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自《1942緬甸戰役》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馬歇爾在美國遠征軍總司令約翰•潘興（John Joseph Pershing，1860～1948）麾下擔任負責作戰計畫的參謀軍官。潘興討厭他的歐洲對手那種死蹲戰壕的戰法──他支持與採取的是一種旨在殲滅敵方軍隊的全力以赴戰略（All-Out Strategy）──為此潘興在凡爾登附近的聖米歇爾（Saint Michel）和莫茲－－阿爾貢（Argonne）地區運籌帷幄，制定了美國的攻勢。

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 Jr.，1880～1959）為此規劃了一場60萬大軍從一個戰場向另一個戰場的生死攸關的飛速轉移。雖然德國當時已經屬於強弩之末，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局也非由這場戰役來決定，但這次的經驗對於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美軍主要領導人的戰術概念的影響是相當重要的，在1923年修訂的《野戰勤務條令》則再一次將會戰中殲滅敵軍視為一切戰爭的無限目標，於是「大規模步兵進攻來快速結束戰爭的戰術觀念」就深植在馬歇爾等陸軍將領的腦袋中了。

馬歇爾之所以會選擇史迪威指揮在中國、緬甸和印度的美國軍隊，部分原因就是史迪威符合馬歇爾強調的進攻主張，但「不顧戰場變化、只管進攻」就成為史迪威與中國遠征軍最大衝突的來源。

然潘興所謂的全力以赴戰略（All-Out Strategy），在實際運作的時候由於──訓練與海運的延誤，使得美軍在歐洲集結的兵力不斷增加，這對美軍參戰的方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歷史學家就批評──大兵力的投射使其並未產生任何決定性會戰的效果，反而讓美國遠征軍陷入了一場消耗戰當中。再加上負責美軍高階指參教學的利文沃斯堡（Fort Leavenworth）教學設計缺少彈性、忽略同時期的戰爭研究……種種問題造就出來的最終結果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派往歐洲的遠征軍（AEF-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s），在不到200天作戰便造成超過25萬人的戰鬥傷亡。

◆當時西點軍校教材強調的是──馬漢與潘興領導下的AEF所主張的「攻擊精神」（offensive spirit）──「As opposed to the offensive spirit in which he had been indoctrinated at the West Point formed by Mahan and in the AEF under Pershing, it represented a cultural clash that was fundamental.」而這個被稱為：對進攻的崇拜，其實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流行的戰術特徵，一戰研究專家──傑克˙劉易斯˙斯奈德博士（Jack Lewis Snyder，1951～）在《進攻意識形態：軍事決策與1914年的災難／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Disasters of 1914》一書中寫道：「軍事技術本應使得1914年7月歐洲的戰略均衡呈現穩定的模式。『在他看來，布爾戰爭和日俄戰爭見證了防禦力的增強，這一增強是由火力的革新以及鐵路修建改善的內線或內部後勤所帶來的。然而，這一時期絕大多數的軍事作家都讚美進攻……

◆美國著名軍事歷史學家──拉賽爾˙韋格立（Russell Frank Weigley，1930～2004）在他的著作：《美國戰爭方式：美國軍事戰略與政策史（The American Way of War：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Strategy and Policy）》（麥克米倫出版社／1973年出版）中指出：成立之初的美國，從人口和船隻數量來看，只是一個小國，因此在任何衝突中都必須採取消耗或耗盡對手的戰略。隨著美國人口和經濟實力，特別是工業力量的增長，美國可以將戰爭方式轉變為以在戰鬥中殲滅敵人軍隊為目的（非常拿破崙式的風格），美國從1865年到1945年都在執行並十分青睞這一戰略。

參見──（Ⅰ）方德萬（胡允桓譯）：《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1925～1945）／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Ⅱ）爾格•穆特（姚宏旻譯）：《指揮文化：美國軍隊與德國武裝部隊的軍官教育，1901～1940，以及其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國防大學）。

（Ⅲ）比阿特麗斯•霍伊澤爾（年玥譯）：《戰略的演變：從古至今的戰爭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

當美國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1871～1955）對英國遲遲不願接受中國軍隊表示不解時，項貝克（Stanley K. Hornbeck，1883～1966，為赫爾的顧問。又譯為：洪貝克、霍貝克）給他的答案是，英國老大不情願接受「黃種人」的幫助，因為這樣將使他們在亞洲的聲望大受打擊。

參見──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增訂版》（聯經出版公司），p82。

不過邱吉爾在他的回憶錄中則是將拒絕中國軍隊進入緬甸的責任推給當時的英國印緬軍總司令魏菲爾。但魏菲爾在回信給邱吉爾的時候卻說－－他早在1941年12月23日在昆明開會的時候就已經同意國軍的──第49師與第93師進入緬甸，但國軍遲遲未能開拔並非他的責任。魏菲爾在信中也強調，其實開往緬甸的英（緬印）軍已經夠多了，中國軍隊只是預備隊而已。

◆首相致魏菲爾將軍（1942年1月23日）

1，你拒絕中國人協助防禦緬甸和滇緬公路的理由，仍讓我深感困惑。據我了解，你已經接受了中國第49師和第93師，而中國第五軍和第六軍餘部都駐紮於邊境。緬甸看起來有被蹂躪的極大危險。讓我們回憶一下，中國在孤軍奮鬥、武裝低劣之下，與日軍堅持戰鬥了多久，而現在我們在日本人股掌之下，處境多麼艱難，我就不能理解，為什麼我們不歡迎他們來協助。

2，我必須提示一下美國人的觀點。中國份量在他們很多人心中等同於大不列顛。非常讚賞你的總統，對蔣中正和你會談之後的沮喪之情，也略感吃驚。美國三軍參謀長堅持緬甸由你指揮的唯一原因，就是他們認為你會幫助中國，並保護滇緬公路開放，這是世界性勝利不可或缺的戰略。絕不能忘記，在這一切之後，隱約出現亞洲團結的幽靈，讓我們本就要經歷不清的災難和挫敗的前進之路，會變得更加險惡。

3，如果我能把我在美國受到的教訓縮寫成一個詞，這個詞就是「中國」。

◆魏菲爾將軍致首相

我並沒有拒絕中國的幫助。

我說我（現在）才接受第49師和第93師。12月23日我在昆明時，我接受了這兩個師，而這兩個師遲遲未能開拔純屬中國人的事。據我了解，這兩個師外加一個雜牌師組成了中國第五軍。我要求的是，第六軍不應該被佈置到緬甸邊境，因為供給不上。如果一切順利，有很多交通線可以支援的話，從印度和非洲開往緬甸的軍隊已經足夠了。我明白美國人對中國的感情，但民主國家往往是以情感而不是理智上的思考，而一個將軍的任務，應該是用理智做規畫。我認為，接受兩個師（第五軍的兩個師），並要求第六軍在昆明地區充當預備隊，這個判斷是正確的，很遺憾我的行為被誤解了。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希望你能幫忙糾正總統的印象。我清楚英國在中國的威信很低，除非我們能獲得一些勝利，否則很難有所改變。而承認沒有中國的幫助，我們不能守住緬甸，對於增加威信毫無裨益。

◆首相致魏菲爾將軍（1942年1月28日）

謝謝你。我很高興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如果有機會向總統解釋，我是不會錯過的。

參見──邱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遠東戰場》（陝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三泰出版社），p151～152。

然而在芭芭拉•塔奇曼所寫的《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一書中說的卻是──魏菲爾只不過「不希望骯髒的中國人進入緬甸」。

參見──（英）弗蘭克•麥克林恩（章啟曄譯）：《緬甸戰役：從災難走向勝利（1942～1945）》（上海三聯書店），p63。

摘自：＜1942緬甸戰役＞

林博文在《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一書中，特別介紹了曾獲得兩次普立茲獎榮耀的芭芭拉•塔奇曼……

為了撰寫史迪威傳記，芭芭拉曾來臺灣待過一段時間，與抗戰時期擔任兵工署長的俞大維有過數次長談。哈佛出身的俞大維多年後回憶他與這位哈佛校友的談話時，稱讚芭芭拉是一流史家，史迪威傳亦為一流著作。俞氏說：「史迪威是一名戰將，能打仗，但不懂得搞政治」

芭芭拉在臺灣收集資料、訪問史迪威的舊識時，曾「偷偷」訪問了孫立人（新）38師的老部下。這些老兵告訴芭芭拉，他們如何入緬、如何在史迪威和孫立人的指揮下作戰；芭芭拉也告訴他們，史迪威看不起中國將領，他蔑視衛立煌、羅卓英、甘麗初（史氏建議槍斃他）和杜聿明等將領，他只欣賞孫立人。這些新38師的老兵要求芭芭拉在出書時勿提他們的名字，因為那個時候，臺灣還是蔣家父子的天下，孫立人還在臺中被嚴密地軟禁！……

林博文在文章中還特別強調：史迪威是一個脾氣剛烈、個性耿直的人，他看不慣腐化、懶惰、庸碌和拖泥帶水，他更瞧不起虛偽、狡詐和詭計多端。這種個性和脾氣，是他成為既能訓練部隊、又能帶兵打戰的主要動力，但亦是在他的中國戰區參謀長任內，抑鬱寡歡終至悲劇收場的主因。

參見── 林博文：《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立緒出版社），p63～65。

芭芭拉•塔奇曼在書出版之後，特別在書的前言中寫道：「……《史迪威檔案》出版後引起轟動，成了暢銷書，對歷史研究者來說更成了他們引用各種珍貴事實和生動語句的來源。不過聽上去有些矛盾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版的日記並不能代表本人的真面目，至少不能全部代表。這些日記本身只是一家之言，特別是史迪威往往有意助日記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放毒』；他這方面原本就有天賦，而當時那種讓人沮喪的環境自然又是火上澆油。有時光寫日記還不過癮，之後他還會用大筆記本或者用單張紙把日記改寫或者進一步展開，而這些他也都保存下來了。有時候這個過程本身也被記錄下來了：『寫啊寫，可怕。』或者是：『我這麼塗塗畫畫，只是為了使自己不去啃散熱器。』這些在其他人那裡不過是稍縱即逝的煩惱都變成了歷史的陳跡。在現實生活中這些怨氣往往會被其他品性所平衡，但在這裡被以過高的比例保留下來了。

最後一點是，我很清楚，這本書就其主題而言，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是不公平的。由於本書尤其是後半部所關注的中國歷史的一個低潮，而且集中關注了軍隊素質，有不少負面描寫。那些使得中國人民列於世界文明民族前列的品質，如和藹可親、藝術想像力和哲學思考力、性格堅毅、聰明智慧、性格和善以及吃苦耐勞等，都未能恰如其分地傳達出來。作為作者我只能對此深表遺憾。」

參見──芭芭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中信出版社），p9～11。

其實芭芭拉對國民政府的確是帶有嚴重偏見的（推論是受到史迪威與當時美國左派的影響），尤其是對蔣，芭芭拉在她的著作中會刻意歪曲捏造某些歷史片段來醜化蔣，比如在《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書中對於「塔爾薩／土爾沙」（Tulsa）號事件，芭芭拉是這麼寫的：「當爭執之事（指「塔爾薩／土爾沙」（Tulsa）號事件──為英緬當局在未獲得中國政府同意前，就私自從仰光港劫走美國運給中國的租借物資）傳到重慶的時候，蔣中正顯然刻意對魏菲爾的不恭進行報復，先是提議將20挺機槍轉給英軍以供保衛緬甸之用，之後拒絕見英國大使，並威脅要終止中國與英國之間的所有合作。」。實際上當時蔣中正說的是（美國援助物資中之）高射砲一項最好只給（英緬當局）20門，其餘（援助物資）則儘量供給，而且在得知緬（英）方為惡意扣留美國援助中國的物資後，儘管蔣異常憤怒，但也並未拒絕見英國大使。

參見──芭芭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2015年11月版》（中信出版集團），p286。

其實這故事的源頭要從1947年2月10日，新六軍守住由解放軍四野（當時稱為東北民主聯軍）第四縱隊負責攻擊的遼東盤山地區的沙嶺鎮（現為：遼寧省盤錦市盤山縣沙嶺鎮）談起，之後解放軍一遇上新六軍（主要是新22師）就撤（逃），為了激勵士氣，因此時任東北民主聯軍第四縱隊的副政委歐陽文就寫了這歌，並由東北民主聯軍第四縱隊第十師宣傳股長葛復惠譜曲。至於後來有出現類似「吃菜要吃白菜心，白菜心；打仗專打新（一）軍…」的順口溜，就原始資料的考證來看，應該只是某有心人穿鑿附會的（創作）而已！

◆東北抗聯歌曲：從《打仗要打新六軍》到《白菜心》

「吃菜要吃白菜心，白菜心；打仗專打新六軍……」這首產生於解放戰爭（國共戰爭）時期的軍歌《白菜心》，將東北民主聯軍敢打硬仗的戰鬥精神充分體現出來。

1946 年10 月，東北的國民黨軍採取「南攻北守，先南後北」的方針，對南滿解放區發起大舉進攻。為了粉碎國民黨軍的進攻，東北民主聯軍於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舉行「三下江南、四保臨江」戰役，殲敵4萬餘人。在臨江保衛戰中，東北民主聯軍挫敗包括新六軍在內的國民黨軍「王牌」部隊，為轉入戰略反攻創造了有利條件。

（早在）1946年（原文寫1947年）初，蔣介石看見東北戰場節節失利，決定增兵東北。1946年（原文寫1947年）1月20日，蔣介石將其「王牌」部隊——廖耀湘的新六軍從上海北運秦皇島，並迅速抵達錦州、溝幫子一線。2月10日，新六軍一部向我遼東盤山地區進攻，並佔領沙嶺鎮。我軍實施圍殲，由於敵裝備精良並善於打運動戰，經過3天激戰仍未達成戰役目的。這滋長了新六軍的傲氣，但更激發了我軍必須重創新六軍的鬥志，戰士們喊出了「打仗要打新六軍」的口號。於是，《打仗要打新六軍》的戰歌迅速在參戰部隊傳唱開來。

歌曲《打仗要打新六軍》的詞作者是東北民主聯軍第四縱隊副政委歐陽文，曲作者是第四縱隊第10師的宣傳股股長葛復惠。後來，時任遼東軍區副政委的莫文驊將《打仗要打新六軍》中的「要」字改為「專」字。不久，這首《打仗專打新六軍》又有了另一個版本——由當時遼東軍區文工團林昂聲譜曲的《白菜心》。這首《白菜心》仍用原來《打仗專打新六軍》的歌詞，但歌曲名則改成「白菜心」，增添了風趣幽默的成分。

歌曲《白菜心》將國民黨新六軍比作「白菜心」，表達出我東北民主聯軍吃掉這顆「白菜心」的決心和勇氣，成為「四保臨江」戰役中東北民主聯軍一個響亮的戰鬥口號。這是一首兼有齊唱、對唱、輪唱的歌曲，具有一唱眾和的特點。正是這首唱詞質樸，曲調自然的《白菜心》極大地激發了戰士們的戰鬥精神，在「四保臨江」的戰役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解放戰爭時期，這首《白菜心》成為遼東軍區文工團的重要曲目，在整個東北野戰軍中十分流行，產生了巨大影響。

《白菜心》歌詞全文：

（甲）吃菜要吃白菜心，（合）白菜心；（乙）打仗專打新六軍，（合）新六軍。（甲）菜心味甜營養好，（合）營養好；（乙）殲滅新六軍建功勳，（合）建功勳。（甲）同志們大家來競賽，（合）來競賽，（乙）看看誰是人民的大功臣，（合）大功臣。（甲）同志們大家來競賽，（合）來競賽，（乙）看看誰是人民的大功臣，（合）大功臣。

另參見──黃耀武口述（朱洪梅執筆）：《我是新六軍少尉》（萬卷出版公司），p90~100、157。

●要注意的是，大陸作家寫的文章，不管是時間序或是當時的戰爭情勢，有時候會與國軍紀錄的歷史稍有差異……在《我是新六軍少尉》一書中，新22師是由上海船運至秦皇島，之後便轉搭火車～先經由第52軍剛剛打下的錦州，最後在錦州溝幫子下車……在沙嶺戰役中，防守沙嶺的是新22師第66團（團長為羅英）的兩個營（缺一個連，配屬給教導營，防守沙嶺的交通要道富家庄），戰役結束後，第66團損失約百餘人，但進攻的東北民主聯軍一個縱隊（約一個軍的兵力）卻遺屍高達萬餘人……

但中文維基百科上的紀錄則是～沙嶺戰役歷時兩晝三夜，國軍傷亡674名，東北民主聯軍傷亡2,157人。

現代漢語中的確有不少日製漢詞～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中有不少是～由傳教士與中國學者合作翻譯西方文化時所創，但是在中國並未普及，後來被日本人引用，再又回銷中國。

有中國近代化學啟蒙者稱號的徐壽（1818～1884）。徐壽在江南機器製造總局創辦翻譯館，並參與主持翻譯的書有──《化學鑒原》、《化學考質》、《西藝知新》、《化學求數》、《法律醫學》等，在翻譯這些書籍的同時，徐壽也負起創造漢字命名化學元素之責，這些翻譯日後對中國和日本兩國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必須特別提出的是，影響現代電子工業最特殊的元素──Silicon，就是由徐壽在翻譯《化學鑒原》一書時，將Silicon以中文音譯正名為「矽」，並使用至今。

日本蘭學家（蘭學是經荷蘭人傳入日本的學術）宇田川榕庵（1798～1845）在翻譯荷蘭文原文書《Elements of Experimental Chemistry》不但將「化學」翻譯成「舎密」，也將荷蘭文中的 keiaarde（矽元素）以荷蘭音譯為「珪」（けい，日文念成Kei），之後日本雖捨棄了「舎密」改用中國的「化學」，但原有的Silicon日文翻譯「珪」仍然被保留下來。後來這個詞被人改寫為「珪素」，到了19世紀則演變出「硅素」的寫法。

受到日本翻譯的影響，1906年出版，由顧琅、周樹人（即鲁迅）兩位具有留日背景的學者所合作编著的《中國礦產志》一書當中，就直接使用日文漢字的「硅」字作為Silicon的翻譯。從此之後，在中文當中──「硅」跟「矽」同指Silicon的情形就在中國學界展開。另外，最早「硅」在發音上也發為ㄒㄧˋ（Xi），但後來因為它的右半邊為「圭」字邊，因而被誤唸為「歸」的音。

1949年兩岸分治，撤退到臺灣的中華民國仍然沿用原有的「矽」，但或許是政治對立的關係，中國大陸在經歷過多次的辯論後，在1955年仍決定將「Silicon」元素的中文翻譯改為「硅」。

有關佛教符號「卍（萬）」和納粹符號「卐」的由來主要有三種考據：

（一）在日常的所有裝飾物裡，最具擴張力和爭議性的是萬字符。「萬」在形體上，無疑就是光線（光明）的象形，而「萬」字的上古中原漢音與「芒」相通，也即「芒」字的假通字……

顧頡剛和饒宗頤等人考據也發現，左右萬字符號在上古經常被混用，因為它們之間沒有重要的語意區別，但在歷史的傳播中，新的寓意獲得了意外的追加。在佛教和道教中，左旋意味著能量的吸納（輸入），而右旋則意味著能量的發出（輸出）。左旋「萬」字的生命吸納性，令其成為正面、光明和正義的力量，而右旋萬字的生命耗散性，則象徵負面、黑暗和邪惡的力量。這是物理學表象向神學法則飛躍的結果，製造了一場歷久不息的符號動亂。

（二）根據岳南和楊仕合著之《風雪定陵》書中（p273～275）的記載，佛教符號「卍」應該來自西藏──「有研究者在西藏那曲以西的毫無宗教色彩的日土岩畫中，發現『卍』由太陽演變而來的全過程」。而「卍」在中國出現開始於唐代，是由波斯、印度、西藏等地引入中國。武則天萬壽二年時製出此字，並來將其讀作「萬」，將「卍」稱為「萬字紋」。不過在古代這個「卍」字紋的方向，左（左旋／卍）右（右旋／卐）都有，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禁忌。而希特勒的納粹黨則是選用了「右旋／卐」且斜45度的符號作為納粹黨的識別標記。

（三）周健教授在他所寫的《國際反猶主義之探討》書中指出，關於卐字（Swastika，Hakenkreuz，Fylfot）符號之起源，可遠溯至上古時代，全球各文明社會均有發現，爲人類所創造最神秘之符號之一，若從考古學、人類學、心理學、美術（尤其是視覺藝術）等角度分析，可滙成一部鉅著。

大體言之，卐象徵太陽或宇宙間最大之組合──星雲，具永恆之生命力及循環性，吾人所熟悉之佛教教徽──卍，即古印度所遺留，有靜態之穩定性，而納粹黨之黨徽──卐字，採反方向立狀，有動態之原創性，後成軍國主義侵略之象徵。希特勒選用此符號之因，在北歐神話中以卐作雷神（Thor）之鐵鎚，又是代表光明之火焰象徵，在納粹黨黨歌「舉起旗幟」（「Die Fahne Hoch」or「Horst iessel Lied」）之歌詞中，卽吟詠「百萬人望着卐──充滿着希望」（「Es schauen aufs Rakenkreuz vo11 Hoffnung schon Millionen。」）之句子，而希特勒本人亦未預料卐所帶來之魅力及恐怖，凡極權國家之權力核心必隱藏無法刺探之神秘性，如「禁衛隊」之名稱「SS」，被設計成如閃電狀之「（如附圖）」，似乎蘊蓄強大之生命衝力，而彼等鑲銀邊之黑色制服，後成爲閃爍令人戰慄光輝之象徵。德人喜穿整齊之制服，即使文官亦然，而軍人之制服在造型設計上，猶如拿破崙時代之軍裝，以富於美感著稱，配合無所不在之卐字，似乎形成「軍事性感」之意象。

在國共內戰中，東北四平街戰役總共發生四次。其中主要影響杜聿明與孫立人關係的是1946年4、5月的第二次四平街戰役。

4月間，在四平北面擔任主攻任務的是孫立人所轄的新一軍，但一直久攻不下。另在南面攻打本溪的是廖耀湘所轄的新六軍。新六軍在5月2日攻下本溪後，隨即奉命北上加入攻打四平的行列，新六軍成功迂迴四平側面，最終逼迫林彪放棄四平北撤。

在追擊林彪的過程中，杜聿明以廖耀湘側擊四平有功便把進軍長春的任務交給新六軍。孫立人因此不滿，認為杜聿明偏心（即所謂排斥非黃埔軍校生），這讓新一軍的追擊行動變得非常消極。

而後當四野（當時稱為東北民主聯軍）在南滿進攻鞍山、海城時，杜聿明命令新一軍到南滿增援鞍山、海城國軍（滇軍），孫立人就以部隊疲憊為由要求休整三天，這三天的耽誤最後導致被困在海城的潘朔端所轄之184師因此被迫投共，而這是東北戰場第一支成建置投共的師級部隊，也為後來國軍大規模降共埋下伏筆。也就是說～孫立人的意氣之爭最後導致無法挽回的局面。

而更讓人嘆息的是，184師投共後，原550團團長楊朝倫（當時已升任副師長），在某日率領不願降共的1,000餘名忠貞官兵反正，但最後仍因為孤立無援而遭共軍消滅……

而早在第200師於3月底退出東吁後，彬馬那就成了盟軍抵抗日軍北犯的戰略要衝。軍部駐地位於曼德勒省央米丁縣（Yamethin）漂貝（Pyawbwe，或譯為「標貝」、「瓢背」鎮）的杜聿明因此制定了「彬馬那作戰計畫」，國軍計畫由第五軍主力將中路日軍主力吸引至彬馬那附近山地。爾後，駐守緬東之第六軍（面對日軍第18師團）、西路之英軍向彬馬那靠近，形成口袋合圍態勢，一舉集殲日軍主力，進而收復東吁、乃至仰光，計畫明確應在4月 15日前結束作戰。

其中負責欺敵與吸引日軍的是擔任狙擊兵團、由廖耀湘將軍率領之新22師，他們利用施瓦（Swar／ Hswar，舊譯為：司瓦、斯瓦，為位於錫當河之西，錫當河支流之施瓦河以北的一個小鎮，現為耶達謝縣轄）至彬馬那多為隘路的地理條件（均位於狹長的錫當河谷地），各部交替掩護，經過兩週不斷的戰鬥，逐步的將日軍主力逐步吸引到第五軍主力在彬馬那的口袋伏擊區。（註三十五）設定為固守兵團的第96師，則以彬馬那為核心，在附近之740及734高地之地特溫、塞貢、彬馬那，以及其西北高地之皮陽卡比等地構築陣地。在構築陣地附近吸引敵人後，以火力予以壓迫，並與擔任機動兵團的第200師協同轉移為攻勢，在陣地附近夾擊敵人予以殲滅之。另在埃勞、珍地、戾委之線構築前進基地，以遲滯敵之進擊。固守兵團之陣地布置均為環狀陣地。砲兵預備隊於必要時位於核心內，即使四周遭受包圍，亦應繼續從容戰鬥，以等待我方之聯合包圍。（註三十六）但負責掩護中國遠征軍右翼，駐防於伊洛瓦底江一帶──即馬圭（Magway，或譯為馬魏）的英緬印第1師則早已喪失鬥志，4月17日，只跟日軍第33師團一接觸就潰散而往仁安羌方向後撤，之後被乘船而至的第33師團的第214聯隊（作間部隊，聯隊長：作間喬宜大佐）圍困在仁安羌往賓河（Pin ChaungRiver，又名：拼墻河、拼牆河、平河）的路上。（註三十七）雖然英緬印第17師仍然困（據）守於東敦枝（Taungdwingyi）附近，但馬圭與東敦枝間的通道已經遭日軍切斷，（註三十八）這等於讓在彬馬那地區佈防的中國遠征軍失去了可以「完全依托」的右翼。（註三十九）同樣的負責左翼的暫編第55師（含第49師之第146團、第93師之第279團）在壘固（Loikaw，舊譯為：羅衣考）遭日軍第56師團衝散，致使壘固以北150公里之丘陵地帶，已無國軍之一兵一卒，導致南龐河（Nam Pang River，另譯南邦河，是緬甸撣邦的一條主要河流，也是薩爾溫江是最大的支流）縱谷門戶洞開，棠吉、萊林危在旦夕。而原有駐於曼德勒、擔任彬馬那會戰總預備隊的新38師──主要任務是在曼德勒地區構築工事，擔任軍的側背掩護，及漂貝至曼德勒的交通及通信安全，爾後隨戰況進展，策應軍主力的攻勢轉移（註四十）──兩個團被史迪威給調至仁安羌（「仁安羌」在緬甸語為：油河之意，當地有幾座緬甸最早開發的油田，又翻譯成：「燕南揚」）解救被圍的英軍，只剩第114團留駐曼德勒，在沒有足夠兵力可以填補缺口的情況下，使得在彬馬那準備會戰的中國遠征軍第五軍，不僅左、右兩翼都處於沒有掩護，還有被敵人截斷後路、包圍殲滅的危險。（註四十一）最後羅卓英只能在4月18日凌晨，正式下令放棄彬馬那會戰，4月20日，彬馬那陷落。（註四十二）

由於遠征軍在緬甸的防線長達1,500多公里，又加上英國人不斷的放棄戰場逃跑，（註四十三）顧此失彼的結果就使得遠征軍一再遭到日軍的分割包圍而損兵折將，第一批遠征軍失敗的命運從入緬支援作戰之初就已經注定了。

【馬圭（Magway，或譯為：馬魏）、東敦枝（Taungdwingyi）、彬馬那（Pyinmana）、東吁（Toungoo）、曼德勒（Mandalay）五地的相對位置圖──圖片來源：《中國地圖出版社》之【緬甸MYANMAR】地圖】

【彬馬那（平馬）會戰佈防要圖】

「在大多數人的記憶與印象之中，經國總統是勤政而親民的，但對當時曾經在總統府服務的軍人來說，他卻帶有一種神祕而嚴肅的想像、更別提政治反對者，對於他的畏懼與排斥了」！

我是在民國71年10月從中正理工學院（現為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專科班畢業後掛階分發部隊服役。在國家規定的10年服役年限中，有兩次特殊的直接面對經國總統經驗。

第一次是在經國總統過世的前一年，當時我在國防部勤務連隊服務。在那個尚未解嚴的年代裡，國防部就設在總統府內，而總統府周邊則是有名的陳抗熱區，為了避免招惹麻煩，除了要注意可能突發的「圍館」衝突外，也必須聽從憲兵的警示而──「躲總統」！我不知道這個傳說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在國防部總會有一些資深的老前輩告訴你──經國總統不喜歡在不對的時間與場合看到軍人（當然也避免因交管警戒而出現動彈不得的尷尬）。所以每當經國總統準備上班或是下班、總統府周邊實施交管時，我們這些穿軍服的會盡量避免出現在車隊經過的地方，尤其是經國總統晚年因為健康因素而必須借助輪椅行動，每日必經總統府後門所在的博愛路與貴陽街一帶。

那一天，我剛從總統府4號門（靠近貴陽街、3號門則靠近寶慶路）走出來，正準備從博愛路左轉進位於貴陽街的營房，就在路口，突然發覺整條貴陽街已經被清空，那是總統車隊正準備入府的訊號，一下子我根本來不及反應，既不好意思往回跑衝進路旁的憲兵第211營內，又來不及進入位於貴陽街上已經暫時關閉的營房躲避。最後只能一個人孤零零的立正站在馬路邊向車隊舉手敬禮，由於即將由貴陽街拐進總統府後門所在的博愛路，車隊的速度並不快，前面幾輛前導車內的侍（警）衛官就跟往常一樣，開著車窗拉長脖子、瞪大眼睛向馬路兩旁警戒，沒多久載運經國總統的座車行駛過我面前，意外的是，應該關閉具有防彈功能的後座車窗卻是打開的，而坐在車上的經國總統就直直盯著我（窗外）看，然後他緩緩舉起手回禮直到車子拐進博愛路……跟常往一樣，當車隊離開後，路上立刻恢復原有的喧囂，但我記得很清楚，經國總統的雙眼，看起來是浮腫而疲憊的。

第二次更特殊，那是經國總統過世的國喪期間，我奉命在（民國77年）1月22日帶一個班的勤務兵進駐大直忠烈祠，主要的任務就是維護暫厝靈堂的整潔，另外還有一些長官臨時交付的任務，比如維持謁靈民眾離場動線的順暢、管理飲水站、分發口糧等……

我們平日休息和晚上睡覺就在大殿後方臨時搭建的帳棚內，期間除了利用時間回部隊洗澡和換洗衣物外，幾乎整天都待在忠烈祠待命。由於前來忠烈祠謁靈的人潮不斷，因此只能在每天凌晨約1～2點間，侍（警）衛隊暫時隔開謁靈民眾的幾分鐘空檔，趕快進入靈堂撿拾掉落於棺木四周的花瓣、落葉等垃圾。期間如果不小心遇上輪值的守靈大員或是黨國高官，還必須馬上躲到大殿的角落，等他們完成祭拜儀式離開後，才能繼續工作。而我也是第一次、唯一一次看到傳說中的蔣孝文先生，那是停靈在忠烈祠的第一天深夜，當時他身著傳統中式長袍馬褂，一個人面無表情的走到靈堂門口，但沒進靈堂又轉身回頭，之後就被護理人員帶走……而他也是唯一一位前來謁陵、我們卻不用閃躲的黨國要員。30日上午，完成大殮儀式後，經國總統被奉厝至桃園縣大溪頭寮賓館，為期9天的國喪勤務也正式宣告結束。

已故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1920～2009）在江南遺著《蔣經國傳》的序文（唐自謙為「讀後感」）中有一段話是這麼寫的：

「有的歷史家還是要說，經國生前之『解嚴』（1987年7月15日零時）和『准許成立新政黨』，以及在1988年元旦起「解除報禁」，是一黨專政已至末路，經國為時勢所迫，不得已而為之。
另外根據大陸上最近的學術報導，經國此時雖還在口頭叫嚷什麼「堅決不和共匪接觸談判」，事實上他已暗中與前莫斯科中山大學老同學鄧小平秘密接觸，並做出兩岸統一的實際方案。果爾則經國之『解嚴』與開放『黨禁』『報禁』（亦如今日香港英國總督彭定康之所為）是一種政治策略，造成多黨憲政體制的事實，以『將』老鄧之『軍（君）』。在兩岸統一談判中，增加政治籌碼。
事實上，上述兩點都有可能。拙篇開始不就說過，從君權轉民權是歷史之『必然』。專制（不管是一人或一黨）的末路必然到來。經國居然看出這一末路從而順應之，也算是識時務的俊傑。若說搞開放、黨禁、報禁實行多黨制民主憲政，為的是和中共一黨專政作競爭，豈非正是實行三民主義，理所當然？小蔣這一著比投靠美日，搞分裂運動，高明多矣。不幸經國短命而死。這也是歷史上『偶然』影響『必然』的眼前實例啊。人算不如天算，夫復何言！」

同一本書，陸鏗（1919～2008）的序文則寫道：《蔣經國傳》…「材料充實，敘述清晰，故事完整，評論客觀。在讀者面前呈現了一個有血、有肉、有愛、有恨的蔣經國。對蔣經國性格的描寫，更刻劃入微：『激動起來，涕淚滂沱，冷酷之時，大動殺機。』」

吳豐山先生在《蔣經國日記揭密：全球獨家透視強人內心世界與臺灣關鍵命運》一書的推薦序中，對於蔣經國的生平有非常詳細的觀察與評論，但他在文中也特別強調──「加減乘除、綜合計算之後，那些父祖因他而冤死的人，或者不幸坐過冤獄的人，或者被他鬥臭鬥倒的人，對他心懷仇恨，應被理解。如果可以切開這一部分罪惡，然後把他擺放在臺灣四百年開發史上持平看待，應認定他功大於過。」

毫無疑問的，這位影響近代中國歷史的重要領導人還有許多謎題要解，而XX兄就是最佳的解謎人！