料之外》黑體文化，2023。（The Quiet Before: On the Unexpected Origins of Radical Ideas, 2022）

賴蕭配在三腳督情況下超越阿扁得票率，又打破政黨輪替不連三的魔咒，再加上政黨票奪冠，穩坐全台第一大黨交椅，是2024無疑的贏家。

在野國民黨諷賴蕭得票不過半，是弱勢的少數領導；又怪柯阻礙藍白合，違背了下架民進黨的60趴民意。但批來批去都批得有氣無力，不如回家檢討自己。

2024大選後，Line 友的金句：
你問選民為什麼要投藍營，因爲民進黨貪污腐敗無恥無能。
你問選民為什麼投綠營，沒有為什麼，就是要投！懂了吧。

只要對手是國民黨，沒有為什麼，就是要投綠。民進黨再怎麼爛到根也一樣。說明綠的基本盤取向，並不在於支持民進黨，而在反對國民黨。名嘴只告訴你有60趴想要下架民進黨，卻不告訴你有三分之二反國民黨。更沒告訴你當上述兩者競合時，反國民黨的意念強於下架民進黨。所以只要國民黨存在，民進黨就有不動如山的反藍鐵票；只有國民黨不在了，人們才會丟掉藍綠，去想好壞。

所以國民黨不死得乾乾淨淨，連灰都不剩，台灣就不可能不綠。只要留下一點半點的灰，就擋住了台灣人的眼睛，看不到民進黨醜陋的面相。國民黨只有自比周處，退出江湖，在完全沒有國民黨的台灣，人民才會去思考民進黨以外的選擇。從大格局著眼，國民黨若繼續掙扎，台灣就每況愈下。所以浴火死翹翹就好了，不用重生。「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應作如是觀。

自從李登輝的「外來政權」說掐住了國民黨的七寸，黨內無人能解，於是為了權位與名利的爭奪，不得不跟著起舞，尋求國民黨全面本土化。自此失去了立場，揮劍自宮，忽然都不是中國人了，中國成了外國。也自此論述能力一瀉千里，矛盾百出，在兩岸與國家議題上處處挨打。所以三十年來，民進黨在各別議題上處於不利的時候，就一律轉化到兩岸與國家議題上，也立馬轉敗為勝，予取予求。國民黨雖然知道自己的罩門，卻無力招架。

莫說現在「一中」無市場，那可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而是三十年來潛移默化滴水穿石的功效，而國民黨與有功焉。本土化何礙於做一個中國人？國民黨應該勇敢的站穩「自己就是中」的立場，沒什麼親中不親中的。原本國民黨就像個老牌的新潮流，凡事先看是不是自己人，實不足取。曾幾何時，連總理的「和平奮鬥救中國」都丟到腦後，裡外不是人，是該退出江湖，掃入歷史，毫不足惜了。

「國民黨不滅，民進黨不倒」。國民黨是讓民進黨生生不息、越燒越旺的柴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