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秋，日本聘英國人巴爾頓（W.K.Burton，1856～1899，又譯為：巴頓、伯特）調查臺北市下水道改良計畫，他主張採用明溝，理由是：（a）臺人文化程度低，採用暗溝不易清掃、（b）臺北地方降雨量多且大，採用暗渠，工程費用高，且明溝氾濫時退流速度快、（c）臺北與歐美繁華都市不同，交通流量有限，用明溝即可（在交通量低時，明溝尚不易肇至危險）、（d）市中舊有鑽水井水位尚高，可供作自滌汙水之用，新加坡就有此例（當時新加坡為英國殖民地），結果良好。（e）糞便可以糞桶及水肥車收集供肥料。（f）抽水馬桶尚未使用（由於當時房屋多將廁所另築於屋外，並採出糞坑式廁所，由人工收水肥挑運至郊外當作肥料之用，故排入下水道之家庭污水污染量濃度較低，且由於污水量少而河川水量豐沛（因上游尚未構築水庫），因此不影響河川自淨能力造成河川污染）。最後日本人基於財政考量，採納巴爾頓的建議──即明溝排水。

最初臺北市的污水和雨水是由明溝引至城北後再放流入淡水河，並設置閘門，以防颱風天或大雨時河水回（溢）流造成市區積水。到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為改善城內及艋舺地區環境衛生，總督府開始設置暗渠（涵洞）下水管線，以鋼筋混凝土建造下水排水系統，之後隨著市區發展，逐年有所增建。

日據中期，日本曾計畫於淡水河右岸及基隆河左岸，設置六處污水處理計畫用地，以配合排水幹線，將收集之污水於排入河川前先行處理再排放，以避免污染河川。可惜此六處處理廠計畫用地，迄光復時仍未開闢建設。

巴爾頓為英國蘇格蘭愛丁堡人，當時任教於日本帝國大學，1896年應臺灣總督府之邀擔任衛生工程顧問技師，進行臺灣各地衛生工程調查與設計，因此被人稱為「臺灣自來水之父」。但巴爾頓因酷熱過勞，只在臺灣待了半年就感染瘧疾而回日本，兩年半後去世。之後的工作就由巴爾頓的學生──浜野弥四郎（1869～1932）接手，他先後策劃建立了臺北、基隆、臺中、臺南的貯水池和上、下水道工程，在臺工作時間長達23年，被譽為「臺灣水道之父」、「城市的醫生」。

日本人投降後的1967年，臺北市剛改制為院轄市，時任臺灣省公共工程局局長兼任臺北市工務局長的王章清先生（1920～2011）認為，日據時期──臺灣所有城市均採用上述──雨水與汙水明溝合流排放方式。這種情形在低密度人口的小市鎮只要有自來水，是可行的。但像臺北市這個位處於亞熱帶的大都市（即使在日據時期，臺北市的人口規畫也到達60萬人）來說，這種明溝式（或暗渠）的合流系統，很容易成為蚊蟲與病菌的溫床。因此一個現代化的都市應該採用雨水與汙水分流的系統，這就是俗稱的：「衛生下水道（Sanitary Sewerage）」。而臺灣第一座汙水處理廠──迪化汙水處理廠即在王章清先生的建議下於1976年開工，1980年完工啟用。當時臺北市汙水下水道之接管率約為36％。到2026年1月為止，臺北市門牌戶數汙水下水道接管普及率已超83％，穩居全臺第一。

參見－－

（Ⅰ）《都市計畫的前輩人物訪問紀錄～口述歷史叢書7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p64～70。

（Ⅱ）內政部營建署：《污水處理廠設計及解說（110年版增修訂）》（中華民國110年11月19日）。

載自《1942緬甸戰役》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馬歇爾在美國遠征軍總司令約翰•潘興（John Joseph Pershing，1860～1948）麾下擔任負責作戰計畫的參謀軍官。潘興討厭他的歐洲對手那種死蹲戰壕的戰法──他支持與採取的是一種旨在殲滅敵方軍隊的全力以赴戰略（All-Out Strategy）──為此潘興在凡爾登附近的聖米歇爾（Saint Michel）和莫茲－－阿爾貢（Argonne）地區運籌帷幄，制定了美國的攻勢。

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 Jr.，1880～1959）為此規劃了一場60萬大軍從一個戰場向另一個戰場的生死攸關的飛速轉移。雖然德國當時已經屬於強弩之末，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局也非由這場戰役來決定，但這次的經驗對於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美軍主要領導人的戰術概念的影響是相當重要的，在1923年修訂的《野戰勤務條令》則再一次將會戰中殲滅敵軍視為一切戰爭的無限目標，於是「大規模步兵進攻來快速結束戰爭的戰術觀念」就深植在馬歇爾等陸軍將領的腦袋中了。

馬歇爾之所以會選擇史迪威指揮在中國、緬甸和印度的美國軍隊，部分原因就是史迪威符合馬歇爾強調的進攻主張，但「不顧戰場變化、只管進攻」就成為史迪威與中國遠征軍最大衝突的來源。

然潘興所謂的全力以赴戰略（All-Out Strategy），在實際運作的時候由於──訓練與海運的延誤，使得美軍在歐洲集結的兵力不斷增加，這對美軍參戰的方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歷史學家就批評──大兵力的投射使其並未產生任何決定性會戰的效果，反而讓美國遠征軍陷入了一場消耗戰當中。再加上負責美軍高階指參教學的利文沃斯堡（Fort Leavenworth）教學設計缺少彈性、忽略同時期的戰爭研究……種種問題造就出來的最終結果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派往歐洲的遠征軍（AEF-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s），在不到200天作戰便造成超過25萬人的戰鬥傷亡。

◆當時西點軍校教材強調的是──馬漢與潘興領導下的AEF所主張的「攻擊精神」（offensive spirit）──「As opposed to the offensive spirit in which he had been indoctrinated at the West Point formed by Mahan and in the AEF under Pershing, it represented a cultural clash that was fundamental.」而這個被稱為：對進攻的崇拜，其實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流行的戰術特徵，一戰研究專家──傑克˙劉易斯˙斯奈德博士（Jack Lewis Snyder，1951～）在《進攻意識形態：軍事決策與1914年的災難／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Disasters of 1914》一書中寫道：「軍事技術本應使得1914年7月歐洲的戰略均衡呈現穩定的模式。『在他看來，布爾戰爭和日俄戰爭見證了防禦力的增強，這一增強是由火力的革新以及鐵路修建改善的內線或內部後勤所帶來的。然而，這一時期絕大多數的軍事作家都讚美進攻……

◆美國著名軍事歷史學家──拉賽爾˙韋格立（Russell Frank Weigley，1930～2004）在他的著作：《美國戰爭方式：美國軍事戰略與政策史（The American Way of War：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Strategy and Policy）》（麥克米倫出版社／1973年出版）中指出：成立之初的美國，從人口和船隻數量來看，只是一個小國，因此在任何衝突中都必須採取消耗或耗盡對手的戰略。隨著美國人口和經濟實力，特別是工業力量的增長，美國可以將戰爭方式轉變為以在戰鬥中殲滅敵人軍隊為目的（非常拿破崙式的風格），美國從1865年到1945年都在執行並十分青睞這一戰略。

參見──（Ⅰ）方德萬（胡允桓譯）：《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1925～1945）／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Ⅱ）爾格•穆特（姚宏旻譯）：《指揮文化：美國軍隊與德國武裝部隊的軍官教育，1901～1940，以及其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國防大學）。

（Ⅲ）比阿特麗斯•霍伊澤爾（年玥譯）：《戰略的演變：從古至今的戰爭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

當美國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1871～1955）對英國遲遲不願接受中國軍隊表示不解時，項貝克（Stanley K. Hornbeck，1883～1966，為赫爾的顧問。又譯為：洪貝克、霍貝克）給他的答案是，英國老大不情願接受「黃種人」的幫助，因為這樣將使他們在亞洲的聲望大受打擊。

參見──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增訂版》（聯經出版公司），p82。

不過邱吉爾在他的回憶錄中則是將拒絕中國軍隊進入緬甸的責任推給當時的英國印緬軍總司令魏菲爾。但魏菲爾在回信給邱吉爾的時候卻說－－他早在1941年12月23日在昆明開會的時候就已經同意國軍的──第49師與第93師進入緬甸，但國軍遲遲未能開拔並非他的責任。魏菲爾在信中也強調，其實開往緬甸的英（緬印）軍已經夠多了，中國軍隊只是預備隊而已。

◆首相致魏菲爾將軍（1942年1月23日）

1，你拒絕中國人協助防禦緬甸和滇緬公路的理由，仍讓我深感困惑。據我了解，你已經接受了中國第49師和第93師，而中國第五軍和第六軍餘部都駐紮於邊境。緬甸看起來有被蹂躪的極大危險。讓我們回憶一下，中國在孤軍奮鬥、武裝低劣之下，與日軍堅持戰鬥了多久，而現在我們在日本人股掌之下，處境多麼艱難，我就不能理解，為什麼我們不歡迎他們來協助。

2，我必須提示一下美國人的觀點。中國份量在他們很多人心中等同於大不列顛。非常讚賞你的總統，對蔣中正和你會談之後的沮喪之情，也略感吃驚。美國三軍參謀長堅持緬甸由你指揮的唯一原因，就是他們認為你會幫助中國，並保護滇緬公路開放，這是世界性勝利不可或缺的戰略。絕不能忘記，在這一切之後，隱約出現亞洲團結的幽靈，讓我們本就要經歷不清的災難和挫敗的前進之路，會變得更加險惡。

3，如果我能把我在美國受到的教訓縮寫成一個詞，這個詞就是「中國」。

◆魏菲爾將軍致首相

我並沒有拒絕中國的幫助。

我說我（現在）才接受第49師和第93師。12月23日我在昆明時，我接受了這兩個師，而這兩個師遲遲未能開拔純屬中國人的事。據我了解，這兩個師外加一個雜牌師組成了中國第五軍。我要求的是，第六軍不應該被佈置到緬甸邊境，因為供給不上。如果一切順利，有很多交通線可以支援的話，從印度和非洲開往緬甸的軍隊已經足夠了。我明白美國人對中國的感情，但民主國家往往是以情感而不是理智上的思考，而一個將軍的任務，應該是用理智做規畫。我認為，接受兩個師（第五軍的兩個師），並要求第六軍在昆明地區充當預備隊，這個判斷是正確的，很遺憾我的行為被誤解了。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希望你能幫忙糾正總統的印象。我清楚英國在中國的威信很低，除非我們能獲得一些勝利，否則很難有所改變。而承認沒有中國的幫助，我們不能守住緬甸，對於增加威信毫無裨益。

◆首相致魏菲爾將軍（1942年1月28日）

謝謝你。我很高興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如果有機會向總統解釋，我是不會錯過的。

參見──邱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遠東戰場》（陝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三泰出版社），p151～152。

然而在芭芭拉•塔奇曼所寫的《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一書中說的卻是──魏菲爾只不過「不希望骯髒的中國人進入緬甸」。

參見──（英）弗蘭克•麥克林恩（章啟曄譯）：《緬甸戰役：從災難走向勝利（1942～1945）》（上海三聯書店），p63。

摘自：＜1942緬甸戰役＞

林博文在《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一書中，特別介紹了曾獲得兩次普立茲獎榮耀的芭芭拉•塔奇曼……

為了撰寫史迪威傳記，芭芭拉曾來臺灣待過一段時間，與抗戰時期擔任兵工署長的俞大維有過數次長談。哈佛出身的俞大維多年後回憶他與這位哈佛校友的談話時，稱讚芭芭拉是一流史家，史迪威傳亦為一流著作。俞氏說：「史迪威是一名戰將，能打仗，但不懂得搞政治」

芭芭拉在臺灣收集資料、訪問史迪威的舊識時，曾「偷偷」訪問了孫立人（新）38師的老部下。這些老兵告訴芭芭拉，他們如何入緬、如何在史迪威和孫立人的指揮下作戰；芭芭拉也告訴他們，史迪威看不起中國將領，他蔑視衛立煌、羅卓英、甘麗初（史氏建議槍斃他）和杜聿明等將領，他只欣賞孫立人。這些新38師的老兵要求芭芭拉在出書時勿提他們的名字，因為那個時候，臺灣還是蔣家父子的天下，孫立人還在臺中被嚴密地軟禁！……

林博文在文章中還特別強調：史迪威是一個脾氣剛烈、個性耿直的人，他看不慣腐化、懶惰、庸碌和拖泥帶水，他更瞧不起虛偽、狡詐和詭計多端。這種個性和脾氣，是他成為既能訓練部隊、又能帶兵打戰的主要動力，但亦是在他的中國戰區參謀長任內，抑鬱寡歡終至悲劇收場的主因。

參見── 林博文：《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立緒出版社），p63～65。

芭芭拉•塔奇曼在書出版之後，特別在書的前言中寫道：「……《史迪威檔案》出版後引起轟動，成了暢銷書，對歷史研究者來說更成了他們引用各種珍貴事實和生動語句的來源。不過聽上去有些矛盾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版的日記並不能代表本人的真面目，至少不能全部代表。這些日記本身只是一家之言，特別是史迪威往往有意助日記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放毒』；他這方面原本就有天賦，而當時那種讓人沮喪的環境自然又是火上澆油。有時光寫日記還不過癮，之後他還會用大筆記本或者用單張紙把日記改寫或者進一步展開，而這些他也都保存下來了。有時候這個過程本身也被記錄下來了：『寫啊寫，可怕。』或者是：『我這麼塗塗畫畫，只是為了使自己不去啃散熱器。』這些在其他人那裡不過是稍縱即逝的煩惱都變成了歷史的陳跡。在現實生活中這些怨氣往往會被其他品性所平衡，但在這裡被以過高的比例保留下來了。

最後一點是，我很清楚，這本書就其主題而言，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是不公平的。由於本書尤其是後半部所關注的中國歷史的一個低潮，而且集中關注了軍隊素質，有不少負面描寫。那些使得中國人民列於世界文明民族前列的品質，如和藹可親、藝術想像力和哲學思考力、性格堅毅、聰明智慧、性格和善以及吃苦耐勞等，都未能恰如其分地傳達出來。作為作者我只能對此深表遺憾。」

參見──芭芭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中信出版社），p9～11。

其實芭芭拉對國民政府的確是帶有嚴重偏見的（推論是受到史迪威與當時美國左派的影響），尤其是對蔣，芭芭拉在她的著作中會刻意歪曲捏造某些歷史片段來醜化蔣，比如在《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書中對於「塔爾薩／土爾沙」（Tulsa）號事件，芭芭拉是這麼寫的：「當爭執之事（指「塔爾薩／土爾沙」（Tulsa）號事件──為英緬當局在未獲得中國政府同意前，就私自從仰光港劫走美國運給中國的租借物資）傳到重慶的時候，蔣中正顯然刻意對魏菲爾的不恭進行報復，先是提議將20挺機槍轉給英軍以供保衛緬甸之用，之後拒絕見英國大使，並威脅要終止中國與英國之間的所有合作。」。實際上當時蔣中正說的是（美國援助物資中之）高射砲一項最好只給（英緬當局）20門，其餘（援助物資）則儘量供給，而且在得知緬（英）方為惡意扣留美國援助中國的物資後，儘管蔣異常憤怒，但也並未拒絕見英國大使。

參見──芭芭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2015年11月版》（中信出版集團），p286。

其實這故事的源頭要從1947年2月10日，新六軍守住由解放軍四野（當時稱為東北民主聯軍）第四縱隊負責攻擊的遼東盤山地區的沙嶺鎮（現為：遼寧省盤錦市盤山縣沙嶺鎮）談起，之後解放軍一遇上新六軍（主要是新22師）就撤（逃），為了激勵士氣，因此時任東北民主聯軍第四縱隊的副政委歐陽文就寫了這歌，並由東北民主聯軍第四縱隊第十師宣傳股長葛復惠譜曲。至於後來有出現類似「吃菜要吃白菜心，白菜心；打仗專打新（一）軍…」的順口溜，就原始資料的考證來看，應該只是某有心人穿鑿附會的（創作）而已！

◆東北抗聯歌曲：從《打仗要打新六軍》到《白菜心》

「吃菜要吃白菜心，白菜心；打仗專打新六軍……」這首產生於解放戰爭（國共戰爭）時期的軍歌《白菜心》，將東北民主聯軍敢打硬仗的戰鬥精神充分體現出來。

1946 年10 月，東北的國民黨軍採取「南攻北守，先南後北」的方針，對南滿解放區發起大舉進攻。為了粉碎國民黨軍的進攻，東北民主聯軍於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舉行「三下江南、四保臨江」戰役，殲敵4萬餘人。在臨江保衛戰中，東北民主聯軍挫敗包括新六軍在內的國民黨軍「王牌」部隊，為轉入戰略反攻創造了有利條件。

（早在）1946年（原文寫1947年）初，蔣介石看見東北戰場節節失利，決定增兵東北。1946年（原文寫1947年）1月20日，蔣介石將其「王牌」部隊——廖耀湘的新六軍從上海北運秦皇島，並迅速抵達錦州、溝幫子一線。2月10日，新六軍一部向我遼東盤山地區進攻，並佔領沙嶺鎮。我軍實施圍殲，由於敵裝備精良並善於打運動戰，經過3天激戰仍未達成戰役目的。這滋長了新六軍的傲氣，但更激發了我軍必須重創新六軍的鬥志，戰士們喊出了「打仗要打新六軍」的口號。於是，《打仗要打新六軍》的戰歌迅速在參戰部隊傳唱開來。

歌曲《打仗要打新六軍》的詞作者是東北民主聯軍第四縱隊副政委歐陽文，曲作者是第四縱隊第10師的宣傳股股長葛復惠。後來，時任遼東軍區副政委的莫文驊將《打仗要打新六軍》中的「要」字改為「專」字。不久，這首《打仗專打新六軍》又有了另一個版本——由當時遼東軍區文工團林昂聲譜曲的《白菜心》。這首《白菜心》仍用原來《打仗專打新六軍》的歌詞，但歌曲名則改成「白菜心」，增添了風趣幽默的成分。

歌曲《白菜心》將國民黨新六軍比作「白菜心」，表達出我東北民主聯軍吃掉這顆「白菜心」的決心和勇氣，成為「四保臨江」戰役中東北民主聯軍一個響亮的戰鬥口號。這是一首兼有齊唱、對唱、輪唱的歌曲，具有一唱眾和的特點。正是這首唱詞質樸，曲調自然的《白菜心》極大地激發了戰士們的戰鬥精神，在「四保臨江」的戰役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解放戰爭時期，這首《白菜心》成為遼東軍區文工團的重要曲目，在整個東北野戰軍中十分流行，產生了巨大影響。

《白菜心》歌詞全文：

（甲）吃菜要吃白菜心，（合）白菜心；（乙）打仗專打新六軍，（合）新六軍。（甲）菜心味甜營養好，（合）營養好；（乙）殲滅新六軍建功勳，（合）建功勳。（甲）同志們大家來競賽，（合）來競賽，（乙）看看誰是人民的大功臣，（合）大功臣。（甲）同志們大家來競賽，（合）來競賽，（乙）看看誰是人民的大功臣，（合）大功臣。

另參見──黃耀武口述（朱洪梅執筆）：《我是新六軍少尉》（萬卷出版公司），p90~100、157。

●要注意的是，大陸作家寫的文章，不管是時間序或是當時的戰爭情勢，有時候會與國軍紀錄的歷史稍有差異……在《我是新六軍少尉》一書中，新22師是由上海船運至秦皇島，之後便轉搭火車～先經由第52軍剛剛打下的錦州，最後在錦州溝幫子下車……在沙嶺戰役中，防守沙嶺的是新22師第66團（團長為羅英）的兩個營（缺一個連，配屬給教導營，防守沙嶺的交通要道富家庄），戰役結束後，第66團損失約百餘人，但進攻的東北民主聯軍一個縱隊（約一個軍的兵力）卻遺屍高達萬餘人……

但中文維基百科上的紀錄則是～沙嶺戰役歷時兩晝三夜，國軍傷亡674名，東北民主聯軍傷亡2,157人。

現代漢語中的確有不少日製漢詞～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中有不少是～由傳教士與中國學者合作翻譯西方文化時所創，但是在中國並未普及，後來被日本人引用，再又回銷中國。

有中國近代化學啟蒙者稱號的徐壽（1818～1884）。徐壽在江南機器製造總局創辦翻譯館，並參與主持翻譯的書有──《化學鑒原》、《化學考質》、《西藝知新》、《化學求數》、《法律醫學》等，在翻譯這些書籍的同時，徐壽也負起創造漢字命名化學元素之責，這些翻譯日後對中國和日本兩國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必須特別提出的是，影響現代電子工業最特殊的元素──Silicon，就是由徐壽在翻譯《化學鑒原》一書時，將Silicon以中文音譯正名為「矽」，並使用至今。

日本蘭學家（蘭學是經荷蘭人傳入日本的學術）宇田川榕庵（1798～1845）在翻譯荷蘭文原文書《Elements of Experimental Chemistry》不但將「化學」翻譯成「舎密」，也將荷蘭文中的 keiaarde（矽元素）以荷蘭音譯為「珪」（けい，日文念成Kei），之後日本雖捨棄了「舎密」改用中國的「化學」，但原有的Silicon日文翻譯「珪」仍然被保留下來。後來這個詞被人改寫為「珪素」，到了19世紀則演變出「硅素」的寫法。

受到日本翻譯的影響，1906年出版，由顧琅、周樹人（即鲁迅）兩位具有留日背景的學者所合作编著的《中國礦產志》一書當中，就直接使用日文漢字的「硅」字作為Silicon的翻譯。從此之後，在中文當中──「硅」跟「矽」同指Silicon的情形就在中國學界展開。另外，最早「硅」在發音上也發為ㄒㄧˋ（Xi），但後來因為它的右半邊為「圭」字邊，因而被誤唸為「歸」的音。

1949年兩岸分治，撤退到臺灣的中華民國仍然沿用原有的「矽」，但或許是政治對立的關係，中國大陸在經歷過多次的辯論後，在1955年仍決定將「Silicon」元素的中文翻譯改為「硅」。

有關佛教符號「卍（萬）」和納粹符號「卐」的由來主要有三種考據：

（一）在日常的所有裝飾物裡，最具擴張力和爭議性的是萬字符。「萬」在形體上，無疑就是光線（光明）的象形，而「萬」字的上古中原漢音與「芒」相通，也即「芒」字的假通字……

顧頡剛和饒宗頤等人考據也發現，左右萬字符號在上古經常被混用，因為它們之間沒有重要的語意區別，但在歷史的傳播中，新的寓意獲得了意外的追加。在佛教和道教中，左旋意味著能量的吸納（輸入），而右旋則意味著能量的發出（輸出）。左旋「萬」字的生命吸納性，令其成為正面、光明和正義的力量，而右旋萬字的生命耗散性，則象徵負面、黑暗和邪惡的力量。這是物理學表象向神學法則飛躍的結果，製造了一場歷久不息的符號動亂。

（二）根據岳南和楊仕合著之《風雪定陵》書中（p273～275）的記載，佛教符號「卍」應該來自西藏──「有研究者在西藏那曲以西的毫無宗教色彩的日土岩畫中，發現『卍』由太陽演變而來的全過程」。而「卍」在中國出現開始於唐代，是由波斯、印度、西藏等地引入中國。武則天萬壽二年時製出此字，並來將其讀作「萬」，將「卍」稱為「萬字紋」。不過在古代這個「卍」字紋的方向，左（左旋／卍）右（右旋／卐）都有，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禁忌。而希特勒的納粹黨則是選用了「右旋／卐」且斜45度的符號作為納粹黨的識別標記。

（三）周健教授在他所寫的《國際反猶主義之探討》書中指出，關於卐字（Swastika，Hakenkreuz，Fylfot）符號之起源，可遠溯至上古時代，全球各文明社會均有發現，爲人類所創造最神秘之符號之一，若從考古學、人類學、心理學、美術（尤其是視覺藝術）等角度分析，可滙成一部鉅著。

大體言之，卐象徵太陽或宇宙間最大之組合──星雲，具永恆之生命力及循環性，吾人所熟悉之佛教教徽──卍，即古印度所遺留，有靜態之穩定性，而納粹黨之黨徽──卐字，採反方向立狀，有動態之原創性，後成軍國主義侵略之象徵。希特勒選用此符號之因，在北歐神話中以卐作雷神（Thor）之鐵鎚，又是代表光明之火焰象徵，在納粹黨黨歌「舉起旗幟」（「Die Fahne Hoch」or「Horst iessel Lied」）之歌詞中，卽吟詠「百萬人望着卐──充滿着希望」（「Es schauen aufs Rakenkreuz vo11 Hoffnung schon Millionen。」）之句子，而希特勒本人亦未預料卐所帶來之魅力及恐怖，凡極權國家之權力核心必隱藏無法刺探之神秘性，如「禁衛隊」之名稱「SS」，被設計成如閃電狀之「（如附圖）」，似乎蘊蓄強大之生命衝力，而彼等鑲銀邊之黑色制服，後成爲閃爍令人戰慄光輝之象徵。德人喜穿整齊之制服，即使文官亦然，而軍人之制服在造型設計上，猶如拿破崙時代之軍裝，以富於美感著稱，配合無所不在之卐字，似乎形成「軍事性感」之意象。

在國共內戰中，東北四平街戰役總共發生四次。其中主要影響杜聿明與孫立人關係的是1946年4、5月的第二次四平街戰役。

4月間，在四平北面擔任主攻任務的是孫立人所轄的新一軍，但一直久攻不下。另在南面攻打本溪的是廖耀湘所轄的新六軍。新六軍在5月2日攻下本溪後，隨即奉命北上加入攻打四平的行列，新六軍成功迂迴四平側面，最終逼迫林彪放棄四平北撤。

在追擊林彪的過程中，杜聿明以廖耀湘側擊四平有功便把進軍長春的任務交給新六軍。孫立人因此不滿，認為杜聿明偏心（即所謂排斥非黃埔軍校生），這讓新一軍的追擊行動變得非常消極。

而後當四野（當時稱為東北民主聯軍）在南滿進攻鞍山、海城時，杜聿明命令新一軍到南滿增援鞍山、海城國軍（滇軍），孫立人就以部隊疲憊為由要求休整三天，這三天的耽誤最後導致被困在海城的潘朔端所轄之184師因此被迫投共，而這是東北戰場第一支成建置投共的師級部隊，也為後來國軍大規模降共埋下伏筆。也就是說～孫立人的意氣之爭最後導致無法挽回的局面。

而更讓人嘆息的是，184師投共後，原550團團長楊朝倫（當時已升任副師長），在某日率領不願降共的1,000餘名忠貞官兵反正，但最後仍因為孤立無援而遭共軍消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